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马戏团，”后来，当班宁把《纽约时报》折起来，给梅勒看那篇报道时，梅勒说，“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也不喜欢那栋楼。”
“一言以蔽之，”布雷斯林说，“他们一个也没来。只有等到公园大道响起枪声，他们才会张开耳朵。”
“那栋楼很糟糕。”班宁说。
一位记者请候选人评述一下纽约报纸的“操守”。
“我们在那里筹了多少钱？”
海外媒体俱乐部里，大家神情沮丧。那天上午，梅勒和他的竞选搭档吉米·布雷斯林准备推出一篇关于住房问题的报告，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每日新闻报》一个记者也没派来。布雷斯林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是爱尔兰人，一头黑发，身材魁梧，看上去脾气暴躁，而且很凶。班宁带来了一整箱报告复印件，但派发对象只有十五六个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他们对梅勒竞选的报道一直很卖力）、几个外国记者和那位经纪人姑娘——她今天穿了一身绿衣服，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灯光在她身上晃了几下，她仍然很酷。梅勒让一丝微笑浮现在恼怒的脸上。
“两三百块。”
……首先，不管怎样，在东村的摇滚大厅出席多媒体系列节目“电声耳”最后一期的观众目睹了一场别出心裁的心理剧：《竞选》，由诺曼·梅勒主演……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着怪诞的一幕，梅勒先生号召把纽约市变成一个州……
“不值得。”
梅勒的“竞选”刷新了“格林威治村”的放映节
“我跟美联社的人聊过了，”班宁向梅勒解释出席会议的记者为什么那么少，“他们办公室里有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要去采访的事件’；还有另一张清单，‘这些是我们今天上午不去采访的。’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召开另一次记者会，那样就可以检验他们了。”
早晨，《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
我开始注意到班宁的戏剧化风格，也许来自他接受的外交官训练——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他在后来的广播工作中养成的。（“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楚，”竞选之后，他告诉我，“政治和作秀，哪个是我的最爱。”）
听众是一群沉闷的人。因为他们很沉闷，梅勒只好使出浑身解数。他一上来用的是反讽。纽约市立学院被篡权了，他说，瓦格纳市长几年前提到的共产党人的阴谋得逞了。听众毫无反应。“我在开玩笑。”然后，他用爱尔兰口音讲了个爱尔兰笑话。沉默。“好吧，我在这个俱乐部输掉了。”听众笑了起来，气氛放松了。梅勒讲了二十分钟，是整个晚上最好的演讲。
第二天，大约有三十名记者出席了会议。那位经纪人姑娘穿了件奶油色的衣服。《时报》派了一名男记者，《邮报》也派了一名。头天晚上，电视上有很多关于梅勒竞选的报道——当这些访谈安插在新闻节目当中，出现在电视机的小小屏幕上时，它们显得如此轻松自然，获得了一种额外的、与众不同的现实性——但梅勒仍然在抱怨。
听众席上响起了掌声，但不是为众议员鼓掌，而是为梅勒。人们发现梅勒并没有立刻走上讲台，掌声便渐渐平息了。很快，众议员在一片混乱中走出了会场，脸上带着微笑，他是个有点内向的人。
“我们不得不通过威逼利诱，才能在报纸上赢得一小块版面。他们竭力想让我们的竞选显得滑稽可笑，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我们一路上犯了一些错误，掉进了他们的手掌心。”
“……让警察都从警察局里走出来，摆脱日常工作……所有跟控制犯罪无关的职能……”
梅勒的脾气更坏了，玩笑也开得少了。他看上去有些疲倦，而且有攻击性，失败写在他的脸上。但那也许都是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非常多变，情绪也转换得飞快。
梅勒走进大厅，他的头发现在都卷了起来。电视台的镁光灯聚焦在他身上，众人转头，纷纷与他握手。
两小时后，在他的华尔街集会上，当他站在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的华盛顿雕像脚下时，他又完全变了一个人。现在他系好了外套的扣子，双手一会儿插在裤兜里，一会儿放在外套口袋里，他显得趾高气扬，就像一个刚刚穿上比赛服的踌躇满志的拳击手，对台下的观众充满了信心。观众在宽阔的台阶上一排排地散开，台阶下面那条著名的狭窄街道也挤满了人。音响效果很糟，什么也听不清，布雷斯林发出的威胁——“公园大街的枪声”——也没有人听到。但集会的气氛很好，戏剧效果极佳。
“……我告诉你们，有一项立竿见影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降低犯罪率……”讲话的是众议员席欧尔，他花了五十万美元，最后在候选人提名选举中垫底，排在梅勒后面。
