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后，参加完世界语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回来才得知鲁迅先生一家来过。我和萧军懊丧不已，连忙去信致歉。鲁迅先生回信说那天是他“预料失败”，以为午后一两点钟我们不会外出，并且风趣地说，回到北四川路就“请少爷看电影”了。海婴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认为“婴”下边有“女”字，不满意，要换掉！怕我俩失望，他说一定要再见见，不想昨夜患了重伤风，等好一点，再约时间、地点，大致定在下月初。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日便收到了回信。先生也感慨的确有太长时间没见面了，说最好在本月内设法抽出时间来谈谈。对我那作序的请求也没有拒绝，嘱咐给他看排印的未校稿就好，或许顺便还可以改正几个错字。
我和萧军又充满了期待。
他俩一走，我就赶忙给鲁迅先生写信，问他对“生死场”这个书名的看法，并请他作序。怕他推辞，我强调说既然给叶紫、萧军都写了，我的也不能例外。另外，萧军和我都觉得很久没有见到先生了，便提出想见见他。
刘兄、悄吟太太：我想在礼拜三（十一月六日）下午五点钟，在书店等候，你们俩先去逛公园，然后到店里来，同到我的寓里吃夜饭。
我笑着说她多虑了，这时听见胡风喊梅志离开。
那天，我正自己动手设计《生死场》的封面，萧军带回鲁迅先生这封短简。第一次到先生家里作客，今天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收起信笺，我指着桌上未完成的图案征求萧军的意见。棕红色的纸上画着一条斜线，“生死场”三字已用双钩字体描了出来，斜线以上，一部分涂成了黑色。他觉得如果全部涂黑，恐怕太呆板，不如将书名部分涂成黑色即可，就像一个未完成的样子。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生死场》的封面就这样大致定了下来。
“今天老胡来，我特地跟着，就是想对你把这些说出来，那晚，老胡说完一个人自顾自朝前走，我跟在后边懊丧极了，心想你们一定会把我看作一个无知的傻女人！”
鲁迅先生家是一幢二楼一底的普通弄堂房子，一楼是客厅，二楼是先生的书房兼卧室。客厅靠窗摆着一张黑色长桌；一只带有双耳的灰蓝色大瓷瓶站在上面，里边种着一株绿意盎然的植物；一张可以躺卧的藤椅摆在桌旁。
萧军尴尬地笑起来，胡风、梅志也跟着笑笑。见俩男人有别的事儿要说，梅志便陪我在厨房说说话。她说那天见到我就像见到往日同学随便了些，回家路上，胡风就批评她失态，说别看悄吟梳着辫子，一副中学生打扮，要知道人家都是小说家了，她那样会遭人笑话。我赶忙说自己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怎么会笑话呢！
饭桌上十分轻松，我观察到鲁迅先生比较喜欢北方的面食。饭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佣收走碗筷，迅速将桌子抹净。许先生托着茶盘，端来四杯绿茶。闻着淡淡茶香，我们围在桌旁喝茶闲聊。
我很是气恼，垂下眼帘，冷冷道：“人家一早到公园用功，我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
我似乎也能清晰感受到先生那深沉的家国情怀背后的寂寞，听他说一些日常琐屑更是别具情调。我喜欢听他谈妈妈，谈海婴，谈北平，谈绍兴，谈花草……故乡的冬天见不到一丁点绿色，瓷瓶里的那株植物让我十分好奇，便问那叫什么，屋里不生火炉，竟然也不会冻死。先生吸着纸烟，烟纹升到他那斑白的发梢处慢慢飘散。弹了弹烟灰，纸烟露出火红的烟头，只听他悠然道：
这时，萧军穿着那件短大衣，头戴压发帽，悠然走进来，跟胡风、梅志热情招呼过后，拉了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板着面孔说：“你呀，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拍拍手里的书，“你看我，一早晨读了大半本。”
“这花名叫‘万年青’，永久这样！”
我顿时觉得这是个能够点亮全书的好名字，打心眼里佩服胡风的敏锐。他说书名很重要，要我问问鲁迅先生再定。我接着想请他写篇序言，他一听有些犯难，建议还是请鲁迅先生作序为好。
万年青，我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而令我永生难忘的，还有鲁迅先生的那份闲适与松弛，让周围人感到平和放松一个男人家居状态的好样子，也是一个理想的父亲的样子。我忽然想到父亲，那个时刻让家里变得紧张不安的父亲，遭遇他是我童年的悲剧，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此刻，坐在先生面前，已然二十四岁的我，似乎变成了一个孩子，缺憾有了代偿我是那么喜欢听他说话！
“麦场”仅是第一章的标题，全书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我想听听他的意见。翻了翻抄稿，胡风思忖片刻，低声说道：“写的多是东北乡民糊糊涂涂的生，乱七八糟的死……”接着眉毛一扬，“‘生死场’，你看如何？”
“‘生死场’这书名，很好！”他面带微笑。
胡风的话又让我有了一些信心，便说索性也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出来，没想到他正想建议我这么做。
我一怔，赶忙说：“是胡先生的主意！”
“不是稿子的问题，是编辑的趣味作怪。你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如果不能面世，委实可惜！”
“光人的见解独到，你们要多跟他接触，听听他的意见。”鲁迅先生的神情和语调，如同在谈论一个让自己骄傲的孩子。
梅志收回要说的话，冲我扮了个鬼脸。胡风从提包里拿出《麦场》抄稿说《妇女生活》也退了回来。我说实在写得不好，还让他和鲁迅先生大费周章。
怕他忘了，我重提《生死场》序言的事，他却说自己一人写了两篇，再写怕不好，已经跟胡风说好，让他来一篇。我一听，有些发急，音调也高起来：“同是‘奴隶丛书’，《丰收》《八月的乡村》都由您作序，《生死场》可不能另眼相看。我也要！”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出来。
我告诉她，东北屋内有火墙、热炕，十分暖和，不用穿棉衣。梅志意犹未尽，想继续打听，胡风脸一沉：“别问个没完，我跟悄吟有正事儿要商量！”
“那，我就再写一篇。光人那篇也收进去！”
梅志十分好奇，瞪着漂亮的大眼睛：“北方冰天雪地，比南方好过？”
我松了口气，满眼是泪地笑起来。
我看在眼里，连忙说：“一天比一天凉，眼看冬天又来了。南方的冬天真难熬，冷死了！”
“真是个孩子！”鲁迅先生微笑道。
胡风有些尴尬。
见他有些倦怠，我指着藤椅说：“周先生躺一会儿。”
将抹布、盆子收拾停当，在他俩对面坐下来，梅志瞟了胡风一眼，说：“男人都这样，可不管这些！”
“不用，”他起身说，“我得添件衣服。”
“人家呀，一早就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一会儿回来，你看吧，定会责怪我不看书。你看这地板，不擦行吗？我是看不过去！”我边解围裙边说。
已经十点了。我对许先生说：“周先生累了，早点休息。我们该走了。”
“你一个人？三郎呢？”胡风问。
她朝楼上看了一眼，略带忧虑，说：“周先生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伤风一个多月刚刚好转。今晚难得说话兴致这么高，你俩就多陪他一会儿。”
一早，萧军腋下夹着本书就出门了。每晚来找他坐聊的读者和年轻作者多起来，地板上满是脚印、烟头，起床后我就扎着花围裙，蹲在地上擦起来。听见门口有人喊，抬头一看，是胡风和梅志。吃力地直起腰，我赶忙招呼他俩进屋。
添了件皮袍子重又回到桌旁，鲁迅先生点燃一支烟，面色沉郁：“不知‘满洲国’的情形怎样。”萧军说伪满政府正出动大量宪兵、便衣、密探，随意抓捕认为可疑的人施以酷刑，许多朋友被捕，有些最近也流亡到了上海。
八月底，鲁迅先生来信说《麦场》亦被《文学》社退了回来，认为“稍弱”，打算方便的时候让胡风拿到《妇女生活》试试，如果登不出来就只好搁起来了。我不免气馁，只好再等等胡风的消息。
“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有时候，他们对待同胞的手段更狠毒。”先生的神色变得严峻，吐了口烟，伤感地说，“柔石他们被秘密枪杀，一晃快五年了，自那以后，开始了对我的通缉。我老了，没什么好在乎的。只是年轻人还要生活在这样的国家！”
炎夏终于过去，风里带着丝丝凉意，秋天也是上海最好的季节。
他在怀念另一个优秀的孩子。我们不敢触动他那心底的哀痛，四个人都沉默下来。窗外下着小雨，偶一回头，瞥见窗玻璃上淌着一股股小小的水流。我意欲告辞。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意思，微笑道：“再坐会儿，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
7
我和萧军只好安定心神，继续听他说话，直到墙上的时钟指向十一点四十，我们起身告辞道：“周先生早点休息。我们得回去了。”
我和萧军都觉得这是婉拒，不好勉强。一个多月后罗烽、白朗搬到美华里的亭子间，不久白朗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罗烽也通过周扬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加入“左联”。生活有了着落，他们也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鲁迅先生和许先生将我俩送到弄堂的铁门外。弄堂口有一块灯箱招牌，毛玻璃上写着一个大大的“茶”字。临别，鲁迅先生指着“茶”字对我俩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就是这‘茶’的隔壁。”又指指自家门牌上的“9”，“还有，这‘茶’旁的‘9’号。”
为了实现三人的愿望，萧军特地给鲁迅先生写信。七月二十七日先生回信说：“你的朋友南来了，非常之好，不过我们等几天再见罢，因为天气热，而且我也真的忙一点。现在真不像在做人，好像是机器。”
我将《生死场》的封面图案重新画了一遍，审视一番，自感比较满意。
梅志一惊，跟着起身。我说既然要给孩子喂奶就不便留她，欢迎以后常来。临出门，梅志有些意犹未尽，看了我和白朗一眼，跟在胡风身后下楼了。
收到鲁迅先生十五日的信，里边有他为《生死场》写的序言。信中说校稿看过了，发现了几个错别字，还订正了几处格式，并交给了胡风。
四个男人将杯中酒一口喝下，胡风放下杯子，对面红耳赤的梅志说：“咱们得走了，孩子等着喂奶。”
那篇序言，我读过之后，让萧军也看了一遍。我问那句“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是不是表扬的话，他表示也拿不准。拿起封面图案的定稿，萧军问怎么没有作者的署名，并提醒我们的书是非法印行，不能再用“悄吟”，要另起个名字。说完，回到自己的桌旁。注视着萧军的背影，我忽然有了主意，提笔在“生死场”的左下方写下“萧红著”，然后拿着封面图案定稿来到他身旁。
萧军颇为自得，但也还是尽力表现出谦虚来：“哪里，哪里！还望胡兄多多关注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
“萧……红……你的新笔名？”
我们都站了起来，罗烽、舒群回应说：“向萧军、悄吟看齐！”
“是啊！日后咱俩的名字会永远关联在一起，并称‘二萧’，永不分开！”
没有准备香槟，我有些犯难。白朗笑着说香槟也能醉人的。梅志没言语。这时，胡风端起酒杯起身对众人说：“我敬大家一杯。萧军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我想，上海不久就会出现一个‘东北作家群’。”
“很诗意的想法！”萧军站起身双手抚着我的肩头，轻声说，“咱们永不分开！”
桌上摆满炒菜和两大盘煮好的饺子。招呼落座后，萧军给大家斟满了酒，男人们很快热络起来。举着酒杯，我敬梅志：“欢迎屠小姐光临！”她面颊通红，说哪里是小姐，都是孩子他妈了，说完一饮而尽，尔后又跟白朗喝起来，将杯中酒一口倒进嘴里，很快便显醉态，高声说：“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
我记得《八月的乡村》序言下边有鲁迅先生的亲笔签名，萧军说是利用序言手稿上的签名制版印上去的，而我收到的《生死场》序言却是许先生的抄稿。
她瞅着白朗的双手，笨拙地动着手指：“是啊。去年鲁迅先生请客，请柬寄到了我娘家，妹妹第二天才转给我们。错失机会，我跟胡先生都懊恼不已。”我说原来是这样。她费劲地包好一个怪模怪样的饺子，再看看白朗的，面带歉意，说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北方的饺子一窍不通，实在不成样子。我让她在一旁歇着，她却有些不服气，又拿起一块皮儿，舀了一匙肉馅儿包起来。
“我得朝他要手迹。”说完，坐回桌旁给鲁迅先生写信。
我揉面、擀皮儿，白朗包饺子。梅志自告奋勇过来帮忙，朝白朗观察了一会儿，也学样儿包起来。我边擀皮儿边对她说：“咱俩早该见面了。”
“你什么都要跟我一样！”
说不了几句，男人们的话题便宏大起来。我便对萧军说：“你们男人一边聊着去吧，余下的活儿交给我和莉。”
“就要！”
她立时红了脸，萧军接着将舒群、罗烽、白朗一一介绍给他俩。
萧军的话音刚落，胡风推门进来，拿出《生死场》的校稿，还有他为之写的评论交给我，说前天鲁迅先生嘱他写篇文章推介推介，有先生的序言在前，他这篇就只能是“读后记”了。
这就是朋友们经常说起的梅志，我不禁赞叹道：“屠小姐真漂亮！”
见萧军走过来，我得意地说：“《生死场》有‘读后记’，《八月的乡村》没有。”
胡风夫妇来了，萧军停下手里的活儿去开门，我们都迎了过去。胡风中等个子，发际线很高，站在门口对萧军说道：“刘兄，你好！在下胡风。”进屋后，又指着身边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子介绍道，“内子小屠。”
他撇撇嘴：“你又赢了，悄吟太太。哦，不，萧红女士！”
傍晚，萧军揉面，我和白朗擀皮儿，罗烽、舒群包饺子。萧军擦着脸上的汗水，埋怨道：“这鬼天，真他妈热！”
信发出去了，除了索要签名，我还不忘问问那句话的意思。第二天等我买菜回来，萧军正倚在桌旁读鲁迅先生的回信。我急忙接过第一页信笺，映入眼帘的便是：“‘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作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得弯曲一点。”
因着鲁迅先生这层关系，我们跟胡风早已是未曾谋面的熟人，发出夜饭邀请，他欣然答应前来。
见我有些沮丧，萧军说：“天天受表扬会骄傲的。”
见三人有些失望，萧军便说先不问别的，埋头写出作品来，我们这些流亡上海的东北作家慢慢会形成一个群体，凭借作品引起别人的注意。罗烽、舒群听后十分认同，我对萧军建议，不妨先介绍大家跟胡风认识认识。萧军很是赞成，决定过两天请胡风夫妇来家里吃饭。
我没理他，赶忙问：“签名呢？”
聊完别后，萧军让罗烽、白朗跟我们挤着住一段时间再说。他俩很是感激，说给我们添大麻烦了。想起在哈尔滨时，朋友们对我们的好，我便不让他俩再说那些见外话。但他们仨想通过我们的引荐，跟鲁迅先生见面，令我和萧军有些犯难，只得如实说会给他写信提这个要求，不过先生见生人十分审慎，怕是一时办不到。
“那还用问，有求必应！”萧军接着念道，
“好在都过去了。”她凄然笑笑。
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我不禁对白朗说：“莉，真苦了你。还有老人要照顾，换了我真不知怎么办。”
《生死场》终于印出来了！
“甭提了。内部出了叛徒，送走你俩不到一周，我就被抓了。在监狱里关了十个月，吃尽苦头。得亏莉和周围朋友多方营救，好不容易才获得保释。这不，无路可走，投奔你们来了。”
长桌上放着茶点和几册《生死场》新书，鲁迅先生衔着烟嘴，满脸喜悦地翻着：“真不错！萧红女士多才多艺，自己设计的封面也很不赖。”
白朗满脸憔悴，低头擦着眼泪。我默默拉过她的手很是心疼。舒群说他在狱中还好，跟高嵩关在一起，身份始终没有暴露，特务们也问不出什么，前不久放了，目前跟塞克住在一起。我和萧军转而看着一旁沉默不语的罗烽。
我有些脸红，说：“以前短期学过绘画，胡乱涂鸦。多谢周先生、胡兄大力推介。”
舒群谦虚了一番，然后高度评价着《八月的乡村》。萧军连忙转移话题：“不说这些，我和廼莹一直惦记着你们，受苦了吧！”
胡风放下手里的书，对萧军说：“萧红的写作才能似在三郎之上。”见萧军不作声，又接着说，“你是靠刻苦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萧红则凭着个人感受和天分在创作。”
“都得感谢舒群兄，没有青岛那几个月，我和廼莹都不可能完成创作。”
“是啊，我也很重视她的创作才能，但她可少不了我的帮助。”
不等我说完，舒群便说：“也没问题，说不定反响更大！”
“都不错！都不错！”鲁迅先生弹了弹烟灰。
“我的书还没有消息。”
聊着聊着，夜深了。许先生说反正过了十二点，电车没了，就再坐一会儿。鲁迅先生似乎想到了什么，举着象牙烟嘴陷入沉思中。胡风朝我和萧军看了一眼，轻声说：“咱们走吧！”
罗烽消瘦了很多，虽然疲惫，但看起来精神还好，他说：“三郎，祝贺你！没想到你俩这么快就实现了梦想。”
鲁迅先生神情一怔，对许先生嘱咐道：“付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去。”
我朝门口一看，便起身奔了过去，跟萧军一道将舒群、罗烽、白朗迎了进来。我和白朗相拥而泣；萧军分别跟舒群、罗烽拥抱了一下，男人们眼里也都噙着泪水。
弄堂里的灯全熄灭了，送至街口，许先生说鲁迅先生写文章多是后半夜，刚才一定是想起了什么。我们三个不等她叫车，就大步朝前走了，只听许先生在后边嗔怪道：“你们真是！”
听见有人敲门，萧军拉开房门便冲我大声喊道：“廼莹，你看谁来了！”
三人一路说笑地走在寂寥无人的大街上。我突发奇想要跟胡风赛跑，他亦兴致高涨地接受挑战，叮嘱萧军当裁判不要偏心。随着萧军一声令下，我们拼命向前奔去，直到坚持不住才停下来，然后看着彼此，大笑不止。平素不苟言笑的胡风，居然也有孩子气的时候。我们的交往越发随意，多数时候称他“老胡”。
饭后，我们各自伏案忙碌。
8
一早，趁凉快上街买好蔬菜和早餐。萧军正趴在桌上写什么，见我走近，立即翻过那页写满半篇文字的纸，将钢笔放在空白信笺上。放下菜篮，我随口问给谁写信。他支吾说一个朋友，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没有多想就催他来吃早饭。拿出用纸包着的油条，不禁“呀”了一声。萧军走过来问怎么了，我让他看包油条的纸，原来是《死魂灵》的译稿。这很可能是从《译文》编辑部流出来的。那些编辑太可恶，居然将鲁迅先生的手稿当废纸卖。
《生死场》的印行，完美地结束了我的一九三五。不料一九三六却是多事之秋。
上海的夏天潮湿闷热得几乎让人喘不上气儿。
元月中旬由聂绀弩主编，鲁迅先生幕后主持的《海燕》创刊了。我和萧军都应邀写了文章。十九日下午，叶紫推门进来，告诉我们《海燕》首印两千册当天卖完，先生非常高兴，请大家晚上在梁园吃饭。好事连连，我们三人都喜不自禁。
看出了我的心思，萧军安慰说不要急，总会有办法。
还是鲁迅先生第一次请客的那间包房，桌上摆满菜肴，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除了鲁迅先生一家和我们三个外，还有胡风、梅志、聂绀弩、周颖、黄源。
在为萧军高兴的同时，我的失落也越发沉重。鲁迅先生将《麦场》也推荐给了《文学》希望连载，不知他们是否愿意。叶紫和萧军的书都印出来了，且都由先生作序，我的却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胡风对我和萧军小声说，上次从大陆新村回家后的第三天，就收到了鲁迅先生的信，他严厉警告：不要在马路上赛跑！萧军指着我，对老胡说：“就是她‘告密’的！”
我和萧军已是彼此的见证。我最清楚他为这本书的付出，合上书页摩挲着封面，内心洋溢着喜悦，对站在一旁的萧军表示祝贺。他将我揽进怀里，感叹先生对自己和叶紫的推介真是不遗余力。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稿费单，祝贺我如愿以偿。商市街系列散文中的《饿》在《文学》上发表了！接过那张纸，我骄傲地说：“我也有了稿费收入！”
这时，鲁迅先生面对众人含笑举杯道：“聊备薄酒，请大家来同贺《海燕》问世，并当日售出两千部。谢谢各位支持！”然后看着胡风、聂绀弩，“特别是光人、绀弩，一个负责组稿，一个负责付排，辛苦了！新年伊始，祝愿大家诸事顺遂！”
唐豪是萧军的朋友，将二楼租给了我们。这是一栋中等以上的英式建筑，有宽大的正间，后门临街，环境很不错。搬家不久，《八月的乡村》就印出来了。我拿起一册样书，翻开封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鲁迅先生在序言里所引的那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众人一起举杯，然后边吃边聊，气氛热烈，只有黄源有些落落寡欢。鲁迅先生端着酒杯对他说：“河清，去年编稿子在人事上引出一些不快就让它过去，不必在意。夫人在日本，你要照顾好自己。”
六月初，我们又搬到萨坡赛路190号唐豪律师事务所。
黄源端起酒杯，站起身：“谢谢周先生关心！”
关上房门，萧军说这帮人不讲理。我说可不是，再说先生也不一定愿意见他们，怎么好贸然介绍，既然不愉快了，就别跟他们共住。
看着聂绀弩夫妇和叶紫，我不禁想起一年前在这里吃饭的情景。
萧军说等下次来，如果鲁迅先生愿意再介绍，那人冷笑一声回屋了。
老聂站起身对众人说：“各位，我提议一杯。”
送走鲁迅先生一家，回到住处，萧军那位朋友早已等在二楼楼梯口，问上午来的那位老人是不是鲁迅。迟疑了一下，萧军说“是”，对方马上面色不悦：“你知道，我们都崇敬先生。机会难得，应该替大家介绍一下呀！”
大家都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领我们到一家名叫“盛福”的西餐厅吃了午饭。有了几次近距离接触，越发印证了我此前对他的想象一个爽直而温情的人。
“今晚坐在这里，我觉得没有谁比萧军、萧红更有感触的了。一年前，就在这间包房，周先生将他俩介绍给我们；一年后二萧成了上海滩知名作家、文坛伉俪。来，咱们一起祝贺他们！”
