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的检疫官来到我们面前，萧军意外发现那是他的一个熟人当年哈尔滨“蓓蕾社”的文学前辈于浣非。接着，于浣非将在“华佗号”上过夜的诗人蒋锡金介绍给我们。交谈了几句，蒋锡金匆匆下船给印刷厂送稿去了。说起哈尔滨文坛往事，萧军和于浣非不胜唏嘘，聊谈中得知孔罗荪也在武汉。
甲板上满是头缠纱布的国军伤兵，还有大量来自上海、南京的难民，一个个神色疲惫。一阵昏天黑地的呕吐之后，我坐在柳条箱上，双手支着下巴，一点力气也没有。萧军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一条漆成嫩黄色的检疫船缓缓靠过来，船帮上写着“华佗号”。
上海不保，南京吃紧，人们纷纷涌向武汉，江城的房子空前紧张。蒋锡金在位于武昌水陆前街的小金龙巷租有一个套间，听于浣非说了我们租房的难处，他便爽快地将里间让了出来，自己借了一张小床睡在外间。这样，一到武汉我们便有了落脚之处。
九月十九日清晨，天刚蒙蒙亮，轮船终于在江汉关前的江心停了下来等待检疫。
锡金同样来自上海，在湖北省财政厅工作，院子里住的都是他的同事。他说虽没读过《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但在文学期刊上看过我和萧军的不少作品。他为人豪爽，在汉口上班，除周日外平时在家的时候比较少，偶尔回来睡觉也往往是在深夜。
6
周日，洗衣服的时候，我让锡金把换洗衣服拿来顺便洗了，也不用到餐馆吃包饭，加双碗筷跟我们一起搭伙。中午，一条清蒸武昌鱼，一盘红烧肉，一盘清炒莴笋，一盆索波汤摆上桌，他感慨太久没有好好吃顿饭了，家里有人做饭真好！尝了一口汤，大声惊叫：“味道真不错！”然后惊讶地看着我，“做菜也这么拿手？”
火车驶出车站的那一刻，我看了这个城市一眼，冥冥中在跟上海作着最后的告别。
萧军提议喝点酒，他马上附和说不喝酒对不起这桌菜。三人于是斟酒小酌，边吃边聊。锡金赞赏萧军的勤奋，每天写个不停。萧军自信满满地说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名叫《第三代》，准备写它一百万字。因锡金问起，我说自己也准备写一部关于儿时生活的长篇。他抿了口酒：“二萧不愧为文坛伉俪。令人羡慕！我可是近水楼台，到时候先睹为快。”
我们最终决定随大流也去武汉。船票还不难买，但日军控制了部分长江水道，不能坐船直达，只能由梵皇渡上车，经苏州到南京，再坐船去汉口。往后恐怕离开都难。
说到自己，他说以前也没这么忙，“七七”事变后听冯乃超指挥，开始参加武汉青年宣传队的活动，一下子忙起来；近来又抽身参加文化界的活动就更忙了，诗也写得少，除了跟孔罗荪一起编辑《战斗》旬刊，还在推进诗歌朗诵运动。我不免好奇，问在哪儿朗诵，难道在街头？一听说在汉口电台直播，公众通过收音机接收，我更觉新鲜。锡金突然眼睛一亮：“你的声音好听，发音标准，哪天跟我一起到汉口，在电台朗诵几首，鼓舞一下民众，自己的或别人的诗都行。”
租界成了一座座“孤岛”。进入九月，萧军每天都带回新朋旧友已经离开或计划离开的消息。黄源参加了新四军，罗烽、白朗去了武汉，舒群到了延安，茅盾回了乌镇，艾青和妻子也回了金华，梅志带着孩子去了胡风老家湖北蕲春……
“好啊！当然是念自己的！”我说。
只是上海已难以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几天后，胡风、聂绀弩、罗烽、白朗找了过来。老聂感慨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白朗正怀着孩子，九个月了。朋友们各自说了说自己的近况。胡风说自己十月一日抵达汉口，昨天才在朋友金宗武家安顿下来，离这儿不远，梅志和孩子仍在湖北老家。他接着说邀大家来小金龙巷是想让《七月》在武汉改为半月刊重新创刊，每月逢一号、十六号出版，正忙着办手续。我们听后都十分欢喜。
经过一番商量，《七月》的创刊大致筹备好了。我们在座几位是主要撰稿者，曹白负责版面设计，彭柏山协助老胡编稿，九月十一日正式出刊，每周一期。时间紧，散会时，胡风叮嘱大家赶快写稿。
“往后就仰仗各位多多写稿。”胡风说，“《七月》一定要办得丰富些。不过，加上已到武汉的艾青，咱们的人手还是少了点儿。”
胡风说：“那好，就定名为‘七月’！”
萧军连忙说：“把端木蕻良也叫来！”
其他人亦纷纷赞同，我暗暗得意。
胡风说：“你不说，我都忘了。离开上海前，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临行前说到浙江蒿坝找三哥，并留下了地址。”
“真不愧是大才女，我也认为‘七月’是契合时代的好名字。”吐了口烟，艾青说。
“太好了，待会儿我给他写封信，煽惑煽惑！”萧军自告奋勇道。
我刚说完，端木蕻良便赞许道：“‘七月’这名字，形象且诗意！”
夜深人静，萧军仍在灯下忙碌。我已躺下，听见院门外传来锡金的叫门声，怕打扰萧军，我披衣下床轻轻走出去，打开院门对锡金骂道：“你这个夜游神！”
“全面抗战因‘七七’事变而起，为什么不叫‘七月’呢？”
一周后，我拉开房门，准备出门买菜，一辆黄包车进到院内，端木蕻良从车上下来，皮夹克配灯芯绒马裤、高筒马靴，菲律宾式长发几乎盖住了脖子。两个多月不见，我差点认不出来。付过车钱，他拎着箱子，抬头看见我，略显羞涩地喊道：“萧红姐！”
会上，胡风说新杂志的出钱人已经有了，让大家就刊物的名字、办刊方针出出主意。说完，划了根火柴点燃纸烟，然后将香烟、火柴扔了过来。我和萧军还有艾青都跟着抽起来，会场顷刻间烟雾缭绕。对面的端木蕻良诧异地朝我看过来全场只有我一个女性，而且还抽烟。胡风说他琢磨了很久，刊物名字就叫“抗战文艺”。我一听，弹弹烟灰，毫不掩饰地说太一般。
第一次听人这么称呼，虽有些不适应，但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扭头冲里间喊道：“三郎，你看谁来了！”
“过去一年，你呀，一时东京，一时北平，一时上海，见你都难，怎么介绍？”见我有些尴尬，胡风接着对我和萧军意味深长地说，“咱们都为抗战出力，一起做点事儿吧！”
萧军迎出来，惊喜地接过端木手里的箱子：“收到我的信了吗？”
“老胡，怎么没听你说起过？要不，我们早认识了。”我接着调侃道，“作家可不是你的私产哟！”
“要不是你那封热情洋溢的文言信，我还能下了火车就直奔这里？”端木笑道。
“你来上海一年了？”我惊讶地问。他微笑着点点头。
夜里，我们三个东北人围着圆桌喝酒聊天。他俩很快便面红耳赤，我却没什么异样。端木见状惊讶道：“没想到萧红姐这么能喝！”
听萧军这么一说，我也立即记起在东京读过的《鴜鹭湖的忧郁》，面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便是它的作者。我不禁朝他多看了几眼。他有些腼腆地说“端木蕻良”是他的笔名。我对这个名字有些好奇，正想问问，胡风走进来，微笑道：“端木蕻良也是你们东北人。一年来可谓成绩斐然，发表了十多个短篇，还出版了一部长篇。”
“萧红姐？”萧军看着端木问，“你哪年生人？”
“曹京平？”萧军一愣，恍然大悟道，“哦，想起来了，鲁迅先生逝世前几天，我和黄源前去看望，正好遇见他给一个名叫端木蕻良的人回信。黄源告诉我，端木蕻良本名就叫曹京平。”
“一九一二。”
扫了一眼会场，曹白、艾青、彭柏山他们正坐在那里抽烟闲聊。来到隔壁的休息室，我将沏好的一杯茶递给萧军，正准备给自己也沏一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走到萧军跟前，主动伸出右手，边握手边略带羞涩地自我介绍道：“在下曹京平，久闻二萧大名，幸会！幸会！”说完又跟我握手。我沏好茶递过去，他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比我小一岁。正经该叫我姐。”说完，我往嘴里倒了口酒。
茅盾召集王统照、郑振铎、巴金等人将《文学》《文丛》《译文》《中流》四家刊物合在一起，改为《呐喊》周刊；胡风也在筹办一个战时刊物，八月底邀请我和萧军参加新杂志创刊前的筹备会。
萧军一向将我看成孩子，今天端木进院后，我似乎有了做大人的感觉。几杯酒下肚，萧军的话多了起来，一撴酒杯：“哎！战争一起，发现咱们这些拿笔的人最无用处。拿枪杀敌才他妈痛快！”
我哽咽道：“没说什么……”
我没接话，心想，他如果再要上战场，我可无论如何不能再成为障碍。端木也说读中学时就向往做一名战地记者，“八一三”的时候冲动着想上前线，无奈双腿有风湿病，在蒿坝养了十多天，如果有机会还是想拿笔上前线。我坦承自己跟他们男人的想法不同，我认为每人做好分内的事就是为抗战出力，作家写好作品最要紧！
他醒过神来：“你说什么来着？”
不觉聊至夜深，端木起身告辞。萧军一把拦住，说这么晚了上哪儿找旅馆，索性三人挤一晚。见端木有些扭捏，我便说：“没事儿，三人将就一晚。好在咱们都是东北人，一家老小挤在一张炕上，还不是常事儿！锡金说不定晚上要回来，不然你可以睡他床上。”
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我呢？坐在驴子上，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仍是别人的家乡。想到这里，我有些难过，眼里满溢着泪水，将头朝萧军怀里偎了偎。
端木留了下来，收拾好碗筷，我烧了锅热水，让他俩泡泡脚。
“你家对外来的媳妇也一样吗？”我轻声问。
十一月初，梅林竟也找上门来了。
“驴身是黑色的，脖上挂着铃铛，走起路来叮当叮当地响。”他擦了擦眼睛，看了我一眼，“还要带你到沈家台赶集。”他即刻兴奋起来，嗓门也高了，“赶集的日子，呵，可热闹了。我们那儿，羊肉便宜。羊肉炖片粉，那家伙，老带劲了！多少年没吃那羊肉了！”接着便沉默不语，皱着眉头发呆。
我故作淑女状，伸出右手跟他轻轻一握。萧军闻声从里间走出，激动地说：“上海别后，一晃三年了！”
说着，对面墙上的小鱼、小羊、小马，在我眼前模糊不清。
“这三年，你俩的变化太大了。我还是老样子，一事无成。廼莹刚才连握手的动作都变了，典型西洋淑女风格，不再是三年前的老粗式，三郎倒是没变。”
见他眼里泛着泪光，我受了感染，立时忘记了他的所有不好，起身偎在他的怀里，轻声说：“一回东北，我就陪你去看姐姐。”
见梅林正儿八经地发着感慨，我大笑道：“难道没发觉我是故意装出来的？真笨！”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喃喃道：“姐姐很爱我，出嫁后，每次回来，临走都要哭。姐姐哭，我也哭，七八年不见，都老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样！我说呢，三年不见，廼莹像是换了个人。”
次日清晨，睁开眼，发现萧军正双手枕在脑后，两眼盯着对面墙上的地图发呆。我侧过身子，想继续睡一会儿。他抓住我的手说：“将来，回家的时候，先买两头驴。你一头我一头骑着，先到姑姑家，再到姐姐家，顺便看看舅舅。”
坐在外间闲聊，梅林说他一九三四年底回到烟台，次年夏天就读到我和萧军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不久就买到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回想当年在青岛的时光委实令人感慨，只是我和萧军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这还差不多！”他开心地笑了。
“我见证了你俩的成功，真为你们骄傲！”梅林转而看着萧军问，“这两天读到在《七月》上连载的《第三代》，又在纪律严明地写长篇？”
“知道了，我婆婆家在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有大凌河、小凌河。”
萧军点点头，梅林怕打扰我们，起身告辞，说就住在附近，傍晚再来找我们散步。这时端木走了进来。他那身西装、马裤、长筒靴的打扮，让梅林大为讶异，萧军替他俩做了介绍。见梅林伸出右手，端木连忙从瘦长的手上脱下棕色鹿皮手套上前相握。梅林又坐下来聊了几句，端木递过手套，对我说：“这手套还不错吧？”
“小时候，在凌河沿上捉小鱼，拿到山上在石片上用火烤着吃。”他掠了一下垂到额前的发梢，又指着地图说，“这边就是沈家台，离我家二里地。”
我接过来，试着戴上，大声说：“哎呀，端木的手可真细，我戴正合适！”
我凑过去，他手指的地方，果然标示着一大一小两条河。
梅林走后，端木扭扭捏捏地提出想搬来同住，这些天住在三哥未婚妻家非常拘谨，离这儿也远，不方便参加《七月》的活动。他能住过来，确实方便多了，大家在一起也更热闹，但我和萧军都做不了主，得等锡金回来跟他说说看。
“哼，你不相信？我给你看！”说着，他在书橱里找出一本地图册，翻开后，指着其中的一页，“你看，这不是吗？大凌河、小凌河！”
周六晚，外间正当中生了一个小煤炉，上边坐着一口小锅，热气腾腾地煮了一锅菜。我、萧军还有刚刚回来的锡金围炉而坐。
“好哇！天天说凌河，河呢？”
“天冷，热饭热菜，真是享受！”锡金在炉边暖暖手，感激地说。
地图上确实没有标示河流，找了半天没找到河流，萧军有些沮丧，自己念叨着：“嗯，没有，这破图不完整，是个略图。”
“这就‘享受’啦？你对生活的预期真是不高。”我说。
“河呢？不都是山吗？”
“兵荒马乱，哪有什么预期？萧兄真是好福气，天南海北，只要萧红在，就有热饭菜。”
他的手指在离渤海边不远的山脉中一点点移动着：“这是大凌河，这是小凌河。”
“人家可不这么想，时刻想着上前线。”我瞥了萧军一眼。
不忍挫伤他的兴致，我起身来到地图前。那是一张“东北富源图”，黄色的平原上，站着小马、小羊，还有骆驼以及牵骆驼的小人儿；海面上画着大大小小的鱼；兴安岭和辽宁一带则是大片绿色的山脉。
他装作没听见，对锡金说了端木的想法。锡金一愣：“那位‘一字平肩王’也想搬过来？”
第二天，我起好标题“天空的点缀”，正准备写写“八一四”空战那天的感受。萧军从外边带回一张地图，钉在大床对面的墙壁上，兴冲冲地说：“这回好了，让你看看，我家在哪里。”
“‘一字平肩王’？”
两人始终说不到一块儿去。他去写日记，我坐在外间看书。
见我一脸疑惑，锡金解释说：“‘一字平肩王’，是我私下里给他起的绰号。前几次，胡风召集你们在这儿开会，我看他每次都穿着流行的一字肩西装。还有那头长发，跟你们其他人很不一样。”
他看了我一眼，仍在那里自言自语：“我家后园也种着黄瓜、茄子，爬满石缝的牵牛花最好看！”
“倒挺形象。”我明白过来。
我有些气恼，也不等他说完便打断道：“我家就不这样，没有高山，也没有柳树……”
萧军说：“别打岔！”
不等我说完，他便冲我摆手摇头道：“不，你听我说：我家门前有两棵柳树，树枝搭在一起，形成一个门的拱形。前边是菜园，过了菜园就是山……”
锡金迟疑了一下：“那就让他搬来吧，方便你们活动，反正我大部分时间在汉口。待会儿我向隔壁同事再借张竹床，就让他睡外间。”
回到住处，他仍问我最想看家里的什么。我那儿时后花园的记忆被点燃，我说想看园子里的蒿草，茄子枝上开放的紫色小花，还有爬满棚架的黄瓜……
“我替他谢谢你。”萧军面带感激。
思乡之情似乎将萧军那颗刚硬而骄傲的心柔软了许多。
“对了，他的笔名也怪怪的，简称‘端木’，我也起了一个英文名DOMO。”锡金补充道。
唱到这里，几个人哽咽得不能发声。白朗趴在我怀里轻声啜泣，男人们也各自默默擦着眼睛。
“你太坏了，专门给人起绰号。是诗人的怪癖吗？”我说。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锡金有些得意：“没有恶意，好玩而已！我倒是听说，这个端木蕻良可不是一般人物，也想认识认识他。”
白朗掏出手绢擦掉脸上的泪水，跟着继续唱：“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这话激起我的好奇。锡金于是说起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一些信息。说这曹京平是辽宁昌图一个大地主家的小儿子，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才生，郑振铎对他的长篇处女作《科尔沁旗草原》评价极高。“一二?九”后流浪到上海，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和众多短篇，被看作是“八一三”之前，上海文坛杀出的一匹黑马。我由衷赞叹端木原来这么了不起，同时也想到自己浪费了太多时间，写得太少。萧军则不以为然，认为可能是被人传得神乎其神，他听说《科尔沁旗草原》的手稿毁于“八一三”的炮火。我很是惋惜，能得到郑先生的高度评价，一定非同凡响。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大家一起跟着哼唱。
外间另加了一张竹床、一个小圆桌。周一上午端木再来，我便对他说：“搬过来吧，一字平肩王！”