如果一个外国人刚好在那一刻来到华尔街，如果他脑子里装满了从电影上获得的美国印象，他会觉得眼前这一幕充满了他所熟悉的魅力。他会觉得台上那个人集各种美国传奇人物于一身：拳击手、警长、坏人、暴徒，甚至还是个政客。这是因为当时的布景：这座著名城市中的著名街道、周围的建筑、飘扬的旗帜、华丽的演说，还有华盛顿雕像所代表的历史。这种魅力也来自梅勒本人，来自他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或许，来自他对这个特殊瞬间的感受。
我们赶到了东区民主党俱乐部，还不算晚。肮脏而阴暗的大厅位于二楼，俯瞰着百老汇，墙上挂着罗伯特·肯尼迪的照片、年迈的尤金·麦卡锡的招贴画和星条旗。听众大约有五十多人，来自不同种族，里面有一些波多黎各人，还有两三个黑人。梅勒的一个竞争对手还在讲话。
然而竞选结束一周后，当我跟梅勒谈起这次华尔街集会时，他的记忆反而很模糊，竞选的细节、具体的场景和言辞都变得不再清晰。
“长得那么漂亮，当什么都行。不过她是追星族，只对大人物感兴趣。”
“你不是在以作家的方式运转，你不会去注意人们穿什么衣服；你只感觉到他们的眼睛，感觉到他们的反应。那种感觉更像是一名演员。”
“你觉得她是来真的吗，当作家？”
华尔街集会的第二天，在参加了更多会议、发表了更多演讲、出席了更多仪式、面对了更多提问、做出了更多回答与陈述之后，梅勒说：“我变得越来越无趣：中正平和、严肃持重、索然无味，我变成了一个政客。”
他们又谈起了那位经纪人姑娘。
梅勒在竞选指挥部里，穿着一件长袖衬衫。沾满灰尘的窗户向外推开，那天下午是雷雨天气。他刚刚接受了一次二十分钟的“深度”电视采访，这也属于竞选活动中的一种浪费：这次精彩的访谈和本周的各类活动加在一起，在周六的电视新闻中只能占据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可能他的报纸到得比较迟。”
他说，他发现政治是个苦差。睡眠成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睡眠就是政客们的性爱。“应该对‘当政客’这件事情做一番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这完全是动嘴的事情，只有最最处在口唇期的人才能适应。我觉得我的舌头就像是河马的舌头。这完全是舌头和嘴唇的功夫，对我来说太陌生了，跟我作为作家做的事情完全不一样。我以前觉得，我一旦把一样东西说出来，就没办法去写了。我会走出门去，构思一篇文章。等我回到家，当我妻子问起我的想法时，我是不会说的。这就是我觉得我没办法把这次经历写成一本书的原因。”
“我昨天在布鲁克林跟一个犹太老头聊天。我跟他说起梅勒，他说，‘不就是用刀捅自己老婆的那个家伙[5]’吗？九年了，他的语气就好像他刚刚在晨报上看到那则消息。”
“你觉得他怎么样？”舒瓦茨曼后来问我。
“我经常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一个外国记者说（他在电子马戏团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听说过《裸者》[4]，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作者是谁。”
有时候，梅勒会在集会结束后向他的团队提这个问题，他的队员也经常这样问他们认识的记者。这就是魅力的包袱：梅勒的队员要求他永不失败，哪怕是跟记者的片刻交谈。
“这次巡游效果不错。”坐在第二辆车上的一个人说。
“星期五会很好玩，”班宁说，“他要去雅佳特赛马会。”
日程表的下一项是跟东区的民主党人开会。回到俱乐部，只有助选团摄影师的妻子等在那里，她穿着一件粉色的雨衣，扎着一条腰带。她已经在人行道上等了很久，俱乐部的房门上着锁。忙忙碌碌的助选团竟然走散了，现在又重新聚了起来。班宁让我们赶快去参加东区民主党大会，我们已经迟到了很长时间。
“好玩？”我说，“你是说那天没有竞选活动？”
“诺曼，诺曼，”巴迪洛的支持者说，“这样讲可不厚道。”
“那里会有七万人。”
“我所到之处总看到巴迪洛的徽章，我觉得巴迪洛把你们都给钉牢了。”
特快列车把人流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送到了雅佳特。火车站台跟车厢的地板齐平，游客畅行无阻地从车厢涌进站台，又如潮水般淹没了搭着遮阳棚的通往看台的坡道，直到他们走出遮阳棚，来到阳光下，对称分布的人流才变得散乱起来，他们穿过海洋般开阔的闪闪发亮的大停车场，奔向两美元的入口。梅勒和他的团队先是站在搭着遮阳棚的坡道上（通往五美元的入口），后来站在太阳底下，对着汹涌的人流：专栏作家布雷斯林在这里比梅勒更有号召力；梅勒穿着一条方格裤子和一件运动上衣，腼腆地微笑着；梅勒的妻子，一位身材娇小的演员，身穿一身素净的橄榄色外套，已俨然成为竞选团队的一分子。
下一项活动是向女性选民联盟发表十分钟的演讲，地点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对面的公共图书馆。有些艺术系的学生正在博物馆门口举行反对洛克菲勒的示威活动：大家迅速交换了手里的文本，宣传单换宣传单。紧接着，两项事业合流了：梅勒的竞争对手之一巴迪洛和自己的团队一起从图书馆走了出来，而梅勒正在自己团队的陪同下走进图书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别人的宣传单。
