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我想当一名西印度群岛的外交官。我希望成为一个对男人有魅力、对女人更加有魅力的人。我必须非常聪明和机智：我必须至少能够流利地讲七种语言。我必须足智多谋，必须随机应变，在正确的场合说正确的话。凭着这些品质，凭着无与伦比的远见和其他我尚未预见到的必要才能，我能为我的国家创造奇迹，从而为世界创造奇迹。
黑人：我期望成为举世闻名的人，以政治天才赢得人民的拥戴，跟人民生活在一片祥和之中。
东印度人：我要写一本书，名字叫《音乐与文学的罗曼司》。我会让这部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伟大；然后我会回印度，发奋成为电影行业的天才。
黑人：在政治上，我希望能起来对抗赫鲁晓夫这类人，他们是自由的敌人。我希望我能把他们驳斥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
东印度人：我希望发展自己的探险精神，我要去漂洋过海，翻山越岭，环游地球。我要在相互敌视的人群中间缔造和平。
黑人：我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不仅要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就，还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有所建树。我想在美国娶一个非常富有的漂亮女演员。我希望在海外扬名，成为举世闻名的百万富翁。
东印度人：我经常会从自己的白日梦中醒来，我把自己当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伟大的科学工程师，但我很快会清醒过来，然后又是我自己了。
教师学院出版社去年出版了《我们希望被仰视》一书，作者维拉·鲁宾和马里萨·扎瓦洛尼在书中发布了他们一九五七和一九六一年在特立尼达的高中生中间做的一项调查，那是在独立之前，岛上弥漫着对弥赛亚的乐观憧憬。（一九五六年，埃里克·威廉姆斯突然以势不可挡的力量上台了。）在调查中，他们让学生详细写下自己“对未来的期待、计划和希望”。
有色人种（黑白混血）：我希望中年之后进入政界，为改善和振兴我们这个年轻的联邦尽绵薄之力。
五十年前，西班牙眼看着就要分崩离析，奥特加·伊·加塞特[10]写道：完全不同的民族汇聚到一起，只是为了“明天能够一起做些什么”。对未来的这种确信是这些海岛所没有的。千年复国梦的兴奋不会令他们万众一心，即便他们都是黑人；况且在有些岛上，比如特立尼达、圭亚那和英属洪都拉斯，黑人只占半数。对黑人身份和黑人苦难社群的追寻是一条死胡同，只有一群看不到自己明天要做什么的人在为了狂怒而狂怒，在自我折磨。
有色人种：成为政治家这个想法让我着迷，我指的是一流的政治家，而不是纯粹的煽动者，后者只会冲动行事，徒劳无果。
在美国，黑权运动也许会取得胜利，但那是美国的胜利。加勒比那些小小的海岛仍然是海岛，一贫如洗，缺乏技能，被一条防疫封锁线紧紧围住，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岛上的居民。经过这样一场运动，他们的政客也许会更清廉、更尽责，但穷困无助的人数并不会减少。岛上的黑人还会继续依赖别人的书、别人的电影和商品过活；借助这种重要的通道，他们仍然是一群依赖他人的半成品社群，是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永远消耗，从不创造。他们没有物质资源，永远也发展不出更高的技能。身份最终要靠成就来确立，但在这里能取得的成就注定是很小的。抗议领袖会一再出现，千年复国梦会一次又一次近在眼前。
白人：我会去一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弄懂这个行业。等我想离开的时候，我就去一家大公司，努力晋升到高管的位置。
兴奋！也许这种兴奋是岛上的人唯一可能获得的解放。在这些黑人居住的海岛上，黑权运动就是抗议。但这里没有敌人。敌人是过去：奴隶制、被忽略的殖民地、从上到下未接受教育的群体；敌人是海岛的狭小和资源的匮乏。机会主义和借来的行话也许可以定义那些虚无缥缈的敌人：少数人种、“精英”和“白人的黑鬼”。但到头来，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岛上居民的尊严和身份。
白人：我希望过平凡的生活，挣一份平常的工资，缓慢但又稳扎稳打地在律师事务所晋升，但我不想成为联邦大法官之类的人……看看周围，其他男生一定都在写名扬四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希望全部都会落空，因为希望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这无关紧要，关键是消息已经传来。“白人买光了所有的土地。”“黑人需要的是面包。”“黑人当伐木工已经成了一种生殖器象征。”这些运动的行话让人一听就觉得既有科学性，又有千年复国梦的预言味道。它超越了当地政治中那些乏味的抗议活动，抑制了所有的争论。运动越来越高涨。
白人：到那时，我父亲也许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我接管生意，我会让它扩张，并努力遵循我父亲建立起来的传统。
他带回了关于农民尊严和土地革命的新消息。我认为，这是来自另一类国家的消息，是另一群人的革命，并不适用于这里的黑人。这里的黑人主要是城市居民，他们心怀着城市居民的简单抱负。（在我逗留期间，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当地一位男子成功地完成了美国的监狱管理函授课程。）