说着说着，众人由神往变得感伤。看着那一张张夹杂着喜悦与感伤的脸，我还是觉得什么到了我这里便不对。那块土地，在没被日军占领之前，家，对我来说就没有了！小屋陡然安静下来，忧伤写在我们这群异乡人的脸上。片刻过后，塞克轻声哼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他一愣，旋即会心笑道：“锡金同意了？”
大家都笑起来。
我指着竹床和小圆桌说：“还能有假？人家特地为你准备好了。”
“还是高粱米粥就咸盐豆！”
他喜不自禁，说了声“谢谢廼莹姐”，便回去搬行李了。由“萧红姐”又变成了“廼莹姐”，我心想这“一字平肩王”的嘴巴倒是真甜！
“跑回家，最想吃啥呀？”白朗问。
7
金人说他家的珍珠苞米一尺来长，老得一煮就开花，好几次梦里就啃那苞米；罗烽说他最爱吃的还是高粱米粥就咸盐豆；萧军则说若真的打回东北，就三天三夜不吃饭，扛着大旗往家跑。
四人同住，我们的小屋成了院里最热闹的所在。
“我呀，得先尝尝地豆子。咱家的地豆子这么大……”舒群边说边用手比画，“碗口那么大！”
周日午后，我和萧军在屋子中间跳却尔斯登舞，锡金、端木在一旁观看。跳完一段，我气喘吁吁地停下来，说好久没跳，真累。歇一会儿，萧军跟我又跳起足声舞。停下来，锡金缠着要我俩示范跳大神。我们于是又分别扮起大神、二神来。窗台上趴满了孩子，发出一阵阵哄笑。
“要是真的打回满洲，第一件事就是煮一锅高粱米粥。好几年没喝了。”塞克说。
跳累了，坐下来，四人神侃。说起当前战局，大家都不免忧心忡忡，日军正大举进攻南京，国民党军队眼看又扛不了多久。南京一旦失守，下一个就是武汉。武汉要是守不住，我们又该怎么办？
众人听后都无比神往，纷纷想象着回家的情景。
“好办。咱们哪，组成一个流亡宣传队！”萧军顿时来了精神，“别看咱们人只有四个，却都能露一手：锡金能唱歌，萧红能朗诵、演戏、画画、写诗……”他边说边扳指头，停下来看着我，“平时没注意，你居然会这么多，真是才女！”
男人们热烈议论着。白朗说：“打败小日本子，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我乜了他一眼：“哟，太阳今天从西边出来了？”
“就是！‘九一八’坏就坏在不抵抗。大好河山白白送与敌手。”
萧军继续说：“端木能书法、绘画。还有，大家都能写文章！”
“只要蒋介石不打内战，国共团结在一起，指定能打败小日本子。”
“没错儿，到哪儿都能干得有声有色。”端木附和道。
舒群说刚才大家还在议论，这回咱们有望打回东北了，报上传来好消息，一周前蒋介石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决心对入侵之敌以武力解决。罗烽补充说，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正式成立。
锡金突发奇想：“咱四个就是开个小饭馆也没问题啊！”
“思乡风！”塞克答道。
萧军一拍胸脯：“我身体棒，采买的重活儿全包了！”
站在金人租住的亭子间门口，听见屋内一群人在热烈交谈着。敲开门，发现罗烽、白朗、塞克、舒群他们都在，众人见到我俩十分兴奋。我坐在白朗身边拉着她的手，依偎在一起。萧军挨着舒群坐下：“今天是什么风把大家伙儿吹到了一起？”
“萧红掌勺。我和端木跑堂，保证把客人伺候好。说不定，咱们的小饭馆还能创出几样名菜呢。比如‘萧红汤’！”锡金接着说。
天蓝云白，风干干爽爽。我的心头掠过一丝伤感。一年中江南只有这个季节与关外最相似。记得小时候，呼兰的秋天云彩如同大朵大朵的白花，点缀着深蓝的天幕，比起这里，天空还要高远得多。两人默默朝前走了一段，萧军提议到金人住处看看。
“萧红汤？”端木诧异地问。
“哪敢呀！你这‘独立女王’！”
“前些天喝过，里边有白菜、土豆、青椒、大片牛肉……十分美味。”锡金描述道。
“又要指导我看天变美人？”
我对端木说：“就是哈尔滨的索波汤，他这南方人少见多怪！”
走在霞飞路上，一阵风过，凉意袭人。萧军感慨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四个秋天，抬起头，自语道：“你看这天！”
“上海的罗宋汤，做法与哈尔滨的索波汤大致相同，蒋兄如此称道廼莹姐的索波汤，肯定非同寻常，一定有姐姐的匠心在！”端木一本正经地说。
战事胶着，普通人的日子还得继续，街市渐渐太平。
“妈呀，瞧这马屁拍的。不过，听起来真受用！”听我说完，四人都笑起来。
5
“说到才艺，萧军把自己给漏了。”锡金转向萧军，“听说你还是京戏票友？”
此刻，全上海的人可能都盯着天空。楼上邻居的话让我有些失落。萧军开门进来，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定。他说鹿地、池田已平安送达，法租界还比较安全，不用担心，之所以迟迟没有回家，是因为到外滩看国军空战了。日军刚才出动大批战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中国空军首次奋力迎战，三架日机被击落。我听后十分解气，说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得记下来！
“人家那才叫多才多艺呢。讲武堂炮兵出身，会武术，擅京戏，能文能武。”
萧军送鹿地、池田去霞飞坊，始终不见回来。枪炮声依旧，我不免担心起来。头顶突然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卷起窗纱，将头探到窗外，只见银色的机群疾速穿过灰色的云层，接着便听见东北和西北方向传来爆炸声。安静了一阵，又是机群轰鸣。听见楼上的邻居站在窗边说：“这是日本的飞机。”
“不服，是不是？”萧军斜视着我。
密集的枪炮声持续了一夜，四人坐在席子上随意聊谈到天亮。
“那就露一手，让大家开开眼！”
池田放下碗筷，默默走到席子跟前跪下，一言不发。鹿地面露忧伤，自言自语地说着日语。池田对我和萧军解释说：“他说，日本这回坏了，一定会被打败，老百姓要倒霉了。那些军阀早点倒台就好！”
锡金话音刚落，萧军毫不谦让，起身站在屋子中间，清清嗓子。我小声嘀咕，杨四郎又要探母了！他没有理我，摆出架势，唱道：“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的事好不惨然……”锡金大声叫好，萧军更来劲，继续唱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当过炮兵，这是中国军队的还击！”萧军肯定地说。
傍晚，梅林来喊我和萧军到蛇山上看日落。
回到吕班路，四人正吃着晚饭，远处忽然传来爆炸声。我和池田睁大眼睛对视着，萧军和鹿地则侧着耳朵在听外边的动静。紧接着，一发炮弹呼啸而过。
残阳照着冬日的长江，远近一派萧索。走在蛇山南腰，远远便能看见抱冰堂的屋顶。见路边有个小吃摊，我让他俩等等，等我买好三小袋花生米回头一看，萧军和梅林却已走远。我即刻涌起莫名的气恼，冲着两人的背影大喊“竟然不等我”，转身朝山下冲去。萧军急忙跑过来，哄了半天我才气顺，跟着继续上山，但已没了吃花生米看日落的兴致。端木住进来后，我也诧异于自己渐渐有了少时的娇气。
太阳弱了一些，我提议到外边走走。在街边冷饮店喝了点东西，胡风找张天翼有事情商量便离开了。我们四个去看看许先生。上海一开战，中日双方都会将鹿地、池田视为间谍，许先生担心着他俩的安危，让我和萧军留他们一晚，待会儿她将三楼的房间收拾出来，明天就可以搬过来。
回到小金龙巷，锡金和端木正在交流创作经验，我和萧军加了进去。三个男人不知怎么就谈到什么样的作品最伟大。萧军立马神气活现地说：“就体裁而言长篇小说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更次；剧本要演出才行，不算它；至于诗，最不足道。”
见鹿地面露困惑，池田又将胡风的话用日语说了一遍。
“你这是什么谬论！”端木万分惊讶。
“不，他是不相信中国政府有抗战的决心。”胡风接着说，“中日上海军事争端一起，战事势必由华北局部扩大到全局。”
萧军装没听见，继续说：“我写长篇，最伟大！”说着，为自己竖起大拇指，接着转向端木，“你的长篇让日本飞机炸没了，那要写出来再看！”又冲我摆摆手，“你也想写长篇，没那个气魄，我看趁早作罢！”最后看着锡金，“你写诗，一行一行的，像个什么？”他翘起右手小拇指，“你是这个！”
“他明显错误估计了形势。”萧军不以为然。
端木冷冷道：“我的《科尔沁旗草原》后来才知道，被开明书店的徐调孚从大火里抢了出来，茅盾先生已转给了我，不必再写，到时候比比，看谁伟大。我的长篇也不止一部。”
这时，胡风敲门进来，得知这一消息大吃一惊，立即跟鹿地用日语交谈起来。鹿地还画了一张草图，说明中日军队对峙的具体情形。交流完毕，胡风对我和萧军说确实发生了交火，不过鹿地认为中日上海争端会以和平方式解决。
“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怎么就不伟大？难道契诃夫、莎士比亚没你伟大？你吃错药了？”我高声说。
天亮后，我们都不敢出门。萧军说我和池田紧张过度，报纸上并没有昨晚开枪的报道。地上铺着凉席，三人正坐在上面吃西瓜，鹿地推门进来。白衬衫、黄色短裤，他迈着典型日本式的步子走到竹席旁，很自然地脱掉鞋子，坐下来，接过我递过来的一块西瓜，嘴里蹦出一大串日语，里边夹杂着中国话。见我和萧军听不懂，池田连忙替他翻译，说日本海军陆战队跟中国军队已经交火。
端木接着说：“《生死场》很有气魄，只不过还没充分显现出来。廼莹姐如果再写长篇，必定流传后世。”
萧军将里间的大床让给我们，自己睡外间沙发。我和池田毫无睡意。小猫崽从床上跳到椅子上、窗台上。过了很久，远处似乎传来两声枪响，接着便是一片寂静。我问池田如果真的打起来，鹿地能跑出来吗？她不无忧虑地说大概能，也不确定。
“他这是胡言乱语，故意抬杠，咱别上当！”锡金倒是神态自若。
八月十二日晚，萧军在里间写日记，我在外间看书。听见敲门声，我紧张地开了一条缝，只见池田幸子怀抱一只小猫崽站在门口。进屋后，她急切地告诉我日本跟中国即将在上海开战。问什么时候，她很肯定地说凌晨四点。我紧张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已是夜里十一点，扳着指头数数，还有五个钟头。
萧军抿着嘴，不作声。端木认真起来，说一部作品是否伟大，无疑不在篇幅，而是看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作家本人认识的深度，还有文字表达的精度。我暗暗佩服他的见解。萧军还是不服气，说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都是以经典的长篇流传后世，有谁读过曹雪芹的短篇小说？
战争一天天迫近。
胡风走进来：“嚷嚷什么呢？院门外就听得见，还以为吵架哩。”
不知如何回他好，我强颜笑笑，祈祷此生还有我们姐弟再见的那一天。
我和端木气嘟嘟地不作声，锡金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胡风听后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然后建议我们写出来，三天后来取，下期《七月》可以为此出个专辑，让读者也参与讨论。
他同样不放心我：“心里不舒服，多跟三郎哥沟通，你俩别再吵架了。”
四人好像谁也没有当真。三天后胡风真的来了，问起稿子，我、端木、锡金都一脸茫然，唯独萧军将一叠手稿递给他：“这是我的看法。”
我将这封信发表在《中流》上，想让更多人对华北的情形有所了解。秀珂决定到陕北参加红军，我说可得想好了，那里净吃黑馍，他听后满不在乎。见他主意已定，我只能支持他，萧军给在红军中任职的讲武堂同学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我陡然十分不舍，拉着他的手，叮嘱一番。
接过稿子，胡风对我们仨说：“看见没？三郎才真是有心人。你们哪，就知道打嘴皮官司！”坐下来边翻看边点头自语，“对呀，对呀！”
廼莹，你借给我的两本书，因担心它们的命运，今天寄还给你了。和土地比起来，书自然很微小，但我们能保卫的，总不要失去。洁吾 七月十九日
我们仨面面相觑。我禁不住问：“老胡，弄错了吧？他说得还对？”
廼莹：“七七”事变直到现在仍很混乱。日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当局却仍然不断放送和平有望的空气。前几天，交通都断绝了，老百姓逃也没法逃。自从平津恢复通车，搬家的车络绎不绝涌向车站，行李都堆到屋梁上了。这些天生活很闷，日间睡午觉，夜里听炮声，想着一旦战事爆发该怎么办。
“别不服，我念给你听听。”胡风念道，“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大致从三个方面：反映生活的广度，认识生活的深度，表现生活的精度……”
早晨买菜回来的路上，报童边挥舞手里的报纸边喊：“看报看报！卢沟桥事变……”买了张《申报》，扫了一眼头版，便看见黑体大字标题“华北形势突变，日军炮轰宛平县城”。回到家里，萧军看了报道也大吃一惊。日军从东北又打到了华北，我担心政府故伎重演不作抵抗，他却认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很可能就此爆发。我惦记着洁吾，给他写了一封信。十多天后，收到了他的回信：
原来是这样！我转身指着萧军，大声喊道：“好啊！你真不要脸。把别人驳斥你的话，都写成了自己的意见。”说着，眼泪竟涌了上来。
进入七月，越来越紧张的时局冲淡了我们之间的冷战。整个国家被异族虎视眈眈，危如累卵，个人的爱恨情仇又算得了什么？
“你怎么骂人？”他扬了扬拳头，“再骂，揍你！”
不想多看，连忙翻回刚才那一页，不再有目光被灼伤的感觉。萧军这不无用心的告知已伤不到我。我仅为自己偷看了别人的隐私而不安，同时对爱情生出浓重的虚无。如果真的到了分手那天，我不知道此生是否还会爱上别人。
我立时满眼是泪，握紧拳头，赶过去在他后背上使劲捶着。萧军弯着腰，扭头笑道：“要打，就多打几下，我不还手；还手，你可受不了！”
吟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所有同情。我们每天冷嘲热讽地生活在一起。此后，我不再奢望爱情，爱情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吟，也是如此，她乐意留就留，乐意走就走。
我这才解气，边擦眼睛边笑起来，端木、锡金也跟着笑。
意识到这是一段他有意让我看到的话，既已走到今天，我也就不再在乎他的看法，正如我对他，看法都在心里。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女人，知道如何爱人，但也自私；想坚强，却常常感到骨子里的软弱无依。知道看别人的日记不道德，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手指打颤地往前翻了几页，只见上边写道：
“你也真是，萧军明摆着抬杠，你也跟着……东北话怎么说来着？对了，‘急眼’！”锡金说。
她，吟因为嫉妒和自己的痛苦，捐弃了一切同情（对桦是一例），从此我对于她的公正和感情有了较确的估价了。原先我总以为她会超出普通女人的范囿，如今我知道自己的估计是错误的，她不独有着其他女人一般的性格，有时还甚些。
“换谁都急眼，太可气了，他这是找打！”
冷战随即持续了多日。早晨，等我买菜回来，萧军已经出门，桌上的日记本忘了合上，刚写的一段文字，赫然映入我的眼帘：
雨雪霏霏，南京传来日军屠城的消息。想象中国军民在下关码头被机枪狂扫的惨状，我的内心无比悲愤。
萧军和池田都愣在那里。
买菜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老头披着一件破棉袄，坐在一家人的门楼前，身边围着一堆枯草。走到跟前，才看清是个瞎子，我摸出口袋里的零钱，递到他手里。
就是这样的时候，他仍不忘规训我。那些话听起来格外刺耳，我禁不住咆哮：“不要在这里教训我。我受够了！我不是孩子！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痛苦，都拜你所赐！”
一个人走在雨雪里，老人那花白的胡子上沾着雪花，瑟瑟发抖的样子，在眼前挥之不去。以前憎恶一切造成伤残的战争，但当我真切地看见一个人猪狗般睡在墙根儿，不觉改变了想法，心想：“打吧，流血吧，早点结束这猪一样的生活！”
“你太狭隘了。她现在并不是你的敌人，即使是，她眼下的处境远不如你，你应该大度一点，不要再这样伤害她。这是人类基本的同情。”说着，萧军竟也哭了。
回到住处，萧军、端木在外间看书，我在里间接受武汉大学两个女生的访谈。采访结束，正准备送她们出门，进来两个陌生男子。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张纸条，高声说：“都别动，谁是萧军？”
我不怕分开，但见到桦姐流泪，心里非常难过，不该那么对她。我哭着说：“为了爱，我没法讲同情。”
“我就是！”萧军站起身。
池田幸子站在我和萧军中间，孩子般地哭起来：“你们不要这样，我不想看到你们分开。一旦分开，你俩都不可能再找到像对方这样的人。如果性急地各自去找另一半，将永远不会幸福！”说完，拉着我和萧军的手，放在一起，“互相原谅对方吧！”