我牵着海婴的手，边走边听许先生教我如何适应上海的生活。鲁迅先生大步走在前边，萧军如同卫士伴在一旁。回想先生每次回信时对萧军的宽解、鼓励还有帮助，我不禁为他俩的忘年情谊而动容。虽然相差二十六岁，但鲁迅先生显然还是将萧军视同知己，跟他诉说母亲即将南来的焦虑，建议他更换笔名，甚至代领稿酬。为了不让先生失望，萧军最近格外勤奋，每每写到深夜。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从老聂口中说出的“二萧”，让我的内心顿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温暖。我那隐秘的心愿得以实现，相信日后会有更多人这样称呼我们。面对众人纷纷举杯，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萧军眼里也泛着泪光。我们一起回敬：“谢谢在座每一位的帮助！”
许先生加进来，四人再聊些家常。第一次发现鲁迅先生其实很爱笑，而且是那种富有感染力的爽朗大笑。快到中午，他带我们一起下楼找地方吃饭。
杯中酒一饮而尽，我们再次将酒杯斟满，单独敬鲁迅和许先生，发自内心连声说着谢谢。跟许先生碰杯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自己，趴在她的肩头轻声啜泣。许先生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萧军拿掉我手里的酒杯，对众人说：“这人天生就好哭。眼泪就像水龙头里的水，一拧就来。”
“哦，哪天等我看过了交给河清！”鲁迅先生表情轻松地说。
大家笑起来，我在许先生身旁坐下。
《文学》始终是我的情结，便鼓起勇气说：“我想让您也推荐一篇到《文学》试试。”
梅志高声说：“你俩出名后，萧军先生在哈尔滨英雄救美的往事，在上海滩广为流传。今晚就请男主角亲口说说，让我们一饱耳福！”
我抬起头，只见先生眉毛一扬：“是吗？不一定等到全部写完再发表，拿出一两篇给杂志试试。”
众人起哄：“就是……说来听听！”
让萧军在信中提问，我很放得开，不知为何，一旦跟先生对面就十分拘谨。我红着脸，低头不语。萧军代我回答：“人家在写系列散文，回忆我们离开哈尔滨前的一段生活。”
萧军清了清嗓子，正欲开口，我接过许先生递给的手绢，边擦眼泪边说：“别听他胡说！”
四人对面坐下，海婴在一旁玩自己的。先生边抽烟边问《八月的乡村》的进度，萧军回说在印刷中。他转而冲我微笑道：“《麦场》还没有回音，悄吟太太不会泄气吧，最近写了什么？”
潮湿阴冷的冬天终于过去，江南的春天如约而至。
先生看了看房间，不停点头道：“不错，不错！”
萧军的社会活动多起来，少有在家的时候。一些刊物向我们拉稿，发表作品再也不用鲁迅先生推荐。我想从容地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王亚明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我想写写那双手的故事。铺开稿纸，细细写来十分顺畅。
萧军闻声跨到门口，将他们迎了进来。
萧军穿着我给他新买的那件米色风衣，风风火火地推门进来，边脱衣服边埋怨最近老是被几家杂志主编拉去参加各种活动，写得少了。听得出，他嘴里虽有烦言，但还是十分享受人前的风光。他接着告诉我《作家》即将创刊，主编孟十还邀我们过些天到杭州游玩。
五月二日上午，我俩各自伏案写作中。有人来访，开门一看，竟是鲁迅先生一家！我失声惊叫：“周先生、许先生！”
傍晚，我和萧军带上肉馅到大陆新村包饺子。胡风正好也在，萧军上楼跟聊天去了，二楼不时传来鲁迅先生那爽朗的笑声。我和许先生站在长桌旁忙碌着。她切韭菜，调肉馅，我擀着饺子皮儿。韭菜买多了，我准备再煎几个韭菜合子，给大家尝尝。
商市街系列散文还有几篇就写完了。身处千里之外，回想当年安家商市街的哈尔滨往事不禁感慨万千。我和萧军的创作越来越顺遂，他远比我勤奋，经鲁迅先生推荐，作品频频发表。
“你也太能干了，写文章、裁衣服、做饭，样样精通。”许先生说。
感动之余，我嘱他熟人之间别闹出什么不愉快就好。他急着写信告诉鲁迅先生新家地址。十七日先生曾单独给我回过一信，说原本要来看看，不想海婴被开水烫伤了脚，得半个月才能好，到时候再来。我始终惦着这事儿，让萧军顺便问问。
我有些脸红：“哪里！以前什么也不会，离家之后，生活一逼就都会了！”
拉都路351号是一条比较高级的弄堂，门口有铁栅门，一列三幢三层西式楼房。萧军在青岛时认识的一个李姓朋友，跟几个年轻人合租下第二幢，将三楼的一间让给了我们。三月底，我们便搬了过来。安顿停当，萧军环顾室内，说这也太“资产阶级”化了。我不免生出隐忧，说白住恐怕不好。萧军说都是熟识的朋友，如果不来，人家会觉得我们瞧不起人，不过已说好分摊房费，每月五十六元，如果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搬离。代价虽大，但他觉得为我写作商市街系列散文提供一个好点的环境也值得。
“想想你走过的路，真是不容易！”
6
“许先生在北平、天津求学，不一样也经历了许多磨难？”
收起信笺，萧军默然良久，然后说：“过几天咱们就搬！”
“跟你比，那算得了什么。”
叶紫走后，我把手里的信递给萧军。关于让他多少有些受伤的“野气”，鲁迅先生的尽力宽解，让我们都十分感动。
许先生刚说完，海婴跑过来，拿起一张饺子皮儿说“我要做一只船来”，然后到一旁捏面皮去了。许先生小声说别理他。过了一会儿，海婴回到桌旁，将小面船举给我们看。许先生拿眼睛示意我，我们一声不吭地包着饺子。将面船放在桌上，海婴自言自语说“再做一只小鸡来”，又拿走了一张饺子皮儿。我不禁想笑，许先生说要是赞美两句，他会做得更起劲。
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但如上海住得久了，受环境的影响，是略略会有些变化的，除非不和社会接触。但是，假装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
“看你气色不太好，写文章累的吧？”过了一会儿，许先生关切地问。
所谓“野气”，大约即是指和上海一般人的言动不同之点。黄大约看惯了上海的“作家”，所以觉得你有些特别……普通人大抵以和自己不同的人为古怪，这成见必须跑过许多路，见过许多人，才能够消除。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
我说倒也不是，就对她说起身上的妇科宿疾。她问我吃药没有，我说服了很久的“中将汤”始终不见好。她于是告诉我“一?二八”的时候，一家三口都病倒了，她疲劳之极患了白带，在医院治了两个多月没什么效果，后来偷偷买了几粒白凤丸服下竟治愈了，至今没有复发，建议我也试试。我不解为何要偷偷地买，她说因为鲁迅先生从来不信中医。后来见到的确有效果，才打破对老方子的成见。光顾着说话，眼看饺子没有包多少，我们赶紧加快了手里的动作。书房又传来鲁迅先生的一阵大笑。
他还告诉我和萧军，一开始先生没答应见面的原因，就因为不清楚底细，托胡风一番打听之后，觉得没什么党派背景，才决定面谈。那天晚上他主动跟萧军交换地址，也是受先生之托，做我们的“监护人”，怕我们人地两生出什么岔头。听叶紫一说，我和萧军都满心感动，临出门，他再三叮嘱以后遇事细心一点，别让先生担心。
晚饭好了，桌上摆着几个小菜、两大盘饺子，还有一盘切好的韭菜合子。鲁迅先生夹起一个饺子送到嘴里，边咀嚼边点头称赞味道不错，然后催大家赶快尝尝。胡风吃了一个，说这口福他早就领受了。
叶紫接着说年轻人易变，靠不住，一旦出事就会牵连一大片。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鲁迅先生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所以现在跟年轻人接触十分谨慎，对我和萧军如此信任，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却是例外。
“哦，是吗？”鲁迅先生面露惊讶。
“尽快换个住处。搬家吧！”
“去年夏天他俩请我和小屠吃过一回。打那以后小屠就一直感慨萧红是个好主妇。”
萧军恍然：“这样啊！”
“我也这么认为。”许先生放下筷子，“萧军先生真是好福气，可得好好珍惜啰！”
叶紫严肃地说：“他们并非全部、永远可靠！”
“包饺子是东北女人与生俱来的技能，没什么稀奇。”萧军一脸不以为然。我朝他白了一眼，低头吃着饺子，心想这男人就是如此不会说话。
“这有什么关系？不都是进步青年吗？”萧军一脸委屈。
“做漂亮礼服也是？”许先生笑着问。
叶紫骂了一句，然后对我解释说，黄新波满口答应了萧军的请求，当时屋子里还有另外几个聊天的年轻人，萧军竟然当众公布了自己的地址。
萧军尴尬地咧嘴笑。
“你这个‘阿木林’！”
鲁迅先生将筷子伸向韭菜合子，看着我：“这是？”
上午收到一封先生的回信，正拆开捧读，两人气鼓鼓地回来了。一坐下，萧军就责问叶紫在黄新波屋里为何踢自己一脚。
我连忙解释：“这叫韭菜合子，一种东北家常面食。一般用韭菜和炒鸡蛋做馅。”
萧军说干就干，劲头十足。鲁迅先生已答应为《八月的乡村》作序，他又让叶紫领着去找黄新波。
“哦，我尝尝！”他夹起一块送到嘴边。
“你呀，就等着吧。等官老爷们检查通过了再说。”萧军故意大声说。
许先生小声对我说：“周先生欢喜油煎或较硬的食物，但胃肠不好，不敢让他多吃。”
鲁迅先生已为《丰收》写好了序言，萧军要他为《八月的乡村》也写一篇。《丰收》的封面和装帧由黄新波设计，叶紫建议《八月的乡村》也交给他，并说先生素来看重书籍的装帧，由黄先生亲自操刀，他老人家定会满意。越谈越兴奋，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就这样把出书的事儿给定了下来。想到《麦场》的面世遥遥无期，我很是失落，问：“我的可怎么办啊？”
“好吃！好吃！”先生的目光转向老胡，“这个，你没吃过吧？快尝尝！”
我和萧军都为他高兴。萧军随即想到《八月的乡村》涉及抗日，不可能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也决定索性作为“奴隶丛书”之二印出来。叶紫很是赞同，认为一来可以让关内民众了解东北，二来也可以扩大“奴隶丛书”的影响。我关心的是自费印书是否要很多钱，叶紫说钱不成问题，他在民光印刷所有熟人，印刷费和白报纸只需交部分定金，余额可以赊账。
“上回只有饺子。我尝尝！”
叶紫想转移话题，说：“先生居然支持我们的想法。《丰收》马上就可以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印出来了。”
“你也尝尝。”他又示意许先生。
“不是玩笑，黄源以前也说过，刚才从饭店出来又这么提醒我。”
“她做的时候，我就尝过了。再吃一块。”
“别人一句玩笑话，你倒是在意了。”我说。
见大家吃得香，我很是满足。
“野气，不好吗？我得问问鲁迅先生。”萧军有些沮丧。
这时，鲁迅先生举着筷子，看着许先生：“我再吃一个吗？”
喝了口茶，叶紫微笑道：“难怪河清说你野气太重！”
许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笑。
“是啊，你俩合起来，也没我吃得多！”
“下次再做葱油饼让您尝尝！”我说。
饭局散后，叶紫跟着我和萧军回到福显坊。我给他俩各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对满脸通红、薰着酒气的萧军，说：“要先生请客，叶紫提议，我写信，你反对。最后你吃得最多。瞧你那狼吞虎咽样儿！”
鲁迅先生又夹了一块韭菜合子，正往嘴边送：“哦？比韭菜合子还好吃？”
“等忙过这段再说。”
“那可是她的拿手绝活！”萧军这次似乎懂事儿了。
“真的？带海婴一起来呀！”
“是吗？我等着一饱口福！”
“你俩搬家后，周先生始终惦记着要来看看！”许先生小声对我说。
海婴来到我身边：“姐姐，陪我搭积木去。”说着，伸手拉我的辫子。
两人举杯回应：“一定！一定！”
许先生赶忙将儿子拉到怀里，做生气状：“不许胡来！”
“很好啊！奴隶比奴才强，奴隶会反抗。”先生端着酒杯，对黄源、曹聚仁说，“三人年龄不足三十，文章都做得好，充满热情，跟那些只玩点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东西大两样！往后，请你们多关注。”
“他看你梳辫子，跟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鲁迅先生笑着对我说。
萧军赶忙说：“准备叫‘奴隶社’。”
“为什么喜欢她，不喜欢别人？”许先生笑着问。
“哦，名字想好了吗？”鲁迅先生笑着问。
“她有小辫子！”海婴又伸出了小手。
叶紫一愣神，伸出筷子：“在吃，在吃！”边说边朝萧军使眼色。萧军这才有所会意，终于放下筷子，对鲁迅先生说：“周先生，我们仨想办个出版社。”
我站起身拉着他的手，说：“吃好了，走，搭积木去！”
席间，萧军一改上次的拘谨，吃得有些旁若无人。嘴里不停咀嚼着，抬头刹那，发现我正在看他，便收敛了一点。我想笑，努力掩饰着，问海婴想吃什么。叶紫停下筷子瞅了瞅萧军，大概是想他提出版社的事儿。鲁迅先生吸着烟，爱怜地催促道：“小叶，吃呀！”
天气很好，满目烟柳，西湖边上到处是踏青的人们。沐浴着和畅的春风，挽着萧军的手臂在断桥上漫步，回想往日的贫寒、饥饿，眼前一切如在梦中。
在桥香饭店，一桌精致的广帮菜摆了上来。除了鲁迅先生一家和我们三个，还有曹聚仁先生和《文学》社编辑黄源。介绍黄源时，鲁迅先生说萧军的稿酬就是由他开出的。黄源与萧军同年，又名河清，戴着眼镜，文文弱弱，我心想不知什么时候他也能给我开出一张稿费单。
离开前，我在湖边一家店铺买了一罐白菊花茶和一根精致的白色小竹棍。萧军瞥了一眼小竹棍：“小孩玩的东西，你也稀罕？”我说：“就喜欢！”
我的《麦场》还在争取合法出版，对这个虚拟的出版社我没什么兴趣。他俩商定一会儿再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
回到上海，来到鲁迅先生家，楼里一片寂静。
“印的书就叫‘奴隶丛书’！”叶紫兴奋道。
许先生表情焦灼，接过那罐菊花茶，轻声说：“谢谢！周先生下午突然气喘得很，须藤医生来注射了一针，刚刚睡去。”
萧军一听十分赞同，想了想：“就叫‘奴隶社’！”
我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萧军赶忙说：“让周先生好好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
说完，叶紫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旁，说有事儿要跟我俩商量。等我和萧军在床沿上坐下，他说自己的长篇小说《丰收》因题材敏感，辗转多家书店没有结果，即便有书店愿意出，也无法通过当局的审查，就打定主意自费印行，为了让书看起来像个合法出版的样子，虚拟了一个名叫“荣光书局”的发行者，地址含糊定为“上海四马路”，但还没想好一个出版者，因此建议不如我们仨组建个出版社，方便日后印书。
回家路上，我和萧军都沉默不语。没想到先生身体这么不好，萧军想搬到大陆新村附近，免得他经常给我们写信，而且可以帮帮许先生。我非常赞同，让他明天过来看望的时候，顺便在附近找找，看是否有合适的房子。
“怎么样，二位？三喜临门。真心为你俩进入上海文坛而高兴！”
第二天上午萧军正准备离开，听见敲门声，我走过去拉开房门，站在门口的竟是程娟。听见她喊“廼莹姐”，萧军闻声赶过来，尴尬地将她让进屋内。
我一把抢过那张由《文学》社开出的稿费单，一看金额三十八元也被惊住了。叶紫说上海的纯文学杂志，《文学》影响最大，稿酬也最丰，千字三元，在上边发表作品，被新人视为登龙门。萧军这回倒是谦虚起来，说全赖鲁迅先生推荐。我当即表示不服，说等着瞧，我也要在上面发一篇。
我有些发蒙，拉开一把椅子，淡然说“请坐”，然后沏了杯茶递给她。程娟接过茶杯，说了声“谢谢”，坐在我和萧军对面。萧军的神情极不自然，问她什么时候回上海的。程娟说上个月初带着孩子从哈尔滨回来，住在哥哥家，就在这条街的16号。
见我翻开《太白》，叶紫问：“第一次在上海发表文章吧？”我兴奋地点点头。这时萧军惊叹：“这么多！”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孩子？你结婚了？”
“我刚从先生家出来，他让通知你俩，并捎来这个……”叶紫将手里的杂志递给我，稿费单给了萧军。
她有些诧异，说去年五月在哈尔滨举行的婚礼，当时收到我和萧军的祝福、贺礼十分高兴；并说回东北不久，家里就来信说有哈尔滨的朋友来找，她就知道我们到了上海，去年六月收到萧军的信，得知我们跟她哥哥住在同一条街上。我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努力平静着自己，问孩子都好吧。萧军没话找话地问她在东北住久了，跟孩子是否适应上海的湿冷。
萧军又在那里撇嘴角：“瞧那高兴样儿，就知道吃！”
三人一时也找不到更多的话，程娟抿了口茶，说：“今天顺道来看看，隔得这么近，欢迎你俩来坐坐。”放下茶杯，起身准备离开。送至门口，我让萧军送送，他就跟着下楼了。
我放下钢笔：“真的？”
站在窗前，我的感觉非常不好，眼前浮现出那两次我进屋后，萧军信没写完慌张收场的情景。原来，一到上海，他就背着我找到了程家，打听到程娟在东北的地址，背着我写信，以我们两人的名义送贺礼。每次搬家，他除了写信告诉鲁迅先生，还得告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友。
文章有了出路，我和萧军的创作劲头高涨起来。五日下午叶紫一进门便冲我们喊道：“别写了，晚上鲁迅先生请咱们吃饭！”
过了很久，萧军才推门进来。我恼怒地看着他：“怎么那么久？”
江南的春天来得特别早，窗外的垂柳一片嫩绿。
“人家要我送她回家，怎么好拒绝？”
转眼已是三月。
“哼，拒绝？求之不得吧！”
“谁拒绝了？”我回到自己的桌旁嘀咕道，“装正经，到时候吃得比谁都多！”
“别酸了，她都结婚有孩子了！”
他顿时明白了：“真没见过像你这样蛮不讲理的恶人，居然逼着人家请客。换谁都会拒绝。”
“我可太了解你了！这些对你来说，都不是障碍。”
“请客……”
“你没理智，简直胡搅蛮缠！”
“‘只是’什么？”
“我没理智？我胡搅蛮缠？在哈尔滨，背着我给她写信；到了上海仍然如此。我赶着给你买布料做衣服，你在家给她写信；我出门买菜的工夫，你也是给她写信。
我乜了他一眼：“才不是，《小六》已寄给了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只是……”
“萧军，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为什么隔段时间就要伤害我一次？”
收起信笺，我坦然地说：“都是老皇历了。《小六》他指定已经收到了，发表的速度可能不比你慢。”急于想知道请客的消息，我赶紧拆开另一封信，上边说：“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这是我和悄吟太太主张不同的地方。但是，什么时候来请吧。”看到这里不免失落。萧军见状，装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怎么？《小六》也像《麦场》没有消息？”
“不可理喻，不跟你说了，我看望鲁迅先生去！”
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的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
他走到门边，我大声说：“留心北四川路的房子，我要马上搬家！”
《小六》终于写完，寄给鲁迅先生后，紧接着又开始下一篇。似乎真的找到了感觉，趴在桌上不停地写。萧军推门进来，埋怨邮差真是可恶，信件不及时投递让人苦等。一听说有先生的信来，我起身急着要看。萧军将手里的两封信朝我扬了扬，拆开其中一封，站在屋子中央读起来，见我凑近，瞥了一眼，脸上带着坏笑。我拿过信笺，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一出门就是一整天。
“那，我自己写信提。”我看着叶紫说，“等我的消息！”
写累了，我放下钢笔已是夜里十点多。他是否看了鲁迅先生之后就找程娟吃饭去了？巨大的不安弥漫在心底。
萧军更是得意。愣了一下，叶紫说最近馋得很，又没有余钱，想让鲁迅先生请个客打打牙祭，吃顿小馆也行。我立即嚷嚷着要萧军把这个加上。他说：“我可没有那么大脸，先生最近忙着译书，哪有工夫？”
萧军面色如常地开门进来，说下午胡风也在，鲁迅先生比昨天好多了，须藤医生诊断并无大碍。我的心稍稍放下，问他晚上是否吃了，他回说跟几个朋友吃过了。我直觉他在赤裸裸地撒谎，便装作不经意地问：“都有谁呀？”他支吾说：“孟十还新介绍的几个作家朋友。”见我不作声，愣了一下，“你呢？”
他俩都笑起来。叶紫转而关切地问给先生的文章寄了吗，我沮丧地如实相告，一旁的萧军却难掩得意。他安慰说不用急，慢慢来，一旦心情沉静就能找到感觉，又对萧军说：“文章给了先生，一般不会落空。况且他对你俩如此赏识。”
“一直在等你，既然你已经吃了，我就懒得做，也不饿。”
叶紫敲门进来。坐下后对我说往后直呼其名就是，叫“叶先生”太别扭。感受着他的朴实与平易，我说难怪鲁迅先生对他评价那么高。叶紫两眼放光，赶忙问先生说了什么，我便模仿起鲁迅先生的神态和语气，说：“叶这人是很好的！”
我再次拿起笔。只有面对自己的文字才能平复内心，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放心，一定转告。”
两天后，我们一起来到大陆新村。鲁迅先生正躺在书房的躺椅上吸烟，面庞消瘦。我问是否好些，他弹弹烟灰说好多了，转而爱怜地看着我们，问都在忙些什么。萧军一阵脸红，我看了看他没言语。片刻过后，我说等找好房子，也搬到北四川路。
没想到鲁迅先生也有犯难的事儿。读完信，见萧军拿出纸笔，连忙问他又写什么。他说给鲁迅先生回信，顺便将两篇写好的小说稿寄过去。他都完成两篇了，我却一篇也没有写出来，心中不免沮丧，说：“你让先生拿鞭子抽打抽打我。不督促，真是啥也干不了。”
“吃葱油饼就方便了。”他吐了口烟，悠然道。
拿过信笺，我也禁不住笑起来。先生说最近忙着翻译文章，为了追求平易，不用难字，“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还乱做梦，哪里还会记得妈妈，跑到北平去呢？”
我感到一丝轻松，跟着笑笑。
“又没冤枉你，既然敢说，还怕别人知道？”
午后，萧军又开始收拾自己。洗头，打发蜡，对着镜子梳了又梳，再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说：“我出门一趟。”
“好啊！你连这个也告诉鲁迅先生？”
放下手里的书，我半开玩笑道：“收拾得这么光鲜，去16号吧？”
我赶忙走过去，想将信笺抢过来，他一扬手，高声念道：“吟太太究竟是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话，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
“想哪儿去了！去趟内山书店。”
他看过来：“我可没有幸灾乐祸，谁叫你有那样‘精彩’的比方？我读给你听！”
“干吗？那么远的路，过些天咱们不就搬过去了吗？”
“人家小说开头怎么也写不好，烦死了，你还笑。”
“买本书，会会朋友。”