如果没有白人学生的冷静回答，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学生所在的地方是个偏远落后、人人耽于幻想的社会。但白人学生并没有生活在一个与其他种族截然分开的世界里。特立尼达很小，只有两家报纸和两个广播电台，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实行种族隔离。种族间的渗透比社会学研究者所认为的更加常见；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和东印度人是中产阶级，在职业人士中占主导地位。明白了这一点，黑人和东印度人那漫无边际的幻想——外交、政治、维护和平——就显得并非只是天真。这是一个生气勃勃、见多识广的社群，感觉到自己是伟大世界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明白，因为地理、历史和种族的原因，他们又跟那个世界相隔绝。他们的幻想是狂欢节痴狂的一部分。
在遥远的中美洲大陆，在黑人占半数的英属洪都拉斯，黑权运动虽是风潮初起，但已经开始瓦解着当地政府和反对派的多种族属性。传染载体是一位从美国回来的二十一岁的学生，不消说，他在美国学习靠的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鲁宾和扎瓦洛尼那部著作的副标题是“发展中国家青年抱负之研究”。但这里的委婉语会产生误导。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更精确的定义。巴西在发展中，印度在发展中。而特立尼达既不是未发展的，也不是发展中的。它完完全全是西方先进的消费社会的一部分，知道什么是高水准的物质生活。但它比外省还不如：这里没有可以让乡下人或小城镇的人施展才华的大都市。特立尼达除了小还是小，它依赖外界，出生在这里的人——黑人、东印度人和白人——觉得自己被判了刑（并不一定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个群体），被遣送到这个在技能和成就上都低人一等的地方。在殖民时期，种族剥削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了今天，它显然还是社会运动的主要驱动力，但它已经不再是故事的全部了。
与此同时，在圣基茨岛，执政多年的布拉德肖爸爸也开始利用黑权运动来瓦解反对派的力量，他运用的只是黑权运动的语言。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小岛上，贴着诡秘的宣传单的汽车在唯一的环岛公路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宣传单是从加油站的广告上裁下来的：加入权力之集。
在这些海岛上，黑人的身份问题其实是一个多愁善感的陷阱，模糊了真正的问题。这些岛国真正需要的是进入一个在各方面都更加广阔的社会，人们可以在其中成长。对有些区域来说，这个更大的社会可以是拉丁美洲。当初，加勒比的殖民统治者不顾地理关系，人为地制造出不自然的行政单元，也是造成今天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比如，特立尼达被硬生生地与委内瑞拉分开。这种地理上的荒谬也许有一天会被重新审视。
于是在牙买加，大约十八个月之前，学生加入了塔法里教徒的游行，以黑权运动的名义抗议黑人政府。校园式的理想主义，校园式的抗议；然而这个地方的过去就像诡谲的沙洞。一个谣言开始在中产阶级中间流传，仿佛来自奴隶时代：黑人要杀死一个白人游客，只是用来献祭，不会折磨他。
一九七〇年
黑权运动作为怒火、戏剧和风度，作为一套革命行话，给每个人都带来了点什么：失业者、理想主义者、离经叛道者、共产主义者、政治失意者、无政府主义者、在海外受辱归来的愤怒学生、种族主义者，还有数年来一直在街角宣告“以色列之后就是非洲”的老派黑人布道者。黑权运动意味着古巴和中国，也意味着把中国人、犹太人和游客统统赶出牙买加。它强调独一无二，又把各种东西糅合起来。它就是喝圣水、吃猪肉、跳舞；它就是回到阿比西尼亚。法国大革命以来，加勒比地区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运动。
（翟鹏霄译）
在这些海岛上，黑权运动在理论上的模糊构成了其力量的一部分。黑权运动发言人对黑人的降格进行一番尖锐的分析之后，往往就切换到神秘而模糊的威胁性话语。在美国，这种话语适合它抗议的目标，适合它所抗议的白人听众。然而在群岛上，与它相应和的是黑人群众古老的末世情绪。而任何更实在、更像方案的东西都有可能变成单纯的地方政治，退化为这里的黑人已经拥有的黑人权力。
[1]又名圣灰礼仪日、圣灰日、灰日，是基督教教会年历的大斋期（四旬节）起始日。
媒体可以逼真地呈现美国黑人的反抗场面，却无法把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利处境带到观众面前。那些著名的城市仿佛在燃烧；年轻的黑人持枪走出大楼；凯旋的运动员低垂着头，仿佛宗教仪式一样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手[9]；抗议活动英俊的发言人在终于发现了黑色风度的摄像机前发出威胁。这就是权力。在海岛居民眼中，这一切就像是黑人的千年复国图景。它不需要政治方案。
[2]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首都。
这些岛上的居民心绪不宁。他们已经有了黑人政府，黑人权力，但他们还想要更多。他们想要的不只是政治。他们就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无依无靠的农民，在等待着十字军东征和弥赛亚。现在，他们有了黑权运动。但这里的黑权运动不像美国的黑权运动。后者是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的抗争：那些人终于意识到，美国那些丰富的东西是触手可及的，阻挡他们的只是自轻自贱和种族歧视。然而在这些小岛上，美国传来的消息走了样。
[3]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1899－1957），美国男演员，在电影《卡萨布兰卡》中扮演男主角里克。
