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璜从地下捡起步枪，准备回去了。苏易见他的行动那样吃力，便上前去帮扶，并且告诫说：
几位“淘金者”像听候审讯那样听着工委书记的并不威严的话。而苏易觉得，在这样许多人近乎看热闹的场合下，也不大好过于对他们进行斥责。所以，他简单讲了几句便要大家各自回去做事。不过，当人们散去之后，他叮嘱陈子璜，一定要以最严厉的态度对这件事进行必要处理。
“不行噢！你再这样可不行哟！伤口没好就出来打野鸭子。已经有人在我这里告了你，说你违反医生的规定。”
“你呢？——作过——你？也作过。全都作过战！”苏易从容不迫说，“那么，你们是战士。我想，你们自己明白，什么是战士呢？战士，是最懂得珍惜荣誉的人！可你们呢？好像不怎么把这放在心上。可不是？想想看，你们在做什么！把工作丢开，悄悄溜到河湾去，在那里费尽功夫淘沙金，然后就塞到自己口袋里去……”
“我又不是第一次受伤。砍的地方也还不算太要紧。”
“作过战！”
“不要紧？这怕得感谢你那条绒裤，它替你抵挡了一阵，不然……”
“作过战吗？”工委书记继续问。
“不！主要还是亏了雷文竹赶来得早。要不呵，我迟早也得让那个家伙砍成碎块。好大的力气呀！简直是条阉牛。”
始终没有插言的工委书记走近了几位“淘金者”。他以冷静的语调问他们是不是由部队转业到这里来的。他们回答“是”。
“怎么，你看中他的力气了吧！我也是这么说呢，这样有力气的人农业站是很需要的。是吧？所以我已经把他给你领来了。”工委书记愉快地说。他见陈子璜没在意，大约以为这是说着玩，于是他又认真重复道，“真的！我已经把他给你领来了。你看他能做什么事，就让他在你这里做点什么事吧。这样的一把手还是很难找呢！”
糜复生不得不迟迟疑疑地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方形的小洋铁盒交给站长。成色如何，不得而知。总之，这小盒子里定然是沙金了。陈子璜接到手，看都没看一眼，侧转身，一扬手便把它掷到河里去。铁盒在激流中无声无影地被淹没了。而陈子璜却因为用力过猛而几乎栽倒在地……
苏易随即向马厩那边喊他的警卫员，要他把人带过来。
“啊！这么说，你们是淘金去了。好呵！很好！淘到多少？拿出来，拿出来！”陈子璜伸出手去。
“怎么？怎么回事？”陈子璜诧异道：“他！这怎么能？……”
陈子璜怔了一下，他的脸忽然显得有些怕人的样子。他支撑着身子站起来，跛着腿走近糜复生那几个人面前。由于过分激怒，一时没有说出话来，只用发火的眼逼视着他们，看来他简直要挥手打人了。可是，他却意外地降低了声音，以至于仿佛是顶温和地说：
“这怎么不能？”苏易反驳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带着刀藏在树林里等过路人呢？这是‘抢福’。本地有这样一种古老的风俗——现在已经不怎么多见了。他们认为，杀死了谁就可以从谁的身上把福气抢过来。所以苦命的人就想用这种法子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据我们了解，这青年人，呶！他来了……他有一个很老很老的父亲要靠他养活呢。可是说到家产，他只有那一把刀……”
“这河湾里，有，有沙金呢！”另一个队员补充说。
那个年轻的西藏人已经走近了。在距离几步远的地方，他停住步，发直的两眼注视着陈子璜——他认出他来了——接着又注意到了陈子璜握着的步枪。于是，他分腿站定，拿稳了一个挺胸昂首的架势，随后指着自己心口，粗野而坦然地说道：
“是……我们在河湾里淘沙，淘河沙。”一个怕事的马车队员代替队长回答道。他有些沉不住气了。
“开枪吧！打吧！”
“河湾里有什么好转的？嗯？你说吧！你们去转悠什么？”
5
“我们到，到河湾里去转了转，想就回来。”糜复生含混其词说。
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帮卖唱的人。他们过分谦卑而夸张地当面奉承农业站是如何富有，站长的相貌又多么和善，并表示情愿无代价地为农业站献演。自然，要是站长乐意的话，他们也不拒绝接受一点什么施舍，比方说两皮袋糌粑面、一条牛腿。或是给些破旧衣物，哪怕是几双磨透底的胶鞋，也就够使他们感恩不尽了。
“你没法子？好呵！我可有法子。鸭子不是没有价钱的，少一只我就从你的薪金里扣一只的钱。会计！听见没有？照办！”站长吩咐道。随即又转向糜复生，“你说吧！从早到晚你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事忙得你不可开交？老鹰在场子上赶得鸭子呱呱地叫，你没看见？做什么去了？你刚才做什么去了？啊？”
附近庄子的山民男女全都早早地赶到草坝上来了——虽然没有谁到各处张贴海报——农业站的人就更不用说，有几个特别热心的，还忙着为表演者张罗坐垫、茶水，也有几个自告奋勇的站出来充当“打场”。他们一面使劲推着拥在最前边的喳喳乱叫的孩子们，一面喝道：
他的话还没完，大家就哄哄乱笑起来。陈子璜更加动气了……
“退！向后退，还得退！”
“这可没法子！那怎么能拦得住呢！”糜复生好像得住理了，装出一副束手无策的神气说，“我们的差不多全是母鸭子，可河里的野鸭子公的倒很多。你说，这……”
“不成！场子太小。再退五步！”
“放鸭子也得上专科大学吗？你这么大个子，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给老鹰抓走？就不能关照住它们别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
对于观众当中的汉人来说，深感遗憾的是没有看见什么带弦的乐器。他们只有几面放在架子上的闷声闷气的皮鼓，鼓槌比弹花弓还要弯曲。此外，还有几对绑着红绸的铜钹和两支长管喇叭，然而，无论是敲、打、拍、吹，总是不紧不慢，音调节奏几乎毫无变化。
“交代过。”马车队长以敢作敢当的语气回答，但看站长的脸色，知道有些不对劲，于是接着申辩道：“不错，倒是交代过。可是，这真有点不大好招呼。我们是赶马车的，谁学过放鸭子呢？”
最先出场的角色，显而易见是一个“女鬼”。戴着拖到腰际的假发和平面的三角形假面，又长又宽的舌头从口中耷拉出来。手里抓着一个用羊皮做成的逼真的死孩子。她以轻盈的步伐激烈地旋转着，腰间五颜六色的彩带像翅膀一样随风飘动起来。绕场飞舞了一周之后开始歌唱了，假面下发出尖厉的女人声音。随即，有八个装扮得又像神仙又像武士的人，也全戴假面，手执镖枪或是龙刀、弓箭，一声吼叫，从四方跃入场中。他们一面蹿跳着把“女鬼”围定，拉开架势向她进攻，一面扯着发直的、劈破的喉咙大唱特唱。词句很难听真，大意不外乎是告诫世人不可为非作歹。
“我交代过你没有！糜复生！鸭子要由你们队暂且负责照管！”
当演员们揭掉假面，坐下来休息喝茶时，观众中不禁起了一阵惊异的啧啧之声。原来，那“女鬼”有着如此的美貌！面庞可爱，皮肤白嫩，由于出力过度，绯红绯红的双颊显得更为动人。这女子娇小纤瘦，但她那高高的胸脯和那赤裸的厚厚的双脚，表明她是一个早熟的姑娘。
跟随糜复生一同走来的还有四五个人。多半是他的队员，也有一两个是生产队的。当他们走到跟前，正要探明枪响的来由时，陈子璜却冷丁地向糜复生发出了质问：
糜复生对“女鬼”的那种可怕的印象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实际上不止他一个人如此——他碰了碰旁边的人，用下巴指指那女子，低声说：
陈子璜一面喊叫马车队长的名字，一面以发怒的目光在人群里搜寻。这时，已陆续聚集来了不少人，只是糜复生不在场。不过他也正沿河岸向这里走来，因为他和大家一样听见了枪声。
“瞧！”
“怎么没有？糜复生！”
据说，下一场更为精彩，要把短刀插在腋下翻斤斗呢？可是，陈子璜没有这样眼福。主角刚刚上场，李月湘就在他肩后说：
“跟野鸭子跑？没有分派人专门照看？”
