也许这也是玩笑话，大家都是笑着说的，可对我来说，绝不是笑得出来的呀！
“写小说，还没有医生赚钱多呢。不去东京，改变主意现在还是来得及哟！”
也许自己的决定确实是错了，也许自己正在朝着人生相反的方向起跑。使这种迷惑、不安更如雪上加霜的是我母亲的话语。
另外还有札幌的女作家原田康子也劝我：
当我将自己辞职去东京之事向母亲说明时，母亲哭了：
这也许是先生考验我决定的一句玩笑话，可这确确实实地使我的决心动摇了。
“好容易工作稳定了，干吗又辞去呢？”
“如果改变主意，现在回来还不迟！”
接着又厉声诘问：
例如，我决定离开医院时，同事们为我聚餐饯别，我的主任教授K先生曾对我说：
“辞去医生不干，想干什么呢？”
其他动摇不定的理由便是周围同事朋友对我的忠告。
于是我回答说：
从以上我辞去医生工作的理由可知，与其说我是想辞职，倒不如说我是不得不辞职的。正因为我是被逼着作出决定，所以便显得唐突和暧昧，这也给我留下了动摇不定的后遗症。
“去东京，打算专业写小说。”
本来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一起突发事件能够改变人的一生，对这种在现实中存在的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我确实有着切肤之感！
母亲听了怔怔地凝视了我好一会儿，如诉地嘟哝道：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例心脏手术事件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新闻事件了，对我来说，应是人生道路上一个重大转折的契机。
“求你了，别去干那种卖笑的事情。”
说这些，是因为我当时辞去医生的工作而专业写小说，促使我下决心的便是那例心脏手术和由此而引起的种种不快。要是当时没有那场心脏手术，没有那些不快，也许我现在还在大学的医院或札幌周边地方上的什么医院里当医生呢。
至今为止，我写小说，从来就没想到是件卖笑的事情，当时听了这话，我着实大吃了一惊。
为了避风头，有一段时间我去了地方上的医院工作，可那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只要我一在什么科室出现，便会有人觉得我又要来窃取情报，写什么不利他们文章了。
母亲的意见对与不对暂且不去说它，可母亲那真诚的眼泪，确实使我无法继续无动于衷！
主刀的和田教授当时还兼着手术部的部长，所以我在手术部也就不能再待了。更有甚者，连我的主任教授也向我提出了警告，使我一下子厌烦起来，再也不想在这医院里待下去了。
犹豫到最后，我只好去向同人杂志的朋友们求助。
当时我才三十岁多一点，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尴尬之地。
当时，我所属的一家叫《库勒玛》同人杂志，人员只有八个人，所谓短小精悍吧。年龄都在三十多、四十岁，有教师、地方政府公务员，医生就我一个。杂志取名叫《库勒玛》，是德语的谐音“风土”的意思，是我起的名字，目的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通过这一本杂志宣扬一种新的精神，杂志办起来后，大家都十分地热心。
总之，我当时写了对那例心脏移植手术持反对意见的文章。于是我在大学内便感到难以待下去了。
每一次同人会，讨论稿件，大家都各抒己见，有时意见不合，争论激烈，愤而中途离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最终大家都会理解，因为所有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对小说的热爱，都是大家对文学爱好的一个充分证明。
当时，我是在整形外科研究室工作，隔一条走廊就是胸外科研究室。由于感兴趣，于是便不断地向胸外科、麻醉科、内科、病理等科的医生乃至护士打听那例手术的情况。随着对情况的不断了解，我却渐渐地对那手术产生了疑问。疑问主要有两点：一是提供心脏者的死亡判断标准；二是接受心脏手术患者的适应性的判断标准，这具体的在此我就不想多说了。
这些朋友们曾将我的小说推荐出去，得了个新潮社举办的同人杂志奖，那是昭和四十年（1965年）的事，后来那小说又被推荐成芥川奖候补。另外我们中的X先生也继我之后得到了同人杂志奖，其他F先生、S先生的作品也被《文学界》转载，一时间成了全国颇受瞩目的同人杂志。
那是在昭和四十三年（1958年）八月，手术是由当时札幌医科大学胸外科和田寿郎教授主刀。由于是全日本的首例心脏手术，所以引起了医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极大反响。
当时我们这些同人杂志的朋友们，经常在一家叫“萨冉贝”的小店里聚会，这是家离札幌火车站不远的店，主要卖些北方所特有的鱼类、贝类的新鲜刺身和烤海鲜，是家地地道道的家乡菜馆，由于我们与那店老板相熟，所以都喜欢去那里聚集。那年的三月中旬，我带着满腔的缠绵悱恻，找我的朋友们拿主意，也是在那爿小店里。
正在这时，我所在的大学医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便是日本全国首例心脏移植手术的成功。