牙买加的塔法里教徒相信自己是阿比西尼亚人，海尔·塞拉西皇帝[7]是神。这是在阿比西尼亚战争[8]期间，意大利人的战时宣传导致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意大利人造舆论说，有一个秘密的黑人社团叫“尼亚宾亥”（意思是“白人去死”），拥有数百万团员。这种宣传令一些牙买加人欢喜鼓舞，他们组建了自己过家家版的“尼亚宾亥”。塞拉西皇帝最近访问了牙买加。塔法里教徒期待的是黑色雄狮般的男人，结果却看到了一个印度人模样的人：仪容温和，棕色皮肤，身材矮小。众人大失所望，但不知为何，这种教派仍然幸存了下来。
[4]位于西印度群岛第二大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接壤。
狂欢节的痴狂里隐含着某种东西，触动着这里的每一个小岛，这些岛上的居民过去是奴隶，现在是无人理会的殖民地居民，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彼岸，空洞而徒劳。圣基茨岛上有三万六千名居民，为了缓解大家的绝望，首相布拉德肖爸爸努力唤起人们对海地[4]皇帝克里斯托弗[5]的回忆，他建造了拉费里埃尔堡[6]，但他出生时也只是海地岛上的一名奴隶。在安圭拉，岛上的六千居民在实现自我解放之前，他们真的以为只要有了佛罗里达的某个人为他们起草的宪法，安圭拉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
[5]1804年，海地黑人成功地推翻了法国的统治，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克里斯托弗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807年当选为海地总统，1811年称帝。
战争期间，黑人对苏联的崇拜——他们崇拜的其实是跟“风度”相关的东西，比如斯大林的髭须，苏联将军铁木辛格、罗科索夫斯基，等等这些具有异国风味的名字——体现在一个名叫“红军”的乐队上。对亨弗莱·鲍嘉[3]的崇拜则催生了另一个乐队：“卡萨布兰卡”，它跟“红军”不相上下。这一切都是在演戏，但黑人很当真，而且它们也发生了演变。他们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就在这种表演下面并不太深的地方，一直隐藏着黑人的千年复国梦：梦想着黑人世界重归完整与统一，也梦想着复仇。
[6]位于海地北部的一座高山上，是海地瑰宝，北美洲伟大的历史景点之一，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特立尼达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奴隶“起义”。黑人的夜晚王国粉碎了，但幻想还在继续。他们不得不幻想，如果不借助这一点点的痴狂，黑人就会陷入彻底的绝望，含垢忍辱，慢慢死去；特立尼达的很多奴隶都是这样死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的狂欢节正是当年奴隶赖以生存的痴狂的一种变体。它是黑人对权力、风度和美丽的最初梦想，而且它的原材料总是每个人对真实世界的秘密愿景。
[7]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号称“雄狮之主”。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他们的幻想溢出了夜晚，涌入了白天。奴隶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打算割下几个白人种植园主的脑袋，然后喝圣水、吃猪肉、跳舞。他们的计划暴露了；当局当机立断，圣诞节前夕，西班牙港[2]的广场上接二连三地执行着绞刑、斩首、烙刑和鞭刑。
[8]阿比西尼亚为埃塞俄比亚旧称。19世纪末叶，意大利殖民势力侵占了红海沿岸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单方面宣布阿比西尼亚受其“保护”。1895年至1896年，阿比西尼亚进行反意战争。
当年，特立尼达的奴隶们在白天工作，在夜晚生活。当白人的种植园世界在夜色中消退，一个更安全的隐秘幻想世界便浮现了出来：黑人的王国、军团和纵队的世界。这些人白天是奴隶，晚上则视自己为国王、王后、王妃和公主。他们有漂亮的制服、旗帜和上了漆的木剑。每个加入军团的人都会获得一个头衔。黑人在夜晚扮演人，模仿上界的仪轨。国王造访臣民，与民同乐。集会时，书记官也会坐在一旁运笔如飞。
[9]指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获得奖牌的美国非裔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颁奖仪式上举起戴着黑手套的手，拳头紧握表达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张。
从某一方面来讲，事态的发展也有它的内在逻辑。狂欢节和黑权运动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截然对立。热衷于狂欢节的游客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在观赏什么；而岛上的居民也用了漫长的时光去忘记过去，终于将狂欢节的黑暗源头彻底地遗忘。纵队、彩旗和盛装其实跟四旬节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跟奴隶制有着久远的渊源。
[10]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1883－1955），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皆有卓越建树，其思想和政治理念深深影响了西班牙的知识分子。著有《大众的反叛》。
特立尼达的狂欢节素有盛名。离圣灰星期三[1]还有两天，岛上的一百多万居民——黑人、白人、定居岛上稍晚的葡萄牙移民、印度人和中国人——就已经穿上了绚丽的服装，排成“纵队”，沿着炎热的街道游行，随着钢鼓乐队的节奏起舞。但今年这里发生了一起风波。黑权运动在狂欢节后引起了一阵骚乱，假面舞会和音乐甫一停歇，愤怒和恐怖便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