人群打着转儿绕过他们。但就像平缓溪流中的鹅卵石一样，竞选团队给人流带来了扰动，围绕着他们泛起了水波：短暂的握手，简短的交谈，一小群人聚集起来，这些足够上镜了，还能录下一点画外音。“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人呢，我想见见他，他支持二元录取制。”“你想赢，没门儿，你这个无赖！”然后，梅勒的人马穿过五美元的入口，乘扶梯去中央广场，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站是筹款活动，地点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叫“电子马戏团”的地方，名字不错。蓝色、红色、紫色，霓虹灯的彩带反射在像是贴了铝箔的楼梯和走廊的墙壁上，穿过这霓虹的魔幻世界，我们来到一个宽敞的白色大厅，里面挤满了年轻人。这群人都是梅勒的忠实拥趸。然而独自一人站在麦克风前的梅勒却显得有些恼怒。“你们到这里来是看我工作的，像现在这样就行了吗？”观众提的问题都太体贴了。“当我们胜利时，我们非常关心……”但这里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问题。在这里，似乎是出于安全感，梅勒任由自己皱眉、沉默、等待着挑衅。“好了，听着，我比在座大多数人都保守，我会为你们的社群工作、支持你们，但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你们。”
我撞见了一个年轻人，他和我一样掉队了，他在解放新闻社工作。他须发浓密，一副嬉皮士的打扮，满腹委屈的样子。那天早晨，他好不容易挤上了竞选车，可到现在跟梅勒一个访谈也没做成。他把他跟班宁的谈话笔记拿给我看。
发言到此为止。观众席上出人意料地爆发出一阵掌声，梅勒风度翩翩地走下讲台，张开双臂，摊开双手，像一个准备冲锋的摔跤手。
“班宁：听着，我们需要你们这些新左疯子的报道，就像我们需要在脑袋上挨个枪子儿……要想在这座城市里获胜，你必须从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拉选票……他需要左派的支持就像需要来一次狗屁大出血一样。”
“孩子们将会，”梅勒说，他的声音压过了维持秩序的声音，“拥有一段跟黑人一起上学的令人振奋的生存体验。”
我们一起穿过人群，寻找竞选队伍。“梅勒提出的理念跟现在的美国政治没有什么不同，”解放新闻社的年轻人说，“他提出的只是陈规旧例的扭曲版本。”
“让他讲完！”
浅绿色的跑道中心摆满花卉，拼成了各种图案；远处，喷气式飞机在永远笼罩着煤油烟雾的肯尼迪机场一架接一架地起飞。
“你让孩子们为此付出代价！”那个女人喊了起来。
“问题在于，梅勒视自己为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当知识分子对某种行为皱起眉头时，存在主义英雄就会说：‘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乏味。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制造戏剧。’梅勒制造了这起令人兴奋的事件，却没有分析这个世界为什么枯燥乏味。他说：‘世界枯燥乏味，但如果我把自己投入进去，它就变得有趣了。’”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梅勒说（他在充分利用这个时刻）。但大学做出一些调整总好过大学被彻底地毁掉。如果黑人以前不曾遭遇那么多背弃，如果他们以前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那么“现在的黑人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卑鄙而丑陋”，他的恶作剧就像是愤怒的另一种表达；他在故意破坏会场的氛围。
存在主义，这是一个我开始慢慢理解的梅勒词汇，它能够解释我对梅勒竞选的很多感觉，能够解释它的魅力与含混。这个解放新闻社的记者只有十九岁，但美国年轻人的影响力已经不再让我感到惊讶。
片刻的寂静：定睛望去，这对男女比他们一开始给人的印象要老一些，是他们的激情和得体利落的“朴素”衣着，让他们乍看上去显得年轻。
“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梅勒失败了，人们不会说，是纽约运转失灵的腐败政治体系击败了他；人们会说，那是他个人的失败。作为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他将失去一个暴露美国政治的不民主本质的绝好机会。”
“是的。”那个男人说。他的回答像是条件反射，语气像是在认错。
不难看出班宁为什么不愿意让他跟在身边。可现在，这位解放新闻社的记者特别想见到班宁，他把一个冲好的胶卷忘在竞选车上了。
“大学对于教育的作用，就像《纽约客》对于文学。一个小器官，却起着大作用。”听众的笑声消除了紧张的气氛。“请原谅我离题了，任何人都不应该信任一个喜欢跑题的演讲者。”他对那个男人说：“你意识到你说话时带着不满？”这个询问来得很直接，语气非常柔和。
我们遇到了一个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我问他，对今天的竞选活动作何评价。
“你在歪曲她的话！”那个男人喊道。
“噢，我们会把它放大。”
“我们就当哈佛一文不值——”
“这是你们的官方政策吗？”解放新闻社的记者问。
“所以我才那么说。”
“我们放大每一样东西。”
“你知道，你表达的只是你的偏见。哈佛是我的母校——”
在一家餐厅外面——梅勒正在里面慢条斯理地吃午餐——我们看见了班宁，他显得轻快而干练。他对我们视而不见，小胡子几乎都没翘一下。
这种氛围没有持续下去。一个女人问及CCNY的事情，她身边坐着一个身穿粗呢外套的男人，可能是她的丈夫，他们两个看上去都像教师。“你干吗不把他们全送进哈佛，让他们接受真正优等的教育？”这是犹太人的反击，她说的“他们”指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他讨厌我。”解放新闻社的记者说道，低下头去看自己的磨砂皮软靴。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让一段不和睦的婚姻破裂——一位聪明的犹太律师。而我承认我是纽约市最聪明的犹太律师。”