取材于青岛时的生活，我想写个题为《小六》的短篇。屋子大了，有了阳光和自己的书桌，却怎么也开不好头，不时团起一张稿纸，丢进纸篓，后来索性把钢笔一扔，独自生闷气。萧军坐在那里正在看鲁迅先生的回信，忽然笑起来。
昨天从鲁迅先生家出来，离内山书店那么近没想到买书。他的谎言太不高明。我不想再说什么，问他晚上是否回来吃饭。他摇摇头，让我不用等。
明白虚惊一场，他用指节在我的前额啄了一下：“拉倒吧！别逞能了，还是回来睡吧！”
“自打程小姐来过，你在家吃晚饭的时候越来越少，衣着打扮倒是越来越讲究。”我还是禁不住“酸”了一句。
我泪眼婆娑地笑起来：“离你太远，我害怕！”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那，哭什么？”
“呵，还急眼了。别当我是傻子！”
过了好一会儿，萧军被我的哭声惊醒，拉开电灯，奔到床前，伸手摸摸我的前额，惊慌地问：“怎么啦？哪儿不舒服？”灯光填满房间的刹那，潮涌而来的恐惧即时退去，感受到他手掌的温度，我侧过脸不知说什么好。他又拉过我的一只手，要摸我的脉搏。我抽回来，说：“去睡吧。我啥事儿也没有！”
他红着脸，没言语，走到门边，朝我摆摆手：“我走了！”
一觉醒来，眼前一片漆黑，两年前一个人睡在东兴顺旅馆储藏室的情形，即刻回到眼前。再次掉进无边的恐惧和无助里，我轻声喊“三郎”，却只能听见他的鼾声。又想起一个人躺在医院小铁床上的那些夜晚，越来越害怕，不禁抽泣起来。
听着他下楼的脚步声，我换了身衣服，跟了出去。来到街上，只见萧军径直朝16号走去，我远远跟在后边，见他走进弄堂。我等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不一会儿便看见萧军和程娟并排来到街上，直到身影完全消失，我才噙着眼泪往回走。
半夜，写累了，我们互道晚安各自躺下。
那一晚，我静静等他回来，眼睛肿得几乎睁不开。夜深人静，萧军推门进来，面带微笑，边脱外套边问：“还没睡？吃了吗？”
第二天下午，我买菜回来，萧军已将一张小铁床在屋子西南角安放好，拍拍手上的灰尘：“如你所愿，从此不用挤着睡了。”我忙问哪来的小床，他说寄完信跟叶紫一起打着鲁迅先生的旗号，找木刻家黄新波借的。拍拍床沿，我说今晚就睡这儿，便打开柳条箱，拿出棉被开始铺床。
“三郎，我们谈谈。”
“说不过你，给写上，行了吧！”
他一怔，将衣服挂在衣帽架上。等他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我淡然道：“三郎，我知道下午和晚上你都干了些什么。”
“咋不着四六？鲁迅先生不是孩子，但也是儿子啊，有妈妈多幸福！”
他板起面孔，正欲争辩。
“尽问些不着四六的问题。先生又不是孩子。”萧军嘀咕道。
“别抵赖了！三郎，你的确是个‘有故事没秘密’的男人。撒谎不是你所擅长。老实说，有时候我宁愿你把谎言说得完美一点。出门前，我说的并不是玩笑话，程小姐来过之后，你自己想想，你在家吃过几顿晚饭？”
二房东住亭子间，将二楼一间临街正房让给了我和萧军。屋子朝南，凭窗远眺可以看到成片的柳林，还有稀稀落落的人家。两张桌子，两把椅子，东北角上一张单人床，房间布置妥当，冬日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屋子大多了，而且我们有了各自的书桌，我说如果再有张小床，即便他睡得再晚，也不会影响我。萧军说知足吧，然后拿出纸笔给鲁迅先生写信告诉新家地址。我让他问问，快过年了先生会不会想妈妈，是否会到北平看望。
他没进屋前，我数百遍地告诫过自己，要平静，不示弱，不流泪，但还是做不到，见他低头不语，我无法掩抑内心的哀怨：“三郎，你知道每晚我是怎么过的吗？
元旦前一天，我们搬到靠近拉都路南端的福显坊。
“下午，我跟着你下楼，看见你去了那里。我的玩笑话都没有说错。三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已为人妇、为人母，你俩的交往，对她丈夫、对我，都不道德！”
“还在书报检查官手里审查着呢！”说着，萧军将信笺递给了我。
“我们……只是普通交往，并不涉及其他。”他嗫嚅道。
“我的《麦场》有消息吗？”
我没接他的话，平静地说：“为了眼下这份日子，我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你也知道。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如今刚刚安定，写作上稍微有点起色……三郎，我们应该珍惜，不是吗？”
“看吧，我会继续问个明白。”
他低下了头。
“别高兴太早，他虽讨厌江南才子，但也没有明确说喜欢北方大兵。”
“三郎，看着我。”
“有啊！”萧军得意地念道，“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
他抬起头，我盯着他的脸，恳求道：“收收心，到此为止，好吗？”见他不言语，我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到北四川路找房子。”
萧军乜了我一眼，不再往下念。我记起他写信求教的问题，便问：“他老人家关于塞外大兵与江南才子有评价吗？”
“好吧……”他无可奈何地站起身。
鲁迅先生真的把我们当成了两个没长大的孩子，听着内心暖暖的，我笑着说：“这是老耗子教小耗子躲避猫的办法。”
三月下旬，我们搬至北四川路底永乐坊，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大陆新村。萧军还是忙于应酬，基本上不着家，我每天都要到鲁迅先生家看看。
“不过，此后所遇的人们多起来，彼此都难以明白真相，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
二十三日午后，萧军从外边回来，让我陪他去大陆新村。进到一楼客厅，正好碰见鲁迅先生陪着茅盾从楼上走下来。送走客人，他对我俩说：“咱们上楼。”
萧军捧信而读，我忙着整理文稿，问先生是否生病了，他说没有，只是这两天比较忙。听我又问信上说了些什么，他轻声念道：
鲁迅先生在书桌旁坐下，我好奇地问他在忙什么。他点燃一支烟，拍拍桌上那叠书稿清样，说忙着校对秋白先生的《海上述林》，吐了口烟，感慨道：“真是好文字！”这时，楼下传来许先生的声音：“周先生！”
这男人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过，当晚他还是就自身的“匪气”问题，给鲁迅先生写了封信。发出之后，几天不见回复，我们担心他又生病了，萧军接着又写了一封，二十七日终于收到鲁迅先生对前两信的回复。
鲁迅先生起身说有人来。我和萧军跟着一起下楼。客厅里站着一对外国人，各自手捧鲜花，见鲁迅先生走下楼梯，便迎上前献花。鲁迅先生怀抱鲜花跟他们握手交谈，许先生从他手里把花接过来，插在那株万年青的花瓶里，红绿相间格外漂亮。
聂绀弩的话立马给我和萧军指明了方向，送走他俩，萧军说这两天就去找找看，换个大点的房子，好各自沉下心来创作。叶紫今天告诉他，鲁迅先生前晚请客，名义上是为胡风儿子做满月，实则担心我们在上海人地生疏，一时难以适应，就想法子介绍给周围的朋友。我不禁为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对萧军说先生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得拿出像样的作品才行，不辜负他的期望，同时也能挣点稿酬。不等我说完，萧军说元旦过后就搬，接着，又自信满满地说：“他们说我匪气重，也是看不起人。言下之意我不是写文章的人，等作品出来让他们瞧瞧！”
鲁迅先生指着那个外国女人对我们介绍说：“这是史沫特莱女士，”转而又将我们介绍给对方，“作家萧军、萧红！”
“总得要生活！老头子介绍出去的文章，如果不是太差，他们总是要登的。太差的文章，他也不肯介绍。不过，按惯例，老头子介绍新人的文章给杂志，得陪上一篇自己的东西。”
“哦，《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作者！”史沫特莱面露惊讶，“我正打算将你们的作品介绍到美国。”
萧军嗫嚅道：“写得不好，怕给他添麻烦。”
“太荣幸了，谢谢您！”我握着她的手说。
“找老头子啊。他总有办法。”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聂绀弩说，“私下里我们都习惯称鲁迅先生‘老头子’。”
周六下午，我一个人再次来到二楼，鲁迅先生仍在伏案校对《海上述林》。我站在门口问：“周先生，周末也不歇歇？”他转过身子，边点头边对我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萧军挠头道：“一时写不出满意的，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
我十分诧异，心想午后我和萧军不是还来过吗？他起身坐到桌旁的躺椅上，点燃一支烟，自己笑起来，我这才明白他在跟我开玩笑。聊了几句，楼下一片嘈杂，他自语道：“他们来了……”
萧军的话音刚落，有人敲门。我赶忙过去开门，只见聂绀弩、周颖夫妇站在门口。萧军也迎了过来。聂绀弩说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只有一把椅子，我和萧军十分尴尬，不知如何招呼他们坐下。周颖见状走到窗前，注视着窗外的菜园。聂绀弩朝屋内扫了一眼，对萧军说：“怎不写点稿子卖钱？换个大点的地方。”
“三先生一家？”
“这个也问他？”
他点点头，接着眉毛一扬：“三郎呢？晚饭后咱们到融光戏院看电影去！”
这一刻他全然变成了一个受不得委屈的孩子，我连忙宽慰道：“有点匪气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不信，你问问鲁迅先生。”
“好啊！我喊他去！”
“会不会唠嗑？不安慰也就罢了，还说风凉话。”
进入四月，鲁迅先生的身体渐渐转好，我的心情也轻松许多。惦记着先生想吃葱油饼，于是买了一点配菜，跟萧军一起来到大陆新村。许先生手里织着毛衣，迎了过来。得知先生在家，萧军径直上楼了。
“况且，你本就行伍出身嘛！”
我将买来烧汤的鸭架还有黄豆芽放在桌上，围上围裙，小声对许先生说上次听了她的推荐，回去就买来白凤丸服了一段时间，这个月到了日子肚子真就不痛了，身体也好了很多，解决了大问题。她听后也为我高兴。
“你想说什么？”
晚饭摆在桌上，每人面前一碗鸭架豆芽汤，中间放着一大盘金黄的葱油饼。海婴举着筷子，皱皱鼻子，大声说：“真香！”
他这才说叶紫出于好意，带他到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看看，认识认识人，日后好打交道。然而，这一趟下来，叶紫委婉告诉他，黄源还有别的编辑都觉得他身上有股大兵劲儿，匪气太重。他就因这个受了打击。我听后想笑，过了一会儿心平气和地说：“你想想，咱俩在东北出生、长大，跟江浙一带的人自然不一样，况且……”
我赶紧夹了一块，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
回来后，萧军懊恼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我放下钢笔，问：“这是咋的啦？”他叹了口气，仍不说话。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子过，就说：“有事儿说事儿呗，干吗垂头丧气的！”
“盼了多时，尝尝。”鲁迅先生举着筷子说。
两天后，叶紫带萧军出门走走。
许先生说：“他俩从杭州回来，你正好在病中。口福推迟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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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咬了一口，说：“又香又脆，果然名不虚传！”
摄影师帮我们摆好坐姿，正准备拍摄，我让他稍等，起身从道具箱里捡出一只烟斗，右手拿着送到嘴边，装出抽烟的样子。摄影师打了个手势，随着镁光灯一闪，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便定格下来。
放下筷子，喝了一口汤，赞叹汤也别有风味，真是不错。见他表情享受，兴致高涨，我更是高兴。吃完第二块葱油饼，他放下筷子，微笑道：“萧红女士让我对新女性有了新认识，可谓‘坐得书房，下得厨房’！”
他深表赞同，指着上衣说：“就为这礼服，也应该照一张。”
萧军嚼着葱油饼跟着笑。我说这算不得什么本事。见我放下筷子，鲁迅先生起身拿来一叠裁成方块的纸分给我们擦手。我拿在手里一看，竟是他的手稿，惊讶道：“这怎么可以？”
下了电车，我们朝拉都路走去，不远处的万氏照相馆还亮着灯。我提议说：“三郎，咱们照张相吧。”
“去年，你们来信说我的《死魂灵》译稿包了油条，景宋很生气，我倒不以为稀奇。自己也用来擦桌子。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他毫不在意地说。
我挽着萧军的胳膊，脚步轻快地走在大街上。问他桌上的几个生人是否都记住了，他说他们多数时候故意用暗语，始终不太明白。我便告诉他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位“一道开店的老板”就是茅盾先生。他有些不相信那就是《子夜》的作者。我接着说那位聂先生，名叫聂绀弩，夫人名叫周颖。萧军问跟我们交换地址的叶先生是否就是《小小十年》的作者叶永蓁。我说不是，那人是叶紫，并告诉他空位子是给胡风和夫人梅志留的。萧军对许先生开席前的举动也有些不解，我说那是为了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或特务之类盯梢。他这才明白众人为何多用暗语，并感慨鲁迅先生真是不易，跟朋友吃个饭都这么难。
“周先生十分不看重这些。自你们来信后，我就留心保存了一些。”许先生有些无奈。
大家又聊些别的见闻，不知不觉杯盘狼藉。许先生看了一眼腕表，鲁迅先生便对大家说：“咱们散吧。谢谢各位赏光。”众人纷纷起身，向鲁迅和许先生道谢。叶先生走过来，递给萧军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地址。”萧军连忙拿出纸笔，将我俩的住址也留给了他。
我说：“这手稿本身就是艺术品，真应该保存好。”
聂先生又说“愿闻其详”，萧军于是分别进行解释。讲解完毕众人表情释然，聂先生放下酒杯，说：“长见识了！”
鲁迅先生不以为然地说：“过奖了，没什么价值。”
萧军介绍说：“‘东北八大怪’说法不一，不过大同小异，比较流行的一种是：百褶靰鞡脚上踹，不吃鲜菜吃酸菜，窗户纸糊在外，火盆土炕烤爷太，提妖降魔神仙舞，烟囱砌在山墙外，姑娘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
十三号那天是周一。
鲁迅先生爽朗地笑起来，众人跟着笑。
黄昏，鲁迅先生又带我们去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他吸着烟嘴，跟萧军并排走在前面；我挽着许先生跟在后边。前晚我们在光陆戏院看了《铁血将军》，我对许先生说，今天周一，周先生难得放下手里的工作出来放松。她说除了周末看看电影，鲁迅先生平时极其舍不得花时间休息，但今晚的电影他却期待了很久，连海婴也不愿带上。我诧异地问是什么片子。
周女士瞟了丈夫一眼：“怎么，你也对未知充满好奇？”
“《夏伯阳》！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片。”许先生说。
抿了一大口酒，聂先生兴奋地看着萧军：“早就听说‘东北八大怪’，不知其详，正好向你打听打听。”
上海大戏院快到了，萧军扭头看了我一眼。
众人点头称是。我拿出那两只醉红色的核桃放在桌上，对海婴说：“这个送给你！是祖父传给我的。”他新奇地拿在手里把玩，我又将那对小棒槌递给他。放下核桃，他又惊喜地拿起小棒槌。
我有所会意加快脚步，径直朝售票窗口走去，许先生也疾步跟了上来。萧军见状急切地说：“这次由我们买票吧，老作家请十次客，青年作家也该请一次了！”
我装出儿童的表情，告诉他哈尔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到上海得坐好几天的火车、轮船，一年有四个月下着雪，冬天地上一片白，江里会结很厚很厚的冰，能走汽车。他睁大眼睛，瞅着我。桌上的人都微笑着看过来。吐了口烟，鲁迅先生悠然道：“对于未知，孩子永远充满好奇，大人就不同，心智多用于权谋。”
鲁迅先生马上说：“等老作家请完十次，青年作家再请！”
萧军又夹了一块肥瘦相宜的鸭肉放在我面前，他正欲再次伸筷子，我在桌子底下拉了一下他的左手制止，他这才放下筷子。海婴在一旁不停地问我哈尔滨在哪儿，冬天有多冷。
萧军一时语塞，许先生已赶到我前面买好了票。我非常过意不去，对鲁迅先生说：“每次看电影都是许先生买票，实在过意不去！”他微笑道：“谁叫我的稿费拿得比你们多。”
鲁迅先生抽出一支纸烟，捏了捏，塞进烟嘴，送到嘴边，点燃后抽了一口，有些落寞地说：“一群人窝里斗得厉害。造谣、中伤、放冷箭，乌七八糟，让人失望。”
我们坐在楼上第一排。正片之前的新闻片，正在放映苏联军民在红场欢庆“五一节”的场景。
“形势不佳，生意越来越难做。”聂先生抿了口酒，红着脸感慨道。
鲁迅先生轻声感慨：“这个，我怕看不到了……”
萧军端着酒杯，正疑惑，我用手肘轻碰了他一下。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表情稍微松弛下来，夹了一块烤鸭，埋头吃着。那位聂先生频频帮周女士夹这样那样的菜，周女士则坦然领受。萧军也开始学样，从离我较远的盘子里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我面前的碟子里。
9
众人一起举杯：“祝周老板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下着小雨，到处弥漫着一股霉味。
菜已上齐，满满一桌子佳肴，一大盘烤鸭放在正中间。大家边吃边聊，除了我和萧军，其他人都十分熟悉热络。鲁迅先生举杯道：“旧年将尽，新年将至，祝大家来年生意越来越好！”
萧军应酬饭局去了，我的心情一如这阴暗潮湿的天气，郁郁的，正想找个人说说话，白朗来看我。问起他们还有舒群的近况，她说最困难的时候总算挺过去了。自从罗烽、舒群接上了组织并加入“左联”，文章有了出路，生活安定多了，她自己准备过段时间辞掉打字员的工作安心写作。我很是为她高兴，说前几天还读到罗烽发表在《作家》创刊号上的文章。白朗告诉我大家看了同期上的《手》都说写得真好。我感叹回想起哈尔滨的生活真是亲切，她也说一想起关外的亲人就想哭。
鲁迅先生点点头，仰着脸，以主人身份向我和萧军介绍在座的客人。他指着正对面那个戴眼镜的男士说：“这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对方欠欠身子，面带微笑，轻轻“嗯”了一声。另外几位似乎跟他非常熟识，都会心地笑笑。接着，鲁迅先生指着那个又在抿白酒的男人说：“这位是聂先生。”我和萧军向他点头致意，他连身子也没欠一下，咽下嘴里的酒，“哼”了一声。旁边是他的夫人周女士，我们彼此点头致意。对坐在身边的那位西装男青年，鲁迅先生只说了句“这是叶先生”。转而，指着我和萧军，向众人介绍道：“这两位是刘先生、张女士，新从东北来。”然后，看着那两个空位子解释道，“今晚本是为胡先生的儿子做满月，他俩大概没接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
“不知什么时候能回去看看。”白朗自言自语道。
许先生起身朝门口张望了一下，然后朝楼梯口走去，片刻后返回包间，在鲁迅先生耳边轻声说：“没！”
沉默了一会儿，她告诉我舒群的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下个月在《文学》上重点推出，让我和萧军关注一下。
话音未落，那个瘦高个，有些驼背的人，伸出一只长胳膊，将白酒瓶抓了过去，满满斟了一杯，送到嘴边，旁若无人地呷了一口。
“那可真不容易！”我说。
我不禁叹服许先生的细心。鲁迅先生又拿出一瓶白酒和一小坛绍兴黄酒放在桌子中间，对众人说：“能喝白酒、老酒的自己斟吧，别客气。不会喝酒的就喝葡萄汁。”
白朗说：“来上海的东北作家越来越多，大家都以‘二萧’为荣。”
上了四个凉菜，许先生从桌底拿出一个黑色大玻璃瓶，启开瓶塞，给每人倒了半杯黑紫色的汁液，说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给周先生的葡萄汁，太浓了，得掺些冷开水。接着，拎起一只暖水瓶，边往每人杯里加冷开水边说这也是从家里带来的，怕饭馆里没有。
我说自己和萧军不过先行一步罢了，且有幸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大家一起努力，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不用多久会更加引人注目。她点点头，说三十号晚上几个东北老乡想请我和萧军在一起聚聚。我答应一定去，看看窗外，雨停了，天色已暗，便说：“莉，光顾着说话，咱姐俩吃点东西去！”
正对面坐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型瘦削，下巴略尖，戴着一副角边眼镜，梳着整齐光亮的背头，身穿一件湛蓝色半新罩袍，卷着袖口，露出一圈白色的衬衣袖头。他的左首是一位瘦高个男士，头发蓬乱，面部瘦削，一双小眼睛似乎总在讥笑什么；旁边是一位约三十岁，方圆脸盘，肤色较黑的女士，身穿一件深绛色洒满细花的窄袖半旧旗袍。鲁迅和许先生背对着房门坐下。许先生旁边是海婴，然后是我和萧军。鲁迅先生另一侧坐着一位身穿淡紫色西装，有些拘谨的年轻人，他旁边的两个位子空着。
来到老靶子路的茶食店门口，我告诉她鲁迅先生一家跟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白朗好奇地跟着走进店里。顾客不多，我俩随意选了一个座位坐下来。点好东西，我将菜单递给站在一旁的女招待，无意中朝左前方靠门边的座位瞟了一眼，只见程娟正坐在鲁迅先生上次坐的那个位置上。由于靠背的遮挡，只能看清她的半张脸，坐在她对面的那个人，则完全看不见。女招待送上两杯咖啡，我心不在焉地品着。程娟对面的那人将一包东西推到她面前，接着，便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这是你要的二十元钱，收好！”程娟收好钱说了声“谢谢”。
“好嘞！”女招待答应一声，欠身退了出去。许先生对众人解释说这儿生意好，希望饭客们快吃，快走，好腾房间。众人于是起身开始入座前的谦让，相持不下，在鲁迅先生的指定下才纷纷落座。
“回哈尔滨的日子定了？”对方问。
许先生转身对女招待说：“给我们‘开’罢。”
“定好了，五月一号就走。”
“不必。大概没收到信，我们吃罢。”
白朗循着声音扭头看了看：“好像听见三郎在跟人说话。”