当然，他们是完全知道我辞职去东京的事的，而且也是举双手赞同的。
心里是明白的，可行动就如猎人看见两只野兔似的，一下子无法果断地决定到底抓哪一只兔子。
“说实在的，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看来是该决定最终穿哪一双草鞋的时候了！
我突如其来的如此没有自信的话语，使大家一下子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会儿，有人说什么“孤注一掷，两年一定能拿到芥川奖”呀，什么“去东京，发表文章的机会多”啦之类的话来给我鼓劲儿。当然乍听这些话，我的心境并没有多少好转。
至今为止，就我的生活打个比喻，可以说是穿着两双草鞋。这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不过对我来说，医生是一双草鞋，文学又是一双草鞋，我是白天在医院穿着医生的草鞋，而回到家里，业余或周末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是穿着文学这双草鞋的。所以说，当时我的精神始终是兼顾着这两个方面，说实在话，真是有些心余力绌、精疲力竭的感觉了。
“总之，你得一往无前呀！”
“要去，现在正是时候……”一个声音在我犹豫不决的心里激荡起来。
我默默地听着他们那些鼓励的话，望着面前烤鱼炉里红红的火焰。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待在札幌是不会有什么大前途的。
今后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真的能行吗？这句已经反反复复问过自己不知多少遍的话，我突然感到没有必要再问了。
就恰似这春天来而复去的北方气候，使人感到模棱两可，无所适从。
总而言之，已经决定了的事，就只有勇往直前了！
就这一点来说，我对自己有没有自信就很难说了，说有吧，有些底气不足之感，说没有吧，又有些不甘心之叹。
这样自己给自己打气的瞬间，面前烤炉里滴进了几粒鱼的脂油，火苗一下子蹿起老高，脸颊被照得通红，我情不自禁地激动了起来：
可是，就凭这自信，便贸然去人生地不熟的东京，在那里当一名专业的作家，这又有几分的胜算呢？
“我去，我一定得去！”
当然，至今为止，我写小说，得了新潮社的同人杂志奖，有两次候补直木奖和一次候补芥川奖，虽说都是候补，但作为一名新崛起的作家，已经在东京渐渐地为人注目，这一点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我这话是说给周围的朋友们听的，可我知道这其实是说给我自己听的！
在大学的医院里，当了这么久的医生，我渐渐地对医术也有了些信心。然而现在却要抛弃这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去东京闯荡，这值不值得？
那天夜里，出了店门，外面又纷纷扬扬、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
首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靠写小说能否维持生活，心里十分没有把握。
从电视里看到，此时的东京已是盛开樱花的季节了。于是我更加感到，北海道春天的脚步真是缓慢得焦人呀。
决定了的事又犹豫不决，也是有不少理由的。
如果这样下一夜雪，明晨又会是一个白茫茫的银色世界了吧。
“真的，你今后不会后悔吗？”
不过，春天虽然迟迟不肯露面，但是春天的气息是确确实实地来到了。
可我心里确实还是犹豫不决，时时地在问着自己：
与这季节一样，我的心里也终于泛起了一阵迟到的春意。
虽然还没正式提出辞职，但过了三月底辞职的意思已向主任教授说过，他也表示理解，周围的同事也大都已经知道了。
“事到如今，只有前进……”
在这之前，我已经打算辞去札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决定去东京闯一闯了。
我又一次告诫自己。将大衣领子翻起，迎着飞雪，踏着夜路朝家里走去。
我这样问着自己，那年是昭和四十四年（1959年）的三月中旬。
这次重返三月的札幌，入夜后仍像当年那样寒冷彻骨，飞雪漫漫。
“这次去东京，真的能有所作为吗？”
北国的春天确实是姗姗来迟，白雪依然是这城市的主人。
如此春天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在晚冬的札幌，我的心情也似这气候一般反反复复。
那天夜里，我眺望着暗黑中的飞雪，当时自己从那迷惘、彷徨中挣脱，毅然离开故乡踏上新的人生之路的青春时代，又一次在脑海里泛起。
白雪终于融化了，露出黑黝黝的泥土。春天似乎来到了，可是一阵寒风又会刮来片片的雪花，大地复又银装素裹，春天又悄然地隐去了。
“一切都好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北方的札幌，春天的脚步缓缓的。
这么安慰着自己，我伫立在北国春天的飘雪中，回想起在那同样的季节里，自己年轻时的盲目、奔放、迷惘、彷徨，不由地感到心潮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