我希望有人陪我一起回曼哈顿。于是我把我的一些笔记给了他，而且成功地说服他别再想那个冲好的胶卷。回去的火车上挤满了小伙子和姑娘，他们的皮肤在海滩上晒得红红的。梅勒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社会弊病。然而在外来游客眼中，再也没有哪座城市比纽约更充满欢乐，更井井有条。《纽约时报》用三栏文字报道了梅勒的跑马场之旅，还配了一张照片：这就是我们那天下午巡游的实况。
有人问起第五十一个州的问题。“你认为纽约州州长会允许你和其他人分裂出去吗？”
“这场竞选的特别之处，”指挥部里的一位姑娘说，“在于它具有极其迷人的诱惑力。”她二十四岁，身材瘦削，尖尖的鼻子小巧玲珑。“来助选的小伙子全都跟诺曼一样。他们都有着庞大的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很精彩，他们每时每刻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地充满活力。换了别人根本做不到。”她来自新泽西。“我必须离开那儿，因为我在那里就像个怪胎。我就像是……”她叹了口气，茶色的金边眼镜后面，眼睛睁大了一些，“嗯，一个社会主义者。”竞选结束后，她准备为美军抗议组织做一些暑期工作。“如果说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在越南，那就未免太理想主义了。我这样做其实更像是，嗯，上瘾了。”
“从你们的神情来看，”梅勒说，“你们不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俱乐部。让我们提问题吧，我看得出，第一个提问的人将要遇到的麻烦不会比我小。”
“我不知道‘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概念怎么变得那么神圣起来。”竞选结束后，班宁对我说，“我不知道这是美国做派，还是仅仅因为年轻。我知道当权派多么卑劣。我欠了两万美元的债——好吧，就算是一万五。但也许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感到幻灭，也许每个人都太一本正经了。注意一下麦卡锡类型的年轻人跟我们这里的肯尼迪类型的年轻人的区别。肯尼迪类型的人想要的是胜利。而具有麦卡锡倾向的人不仅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还痴迷于‘失败的事业’这个概念。他们只想发表一通声明，然后以正确者的姿态袖手旁观。‘我知道什么是错的，我是高贵的人。’我才不买他们的账。”
这是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一侧镶着壁板，上面装饰着KLM海报、彩旗和星条旗。大约有四十名听众坐在金属折叠椅上。
麦卡锡类型、肯尼迪类型、新左派、上瘾的、被梅勒迷住的、被竞选迷住的（高音喇叭、带麦克风的汽车、不干胶贴纸），形形色色的人，即便有梅勒这个典型的英雄人物在统领，眼前这一切仍然不免令人惊奇：整个竞选队伍居然能够团结一致，而且看起来很专业，丝毫不显得紧张吃力。
“我是立陶宛的犹太人，”梅勒语气坚定地说，“父母都是。”
记者们来来去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好。负责安排巡游的达斯汀告诉我，那位经纪人姑娘的文章发表了。“他们肯定删了很多东西。”他说。偶尔有些报道语气温和地提到竞选团队内部的问题：一些海报贴得太草率，大家当众吵了起来；一个业余的艺术展没有如期开幕，梅勒的妻子代替他去了，说了一些梅勒不会说的温言善语。然后，班宁的络腮胡不见了。
“如果你是立陶宛人，”东城改革民主党俱乐部里，一个坐在台阶上的人问道，“你为什么会姓梅勒？”
投票日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指挥部迎来了最为阴郁的一天。那天的原计划是在哈莱姆举办一场集会。但那天早上，当地颇有声望的黑人穆斯林克拉伦斯·27x·史密斯在电梯里被枪杀了（纽约既是为欢乐组织起来的，也总是为戏剧组织起来的），梅勒取消了集会。指挥部里，大家觉得梅勒太令人失望了，集会本应该如期进行。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雇了“头发”乐队的全班人马，那是集会的看点；而且只要花一百美金就可以请到一批黑人保镖。
我们到了下东区。梅勒亲切地称之为“幸存区”：破败的红砖房，逼仄的小商店，脏兮兮的橱窗，偶尔会看到一两间空屋。
“别去惹班宁，别问太多问题，”有人告诫我，“他会像诺曼人[6]一样揍你。”
梅勒阵营吸引的就是这种类型的专题报道。
班宁没系领带，也没穿外套，拿着一个啤酒罐，心情沮丧地扮着硬汉。他说，“一股政治死亡的氛围”笼罩着竞选。我问起接下来的日程安排。他模仿着我的发音说：“待在这儿吧，你会知道的。”他的声音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他有一副适合在麦克风上讲话的好嗓子。
“也许，”姑娘说，“我应该激怒你。梅勒先生，你为什么总是滔滔不绝？”