“家里有人找！”
“不！这是野的。”陈子璜把他的猎物一摔，自己也就地坐下来，气兴兴地说，“这哪里是养鸭子？这是造孽！买了一大群，到如今连一个鸭蛋也没捞着。倒已经有五六只喂了老鹰。还有的呢！跟着野鸭子往河里跑，赶都赶不回来。”
在土窑里等他的是邻近庄子里的几个老头子，陈子璜全认识。
“走火了吗？”
“你们怎么不到坝子上看看热闹？”陈子璜进门说。
远远地，有一个人跛着腿从河边走来。他把步枪当做拐杖，借以帮助自己。苏易迎上去，原来是陈子璜，他的脸，仍然像从树林里被抬回来时那样枯黄干皱，只是满下巴胡茬子更长了些。当苏易去和他握手时，才看见他提了一只血淋淋的鸭子。
“看过了！”其中一个老人平静地说，“你知道吧？这一伙人是来做什么？”
忽然，传来一声枪响，苏易奔出土窑。
“做什么？不是卖唱的吗？”
4
“不！是偷马贼！”
接下去还有几行，但苏易没往下看。虽是自己女儿，不经许可还是不要看得好。如果想知道她个人的事，他可以随时问她的。
“贼？你们怎么晓得？”
晚间，他查看过马厩，我们就到河湾去了。在石岩上，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我好像很幸运……
“晓得的！”老头子们现出胸有成竹的神气，“上了年纪的西藏人什么都会晓得的！”
随后，苏易又轻手轻脚离开女儿的床边。他拉开抽屉，从里边取出一个黑皮面练习本，随便翻了翻——这很好，她还坚持写日记呢。昨天她写道：
“怕不一定吧！”
她死了——苏易接到一个字条，由于叛徒的告密，他必须立刻离开本城，以至于和妻女告别都不可能。几年后，他随反攻的先头部队入城。然而，梦想已久的团聚没有成为事实；监狱中非人的生活、可怕的瘟疫夺去了林一楠的生命。他只能找到长大了的女儿——她像是代替母亲，仍然流落在那个可怜的剧团里。从那时起，苏易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女儿了。他不是不明白，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父亲的应当把爱抚完全掩藏起来。可是，不行的！他克服不了自己。
“你到门口望望，他们正有人绕着你的马厩转圈圈呢！可你们光顾了去看捉鬼。”
严峻的真正的母亲呵！
陈子璜探身在门外观察之后，多少有些慌了手脚。他想把卖唱的人统统赶走，但老人们劝他不必如此。他们担保说，只稍留点神，夜里别睡觉就行。这一流的偷马贼也有自己的规矩，他们只要能偷走，你追上也不会还给你，甚至，头天偷了你的马，第二天就找上门来卖给你。可是，只要知道已经被人家识破，不能得手，他们就忌讳来第二遭。老人们告辞的时候还再三嘱咐陈子璜：
说着，他像从水火中抢救一般把小女儿抱了起来。但，女儿从他的双臂中挣脱了，依旧站到原地去……
“当心，照看好马厩。不过，别伤害他们。站长啊！千万别伤害他们吧！他们是贼，偷马贼，可他们实实在在也是一伙可怜人哪！你能答应我们不？不要伤害他们！”
“我替她站行不行？”苏易完全愤怒了！“你见过谁家有这一种规法！”
“我答应！”
“不许她动！她还没站够呢！”
6
苏易走过去拉女儿，林一楠威严地说：
不论那帮卖唱人是不是偷马贼，反正他们没有从农业站弄走什么“油水”。两个放牧员照常早出晚归把马群赶到南山坡去——惟独那里还长着已经不鲜嫩的青草。
“就算她打碎的吧！还不就是一个瓷盘？你知道，她每天中午放学回来还得自己热饭吃！”
这里所说的放牧员也是暂时代职。其中一个是机耕队长朱汉才。
“不！她撒了谎，说是猫打的。盘子关在碗橱里，猫怎么能开开门把盘子端出来打碎它呢？”
农业站的人对朱汉才有各种印象，总起来说是“不好接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不爱说话，另一方面，怕主要是因为他刚来那天就用突如其来的、不中听的话撞碰了人。
“就是为了一个盘子？”
“同志！也是从部队下来的吧？”有人亲热地问他。
“那个花瓷盘让她打碎了！”
“下来的？不！”朱汉才放下行李，“怎么这样问，为什么要说是下来的呢？”
“为什么？”
“那可该怎么问哪？”对方玩笑道，“你是从部队——下来的吗？”
“我罚她站！”
“笑什么！这有什么可笑！”朱汉才忽然认真地生起气来，“不是上来，可也不是下来的！知道吧。就是这么来的，从部队来的！”
一天，苏易回家来，见女儿哭丧着脸呆呆地站在当地。他问怎么回事，林一楠说：
也许，旁人看来这是无趣的挑剔。说从部队来，和从部队下来有什么两样呢？朱汉才却只愿意承认他是从部队来的，而不承认他是由部队“下”来的。就为这，他到农业站来还没有喝一口水便惹下了人，直到现在，有人还认为对付机耕队长最好是敬而远之。
“慈母严父”这句话不尽然适于每个家庭。还在林媛刚刚会唱歌的时候——她是先学会唱歌而后才学会说话的——做父母的就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不能不开始考虑到，怎样才能把她教养成一个文静有礼、让人见而生爱的姑娘。他们十分严肃地商讨着，决定着。首先，不给她以过分疼爱，不许她随便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场所去耍。其次，要教她尊敬哪怕是只比她大半岁的人。对于这些极平常的“家务决议”，苏易始终就不能像林一楠那样认真严守。为了满足女儿对花生豆的需要，他在衣柜上摆了一个专用的茶叶筒，里边经常保持着一定数目的碎票，林媛可以踩到椅子上去取。如果因为手边不凑巧，主妇用这钱买了别的什么东西，苏易立刻就会照数补齐的。有一次，他要到“奉职”的机关去办公。女儿要求带她去。苏易本来决计不肯，可是，一见她预备要哭，就拉她去了。林一楠知道了这事，就对苏易大发脾气，弄得全家没有吃上晚饭。因为，他把孩子带到一个肮脏不过的地方。在那里，她会看见横冲直撞的宪兵，也会看见袒胸露腿、擦粉抹脂的女人。
第二个放牧员是朱汉才的助手叶海。如果光从脸孔看，这是一个十足的大孩子。可是你看看他的身码骨架吧！高大粗壮，臂长脚宽。看样子，他只要站稳，让你推你也推不倒的。这样少壮的家伙为什么不留在骑兵团呢？人们有些纳闷便问他为什么要求转业。
在时时感到闷气窒息的生活中，小女儿的降生给苏易夫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欢乐，他们的生活变得有枝有叶了。夜里，当两人都回到家里来，女儿总是从这双手被接到那双手，从那双手又被接回到这双手。或者，他们坐到沙发上，把女儿放在当中，热情地评论着，往往又各执一见地争论着，她的哪一点像爸爸、哪一点像妈妈。其实，她根本说不上像谁，出世不久的婴儿是难看的。
“我要求？”提起这个，叶海便满腹义愤，“还不是他们硬要这么决定，官僚主义！”
为了不和丈夫天各一方，林一楠也到这城市来了。在剧团里担任了一名可有可无的钢琴师。这对她原先怀着的音乐艺术的抱负简直是一个讽刺。她厌烦透了周围的一切：为了仅能口的月薪，男人们在舞台上像疯子一样发神经，女人们以卖弄风骚博得喝彩。
“压根就没有征求一下你个人的意见吗？”
苏易一走近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大门，就觉得一阵难以忍受的恶心。实在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那种最艰难的地下战斗在等待他，他绝不会把人的尊严丢在门外而迈步进入那道铁的门槛。
“征求不征求还不一个样。不说了！都怪我自己太傻——在部队，听说要‘闹’复员转业了，有些人就害了怕。我想，最‘危险’的准是那些年纪大的，或是什么三等残废的人。反正，随便怎么也保险轮不到我头上。所以，讨论报告的时候我自动发言，说我保证绝对服从组织，叫留就安心地留，叫转就愉快地转。第二天，指导员在军人大会上不住地表扬我的态度端正，我就觉着事头不妙，可不是！”