回到包间，一个女招待跟进来，问客人是否来齐，许先生抬腕看了一眼，低头看着鲁迅先生轻声问：“快七点了，还等他们吗？”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你听错了，他今晚在法租界。”
赶到梁园豫菜馆，许先生正站在二楼楼梯口张望，看见我们点头致意，然后领着朝西南角一个临街的包间走去。屋子里坐满了人，烟雾缭绕，萧军走了进去。许先生揽着我的肩头，朝隔壁房间走去，海婴从包间里跑出来，跟在我们身后。许先生跟我简单说了说今晚来吃饭的都有谁，现在就差胡风夫妇。
“哦！”
萧军朝屋角走去，机械地转过身子，以标准的立正军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走到他跟前，从正面、侧面、后面审察一番，又退回原地，拉开距离仔细打量“礼服”非常合身，皮带、围巾的搭配近乎完美，围巾上那行暗绿色俄文字母也点缀得恰到好处。轻松地吁了口气，四目相对的刹那，我雀跃到萧军面前。他将我一把揽进怀里，我们几乎融为一体，一如东兴顺旅馆初识之夜那深长的拥吻！
女招待将两份牛排和意大利面放在我们面前。
他起身顺从地穿上新“礼服”。看着心爱的男人穿上自己亲手为之缝制的新衣，我有说不出的欣慰骄傲，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疲累立时消失今夜，三郎有了新形象！我拿出一根小皮带，还有佛民娜绣有萧军俄文名字“印度嘎”的那条米黄色软绸围巾，来到他跟前，替他扎好小皮带，围上围巾，然后俨然一位教官命令操练的士兵：“走开，远一点，再远一点！”
我催促道：“莉，一定饿了，吃吧！”
夜深人静，他一觉醒来，揉揉眼睛催我睡觉，我支应一声“这就睡”，他翻身又睡着了。我在他的鼾声里继续穿针引线，全然不知疲倦，不觉天光大亮。直到午后，这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大衬衣终于完工。收好针线，我将全新的格子衬衣拿在手里，抖掉针头线脑，对坐在桌旁的萧军命令道：“过来！试试看”
我边吃边心神不宁地跟白朗说着话，注意到另一个女招待朝程娟的座位走去，将手里的单据和找零交给了她对面的那个人。片刻过后，程娟起身穿好衣服，拎着手袋朝门口走去，跟在身后的果然是萧军！他大步上前，拉开店门，两人很快消失在门外。
屋子暗下来，我趴在床上，开始动手裁剪。没有称手的工具，就用普通的剪刀将就。裁剪好了，便开始一针一针地缝。时间太短，要完成这件样式复杂的衬衫，是对意志的考验。然而，一想到萧军明天将在鲁迅先生和朋友们面前有一个好形象，我就觉得无论怎样辛苦都值得。我将自己对这个男人的一腔爱意，寄寓在那一针一线里。
我无法形容跟白朗吃这顿饭的心情。她发觉了我的异样，关心地问怎么了，我掩饰说没什么。分手后，回到住处脱去外套，正往衣帽架上挂，萧军推门进来。我冷冷看了他一眼，他走到衣帽架前，边脱外套边问：“你也出门了？”
“好好好！我的‘神针张’！”
我没理他，走到桌旁，拧亮台灯，努力平静着自己，问：“你不是在法租界吃饭吗？”
“谁让你当‘印度人’了？等着瞧吧，明天下午五点以前一定让你穿上新衣服！”我晃晃手里的缝衣针，“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神针’手艺！”
“是啊！”
“我得提醒你，明天下午六点以前，咱们必须赶到那家豫菜馆！”萧军狐疑地扯了扯那块布，“你难道让我像个印度人似的，披着这块布头儿当礼服？”
“都跟谁呀？又是新认识的朋友？”
我命令他站起来，让我比量比量，看够不够。他机械地配合着。放下布头，我又命令他脱掉罩衫，拿出一根毛线当尺子，在他身上继续丈量一番。然后打开手提箱，将他那件高加索式立领绣花大衬衫找出来，用方格绒布比了一下。布料足够，我彻底放心下来，搓搓手，准备大干一场。
“怎么？跟熟人吃个饭，出门前作了请示，回来还得汇报？”
“我有那么傻？告诉你吧，正赶上一间铺子‘大拍卖’，就捡了这块绒布头。”
“萧军，你一个大老爷们居然撒谎！”我彻底被他激怒，但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压低声音说，“要我告诉你，你跟谁在一起吗？别告诉我，你们是偶然碰见。”
“谢天谢地，那几块钱可是未来几天的生活费和车钱。”
他将外套往衣帽架上一挂：“就是跟她在一起，咋的了？”
“七角五分！”我得意地说。
“无耻！”
“猜不着。”
“谁无耻？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猜猜这块布得多少钱？”
我万分诧异：“告诉我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无可奈何地将“喜欢”两个字挤了出来，转而神情紧张地问：“你该不会把剩的几块钱都花了吧？如果再向鲁迅先生讨钱乘电车，不如找个地缝钻进去。”
“七月十二号，在东兴顺旅馆。”
“我要给你做一件赴宴的‘礼服’。”说着，抖抖手里的布料，“喜欢吗？”
“‘爱便爱，不爱便丢开’，是吗？”
他眼里满是恐慌，没好声气地问：“买它干什么？”
他双手抱着脑袋，坐在床沿上，低头不语。
我骂了一声“坏东西”，然后将那块黑白纵横方格的绒布展开：“看，我给你买了一块衣料！”
“三郎，你是说不爱我了，还是仅仅‘拯救’了我，从来就没有爱过？”
他将纸笔收进抽屉，故意慢慢转过脑袋：“没听见什么也没听见呀！”
他起身走到我跟前：“对不起，一时气急，话赶话。不是那个意思！”
两小时后当我拿着那个刚买的布卷回到屋内，萧军正趴在桌旁写着什么。见他用的是信笺，我随便问了一句：“给谁写信？”他没接话，我也没有在意，拿布卷在他头上打了一下，“装啥？没听见我回来了吗？”
“我什么都可以忍，但这个忍不了。如果不爱我，就直接对我说。你别太骄傲，我不是你的附庸！”
我抓起床上的大衣，冲了出去。
“你听我说……”
“你这个人……”
“说什么？说你俩无数次的幽会？”
“信上不说是几个可以随便谈天的朋友吗？他们不会笑话我的罩衫。”
“她下月一号回哈尔滨，丈夫寄来的钱花光了，跟我借点路费。”
“这回，有客人！”
“二十块，出手还真大方！萧军，你才过上几天不愁吃穿的日子。”
我有些气恼，愣在那里。他见状补充道：“上次见鲁迅先生一家，不也是穿这件吗？”
他抚着我的双肩，温和下来：“别那么狭隘。我爱的是你，她过几天就走了，我不过尽尽朋友之道。”
“没必要！”
他的话不觉化解了我所有的哀怨、恼怒还有屈辱，转身趴在他的肩头啜泣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接过他的手绢，擦擦眼睛：“三郎，你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好不好？”
“我想，新做一件”
“你想多了。经历那么多，你应该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那，穿什么呀？我又没有第二件可穿的衣服。”
“不知为什么，我总有些害怕……”我低声说。
我伸手扯了扯他那罩衫的袖管：“脱了外套，你难道就穿这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去赴鲁迅先生的宴会？”
“有我，怕什么？”
“我想说……”
脱开他的怀抱，眼前是大上海的夜。
“你真了解我呀。”愣了一下，“你想跟我说什么？”
“自从咱们的书印出之后，关注的人越多我越害怕。好像一切都不真实。”我茫然望着窗外。
我就知道他后边要说的话，不等他开口，便说：“要知道，这里是上海！”
“别胡思乱想。书，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哦！我总得把方向、地点确定下来，心里有谱才行，不能事到临头瞎摸乱撞……”
“你不可能明白我的感受。”我说。
“跟你说话，竟装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在那张破地图上瞎琢磨，比比画画的，装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小日本子还没打到上海呢。”
午饭后，我正收拾碗筷，见萧军又在梳头换衣服准备出门，便记起晚上东北老乡聚会的事。他埋怨我没有早说，昨天跟几个杂志主编约好下午有个见面会，晚上要一起吃饭，不好不去。他让我一个人去，说过两天我们张罗一次，请舒群、罗烽、白朗聚聚。我迟疑地点点头。临出门他又嘱我一会儿去大陆新村看看。就是萧军不说，我也准备去，两家在一起看电影，还是半个月前的事儿，不知鲁迅先生的身体近来怎样。
“咋的啦？”
因晚上有应酬，洗完头发，我特意收拾了一下，大红颜色的上装，搭配咖啡色格子长裙。许先生正忙着修剪万年青，见我进来愉快地说：“上楼吧，周先生好多了，午睡刚起。”
“你这是要带兵打仗吗？”
书房的窗户开着，先生新理了头发，修了胡子，穿着白色棉布褂，正戴着老花镜坐在躺椅上悠闲地翻书。我喜欢他那周正整洁的样子。
他似乎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表情轻松下来，扭头，才发现我站在身后。
我在他斜对面坐下，先生坐起身，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一个白色的烟听，抽出一支纸烟装在象牙烟嘴上，划了根火柴点燃，惬意地抽了一口，将那个白色的听子放了回去，关上抽屉。桌上那个绿色的烟听，让我想起萧军曾对我说过，鲁迅先生备着两种纸烟，绿听子是便宜的，放在桌上，白听子里的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放在抽屉里。来了客人他将那听烟带到楼下，等客人走了又带上楼放回。今天，他把自己当作客人，抽上一支前门，定是遇到了什么可心的事儿。他捏了捏烟嘴上的卷烟：“天气越来越闷，梅雨天要来了。”
“三郎”
我希望他瞅瞅我，注意到我的打扮。我十分得意于上衣那火红的颜色、宽大的袖子还有新奇的式样。吐了口烟，他仍然没朝我身上看。我有些失望，便问：“周先生，我的衣服漂亮吗？”
放下信笺，他不停念叨着“广西路三三二号”，并迅速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上海市地图铺在桌上，然后趴在上面寻找起来：“广西路在这儿……”接着，伸出两根手指，神情专注地量来量去。
他这才朝我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怎么样？高兴吧。”说着，萧军将信笺拿了过去，轻声念道，“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地近。”
我尴尬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说：“裙子颜色配得不对。并非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关键在于搭配。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就不好，放在一起，混浊得很。”吸了口烟，接着说，“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把红上衣也衬得不漂亮了。”
“鲁迅先生请我俩吃饭？”
许先生走进来，将果盘放在茶几上，然后在我旁边坐下。鲁迅先生用牙签叉起一小块菠萝放进嘴里，取下老花镜饶有兴致地继续说：“人瘦，不要穿黑衣裳；胖，就不要穿白的。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得穿白鞋子。方格子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好点。胖子要穿竖条子的，显得长……”
本月十九日，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
这一大段穿衣经从先生嘴里说出来，着实让我感到新奇。尴尬即刻消释了，我半好奇半捣乱地问：“周先生怎么也了解女人穿衣服？”
午后，我完成了一个短篇，轻松地收拾着纸笔。门外传来萧军那“噔噔噔”上楼的急促脚步声，一进门就急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问什么事那么急。他面色通红，跨到床前，将手里的信丢到我面前：“自己看！”展开信笺，还是鲁迅先生那熟悉的字迹：
“看过一些书。”
萧军默默点头。
“什么时候看的？”
见他低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我接着说：“先生处处想着我们，生怕咱俩尴尬难堪，极力安慰宽解。我们得好好努力才是。在青岛完成的两部稿子都交给了他，往后一段时间吃饭不成问题，得尽快杀下心来创作。”
他仰头回想着：“大概……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收好信笺，萧军对那些造谣中伤鲁迅先生的人恨恨不已，并说如果有人凭空诬陷自己，就一定要找他决斗。我感到害怕，大声说：“你又要干什么？总是那么冒失。动不动就想到动粗。”
“买来的书？”
来信上说到，用我这里拿去的钱时，觉得刺痛，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的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倒不一定，可能从什么地方抓到，随便看看。”
几天后，鲁迅先生回复说：“我知道，我们见面之后，是会使你们悲哀的，我想你们单看我的文章，不会料到我已这么衰老。但这是自然的法则，无可如何。”并宽慰我们，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坏，在外闯荡三十年，虽然辛苦，也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但是精力总觉得不如从前，人过了五十总不免如此。读着这样的话，我难掩感伤，对于无上敬仰的人，总希望他长命百岁才好。他还特地告诉我，儿子名叫海婴，《两地书》里提到的“阿菩”是三弟的女儿。信尾，他又对萧军一番宽慰：
“看这书做什么？为了追女朋友？”
夜里，萧军给鲁迅先生写信陈述我们的心情并致歉意；我则随着《两地书》的文字而更多了解到他和许先生那高尚的爱情。下午忘了问那个小男孩的名字，《两地书》也让我生出一些好奇，一并让萧军别忘了问问。
我就像一个越发胆壮的孩子。他有些窘迫，自顾自吸着烟，没有回答。许先生连忙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
萧军接着说先生的脸色那样不健康，病弱得如此不成样子，如果不认识，会疑心是一个长期吸食鸦片的人，然后又为自己身强力壮，居然还用他的钱而羞耻。《麦场》和《八月的乡村》的字都抄得太小，又是油印纸，先生一定要吃苦头，我后悔没把字写大一点。
虽然自觉有些放肆，但我知道先生不会见怪。他吐了口烟：“你以前常穿的一双短靴，也不太好。军靴样子，跟你的气质不相宜。”
“大冬天还穿着胶皮底的鞋子，脖子上连条围巾也没有。袍子的颜色也黑得不正，看起来那样单薄，不合身……”我絮絮地说。
我立时想起他所说的那双靴子，便说：“那靴子我穿了那么久，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我已经不穿它了。”
回到亭子间，我和萧军心情既沉重又兴奋，鲁迅先生自然是最核心的话题。
“不穿我才说；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人与人的遇合是如此不可思议，那个直立街边目送我们的人，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在那么深的北方的一个小城，直到十六岁才对他的文字由喜爱而生出深切的理解；见到他，我已经二十三岁。如今，他的年龄比我和萧军的加起来还要大。他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命里！
我冲他扮了个鬼脸。一缕夕阳照进屋内，先生那张清瘦庄严的脸，在光线里有了明暗，指间的香烟升起一炷细细的烟缕。他面色沉静，若有所思。我觉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一张男人脸。我不时盯着他看。
电车在加速，我扭头看向前方，泪水滚落下来。鲁迅先生的样子始终映现眼前。这个江南最常见的冬日，将令我永生难忘。
男人的好相貌有很多种，只觉得眼前的鲁迅先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清峻分明不失随和，犀利深邃而又发散着温煦。房间格外安静，书桌上站着一盏带绿灯罩的台灯；书籍码放整齐，写好的书信、稿子各自分开，用镇纸压着；一方小砚台，一块墨，笔架是一只烧制的粗瓷乌龟，背上有几个洞，毛笔就插在上面。桌上还有一个方形的白瓷烟灰缸，一只茶杯。这夕阳里的静物，让我想象着面前这个男人后半夜坐在桌旁，一直工作到长夜退去曙色渐明的情景。
天色已然昏暗，电车缓缓启动。我和萧军朝窗外的鲁迅先生一家挥手道别。鲁迅先生直直站在那里，目光柔和地看着我们；许先生频频挥动手帕；小男孩靠在妈妈身边，也朝我们摆着小手。
回过神来，我拢了拢蓬松的头发，说：“晚上有个饭局，一会儿得走了。”
出门前，许先生从手袋里拿出一本《两地书》送给我。等电车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有些不舍：“见一次不容易，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见我和萧军面露不解，鲁迅先生说：“他们通缉我四年了。”
“我给你找根绸条束一束。”说着，许先生起身找来几根各色发带让我挑。挑来挑去，还是觉得米色最适合。许先生朝鲁迅先生瞟了一眼，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将那根桃红色的绸带放在我头上，故意提高音量，赞叹道：“好看吧！多漂亮！”
鲁迅先生“哦”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银角子和铜板放在桌上。萧军将零钱装进口袋，然后将《八月的乡村》的抄稿递给许先生。
我也很得意，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不停拿眼睛瞟鲁迅先生，期待他看过来。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耷拉下眼皮，沉着脸，对许先生说：“不要那样装饰她！”
四人站起身，准备离开卡座。萧军尴尬地说：“我俩……没有坐车的零钱。”
说完，戴起老花镜接着翻手里的书。许先生赶忙将绸带拿下，脸色通红。三人都不说话，片刻过后，我起身告辞，许先生将我送到一楼。
我盯着那双消瘦得如同竹签般的手指，心里一阵难过。萧军哽咽道：“谢谢先生！”
“周先生生气了？”临出门，我不安地问。
萧军孩子般搔了搔头发，没言语。鲁迅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萧军面前：“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许先生笑笑：“没事儿！北平教书的时候，周先生从不发脾气，一生气，就像刚才那样，将眼皮往下一掠。对海婴偶尔也这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了心情，难得跟朋友在一起高兴高兴。”
鲁迅先生微微一笑，吐了口烟：“上海的作家们，只能拿笔写，不会用枪。”
一轮半圆的月升在中天。
萧军又开始宣扬他那拼命哲学。我在一旁替他急。
我远远跟着脚步歪斜的萧军向前走。家在我们相反的方向，我不知道他要到哪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只是这样无助地跟着。明天是程娟离开上海的日子，一如三年前她离开哈尔滨，今夜，前边这多情而可怜的人又要醉酒忘归。刚才电车站旁的一幕，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回放。
“对付他们呀，弄死一个够本，弄死两个还有赚的。不能白白牺牲！”
晚上的聚会，除了舒群、罗烽、白朗，还有戏剧家塞克、俄文翻译家金人、小说家李辉英。大家聚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一起怀念哈尔滨，憧憬重回白山黑水的那一天。我只是静静听着，对于那块土地，还有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倒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做什么？”
十点多跟白朗分手后，我一个人朝电车站走去，前边的咖啡店里走出一对男女，男的脚步踉跄，右手拿着酒瓶，一仰脖子往嘴里灌了一大口，紧接着那女的上前抢酒瓶，大声说：“三郎，求你别再喝了！”
“咱们不能只做驯服的绵羊，由着他们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每人准备一支手枪吧！”萧军的脸涨得通红。
我一惊，紧走几步，看见两人正是萧军、程娟。我即时想起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萧军挡住她的手，大声说：“我没醉。你明天走了，我就不喝了。从明天起，我就不再喝酒了，为了你的缘故，这最后一口让我痛痛快快喝了吧！”
他的目光温和可亲，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威严，以及传说中的睚眦必报。他又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神情略带沮丧：“你们有所不知，当前一些很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遭到当局压迫、逮捕、杀害，另一些精力却不在创作上，拉帮结派，乌烟瘴气得很。年轻人里专靠出卖人头过日子的也不在少数。你们日后要注意！”
说完，将瓶里的酒一饮而尽，随手将空酒瓶掷在路边。程娟搀着他慢慢朝电车站走去。跟在后边，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白朗刚才坚持要送我到电车站，我庆幸自己执意不让。电车还没到站，他俩站在街边，我站在街树的阴影里。
“不要紧，二位如此年轻，慢慢写，经验多了就会好起来。关键要有一颗关注现实的心！”
电车叮叮当当来了，只听程娟说：“三郎，我走了，你多保重。”
“周先生恐怕会失望，文字太粗糙，我自己都不满意。”萧军不安地说。
不等她说完，萧军一把将她揽进怀里，吻着她的脸。程娟似乎挣扎了一下，两人接着拥吻在一起。直到电车进站，程娟才挣脱怀抱上了电车。孤零零的萧军目送电车远去，愣了一下，跟着往前走。我不自禁地跟在后边。不知走了多久，在一家戏院门口，程娟跟一个年轻人正并排往回走。萧军迅速躲在电线杆后边，我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