我骤然紧张：“怎么了？”
“都是你逼的！”
那人朝我看过来：“你就是萧红啰？”
“萧军，你想好了，分开是吗？放心，我不会缠着你！”我站起身，指着他高声说。
“有什么事？”萧军镇定地问。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不用你帮……”桦姐含泪默默转身离开。
递过纸条，那人说：“罗隆基在冠生园请吃饭，蒋锡金已到，就等着你俩开席！”
萧军突然冲出来，站在她面前，大声说：“我跟萧红马上就要分开了。你跟她也不存在友情。放心，只要是你的事，我一定尽力去做，明天上午，你等我！”
萧军接过纸条，扫了一眼，顺手递给我，然后对两个陌生人说：“这不是什么请帖。我们不去！”
那天午后，屋里十分闷热，萧军在里间忙碌，我跟池田坐在外间轻声闲聊。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只见桦姐面容憔悴地站在门口。我一言不发，转身重又坐回池田对面，桦姐跟着进到屋，问萧军是否在家，有件急事想找他帮忙。见我不理，她只好尴尬地站在那里。
纸条上的字迹确实出自锡金之手，不过，竖写的“蒋锡金到”四字的头尾都紧跟着加了两个圆圈。
然而争吵想躲也躲不了。从梅志口里得知，桦姐如今一个人过，境况很不好。我说不清自己的内心，怨恨、同情似乎都不是，只是不想再见到她。萧军无疑跟她仍在交往，只要不发生在眼前，我也不想过问，但桦姐还是找来了。
“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有逮捕证吗？有，就拿出来。有枪，也可以拿出来。”说着，萧军挥拳吼道，“没有的话，就给我滚。不然，我揍你！”
我们又开始一天天疏远，发展到几乎无话可说。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晚都要把当天的日记写完才上床。夜里，我洗漱完毕，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无意中瞥见他刚刚写下的一句话：“少与吟作没必要的争吵，我们每天就这样彼此疏离着。”目光好像被那些方块字烫伤，急忙移开，随即想到我又何尝不是作着同样的自我告诫不愿再争吵了，只想相安无事地过下去！
我顿时明白面前是两个便衣特务。伎俩被识破，两人便上前纠缠，萧军挥拳便打，三人在屋子里一时拳脚相向。端木面色苍白地站在一旁，两个武大女生吓得哭起来。我无助地喊道：“别打了！别打了！”
冷静下来想想，他出了新书，即便看不上，礼节性地赞美两句亦是人之常情，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为何要那样说。
萧军退到门外，继续跟两个便衣搏斗。我六神无主，邻居们围了过来，听见有人喊“要出人命，赶快报警”。不一会儿，两辆警车停在院门口，下来四个带枪的警察。
“别说了！”他彻底恼羞成怒，重重关上里屋的门。
“不许打架斗殴！”
他转身回屋，我不觉提高了音量：“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那你也太自信了。我不会无条件地附和你。你我都是独立的，我有我的观点。你既然问到，我就只好说出来：《十月十五日》是我不喜欢的书！”
在警察的高声喝止下，萧军和两个便衣都住了手。领头的警察跟便衣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指着萧军、我和端木，还有那两个便衣大声说：“到局子走一趟！”端木赶忙进屋拿了一床毯子、一本《圣经》，跟着上了警车。
萧军默然站在那里，说：“自打从北平回来，你好像变了一个人，说话常爱扯歪理，变着法子维护自己。我看，你这是没能力跟别人展开有条理的论争，就故意捣乱。”
我们仨被关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端木披着毯子，淡定地翻着《圣经》。我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这个。我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问萧军，他想了想，说可能是当局害怕东北作家在“一二?九”前后写文章鼓动学生上街游行，就用这种下三烂的手段吓唬吓唬。他接着告诉我，锡金那张纸条明显是个暗号，我说我也看出来了，那两个圆圈是不想自己的手迹被特务们利用。
说完，我将《海上述林》再次拿起来。
天色渐暗，一个警察走进来，阴阳怪气地撂下一句“你们走吧”，便转身朝门口走去。站起身，三人都有些犯糊涂，不知是真是假，只听他站在门口催促道：“还不回家？”
拿开书，我说：“你的揣度未免太可笑了！你应该记得，在东京的时候，我曾写信告诉你，我对自己的散文集《桥》还有你的小说集《绿叶的故事》兴味都不高！就是对自己的东西，我也有评价低的时候。一个人写作多年，应该知道哪里写得不错，哪里还有待修炼。”
萧军明白了什么，冲对方怒吼：“回家？哼，你们糊里糊涂地把我们抓来，又糊里糊涂地放我们走。没那么容易，今天我就不走了！”又一屁股坐了下去。
“别人都认为你散文写得好，我擅长小说。我出了本散文集，你就觉得一定不如你！”他仍不自知，面红耳赤地说，“你这是自尊，但也是自卑的表现！”
那人轻蔑道：“我们也是奉上级指示行事，你不愿意走，就待这儿好了。”
萧军的自负令我反感，眼前的好文字让我觉得无论是他还是我自己，都跟人家差得太远，他的膨胀源于狭隘。
见萧军犯倔，我十分害怕，上前拉着他的胳膊，说：“我都饿了，回家吧！”
我没看他，目光流连于秋白先生那深刻典雅的文字间，轻声反问：“有那个必要？”
端木也在一旁低声说：“跟他较什么劲，回去再说！”
话一出口，我也为自己竟如此不能掩饰内心而吃惊。萧军的表情由失望转为恼怒：“你这是嫉妒我！”
萧军这才极不情愿地站起来，跟着我们往外走。回到小金龙巷，胡风、艾青、聂绀弩正坐在外间抽烟。见我们仨进屋，大家都面露欣喜。刚坐下，锡金也回来了。
靠在沙发上，我被《海上述林》里的精彩文字吸引，萧军推门进来，丢给我一本书，口气平淡地说：“我新出版的散文集。”漫不经心的背后，分明透出几分得意。我拿起那本名为《十月十五日》的小册子正翻着内页，他端着一杯水走过来，颇为自得地说从书里收录的几篇文章来看，他运用文字的能力有了很大进步，内容也更充实。那几篇东西，我此前在杂志上读过，真心觉得乏善可陈，于是重又拿起《海上述林》，淡然说这几篇我都不喜欢。
胡风说有惊无险，总算都回来了，冯乃超在这里等了半天，因为有事刚刚走。大家一聊，我才知道，锡金先于我们被抓到设在军人监狱里的反省院，经冯乃超找人斡旋才放了出来；而我们在警车离开院子的时候，正好被艾青碰见，急忙报告了胡风。老胡托朋友找了警方高层才了结，不然说不定会羁押多久。
又是梅雨季，窗外的雨如飘飞的丝线。
“得亏老胡，端木带上毯子和《圣经》，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我感激地说。
然而，时光终究不能穿越，被人称作“三郎”“悄吟”的时代一去不返，“二萧”貌似一个整体，但心头的裂痕只有我俩自己最清楚。说过的话也很容易抛在脑后，几天后争吵又多起来。当我有了自己的见解、立场而又不愿意附和，跟一个自傲而不自知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争吵或许便成了一种常态。况且那些过去我想放也放不下，那些伤痛我想忘也忘不了，如同寒光闪闪的利刃，横亘在我俩内心的幽暗地带。
萧军不屑地撇撇嘴，端木幽幽地说：“也不知道水有多深，不做点准备还行？”锡金感叹自己幸亏留了一手，看着我和萧军问：“你俩没有上当吧？”
放下行李，拥抱在一起，他在我耳边轻声说，咱们再也不争吵了！一次别离，似乎让我们又回到了从前，旅途的疲惫顷刻消退。当晚，萧军请来鹿地亘和池田幸子为我接风洗尘，我暗暗告诫自己，放下所有一切好好爱他。
“哪能。啥阵仗我没见过。就他那点小伎俩，还能唬我？一眼就看穿了。”萧军接着对锡金说，“再遇到便衣特务，你也应该像我一样跟他们打。打不过也得打。一打，就成了斗殴，归警察管。顶多关进拘留所，起码还能找地方要人，一旦被特务带走，就成了政治绑票，即便被弄死，也没人知道。”
萧军所谓睡眠不好恐旧病复发，果然不过是骗我回上海的由头。
锡金不停点头。一听说打架我就害怕，大声制止道：“瞧你那乌鸦嘴，看把你能耐的。你就别在这儿胡咧咧了！一打架，我都吓死了。”
4
萧军不作声。我问锡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对众人道出了原委。
谁承想，我就此永远离开了这座少女时期的梦想之城，那几样东西也永远留给了洁吾。不同于六年前的不辞而别，今天，我跟洁吾，也跟这个城市有了一次从容道别。
昨天下午，学生们在汉口举行“一二?九”两周年纪念游行，遭到特务破坏，一个东北学生被打伤，特务被当场抓住，却被宪兵提走了。在汉口码头，情绪激动的学生想听听他的意见，锡金就建议他们回校发动同学表达抗议。人群里有国民党特务，就这样被盯上了，今天上午他跟同事张鹤暄走在上班路上，两个便衣以罗隆基请客为由，将他绑架到反省院。张鹤暄见状立即告诉了冯乃超。
刚才东西装得太满，怎么也合不上手提箱的盖子，我只好将一件薄蓝呢大衣、一个油画夹子和一个长方形的嵌装着西洋画的小镜框取出来交洁吾保存，说秋后来取。
听锡金说完，胡风起身告辞：“这事儿过去了。你们好好写稿，别受影响。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以后出门说话、办事多留个心眼儿。”
列车缓缓启动，我朝洁吾一家三口挥手道别。嫂子抱着小女儿跟洁吾一起朝我挥手说：“秋天再来啊！”
8
我一怔，马上说不用。两人朝前走了一会儿，我告诉他刚才让我想起在哈尔滨送人的那个孩子，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如果活着快五岁了。舒群安慰说有机会回哈尔滨好好找找，一定能找到。我叹息说不知是否会有回去的那一天。他说我太悲观，我却冥冥中觉得，一旦离开，那块土地对我来说就已经回不去了。默默走到北辰宫门口，我们握手道别。
不久，梁白波也住进了小金龙巷。
“进去看看？”舒群在一旁提议。
那天，我和萧军正在里间写作。外间有人来访，接着，当听见锡金向端木介绍“这是画家梁白波小姐”时，我和萧军连忙迎了出去。老金的“格子姑娘”就在眼前！
他带我到王府井吃点东西。从一家小饭馆出来，凉风习习，我催他早点回去，迟了怕没车可搭。他坚持要陪我逛逛再送我回去。在这条人头攒动的大街上，我陡然有些伤感，站在一家卖小孩衣服的店铺门口，盯着里边五颜六色的小衣服出神。
梁白波个子不高，但是身材十分匀称，下穿宽大的马裤，上身是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戴贝雷帽，正跟端木握手致意。她的到来似乎让整个屋子都洋气起来。锡金接着将她介绍给我和萧军。
我没接话，从手提箱里拿出鲁迅先生校改过的《生死场》手稿送给他作纪念，并感谢他这些天的陪伴，不然真的孤单死了。舒群犹豫地接了过去，说：“情谊太重，我一定好好珍藏。”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蜜蜂姑娘’！真是幸会。”我握着她的手说。
不知是真是假，但到底担心自己不在身边，萧军的生活起居成问题，犹豫了两天，我还是决定起程返沪。离平头晚，舒群来旅馆看我，得知我因为萧军的一封短信便急着离开，便说：“看得出，你的确是发自内心爱着他。”
萧军则不等握手便说：“我们在哈尔滨就十分熟悉梁小姐了。”
言辞凄苦，引来萧军的规训，而上封信里，我那些反唇相讥的话又可能伤了他的骄傲，不久便收到催我南归的寥寥数语：“来信收到。我近几夜睡眠又不甚好，恐又要旧病复发。如你愿意，即请见信后束装来沪。待至六月底，我们再一起去青岛。”
“你们在哈尔滨，她还没画‘蜜蜂小姐’，如何熟悉？”锡金面露不解。
随后几天，心情彻底平静，买来笔墨纸砚，一个人在旅馆里练练大字，写累了看看书。洁吾抽空带我去看房子，有一处相对比较满意，只是要跟人家共用一个院子，不是很方便，是否立合同得跟萧军商量。
梁白波的脸上也掠过一丝困惑。
他应该知道这是一句反话。
“熟悉梁小姐不一定通过‘蜜蜂小姐’。说起一个人，梁小姐肯定不陌生。”
我难以想象一个男人能将霸道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孩子，一如导师般指导我的人生，但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在拜他所赐的苦难中早已长大。我无话可说，甚至觉得连哀怨都是多余，看过之后便放在一边那些恶劣的文字再也不想看第二遍。两天后，我简单说了说跟舒群一起游长城的情景，信尾告知那些规劝的信都收到了，并强调道：“我很赞成，你说的是道理，我应该去照做！”
不等萧军说完，梁白波脸颊绯红：“你们是剑啸的朋友？”
萧军的词典里早已没有“道歉”二字，更不可能看到他关于自身行为的反思。一开头，他自信我这个“孩子”看完信后“情绪一定会好一些”，而结尾仍不忘告诫：“不要使自尊心病态化了，而对我所说的话引起反感！”他重提我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他的人，但这份爱，在他看来却是他和我痛苦的根源。我不太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却也陡然丧失了深究的兴趣。
我和萧军点点头。她愣了一下，脸上立时写满忧伤：“他在上海学画时，我们是知己！”
我用了诸种方法，试着减轻我的痛苦，现在很成功了。我希望你不要“束手无策”，要做一个能操纵、解决、把捉自己一切的人。不要无力！要寻找，忍耐地寻找力的源泉。神经过度兴奋与轻躁，那是生活不下去的，要沉潜下自己的感情，准备对一切应战！
“老金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他原本打算跟我们一块儿来上海，但还是留在了哈尔滨。他要是还在人世，知道我们在这里相遇，该是多么高兴！”我感伤地说，“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大多是剑啸的朋友。八月份，我们还出版了一个集子，纪念他英勇就义一周年。”
我不想在这里说我的道理，那样你又要说我不了解你，教训你。你是自尊心很强的人。你又该说你的痛苦，全是我的赠与，现在反来教训你等等。
屋里的五个人都沉默不语。我和梁白波都噙着泪水。坐下一聊，得知锡金和梁小姐还是发小，小时候喊她“姐姐”，在武汉见过几面，来不及深谈，前天街头偶遇，在旅馆聊了一晚才认出彼此。
对无论什么痛苦，你总应该时时对它说：“来吧！无论怎样多和重，我总要扛起来。”你应该像一个决斗的勇士似的对待你的痛苦，不要畏惧它，不要在它面前软弱了自己，这是羞耻！人生最大的关头就是死，一死便什么全解决了。
梁白波是抗日救亡漫画宣传队里的唯一女性，这次独自从广州前来武汉，为的是跟叶浅予、张乐平等人会合。她说话慢条斯理，举手投足散发着浓郁的艺术家气息，装束打扮很有法国女人的味道，非常吸引人。见大家的谈兴高涨，锡金对萧军说：“你每天雷打不动要写作，铁的纪律今天恐怕要破坏了。”
四日那封信，终于得到回复。信很长，拆开展读，信头称呼由“吟”赫然变成了“孩子”，我的眼前不停跳荡着满篇规训的字句：
“没事儿。老金当年经常提起的‘鸽子姑娘’。今天算是见到真人了！”
薄暮时分，大风起于山间，声音一如惊涛骇浪般动人心魄，夕晖下的群山和这蜿蜒其上的雄伟砖墙，让我想起小时候大伯父教读的《吊古战场文》里的句子：“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下山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烦恼都已随风而逝。跟舒群分手后，回到公寓已是夜里十一点多，加之昨晚失眠，实在困得不行，夜里睡了个好觉。
“鸽子姑娘？”锡金看着梁白波问，“姐姐还有这名字？”
第一次登上长城，极目四望，那如同海洋般绵延起伏的群山深深震撼着我。这旷古的雄伟工程顿时让我的心灵变得厚重，在这已然存在了数千年的人工风景面前，个人的一生显得如此短暂，而置身于群山之巅，更发现自己是那么渺小。
“天哪，又是姐姐！”萧军说，“我也得找个姐姐去！”
从戏院出来，他再回住处，已经过了公寓关门的时间，我只好让他在房间的地板上将就一宿。屋里睡着一个异性朋友，我很是发窘，几乎一夜未眠。
梁白波浅浅一笑：“是‘格子姑娘’，做学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穿带格子的衣服，周围同学就起了这个绰号，剑啸估计听错了。”
听着舒群的鼾声，我怎么也睡不着。
我记起一九三二年元旦那晚，老金在牵牛坊当众朗诵的那首《白云飞了》，便对她说老金并没有错，是萧军听错了，并告诉她老金还朗诵过写给她的诗。锡金更是好奇，要我背来听听，并强调要拿出在汉口电台朗诵时的状态。我站起来背诵了一节：