“并不全是因为诺曼。”那个新泽西姑娘说，“大家有目前的情绪，一半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到下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权力。其他一切都将照旧。在这段亲密无间的时光里，这些人成为你生命的全部，而这一切都将在六月十七日停止。这些小伙子在跟梅勒闹别扭，但他们还是会去参加会议。等梅勒去到会场，坦诚地说话，一切不满都会烟消云散，到时候你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来。这就是他们第二天还会来的原因。”
梅勒笑着对经纪人姑娘说：“也许他们现在想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
第二天，班宁不在办公室。但达斯汀和他妻子在，还有另外一些人。吃完午饭，我们开车穿过雨雾，来到梅西百货商店，据说梅勒在这里向逛商店的人拉票，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消息。从车上望出去，只看到一些非常年轻的志愿者在散发打湿了的宣传单，他们不知道梅勒在哪儿。
“人们说，”班宁说，“《生活》快破产了是因为他们为你那篇登月的文章付了太多钱。”
结果是，梅勒和他妻子一开始在商店里面，但后来保安让他们到外面去拉票。
梅勒说，那位作者一定很难受。“这就是《生活》快破产了的原因。”
我们沿着大楼走了一圈，找到了他们。志愿者姑娘们逢人便问：“您见过梅勒先生吗？”梅勒夫妇在忙着跟大伙握手。梅勒看上去筋疲力尽、心事重重，只有一双眼睛还在工作，他的头发剪短后，显得更加灰白了。梅勒夫人一如既往地气定神闲。“我是个演员，”她后来告诉我，“那次是我观众最多的一次演出。”一个盲人站在梅勒身边，摇着一只装硬币的绿色茶杯，敲着手里的拐棍；他的眼睑盖住了凹陷的眼窝，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活像一个木乃伊。
在她奋笔疾书之际，班宁谈到《生活》刊登的一篇有关梅勒竞选的文章：“星期三登了四页，星期四变成了三页，到星期五只有一页半了。”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景，洋溢着笑容。梅勒夫妇在微笑；握过手的人也在微笑，他们等在一旁，绽开笑容，看着其他人依次上去握手。志愿者姑娘们在微笑，我们都在微笑。
梅勒向她转过身来，微笑着说：“作为一个结了四次婚的男人——把这个记下来——我敬告政客们，永远不要凭你的履历竞选。”
“真不错，”达斯汀说，他的沮丧神气一扫而空，“我们会赢的。”达斯汀一直是个肯尼迪类型的人。
那位经纪人姑娘说：“你认为你有充足的政治履历吗，梅勒先生？”
梅勒上车时，把达斯汀叫了过去。一个志愿者姑娘睁大了眼睛扭头对我说：“我疯了！”一分钟以前，她还有些腼腆。“我爱他！他的书我全都读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爱他！”她在堆放竞选徽章的桌子上重重地坐下。“我疯了！”
坐在前座上的班宁转过身来，谈起他的竞选计划，梅勒向前探着身子，两个人开始讨论走访选民的计划以及在东区酒吧里拉票的策略。梅勒不想去酒吧拉票，因为那意味着要么你会在一个地方喝很多酒，要么你会妨碍一个想喝酒的选民喝酒。
达斯汀欢欣鼓舞地回来了：“他想开车队去拉票。”达斯汀喜欢车队巡游。
“那是一场恐怖的、令人发指的战争。我也许应该为它做点什么，我也许应该让自己被杀掉。”
过了一会儿，在沙利文街市上——这条街道两旁是带逃生楼梯的旧砖房，街道上满是泥浆和垃圾，远处有些小吃摊和玩具摊，旁边坐着打着绑腿的意大利女人，正在炭火架上烤香肠——达斯汀和梅勒两个人又凑在一起交谈起来。
“我在越南待了两年，我没有被杀掉。”
“瞧他们两个，”达斯汀的妻子说，“头发剪成那样，你不觉得他们俩看上去有点像吗？”
“我不想被杀掉。”
星期一，在头天出席了一次紧张而劳累的电视节目后，梅勒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投票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班宁也在，他的态度重新变得友善，他身穿西装，又担任起了排兵布阵的角色。车队的四辆车已经等在外面。一位德国制片人说：“在德国拍的电影已经完成了，上周六晚上放映过了。”有人告诉一个操外国口音的姑娘，媒体座位都是保留给纽约媒体的。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坐在第三辆车上，班宁坐在装了麦克风的第一辆车上，他负责演讲。
“你为什么没有去越南，梅勒先生？”
梅勒、布雷斯林、第五十一州，你们拥有一切，只差最好。
那位经纪人姑娘一头金发，皮肤晒成了棕色，一身火红的毛衣显得很酷，她刚刚加入梅勒阵营，也在写一篇专题报道。后来在车上，她拿出了笔记本。
这是车队的口号。据说这句话是一个黑人向梅勒建议的，班宁不喜欢，但他喊口号时喊得斩钉截铁。车队经过百老汇时，人们向车队挥手、喝彩。而哈莱姆却是一片寂静，迎接车队的只有它那阴郁的孤僻，以及融为一体的俗艳与凋敝。在南布朗克斯，街上的广告都是用西班牙语写的，班宁展现出他的又一项才能，说起了西班牙语：“……后面的第二辆车，那辆敞篷车里……”他的口音很纯正，但行人没有反应。车队缓缓驶入车流，融入了穿行的车辆中。
十九岁的学生、梅勒的助选队员舒瓦茨曼对我说：“她刚才也许告诉梅勒，她是一个自由作家，正在写一篇专题报道。我们经常碰到这类人。看那边那个经纪人姑娘，她更像我心目中的作家。她个子高了点，但仍然是我的类型。”
梅勒在敞篷车上招呼了一下，班宁下车跑了过去，然后回来对我们说：“好了，我们到第五十大街、第六大道汇合，在时代生活大厦门口。我们光跟人握手就可以了，不搞车队巡游这种鬼玩意了。”班宁本来就不喜欢车队巡游。车队打散了，几辆车关掉了喇叭，静悄悄地分头奔回曼哈顿。
那个女人犹豫了一下，选择了晚宴。