默默点头的同时，我盯着他看：森森直立的黑发，两条浓密而平直的眉毛，一双眼睑微微浮肿的大眼睛，突出的双颧，深陷的两颊，在一片苍青面色的映衬下，上唇那道浓黑的髭须格外醒目，被香烟熏黑的鼻孔，因极度消瘦而显得特别大。他的语调平和，目光睿智而威严。这是一副令人想接近，并油然而生敬仰的好面孔！他放下即将燃尽的烟蒂，喝了口茶，问稿子是否带来了。萧军将纸袋递到他面前，说里边写了父老乡亲对侵略者的武装抗争。他用手轻轻拍了拍：“很好！都是十分庄严的工作。等我看过了再说。”
程娟对那个年轻人说：“等了很久吧。被一个朋友缠着，好不容易才脱身。刚才话没说完，咱们回老靶子路喝点什么，好好聊聊。”
他又看着我说：“悄吟的文字让我看到了东北乡村民众的生存，图景之黑暗令人震惊。如今的上海文坛，满是才子佳人的脂粉气。你们的作品，我想一定会带来新鲜的东西。当下迫切需要对苦难的写真，而不是瞒和骗。”
“好的！”年轻人答应一声，跟着她往前走。经过电线杆时，萧军脚步歪斜地冲到程娟面前，惨厉地狞笑了几声。程娟有些发蒙，随即说：“三郎，听我解释，这是一个朋友的弟弟，他哥哥被抓入狱，他来送行，话没说完我就被你拉了出来……”
坐定后，鲁迅先生悠然吸着纸烟，眯缝着眼睛，若有所思地听萧军讲述东北的情形。完了，轻吐了一口烟，说：“总算对东北同胞的苦难与抗争有了一点了解，当局控制得很严，这是书报上看不到的，太难得，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不等说完，萧军冲她摆摆手，消失在夜色里。程娟扭头看了一眼，对年轻人说：“我们走。”
我将杯子分放在三人面前，正往里边倒茶的当儿，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上海话，蹦蹦跳跳走进来，后边跟着一个气质沉静的妇人。我和萧军连忙站起身，等他们走近，鲁迅先生起身指着我和萧军介绍道：“这是刘先生、张女士。”转而，指着妇人对我们说，“密斯许。”不等介绍，小男孩便离开了桌子，找咖啡店侍者玩耍去了。不用问，他便是先生信中所说的那个“淘气得可怕”的孩子。许先生冲我微笑道：“你看我像交际花吗？”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寂静无人的长街，我独自留在树影里，如同置身荒野，过了很久才茫然地往回走。我可怜着自己，上天赐予我的快乐总是如此短暂。这个城市此刻让我感到陌生，我不知道该回到哪里。我意识到，对于萧军，爱是最廉价的东西。“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虽然他在四年前就已明确告知，但我仍然怀有期待，今夜却得到了确证。我默默往回走，跟着我的只有头顶那半圆的月。
“他们就来！”鲁迅先生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介绍说这家咖啡馆靠后边的舞场为生，白天少有人来。说话间侍者送上一壶茶，几只杯子，一盘点心，便转身离开了。
进门拉开电灯，看着被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家，我蹲在门口号啕大哭。胸中的闷塞有所缓解，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对着墙上孤零零的身影发呆。
他带着我们走过一条东西横贯的大马路，来到老靶子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前，径直推门进去，一个犹太特征明显的中年秃顶男人从柜台后走出来，很熟识地跟他打着招呼。拣定靠近门边的一个座位，他对我们打一个手势说“二位请坐”，然后在我们对面坐下。咖啡馆的厅堂不大，客人很少，座位靠近门边更是僻静。座椅的靠背高耸，如同一间小屋子，邻座间也难看见彼此。我急切地问：“怎么，许先生不来吗？”
萧军推门进来，轻声喊：“廼莹！”
天气阴沉湿冷。少女时代就发自内心崇拜的那个伟大的人，此刻就走在我的前边。没戴帽子，也没有围围巾，上身穿一件黑色短长袍，下边是一条窄裤管藏青色西服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橡胶底网球鞋，走路利落迅速。盯着那矮小而庄严的背影，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刚才短短一瞥中所烙下的他那大病初愈的样子，心情一如这阴晦的江南冬日，沉重而忧伤这个写出无数好文字的人，竟如此瘦弱苍老！
我回身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他扬起右手，正欲挥下，却又停在半空。
鲁迅先生腋下挟着一个深紫色底子印有白色花朵的包袱走出来，回头跟那个日本人招呼了一声，昂首大步走了出去。我和萧军不远不近默默跟在身后。
愤怒难遏，我大声说：“有种，你打呀！”
我的心跳加剧，一时无法将那人跟鲁迅联系在一起。他说了声“我们走吧”，又返回会客室。我那近乎空白的脑子，这才记起在书报上无数次见过的那张面孔他就是鲁迅！
“别以为我不敢！”
萧军低声回答：“是！”
“你有什么不敢？大街上将人家有夫之妇抱在怀里接吻！”
书架前只有零零星星几个顾客。我和萧军站在大桌子旁边，各自拿起一本书漫不经心地翻着。鲁迅即将出现在眼前，我说不清是紧张还是激动，脑子一片空白，静等那一刻的到来。玻璃门后的日语交谈停了下来，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矮个子男人，径直朝萧军走来，轻声问：“您是刘先生吗？”
“你跟踪我？”
在我的意识里，这个地方始终跟鲁迅先生关联在一起。书店共有三间门面房，东边两间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插满了书，中间的大桌子上也摆满了各种开本和不同装帧风格的书；西边那间被玻璃门窗隔成两部分，前边是账房，后边是一个小小的会客室。两个男人正坐在榻榻米上，用日语交谈着。
“我才没那么下贱！是上天故意折磨我，偏偏每次都让我撞见。我恨不得自己是个瞎子。”
午后，看见内山书店门头上的那四个大字，顿生亲切，长途步行的疲累顷刻消散。
他一时语塞。我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萧军，你有病！”
4
他恼怒地大声说：“是，我是有病！可我早就告诉过你！”
整整一个月，一步步走近鲁迅先生，也是我们两个流浪的人，慢慢被上海接受的过程。明天去内山书店，连乘车的钱都没有，萧军毫不在意地说早饭后就出发，走过去！我将桌上抄好的《八月的乡村》放进纸袋里，提醒他别忘了带上。
“告知了，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我，是吗？”我指着他，大声说，“这就是你的逻辑？你说呀！”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短短几句话，在我和萧军手里传阅了好几遍。
“玛丽、王丽、程娟……萧军，你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你当我是木偶？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能扛？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停顿片刻，我继续说，“我受够了，如果早知道跟你在一起，真的要忍受这无休无止的折磨，我宁愿死在一九三二年的大水里！”
本月三十日（星期五）午后两点钟，你们两位可以到书店里来一趟吗？小说如已抄好，也就带来，我当在那里等候。那书店，坐第一路电车可到。就是坐到终点（靶子场）下车，往回走，三四十步就到了。
他低头站在那里不说话。
萧军自言自语说原来是这样！上海的环境复杂，我说往后真要小心为好。离月底只有几天，想到马上就能跟先生见面，我俩还是无比激动。
“说呀！你这个伪君子！”我揶揄道，“对不起，我说错了！萧军，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虚伪，更不是君子。对一个热爱你的可怜女人，都伤害得坦坦荡荡。你太野蛮！我宁愿你是个能守住自己秘密的伪君子！”
现在，我要赶紧通知你的，是霞飞路的那些俄国男女，几乎全是白俄，你万不可以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会疑心你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
我切实感受到了什么是心痛，双手抚着胸口，趴在被垛上放声大哭。
我大为不满：“说话能不能好听点？”而信里后边的话，让我顿时紧张起来，念道：
10
“他老人家果然中了你的‘奸计’。”看到这里，萧军停了下来。
五月是冷战之月。
当晚，又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两天后收到回复，开头便说：“十九日信收到。许多事情，一言难尽，我想，我们还是在月底谈一谈好，那时我的病该可以好了，说话总能比写信讲得清楚些。”
每天两人一言不发地吃完早饭，萧军便披挂出门了。我一个人剩在这无尽的梅雨天里。天空中飘着细密的雨丝，无边无际，犹如我的烦恼与哀怨。这完全有别于东北的雨，绵长得如同折磨。我写下一首首《苦杯》，往往一首还没有写完，便禁不住掷笔恸哭，字迹被泪水浸渍、漫漶……
老金、白朗好歹还自由，我真担心罗烽、舒群在监狱里会受苦。挽着他的手，默默往前走。
说什么爱情！
短暂的兴奋过去，萧军神情落寞地说：“老金、白朗他们不知咋样。”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不愿两人都陷于感伤，我故意刺激他：“佛民娜教的那几句俄语都忘光了吧。”他不服，马上说怎么会呢，其实他学得挺不错的，俄文先生不过就是偏爱我。我故意说人笨就别不服气！他说“你等着”，拦住迎面走来的一对俄国男女，用俄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骄傲地问咋样，我说还行。
都成了昨夜的梦，
几天后鲁迅先生回信说，十三号的信早收到了，因病了十多天，刚刚好起来，才有了一点做事的力气。我和萧军不由担心起来，赶忙寄信问候。返回时，走在霞飞路上，两排法国梧桐的叶子已然落尽，三五成群的俄国男女从身边谈笑而过。这条街让我自然想起中央大街来，萧军也有同感。
昨夜的明灯。
我说要不向鲁迅先生借二十元解解燃眉之急。他为难地说刚才还请他帮忙介绍工作，这个真不好意思说出口，但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说那就也写上试试。
泪到眼边流回去，
萧军提笔迟疑了一会儿，说向黄田告借的信发出去几天了，始终不见回音，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挠挠头，嘀咕道：“吃饭才是最大的问题！”
流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
“呵，你竟变成了小日本子？”
哭又有什么用！
萧军边写边说：“吟女士，你这良心可是大大的坏！”
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
“说不定，先生被我问烦了，嫌笔谈麻烦，就会决定早点儿见我们。”
哭也是无足轻重。
见我执意坚持，他拗不过：“好，好！给你添上。”
半个月过去了，早晨做了几个小菜，盛上稀饭，摆好筷子。萧军在穿衣镜前忙碌着，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朝饭桌看了一眼，径直走了。我一个人扒着稀饭，眼泪滴在碗里。
“这个，恐怕不好吧。太没礼貌！”
桌上堆着他的一篇小说草稿，拿起来翻翻，怨恨早已消释，心疼他太忙，我坐下来开始替他抄录、整理。白朗来看我，看着桌上的抄稿和原稿，不解地问：“替萧军抄稿子？”
“我呀，对你们男人关心的那些大问题，谁谁谁转向了啦，文学与革命啦，统统不感兴趣。我就想问这些！”说着，又想起读书时听说鲁迅夫人是个交际花，于是又让萧军问问是否确实。
“他应酬多，小说完成了来不及整理，我就替他边抄边整理。”
“真拿你没办法！”
“廼莹，大家都认为你是很有前途的作家，时间宝贵，你不能做这样的牺牲。”
当晚，萧军伏案写信。我终于抄完了《八月的乡村》，搓搓手，有说不出的轻松。萧军又停笔征集我的问题。记得在北平读书时，听周围人说鲁迅喜欢蝎虎，就想问问是否有这回事。萧军指着我的鼻子说，谁又在捣乱？我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捣乱。以往说起鲁迅总觉得遥不可及，如今跟先生同处一城，每天读着他的回信，真切感到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知道他家里都有些什么人，妈妈在哪里。
“牺牲点时间和精力倒没什么，只要值得！”话没说完，眼泪就上来了。
我心生惭愧，同时弥漫着感动，鲁迅先生真是心细如发，抗议生效不仅仅体现在这里，信头称呼也变成了“刘、悄两位先生”。而在对我俩那捣乱般的抗议进行了一番风趣的解释之后，他更有慈父般的提醒：“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怎么了？半月不见，你憔悴了许多，脸色也不好。身体不舒服？”白朗诧异地问。
我赶忙接过来，只见信尾写着“此复，即请俪安”，并在“俪安”旁画了一个小箭头，写了一行小字：“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我扭头擦掉眼泪，挤出一丝笑容：“没什么。”
“是什么？”
“廼莹，有什么不愉快，说出来好受点。”
我大笑起来，泛着眼泪，掏出手绢擦擦眼睛。萧军将第一页信笺给了我，接着看第二页，看完递给我，说：“你那抗议果然生效了，信尾的问候不再是‘吟女士均此不另’，而是……”
我怕她再问，哽咽道：“莉，真的没什么。都已经过去了。”
“瞧瞧你这抗议！”
她不再问。沉默了一会儿，我强作笑颜，问：“你们都好吗？”
对于女性的称呼更没有适当的，悄女士在提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我们都挺好！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反响不错，文章出路很好。罗烽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两天前我把打字员的工作也辞掉了，在家里专心写作。”
“称你‘刘先生’，你就非要较真，害得他老人家解释这么大一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真好意思！”见我这么说，萧军面露惭愧，抢过信笺，说我也懂事不到哪儿去，接着念道：
“真好！”我欣喜地说。
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不过因为用滥了，意义变成含糊，所以也就这么敷衍过去。不错，先生二字照字面讲，是生在较先的人，但如这么认真，则即使同年的人，叫起来也得先问生日，非常不便了。
白朗拉着我的手：“我们倒是放心不下你。”
十三号那天散步归来，拉开电灯，只见一封信躺在门边。我立即拾起拆开，抽出两张写满文字的信笺。萧军凑到跟前，迫不及待地一起看：
我低声哽咽道：“莉，真的没什么事儿。”
关上门，我撇撇嘴：“大言不惭！”
白朗叹了口气：“唉，问你也没用，太了解你了，一贯心里有事一个人心里苦着，从不对别人说。”
“等着吧！决不会让你失望。”萧军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见我不言语，她起身说：“对自己好一点！我走了，你多保重！”
打趣完毕，梅林起身认真地说，以萧军的闯劲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改观，他过两天就要回烟台了。临出门，他说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我和萧军在上海文坛崛起的消息。
一听说她要走，我又拉着她的手，急切地说：“莉，陪我多坐一会儿！”
“前途永远是乐观的！”萧军背着手，踱了几步，语气坚定地说。
她又坐了下来。即便不说话，有白朗在，我便感到自己并不孤独。只是，跟萧军的关系是我讳莫如深的心痛，真的无法说出口。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饭，分手后我又想起很久没见到鲁迅先生，便朝大陆新村走去。
“那是电影里的场景，我和悄吟胆小，不要表演了。”
许先生十分憔悴，告诉我鲁迅先生病了，喘得厉害。跟着她一起上楼看看，在二楼楼梯口就能听见他那急促沉重，如同风箱般的喘气声。进到书房只见他闭眼坐在躺椅上，自然垂放着两手，眉头紧皱，面色十分晦暗，胸部一起一落。他微微睁开眼睛，轻声说：“来了！”我“嗯”了一声，心里十分难过。
以为他又要耍横，我立刻紧张起来。
“不小心……着了凉……喘气儿困难。”他断断续续地说。
萧军眯着一只眼睛，紧握拳头，举到面前，故作轻松地说：“有了它，管他哪家开的！”
见他说话吃力，许先生轻声告诉我，鲁迅先生昨天到三楼藏书室找书，那屋子长年没人住特别凉，出来后气喘的老毛病就犯了。海婴朝楼上跑来，楼梯踩得“咚咚”直响，边跑边喊：“妈妈，我要买铅笔、皮球，还要吃花生糖……”
“大菜馆，自家开的？”梅林揶揄道。
许先生大惊，在楼梯口一把拉住儿子，我跟着下到一楼。
“有办法！”萧军用力摸了一下自己的脸，诡秘地说。见我和梅林都面露讶异，他接着说：“先到第一流大菜馆点最好的菜，尽力吃一通，然后抹抹嘴走出来。”
她将海婴拽到一边告诉他爸爸病了。那孩子稚气地看着妈妈，小声说要吃花生糖，还有牛奶糖。许先生拿出一张纸币递给站在一旁的女佣，叮嘱不能由着他多买。
“面粉袋子再瘪下去，怎么办？”梅林问。
客厅安静下来。许先生问：“大半个月不见，你和萧军都好吗？”
梅林再次到来，扫了一眼墙角那瘪瘪的面粉袋，问投出去的文章是否有消息。我说连封退稿信也没收到。他说这就是上海，杂志势利得很，不经人介绍，新人很难被注意。
我不由眼睛一热，低声说都好。她接着说我的气色比半个月前差多了，问是否身上不舒服。我勉强笑笑，说一直在坚持服白凤丸，好着呢。她说鲁迅先生常惦记着我，三号那天回答斯诺的提问，特意强调“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我上前帮他脱下皮鞋，只见那脚后跟又红又肿，淌着鲜红的血。我很是心疼，他满脸不在乎地说：“没事，一点皮外伤，”转而心疼地说，“抄累了吧，歇歇！”
我噙着眼泪说：“周先生太抬举我了。”
“皮鞋不跟脚，后跟打破了。”他坐在床沿，咧着嘴，表情痛苦地说。
“他一直非常看好你。好好写！”
屋内的光线渐渐暗淡。我不时跺跺脚，搓搓手，再往下抄一段。萧军推门进来将一叠美浓纸放在桌上，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我惊讶地问：“怎么了？”
我十分难过，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多月来，我一个字也没写。萧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主宰了我的生活，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一个女人的“弱”！
美浓纸快用完了，得知为了买纸，我当掉了一件毛衣，萧军上前拥抱着我，说天这么冷没有毛衣怎么成。我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只是这种纸只在内山杂志公司有售，如果坐车就没钱买纸。他坚决地说不用坐车。
进入六月，晴天多起来。
信发出之后，新一轮的期盼随即开始。四天过去仍不见回复，我们不免忐忑，除了我抗议鲁迅先生称“女士”，萧军也抗议他称“先生”，事后想想都是无理取闹。
鲁迅先生的病却越发沉重，许先生说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不得不中断了。怕打扰他休息，我不敢上楼。跟萧军的冷战在不断升级，争吵完毕，他可以一走了之，依旧风光人前，而我，大陆新村是唯一的去处。
不知为何，在我的想象里，鲁迅始终就是个可亲的普通人，令人敬爱但并不畏惧。
已经不爱我了吧！
第二天散步回来，萧军提笔一口气问了八个问题。每次写信都是以他的名义，先生的回复也是回给他，前两信不是在日期之后附上一句“令夫人均此致候”就是“吟女士均此不另”，捎带提到我。想到这里，我便对萧军说鲁迅先生竟也有男女偏见，还有称我“悄吟女士”，布尔乔亚气太浓。他说这就代为转达“悄吟女士”的抗议。抄了几行字，我忽又想问问鲁迅先生当了十八年教授，如今是否还有“先生”的架子，凡事得讲规矩，威严得让人害怕？还有，为啥字写得那么漂亮？萧军让我放心，会作为第九个问题加上去。
尚与我日日争吵，
车辆、行人渐少，从口袋里拿出今天收到的回信，抽出信笺，正欲展开，萧军却抢了过去，展开，默读，看完后再还给我。虽然看了多遍，但我还是想看，且每次都觉得新鲜。鲁迅先生说所谓患脑膜炎，“完全是上海的所谓‘文学家’造出来的谣言”，并提醒他们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而见面的请求还是被他婉拒。萧军说既然先生一时半会儿没时间见面，我俩就通过写信请教一些问题。
我的心潮破碎了，
在潮湿阴冷的小屋伏案一天，傍晚，我们沿着拉都路慢慢向南走，见路边有个零食摊，我跑过去掏出几枚铜板，买了两小袋花生米，递给他一袋。走到野地边上再转身往回走，萧军的花生米就吃完了，当着他的面，我故意伸出两根手指从纸袋里夹出一粒，缓缓送进嘴里。他瞥了一眼，径直往前走。我追过去，将一粒花生米高高举到他眼前。他赌气似的不理，我便坚持要送到他嘴边，他这才接过去。花生米一粒不剩，将纸袋丢进垃圾箱，拍拍手，十分满足。
他分明知道，
从此，鲁迅先生的回信成了我们的精神支撑，每一封都要反复看上多遍。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我拿过来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跟萧军拥抱在一起。没料到寄出的信当天就能收到，更没想到鲁迅先生会见信即复。不过，他对见面请求的拒绝，还是让我有些失望。萧军说我总是太急躁。他再也无心修改小说，酝酿给鲁迅先生写信，问我有什么要问的。我记起曾在哈尔滨的报纸上读到鲁迅患脑膜炎的消息，就想问问是否痊愈。五日一早，萧军寄信的时候，顺便给《文学》《太白》投寄了两篇小说。第二天便收到了鲁迅先生五日当晚的回复。
时时踢打。
刘先生：来信当天收到。先前的信、书本、稿子也都收到的，并无遗失，我看没有人截去。见面的事，我以为可以从缓，因为布置约会的种种事颇为麻烦，待到有必要时再说罢。专此布复，即颂，时绥。迅上 十一月三日 令夫人均此致候