林一楠从音乐学院出来，像她自己所希望的，回到母校做了音乐教师。但过了几年，苏易却忽然要离学校到另一个城市去。并且是在国民党省党部做事。
“恐怕……”有人提出疑问，“领导上总不能没有一点道理吧？”
……作为和学生们年岁相差无几的历史教师，苏易和功课最好的女生林一楠悄悄相爱了。虽然，人们看来他对她的态度无异于其他任何一个学生。但，通过那个巧妙的“私用邮箱”——林一楠的笔记草本——他们却暗中相互一天比一天了解，并且相互感到不可缺少了。毕业后，依照自己的理想，林一楠要去投考音乐专科学校。她的手指很长，长得出奇，音乐教师断定她可以成为出色的钢琴家。于是，他们举行了对外人说来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婚礼；几乎是在送走宾客的同时，苏易把新娘送到车站去了。对于这似乎只是为了公诸于世的结婚，人们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人说，这是男方为杜绝自己产生第二个念头——这谁敢担保呢！有人说，这是林一楠用以摆脱早就围在她身边的几位不易摆脱的崇拜者。也有人认为，这只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担心，生怕对方受不住长久相别的、时间的考验。
“什么道理！”叶海粗声壮气地说，“我不过黑夜看不见，白天还不是好好的？”
苏易轻步走近床边，他站着，望着女儿——现在，他只是一个父亲——怎么穿着鞋子就睡了呢！她疲乏了，顾不得脱呀。他想替女儿脱掉鞋子，又怕弄醒了她。就让她这样吧。她睡得多好啊！侧身躺着，胸脯均匀地一起一伏。脑袋枕着滚圆的胳膊，拳头紧攥着，好像手心里有什么珍贵的小物件怕人抢去。一条辫子压在肩膀下，另一条弯曲着躺在枕巾上。她的上翘的嘴角像平常一样，仍旧挂着一丝笑容。大约她在睡熟的时候也忘不掉那些美丽的幻想吧！苏易望着女儿，久久地望着——多么像！多么像她的母亲！
啊哈！夜盲眼啊！怪不得呢！
清早，皮袄很有用。但中午，太阳又会把人烤得头昏脑涨。所以，作息时间表上所规定的两小时午睡，对人们，而尤其对林媛是十分重要的。她夜里要做两次气象记录，因为生怕误时，往往过早醒来，但不敢再睡。她曾要求发给一只闹钟，这样，她便可以直到必要的时刻再起床。但，站长在她那份格式马虎的报告上边批了“缓办”二字。
这个“谜”一经揭晓之后，人们便失掉了继续探问的兴趣。可是，叶海却开始滔滔不绝地对人讲起来他怎样给上级“扯皮”：
李月湘知道他要到林媛那里去——这位忙人当中最忙的工委书记，常常专意来看望自己的女儿呢——所以她也就没有再强留。
“欢送转业队那天，我躲到树林里去了。一个捡柴的小孩瞅见我，就报告了连部。指导员把我弄回去，先拉我去吃饭，就在伙房跟我谈起来。我说：‘要是决计不要我，从花名册上把叶海抹掉就是了，何必要把人撵走？’事务长在一旁插嘴说：‘那怎么行？有你在，就得有你一份供给呀！’我说：‘我不要供给，同志们吃剩的我找点吃，同志们穿旧的我搜点穿！’指导员笑了，他说：‘要你转业就像是要宰你一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还用问！就是这么回事，我才当了四年骑兵，正儿八经地参加战斗也才十四五次。指导员又说：‘转业到农场，又不是告老还乡，这是参加另一种战斗啊！’我说：‘既然也是战斗，我要求带走我那匹马！’我知道，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带一匹马走；我想这样胡扯乱扭，把他们缠得伤了脑筋，说不定就把我留下了事，可指导员当下就应承了，他说：‘好！咱们一言为定！’谁知道呢！团里早决定抽给农业站几十匹马了……”
“是得等，我找他还有事。不过，我想先出去随便走走。”
或许，正因为马群里有他那匹像兔子颜色一样土黄的青海马，所以叶海对现在担当的职务是满怀兴致的。
“再等一等吧！他也就该要回来了。”
当马群安闲地埋头于嫩草之中的时候，两位放牧员摊开四肢平躺在茸茸的草地上，解开扣子，让清晨的阳光照射胸膛。这时，像有谁引动了嗓音清亮的金翅鸟，河对岸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动听的歌声。这粗犷而又悠扬的音调，在山谷间流荡，发出同样动听的回声：
苏易喝了两杯茶，对女主人说了两句没有任何效力的同情的话，就站起来要走。李月湘忙说：
孔雀吃的是毒树叶子，
她满面愁容，转身坐到床边，捞起一件男人的毛衣，小指头一绕，就开始编织起来，线团在床上转动着。她是闲不住的。苏易每回到这里来，她总是这样，一面絮絮叨叨对丈夫发怨言，一面在不停手地为丈夫忙着。这个幽暗的土窑中，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切摆设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不紊的。陈子璜随便什么时候撩起床头的被单，底下都有浆洗过的、压得平平展展的衣服。陈子璜吃饭从来没有定规时间，但，只要他往那张矮桌旁边一坐，要不了一会儿，妻子就可以端来热气腾腾的菜饭，并且带着一盘焦得发黑的辣子——这是他惟一的嗜好。不过，至于她自己，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当她把茶缸递给客人的时候，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衣襟敞开着，于是她慌忙扣住，并且，双手理理蓬松的剪发。照说，无论从脸孔或从身材看来，李月湘都是相当漂亮、相当年轻的。可是，你也不得不感到她像是由于多儿多女，使自己的青春风采过早地、迅速地减退了。
孔雀喝的是苦泉冷水。
“谁知道啊！喊也不理，叫也不睬。苏书记，你说说他吧！要是身子好，我才不管他呢！爱往哪去往哪去。反正，他的事就没个办完的时候，可这一阵伤口还没定痂就东跑西颠，弄得不好……”李月湘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什么也不用说，他能听谁的话！随他去！弄坏了伤口就把腿锯掉，让他架着两根拐漫地去乱窜吧！”
不是她甘心情愿，
“这会儿他到哪里去了？”
命定就是这样啊！
“可就是说呢！医生告诉我，半个月别叫他下床。可他，刚才推开窗子，正巧见一只老雕在抓鸭子，他抄起那根步枪就往外走。有什么法子呢？迟了，鸭子早叫啄死了！”
孔雀的花冠实在耐看，
“他怎么走动！受伤才五天！”
孔雀的羽毛实在美丽。
“出去了！”
不是它有意修饰，
“子璜同志呢？”
天生就是这样啊！
李月湘正在切菜，见有来客，在衣襟上擦了擦手就去倒水。
朱汉才和叶海一听就知道这是老斯朗翁堆的女儿。虽然因为藏语不太灵光，和她说话并不多。但是，他们俩跟她是很熟识的。
苏易轻轻推开门，他以为还会像那天一样看见受伤倒卧的陈子璜。但床上只有两条依照乡下人习惯叠成长条的被窝。
斯朗翁堆家住在靠路口的一所独立庄房里。每天清早，朱汉才和叶海赶着马群上山的时候，就看见一个挺俊气的姑娘蹲在墙外，卷着袖子在做粪饼——把圈里除出的牛粪团成像黑面火烧一样的圆饼，一个一个糊到墙上去晒，这是西藏人最主要的也是最喜爱的燃料——在山上，他们也常常碰见她提着条筐在捡菌子。每天黄昏，朱汉才和叶海赶着马群返来的时候，又总见她拉扯着几个连说带笑的姑娘，到坝子上去跳“弦子”[2]。往往夜已经很深还不回家睡觉，于是她妈妈站在屋顶上，拖着长音喊她的名字——秋枝！秋——枝！
3
秋枝在意地唱着山歌从对岸走来。到了河边，她把两条驮着木犁家什的牦牛赶下河去，让它们蹚水而过。她自己，要从“溜索”上过河。溜索，是用许多股竹皮拧成的粗而光滑的大绳，像高压线一样悬过河身，两端牢靠地拴结在两岸的岩石上。对于这无法打桩的山水，这是惟一的巧妙的桥梁。但，不熟练的人常常由于慌张会脱手掉下去，那便不堪想象了；高原的河，只要过膝，在里边就无法站立。然而秋枝过溜索却像走路那样方便。她可以一只手提上东西，另一只手抓住索子溜来溜去。不过今天她没有这样做，她站在石崖上，向对岸招着手，放声呼叫起来：