他们在时代生活大厦外面的宣传活动效果很好。梅勒向人们描述他眼中的两个纽约，满怀激情地为弱势群体代言。但最欣赏他的听众始终都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人和放浪不羁的文化人，他们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梅勒的竞选执行官班宁给出了当晚各项活动的节目单，所有的活动要到午夜才结束。
指挥部里准备了好多啤酒，电视台的摄像机和监控屏已经安装就绪。最后一道隔板也倒下了，房间尽头搭起了一个讲台，后面的墙上贴着竞选海报（它们已经是纪念品了，爱好收集的人已经揭走了一部分）。指挥部里气氛融洽，这是胜利的气氛，对他们来说，不是倒数第一就算赢了。
“我跟梅勒先生谈过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说，（她的领口沿着紧绷的开叉紧身衣一路低开。）“他说我可以乘宣传车跟着他，他所到之处我都想去。”陪她前来的人挽着她的胳膊，不置可否地微笑着。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班宁向我总结他的竞选感受，“显然，梅勒会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他要么成为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要么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建设者。他能做的，显然不只是写一本《夜幕下的大军》。”
梅勒的身材线条柔和，仍然很结实，还没有到“身不由己地发福”的程度（梅勒的话）。他为一篇竞选文章忙了一整天，略微有些疲劳，表情生动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厌烦，一双蓝眼睛闪闪发亮。格林威治村民主党俱乐部的餐前鸡尾酒会上，梅勒无疑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傍晚，大厅里的人多了起来：有媒体人士（电视台的记者们板着脸，觉察到了自己对年轻人的妒意），有从各行政区赶来的志愿者，还有些无意间闯进来的人。有个姑娘穿着一身半墨西哥、半印度的嬉皮行头，坐在地板上，身前点着一根红蜡烛。她弄错了场合，也低估了人群的力量。那位新泽西姑娘跟一个黑人一起来了。班宁则出人意表地风度翩翩地围着一条淡蓝色的丝绸围巾，他站在讲台上，仿佛聚光灯下的演员。他不停地喊话，让大家安静。竞选结果传来，一如大家所料。梅勒领先于众议员席欧尔，得票率为百分之五到六。参选议长的布雷斯林成绩更好：得票率高达百分之十。大厅里一片欢腾。
在格林威治村独立民主党俱乐部的年度宴会上，两位发言人曾经跟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和已故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共事过。麦卡锡、肯尼迪，这两个名字不仅对左派、抗议者和自由派具有魔力，对于那些认定自己在智识上卓尔不群、因而满足于失败的人，也具有同样的效果。“我认识一个人，他支持过十四个必败的候选人。”一位来自莱克星顿大街民主党俱乐部的访客这样告诉我。梅勒会落选，但这位莱克星顿的客人还没打算承认梅勒有资格成为他的落选人。梅勒倡导的理念不错，但他的美国魅力属于另一个领域。
班宁说，整座楼都要塌了。“如果你们想死，不要让别人跟你们一起死啊。”
如果说梅勒有什么政治基础的话，那就是他的作家魅力。但他的魅力也构成了他的障碍。
他们是一群反叛者，在那一刻群情激昂。但他们也是美国人，把自己照顾得很周全，从来不会不计后果。人群开始渐渐散去。
三周前，梅勒对一位电视记者说，参加竞选就像写一部小说。两者需要同样的信心，也面临着类似的创作难题。“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运转。作家处理着一个世界，他要让它达成最后的解决；而那个世界也在改变他。当作家写完一部小说时，他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将近子夜时分，梅勒、梅勒夫人和布雷斯林来了，摄像机和聚光灯为他们一路开道。他们一边握手，一边走向讲台。
早些时候，梅勒会这样评价他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不曾发誓决不使用脏话的话，我就会说，瓦格纳整个就是一口袋卖不出去的东西。”这是来自格林威治村的梅勒。后来，他这样说瓦格纳：“他是树林里的一根领队的竹马。”这样讲更有趣，也更有政治内涵。竞选之夜，梅勒虽败犹荣，欢呼的人群簇拥着他从竞选指挥部出来，穿过第八大道，上了车。他们也向梅勒的妻子和母亲欢呼，她们两个都参与了助选。一位重视家庭的政治家：到了这一步，这场竞选已经变得非常正统。
“很难说我们胜利了。”梅勒说。这是大家心领神会的玩笑，此时大家庆祝的正是这场胜利。“看吧，你们太棒了。我们以少胜多。我们的花费是瓦格纳的十分之一，而我得到了百分之五的选票，瓦格纳得到了百分之三十。所以我们的效率是他的两倍。”他擅长恶作剧，重又变成了追随者心目中的英雄。班宁站在我身边，所有心结都在消散，正如新泽西姑娘说的那样。