站在一座高大的白石牌坊前，仰头看着上边的四个大字，我轻声念道：“公理战胜。”听舒群讲完这四字背后的故事，我说自己对政治斗争极其外行，也不感兴趣，只觉得应该永远站在弱者一边，而孙中山先生是我唯一崇拜的政治家。他说我们来对了，这里原为清室社稷坛，后改名为中央公园，中山先生逝世三年后，为纪念他更名为“中山公园”。我感慨自己很无知，他说那是因为我不喜欢出门之故，常出门走走看看有好处。这些年来自己的生活里几乎只有萧军，且动辄陷于哀怨中，真的应该有所改变。见我的兴致渐渐高涨，舒群笑着说：“这两天，我就替你安排了，晚上去富连成看戏，明天咱们游长城！”
啊，白云
次日下午我还是将它寄了出去。天热了，回来路上，又一个人来到北海公园。逛公园的大多成双结对，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左一眼右一眼地看来看去很不自在，不大一会儿便出来了。回到北辰宫，舒群正在门口张望。两人能聊的还是萧军，寄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我不愿意再谈这些，于是让他带我出去逛逛，有个男人陪着，不至于让人觉得异样。
她穿着黑白格的衣裳，
停笔想想，又将最后一句涂掉，但字迹仍清晰可辨。我在括号里解释说：“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信写好了，心情畅快很多，是否寄出，明天再说。
常常孤独地遥望。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就是忘了性命也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的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谐过。
望着海，望着天，
放下钢笔，重读他信中的原话：“还不足两月，我们又可以再见了。注意，现在安下心好好工作罢，那时我要看您的成绩咧！”刚刚平息的怨愤又涌了上来，回想在东京读《为了爱的缘故》时的感受，再联想萧军当时在上海的所作所为，我看穿了他的虚伪。我不吐不快，急切地要让他知道我心里的话，于是提笔无所顾忌地写道：
望着我这海外的游浪？
想看到他的一声“对不起”竟是那么难，更不用说哪怕一点点语言上的安抚。从洁吾家跑回来，哭着给他写了回信，字里行间有我的怨愤，怕影响他，还是不准备寄出。天完全黑了，情绪归于平静，拉亮电灯，重新铺纸提笔，告诉他每天看天一小时变美人于我做不到，说起来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直到现在还喜欢看，也没能变成美人，如果真是那样，我又何必在红尘里东奔西走？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怕他误解，我特地在括号里注明这是开玩笑的话。
老金当时那深情的样子，在我眼前立刻清晰起来。世事太无常，我的两眼潮湿。梁白波已是潸然泪下，擦掉眼泪，轻声说：“剑啸死得太早，太可惜！”
萧军计划七月十日之前北上，一起在北平过冬，让我租一处好点的房子，雇一个佣人。还告诉我他有时躺在大床上，静观窗外的天空和黄杨树，心里很是安宁，而报上说女人每天看天一小时，一周后会变得美丽如婴儿，要我也试试。临了，他说自己正在学习足声舞，两月毕业，学费十五元，将来好好教我。
说完，起身拉着我的手，要看看我们的房间。在里间打量一番，再来到外间，她对锡金提出想搬来同住。我和萧军立即赞同，锡金却面有难色。
读完这段带有训诫意味的话，我对他那霸道的逻辑顿生感慨。看不到这个男人的一点愧意，相反，他认为所带给我的伤害是一种上天的赐予，是难得的经验，对写作有好处！回味他所说的，或许并非全无道理。无论何时，他总是葆有一以贯之的坦荡与率真，但真未必都是善。他何曾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带给我的是什么。他这充满豪霸之气的真实，对于一个热爱他，敏感而自尊的女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灾难！他也丝毫不考虑我看了这些会作何感想；他真的认为我是那种可以也应该经受得起任何苦难的女人。我明白，这一切都源自五年前那个东兴顺旅馆之夜：他目睹了我当时正在经历的，而我接受了他的告知。他哪里知道，我可以与家族抗争到底，但在自己深爱的男人面前，却脆弱得如同一张发脆的草叶，早已经不起任何搓捏。
我想了想，说：“端木跟我们挤在大床上。梁小姐跟你住外间。”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时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恐怕不好。文艺界嘴巴杂，一旦有了闲话，没法说清楚。”锡金嗫嚅道。
萧军还让我分享他那如何摆脱烦乱的经验，那就是早晨一睁眼就对自己说“我要健康，我要快乐，我要安宁，我要生活，我要工作下去……”，再果断地开始一天有计划的读书和工作，临睡再将起床前的话说一遍。他强调这“不是迷信或扯淡”，并说：
大家沉默不语，梁白波见状，对锡金说：“如果你到我的住处看看，一定会同意我搬来。”萧军于是催锡金午饭后就跟着过江看看，条件不行的话，就索性把行李搬过来。
信写于五月六日，萧军先介绍了周围朋友的近况：许先生忙着整理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秀珂的世界语学习已结束；黄田加入了一个剧团并有了自己的角色；罗烽母亲去了汉口，白朗辞掉了职业……他自己心绪也不像前几天那样烦乱，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却有了创作冲动，正着迷于《安娜?卡列尼娜》，觉得渥伦斯基好像是在写他，虽然他没有那样漂亮。
傍晚，锡金果然将梁白波本人连带行李铺盖带回了小金龙巷，说那地方实在不能住人，一间偏厦，墙壁有些倾斜，屋顶到处漏着天光，就那样，梁小姐还得跟叶先生的一个男性友人轮流睡那张双人床，晚上对方不回家，一早就得提前让给人家。
从北海公园出来，舒群便回北大，我陪嫂子回家，心里暗自惦记着下午或许有萧军的信来。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拿到那封信，便急着赶回旅馆。
我们一起忙着铺床、整理房间。梁白波打开皮箱，拿出一块方格子绸布，铺在小圆桌上。我说：“真是个‘格子姑娘’！”她微笑不语，再拿出一个瓷瓶和一个陶钵，说瓶子插花，接着，俨然屋子新主人一般，指着陶钵说：“往后，烟头就放这里，不要随手乱扔。”无意间拉开锡金书桌一个抽屉，她惊喜道，“啊，居然有画纸、颜料，从明天开始，给你们每个人画一幅肖像！”
嫂子买菜回来，喂好了奶，舒群接过孩子，对她说：“让廼莹帮你做饭，下午我们逛北海去。”她欣然同意，我的心情也一下子畅快很多，跟嫂子一起进厨房忙碌。
多了一个人，屋子里更多了一份生气，每日的聊谈也增添了新鲜的内容。我似乎忘记了战争，享受着这份后方的宁静。梁白波不仅擅长漫画，油画的功底也很好。除了画油画肖像，她还给我们做地道的广东菜。一周过去，我俩相处得愈加亲密，她才华与个性兼具，对艺术和生活都有自己的主见，难怪老金念念不忘。我想起两年前上海的大小报纸曾肆意渲染她跟叶先生的同居。她的私人生活，我不便打听，只觉得她是那种对男人有着特别吸引力的女人。而我私下里观察，她对锡金的好感似乎越来越明显。
我哽咽道：“谢谢大家！”低头擦眼泪的时候，想到自己真是自私，整天生活在无助与哀伤里，很少关心朋友。
周日上午，锡金站在里间门口对我说，他和梁白波出去一趟，中午不在家吃饭。我笑着说：“好好陪陪你姐姐！”
舒群上月初就到了北平，住在沙滩北京大学学生公寓，前天收到淑奇的信，嘱他一定要来看看我。淑奇真是令人感动，我也一直惦记着她，来北平后给她去过一信，她回信尽是些安慰我的话，不知道实际情形怎样。舒群说很不乐观，转而感慨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在他看来以前都是多好的夫妻。他的话显然别有所指，我低头不语。沉默了一会儿，他说：“廼莹，不仅淑奇，大家都惦记着你！”
两人出门后，端木感慨真是挺般配的一对，又曾是两小无猜的同伴。我说，梁小姐第一天来，我就看出她对锡金有感情，安排他俩住外间，也是想让两人有更多接触机会。萧军边写边说：“你呀，真是用心良苦。那位叶先生要是知道了，会恨死你！”
推开院门，嫂子正在梨树下做针线活儿，一见是我起身相迎，沏了一杯茶递到我手上，面带歉意地说自己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前些天对我有所误解，让我别往心里去。我颇感安慰，忙说没什么。问是否有信来，她说没有。正在失望中，有人敲门，进来的竟是舒群。嫂子诚恳地留我们吃午饭，将孩子交给我，出门买菜去了。
“梁小姐不只是跟人家同居吗？况且，对方有家庭，被报纸渲染得沸沸扬扬的有什么好！我看她迟早会离开。”说完，我忽然记起好多天没见到胡风了。
明知道萧军的回信不会那么快，但还是每天到洁吾家看看。
“你还不知道啊。嫂夫人带着儿子来武汉了。”端木说。
信发出后，一个人到北海公园坐坐。明媚的阳光难以照进我那晦暗的内心，觉得这人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关联。回来后又给萧军写了一信，太多的眼泪滴在上面，想到他看了也不好，就没有发出，权当写给自己看，如同面对虚空的自诉。
我便催萧军别写了，一起过去看看。他极不情愿地放下钢笔，起身说：“走吧！整天没正事儿。”
早已看不清从笔底流出的辛酸字句，墨水变成了有颜色的泪水。不断涌出的眼泪滴在信笺上，浸渍了大片文字。去年远赴东京为了独自疗伤，如今再来北平同样如此，但现在的心情却明显不比东京。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自己无法面对，亦无处躲藏。我绝望地呼告：“上帝！什么能救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将我建设起来的手，将自己打碎吗？”
位于小朝街的金家花园，是一幢花园洋房。胡风一家三口就住在花园边上的两间小屋里。一旁是养花的暖房，园子里种着各种植物，中间一条用竹片编拦成的曲折小径，通到小屋门前。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萧军、端木一路上争论不休，梅志闻声早早站在门口。我赶到两人前边，想看看她家的“小弟弟”是否长变了。
向萧军坦承内心的无助，并非不想原谅他。我只是实在无法克服，那随近乎宿命般的伤痛而来的浓重虚无。这些天一个人躺在旅馆里，再次体味着当年在东兴顺旅馆的感觉。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承受得住萧军所给予的爱与伤痛，难以相信两年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真实性。在事实面前我实在难以说服自己，不断追问：还有比正在经验着的更真切的吗？太爱和太恨在内心争战，想诉说却又找不到启齿的对象，我只好在信中说：“我哭，我也是不能哭，失掉了哭的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弄成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
进门后，梅志将我上下打量一番，说几个月不见，我又变回了当年刚到上海的样子，气色好多了，瞅着特别自信！她这样说，可能出于熟人间的客套，不过，到了武汉我自感心态确实变了很多。萧军和端木面红耳赤地走进来，胡风从里间迎出，指间燃着香烟。见“小弟弟”站在梅志身后，我走过去拉着他的小手，问：“叫什么名字呀？”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说话也尽是欢乐的话语，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我的心也会被淹死。我知道这不对，我时时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并不长久，过了炎暑就是秋凉。但明明知道，却又做不到。正在口渴的那一刹，觉得口渴那个真理，就是世界上顶高的真理。
“小脚，小脚！”萧军故意喊道。
几句话我含泪看了多遍，等到心绪渐渐平复，拿笔给他回信。几个月来极力回避的话题在我心里次第打开。我希望他能了解我真实的内心，了解我的伤痛与无奈；想让他知道，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我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坚强，相反，因为爱他，因为害怕失去而脆弱无比。我告诉他居然记错了自己住处的门牌号，足见因为别离，我是怀着怎样的恐慌，昨天寄出的信写的仍然是那个错误的数字。回国那么久，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告白：
胡风微笑道：“他现在有名字了，叫‘晓谷’。拂晓的‘晓’，山谷的‘谷’。再也不会误会成‘小脚’了。”
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拂晓的山谷”，我不禁赞叹，“这名字真美！”
五月四日终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开头指出我竟将上海住处的门牌号写错了，256写成了257。萧军让我不要惦记他，说最难的那几天已经挺过来了，如今他已懂得接受痛苦，并处理它、消灭它，心情安稳多了，酒不再喝，偶尔抽一两支烟。他还摘录了送我离沪当晚日记里的一段话：
端木、萧军跟着点头。老胡过来给我和萧军让烟，屋里一时烟雾缭绕。梅志见状牵着晓谷往外走。三个大男人的话题，我不感兴趣，便跟她一起牵着晓谷的手在园子里慢慢走。四周安安静静，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非常舒服。屋里又传出萧军、端木的大声争执。梅志好奇地问：“他俩老是吵些什么？”
还是无法进入所期望的工作状态，白天有时到洁吾家坐坐，但已没有更多可说的话，时间稍长，我越发感到他们夫妇生活的沉闷。周末，一个人到电影院看《茶花女》，次日写信告诉萧军自己的观感，离开上海十多天了，不见只言片语寄来，我却给他写了四封信。
“这俩人哪，一个自比为托尔斯泰，一个自诩是巴尔扎克；一个说你描写的自然景物哪里像托尔斯泰，另一个就说，你的人物也没巴尔扎克的味道。就这样没完没了。真够烦的！”
拿出纸笔，我禁不住对萧军发感慨，中国的家庭怎么都是如此隔膜，这真是一个发疯的社会。洁吾的生活，我也不再羡慕。中午他带回北辰宫有空房的消息，我决定这就搬过去，他亦不再挽留。房费每月二十四元，我不再在乎钱，只要安宁，不想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安顿之后，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自己都为自己感到可怜。下午，洁吾跟我说了一些家长里短，苦闷不已，原本想散散心，到了北平反倒老大姐般地听他倾诉，给他安慰。离开上海，我放不下淑奇和萧军。“小蒙古”跟黄田的婚姻也处于破裂的边缘，同为女人，我知道她的坚强不过是一种表象。我不在身边，萧军又会大量饮酒。随即，我又觉得自己的担心很可笑，即便在上海，又如何阻止得了他？才几天，我又开始想念上海那间小屋，提醒萧军不要忘了给窗台上的花浇水。
“原来是这样！”迟疑了一下，梅志说，“听老胡讲，如果你和三郎意见不一致，端木就明显向着你。”
早晨醒来，洁吾正在打扫庭院，我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一处小院，过一份安稳的日子，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嫂子收拾得利利落落径直朝院外走，洁吾追上去问她去哪儿。她头也不回，冷冷说去看一个朋友，洁吾问上午有课，孩子怎么办。她高声说：“家里不是住着你从日本回来的女朋友吗？”又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我难堪得无地自容，恨不得立即搬走。怕洁吾难过，装作不知，等帮他看完了孩子再说。出门前，我嘱他下课后打听一下附近是否有便宜点的公寓。他一愣，匆匆上课去了。
“他呀，嘴巴甜，马屁鬼！”
院心的两棵梨树，正开着繁茂的白花。洁吾的小女儿在摇篮里甜甜地睡了。我坐在树下茫然地抽着烟，有太多话想跟萧军说。
出了屋子，萧军、端木一路嚷嚷着走过来。等他俩来到面前，我揶揄道：“两位文学大师，歇歇吧，大师也是人，也要吃饭。咱们上哪儿？回家还是过江逛逛？”