林媛像一只受惊的猫，赤着脚从苗康的肩上蹦下来……
“哎——哎——”
“快来呀！快来！”几个焦急万分的声音同时嚷道，“砍伤了！站长叫人给砍伤了！”
“噢！”朱汉才和叶海应声了。
“叫我吗？哎！我在这儿呢！”
“来呀！”
“人家叫你，怎么不应声。”苗康提醒道。
“什么事啊？”
这是喊林媛呢。农业站现时还没有自己的医务干部，而林媛对这方面又有些常识，一般小事可以应付一二。不过这代理职务在她观念中还很淡漠，因此有人喊“卫生员”她一时竟没有意识到是喊她。
“来把我拉过去！拉过去。”
“卫生员！卫生员！”
两位放牧员欣然跑到河边。秋枝像坐了空中吊斗，从竹索上被拉了过来。白白的象牙耳环在她鬓前摆动着。挂在胸脯上的一串玻璃念珠和一个方方的银质佛盒也随着她的动作在晃来摆去——盒里装着用金子换来的活佛的指甲。据说，只要这佛盒不离开脖颈，任何灾害邪祸都不能临近其身。
正当林媛怀着说不出的心情在钉第五个木牌时，几个人慌里慌忙从马厩门外跑过，她听到有谁在嚷叫着：
“你过来做什么？秋枝！”当他们去拦挡水淋淋的牦牛时，叶海问道，“是要犁地吗？”
她以不得力的姿态在钉着钉子。仰着脸，手向上举着，可是胸脯又不得不紧靠着拴马桩。这时，她感到一双发热的手，抓住她的腿腕。是他的手！这意思是什么？只是怕我掉下去吗？……
“犁地！”她用鞭子指着，“就是那一块。”
“何必去找梯子？这样不好吗？你蹲下，我踩着你肩膀，然后你立起来……”
这块地，长满了草，到处是地老鼠挖的圆圆的小洞。如果不是四围的不深的壕沟，简直看不出和荒坝有任何差异。朱汉才疑惑地问：
木牌写完了，为了防备不老实的牲口，需要钉高些。苗康要去找梯子，可是林媛立刻提议说：
“这地，你们去年种了什么？”
在每日照常的接触当中，苗康并不是没有觉察的，他不傻。有时，在什么地方不期而遇，谁也没说什么，便匆匆错过了。但只从短暂的对视中，苗康却能完全领略到未婚女子那种不可言传的目光。不待说，这一切对于苗康是十分舒心的。同时，在他的观念中也是心安理得的。就像顺手捡一个自动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既不费力，又不致遭到非议。他从不曾对她有过什么公然的表示。在她面前，他始终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和严肃。不过，他却善于从细微之处去迎合她，去适应她。她喜欢跟他到河边去闲散，他从不拒绝。而且，当和她并肩向外走去的时候，他暗暗希望别人——最好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这时候，他特别感到心满意足。他留意着各种各样的反映：赞同、羡慕、嫉妒、厌弃。但无论你持以任何一种态度，都不致引起苗康的反感。更切实地说，他一律欢迎！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你们已经看见，除了我，她是根本不愿意同别人去遛弯啊！
“什么也没种。阿爸说，这片地要歇一歇，歇三年。今年就够了，明年，一到河水解冻，就要种青稞。”
一个人是不好对付湿淋淋的沉重的被单。但更主要的，林媛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亲近的表示。在拧水的时候，她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没有手力。这软弱无力的手也是可爱的呵——她爱他了——难道刚刚见面，只经过这么简单的一番相谈，就可以决定爱一个人吗？人们准会带着轻蔑这样责难她。但有什么法子呢？这是她的事。
斯朗翁堆在当地是稀有的富有经验的老农，他不仅懂得按节令去耕耘。而且，根据收获的情形，他能觉察出土地需要休闲几个秋天。
“来！你抓住那一头，我抓住这一头，我们把水拧干！”
秋枝解下木犁和家什，开始套牛。放牧员们本想继续帮忙，但他们根本插不上手——真怪！她怎么这样来套牛呢——把套绳拴在牛犄角上，又把一根粗笨的杠子横在两个牛头上，用皮带绑定，大约这是为了使它们在拉犁的时候不致分开。朱汉才和叶海不禁面面相觑，大为惊异，并且终于以干涉者的姿态拦住了牦牛。
这短短几句话，给了林媛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个人，应当这样，要有自己独特的、坚定不移的志向……她大胆地望望他，这样想着，从河里捞出并未洗净的被单，丝毫不带客气地说：
“秋枝，怎么能这样套牛？你弄错了吧？”
“学内科是我父亲的意思。我有两个哥哥都是内科医生，我们家开了一个诊所。可是我，我忽然想到做兽医是最难不过的。比内科医生要难多了！”他谦逊而又自豪地说，“人，会说话，他可以把自己的病症讲得一清二楚。牲畜呢？那就全要看医生的学识，看他的经验，看他的能力！”
“就是这个样子呀！有什么错？”
“转学的，那为什么呢？”
“我们只见过套在牛肩膀上，从来没听说谁套在牛犄角上。”
“我是插班。只住了两年多，本来我是在学内科。”
“套在肩膀上？”秋枝失声地笑了，“肩膀上怎么能套得住？”
“是吗？那太好了！你们这可是专门人才呀！在技专住了几年？”
“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那要由组织上来决定了！”他坐下了，“不过，我是学兽医的。去年从技术专科学校出来。”
“好啊！就试试看！肩膀上？”
“到农业站来，担任什么工作？”她问话的声调显示出她打算攀谈。
套肩膀就不比套犄角，需要牛梭头。可是，这样简单的物件在本地是不可能找到的。于是，朱汉才和叶海决定马上动手来做，他们从树上弄来几根棍子，捆绑成“人”字架子，作为梭头的代用品。但棍子太细，容易伤害牛肩胛，他们立刻脱下自己的衣服来缠裹住棍子。秋枝也怀着同样的兴致在为这桩出奇的试验忙碌，她决然解下自己着身不久的花道围裙，紧紧地缠裹住另一个梭头。开始上套了，两条牦牛对目前这种从未有过的情形无法判断是凶是吉，所以，直瞪着铃铛一般的眼睛，迷惑地望着两位不相识的人怎样把一个木夹套在自己肩上。
林媛对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给以亲切的接待，虽然并没有人交代她这样做。她盼望新来的人就像战士在最困难时盼望前来援助的战友那样急切。而现在，她却有意无意得罪了这个年轻人，她意识到刚才的话讲得不够得体，想要挽回一下。
当他们按照汉人的方式完成了所有的步骤，预备开始耕作的时候，老斯朗翁堆正好赶到了。看来，这老头子岁数总在五十上下，满脸乱生的胡须已经花白了。不过，看他那红润的发紫的面色，看他那不分冬夏赤裸在外的左臂，就知他仍然是体格壮实、精神饱满的。他见农业站的放马人在帮助女儿，老远就笑哈哈地说些什么道谢的话。但一发现牛肩上那种新奇玩意儿，他立时就有些不大快意了。自然，青年人总是喜爱笑闹，好出怪相，但他不高兴在耕地的时候这样来耽搁功夫。所以，他并不答话便开始去解脱牛梭。朱汉才和叶海起初只是吃惊地望着他，后来，忍不住上前去阻止他了。
“等一下！我们一路走不好吗？”她微笑着，十分大方地说，“我这就洗完了。”
“斯朗翁堆，怎么了？你怎么把梭头解掉？你先别忙解呀！”
“不！我想到过。我到这里来不是任何人的意思，完全是我自己请求的！”这话，显然是一种由于受到轻视而感不快的口气。他说着，提起箱子，随便点了点头：“谢谢你！”
“走吧！照料马群去吧！”老头子完全是教训小孩的口气，“不要耍起来没有够！”
“怎么样？”她以探索的眼光看着他，“没想到吧！一个农业站会是这样。”
“怎么是耍！”叶海申辩说，“套牛应该是这么套法才对呀！”