一直遭受种族问题困扰的CCNY（纽约市立学院）制定了一项二元录取政策：将一半的录取名额留给来自弱势社群的学生。政策一出，引来了轩然大波。弱势社群意味着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犹太学生会因此而受损；录取标准会降低。所有的市长候选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站出来反对，只有梅勒和他的“竞选伙伴”支持这项计划。一开始带有娱乐色彩的竞选，现在让有些人觉得危险了。“这里的犹太人认为梅勒是罪人”，这是梅勒在布朗克斯区的助选人带给我们的消息。民意测验表明，二元录取政策的反对与支持比是八比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梅勒每天都要花很大力气向人们解释五六次，为什么看似不负责任的事情其实是合乎逻辑的，并且有其社会必要性。一周后，CCNY做出了让步：只为弱势社群保留四百个名额，而不是一千五百个。这起事件慢慢平息了。而梅勒的竞选证明了自己的严肃性。
电视荧光让颜色变得更加鲜亮，梅勒夫人显得更美了，梅勒的眼睛现出最清澈的蓝色，墙上的海报也熠熠生辉。这是一间狭长的大厅，讲台放在正中间，在摄像机的监控屏上，整个场景就像是一部拍摄得井然有序的电影里的镜头。于是，最后这一刻的光辉与另一个时刻连接了起来：华尔街老财政部大楼台阶上那迷人的场景。
第一次竞选会议在格林威治村举行，知识分子与社会人士混杂在一起，整个活动乱成一团。媒体获得的印象是，梅勒似乎想要重写《大军》。一个错误的开局——梅勒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作家的错误开局：一本新书的开头往往像是上一本书的重复。紧接着，竞选的风格变了。它找到了它所缺少的东西：一个政治议题。从那一刻起，梅勒的竞选成为了真正的政治活动，获得了实质性的内容。
大厅里的一个布告牌没有被人遗忘：“如果你对今年暑假的美军抗议活动感兴趣，请在这里签名……”下午的时候还只有四个签名，而现在整块板子都满了。
梅勒的竞选纲领就像一份痛苦的知识分子宣言，他一开始采用的宣传手段也是作家式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冗长沉闷、双关语连篇的编者按以示支持；罗列了《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夜幕下的大军》[3]获得的奖项；宣布了一项百万美元的著书合同——一本关于阿波罗登月的新书。
一周后，我跟梅勒共进午餐。他去科德角住了几天，头天晚上刚刚看了弗雷泽对凯里的拳击比赛，我们见面那天，他正在编辑一个电影剧本，再过几天，他就要写那些关于登月的文章了。“这个差事肯定会怪怪的，那些宇航员不想跟我谈话，他们在写自己的登月书。”写作又重新占据了梅勒的整个生活。
他的理念很宏大——纽约市奄奄一息，它的主要问题是异化，彻底的政治重组是唯一的希望：纽约市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更直接地控制自己的财政，具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行政区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构想中有一些迷人的幻想元素：曼哈顿不再有汽车（轻轨环绕着整个城市州），提供免费的公共自行车，每月有一次安息日假期——甜蜜的星期日，所有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除了鸟儿，天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在飞。”
政治显得很遥远。但他对一种指责很敏感：有人认为他分化了自由派的选票，让局面适得其反。他认为，投票支持他的人里面，有很多人就算不投他的票，也不会去投其他人的票。他觉得他做得不够好，最后一周，他丢了一些选票；他也没有接触到足够多的选民。有些人跟他握过手，对他很友善，最后却没有投他的票，这让他很吃惊。
在后来的非辩论形式的电视竞选联播中，梅勒的表现最为乏力，竞选联播中，每个候选人轮流演讲一分钟。在这个环节，政治家们大获全胜。虽然他们也在运用语言，但他们似乎并不在乎语言，他们甚至不在乎自己的语言；他们毫不掩饰地让观众知道，他们确实想得到权力，而且他们知道权力是什么。而梅勒的语言是梅勒的一部分。作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他背上了双重负担，他这场赌博极具个人性，又极具公众性，但其荒谬之处在于，对任何一个角色不负责任都会给他带来灾难，而很多人已经在预言他的灾难的到来。
他又一次对我说，做政治家的过程让他变得乏味了。但现在他明白了，政治家讲到“服务”时，他们是严肃的。一个政治家必须服务，必须时时刻刻把自己给出去，把自己给予支持者，给予公众。这是他的弱项，比方说，当有人问他会不会清理掉他们街区的垃圾时，他没办法回答。他仍然忠于自己的观点：纽约应该成为第五十一个州，权力应当归于社区。但他觉得，换一个候选人，哪怕是一个非常乏味的人，也许会让这些观点在政治上走得更远。
“马奇。他说他是保守主义者，我称自己为‘左翼保守主义者’。我们会就‘保守主义的原则是什么’进行一场精彩的讨论。很多人自称是‘保守主义者’，而实际上是右翼反动派，跟保守主义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下一个问题。这是梅勒在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的应答，那时他已经厌倦了辞令。
乏味，他频频说到这个词。在竞选过程中，梅勒似乎以否定的方式再次界定了他的作家角色。他无法评估这次竞选的价值。“如果你没当选，你能改变的东西只能说微乎其微。”也许你的一些观点会留存下来，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或者整个事件只是一时的新奇。也许四年后，下一届选举开始时，有人会说：‘还记得当年有个作家竞选市长吗？’”