洁吾有些吃惊，我不想往下多说。感觉嫂子今天的态度似乎好了一些，便跟他商量，在没找到合适的房子之前，想在这里暂住几天，中央饭店每天两元，实在太贵。他听后，欢喜地说，昨晚就想让我搬过来，只是担心条件差，怕我不习惯，东屋一直空着，我一个人住没人打扰，可以安心写作。
端木想上黄鹤楼看看，萧军有些犹豫，我便说：“好吧，上黄鹤楼！”邀梅志一起去，她说孩子小，走不了。
我和萧军的“故事”他也了解一些，称赞说真是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冷暖自知，愣了一下，我说：“萧军人很好，我十分尊重他，爱他。就是他当过兵，脾气太暴躁，有时真受不了。”
午后，等我们回到小金龙巷，外间竹床上的被褥不见了，小圆桌上的格子绸布也拿掉了。我诧异地问：“梁小姐搬走了？”
我感伤地纠正道：“不，如同祖父，没那么好的父亲！”
锡金放下手里的书，落寞地点点头：“叶先生带着漫画宣传队到了武汉。”
午后，嫂子抱着孩子串门去了。我们坐在院子里从容地聊着自六年前的春天在北平分手后的种种。回想过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挺过来的。洁吾叹息我真是什么苦都吃过，我却不愿说自己眼下的遭遇。谈到鲁迅先生，洁吾面露崇敬，说还听过他的演讲。而听我说完我和萧军跟先生的交往，他面带感动地说：“鲁迅先生对你真好，就像慈父！”
9
给萧军写完信已是次日凌晨。上午先找邮筒发出，再赶到洁吾家都快十点了。他有些焦灼，担心我又像几年前那样不辞而别。出门前我将头发用一根丝带束在脑后，穿了一套毛织西装套裙。他打量着我，说看上去像个日本女人。
南京陷落，日军溯江而上，武汉也变成了前线。
跟洁吾简单聊了一下别后。我和萧军的书他基本都看过，且从报刊上了解到我们的行踪。晚饭后，将我送至胡同口，他叫了洋车拉我回饭店。我想在北平长住，上车前托他帮忙看房子，洁吾满口答应，约我明天上午再来家里详聊。
傍晚，锡金冒着雨雪从汉口赶回来拿东西。周玉屏带孩子去了重庆，孔罗荪让他和冯乃超搬到汉口三教街共住，再也不用在“华佗号”上过夜了。因夫人同样去了重庆，冯乃超在紫阳湖边的寓所空了出来，他让锡金带回口信，如果愿意，我和萧军可以搬过去。
进屋后，脱掉大衣，我疾步走到洁吾跟前，张开双臂跟他拥抱在一起。洁吾十分不自在，刚才那个女人站在厨房门口正盯着我们看。他尴尬地将我介绍给他的妻子。我边喊“嫂子”边伸出右手，对方却没有握手的意思，我便默默收回，意识到刚才的拥抱引起了误会不免懊恼。见到洁吾的这份欣喜的确发自内心，他让我想起六七年前在北平所经历的困窘，还有他所给予的温暖。他是我永存感念的异性朋友，加之白天在街上奔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最重要的熟人，激动之情便难以自控。没想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早已不是那个单身时代。我和洁吾都尴尬地站在那里，嫂子冷冷道：“你们唠吧，我做饭去。”我赶紧说：“我来帮你。”她头也不回，说：“不用。”
萧军有些喜出望外，对我说：“那就搬过去吧，那儿离老胡家也近。”
正在厨房里擀面条的女人朝我们看过来。
“这儿就都归你啦！”我愣了一下，对端木说。
他回过神来，惊叫道：“廼莹，是你！”
端木微笑道：“我可就宽敞多了，有卧室，还有书房。”
黄昏时分，敲开小院的木门，洁吾诧异地看着我。我上前拉着他的手，大声说：“洁吾，不认识我了？”
“看把你美的！”话一出口，不知为何，我的内心涌起一种莫名的失落。
北平正是风沙弥漫的季节，尘土几乎迷住了双眼。在中央饭店住下，上街寻找几个熟人的住处皆无所获，当年流浪哈尔滨街头的破落滋味立时浮上心头。茫然中记起当年常来二龙坑聊谈的老乡李镜之是汇文中学的职员，于是找了过去。镜之已儿女成群，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告诉我洁吾仍在北平，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要搬就早点搬吧，宽敞一天是一天！”萧军说。
第二天早晨醒来，明媚的春光里，平原上远远近近的村落炊烟袅袅，一派安详。两大片梨树林迎面而来，朝雾里白色的花朵时隐时现。并行的另一条铁轨上，不时可见运送东北军的专列，一排排士兵面无表情地站在货车车厢里。唐官屯一带，农民正忙着下种，随处可见黑牛、白马拉着犁杖，缓缓走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
两天后，端木站在外屋目送我和萧军离开。几个月的相处，让我对端木，还有这里的一切，都有些不舍。的确，每每与萧军发生争执，端木总是立场分明地站在我这边。虽然明知道他那些话多少带有些讨好，但让我真切感受到来自一个异性同行的认可，而萧军始终认为，无论哪个方面我都是弱的。
委实身心俱疲，躺下后，随着列车的摇晃沉沉睡去。那是自东京返沪后最为漫长的一觉。睁开眼已是次日中午，列车正在通过黄河铁桥上海已是遥远的南方。精神焕发，却也陡然生出难言的空落。这又是一个人的孤旅！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萧军的思念随即漫过心田。拿出纸笔想将沿途所见，还有离开上海后每时每刻的心情都告诉他，然而火车摇晃得厉害，几乎写不成字，只好作罢。窗外，尽是光秃秃的树，益觉烦躁无聊，什么兴致也没有。
萧军拎着两个箱子已经走到门外。我犹豫了一下，对端木说：“没人做饭，看你怎么办？”
列车呼啸北上。出了上海，我感到两个多月来少有的轻松。夜幕下，点点灯光在车窗外飞逝而过。脑子一片空白，茫然中祈求此前所经历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更祈求等我从北平回来跟萧军会有全新的开始。无法欺骗自己，发自内心，我还是那么爱他！
他说有煤油炉可以下面条吃。我还想说点什么，萧军却催促起来，于是伸手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快步走了出去。
四月二十一日晚，我与萧军、秀珂挥手道别。
住在紫阳湖边，安静而舒适。我和萧军有各自的工作间，他每天沉浸在自己的文字里，我在洗衣做饭之余看看书，酝酿要写的长篇，偶尔动笔写写随感。紧张的时局似乎对我没什么影响，只是我们俩又回到了来武汉前的疏离中，每天说不上几句话。待在屋里太闷，一个人到湖边走走，面对一池枯荷，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些已然发生的无法消抹，而即将要来的还得来。我意识到自己到底留恋小金龙巷什么。
3
那天午后，回到熟悉的小院，推开外间虚掩的房门，屋内一片寂静。墙角放着煤油炉、火柴、挂面，还有没洗的碗筷。喊了声“京平”，端木从里间走出，用一张纸正擦着右手食指。迎着他讶异的目光，我谎称跟萧军一起路过水陆前街，他临时有事，我就过来看看。他将我让进里屋，只见那张我们三人曾经同睡的大床上胡乱堆放着书籍、稿纸还有报刊，空档里勉强能躺下一个人。窗前的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堆写好的大字条幅。
我苦笑着点点头。
“天哪，这屋子让你给造的！”
“放心吧！姐姐。还有三郎哥呢！”
说着，放下手袋，我想帮他收拾收拾。端木忙用左手拦着我，说他一个人住就这样，即便收拾好了，过两天还是这样。大概怕弄脏了我的衣服，他始终扬着右手。问他食指是怎么回事，他说刚才在练习指画。以前倒是听说过用手指作画，但始终没有亲见，便好奇地让他画给我看。
他有自己的想法不是坏事，我于是说：“那就算了。我不在上海，你好好照顾自己！”
回到桌旁，端木将食指在砚池里蘸了些墨，然后在一张宣纸上勾勒了几下，一幅鲁迅先生的肖像便立现眼前。我大为惊叹，他说小时候家里专门请画师教过。梁白波在的时候，我们谈画，端木可是从不插言。他朝我看了几眼，接着又用蘸墨的食指在纸上勾勒出我留刘海、扎辫子的模样。随手展开一张写好的条幅，欣赏着那很有来路，文人气十足的书法，我不由赞叹他的多才多艺。端木隐隐露出一丝自负，说书法倒真是他的爱好，一直在坚持练，大家挤在一起没条件，如今一个人住，每天都要写上两小时。
秀珂却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才不去呢！北平乌烟瘴气，有什么好去的。”
他随即兴致盎然地谈起对书法、绘画的见解，我眼界大开，暗自佩服，对他有了新认识，亦明白他跟我周围的人何以不同。而说起别的朋友，他也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比如对文学的看法，对作家使命的认知。这些我此前都不曾意识到。不觉夜幕降临，皎洁冰冷的月光照进屋内，无比静谧。
我侧过脸去，怕他看见我那夺眶而出的泪水，笑笑说：“是我心眼儿小，也没什么事儿！”突然间，好想他能陪陪我，便说，“过些天，我到北平看看老朋友，你跟姐姐一起去，好吗？”
“月色这么好，咱俩到外边吃饭去，我请客！”
去北平的想法定了下来。秀珂来看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抑郁地摇摇头，说正在学习世界语，倒也不无聊。因为出自那样的家庭，秀珂一看就是个忧郁敏感的人。愣了一下，他欲言又止地问：“姐姐，你已是知名作家，为什么总不开心？”
端木迟疑道：“好吧！”
她讲得很在理。又有很长时间没动笔了，大好时光都在抑郁中空耗。正要告辞，一对日本男女前来拜访，男的身材瘦小，女的皮肤白皙，长相娇美。两人只能说简单的中文，经许先生介绍，我才知道他们是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鹿地因反战言论，受到军国主义的迫害，跟着剧团流亡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生前跟他合作将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译介到日本。他对我比较熟悉，说正在翻译我的小说，因为我去了日本，错过了见面机会。见他们跟许先生有事商量，我便离开了。
在江边一爿小馆要了两个小菜，美美吃了一顿。饭馆里只有我俩，抬头便能看见圆圆的月，饭后我们轻松地闲聊着。端木问我计划中的长篇是否动笔，我叹息说仍在酝酿中，每天得买菜、洗衣、做饭，能利用的时间十分零碎有限，更主要的是心境难以沉静。我明白自己，没有更多奢求，只想有个安静环境好好写东西，做个好作家是这辈子的最大心愿，而文字流传后世，才是一个作家的最大荣光。那样的文字，我还没有写出，我说总有一种紧迫感，怕来不及。他劝我慢慢来，并说《生死场》已然不朽。他这有些夸张的鼓励，还是令我颇感熨帖。我自然知道，那不过是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之手的粗糙之作，虽然里边融注了我的生命体验。
“千万别这样想。你只是需要一个安定的心境。一旦沉下来写作，这些不好的情绪就会消失。”
我说，一个好作家应该十分清楚自己，《生死场》太粗糙幼稚，不过当时的写作状态真的让人怀念，那极其短暂的快乐无忧，或许此生不再有。我想听他谈谈自己。他说写作已经深入尝试过了，民族危亡之时，作为男人总想为国家、民族更直接地做点什么，还是放不下那做了多年的战地记者梦。萧军不忘上前线打仗，端木总想到战场采访，我就只想好好创作。难道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差异？做战地记者，端木的身体条件根本不允许，我劝他还是务实点好。
“总觉得自己在走败路。”我低声说。
从小饭馆出来，月在中天，四周一片朗静，江边沙地上映着我俩斜斜的身影。缓缓朝水边走去，眺望枯瘦的江面，还有远处的点点渔火，我们沉默不语。低徊良久，再慢慢往回走，踏上一座小桥，倚着栏杆，抬头遥望这异乡的圆月，再看看脚底的流水，月辉映照其上，波光闪闪。
我能做的还是离开只想一个人待待。我决定到北平散散心，顺便看看当年读书时的几个朋友。许先生也十分支持我的想法，说出去走走也好，到北平看看名胜，换换心情。
“不早了，咱们回去吧。”端木说。
我只好跟着他俩又回到了那个早已没有温度的家。
我突然有了勇气，上前挽着他的胳膊往回走。
“廼莹，听我的，有什么想法回去跟三郎好好沟通，别固执。”舒群压低声音说，“你俩毕竟都是知名作家，如果传出你离家出走，影响不好。跟我们回去吧！如果心里不舒服，可以出门散散心。”
回到紫阳湖，萧军仍在灯下忙碌，听我推门进来，头也不抬，问：“跟你的京平弟弟共进晚餐？”
“我真的不想回去！”我平静地说。
我边脱大衣边淡然回答：“是请端木吃了顿饭。”
“这两天三郎找遍了所有朋友，想起三天前在这里碰见过你，就让我们来找找看。”黄田也跟了过来。
“饭后一起赏月，挺浪漫啊！”
舒群将我拉到一旁：“廼莹，还是回去吧！”
揶揄完毕，他继续写自己的东西。我没理会，拿起《大地的女儿》想接着往下看，却满脑子都是刚才跟端木徘徊月下的情景。
她双手一摊，耸了耸肩。
小金龙巷不觉成了我隐秘的牵挂。
“这是我自己的意愿，跟我有没有丈夫无关。”
几天后再次站在门口喊“京平”却不见回应。轻轻推门进去，里间凌乱如故。我收拾好散放在床上的书报，再将书桌整理一遍，屋子立时大变样。收拾停当，窗外零零落落飘起雪花，昔日三人共处的热闹情景一一浮现眼前，我无法缕清自己的内心，也不知道情感的变化悄然发生于何时。此刻，我有一丝莫名的甜蜜与惶恐我有些把握不住自己。握笔在手，茫然中想起小时候祖父也是在这样的雪天教给我的几句诗，于是蘸墨挥毫写下：
然而，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三天。犹太女画家将我从画室里喊出来，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舒群和黄田，对我说：“原来你有丈夫呀！你丈夫不允许，我这里不能收。”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画院的寄宿生活十分安适。再也不用看萧军那张骄傲的脸，再也不用听他那些口气霸道的话。我放下了所有，每天对着静物画素描，感觉重拾了少时的梦想。少女时代一心想成为一个优雅的画家，所向往的生活，就是背着画夹出门写生。
放下毛笔，内心一阵慌乱，拿起手袋，匆匆离开。
一夜没有合眼。黑夜渐渐褪去，窗帘上映现一线曙色。听着萧军那响亮的鼾声，我对自己说：还是走吧！悄悄下床穿好衣服，将口袋里的纸币放在桌上，拎起手提箱，轻轻带上门走了出去。天蒙蒙亮，走在大街上，我诧异于自己竟然有了如此强烈的离开萧军的冲动。
轻轻带上外间的门，那雪早已纷纷扬扬。
“没有！”我冷淡地说。
一九三七年即将过去，《七月》在小金龙巷召开本年最后一次编务会。
我每天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到了吃饭的时候，你朝桌旁一坐，悠然喝上两杯酒，背后还要跟朋友一起鄙薄我！想到这里，我从床上爬起来，站在房门口冷冷注视着他们。三人的谈话戛然而止。萧军朝嘴里倒了杯酒，扭头问：“你还没睡呀！”
胡风、聂绀弩、艾青正坐在外间抽烟闲聊，见我和萧军进来，胡风说就差田间，再等等。端木从里间走出，跟我并排坐在门边。
另一个马上附和：“结构也不坚实！”
“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授，君子防未然。”
萧军带着醉态，大声鄙夷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
萧军径直走进里屋，站在桌旁，提笔边写边高声念道。听着怪怪的，我起身来到他身后，只见他接着写道：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一个说：“提起萧军、萧红，咱们大家伙儿都跟着老有面子了！一个擅长小说，一个擅长散文，横扫上海滩。”
“你这写的啥呀？字太不美了，没一点文人气！”
下午哭过之后，我感到精力耗尽，做好晚饭便回房躺下。那两个来自东北的文学青年对萧军的无聊吹捧，在推杯换盏中达到高潮。我明白了萧军的骄傲何以一天天滋长，他已无法认清自己。疲累和感伤漫过身心，黑暗中，客厅的谈话声清晰传来。
萧军瞪了我一眼：“文人气有什么好！”
傍晚，敲开家门，萧军问我上哪儿去了，我淡然回答处理了点自己的事情。他便催我做饭，来了俩朋友他这时候想到了我。朝客厅看去，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桌旁抽烟，见我进屋，点头致意。我强颜笑笑，放下手袋，钻进厨房。
“难道兵匪气好？”端木扭头反问。
坐在墓前，擦拭着鲁迅先生的半身像，我泪如雨下，最后趴在墓碑上失声痛哭。哭过之后，内心的郁结有所纾解，坐在草地上对着那熟悉的面容抽上一支烟，如同多少次在大陆新村的书房里与先生相对。
萧军将毛笔一扔，朝端木吼道：“你说什么？”