我们整天待在亭子间。萧军着手修改《八月的乡村》，我坐在床沿上，趴着桌角，用美浓纸帮他抄写修改好的原稿。抄一段就得放下钢笔，搓会儿手。南方真是奇怪，屋内屋外一样冷。门缝里塞进一封信，萧军赶紧起身拾起来，瞟了一眼，冲我大声说：“鲁迅先生回信了！”我急忙凑过去。信笺上只有短短几行文字：
往日的爱人，
他从背后抱着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既然来了就闯一闯，即使待不下去，见上鲁迅先生一面也甘心！我惦记着早晨给鲁迅先生的信不知收到没有，他笑我也太性急了。萧军沉沉睡去。我又担心像鲁迅那样大的人物是否会见我们。
为我遮蔽暴风雨，
我没理他，心情确实十分复杂。常听人说上海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以前不太明白，才来两天便有了切实体会，不禁低声问：“三郎，咱能待下去吗？”
而今，他变成了暴风雨，
“受了‘环球百货’的刺激？”
让我怎样来抵抗？
“三郎，咱们就这样来到了上海！”好一会儿，我碰碰他。
敌人的攻击，
夜里，我和萧军躺在小床上沉默不语。
爱人的伤悼。
我立时觉得脸皮发烫，涌起一种莫名的气恼：“我一辈子也不会用这种有臭味的水！”然后扭头朝门口走去。
写完两首《苦杯》，情绪更加低落，记不清度过了多少这样的日子。江南已经“出梅”，但窗外那灿烂的阳光，却难以驱走我心头的阴郁。我的生命就在伤感与哀怨中一天天空耗。天热起来了，鲁迅先生家客厅的门窗都开着，门外小小的花园里，夹竹桃在阳光下盛开，一只麻雀停在上面，叫了两声又飞走了。海婴和小伙伴们叽叽喳喳玩耍着。
货架上摆满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我只觉得那些东西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一个卖外国香水的柜台前，随意看了一眼价格，便赶紧将目光移开。萧军一脸坏笑，指着昂贵的巴黎香水，对我眨着小眼睛：“买它三瓶五瓶吧！”
胡风和黄源从后门走进来，许先生准备给两人沏茶，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暖瓶，楼上传来鲁迅先生跟须藤医生的日语交谈。
“看看还能咋的！”萧军抬腿就往进走。
接过我递给的茶杯，胡风看着许先生问：“周先生好点了吗？”
饭后，梅林带我们逛南京路，见识见识上海。在永安公司门口，他笑着问：“二位，不想进去瞧瞧‘环球百货’？”
“还是老样子。”许先生说着，眼里满是泪水。
中午，买回一斤牛肉，熬青菜汤送烙饼，三人饱餐一顿。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她掏出手绢，按着鼻子不让自己哭出来。
梅林不再坚持：“好！好！稳扎稳打。这是上海！”
“周先生又不大好？”黄源表情凝重地低声问。
“你这是浪费！”萧军俨然训诫手下的士兵，“咱们将自己的战壕扎稳最要紧。要知道这是上海！”
许先生努力克制着自己：“没有，是我心窄。”
我掏面粉准备午饭，梅林说别掏了，要请我们下馆子，好好庆祝安家上海滩。我大声说：“拉倒吧！”
“景宋……”
“这些物件儿一个也不能少，置办齐了，踏实！”萧军指着面粉、木炭说，“粮草支撑半个月没有问题。”
楼上传来鲁迅先生虚弱的喊声。擦干眼泪，许先生连忙上楼。胡风、黄源和我站在那里低头不语。一会儿，许先生拎着须藤医生的药箱跟在老医生身后从楼上下来。我们三人还有两个女佣站在楼梯旁，敬重地看着日本老医生从面前走过，对他寄予着重大期望，期待先生经他之手，能够迅速好起来。
梅林担心三人在一起指定整天开座谈会，萧军说可以定下规则，如同军人一样约束自己。梅林觉得说起来容易，到时候就没法管住自己。我嫌他事儿多，有布尔乔亚的臭习气。地板干干净净，小屋经萧军一布置更是大变样。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木椅，西墙正中挂着离开哈尔滨前金剑啸匆忙中为萧军创作的油画肖像，另外，一张八寸大小的西洋美人月下抱琴画片，钉在两窗中间的木柱上。面粉、木炭、泥炭炉、平底锅放在墙角，梅林连连感叹我们的效率之高，一个上午就齐活儿了。
须藤医生站在门口从许先生手里接过药箱：“周先生必须静养，不能工作。”
“那就搬到我们这里来。”萧军命令道。
许先生虔诚地点点头，然后做了一个手势：“送您到门外。”
“你也忒狠了，想吹个牛都不行。”梅林叹了口气，满脸愁苦，“是啊，跟中学同学住在法租界环龙路，花园别墅倒真是不假，但我们住的亭子间小得可怜，暗得如同灶房，空气不流通，霉味重，想写作简直做梦。”
胡风、黄源也离开了，许先生屋里屋外忙碌着。海婴在门口搭积木，来了两个小伙伴，他放下积木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起身从客厅捧出一只纸盒，打开后骄傲地说：“你们看！”
这男人又在“装”，我扭头瞥了他一眼：“‘花园别墅’是不错，但你住的恐怕是没窗小屋，那公园也只能从篱笆外瞧瞧。”
纸盒里装着一堆黄色的小药瓶，海婴神气道：“你们有吗？”见另外两个孩子露出艳羡的表情，他拍着手大声说，“没有吧，没有吧！”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法租界花园别墅，出门就是公园。”梅林踱了两步，一本正经地说。
许先生冲过来，制止道：“不许喊！”
我不理他，接着擦地板。
海婴赶忙收声，一脸无辜地看着妈妈。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嘿，好凶啊！早晨油饼吃多了？”萧军侧着脑袋，斜乜着眼睛。
一天下午，黄源请我在老靶子路喝茶。
我站到他面前：“别以为我不会写诗，过两天就写两首给你看！”
坐下后，他极力称赞《手》是一篇才情卓越的小说，可以看出我的写作在走向精致成熟，并问近期是否有新作问世，《文学》非常愿意刊登。我窘迫地说最近什么也没有写，但我知道他今天并非为了向我约稿。果然，品了一口咖啡，他欲言又止，但还是说了出来：“约你出来，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萧军看了我一眼，然后朝梅林挤挤小眼睛：“首先得由发现诗意的人来一首。”
“河清兄，有什么话就直说，不用客套。”
“那，你就对着这‘花园’作诗吧。”梅林揶揄道。
“你跟萧军之间无论发生了什么，是你俩的私事，作为朋友不便过问。不过，我、鲁迅先生、许先生、胡风都看在眼里，很为你着急，更为你惋惜。你已成名，应该有更多作品问世，取得更大成就。每天这样苦闷、抑郁，浪费了大好时光，甚至……”黄源迟疑了一下，“打扰了周围人的生活。”
我和萧军禁不住爆出大笑。萧军走过去，说：“眼前没点儿绿色，写作难有灵感。”
我鼻子一酸，低声说：“河清，谢谢你的好意。这些天我也意识到自己长时间待在周先生家，打扰了许先生。”
萧军站在一角，抿着嘴，几根黄胡子不停颤动。梅林诧异地看着我，再瞅瞅他：“呵，仅仅一晚不见，就骄傲得让人不认识了！真是‘人一阔，脸就变’。”
“她忙着照顾鲁迅先生，又要陪客，实在不能兼顾。”他说，“有件事她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我站起身，右手拿抹布，左手撑腰，傲然地说：“是不是有点诗意？”
“什么事？”
未经细刨的粗木板拼在一起的地板，被我擦得一尘不染。累了，起身看看窗外的菜园，欣赏那片赏心悦目的绿色。这是冬天的哈尔滨不可能有的景致。萧军正忙着挪动家具，布置房间。梅林径直走进来，站在窗边“赞美”道：“真不错，小屋还带花园！”
“其实，鲁迅先生这次伤风就因为前天中午，她陪你在客厅说话，忘了上楼关窗户，鲁迅先生午睡着凉，伤风刚刚好又犯了。”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手里余钱不足十元，萧军买回一袋面粉，一只小炭炉，还有木炭、平底锅、碗筷、油盐。茫茫大上海，我们就这样安下一个小小的家。比起哈尔滨还是强多了，何况口袋里还有鲁迅先生的那封信！
我惭愧极了。其实，在大陆新村并不需要许先生陪我，我只想有个地方待待。一个人在家，我便在抑郁与哀伤里沉落难以自拔，而在许先生面前，我也没法将自己跟萧军的矛盾说出来，她和鲁迅先生从不打听别人的隐私，即便是最熟识的朋友，除非是自己说出来。我能想象自己带给许先生的困扰，噙着眼泪说：“真是惭愧……”
我和萧军忙着找房子，注意到一爿名叫“永生泰”的小杂货铺门前贴有招租广告，后边二楼有一个大亭子间要出租。进去一看，比较满意，南北向，面积较大，有单独的侧门直接进出。美中不足的是，只在东墙上有两扇窗户。我们决定租下来，交了九元租金，并坚持要二房东开具收据。在哈尔滨和青岛的时候，常常听说上海人如何小气、刁狡，不好打交道，所以处处防范着。回客栈取行李时，萧军用钢笔画了一张地形图，标注着建筑物、方向、路标、弄堂以及拐弯的记号，最后指向拉都路283号。出门前将地图交给前台，以便梅林拿到。
“也不要过于自责，许先生也能理解你。”
在浦泊路上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来，梅林独自找朋友去了。
我哽咽道：“在上海文坛，虽然‘二萧’并称，但我终究是个女人，周围的朋友都以萧军为交际核心，茫茫大上海除了周先生家，我又能去哪里？事实上，看见周先生的样子，我心里更难受！”
3
黄源说萧军这一个多月，每每见到也是垂头丧气。他觉得我们与其在一起相互消耗，倒不如分开一段时间，有了距离，心态或许有所改变，此前放不下的，也许就慢慢放下了。我自己也不是没有这样想过，但能去哪里？黄源建议可以考虑去东京。见我满脸疑虑，他解释说，东京距离上海不算太远，生活费用也贵不了多少，但环境幽静，既可以休养也可以专心读书写作，还可以学日文。一旦掌握了日语，日本出版业发达，很方便就能读到一些外国的文学作品，视野也会变得开阔。之所以是东京，还因为他的妻子桦姐正在那里，我去了有个照应，不会太寂寞。他说桦姐去了不到一年就能翻译一些短文，跟鲁迅先生也有合作。
夜里，当我和萧军赶到码头，梅林早已等在那里。在“共同丸”塞满咸鱼、粉条的四等舱，三人席地而坐，谈笑间开始了去上海的旅程。
黄源的话让我十分心动。从咖啡店出来，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北四川路上，心想再这样下去，周围朋友都会厌烦。如今稿子不愁出路，我的写作却全然荒废。我得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任何人都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是时候调整自己了。
《八月的乡村》终于脱稿，我们特地到海边摄影留念。风声越来越紧，几天后的深夜，孙乐文离开前将萧军约到栈桥尽头的大亭子后边，交给他四十元路费，叮嘱我们早点离开。萧军次日给鲁迅先生发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即将去上海，千万不要来信。
那个家，虽然不愿意待，但还是得回去。很意外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封寄自日本的信。以为自己看错了，拆开一看竟是秀珂写来的。他告诉我正在东京念书，并说了一些别后的情形，拿着信笺的手在颤抖，一晃分别五年了，很想见见他。
梅林倒是十分认同，说在上海滩立足更不易，没有战斗姿态还真不行，就凭萧军这股子闯劲，说不定立地成名也未可知。萧军一听更来劲了，豪气冲天地说：“管它天堂还是地狱，闯闯去！”
晚饭后，一个人静下来读小说。似乎很久没有看书了，白天的经历让我沉静了许多，看书真是一种享受。萧军回来后，我说了去东京的想法，不想再计较谁对谁错，只想分开一段时间各自调整一下，重新开始。他点头赞成，片刻后也有些动容，说近期过得太浮躁，也准备离开上海去青岛待上一段时间。
“我说错了吗？”
我们很快商量好，他去青岛两个月，我去东京一年，到时候再在上海重聚。可能因为即将要来的分别，夜里，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冷战终于有所缓和。
“又来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当过兵似的。”
第二天我正在给秀珂回信，萧军进门拿出一包钱对我说，刚从书店结算回《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代售款三百元。我们离开上海的旅费和生活费也有了着落。我去的地方远，他让我多带些。
“闯世界，一定要有战斗的姿态！”萧军嚼着葱油饼，骄傲地说。
一周后就要离开了。我找到一家裁缝店定做了两件旗袍。自上次跟黄源谈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大陆新村，走在大街上，想去看看。我的心情好多了，也不会影响许先生。进到客厅，她笑容满面地招呼着我。
中午，我们每人面前一大碗索波汤，桌子中间放着一大盘葱油饼。梅林边喝汤边问《八月的乡村》什么时候能完稿，萧军说就这两天。梅林深深佩服我和萧军的刻苦自律，感叹我们在青岛各自完成了一部长篇，而惭愧于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周先生……”
梅林笑道：“好吧。咱们走！”
不等我说完，她便面带喜悦地说：“这两天好多了！刚才还念叨你呢。”
“干吗不要？至少可以卖它十块八块！”看着门窗，我说，“要是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一个月没见过鲁迅先生了。轻轻上楼，我内心莫名怯怯的。他刚刚理了头发，面色比较红润，披着一块大毛巾坐在躺椅上，指间燃着一支香烟，见我进屋，轻松招呼道：“来了！”
我们将两副木床板、两张木凳搬出来码在一辆独轮车上。梅林迟疑道：“木床，还是不要了吧！”
不知为何，我拘谨不安起来，不知该站在哪里，也不知该坐在哪里，呆呆立在一旁。许先生端进两杯绿茶，放在桌上，对我说：“喝茶。”
“全好了，别磨蹭，走吧！断炊两顿了。”
我似乎没听见她的话，只是局促地盯着鲁迅先生，像是第一次见他。
“你能行吗？”
“坐呀！”他慈祥地看着我，指着躺椅旁的凳子说。
书稿寄出后，我们又有了新的期待，即便外边风声鹤唳，我俩却心静如水。一天比一天凉，咳嗽始终没有痊愈，我披着一件绒衣，坐在窗前看书静养。萧军出门忙着替报馆跟印刷厂还有别的主顾解除合同。梅林推门进来，垂头丧气地说报纸散伙，生活成了大问题，十分怀念三人一起喝索波汤、吃葱油饼的日子。问他下一步怎么办，他说看样子青岛是待不下去了，至于去哪里，心里很茫然，并说仅就写作环境而言，上海当然最理想。我更加坚定了去上海的想法，怂恿他也一起去。他欣然同意，然后说过几天就得走了，报馆没人管，可以将宿舍里的桌椅拉到街上卖了，再吃顿索波汤、葱油饼。我一听，催他现在就去。
我这才坐下来。他朝我脸上看了一眼：“瘦了。这样瘦，不成的，多吃点。”
《麦场》终于抄好。劳累，加之天气陡然变凉，我不停地咳嗽，一下子病倒了。萧军将《麦场》抄稿和一本《跋涉》放进纸袋，嘱我再躺一会儿。很想跟他一块儿去给鲁迅先生寄书稿，但实在撑不住。萧军抬腿准备出门，我将他喊了回来，从床头的一本书里拿出那张离开哈尔滨前的合影，说：“将这张照片也放在里边，好让鲁迅先生了解给他写信、寄稿的是两个什么样的年轻人。”
我慢慢找回往日的感觉：“多吃就胖了，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对，有鲁迅先生的上海！”我说。
他爽朗地笑了，我完全松弛下来，说了去东京的行程。鲁迅和许先生面露惊讶。片刻后，鲁迅先生说：“到国外看看也好。东京不像上海这样浮躁，对写作有好处。”
鲁迅先生的话简单明了，切中肯綮。我们一下子豁然开朗，对往后的写作充满信心。更令我高兴的是，他虽然自谦“恐怕没有工夫和本领来批评”，但还是愿意看看《麦场》，并提供了邮寄地址。犹如迷航途中突见灯塔，前路立时明晰起来！萧军拥我入怀，说我们应该分头紧张起来，他尽快写完《八月的乡村》，好让鲁迅先生早点看到；我得将《麦场》重抄一遍寄往上海。我们的下一站就是上海。
“走之前，我们给你饯饯行。”许先生说。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几天后，我穿着新做的旗袍再次来到大陆新村，辫子也剪掉了，烫了卷发。担心鲁迅先生会批评我的新样子，不免忐忑，随即想到，即便不满意，他今晚也不会说。
萧军放下了，我又拿起来；我放下了，他又拿起来。回到住处，鲁迅先生那封短信，就这样在我俩手里传来传去，不知多少个来回。那几句话我都能背下来。针对我们在创作中的困惑，信中说：
许先生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解掉围裙在桌旁坐下。鲁迅先生拿着一瓶白酒，商量道：“喝点酒？”见许先生点了一下头，他拧开瓶盖，边给我们斟酒边说，“小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叮嘱我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酒，从来没醉过。”
“哪里！哪里！二位都是大有前途的作家，好好写。有你们这样的同龄人，我也感到骄傲！”孙乐文接着低声提醒我们晨报随时会停刊，得做好离开的准备。考虑到过两天就走，他将报馆停业后的一些接洽工作托付给了萧军。
我低声说：“真孝顺！”
“全赖孙兄指点、鼓励。我俩发自内心感谢你！”
三个人轻松地喝酒聊天。鲁迅先生饶有兴致地说起在日本留学时的一些往事，虽然在他的文章里读到过一些，但听他亲自说更觉亲切。饭后，许先生对我说：“后天就要离开了，周先生有些事情要提醒你，你上楼坐一会儿。”
拆开信，萧军拿着那页竖行信笺的手在轻微颤抖，我凑了过去。快速浏览了一遍，萧军将信笺递给孙乐文。他看完后还了回来，感叹鲁迅先生真不愧是青年导师。
海婴好奇地问：“姐姐要去哪里？”听妈妈回答说日本，他便说，“没人陪我搭房子了。”
他做了一个压低声音的手势，将信递给萧军：“这还有假？”
鲁迅和许先生笑起来。我的眼睛有些酸楚，说：“姐姐现在就陪你搭房子。”
我和萧军同时惊叫道：“真的？”
他答应一声“好哇”，赶紧去搬积木。玩了一会儿，许先生便让女佣照顾海婴洗漱。她跟我一起来到二楼。
书架上零零落落摆着几本书，一个顾客也没有。鲁迅以及左翼作家的那些书籍、杂志都不见了。孙乐文走出来轻声招呼了一声，转身回到里间，我们跟了进去。关上门，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正准备找你们，鲁迅先生回信了！”
鲁迅先生坐在书房的躺椅上，静默了一会儿，抽出夹在腋下的温度计，许先生接过来，拿到台灯下，说：“三十八度五分。”接着，看了一眼腕表说刚好九点。甩了甩温度计，收好，对我说：“虽然好了一些，但热度始终不退。”
傍晚，我和萧军茫然地走在大街上，一阵风过，法国梧桐的叶子纷纷飘落。他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一个外勤记者下午在编辑部突然被警察带走，梅林私下传给他一张纸条，告知报馆的刘经理也走了。报纸眼看撑不了几天，我们的生活又没了着落，不知该去哪里。见我低头不语，他安慰说总会有办法，在哈尔滨什么样的日子没碰到过？想想也是！不觉来到荒岛书店门口。
“倒也没什么大碍。”鲁迅先生吸了口烟，轻松地说。
半个月过去，不知鲁迅先生是否收到了那封信。
这时，海婴牵着女佣的手从门口经过，冲鲁迅先生大声说：“爸爸，明朝会！”
我暗暗默念，三郎那有些自得的神情，让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个名字的喜爱。我无从预知这封信会改变我们的命运，这个名字会开启我俩一个全新的人生阶段，但我莫名地接受并喜欢上了“萧军”这个新笔名，并在日常生活里以此称呼他。
“明朝会，明朝会！”鲁迅先生一脸慈祥地看着儿子。
“萧……军……”
整栋楼安静了下来，他吐了口烟，对我说：“到了日本，每到一个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自己，跟着的茶房，往往会慌张地喊‘验病的来啦’，别慌张，配合对方，大大方方地应对就是……”
注意到信的落款署名“萧军”，我便心生好奇。他解释说倒也没什么深意：“萧”是因为他非常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则是纪念自己曾是个军人。
我专心地听他叮嘱过海关，还有在日本生活应注意的细节，眼泪在眼眶里不停打转，祈祷等我一年后回来，先生已经彻底健康起来，不再咳嗽，不再低烧，再尝尝我做的韭菜合子、葱油饼。
给鲁迅先生的信，三郎终于写好了。他说既紧张又拘谨，怕措辞不当引起误会，让我看看。仔细读了一遍，我觉得说出了我们在创作中的困惑，措辞也得体，便说放心吧，没问题，相信鲁迅先生一定会被我们的诚意打动。
次日晚，黄源请我和萧军吃饭。从饭店出来，萧军提议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在照相馆里，萧军居中，两手搭在我和黄源肩上，摄影师按下快门。
直到凌晨，我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第二天中午三郎就回来了，说整个报社人心惶惶，梅林告诉他昨晚被抓的还有高嵩，这届青岛市委成立才二十天。
我无从想见，数月后我们三人的命运，会以那样的方式牵连在一起。
听三郎说完，我想到自己对周围朋友了解太少。别的我也不太明白，只是祈愿他们不要吃太多的苦，更庆幸今晚我俩没去倪家。三郎如果也被抓走，我不敢想象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青岛形势眼看又非常紧张，不得不考虑转移。才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能去哪儿？在哈尔滨，小日本子抓人；来青岛，原以为摆脱了做亡国奴的命运，却又有国民党特务抓人！三郎分析，荒岛书店和《青岛晨报》都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既然内部出了叛徒，很快就会被波及，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跟鲁迅先生取得联系。
11
我这才明白，刚搬来的那晚，三郎为何阻止我继续往下问。在青岛，舒群同样在从事地下活动，倪家三兄妹都是革命者，大哥倪鲁平是青岛市政府劳动科科长，秘密身份是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因为共同的信仰，舒群和倪青华结合在一起。青岛的地下组织遭到过严重破坏，新任市委书记高嵩决定重建，利用未被暴露的外围组织荒岛书店承租下《青岛晨报》展开活动，因为缺人手，舒群于是写信邀我们前来。
七月十七日下午，客轮缓缓离岸。