顺着她那淌水的手臂，他望见一片土窑，死沉沉的，仿佛没有人烟。几只老鹰在上空兜着圈子……
“唔！还说应该！”斯朗翁堆停了手，以嘲笑的口吻说，“谁教给你们这样做的呢？”
“呶！那边，那里就是！”
“我们那里从来就是这样！”朱汉才竭力使自己的话富有说服力，“当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会犁地，就会使唤牛，从来就是套在肩膀上！”
“是的！”
“可我们西藏人，从祖上传下来就是套在牛犄角上。我种了四十来年地，从来都是这样的！”
“有啊！你是到我们农业站来工作的吧？”
“要是使马来耕地呢。套在哪儿？”叶海歪着脑袋挑衅地说，他断定老头子会因为无言答对而忽然变得狼狈起来，“套在哪儿？你说吧！是不是套在耳朵上？”
“这附近，好像应当有一个国营农场。我是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有吗？”
“你见谁用马来耕地呢？”显然斯朗翁堆认为这是不屑于回答的，“马是为了打仗养的！”
她回过头，一个青年提着皮箱站在跟前。他身材高高的，但并不显得笨重不灵，穿一身浅灰制服，脸孔十分端庄，但不知是哪里略带些女性。他的声音是洪亮中听的，有一种自然的共鸣。
“那……别的不说吧！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套犄角呢？”朱汉才问。
“同志！请问你一声……”
“你们见过牛跟牛斗架没有？”老人反问道。
那次，林媛在河边洗被单，正洗着，忽然背后有人说：
“见过！”
可以说，从一起头，林媛就是怀着对苗康的极大敬慕而认识他的。
“是用肩膀斗呢？还是用犄角斗呢？不错，是犄角。”斯朗翁堆从容地讲解道，“这就对了！牛的力气全在犄角上啊！”
瞧！他不像别人，他的工作从来都是有条有理的——林媛带着一种说不清是为苗康还是为她自己而骄傲的心情这样想。接着，她走近去，依在石槽上，会神地看苗康写字。浓浓的鲜艳的红墨水顺着笔头淌下去，但在不光滑的木板上立刻就干了，就成了一种暗淡无光的颜色。他写完一块，她就拿了过去，另外递给他一块空白的。从她那种郑重其事的态度看来，似乎这工作是必须有两个人协同才可以完成。不过，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一定可以发现，林媛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件繁忙的工作上。
对于这种得理的说法，朱汉才和叶海并不心服，但却找不出能够反驳的任何根据。无奈只得坐在地头，眼巴巴望着老头子把他们苦费心劲做成的牛梭掷到一边。秋枝看出，父亲使两位放牧员过于扫兴。为了缓和一下，她走过来坐在他俩中间，正想要说什么。斯朗翁堆已经把牦牛重新套过，喊她过去。
“写字码。所有的马都要编号。几号马就一定要拴几号桩。”
女儿牵牛，父亲扶犁，开始耕地了。
“也行！”她叉起腰，认真地打量着四壁，“不过还是这里比较合适，恐怕门边容易碰着。你在做什么？”
笨重的木犁，几乎是直杆不弯的。这张犁还是斯朗翁堆的祖父手里买的，犁头上所包着的一点铁皮已经要磨光了，所以，老头子曲背蹬腿，吃力地向下按着犁身。这样，犁尖才勉强插进土中。更不景气的，这种犁根本没有铧，耕起的泥土不能顺序翻向一边，而是顺犁头一滑，向两边摊开。表面看起来，新土盖了很宽的地面。实际上，一来一往只是划了一道很浅的三角壕，到处是壕沟，像洗衣服用的搓板。这样便等于整块地里的泥土只有一半被翻过了，松动了；其余的一半仍旧没有被犁尖碰着，仍旧是硬实的。而且，翻土不好，草根依然向下埋在土中，它们不仅不必害怕枯死，而且只要见雨就会长得更旺盛。然而，仅只这样划划地皮，已经使两只牦牛吃尽苦头了！因为套绳拴在牛角上，所以，当它们向前拖动沉重的犁身时，势必得抬头仰面，鼻孔朝天，全靠着脖颈去拉。这怎么能得力呢？但它们确乎卖尽了力气。累得舌头都掉出老长。斯朗翁堆呢，还时时抡起皮鞭来，毫不心疼地抽打它们——耕地的时候不舍得抽打牲口是要被人笑话的……
“就装在这里吧！靠门近点！”
两位放牧员无言地望着，望了好半天。当他俩无奈向马群走去时，朱汉才问他的助手说：
林媛走进去，一边想着要说些什么。她立刻就像平常那样沉着起来了。
“农技员往内地去了多少天了？”
“你进来呀！”
“你说雷文竹？”叶海暗暗掐算着，“有……总有一个多月了！”
“没什么，我以为这里没人，门开着，怕是忘了锁呢！”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门口，而是趴在窗台上，接着补充说，“马厩里需要装一支寒暑表，我想，站长会同意的。可是应当装在什么地方呢？”
“嘘……”朱汉才轻轻叹了口气，“回来吧！快回来吧！”
“有事吗？林媛！”
“就是，他回来就好了，要是真的弄来那‘家伙’！”叶海摆出一副掌握轮盘的架势，“哼！叫他们看看吧！”
不知是无意的，还是听到了她的呼吸。他抬起头，看见她了。
7
林媛正朝这边走来。照说，她到会计室去绝对不需要路过马厩，但她来了。她双手以轻微无声的动作趴着窗台，探头向里边望去，苗康正伏在槽边，用毛笔蘸着红墨水，往小木板上写着字码。他的头发动人地在额前耷拉着，遮住眼睛。他在工作呢，专心专意工作着呢！林媛不声不响地把他看了好久好久，她不愿惊动他。
除了没能到北京和柳雨人教授一会之外，雷文竹对于在内地这一个月的奔忙结果是颇为满意的。他不仅在四川大学化验了土壤，买齐了所需的各样菜种。同时，也在完成站长交予的另一项繁重任务：押运省农林厅拨发的大量马拉农具和一部匈牙利拖拉机——目前只能调拨给这样独独的一部——一部也好！朱汉才和他的队员们想这“家伙”快要想疯了。
在这种情势下，刚刚竣工的马厩便格外让人嫉妒了。它高大、宽敞而又明亮。圆窗户，栅栏门。顶棚是一排细木料，上边盖了一层草，草上又压了一层泥。墙壁用石灰粉刷过。如果去掉那两排木板槽和拴马桩，简直就是一个像样的大厅。这座堂皇的马厩在搭架子时，已经引起附近山民们的密切注视了——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的呀——这，不能不归功于兽医苗康。本来，陈子璜是不愿意为马厩破费一笔巨大的人力和钱财的。他甚至已经在兽医的修建计划上批了“缓办”二字，可是苗康丝毫不肯放松，他坚持着一条无可批驳的理由：人在任何艰难环境中都能照顾自己，而牲口，离开了人的照料就只会毁坏自己。同时，在请求修盖马厩的这件事上，苗康还以团支部组织委员的名义发动了集体力量，不少团员是他的热心积极的支持者，比如林媛就是其中之一。倒不是这位气象员确切地考虑到了马厩的严重性，她不过心想，既然苗康认为必要，那就是说，这桩事是应当刻不容缓地办理的。
卡车都响起了马达，就要开动了。雷文竹忽然看见一个女学生——他断定是女学生——把着最后一辆车的车门，在和司机争辩着什么，他走过去。
农业站的人，无一例外都住在阴暗潮湿并且发着土腥的窑洞里。这使苗康提起来就气愤填胸。他被调来以前所听说的，和这相差太多了：全是两层楼房，光身汉住单间，有女人的里外间还带炉灶，是啊！这是起码条件。结果呢？哼哼！“破瓦寒窑”！连附近山庄的藏民也可怜他们了，说情愿把屯草的房子让出一半来。但，大约是为了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尊严吧，没见谁有过“乔迁之喜”。
“还是请你把我带上吧！”她央求着，“我就是到这个农业站去的呀！和你们完全一路！”
2
“我说过了，不成！”相当年轻的司机从驾驶台探出了衣帽不整的上半身，“你去买客票吧！这里有客车通西藏了！”
那人并不答话。随着他的沉沉的、慢吞吞的动作，一尺多长明光发亮的腰刀出鞘了。整个的从铁鞘里拔出来了呵……
“票卖完了！一张都没有了！”
“做什么！你要什么！你要做什么！”
“那，你就等等吧。别着急，三天一班，公共汽车的坐垫要舒服得多呢！”