从画院出来，正准备朝前走，萧军走了过来，瞟了我一眼，大步走了过去。我默默跟在身后，不时有陌生人与我们擦肩而过。脚下的街道、不远处的店铺、脚步匆匆的行人……想起刚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和他还有梅林三人走在南京路上的情景；更想起跟他沿着拉都路，边吃花生米边读鲁迅先生来信的样子。那时，没有萧军，也没有萧红，我们一无所有，却拥有快乐，还有勇往直前的冲劲。这个城市给了我荣光与尊严，但也正在拿走我最宝贵的东西。茫然中想到了鲁迅先生，我想对他告白内心。我在一个电车站停下来，萧军早已消失在人流里。
这时，田间到了，胡风赶忙喊我俩出去开会。我在端木旁边坐下，萧军余怒未消地坐在对面，背靠门框，歪着脑袋，斜乜着我们。老胡照例介绍了年底这期《七月》的组稿情况，然后跟着大家一道忧心忡忡地议论着当前战局。散会前，他通知大家元月十六号编辑部将组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与展望”，除了我们几个，还会邀请在汉的文艺界人士参加。
我找了过去。那画院由一个犹太女画家私人开设。她告诉我还有床位，只是不太相信我家在外地。我说想看看画室。她轻轻推开旁边的一扇门，里边面积较大，前面摆了一组静物，几个男女学员正聚精会神地画着水彩。我满意地退了出来，女画家说宿舍在楼上，是否要看看。我说不用，等考虑好了再过来。
转眼到了座谈会的日子。萧军坐在桌旁誊写文稿，没有出门的意思。穿好衣服，我对着他的后背提醒座谈会的事。他没有看我，说：“你自己去吧。我身体不舒服。到那地方见到不想见的人更难受。”
跟萧军早已形同陌路。吃完早饭，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离开了餐桌，在穿衣镜前收拾停当，然后衣冠楚楚地扬长而去。他太骄傲了，但我绝不是他的附属！收拾好碗筷，拿起报纸，中缝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萨坡赛路的一家寄宿画院在招收学员。
近来，从他嘴里出来的这些阴阳怪气的话太多，却不再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淡然说：“那，我走了。”
一个人待在屋子里竟回想起十八年前妈妈感染霍乱离开我和弟弟的情景，便提笔写了一篇短文。那时，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因为有祖父，总觉得她不太爱我。如今，我才明白自己的命运，却是因为她的离开才真正发生了改变。交给《文丛》的《沙粒》组诗也发表出来了，将内心的伤痛公之于众，是我回到上海之后的想法，也是我的姿态。
“你赶快去，有人等着！”
我无法描述自己的内心，也不知如何调整自己。
一个人走在路上，出门前，萧军在我身后补上的这句，反复回响耳边。倒也并不感到气恼，却痛苦于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回首过去，不由感叹时间确是太无情的东西，能消解最充沛的激情，让人忘记最刻骨的苦难；能在两个原本亲密无间的人之间竖起最坚厚的壁障，让一颗挚爱的心慢慢死掉短短六年改变了他，也改变了我！
我低头“嗯”了一声。
众人在小金龙巷的外间围成一个圆圈坐下来。胡风介绍完特邀嘉宾，问起萧军，我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聂绀弩打趣说，萧军那身体也有不舒服的时候？
我能理解，这种时候朋友们又能说什么呢，于是起身告辞。她俩送我到门口，许先生叮嘱道：“多跟萧军谈谈，心放宽！”
座谈会上，人们集中检讨了抗战文艺中所存在的问题。适夷认为在大众化过程中，文学作品之所以出现了口号化、概念化，没力量，没真情，是因为作家在后方的生活与抗战离得太远。我反驳说我们并没有跟战时生活疏离，比如跑警报就是战时生活，只是抓不住罢了；即便上了前线，如果抓不住生活还是写不出来。听我一说，有人认同，有人反对。淑明争辩说不打进生活，情绪就不高涨；我则强调情绪高涨了压不下去，无法沉静，写不出来又强迫自己要写，标语口号的东西就会多！
许先生和梅志都不言语。
会上只有我一个女性，我分明感到夸夸其谈的男人实在太多。天色不觉变暗，空中忽然传来凄厉的警报，众人朝窗外看去，几束探照灯的光柱射向天空，紧接着便是高射炮声。一架日军飞机，拽着通红的火焰，划出一道弧线，坠落天边。
也没什么好回避的，我叹了口气，说：“去年夏天，本是为着心里不舒服去日本，结果，我不在身边，他的行为更荒唐。从日本回来，明显感到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骄傲、膨胀得让人难以忍受。”
“这就是战时生活。正如萧红所说，看你是否抓得住。”胡风对众人说。
“我们正在说这事儿。萧军实在太莽撞，家里家外动不动就动粗。”许先生说。
大家笑起来。座谈会结束，送走嘉宾，端木发布了一个重要消息。去年十一月，为了培养抗日人才，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民族革命大学，自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还招揽了一批中共党员任教和主持工作。这两天民大派人前来武汉招聘老师，托端木问问有没有想去的作家。
擦掉眼泪，我不知说什么好。梅志敲门进来，刚一坐下就说：“听说萧军昨晚跟马吉蜂在拉都路菜地决斗！”
“山西是前线，打进战时紧张生活的机会来了！”艾青说。
内心的苦处，也只能跟许先生说说。听我说完昨晚的情形，她十分惊讶：“萧军怎么能这样？要是周先生在，一定会批评他！”
老聂调侃道：“萧红说了，进去也不一定有用，还要抓得住呀！”
回来路上，我一言不发地走在前边，萧军得意扬扬地跟老聂在说着什么。走过街角，又远远看见昨夜那一老一少正站在窗下拉胡琴。我赶紧跑上楼，奔到窗前，抓起用纸包好的铜板正要扔下，只见小女孩牵着盲老人已朝街角走去。我万分沮丧地看着那衣衫褴褛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世界有些人强到令人讨厌，而有些人却弱得让人心疼。
田间走到我跟前，恳切地说民大请的肯定是有名气的作家，他资历浅，但很想跟大家一起走，让我帮忙争取争取。我答应让端木跟校方说说。胡风问我和萧军的打算，我说萧军一心想上前线，这样的机会估计拦都拦不住。老胡说自己得编《七月》走不了，然后看着正围住端木，神情激动的聂绀弩和艾青，自己念叨道：“这下可好，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走吧。大半夜的，别摔了！”
我一数，可真是，《七月》一共就七人，一下子走了六个。
“练习摔跤呢！”萧军说。
10
两个法国巡捕走过来：“你们在干什么？”
北上的日子到了。
马吉蜂扑上来，萧军朝他的大腿踢了一脚。对方倒地后，萧军正要挥拳打，我上前死死拽住他的胳膊，大声说别打了。他这才起身边往后退，边指着趔趔趄趄从地上爬起来的马吉蜂还有站在一边的张春桥大声说：“给我记着，你们再敢写文章乱说，我就揍你们，见一次打一次！”
二十七日晚，我们六人加上艾青的妻子张竹茹、女儿“七月”，约好在小金龙巷集合，然后一起到汉口大智门乘车。
“等你很久了，来吧！”马吉蜂的话音刚落，两人迅速朝对方跑去。刚一交手萧军敏捷地一伸腿将他绊倒在地，挥动右拳揍了几下，然后站起身。等马吉蜂爬起来，他仰脸问：“再试试？”
车站一片昏暗，隔着很远才有一盏昏黄的路灯，月台上密密层层挤满了人，抗战歌声此起彼伏。我走在最前边，有说不出的兴奋，远远看见胡风、梅志等在路边。老胡拦住我们，递给每人一个信封，说想到大家远赴西北，这两天跟《七月》出版人熊子民商量，让他拿了一笔钱，给每位同人分了六十元，权当平时没有支付的稿酬，钱刚刚拿到手，总算可以赶在离开之前交到大家手里。真是喜出望外，我们赶紧各自收好。
马吉蜂、张春桥已等在那里，萧军走过去问马吉蜂是否准备好了。老聂在一旁悠闲抽着烟，我则紧张地盯着两个好斗的男人。
“西北风沙大，孩子这么小，如何受得了？”梅志走到张竹茹面前，抚摸了一下正在妈妈怀中熟睡的小七月，声音有些哽咽。别过胡风夫妇，锡金和孔罗荪走过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道别。锡金说小金龙巷仍给我们留着，说不定有人会回来。
第二天，我始终处于惊恐中，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晚饭后，见萧军换上夹克衫、运动鞋，我的心跳便如同擂鼓一般。聂绀弩敲门进来，我才稍微安稳了些。萧军收拾停当，带上老聂这个见证人径直走了。我披了件风衣急忙跟在后边。
载着我们北上的是一辆铁皮货车，车厢中间是进出口，大家坐在几堆稻草上，抽烟闲聊。进入潼关地界，触目所见是一望无际枯黄的原野，零零落落的村庄点缀其间。有人仍靠着车厢壁和衣沉睡，端木和艾青坐在车门两边，一道明亮的晨光打在他们脸上。艾青面色凝重，轻声感叹：“一过黄河，就再也见不到绿色。”
我听了不禁惶恐，但知道自己的话对他早已不起作用，便不再说什么。
“北方是悲哀的！”端木自言自语道。
“哼，我可做不到。下午找到了《文化新闻》编辑部，约好明晚在拉都路南边的菜地决斗。”
两个月后，在《七月》上读到艾青的那首《北方》，我想到自己见证了一首好诗的诞生。进到山西境内，换乘窄轨火车，不久终于到达临汾。而“民族革命大学”不过仅在路边竖起了一块校牌，周围是几栋破旧的民房，街上到处是背着行李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年轻人。整个城市几乎都变成了一所大学。站在校牌前等了很久不见人来，千里迢迢赶来的热情早已消释，萧军开始发牢骚：“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哪里是什么大学！”
担心他出了什么事情，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边脱衣服边说，鲁迅先生逝世周月的时候，他在墓前烧了几本杂志，不想被马吉蜂、张春桥知道了，就写文章讽刺他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我稍感轻松，劝他不用理会那些街头小报。
校方终于来了一个总务处长，说是受李公朴校长之托负责接待我们，住处已安排好了。学校房子紧张，暂时借住老乡家里。我们几个被领进一个农家小院安顿下来。
萧军一身酒气地推门进来，将手里的报纸往桌上一扔，骂道：“混蛋！”
一早，萧军仍在沉睡，我却被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唤醒，披衣站在外屋窗前，只见不远处的操场上，一队队小战士有的跑步，有的持枪操练；近处则三五成群背着枪，唱着《救国军歌》挑水浇灌院子里的菜地。明亮的阳光，还有面前这些年轻人，让我那连日来晦暗的内心立刻明朗起来，觉得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中国不会亡！不禁想起秀珂，离沪前曾收到他的一封信，说已适应部队生活。我想，他肯定也如同面前的这些年轻人一样开朗向上。
那声音越来越近，起身推开窗户，只见一个小女孩牵着一个盲老头缓缓走来。她注意到二楼这扇窗开着，并看见了窗后的我，便停了下来。盲老头凄楚地唱着《道情》，然后拉了一支完整的曲子。琴音寂止，我早已泪流满面，忙将窗台上的铜板捡在一起，用纸包好扔到小女孩跟前。拾起纸团，她朝我深深鞠了一躬，牵着拉琴盲人继续缓缓朝前走，长长的影子拖在身后。
午后我正在外间给秀珂写信，门外传来嘈杂的脚步声，接着便听见一个操南方口音的女声在问：“二萧住这儿？”
马路上远远传来悲凄的胡琴声，将月夜渲染得更其辽远、静谧。
拉开房门，迎面一个头戴八路军军帽，身穿八路军军装，打着绑腿，腰系武装带的圆脸女人正看着我，身后站着聂绀弩和塞克。似乎哪里见过她，却又一时想不起来。诧异间，不等老聂介绍，圆脸女人就大方地握着我的手，高声说：“你就是萧红女士吧！我是丁玲。”
我们又恢复成去年离开上海之前的样子。在频繁的饭局应酬中，萧军变得越发骄傲，而我不再哀怨。夜深人静独坐窗前，抽上一支烟享受一个人的孤独。一轮月升在中天，想起东京那个月夜，格外令人怀念。回沪后，我时时怀想东京，怀想那些孤寂而安宁的日子，如今想来，那段时光真是一种享受。
“哎呀，久闻大名，幸会！幸会！”
梅志她们赶紧纷纷走开，只听靳以在身后说了声“老胡、老聂，我有事先走了”，也大步走开了。一会儿工夫，他们都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萧军一前一后走在马路上。眼泪涌上来，左眼一阵灼痛，不知身后这个男人为何要这样虐我。
我立马想起曾在报刊上见过的丁玲，对比那时的小资与时尚，面前的她令我大吃一惊。
“别为我辩护了。你这眼睛，跟我喝酒有什么关系？我喝我的酒……”
“两大才女相遇，极一时之盛，我俩有幸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见证。”聂绀弩对塞克眨着小眼睛。
没有一个人回应我。那一刻，我真切感到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是多么可耻！而为了可怜的面子，我仍对梅志低声说：“他喝多了，就要发病。”
“没正形！”我瞥了老聂一眼，然后对丁玲说，“我和萧军到达上海，你已经离开，要不早见上了。经常听鲁迅先生提起你。”说着，拉着她的手进到屋内。
身边的几个女人立即不作声，我脸皮发烫，不敢朝旁边看，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别听他的！也不是故意，他喝醉了酒，我上前去扶，他手一抬就打在我的眼睛上。”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莎菲女士’！”萧军闻声从里间走出。
见面会好不容易结束了，一行人蹓着马路，我和梅志、周颖、白薇走在前面，后边跟着萧军、靳以、胡风。白薇又好奇地问起我的眼睛，我说夜里不小心撞到柜子上了，她嘱我以后得当心点。这时，萧军大步跟上来，显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概，大声说：“什么夜里撞到柜子上，别装了，你那眼睛是我打的！干吗替我隐瞒？”
“二萧大名鼎鼎，今天得以亲见！”丁玲握着萧军的手说，“你俩的传奇故事倒是在不同场合听过多遍。”
直到许先生、胡风和众人簇拥着矢崎弹走进来，众人的目光才从我身上移开。见面会上，胡风做翻译，矢崎弹跟大家谈了些什么，我全然心不在焉。实在不是个会掩饰的人，我只想早点回家，关于眼睛，怕大家问起更多。
“比起‘莎菲女士’，我们的经历就太平淡了！”萧军接着问道，“‘昔日文小姐’不是去了延安吗？”
“黑夜里看不见。伤得轻，没什么大碍！”
丁玲说中央让她主持“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昨晚奉命从潼关赶到临汾，准备在这里活动一段时间。我对塞克说，早晨一听见小战士唱《救国军歌》，就想到了他。塞克说去年冬天他和崔嵬、贺绿汀组织了一个救亡演剧队来到山西抗日前线，不久与西战团会合，于是成了丁玲的部下。说话间，外边有人喊“主任”。
“幸好没有伤到眼球。”靳以说。
“带着三十多口人，事儿多，孩子们喊，我得走了。”丁玲拉着我的手说，“好在大家都住一起，交流起来也方便！”
见面会设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进屋后，梅志正跟一旁的作家靳以聊着什么，不远处坐着聂绀弩、周颖和白薇。我走向梅志旁边的一个空位，大家都盯着我看。跟梅志、靳以打过招呼，我不安地坐下来。梅志侧脸轻声问眼睛是怎么回事，话音未落，斜对面的周颖也走过来关心我的眼睛。我支吾说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硬东西上。
丁玲、塞克一走，萧军刚才的兴奋劲立马没了，一句话也不想跟我多说，独自回到里屋。我问老聂来这里干什么，他说也没什么具体安排，每人挂个“艺术指导”的头衔，主要工作就是跟前来访问的学生谈谈创作，聊聊时局。我揶揄他那企图打进抗战生活的愿望又落空了，他回应说只要能“抓得住”，就是打不进去也没关系！接着，他对我说：“你得学学人家丁玲，当年在上海滩那么小资，到了大西北，两年工夫，你看，人家多么豪放！”我立即说：“我可学不来！”
早晨起来，左眼仍又青又肿。记起几天前许先生邀请我们上午去参加日本友人矢崎弹先生的见面会。我这样子如何见人？于是用毛巾蘸冷水敷上，一番努力，青肿的左眼似乎好了一些。犹豫了一下，还是跟萧军出了门。
一晃十天过去，的确无事可做，学校始终没能步入正轨，到处乱哄哄的，不过吃喝不用愁，我也乐得享受这难得的平静。
在我的逼问下，他终于承认这些天忙着找关系帮桦姐堕胎。感觉自己受了欺骗，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又何必回来亲见自己的爱人忙着照顾情人堕胎？回想自己所受的屈辱，我无法冷静，争吵中萧军一拳打在我的眼眶上。