关了灯，躺在黑暗里，全然没了睡意。不知舒群、青华会怎样，同时想到千里之外的罗烽。我问他们是否会受苦，三郎认为很难说。他接着说了一些我所不知道的情形。舒群在哈尔滨就加入了共产党，以《五日画报》作掩护传递情报，资助《跋涉》的那四十块钱实际是组织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平时舍不得花，一点点攒了起来，本已交给家里度日，听说我们要出书，又狠心从老父手里要了回来。那几乎是他们一家人全年的花销。
码头上密密麻麻地站着送行的人们。那一只只挥舞的手臂，不一会儿便在我眼前模糊一片。上海固然是异乡，但此行的目的地却是与祖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异国。此刻，站在岸上的那个人让我又爱又怨，如果不自欺，自己这一个人从异乡远赴异国的旅程不过是一种逃避，一种无法面对的面对，是以难以想象的大寂寞，驱赶眼下的郁闷与心痛。
我和三郎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孙乐文低声说了句“我得走了”，转身消失在门外。三郎锁好房门，拉上窗帘，听了听门外的动静，这才稍稍放松。我感到万分恐惧，扑进他的怀里。
船头犁开宽阔海面，驶向大海深处。强劲湿热的海风吹干了脸上的泪水，困乏与感伤潮水般袭来。回到客舱，胃肠开始翻搅，捂住嘴，干呕几声，赶紧服下晕船粉，躺在铺位上。黄昏时分，一个人站在船尾的甲板上，湛蓝的海面一点点变成黑蓝。我想，如果自己被放置在这四顾茫茫的一片大水上该如何渡过？立时想起很多：东兴顺旅馆逃出的那个早晨，三郎牵马送我去医院的那个黄昏，还有前不久跟在萧军身后的那个月夜……
话音刚落，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他俩回来了？我赶紧拉开房门，站在门口的却是神情焦灼的孙乐文。不等我和三郎开口，他一言不发地进到屋内，转身关好房门，面色严峻地说：“组织内部出了叛徒，舒群和倪家三兄妹都被警察抓走了。你俩要注意安全！”
离开上海，原本为了忘掉这一切，包括萧军，然而，仅仅几个小时的分离，我就开始想他了。那些伤害随着这条船的远离渐渐模糊、淡化，不值一提，内心弥漫着悠远绵长的思念，在心底默念着“三郎”。时间和空间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魔力，此刻，内心因思念而生出的倾诉冲动，彻底扫除了所有的哀怨和郁闷。
我提醒他看看都几点了。他朝墙上看去：“还真是，都十二点了。”
桦姐带着跟她同住的沈女士来码头接我。在趜町区富士见町她已替我租好住处。一间六张席的居室，位于二楼，十分规整，地板上铺着干净素雅的草席。房东是位中年妇女，有个五岁左右的小男孩，隔壁住着她婆婆。屋子稍稍布置便是一个温馨的小家，简单洁净。感叹萧军没跟着一起来，如果见到这如同画中一般的小屋，他定会孩子气地在席子上打个滚。寂静的夜，趴在小桌旁给萧军写信报平安。我更关心他的状况，一开头便急切地问：身体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好吗？
“惦着月饼？”三郎微笑道。
向房东打听了一下，秀珂住的地方离我很近，赶忙去信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本来可以让桦姐带我直接去找，但考虑到跟弟弟已不是一个国度的人，直接见面怕给他带去不便，于是写信约在第三天下午六点，在一家饭馆见面。那天，我特意穿上那件红上衣，不到五点就等在饭馆里，然而七点过了仍不见秀珂来。我只好失望地离开，心想他可能来过，怕是没认出自己。
所谓“丰盛的中秋夜饭”不过是谎言，三郎沉浸在文字里，几块韭菜合子便觉丰盛。起潮了，涛声雄壮，他放下钢笔宣布今晚的工作告一段落。我拉开窗帘，如水月光流泻进来。我邀他到院子里看海赏月，正准备往外走，扫了一眼墙上的时钟，惊讶道：“咦，舒群、青华怎么还没回来？”
第二天，我找到他所在的神田町住处，一个穿着灰色大袖子上衣的老太太告诉我秀珂月初就离开了。他住的那间屋子放着竹帘，里边静悄悄的，好像有人在里边睡午觉。
主意已定，但给鲁迅先生写信，对我们来说是件庄严的大事。我和三郎反复酝酿着要说的话，不敢轻易动笔。中秋节的下午，三郎正埋头写作，我替他誊清原稿。舒群推门进来，邀我俩一起去倪家吃月饼、赏月。三郎婉谢了他的好意，说不好意思打扰倪家人的团聚。我知道他也是珍惜整晚的大块时间。舒群仍旧坚持，他只好说我已经准备了丰盛的中秋夜饭。舒群便说：“那我就不打扰你俩琴瑟相和的二人世界了，等我们回来，尝尝青华亲手做的月饼。”
几个月后，秀珂在上海告诉我，那天他就在竹帘后边，只因当时正被日本刑事盯上不敢见我。
孙乐文也说给鲁迅先生的信可以通过内山书店代转。他起身朝外间看了一眼，确认没有别的顾客，压低声音提醒说最近风声紧，国民党特务在青岛十分猖獗，鲁迅先生也长期被监视，安全起见，寄信地址最好也落在荒岛书店。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书店可以推说不知，是顾客没经同意随意留下的，千万不要使用真实的姓名和地址。我和三郎紧张地点点头。孙乐文将我俩送至门口，挥手道别时，仍小声叮嘱注意姓名和地址。
东京全然是别人的城市。
里间是个小小的会客室，窗前摆着小沙发和茶几。沏好茶，孙乐文在我俩对面坐下，听三郎说完，他抿了口茶兴奋地说我们的想法很好，鲁迅先生素来看重有为的青年，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他还听说找到鲁迅家里，让帮忙上街修皮鞋的都有。我讶异于竟然有这样的事。孙乐文说虽是传闻，但足见先生对年轻人的爱护与宽容，我和三郎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大可不必疑虑，况且我们描写的是关外沦亡国土上的情形。
四周一片寂静，我坐在席子上，呆呆地注视着窗外。不绝于耳的木屐声，时刻提醒着我身处异国。桦姐每天忙着到图书馆查资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想到街上走走却又不认识路，也没法与人交流。到书铺看看，满屋子的日文书跟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心情一坏，满街的木屐声也让我生烦，感到自己就像是独自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比跟萧军初到上海时还要难受。那时，毕竟有他陪在身边，每天还有鲁迅先生的信值得期待。整整十天，不见萧军寄来只言片语，给他写信的热情也减弱了。听不见他那“咚咚”上楼的脚步声，于我，是莫大的缺憾。
黄昏时分我们再次来到广西路。荒岛书店是个一门一窗的小铺面，店里两排书架上摆满了书籍杂志，《呐喊》《彷徨》《野草》放在最为显眼的位置，紧邻的架子上则摆着《文学》，还有刚刚创刊的《太白》以及别的一些杂志。向一个伙计打听孙乐文是否在店里，对方冲里间喊了声“孙老板”。孙乐文站在门口见是我俩，赶紧让了进去。
落寞与沮丧难以排遣，能做的还是写信。写了个字，却发现笔胆里没有墨水，将笔尖伸入墨水瓶中，努力了几次，墨水就是进不了笔胆。最后一次，原以为墨水已经吸入，然而拧上笔杆，又从笔尖淌了出来，手上、纸上满处都是。烦躁地团起被墨水弄脏的信笺扔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平静，写给萧军的第一句话便是：
一整天我什么也做不进去，就等着三郎下班回来带我去荒岛书店。
“三郎，现在，我很难过，非常想哭……”
三郎话音刚落，鼾声又起。
终于有了萧军的消息，信中说八月初到了青岛，在山东大学任教的友人周学普回南方了，他就住在周的单身教员宿舍里，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我也渐渐熬过最初的枯寂，而振作自己的最好方式便是写作。我开始写点小文章，身处异国的孤寂慢慢消释，只是一个人的时候竟也学会了抽烟。得知萧军在青岛的情形很不错，我不甘示弱，回信说了自己近期的写作计划。给国内的编辑已寄了一个短篇小说，两篇散文，往后就不写这些零碎了，我要写长篇的东西！我嘱他每天吃两个鸡蛋补充营养，他回信说已“遵命”。我为此十分高兴。他故意描述在青岛的种种幸福，我调侃说：“不用羡慕你，明年阿拉自己也到青岛去享清福，把你遣到日本岛上来。”
“行了，行了！等明天打听清楚了，咱就写！你得先让我把觉睡好。”
一个月后，我有了上街逛逛的兴致，虽然不过三五里，但已是很大的进步。神保町书铺很多，街市热闹非凡，然而一个人走在街上，还是兴味全无，似乎一切都与己无涉，一无所获地又沿着原路走了回来，边走边感受着东京与国内都市的差异。然而，看见那条被污染的黑色河流，停靠在岸边的破旧木船，还有船上衣衫褴褛的女人和孩子，便想起上海的徐家汇。当晚给萧军写信说说内心感受，惦记着他的小伤风，怕他大意，催他赶快吃点阿司匹林，而想到他在青岛的生活起居，我特意提醒道：
“我睡不着……”
现在我庄严地告诉你两件事，在你看到之后，一定要在回信上写明！首先：买个软枕头，见信后就去买！硬枕头损害脑神经。你若嫌麻烦，来信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了给你寄去。其次：买一张当作被子来用的单子，有毛的那种，就像我带来日本的那样，不过应该还要厚一点。你若懒得去商店，也来信告诉我，为你寄去。
他侧过身子，迷迷糊糊地说：“谁知道呢！我都睡着了。别胡思乱想，早点睡吧！”
信发出了，我心里才安稳，第二天自己却病倒了。一连数天低烧，浑身骨节酸痛，一点精神也没有。一个人躺在屋子里，盼着能收到一封萧军的信，却落空了。窗外的雨更让人平添孤寂，无以排解，便点上一支烟，抽起来。
“你说，鲁迅先生会给咱回信吗？”我推了推三郎。
桦姐来看我，问我一个月来的感受，我说刚开始十多天实在孤寂难熬，现在好多了，开始为国内的一些刊物写稿。她说一般都这样，适应之后读书、写作会很有效率。听说我在这里计划待上一年，她便建议最好学学日语，附近就有一家东亚补习学校，专门针对中国人培训日语。学习日语不仅可以让每天的生活更加充实，而且熟悉了语言，活动范围也会扩大，生活不至于那么孤寂。我有些心动，准备过两天就去报名。
关了灯，三郎没什么动静，海涛声清晰传来，远处的灯塔照进模糊的光亮。我全然没有睡意，脑子里不停回放着王老师讲解《野草》《伤逝》的情景，没想到鲁迅先生跟我如此切近！
桦姐接着告诉我，她在这里的开销都由黄源支持，最近他老父病重，经济出了状况，没法支持下去，她已定好二十七号的船票回上海。我大吃一惊，心想马上一个熟人也没有了。见小桌上阿司匹林的药瓶，她惊讶地问：“你生病了？”
梅林走后，我更加坚定了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想法，想象他能看看我的《麦场》。三郎也被这一想法激动着，说《八月的乡村》快接近尾声，虽然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但始终被一些问题困扰，冀望得到高人指点。沉思片刻，我们决定明天找孙乐文更多了解一下鲁迅先生还有上海文坛的情形再说。
我说没什么，前些天可能水土不服，身子不舒服，这两天又有些发烧，吃了两片阿司匹林也不见好。她郑重告诉我可不能生病，虽然来东京一年多，找医生看病她也不行。愣了一下，她说自己有个朋友是女医学生，明天带我去找她，领着检查一下，过两天她一走我更为难。
我朝三郎会心看了一眼。昨天傍晚我们在广西路上散步，恰好碰见荒岛书店老板孙乐文从上海进货回来，指挥伙计们从车上搬运新书进店。三郎与他早就相识，寒暄几句，孙乐文兴奋地说，此次上海之行除购进一批好书外，还碰到了鲁迅先生。当时的情形就是，他在内山书店挑书，正好鲁迅先生来取书报，在内山老板引荐下，交谈了几句。
心怀感激地送走桦姐，回到小桌旁，听着窗外的雨声，心情茫然。多日后萧军了解到我的苦境，回信说：“如果坚持不住，就别太逞强，早点‘滚’回来吧。”他不知道我早已沉浸在《家族以外的人》的创作中，在写记忆中的有二伯。长时间不动笔，在东京我却找到了写作的快感，每天写满十页稿纸，一连写了五天。这部《生死场》之后最长的小说令我十分满意。收拾好稿子，点燃一支烟，给萧军回信时轻松调侃道：
三郎说如能得到鲁迅先生的指点，无疑是最幸运不过的事。梅林极力鼓励我俩不妨试试。我不敢相信这能变成一个切实的想法。比起哈尔滨，在青岛感受上海明显不一样。上海似乎并不是那般遥远。梅林在沪上待过一些年，对上海文坛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坐聊，给他的信只要寄到那里就可以转到他手上。
“你要我滚回去，是想我了吗？我可不想你，我要在日本住十年！”
“是吗？阿张？”我眼前一亮。
九月十一日到东亚补习学校报名、缴费，领了教材，四天后开始上课，时间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让我满怀憧憬。次日一早却被房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将纸门拉开一条缝，只见她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身穿制服的刑事，房东说他们要找我谈谈。不知发生了什么，我努力镇定自己，请房东转告我还没有起床，让他们下楼等等。房东转身交涉着，高个子刑事表情坚决地摇摇头，房东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问我一些问题，而且要检查房间。压抑着愤怒，我请他们稍等，让我穿好衣服。
找谁指点呢？如今境况还好一点，在哈尔滨可是连本新鲜的书也不容易看到。梅林说起他在烟台做葡萄园管理员的时候，周围文友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大多视其为精神导师，创作上有了苦闷就想写信求教，但都只是说说而已，没人真的那么做。他觉得以鲁迅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只要去信很可能会得到回应。
一进门，高个子就收了我的护照。我站在一旁看着两个神情倨傲的日本男人，在小屋里四处翻找。秀珂一定也遭遇了这些。翻完之后，高个子又对我讯问一番，诸如为何来东京，什么时候离开之类。想起鲁迅先生叮嘱的话，我沉着应对着。他俩对视了一下，扬长而去。小屋凌乱不堪，到处是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书籍、手稿、衣物。我骂了句“王八蛋”，然后坐下来抽支烟解解气。
梅林问能读读吗，三郎回说不忙，还没誊清呢，又插了回去。梅林转而对我说，他的感觉也不一定对，如果能得到权威人士的指点，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三郎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知类似的骚扰还会不会有，如果他们再来，我就只能回国。因为这个上火了，喉咙很痛。桦姐走了，跟她同住的沈女士也搬到了郊外，周围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只要开始写作，有没有熟人也无所谓，但是来这么一遭，我那刚刚安稳的心又乱起来。想到来这里是为了创作，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它，于是告诫自己心境不能乱。
梅林成了《麦场》的第一个读者。几天后，他将手稿送回，一进门我就急切地问：“怎么样，阿张？”他说感觉还不错，就是全书结构似乎缺少有机联系。我信服地点点头。三郎听后放下手里的笔，从书架上抽出《八月的乡村》的手稿册子，拍了拍，翻翻纸页，得意地说：“哼！瞧我的！”
刑事走后，房东送来一封萧军的回信，他当真以为我待不下去了，等着我去青岛，然后两人一起回上海。夜里回信的时候，心情已然安妥，说了早晨的情形，虽然心情被来自这个国家的不友好弄得特别坏，但还是决定忍耐一段时间再说，青岛我是不会去了，让他不必等。
一周后的上午，初秋的阳光洒满书桌，我在稿纸上写下最后一行字：“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地嘶鸣。”将钢笔往桌上一扔，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又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1934年9月9日”。
东亚学校开学了，刑事再也没有来。
夜阑人静，三郎仍在奋笔疾书。我催他早点休息，他停下来整理着手稿，心满意足地说今晚状态不错，写了三千字。我问进度如何，他说白天要编稿子没时间，全部完成得到十月底。我劝他不要急，慢慢来，并感慨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东西非常吃力，结构把握不好，总算快写完了。他说等我写完，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我心想青岛将是我俩各自第一部长篇的诞生地。两个多月的写作让我如此充实。从书架上抽出那个硬纸夹子，三郎将今晚完成的一叠稿子加了进去，然后拍拍厚厚的一摞稿子，骄傲地说：“我得一天一天往前推进！”
傍晚，抱着书本回到住处，窗台上放着一盒用花纸包好的方糖，还有一盆菊花，上边吊着一张小卡片，用中文写着：“祝张女士心情愉快！”拉开房门，草席上躺着一封萧军的信，心情立时大好，将书本和信放在小桌上，然后将窗台上的礼物搬进来。
九月初，《麦场》接近尾声。
入夜，四周寂静无声，坐在桌旁，点燃一支纸烟，愉快地看着窗外。纸烟燃尽，提笔回复萧军这寄自青岛的最后一封信，除了跟他分享乘坐高架电车的感受，还抒发了对东京的喜爱：
“太阳起来，又落山哪……”
我很爱夜，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次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早晨也是好的，阳光还没晒到我的窗上，我就起来了，想想什么，或是吃点什么。这三两天之内，我的心又安然下来了。什么人什么命，吓了一下，不在乎了。
渐近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在水天交接处慢慢沉落。当最后的霞光在水面上消失，无边的寂静令人陶醉。站在栈桥上，我感到自己已与海天融为一体。三郎不语，将手轻轻搭在我的肩上。梅林则对着空寂的海面唱道：
十月中旬萧军回到上海后又来信劝我回国，我说现在很平安，不愿意来回乱跑。朋友们不断给我寄来书报杂志和约稿信，《家族以外的人》在《作家》上分两期登了出来，孟十还来信说读者反响很不错。除了约稿，黄源还寄给我一本上个月由生活书店隆重推出的《东北作家近作集》。在异国他乡读着舒群、罗烽、白朗、塞克等八位老乡的作品倍觉亲切，同时感到这是东北作家在上海的一次集体亮相。
海里玩累了，上岸看看水族馆。
除了他们，黄源介绍说在《文学》发表短篇小说《鴜鹭湖的忧郁》的端木蕻良，来自辽宁昌图，近来势头也很好。那篇小说，上个月读的时候印象较深，那个名字怪怪的作者竟也是东北人。萧军告诉我，黄田和淑奇也即将带着孩子来上海，我想象“小蒙古”到上海后定会缠着萧军问我的情况。由他们俩，我也想起当年教我们的俄文先生，特意让萧军问问。看电影的时候，银幕上居然出现了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那一刻我既激动又不安，给萧军写信说“我想到了病老而且又在奔波里的人了”，心里祈祷着鲁迅先生能完全好起来。
摸了一把脸上的海水，我摇摇头，不以为然：“他那样子也不行，毫无法则，只凭蛮力，拖泥带水瞎冲一阵。我还是琢磨自个儿的游法。”
下午，购物归来又收到了萧军的信。
“仍在原地啊！”他指着远处的三郎说，“应该学刘兄那样，像条大鱼般往前冲。”
放下手里的袋子，心情十分轻松，开始收拾布置房间。在西墙挂上一幅镶有镜框的小画片，小方桌上放着一瓶红酒、两只金色的高脚酒杯。试试新买的衣服，西装上衣，毛线裙子，都令我十分满意。萧军又劝我回去，可能也是朋友们的主意。秋雨连宵，提笔给他回了一封信：
午后的汇泉海水浴场没有什么人，我和三郎叫喊着冲进海水里。他朝大海中间游去，而我海水漫至胸部，便不敢再往前走。梅林在一旁问是否会游泳，我自信满满地说当然会。然后，右手捏着鼻子，闭上眼睛沉到海底，用力爬蹬一阵，憋不住了猛地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呛咳着，大声问：“阿张，我是不是游到很远了？”
均：
商市街的家庭生活早已将我逼成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厨娘。午饭是大菜汤送葱油饼。尝了一口汤，梅林高声赞叹味道不错并生出好奇。我解释说这是俄罗斯人常喝的索波汤，做法简单，就是将土豆、牛肉、西红柿放在一起煮。他又尝那饼，更是连连称赞，说没想到我能写文章还厨艺绝佳，羡慕三郎好福气。我忙说都谈不上好。三郎大口嚼着饼，在一旁一本正经地说，这都得益于他的指导，并重提我当年被炉子欺负得哭鼻子的往事。见我不服气，梅林赶忙提议天气实在太好，吃完了游泳去。
我这里很平安，绝对不回去了。胃病好了大半，头痛的次数也减少了。我的生活简单，出入很规律，警察跟了些日子，后来也不跟了。所以，还是按照咱俩离开上海前的约定住到明年，暂时不回去了。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自己，从一块破旧的天蓝色绸布上撕下一条，将头发随便一束，西式裤子，外罩布旗袍，再蹬上三郎那双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就往外走。扭头看看三郎，他头戴一顶边檐较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上身穿着淡黄色俄式衬衫，束着一条皮腰带，下穿短裤，足蹬草鞋。跟斯斯文文的梅林比起来，我们这两个东北人实在粗野得可以。
想告诉你，我今天，花六元钱买了一套洋装，试穿了一下，非常满意；另外花五元钱买了草褥，折起来可以当沙发。下午将房间收拾装点一下，心情非常愉快。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待在这里。
虽是初次见面，梅林举止随和，说话直率，是个真诚的人。我们很快相熟，称他“阿张”。两个男人不一会儿便在那里打趣，你说我不错，我说你了不起。有人来聊，时间过得飞快，十点多了，我便说：“就别互相恭维了，你们男人真迂腐。”起身准备出门买菜，他俩兴致很高，要跟我逛逛菜市场。
哦，对了，本地报纸上说，鲁迅先生近期要来东京。你问问先生，是这样吗？如果在东京能见到他，那就太好了！
“这不是礼貌的恭维话，是我真实的感受。”梅林说，“悄吟，坚持下去，你会成为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家！”
不跟你多说，我洗澡去了。
“谢谢你用心的阅读，还有鼓励！”