陈子璜不由向后腰一摸。没有！离开部队时把左轮和胸章帽徽一块上交了。冰冷的汗水登时从两腋淌了下来。于是他机械地厉声喝道：
“我已经在小店里等了两天两夜了。要工作呢！我是到那里去做工作的！畜牧技师。”她觉得司机把她看成什么人的家眷了。
冷不防，从杉树背后霍地跃出一个人来，赤脚光腿挺立在陈子璜面前，把夹道一般的林中小路完全给堵拦了。这个西藏人身架相当魁梧，但很消瘦，赤裸的前胸突现着一根根肋条骨，靠肚脐下缠着一件臃肿龌龊的老羊皮袍，大约就是从这件皮袍上发散出一股扑人的油腥臭气。他的憨里憨气的脸，像他的肩臂一样黝黑肮脏，使人无法看出他的年岁。他的深陷的眼，发直地盯视着陈子璜，这眼光是呆痴的，却也是可怕的。他的绷出青筋的手紧紧攥着刀把……
这话，对执拗的司机仍旧没有发生什么效力。但是，雷文竹却由于喜出望外，几乎要叫出声来。多巧啊！原来她不是什么毫不相干的同路人，而是派到农业站来的畜牧技师，他立刻觉得她已经是久已相识的同伴了。他本想近前跟她握手，但旋即又改变了主意，先扭头对司机说：
陈子璜的回忆突然被截断了……
“让这位同志上车吧！”
“唔！下这样的评语，你不觉得太早？”苏易停住步，站在陈子璜面前，他还在微微发笑。但陈子璜已经从他的笑容里感到了严厉和斥责，这是从他那双眼睛里透露出来的。苏易带着他那种特有的神情说：“你不是针对某个人下这样的评语。同志呵！你是针对整个的西藏人，一个民族。那好吧！既然如此，你就先把你这个评语保留起来。注意！我说保留，那就是请你存放在自己脑子里。不要再端出来到别人面前去显示你这种‘新发现’。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弄清楚你的评语究竟说明了什么。不过，现在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个吵嘴打架。现在，对我们最当紧的是……”
“我已经跟她自己讲过了，不好办哪！”
“我想，许是他们对土地没有多大兴趣……”陈子璜断然道，“一句话说完，懒！西藏人生性就懒惰！”
“这有什么难办的呢？”雷文竹反驳说，“机器只占了你半车厢，随便哪个角落都可以坐。一两个人才有多重！”
“可是为什么呢？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倒不是怕我的‘吉斯’拉不动一两个人。我们同行说定了，要纠正脑筋呢！”
“谁知道。横竖他们是不知道为自己发愁。不晓得你注意没有，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为自己发愁。”陈子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脑筋？”雷文竹不解，“你们要纠正谁的脑筋？”
“可是——好了！你停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你呢？”
“纠正别人的脑筋啊！错误印象！你不知道，好些人挖苦我们当司机的——要是男同志想在路上搭搭便车，理都不理，一踩油门就开过去了。要是女同志搭车，只要抬抬手就停车了，还请到驾驶室里去坐——你说吧！这是不是胡诌乱扯？非纠正纠正不可！不管男女，一律对待……”
“怎么没试过！我们试过的呀！”陈子璜站了起来，粗声粗气地说，就好像苏易要找着跟他抬杠似的。“我们全体出动，大大小小的庄子都跑遍了。到东家央求，到西家祷告。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坝子上又有的是荒地，谁开了就算谁的，既不要交租又不要纳税。可是，你找这一家，他说了：‘行！我愿意去开地。开一天要给我两皮袋青稞。要不，半个茶包也行。’你再寻到那一家，他又说了：‘行！我愿意开地。开一天要给我像羊皮那么大一块布。要不，许我尽着自己手抓一把盐巴。’可这还算顶客气的呢！有时候说不定还要碰上一两个无赖。他们会嬉皮笑脸跟你打哈哈：‘行！我愿意去！可是，开多大的一块地才能给我一个汉人姑娘呢？’呶！听听吧！”陈子璜愤怒地说，“你想尽法子要帮他们弄一块养生地。可他们倒得理不让人，就像有什么事不能不求他们……”
“唔！是这么回事，那问题太严重了！”雷文竹逗趣道，“应该纠正！不过，这一回先马虎点，从下一个人起你再开始吧！”
“怎么回事？”苏易重新打量了一下陈子璜，意识到他的来势不小，“事情还没有真正开始呢，你怎么就觉得吃不消了呢？究竟是哪里吃不消？你试着去吃得消不行吗？”
“不！谁也一样，说不行就不行！”
“可不！忙不起来。我已经有些怀疑了，这个推广站到底需不需要还是个问题。要我看，有没有都行！”陈子璜闷声说，“要是非有不可的话，那！换一个同志来做站长吧。吃不消！我是吃不消。趁早，免得以后不好收拾……”
“你怎么啦？磨起牙来没个完！”雷文竹像在教训司机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车队由我负责！全权负责！”
“唔！？”苏易惊异道，“你在害这种怕？”
“那！既然负责，咱们把话说清，这算是你带的女客，可不是她一抬手我就……”
“要是能忙，再怎么都可以受得住。可现在怕的就是忙不起来！”
“随便你怎么说。”
“怎么样？子璜同志，忙得够受吧！”
“那好吧！请上车！”
陈子璜是不吸烟的，也没心听这些话，没作声。
雷文竹先上去，撩开棚布。畜牧技师就迅速递上了她的非常轻便的行李。当雷文竹哈着腰伸手拉她上车的时候，司机过来以真诚好客的语气阻拦道：
“抽一支吧！当然的，这种烟真说不上高明，像辣椒面，而且价钱贵得可怕。”书记把自己预备点燃的香烟扔回到桌上去，“没关系，再对付些日子吧！要不了太久的。等我们贸易公司一开张，马上就有‘大中华’。”
“你就坐驾驶室，请吧！”
书记约摸有四十多岁，已经在发胖，并且在秃顶了，眼神里时时露出疲倦无力的、忧愁的神情。不过，和他的下属们在一起时，他总是十分愉快和喜欢说话的。他简直坐不住，总是走来走去。现在，他给了陈子璜一支印度香烟，就开始走起来：
“不！上边通风。在下边一闻汽油味就要晕车！”她说着上去了。
前天，陈子璜到工委会去时，工委书记苏易没在家。秘书说他到宗本[1]格桑拉姆那里去了，有几桩公事必须在那里和她商定，因为宗本是几乎从不到宗政府来的。陈子璜决心等候，晚饭后，书记回来了。
雷文竹在车厢前头安置了两个有靠背的舒适位子。他们对面坐下，车子开动了，一起步就猛冲起来，车后立刻掀起了浓重的灰尘。司机要在仅有的两位乘客面前露一手呢。
陈子璜顺小道穿过阴冷的、不见阳光的杉树林。这时，他开始懊悔起来。本来，他并不想给雷文竹找什么过不去。实在说，无论看哪方面，这都是一个挺能干的青年人。刚才无缘无故往他身上使性子，全是由于自己的心绪烦乱。陈子璜只要一想起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站长，他立刻就会来气的。不错，站长！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天老爷！好难对付呀！有人说部队后勤工作是最伤脑筋的。陈子璜做过师部后勤处长，但他觉得那比做这个小小的站长要轻巧万倍。一句话，紧跟着站长头衔，就把整个草原都压到你肩膀上来了。这该是多么大的分量呵！也许，换一个精明的人，不消吃力便可以担当得起吧！真的，陈子璜常常这样想。他甚至还到工委会做过这样一次请求。然而，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请求是没有结果的。
倪慧聪——雷文竹觉得她的名字很好听——斜身依着车厢板，面冲前坐着，一声不响地望着倒流而来的公路和移动着的山野。但脸上却现出一种明显的、羞怯不安的神色。不难看出，她在生人面前不惯于泰然处之，更不惯于讲话。对雷文竹主动而周到的帮助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她已不止一次地用眼睛说过了）但，这使雷文竹感到十分快意，他喜欢这样。