一天比一天暖和。
秀珂走后，我和萧军的争吵继续升级。
晚饭后，老聂来喊我和萧军散步。他不愿意出门，我就一个人跟老聂出门走走。夕阳西下，落晖映照远山近树。走在绿意隐现的田野里，有种说不出的轻松与快意。老聂说他在武汉就觉察出我和萧军之间有些不对劲。我笑笑，说没什么，他一直沉浸在创作里没精力理我。
我惊讶地看着秀珂：“你……”
“这恐怕不是主要的，你别装轻松。”老聂接着感叹中国的夫妻大抵如此，再浓烈的情感，也有变平淡的时候，摇摇头，“不说这个，这是你俩的私事！”
“好了，姐姐，别再吵了！最近你跟三郎哥的争吵也太频繁了。我看多数时候原因在你，每次都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没接话，沿着田间小路继续往前走。谈到文学，他说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很多人都说我的成就在散文上，言外之意是小说不行，老聂竟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便说：“呵，又来了！接着，你肯定会说，‘你是个散文家，但小说不行！’是这样吗？”
萧军真的变了很多！听他这么说，我打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拿了扫帚边清理地上的玻璃碴边说：“无理取闹？怎么回事你心里不知道吗？”
“我说过这话吗？”
“别听她胡说，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了。”萧军接着说，“也不知道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的，创作没心思，天天缠着我无理取闹。我一进屋，她就大吵大闹。”
“说不说都一样。很多人都这样说。我都听腻了！”我接着说，“很多人都遵循一种小说学。认为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可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他将扬起的巴掌放了下去，拿起桌上的一只玻璃杯狠狠摔在地上，玻璃碎了一地。僵持中，秀珂走进来，问：“怎么啦？”我平静地说：“刚才吵了一架，萧军拿杯子撒气。”
“硬说一定要怎样写才算是小说，那很可笑。如果按照某些标准衡量，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算是小说吗？”
“你来呀！”我扬起脸。
他也认真起来：“你说得很有道理！但这跟说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散文家有什么矛盾？你为何这样看重小说轻视散文？”
他扬起巴掌：“你再胡说，我揍你！”
“我可不是重小说轻散文。不过，人家，包括你在内说我散文行，小说不行。我不服气，以后偏要写！”
“你有！刚才你都看见了，你跟人家做猪狗事，人家丈夫拿我撒气。如果我事先知道，就不会那么犯贱。”掐灭烟头，我朝他咆哮道，“为了你，我得当一个明明白白的出气筒！”
“写《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之类，不像小说的小说？”
“我没那义务！”
“不，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至少长度要超过！”
“如果是条汉子，你就应该明明白白告诉我！自从回到上海，周围人都在我面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都防着我。他妈的，这是啥感觉，你知道吗？”
二月底，山西战局起了变化。日军兵分两路进攻临汾，民大决定撤向乡宁，我们这些招聘来的教师愿意留下的，就随教职工一起走，也可以去运城民大第三分校；不愿意留下的自行离开。西战团奉命向西安方向撤离，也准备先到运城，同来的几个人都决定跟丁玲一起走，不知萧军如何打算。
他将皮大衣往衣帽架上一挂：“你说还有什么？整天纠缠不休，你去调查呀！”
夜里，我在外间洗漱，刚一弯腰便涌起一阵强烈的恶心。丢下毛巾，转身扒着门框剧烈地干呕起来。等身体稍稍平复，我意识到自己又怀孕了。勉强支撑着倒掉洗脸水，晾好毛巾，回到里间看了一眼萧军的灯下背影，不免惶恐而灰颓。我干呕得那么厉害，他竟然充耳不闻。躺在床上没有一丝力气，又一阵恶心袭来，我强忍着，趴在床沿轻微干呕了几下，重又躺下，一时心烦意乱。想等萧军上床问问打算，但他摆出不写到天亮不罢休的架势。实在忍不住，我对着他的后背说：“三郎，别写了，咱们商量一下，好吗？”
见他不理，我高声说：“你和她之间，明显不只是像你在信上所说的那么简单！”
“商量什么？”又是头也不抬。不知多少次面对这样的情景，他对我的轻蔑已到了极致，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
这件用我的稿酬买给他装门面的衣服，却成了他吸引别的女人的道具。拿着香烟的手不停颤抖，我愤怒地问：“萧军，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该撞见的？”
“你也知道，形势有了变化，老聂他们随西战团去运城，丁玲下午问我俩的打算。”
我默默退了出来，一路磕磕绊绊地回到家里。内心的屈辱与愤怒无法下咽，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纸烟。不知过了多久，萧军走进来，神情沮丧地站在衣帽架前，脱下那件棕红色的皮大衣。
“你跟你的京平弟弟去运城！我要留在临汾。”他仍背对着我，不假思索地说。
说着，走过去从衣帽架上取下她的大衣，正准备给她披上，只听见黄源冷冷地说：“请你不要管！”
“三郎，没人跟你斗气。你再考虑考虑！”说完，我暗自神伤。
她低着头，没有接话。我尴尬地朝开着的窗户看了一眼，说：“你会受凉的！”
西战团决定明天开拔，午后从食堂返回的路上，端木问我是否做出了决定。不知如何回答，想了一下，我说：“京平，要不，你跟萧军一起跟着学校转移？他一个人留下，我实在不放心。”
桦姐已经看见了我，萧军正想说什么，扭头见我站在门口，赶紧咽了回去，黄源也看过来。三人随即低头不语。我强装笑脸，对桦姐说：“怎么还躺着？天气很好，到公园走走多好啊！”
端木一愣，正要张口，萧军便大声说：“谁也不用陪，我身体这么棒，到哪儿都不怕！”
黄源面露鄙夷：“怎么，想打架？真是又粗又野！”
“这么说，你是什么劝都听不进，一意孤行了？”
萧军紧握拳头，脸涨得通红。
“你管不着！”说罢，萧军掉头走开了。端木见状急忙走到前边去了。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老聂走过来，说萧军就是个炮筒子，别计较。我一声不吭地跟着他回到住处。
“都是你干的好事！我鄙夷你这种男人，自恋狂！”黄源对萧军怒吼。
前线又撤下一批伤兵，住房紧张，丁玲让我们几个都搬到她屋里挤挤。土墙上挂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我和萧军并排平躺在里间的炕上，谁也不说话。过了好久，我侧过脸近乎哀求道：“三郎，明天还是跟大家一起去运城，好吗？”
“你们都不要再说了。都是我不好，一时糊涂，成了一个滥情女人！”桦姐噙着眼泪，对黄源说，“河清，真对不起，让你还有萧红无辜受伤害。不过，我已经受到了惩罚。等身体恢复，我就跟你办离婚手续。”
“不要再说了，你跟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跟着学校转移。我比你们都强壮，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甘心！”
为着一篇稿子，一天上午我来到黄源家。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只见桦姐靠在床头，面色苍白，萧军和黄源背对着我站在屋子中央，三人好像为某件事僵在那里。
我有些恼怒：“你总是这样不听劝！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你这是‘逞强主义’！”过了一会儿，我的语气又温和下来，“三郎，你去打游击，不一定赶得上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写作才能，损失就比一个游击队员大多了。这损失不仅仅是你自己的！”
随后几天萧军都是早出晚归。无从过问，我也不想过问，自感跟黄源夫妇的交往也比较正常，就不想再纠缠以前的事。不过，我们之间的争执却多了起来，有几次还被秀珂碰见。
见他沉默不语，我捏着他那露在被子外边的手摇了摇：“三郎，你就考虑一下我的意见，行吗？我知道，说这些会引起你发自内心的鄙夷。但这并不仅仅因为你是我的爱人，我才这样劝阻你，我还想到咱们才刚刚开始的文学事业。”
我低头坐在那里，不再言语。
“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一样。前线战死的人不一定都愚蠢。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谁就应该等着发展他的天才，谁又应该去死？”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梅志连忙从他手里接过那串列巴圈。
“你忘了‘各尽所能’，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胡来！当然，也可能你另有打算，打游击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萧军立即瞪眼道：“咋的？列巴圈不好？”
“我又不是孩子！我什么都没忘。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我们再相见，如果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
“让你买个小玩具，你可好，就在楼下买几个列巴圈拎上来。”我埋怨道。
“好吧！萧军，这恐怕才是你真正的想法。”
那孩子被他的声音吓着了，一个劲儿往梅志怀里钻。梅志抚着儿子的后脑勺：“看，叔叔给你买面包啦！”
我立刻平静下来，又感到一阵恶心，赶紧趴在炕沿干呕了几下，正准备躺回被子里，灯焰晃了几下，布帘一挑，丁玲走进来。
大家在客厅里闲聊，桦姐心事重重地坐在一旁，始终不作声。不一会儿，萧军推门进来，径直走到孩子跟前，晃动着手里用绳子串在一起的五个列巴圈：“列巴，列巴圈，好不好？”
“有喜了？害得这么厉害！”她笑着问。
萧军脸色一沉，看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下楼了。
“哪有，多少年了，不可能的事儿！”泪珠滚在我的脸上。
没见过这么不会说话的，实在有些扫兴。我便对梅志说：“别听他的，‘晓角’有纪念意义。”抱过孩子，感慨道，“周先生第一次请我们吃饭就是庆祝小家伙满月，今天算是见到了本人。”然后，侧过脸对萧军“命令”道，“去，你这叔叔，给小家伙买个小玩意！”
萧军将露在外边的两条光胳膊收进被子里，侧脸看着丁玲：“你也要睡了？”
大家听后都有些尴尬，梅志却认为萧军说得有道理。
我躺回被子里，丁玲解开军外套上的武装带，边解纽扣边问：“今天争论完了？这两天我真听腻了。不是说东北人爽快吗？我可开了眼，没见过你俩这么婆婆妈妈的！”
萧军却大声说：“不好！晓角，小脚？北方话里分不开。这名字不好！”
“不是开玩笑。多少年了，我们常常这样。就因为意见不一致，弄得两不高兴。还是各走各的路好一些！”
我和黄源感伤地附和道：“呵。晓角，很不错！”
听着萧军的话，我更加明了他是刻意要离开我。分手已经挂在他的嘴边，这么一小会儿说了两遍。
老胡的表情变得沉郁：“本来想用周先生最后使用的那个笔名‘晓角’。”
“算了吧！明天就分开了。我可别讨人厌，还是到外间睡好，你们可以……”
听梅志说完，萧军大大咧咧地说：“总不能老是‘小弟弟’呀，得有个名字！”
丁玲脸上露出一丝坏笑，伸手想取走她那铺在炕里的被子。
“‘小弟’，我们都叫他‘小弟弟’！”
“算了吧！老丁，你还是别到外间来睡啦！我们这里可全是‘男’同志哪！”外间传来老聂的声音。
听着孩子稚气的声音，我捏着他的小手，笑着问：“叫什么名字呀？”
“那有什么稀奇，真是！”丁玲轻蔑地回应道，右手已将被子一角抓在手里，使劲拽了过去。
“姑姑……叔叔……”
“算……了吧！”
次日午后，开门见是我们，桦姐愣了一下，没有正眼看萧军，低声对我说了声“请进”。黄源迎过来，看着我淡淡问了一句：“回来好几天了吧？”我说：“一周了。”随后四人便无话可说。尴尬中胡风敲门进来，后边跟着怀抱孩子的梅志。胡风指着我和萧军，对儿子说：“叫姑姑！叫叔叔！”
萧军模仿丁玲的湖南腔，将“算”字拖得比较长。同时，一把将她手里的被子夺了下来，扔进炕里。
“没工夫跟你斗嘴。我忙着呢！”
“不让走？那就还睡这儿。好在我立马就能睡着。三分钟后你们爱咋咋的，都不要紧。不过记住，明天就要分别了！”说着，丁玲脱掉鞋子、长裤爬上炕，吹灭了油灯。
“一个女人，不大气又能怎样？”我站在台灯的暗影里。
“要谈的都谈过了，再没什么好说的。”
“好吧！”他有些局促，别有深意地说，“去了趟日本，你好像变大气了。”
萧军的话音刚落，丁玲的鼾声就起来了。我早已泪水满脸。
我一本正经地说：“回来这么久，还没见过河清和桦姐。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明天，我想见见他们！”
11
“谁叫你是女人！”他拿过速写，看了几眼，“画得真不坏，我得好好收藏！我也佩服你，生气也生得这样文雅。”
四年后，躺在思豪酒店，我对坐在面前的骆宾基说，一九三八年初春，临汾车站的那个夜晚，是我此生最为伤痛的时刻！
拿出一张白纸和一根炭条，我将他的背影速写下来，在右上角写下“写作时的背影”，送到他面前，微笑道：“真佩服你，不管发生什么，都能做到内心平静，拿笔开写。太气人，我怎么就做不到！”
太阳快要落山，车站挤满了骂骂咧咧，急着撤退的国军士兵。我坐在车窗前茫然而惶恐，不知火车启动的那一刻，将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残阳收尽余晖，四周起着薄薄的雾霭，料峭的风吹干了脸上的泪水。萧军走过来，将两个梨子递到我面前。我接过来，放在座位上，双手伸到窗外，紧紧抓住他的手，急促地说：
我十分失望，独自收拾好碗筷，站在窗前一片茫然。在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家，我都不知该如何安放自己。回头扫了一眼萧军的背影，不禁暗生佩服。这男人不论在什么情境下都能安然工作，烦乱给了别人，他却还是他。
“三郎，我不要去运城，我跟你回城去，死活在一起！要不，你就跟我一起走。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我知道你的脾气！”
“没什么好谈的。你离开这么长时间，加上鲁迅先生逝世，可能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说完，他起身走到书桌旁，在灯下忙碌着。
他将双手翻转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掌，轻轻摇动，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别发傻！你们先走一步，如果学校没变动，就再回来。也许不久我也会来运城，一同在那儿工作，或是去西安。要不就到延安会合。你跟丁玲他们一起走比较安全。我强壮，应该留下！”
“从日本回来后，咱们还没有好好谈过。”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也有些哽咽。端木依旧是夹克、长靴、马裤，披一头长发，抱着胳膊，站在一旁说：“你太关心他啦！”
一周过去，心情依然烦乱，不知做什么好。萧军整天忙忙碌碌，我们很少交流。晚饭后，放下碗筷他又准备离开，我禁不住问他在忙些什么。他说赶着整理鲁迅先生的纪念文章，跟朋友们一起编辑的《报告》也快要出刊了。
对面的老聂将脑袋探出窗外，看了萧军一眼，半玩笑半揶揄地说：“萧军比我们强壮，跑得比我们快，打游击也在行。应该留下！”
回到上海不久，我和萧军搬到吕班路256弄一处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里，房客多为白俄，流亡关内的东北籍作家也大多住在这里。
我转过脸，冷冷道：“你们也并不弱啊！为什么不留下一个？”
进门后只见那株万年青养在一只玻璃瓶里，站在那张黑色长桌上，浅黄色的根须清晰可见。一旁立着鲁迅先生的大幅遗像。我的内心弥漫着无尽的伤感，怔怔中有一种错觉，先生并不曾离去，只是出门寄文稿或到内山书店取书报去了，说不定在我和许先生谈话的当儿就会推门进来。