次日早晨，雨仍在下。发了信，到住处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早饭，不断有穿着高高木屐的男女走进来。一个嘴里镶金牙的女服务员来回招呼着顾客。放下碗筷，我拿起邻座的一张日文报纸看起来，头版有个醒目的标题：鲁迅的偲。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正文那大块的日文字符里，频频出现汉字“逝世”。我的心跳加速，不安地放下报纸，从小饭馆走出来。雨越下越大，看着伞翅上不住往下流淌的雨水，我茫然问着自己：谁逝世？难道是鲁迅先生？我不敢往下想。木凳似的雨鞋、女服务员的金牙齿、早餐顾客的眼镜、雨伞……不停在眼前错乱呈现。
“相当的！但有什么要紧？女性跟男性不同，有独特的感觉，自然而然体现在文字里。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就喜欢你的坦白率真！”
总有东西拽着我，怎么也进不了房东家的格子门。我有些气恼，玻璃窗后的房东正在瓦斯炉旁切萝卜，放下手里的刀，指着雨伞大声说：“伞……伞……”我这才明白自己雨伞没收就往里走，被门框卡住了。回到小屋，不知为何，一整天都空空落落，心神不宁，书都看不进去，更不用说写文章。只好给萧军写信，好奇地问淑奇的女儿长什么样儿，她那可爱的儿子小明在我们离开哈尔滨不到一年后竟然夭折了。
“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我赶忙问。
二十一日早晨，天已放晴，坐在小饭馆里喝稀饭，邻座一个中年女人正拿着一张报纸在看。瞥见日文字符里频繁出现“鲁迅”“逝世”“损失”“陨星”之类的汉字，我的心再也无法安宁。走在大街上，不安裹挟着我。一个熟人也没有，日文看不懂，该问谁呢？沈女士是唯一认识的人，我只能到城外找她。
周日上午，我们正各自伏案忙碌，三郎的同事张梅林来访。三郎介绍说张先生是广东人，发表过很多作品，他边跟我握手边谦虚了一番。坐定后，他说这两天读完了三郎送的《跋涉》，刚刚又看了我发表在晨报上的《进城》就想来聊聊。他的感受是，三郎的文字粗豪，我的笔触纤细但也大胆。
电车向市郊开去，车上零零落落坐着几个男女，我站在车厢里，脑子里不停闪现报纸上的那几个汉字：鲁迅、逝世、陨星、损失……车窗外的远山、近树，还有人家，一晃而过。车厢里有座位，我无心坐下，恨不得立刻见到沈女士。
三郎按时上下班，工余开始创作他那描写磐石人民革命军游击生活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我则全身心往下写《麦场》。没有饥饿，没有寒冷，也没有恐惧，写累了放下手中的笔，极目远眺大海，顿时神清气爽。傍晚站在门前看海，等着三郎出现在上山的小路上。
沈女士颈上缠着纱布，正蹲在走廊上刷鞋子，见我神色紧张地站在门口，费力地扭动着脖子，招呼道：“啊，来得这样早！请进。”
青岛给了我一段明亮沉静的日子。经过日后无尽的辗转流徙，我常常怀想那里的蓝天碧海，还有那些从心底流出的文字。
听我说完，她便自信满满地说：“不可能，鲁迅先生怎么会逝世？”
抿了口酒，舒群说：“没料到一本小册子就让你俩在哈尔滨待不下去，变故因我而起，我自然要负责到底。”他接着建议三郎明天上班换个名字，免得将《跋涉》的影响又带到这里。三郎自己也想到了，说名字都已想好，就叫“刘均”。舒群又说等三郎稳定下来，再来安排我的工作。手里有在哈尔滨就已开头的长篇要写，我忙说不急。他会心地看了倪青华一眼，然后对我们说明天下午下班后，四人一起逛逛四方台公园，他们往后可能不常回来。犹豫了一下，舒群面色凝重地告诉我们罗烽前天被捕了。我和三郎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他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暗自庆幸跟三郎出走得及时。丈夫在狱中，还要照顾罗烽的老母亲，我想象着白朗的艰难，同时也替老金担心起来。下一个被捕的很可能就是他。
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些：“但愿不是真的，有报纸吗？你日文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夜里，四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聊。舒群说已跟孙乐文接洽好，明天三郎就可以到《青岛晨报》上班，做副刊编辑。三郎感激地说难得有如此够意思的朋友，管吃管住还管工作。舒群的朴实诚挚的确让人感动，我举杯敬他，说去年如果没有他的那一大笔资助，《跋涉》绝不可能问世。他拿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说帮我们的不是他。我疑惑不解，三郎用手肘碰了我一下，意识到不便问，我就不再说什么。
她起身到长桌旁，翻完桌上的报纸，面带歉意地说：“近来病得连报纸也没订。这些都是以前的。”说着，拿了一本日文字典，坐回我身边，指着日文的“偲”字说，“你在报纸上见到的这个‘偲’字，是‘印象’‘面影’的意思。估计是有日本人到上海访问鲁迅后，回来写了印象记之类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傍晚，云霞满天，海风拂面，我和三郎趴在小院的石栏杆上远眺大海，心情十分放松。这里背山面海，地势高迥，任一角度看去都海景如画。我不由感叹：“青岛真漂亮！”三郎目光柔和地看着我：“再也不像在哈尔滨，天天担惊受怕，你可以安心静养一段时间。”他的话让我感到无比甜蜜。见舒群和倪青华沿着山间小道走上来，我们迎了过去。
“真的会这样？”
观象一路一号是一幢石砌二层小洋楼，位于观象山山梁上，海景尽收眼底。我们四人分住一楼的两个房间，共用一个厨房。
“别担心，一定是这样！”
天气好极了，风和日丽，天光澄澈。街道整齐洁净，我很快对这个海滨城市充满好感。舒群夫妇已租好了房子，我们四人同住。明日端午，倪青华要我和三郎在她家过完节再一起搬过去。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舒坦多了。下午有日语课，我赶忙起身告辞。在门口换鞋子的时候，沈女士倚着门框，说：“你这个人啊，不要神经质了！我最近在《作家》《中流》上还读到鲁迅先生的文章呢。可见他的身体在复原中。”
舒群来码头接我们，见面后指着身边那位表情沉静、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介绍道：“倪青华，我俩在蜜月中！”离开哈尔滨才三个月，他就在这里成了家。
“是吗？”
轮船向前疾驶，这个名叫青岛的城市越来越近。
“那还有错。你刚才进屋时的样子，我看都慌张得有点傻了。”
渐近正午，一抹青色的山峦和一片红屋顶出现在眼前。我指着远方，高声说：“快看，到了！”三郎朝那片红屋顶看过去，欣喜地说：“总算又回到了祖国，不会再碰到昨天那样的狗骨头。”
接下来三天是靖国神社的庙会，学校放假。我始终有些神思恍惚，回到家里，草席上放着一张日文报纸，头版赫然刊登着鲁迅先生那形销骨立的遗容，旁边写着一行汉字：鲁迅逝世于十月十九日。扫了一眼报纸，一阵晕眩，鞋子也来不及脱，就坐在席子上号啕大哭起来。
轮船航行在夜的海上。白天上船后的那一幕始终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甲板上只有我和三郎。双手抓着栏杆，靠在他的怀里，沐着凉凉的海风，闭上眼，十分享受这一刻的安宁。有他在，我什么也不怕。过了很久，问明天什么时候能到，看着黑漆漆的海面，三郎说十一点左右。
没有开灯，坐在小桌旁一夜啜泣到天明，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嘴唇起了水泡，一块一块被烧破。看看窗外从此再也没有鲁迅的人世，不禁回想起那晚跟他的最后一面。
2
“到了日本，每到一个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
“那小子，我总觉得不像好人！”矮胖警察恨恨道。
他的话犹在耳边。我不停想象着海婴十八日夜最后一次站在门口跟爸爸说“明朝会”的情景。
矮胖警察最后放下手里的东西，直起身子招呼同伙：“我们走！”四人紧跟其后，走到舱门口，他忽又回头盯着三郎看。身后那个挎枪警察催促道：“大哥，走吧！味道太难闻。一箱子破烂儿，两个穷鬼！”
窗外忽然传来烟花的炸裂声，空中弥漫着白色的烟雾。隔壁的老太婆头上束着一条红色的绳子，站在走廊上对着烟花炸裂的方向举起双手，高呼：“万岁！万岁！”
“哼，倒开心得很！”一个挎枪警察很不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房东家的小男孩端着一碟寿司站在门口，我接了过来，声音嘶哑地道谢。那孩子看了我一眼，惊恐地转身跑下楼去，除了脚步声，还有碟沿不停碰撞楼梯扶手的声音他被我的样子吓着了。
他们再次朝行李走来，命令把两个箱子都打开，挎枪警察、持棍便衣又围上来。三郎打开箱子，矮胖警察半蹲下去，仔细检查着每件衬衫每双袜子。箱底的一本空白稿纸，也拿起来逐页翻了一遍。柳条箱一角露出两个苹果，三郎拿起一个旁若无人地啃起来。
一闭眼，便是鲁迅先生的遗容。两天后心情稍稍平静，想到这个时候最难过的还是许先生，便写信叮嘱萧军要想个法子好好安慰她，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她静下来，多多与她来往，并让他转告许先生，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地哭。真想一步踏回去，没人能理解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胡思乱想的此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跟他们的混在一起。
我的脑子霎时一片空白，随即想到辣椒水、橡皮鞭等折磨人的方式。要死就死在一起，想到这里，我跟在他们后边走了两步。靠近舱门，矮胖警察突然改变了主意，伸出右手，对走在前边的三郎说：“这边来”
靖国神社的庙会结束了。
三郎的从容淡定给我些许安慰，可一旦看到警察要带走他，我的心即刻如同擂鼓般咚咚直跳。矮胖警察将他带到右侧舷窗边继续盘问，两个挎枪的制服警察分别站在他身旁；两个便衣站在左侧舷窗边随便问了我几个问题便离开了。回到行李跟前，我紧张注视着三郎那边。矮胖警察要带他到岸上继续讯问。
日语课上，教员们喜欢讲一些在他们看来十分有趣的故事，如庙会上那些下女的表现。台下的学生对此十分好奇，不时爆出哄堂大笑。我的心痛难以言说，周围所有人好像都不知道鲁迅先生已经死了。同桌问我三天庙会都玩了些什么，我没心情搭理他。抬头看见黑板上还有几行陈旧的笔迹：鲁迅大骂徐懋庸……引起文坛风波……茅盾出来讲和……
说完，打了一个手势：“这边来。”
年轻的男教员站在讲台上，看了一眼黑板上的文字，朝我们挥挥手，整间教室顿时安静下来。他朝我和同桌看过来，用汉语提问：“鲁迅这人，你们怎么看？”
船舱霎时安静下来，船底传来海水冲刷船壳的声音，阳光从轮船左侧圆形舷窗照进来，落在三郎脸上。他淡定地解释自己不过是报社临时聘用的办事员，没有带名片的必要。矮胖警察重新打量着他，目光从面部挪到双脚，又从脚上移到脸上：“仅冲你这双眼睛就不像好人。好人没这样儿的眼睛。”
我骤然紧张，正在犹豫，面相老成的同桌站起来答道：“先生，鲁迅这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而且人格也不好，尖酸刻薄！”
“都没有！”
男教员点点头，同桌得意地坐下后，我气愤地朝他瞪了一眼。
“什么也没有？”
“还有人说吗？”
三郎看了一眼对方伸到面前的那只肥厚的手掌，从容道：“没有！”
话音未落，一个戴着四角帽的大个子男生站了起来：“我来自‘满洲国’……”
“将名片、假单，拿出来看看！”
我不禁期待他往下说。
“长假！”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吗？”
“新婚？请的长假还是短假？”
“嗯。”男教员抬抬肩膀，笑了一下。这时，教室的门被推开，一个小个子女生穿着一套黑衣服站在门口，面带歉意地对他说：“对不起，迟到了。”
“新婚，回家看看老人。”
“有什么事儿吗？”
“为什么要回家？”
“参加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回来。”
“观象路。”
班上就爆出一阵嘲笑。那女生踮着脚尖，走到自己的座位上。“满洲国”男生继续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凉。这些麻木的同胞无从了解刚刚逝去的是怎样一个伟大的人。有一天我要写写鲁迅先生的样子，向世人呈现那可触可感的民族魂。
“在青岛哪儿？”
我也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理性总归是理性，情感上却难以接受，何况鲁迅先生死于一个作家最好的年龄。想到自己和萧军刚到上海，除了他，一个人也不认识，当初那段难熬的时光，就是靠着他给我们不厌其烦地回信支撑着。在那寒冷孤寂的亭子间，捧读先生回信的情形历历在目，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和萧军。每天不经意间回想起跟他在一起的情景，我就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么想像萧军一样，跪在先生床前，握住他那瘦削、没有温度的手，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广发。”
鲁迅先生一死，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安全感，要萧军尽快寄一百元钱来，起码留足回国的路费心里才踏实。写作完全停止。我无法接受鲁迅先生已然离开我的事实。上海的一些杂志约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不愿勉强自己，也都推却了。
“什么字号？”
萧军寄给我他刚刚发表的小说《为了爱的缘故》，里边叙述了一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青年，憧憬到磐石参加人民革命军打游击，却在哈尔滨遇到了一个等待拯救的有才华的女子，那青年最终为她放弃了打游击的想法，为此遭到周围人的批评甚至讽刺。小说中的“我”和“芹”对应的显然是萧军和我。他以小说的方式重提那段哈尔滨往事，意在说明，是我导致他选择了并不想要的生活。
“钱庄！”
看了之后，我心里很不舒服。这篇小说流露出他将对我的拯救，看作不能打游击的唯一原因。芹简直跟幽灵差不多，我都快认不出那是自己。我想到自己跟萧军之间所有矛盾的根源或许就在于，他所说的在“为一个人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上，因我之故，他做出了违心选择。我回信说：“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
“什么买卖？”
整整一个月过去，我才慢慢从鲁迅先生逝世的哀痛里走出。
“做买卖！”
萧军来信说《商市街》出版后大受欢迎，卖得很好，一个月后就再版了。我倍感振奋，出门买了几张画片回来装饰小屋，让自己换换心情。早晨地震来袭，我还在梦里，只听见房子“格格”地响，壁上的挂钟不停地摇摆。我懵懵懂懂地穿上件衣裳就冲了下去。老太婆好心地来叫我，发现我已经站在楼下，大家相视大笑。
“在青岛做什么？”
窗外纷纷扬扬下着大雪。生了一个小火盆，架起一口小锅，菜肴在里边咕嘟着。给自己斟上半杯红酒，夹了菜送到嘴里，却无比落寞。于是，放下筷子，站在房门口朝楼下喊了声“太郎”，不一会儿小男孩便跑上楼来。邀他陪我吃晚饭，他朝屋内好奇地看了一眼，欣然接受我的邀请。
“老父在青岛。”
晚饭后，收拾好屋子，雪停了，四壁、草席上洒满皎洁清冷的月光。关掉灯，坐在窗前，我默默问自己：
“那，去青岛怎么是回家？”
这不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不，我们是满洲人。”
陡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甚至怀疑自己犹在梦中，伸手摸摸桌布，再摸摸身子底下的草席，然后将双手举到眼前。放下双手，朝窗户看去，透着月光的窗棂线条纤细，图案优美。远处，月辉里的房屋和树木清清朗朗。我这才感到自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如此真实：在异国，舒适、宁静，没有经济压迫，没有精神苦痛，书卖得很好，文章不愁出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养活自己……这一切，无不预示着我的黄金时代已然到来。我应该为此而满足，但我又马上不满意于眼前的境况这困在笼子里的生活这是困在笼子里的黄金时代。
“你是山东人？就你这口音骗得了我？”
我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怕失去它。
“妻子。一起回家！”
回首过去，即便已然来到的幸福，也一样让我没有安全感，平安总是那么有限，似乎此刻享用，彼时便不再拥有。我常有潜在的惶恐，我对自己也很无助，似乎什么事情一来到我这里便不对，也不是时候。
“去青岛干吗？”矮胖警察瞟了我一眼，“是你什么人？”
我就这样常常陷于对平安的爱与怕之中。想倾诉焦虑，然而把这个写给萧军，又担心会引起他的误解。随手记下了一些短句，准备寄给黄源看看。萧军看了一定又会说我整天就唠叨着寂寞寂寞他一向把我看得很弱。
矮胖警察圆睁着小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另外四人神情紧张起来，或摸摸手枪柄，或颠颠警棍。我能清晰听见自己的心跳，同时，一种被异族奴役的屈辱油然而生，而眼前肆意刁难我们的却是自己的同胞。三郎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一定能应付这些走狗。他的神情越发镇定：“他去年下半年过的五十岁生日，今年虚岁五十一。”
秀珂不久前才回国，取道东北到了上海，跟萧军住在一起。十二月初，黄源来信说，萧军近期大开酒戒为的是报复我抽烟。我便给他写信说：
“大概？”
均，这就不应该了。你不能跟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如同一张草叶。我们刚到上海时的那种滋味，你是忘记了，而我又重新品尝着。
三郎愣了一下，冷静应对道：“姓裴，名馨园，大概五十岁。”
月中，萧军再次郑重地催我回去，劝我不要迟疑。我解释过多次并没有回去的打算，不知他为何再次重提。于是回信说：“我没有迟疑过，我一直没有回去的意思，以前那不过是说着玩的。至于有一次真想回去，那是外来的原因，而不是我自己的本意。”
对方语速突然加快：“上司姓什么？叫什么？多大年纪？”
坎坎坷坷的一九三六终于过去。
“刘毓竹。《国际协报》副刊部办事员。”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给萧军寄出了几句话，生发感慨的同时，亦报平安：“军：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现在头亦不痛，脚亦不痛，勿劳念念耳！”
“叫什么名字？在哈尔滨是什么职业？”
失去的已然失去。新的一年别无所求，只求上天赐我安宁。
“哈尔滨。”三郎从容答道。
新年第二天，同时收到萧军和秀珂的来信。秀珂向我描述了他眼中的萧军，赞赏他的豪爽和正义感。萧军则在信中坦承前次催我回国的真正原因他爱上了桦姐。这件事已是朋友圈公开的秘密，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让我回去。
两个便衣立即上前，一个用手捏了捏包袱，另一个打开两个箱子仔细察看着；两个挎枪的警察开始搜查三郎的衣袋。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矮胖警察右手摸着手枪柄，始终狐疑地盯着三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其余四人停了下来退到两旁。矮胖警察走上前：“从哪里来？”
了解到这些，我实在无法可想，《家族以外的人》发表后，我曾催萧军代领了稿酬，去买件好点的衣服；半个月前我还叮嘱他：
“去青岛！”三郎有些紧张。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了。连我的夜里也感到凉。你自己用三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如若手头有钱，就到外国店铺里买床新被子，免得劳烦人。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是小事，就总让我放心不下。
三郎扭头看了一眼，迅速立起身，我也跟着站起来。
这滥情的男人让我无话可说。那些原本寄给黄源的《沙粒》组诗有了新内容，我不会给任何人看。我的诗永远只写给自己：
“去哪儿？”矮胖警察来到我们跟前，一脸傲慢地问。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
我蹲下来，从柳条箱里拿出一张毯子，三郎正准备帮我把毯子铺在地上，一个身穿“满洲国”警察制服，斜挎手枪的中年矮胖男人走过来。身后跟着四个年轻男子，两个穿警察制服，斜挎手枪，两个着便衣，手拿警棍。
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
临上船，王福临拿出一对枣木镟成的小棒槌送给我，然后挥手告别。进入位于船底的三等舱，一股难闻的气味冲过来。整个船舱闹哄哄的，地上到处铺着行李，三三两两衣衫破旧的男女坐在上面吃东西、说话。见左侧有块空地，三郎走过去，将手提箱、柳条箱放在地上，对我说就坐在这里。
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
前天从商市街出来，顺着中央大街往南走了一段，为了防人盯梢，我和三郎装作上街买东西，然后来到道里西十五道街，躲进金剑啸的天马广告社。晚上老金、罗烽、白朗为我们饯行，在那里待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便离开了哈尔滨。到了大连，三郎化名“刘毓竹”，托友人王福临买了两张去青岛的船票。
我本一无所恋，
远远便看见停靠在码头上的那只日本客轮，船身漆着三个白色大字：大连丸。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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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烦乱的情绪呀！
均，这就不应该了。你不能跟一个草叶来分胜负。
我诅咒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