谁也不再说什么了，仿佛他们的争论已经得到统一。像两个全不相识的人一样，各自低头走路。陈子璜走得很快。在军队里待久的人都会有这种难以改变的习惯：即使是闲溜达，也要赶着快步，好像去替一个得了急症的人请大夫，有时意识到没必要，会骤然间缓慢下来，但过不了一时，又会不自觉地加大速度。所以，他和雷文竹的距离很快便拉远了。
不觉，在少言寡语中过去很久了。雷文竹为了改变这种气氛，极力地寻找各种话题。而在海阔天空的闲谈中，雷文竹却以注意倾听时那种通常神态作为掩护，公然地、长久地望着倪慧聪。望着她那女运动员一样的、发育匀称而苗条的体态，望着她那腼腆的、皮肤稍稍发黑的面庞，望着她那平平的眉毛和正被山风吹拂着的柔软微黄的头发，他觉得她的一切一切都极为平常，说不上太漂亮，但又绝不能说不好看。当她用水汪汪的、并不算美的眼睛望你的时候，你立刻会觉得她是温顺的、纯洁的、信任别人的。越是这样越使人感到亲切。至于有些姿容出众的女子，倒往往引起雷文竹的不满。她们因为充分了解自己是如何引人注目，所以任何举止都要加以做作，而且故意显出庄严、淡漠的样子，仿佛根本看不见什么别的人。
“哼！仪——器。”
没有太久，倪慧聪也随便多了。她开始接二连三地问起农业站的情形，特别是有关畜牧方面的各种情形。在雷文竹的回答中，如果和她原先所想象的相吻合，她便露出一丝快意的愉悦的笑容。如果和她原先所想象的大有出入，她便露出一丝惊讶或不安的神色。她问得相当仔细，甚至连多少年之后的事都要追根究底加以询问。这，雷文竹也不能给她什么具体回复。他只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小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将会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国营机耕农场。而周围的西藏人——山民们和牧人们，也将渐渐地成为这个农场中的重要成员。不过，大凡晓得的任何情况，雷文竹都不厌其详地告诉了她。最后，她还直接提名问起了兽医：
“仪器！”
“你跟苗康同志一定很熟吧？”
“仪器？”
“很熟！是我们的兽医，你认识他？”
“你要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开荒队。是农业站！”雷文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地说：“当然！你是站长，我能去不能去，你完全有权决定。不过，一个农业技术员，我想，他总也该有权请求站长给他仪器。化验土壤要使用仪器的，不是用舌头尖去尝味道！”
“技专同学，他比我高一班。怎么样？身体还好吧？在学校的时候他常爱发疟疾。”
“要是非化验不可的话，那……我考虑考虑，以后再说吧！不过你也别吓唬人！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在太行山带过开荒队。从来也没有尝一尝哪一块地是酸土，哪一块地是咸土！”
“很好！现在他很好……”
“可是你必须了解土质！”雷文竹也显然有些气了，“是酸性的、碱性的，各种成分占多大比例。知道不？不知道！你并不知道！那么请问你，这种土适合什么作物，适合什么肥料？要想改良土壤，从哪儿着手？”
苗康成了谈话的中心，在谈到关于他的工作情形时，雷文竹看出，倪慧聪希望听到的是和他的健康情形同样——很好。事实也是如此，关于苗康的工作，确乎找不出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雷文竹尽量满足了倪慧聪的愿望。不过，虽是讲，而他实在已经有些言不在意了，他甚至承认自己的心绪开始莫名其妙地、防不胜防地慌乱起来了。当说到苗康怎样以全票被选为青年团支部组织委员时，畜牧技师脸上泛起一片微微的红晕。虽然，她把自己的情感掩藏得很好，但，雷文竹却在一瞥之间觉察到了。她多高兴啊！在为他高兴呢！看来，他们不仅仅是平平常常的同学……不过，也不绝对；就是这样，久别的老同学，很快又要相见了，这种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呀……不！不是这样。她的眼睛就明明告诉了你，完全是另一回事！
“你是没事找事吧！刚才你不是说，那位土壤学家讲过：‘没有不良的土壤！’既然是没有……”
农业技术员尽了很大努力，才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时，他开始觉得自己未免可笑，太可笑！你对她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吗？没有！可以说还是陌生人。她对你有过什么神秘的暗示吗？没有！可以说她还没有认真留意到你。那么，你凭什么这样想、那样想！他觉得有些羞愧了，仿佛他对人家一件什么贵重物品一度起了偷窃之念。不过，谢天谢地，好在她没能觉察出来，她依旧面冲前坐着，山风依旧在吹拂着她的柔软微黄的头发……
化验？不错！化验是一桩学问深奥的工作。可是说到土，难道土也能化验？土有什么可化验的呢？陈子璜几乎是以一种嘲弄的语调说：
早已被忘到一边的司机，却一直没有忘记他的一对乘客。为了使他们满意，在颠颠簸簸跨过了一段坡道之后，他开到了全速。车，像一只巨鸟驮着雷文竹和倪慧聪向前飞去。没鸣喇叭便从旁超越了一辆喷过漆的、表面很新而内里破旧的车子，不一会，就把它丢在后边很远很远了。
“化验。到农林厅，到四川大学都可以。不过最好准许我到北京农学院去一下。那里的柳雨人教授我认得。当然，没见过面，可是我们很熟识，早就在通信。可以说，我算是他的一个‘函授生’。这土可以顺便在他那里化验一下！”
8
“化验？”
直通拉萨的康藏公路正在赶修，逢山开山，遇水架桥，通到农业站所在地还差四十多公里。雷文竹的几辆车子只能在“终点”卸货。他让倪慧聪照料着东西，自己雇了一匹马回去叫人来运。
“哪里！我不是说了吗？是职务以内的事。回家，你知道，现在还顾不上。我是为了这些土。这土，需要化验。”
还没等雷文竹把话说完，人们已准备停当，连夜上路，第二天一早便赶到了公路终点。除了陈子璜以站长身份对倪慧聪表示欢迎之外，别的人只顾上驮子，装马车，几乎没有谁跟她打招呼。这使她显然地感觉到：现在，农业站最迫切需要的是拖拉机、步犁、种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而畜牧技师，好像是无足轻重的。这倒也没什么，何必计较这些呢！可是，另外一件事却使她颇感不安，甚至不快。她一眼就看出来，在所有人当中没有她的同学苗康。为什么他没来呢？
“啊！四年哪！我呢？三四一十二年，可还没有打算请假回家呢！”
当浩浩荡荡的骡马大车队回到农业站来的时候，坝子里跳舞的姑娘们早已各自回家去了。这就是说，天色很晚很晚了。但，陈子璜当下就命令生产队全体出动，上好所有的犁铧，准备明天一早就要下地，还决定立即安装拖拉机。他去找朱汉才，一进门，见他正跪在地铺上聚精会神地看书，叶海也跪在铺上看一张图，蜡烛快要烧着头发了。一见站长进来，朱汉才就兴奋异常地说：
“四年。”
“你瞧！站长！我们农技员多有心眼！”他拍着铺上的几本书！“要不是他替我弄来这些……那可就……”他又低头看起来。
“你离家几年了？”
朱汉才的确感激雷文竹，多亏了他把有关这一型拖拉机的说明、图解全替他搜罗来了。否则，他根本没办法把一堆堆零件装成一部可以开动的机器。
陈子璜吃惊而反感地望了望他，没有回答，扭回头就走。雷文竹也背起帆布袋，提起镐头，默默地跟在背后。陈子璜走着，并不回头地反问说：