“如果你能获得民主党的提名，你希望你的共和党对手是谁？”
一九六九年
同时，梅勒的竞选始终都带给人智识上的愉悦。穿过所有的重复与简化，梅勒的话总是透着真实。他从未丧失妙语连珠的天赋，他的很多评论听起来都像警句。“匿名令人生厌。”“只要犯罪仍然是最有趣的行为，犯罪率就会持续上升。”“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坏政府待在台上，你们需要越来越多的警察。”结果，他在直接采访中表现极佳。他回答问题时，总像是先用舌头碰一下上牙，仿佛那里藏着一块口香糖，然后出人意表地抛出回答，他总是思维敏捷，一语中的。这位作家的想象力、不停地处理和组织经验的能力（“你始终都在撰写那部关于自己的小说”，他事后告诉我），每时每刻都经得起检验。
（翟鹏霄译）
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这位作家预言的那样。但梅勒此举的确是在他声誉正隆时进行的一场赌博。梅勒总是抱怨媒体对他的报道很不充分，但其实关于他的报道很多，而且也越来越严肃。选举那天，四万一千名在册民主党人把选票投给了他。四万一千，对任何一位作家而言都是很好的销量；对于只当了七个星期政客的梅勒来说，则称得上一次凯旋。蓝西装、巡游、握手，梅勒的直觉是对的：展现旺盛的精力、遵循竞选的正统做法——政治家小小的自嘲——有助于梅勒树立起严肃的竞选形象。
[1]暗指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文化潮流“愤怒的年轻人”。
这次竞选始终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在专业与业余、政治化与反政治之间摇摆不定。“其余的家伙都是笑话。”梅勒的一枚竞选徽章上印着这句话。但现在你会觉得，这种疏远也许只是为了掩饰心中的疑惑，抑或是恐慌。两周前，纽约的一位作家（绝对算不上梅勒的朋友）告诉我，梅勒的竞选会像戈德华特[2]一九六四年的竞选一样自取其败。梅勒像戈德华特一样，有自己的特殊身份，媒体会为他们喝彩，但那只是冲着他们的特殊身份。用不了多久，梅勒就会痛苦地发现，没有谁真的拿他的竞选当回事儿。随着竞选的进行，情况会越来越糟；最后，无论梅勒的理念有多好，都不会令人信服，梅勒自己只能落荒而逃。
[2]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被称为“保守主义先生”。
来助选的人都是三五成群地活动。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年轻姑娘，她们背着铝合金架撑起来的婴儿背兜，里面放着自己的孩子。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这里就像个嬉皮士营地，带着嬉皮士大家庭的私密感和自我满足的献身感。在梅勒与大家疏远的那几天里，这种私密感消失了；助选人员就像一群业余演员在一部低成本的电影里面刻意表演沮丧情绪一样，聚集在仅剩的一道隔板后面，挤在一张桌子周围，在几个啤酒罐的帮助下，努力让记者觉得他们在酗酒。他们以前对记者不屑一顾，但现在开始欢迎他们了。
[3]《迈阿密与芝加哥之围》与《夜幕下的大军》均为诺曼·梅勒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出版于1968年。
竞选指挥部（去年这里是参议员尤金·麦卡锡的竞选指挥部）在一间积满了灰尘的大屋子里，这间屋子在哥伦布广场一座破旧建筑的三楼，楼下有两三家咖啡厅和一个桑拿浴房。电梯时好时坏，还是绕过墙角走楼梯比较安全，楼层的过道上有时候扔着一袋袋的垃圾；纽约有些地方就像加尔各答，只是比加尔各答有钱。指挥部的大屋子用又薄又矮的隔板分成一间间办公室，随着竞选的进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隔板一个接一个地塌掉了。这里的家具很少，只有木板桌、旧折叠椅和复印机；墙上、地上、桌子上，到处都是打印过的纸张。
[4]指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出版于1948年。
他们仍然忠于指挥部，但他们说，他们效忠的对象是这次竞选运动，是他们的事业和理念。他们不像以前那样总是说“诺曼”，而是改说“候选人”，他们说起“投票日”就像说起“自我牺牲日”。以前钉着标语“准备迎接诺曼征服！”的地方，有人用红粉笔写了一句辱骂梅勒的脏话，不过写得有些羞羞答答，没有直接用梅勒的名字，只用了缩写。
[5]1960年，梅勒在派对上醉酒后用刀刺伤了自己当时的妻子阿黛尔·莫拉莱斯。
“这里一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角色混淆。”一个剃了胡子的年轻人说。
[6]此处，说话的人在玩文字游戏，把候选人诺曼与历史上的征服者诺曼人联系在一起。
诺曼·梅勒竞选时总是穿一身标准的深蓝色西装。竞选接近尾声时，他把头发剪短了。离选举日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梅勒助选团的人都剪掉了一些须发。年仅三十岁、体格健壮的竞选执行官剃光了小络腮胡，其他人的连鬓胡也剪短了。愤怒的年轻的脖子[1]光鲜而整洁，朴素的黑领带收拢了敞开的衬衣领口。让执行官剃掉络腮胡子的第一道指示来自梅勒本人。这道指示自上而下地贯彻完毕，在竞选的最后一周，有三四天的时间，候选人和他的团队的关系变得有些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