老聂不再说话，点燃一支烟，眼神空洞地吸着。
许先生搬到了霞飞坊，憔悴苍老了许多。
“我们哪里比得上萧军？眼下正是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却是我这类人吃瘪的年头喽！”端木感叹道。
写完后，再看看开头这四句，我惊异地发现萧军在我的笔下已变成了“别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敢往下想，但也不想躲，该来的总得来！
萧军脸色铁青，紧咬着牙根，瞪着端木：“是吗？我确实强壮。你也要留下吗？省得我孤单。这儿还有一千多学生呢！”
来到了你的墓边。
“不，我要去运城，这样的牺牲，在我，不值得！”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胃肠又开始翻江倒海，我趴着车窗，剧烈地干呕了一阵。萧军拉过我的手握在掌心：“不舒服？你有些发烧！”
我走进了墓地，
“没事！”我噙着眼泪，摇摇头。
跟着别人的脚迹，
他脸上掠过一丝疑虑：“不会真像丁玲昨晚说的那样？”
那一晚的音容宛在眼前，当时我就坐在他身旁，等我回来却已是阴阳两隔。墓前草地上，立着一只带耳花瓶，它原本放在先生家一楼客厅的黑色长桌上，里边种着万年青。我将鲜花插在里边，萧军捡走墓碑上的枯枝败叶，我们并排站立，一起对着先生的半身像深深鞠躬。低头默哀时，我一任泪水奔涌而出。站立良久，萧军抚着我的肩头，低声说“咱们走吧”。我这才跟着他缓缓离开。不停回头，那熟悉的面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当晚，我写了一首《拜墓诗》，倾诉内心的哀伤与失落。
“应该不会！”
“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
他的神情舒展开来：“不要傻，你还是安心去运城。咱们不久就会再见面！”
第二天，天气十分阴冷。我身穿黑呢大衣，捧着一束鲜花，跟在萧军身后走进万国公墓，远远看见镶嵌在墓碑上的鲁迅先生瓷半身像，便不觉泪眼模糊。
擦掉眼泪，我迟疑了一下，说：“三郎，我已经感觉到，只是还不能确定你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些年来，咱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但不管怎样，我依然爱你！我不再任性，你也不要固执，将过去的一切都放下，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上海最让我挂念的还是鲁迅先生，即便他已不在人世。
我的声音开始哽咽：“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不愿生活上再让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只想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咱们一起走吧！
当晚，我喝了几杯花雕，内心的抑郁难以排解，即便见到阔别多年的弟弟，还有昔日老友，也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萧军心事重重，话很少，担心我不胜酒力，劝我少喝。我悲哀地感到，比起离开之前，我俩之间如今的状态更其不堪他和上海这个城市都让我感到陌生。离开上海前的那个朋友圈，因为鲁迅先生的逝世，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更让我震惊的是，金剑啸于去年八月在齐齐哈尔被日伪特务秘密处决了。朋友们一直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老金就这样走完了他二十六岁的人生。
“三郎，说过千百遍了，仅就同志关系，我也不愿意你去打游击。你总不肯听我的话……你……”
萧军、舒群、黄田、淑奇、秀珂来码头迎接我。秀珂奔到面前，跟我拥抱在一起。我想起一九三〇年春天的那个早晨，他从老厨子房里跑出来送我离家的情景。如今他已是一个大小伙子，眉宇间流露着淡淡的忧郁。黄田、淑奇几乎没什么变化，舒群显得意气风发，在东京我读过他的好几篇作品，他在文坛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萧军似乎没了往日的神气，我们冷淡地相互看了一眼。这时，黄田高声说：“走，今晚我请客！为廼莹接风洗尘！”
我无法控制自己，趴在窗沿啜泣。他却故作轻松道：“不要紧啦！那么多生死关头，我不都过来了吗？我自信死不了。”
2
说着，伸手帮我擦眼泪。我扭过脸去，无法遏抑内心的怨怒：“眼下怎能跟从前相比？你总是这样！”
汇山码头终于清晰可见。临别，我将口袋里的钱掏给高原。他还是个学生，这点钱可以帮他应付几天生活，并嘱他安顿好后给我写信。他接了过去，连声道谢。身处乱世，下次相见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上海近在眼前，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跟高原二十多个小时的聊谈，让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一旦上岸，我该找谁作这样的倾心之谈？
我掏出手绢，揩掉眼里的泪水，将面前这个跟自己生活了六年的男人看得更加清楚，气愤地说：“萧军，这么多年，你就没有一次好好听过我的话！”
继续聊天、抽烟，一听纸烟抽得一根不剩，直到天光大亮，我们说话的兴致仍然不减。小广东在被窝里昂起头：“你们谈了整整二十四小时！”
他被激怒：“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不然，何苦从武汉大老远跑到这里？你们去运城不也是为了工作？并不是请你们逃跑！”
“好多了！”我说，“小时候，冬天跟哥哥们坐马车，也是这样裹住腿脚。”
“萧军，你心里很清楚，真的仅仅为了工作？是啊，去运城为了工作，留下也是为了工作。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留下？好吧，随你的便！”
两人一时沉默不语，他帮我整理了一下头巾，搀着我的手臂回房间。其他人都睡了，见我冻得瑟瑟发抖，高原赶忙取来一条毛毯，紧挨着我坐下，然后用毛毯将我俩的腿脚严严实实地裹起来，关切地问：“好些了吗？”
我不再看他，盯着老聂嘴上那火红的烟头，脑子一片空白。
高原亦面带感伤：“‘九一八’已经尝过一次做亡国奴的滋味。眼看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在所难免，如果关内河山不保，又该往哪里跑？”
“就让他留下吧。他不比我们愚蠢，懂得怎样照顾自己。”端木看着我说，“你真是太爱他了！”
说到鲁迅先生的死，我们的心情都变得格外沉重。白天在聊谈中不知不觉过去，天色渐暗，两人一起到甲板上走走。望着黑沉沉的海面，我禁不住悲愤地说：“亡国奴，我们还要做第二次！”
吐了一口烟，老聂温和地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也会不舒服！”
“小徐这么关心我，真是令人感动。”擦掉眼泪，我低声说，“这么多年，如果没有周围朋友的帮助，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特别是鲁迅先生！”
我哽咽道：“你们不了解……”
“多年前的旧事，就让它过去。廼莹，真为你骄傲！也能想象你吃过的苦！”高原说。
不愿让他们看见脸上的泪水，我把脸朝向窗外，只见萧军和丁玲站在远处的铁轨旁在交谈。过了很久，丁玲走进车厢，站在我旁边嘀咕着：“兵荒马乱的，将自个儿的女人丢下，算什么男人？”转而对老聂、端木说，“真搞不懂你们男人，平时装得那么斩钉截铁，关键时候这么婆婆妈妈！”
我的眼里不觉噙满泪水。
“说谁呢？”老聂问。
我兴奋地“嗯”了一声，拿了一瓶白兰地、一听樱花牌香烟回到隔壁，跟高原一起抽烟、喝酒、闲聊。他拿出一封几年前淑娟写给他的信。了解到我的落难，淑娟在信中写道：“廼莹，或者说是廼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
“还有谁？萧军呗！刚才，我跟他说了，临汾情形不大好，吴奚如从洪洞来的路上，遇到朱总司令，八路军司令部都向前挪了。眼看就要打起来，他却坚持留下来打游击。老百姓都跑光了，游击怎么打？这不，又缠着我给他开介绍信去五台游击区。”
“遇到了朋友？”
老聂将座位让给丁玲，跟我挤在一起。眼见丁玲拿出纸笔，我心如刀绞，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不过是萧军蓄意离开我的漂亮借口。既然如此，我也不值得为这番别离伤心，只希望火车早点开动，让我早点摆脱这一切。写好介绍信，丁玲收起纸笔，萧军走过来，欢喜地将那张纸拿在手里。
一对新婚夫妇，热情地拿来喜糖和水果，放在沙发前椭圆形的小桌子上。我说了声“谢谢”，起身回到自己房间。那个跟我下了两天象棋的华侨老太太，坐在棋盘旁问：“还下棋吗？”我忙说：“不下了！”
“这回满意了吧。”丁玲起身坐到她的团员们中间，火车的机车已启动，老聂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萧军在我身边坐下来。这时，从西战团里传出嘹亮的歌声：
“真是太巧了！”小广东朝我扬了扬手里的《生死场》，“正在读你的书呢！”
我们都是神枪手，
见我点头，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我说呢，廼莹怎么可能嫁给日本人？”转身对船舱里的其他人大声介绍道，“这是我的老朋友张廼莹，也就是前几天小广东念叨的女作家萧红！”众人都朝我看过来。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高原比我早一年来东京，“西安事变”后留日同学纷纷回国，他也跟着一起乘船回上海。自那年春天他来二龙坑看我，一晃六年过去了。我简单说了说近况，他邀我回舱详聊。同舱其他人，有的半躺着看书，有的还在睡觉。我俩在沙发上坐下，他说起六年前的那次见面，见我没有接话，就不再多问。从汪恩甲到萧军，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个中婉曲、冷暖只有我自己知道。犹豫了一下，他吞吞吐吐地问我是不是跟一个名叫“三郎”的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好笑，告诉他三郎就是萧军。他即刻惊叫：“那，你就是萧红？”
我们都是飞行军，
我让他把饭吃完，他连说“不吃了，不吃了”，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在哈尔滨读书时的记忆顷刻苏醒。他含着眼泪，我则不停拿手绢擦着眼睛。
哪怕山高水又深……
“廼莹，真的是你！我注意你好几天了，心想，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相像的人。”他回过神来，抖着我的手说。
“你回去吧。再晚，就进不了城了。”
他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小个子广东人诧异地看了我们一眼，困惑地离开了。
萧军握着我的手：“不忙，等车开动了再走。”
我站起身，快速绕过饭桌疾步走过去，握住他的手。那张脸即刻熟悉起来，我惊叫道：“你是高原？”
“反正，你总是要下车的。”迟疑了一下，我再次不由自主地哀求道，“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走！”
“张廼莹！”
他没言语，我感到自己是那样卑微，明知道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还要一遍遍地说。沉默了一会儿，我冷冷催促道：“你还是早点进城吧。这车开动，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她叫什么名字？”
萧军喊老聂跟他一起下车，有话要对他说。我都知道，一定又是托老聂照顾我之类。果然，窗外传来那熟悉的声音：“她跟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当老聂惊讶地问：“以后，你们？”萧军说出了真正灼伤我的话：
“是的，您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她单纯，倔强，有才华，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也还是痛苦。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对我说分手，我们仍然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我看过去，跟他的目光碰在一起：“你是说我？”
刚才，他跟老聂下车的那一刻，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怀孕的消息告诉他，听了这些，我彻底打消了念头。他刻意留下，并不是为了打游击，仅是不愿意对我说分手。他早已打算好了，却等我先说出来虚伪的男人。既然这样，我又何必用孩子留住他？何况，孩子也不一定管用！
我低头喝汤的时候，听见那个广东人在问他。我掏出手绢擦擦嘴巴准备离开，只听他提高音量跟同伴说：“对面那位女士，很像我的一位朋友。”
列车缓缓启动，丁玲、端木、塞克、田间，还有几个西战团成员纷纷下车跟萧军握手、拥抱，一些人趴着车窗，高喊“萧军万岁”。
“跟你说话也不理，你在看什么呢？”
我已没了泪水。众人上车后，萧军走到车窗前说：“廼莹，照顾好自己！”
返回船舱，那男子也跟在身后，他住在隔壁。一连两天，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他总坐在我的斜对面，且不时盯着我手里的筷子。船上各个国家的人都有，用筷子吃饭的，只有日本人和中国人。日本人有专门的餐厅，他大约以此判断我是中国人无疑。在脑子里搜寻半天，我还是想不起他是谁。明天就要抵达汇山码头，早晨我们又坐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他身边多了一个讲广东话的小个子同伴。
我点点头。“萧军万岁”的喊声越来越高。
我难以想象，萧军这次爱上的是朋友的妻子。我和桦姐虽谈不上是朋友，但毕竟那么熟悉。我祈求这湿冷的海风，将我满脑子的纷乱带走。
火车在加速，萧军那孤零零的身影越来越小他就这样冠冕堂皇地离开了我！
我又能躲到哪里？
日本强盗杀人放火太猖狂，
不远处一个留学生模样的男子老是在看我。觉得有些面熟，但又记不起在哪儿见过。冰冷的海风越发强劲，无情带走了我的体温，心也变得冰凉，沮丧而灰颓。几个月前也是以这样的心情一个人渡过这片海，原本为了疗伤开始这蛰居异国的旅程，不想引出更大的麻烦。
多少村庄都被它烧光。
遥望海天茫茫，上海，陡然让我生出陌生与惶恐。
要活命的别彷徨，
在横滨码头，登上“秩父丸”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在跟这个渐渐熟悉的国度告别。东京这几个月让我学会了一个人独自面对，无论枯寂还是苦痛。此生如果还有机会，我愿意再次坐在那如画中一般的小屋，在月下品酒，冥想。只是，我这一生注定无法完满，正如这一个人的异国独处，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生生被终结。回到上海，我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在谈论一个滥情男人的绯闻时，我也注定成了话题，成了别人怜悯的对象。萧军在上海所发生的一切，除了我，全世界都知道。
带足子弹赶快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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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早已看不见了，在这高亢的歌声里，我泪如泉涌。对站在月台上的那个男人，我有难以言说的痛恨，我爱他早已胜过爱自己，然而，太多太多的泪水滋润着这六年来的爱情。
一九三八年初春，临汾车站的那个夜晚，是我此生最为伤痛的时刻！
今晚，是一个终结，我却怀着他的孩子，奔走在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