朱汉才原是汽车部队的副连长。有次，往火线运弹药，敌机炸断了途经的一座石桥，但他并未发觉，照直开过去，翻到河里去了。经过急救，带着石膏夹板在医院里躺了两个月，总算没残废。可是，只要疲累过度或阴天下雨，他的腰部就会难以忍受地发痛。就为这讨厌的病根，他不得不离开他的连队，离开他的“嘎斯”。不过，也好！他早蓄意要“玩玩”另一种方向盘了！
“也好！我也正想提提我职务以内的事呢！我需要回内地一趟。可以吗？”
因为朱汉才平常难得对人家说起自己，又因为他要保藏那一套褪色的军装留做纪念，从来没舍得穿过一次，所以，农业站的人大半都认为他无疑是个真正的拖拉机老手。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个“冒牌”的！机器给他摆在脸前了，他才慌手慌脚向书本向图解求救。
这种不加掩饰的厌烦情绪虽说有些出乎意料，但也没使雷文竹过于不快。他苦笑一声，倒退几步离开了雁群，随着也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说：
朱汉才让叶海去喊几个人，到时候打打下手。其实，人们全没睡，叶海一出来就被拉到一边，七嘴八舌向他提出疑问：
“行了！你还有完没有？人家画一只雁，你也说长道短。有功夫，你就多琢磨琢磨职务以内的事不好？”
“你们自己觉着多少有几分把握没有？”
“真的，这不正确！”雷文竹重复证明道，“可惜我不会，要是我会画，现在我非坐在这儿速写一下不结。不！干脆就画素描，反正它不会动的……”
“机器可不比别的。外行人趁早别在它跟前逞能！”
“好了，好了！走吧！有尾巴是雁，没有尾巴还是雁。”
“我看哪！先别着急安装吧！耽误些工夫事小，摆弄坏了谁担着！”
“等等！你怎么不过来！瞧！多有意思，它身上的羽毛看样子是很光滑的呢！尾巴，它有尾巴，像鸭子的尾巴差不多。可是有些画上画的没有尾巴。”
“我想，我们站要是死乞白赖地要求，一个报告接一个报告，省里总不能不考虑考虑。哪怕他拆东墙补西墙呢。也得先给我们抽一个内行来。”
“嗯！也许认识吧！”陈子璜淡漠地支应道，随后又催促着，“走吧！该回去了，该回去了！”
“据你看怎么样？叶海，老朱那两下子行不行？”
“看！它们不怕我！”雷文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离他最近的一只雁说，“一点也不怕，就好像它们认识我！”
“为什么不行？我说你们用不着担这份闲心！”叶海很不自在，他觉得不信任朱汉才——至于他的助手那就更别提了——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拖拉机又不是什么稀奇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他并不是没开过！”
雷文竹怀着孩子般的心情，轻手轻脚地靠近雁群。不过，他这样小心是多余的。直到他认为已经再不敢近前的地步，雁群依然没有任何骚动。这是有原由的：西藏人把一切有翅膀的全认做是“空中的神灵”，任何一种飞鸟，甚至落到闹市大街的时候，都从不曾受到过人的危害，所以它们见人毫不惊慌。
“你是说汽车吧！”
河湾里，沿着山根背风的地方，落满了一群一群的大雁。远望好像谁撕扯到地下来的、一片一片灰蓝色的天空。雷文竹高兴极了，他只见过排着各种队形伸长着脖颈从高空悠悠飞过的大雁，从来都没见过落到地上的。一直到今天，他对大雁仍然保持着某种亲切的、神秘的印象。因为在人们观念中，大雁不是一种普通飞鸟，而是南北恋人的殷勤可靠的使者。
“那完全是两码事！汽车和拖拉机根本不是一路……”
“哟！你看，你看哪！”走着，雷文竹意外地压低声音叫了起来，并用手指给陈子璜看。
“不！说的就是拖拉机！”叶海宣布说，“在河南黄泛区，他参观国营农场，跟那里的机耕队长谈了总够两个钟头，也亲手在机子上摸索过一阵子。告诉你们吧！不管什么机器，不摸就罢，他只要一摸，哼！”他见别人并没有心服口服，于是又滔滔不绝地接上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开车的？比起来，汽车要更难些。可是，没有一个人教，他还不是自己摸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缴获了很多车子，缺人驾驶，上级指定他们十几个人学开。可是没有油。他们就推，那么大十轮卡车就吭哧吭哧地愣推啊！这样大家才能轮着学打方向盘，学换排挡。进了徐州，搞到几桶油，这才在公路上学跑。可到考车的时候，他一根竹竿也没碰到……”
雷文竹像抓草药一样装满了最后一个纸包——总算完事了——随后，他背起帆布袋，约陈子璜一同到河边洗手。
安装工作在朦胧的月光下开始了。
陈子璜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
尽管人们仍然对朱汉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可是，却都在他的指令下七手八脚地忙碌起来。朱汉才用手电筒照着图解，叫着各种怪里怪气的名称，斩钉截铁地给包括站长在内的所有打下手的人发出命令。如果遇上手笨的，安不上那些不能相差分毫的机件，他便亲自去安。如果安错了，又安错了，他只简单地命令道：“拆！”“再拆！”“还要拆！”有的人已经觉得大伤脑筋，尤其是糜复生，他有意地打了两三次呵欠（这是第二个整夜没有睡觉了）。不过，朱汉才并没有接受这个隐晦的提议让大家休息一会。不知道用了几个钟点，总算依照图解所规定的步骤全都完成了，可是还余出来几个小零件，用叶海的话说，“找不到婆家”。去他的吧！以后再替它想办法！
“威廉士，土壤学家。苏联人。”
人们如释重负，坐下来，以轻松愉快的心情在等待机子发动。忽然，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喷灯不能用，漏油。在汽车上磕碰坏了。没有它是不可能把冰冷的机器发动起来的。朱汉才想了想，决定另生一个炉子。可是火苗不旺，热量不够。叶海着急说：
“是谁？”
“要是能有个风箱扇着点火就好了！”
“没有不良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雷文竹以权威的口气回答，随后又补充道，“当然，这结论不是我做出来的，是威廉士。”
“我去拿！”一个女子的声音，“我们家有牛皮风箱！”
“这土，你看怎么样？”
当大家惊异地应声望去时，秋枝已经离开马厩墙角，沿着土坎匆匆跑去。她的健美的身影很快便在昏暗的空间隐没了。
在草原上，雷文竹满怀兴致地东走西走，这里挖一条壕，那里掏一个坑。从远处看来，会以为他是在刨人参果呢！其实，跟随在背后的陈子璜看得清楚，他并没有掘到任何值得欢喜的、哪怕是一点点什么小东西，只不过按照不同颜色把挖起的泥土分别包成许多小纸包罢了。所以，不管雷文竹怎样热心和着忙，总引不起陈子璜插手相助的兴趣。他只是跟着打转转，最多随便问几句：
夜，就要结束，但黎明前的一阵还是很黑的。
大约是初秋——西藏高原的四季确实不太分明——山岭上已经积了很厚很厚的雪。雪，在太阳照耀下闪射出强烈的银光，仿佛那层层大山不是坚硬的花岗岩，而是透明的水晶石。除去常青的云杉，坡地上的树木已在渐渐地被剥得赤身裸体了。群山所环抱的草原，也已在渐渐地褪去葱绿而显露出暗淡的本色，宛如山洪汇集的一片浑黄的、沉寂的湖水。然而，这草原是辽阔的，一望无垠的！
[1] 宗本——相当于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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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弦子——藏族一种民间舞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