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也下了车，站在车边低头看着他们。他比另外两个人年纪更大，头发已经开始发白，脸上的银边眼镜让他看起来像位学者。他长着一张长脸，上面满是皱纹，上身赤裸，没穿衬衫也没穿背心，腿上套了条紧巴巴的蓝色牛仔裤。他手里拿着一顶黑色帽子和一把枪。另外两个男人手里也有枪。
黑车在一家人头顶上停住了。司机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坐在沟里的一家人，沉默地凝视了几分钟。然后他转头和其他两个人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人下了车。其中一个很胖，穿着黑色长裤和红色汗衫，汗衫上印着银色的牡马。他走到一家人右侧盯着他们，嘴巴半张，似笑非笑。另一个人穿着卡其布长裤和蓝色条纹外套，头上的灰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脚步缓慢地走到了一家人头顶的左侧。没有人开口。
“我们翻车了！”两个孩子高喊。
土路在他们头顶上大概十英尺高的地方，他们只能望见路对面树林的树冠。他们所在的深沟后面是又深又黑的森林，树木都很高大。过了几分钟，远处的山丘高处开来一辆车，车速很慢，仿佛车里的人正在观察他们。祖母站起身，夸张地挥舞双臂，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汽车慢吞吞地逐渐驶近，随着土路的弯曲消失后又重新出现，开到了他们翻车的这座小山顶部，速度比之前还慢。这辆黑车又大又旧，看起来像辆灵车，里面坐着三个男人。
祖母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那个戴眼镜的男人似曾相识。他的脸非常熟悉，仿佛是她认识了一辈子的人，但她想不起来究竟是谁。那个人离开了汽车，开始沿着土坡往下爬，每一步都踩得非常小心。他肤色黝黑，脚上穿着一双白鞋，没穿袜子，脚踝干瘦发红。“下午好啊。”他说，“你们摔下来了。”
“我好像伤到了内脏。”祖母按着腰侧说，没人接话。贝利的牙关咯咯响个不停。他穿着一件印有亮蓝色鹦鹉的黄色运动衫，此刻的脸色和衣服一样黄。祖母决定不告诉他那座房子在田纳西。
“我们在空中翻了两圈！”祖母说。
“也许会有别的车经过。”母亲哑着嗓子说。
“一圈。”男人纠正道，“我们都看见了。伊拉姆，看看他们的车还能不能开。”他轻声吩咐戴灰色帽子的年轻人。
祖母瘸着脚爬出了汽车。“可是没死人。”琼·斯达遗憾地说。祖母的帽子还别在头上，但帽檐折了，向上突兀地翘起，紫罗兰从边上垂了下来。除了两个孩子，一家人都在沟里坐下了，惊魂未定地瑟瑟发抖。
“你那把枪是干吗用的？”约翰·威斯里问道，“你要拿枪干什么？”
贝利用双手把猫从脖子上扯开，扔出车窗，甩到了一棵松树上。然后他爬出车，四处寻找孩子们的母亲。母亲背靠红土沟的沟壁坐着，怀里的婴儿号啕大哭。她只受了点轻伤，脸上划破了，肩骨也断了。“翻车了！”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大喊。
“太太，”男人对孩子们的母亲说，“能不能麻烦你叫两个孩子坐到你身边？小孩让我紧张。你们都坐下来吧。”
两个孩子发现手脚还能动，忙不迭爬出了车，放声大喊：“翻车了！”祖母蜷在仪表台下面，希望自己受了严重的伤，免得贝利把怒火全发在她身上。撞车前，她脑海里冒出来的可怕念头是：记忆中那座印象鲜明的房子不在佐治亚州，而是在田纳西州。
“凭什么要你吩咐我们怎么做？”琼·斯达问道。
两个孩子从座位里被甩了出去，母亲紧抱着婴儿摔出了车门，老太太则飞到了前座上。汽车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左侧冲下落进了路边的深沟。贝利还坐在驾驶座上，长着一张白色宽脸、橘色鼻子的灰斑猫则像毛毛虫一样紧附在他的脖子上。
他们身后的树林开了个小豁口，仿佛一张黑漆漆的嘴。“你们过来。”母亲说。
“不远了。”祖母说。这句话刚一出口，她的脑海里就掠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让她难为情地涨红了脸、瞪大双眼，惊跳起来的时候踢到了角落里的手提箱。手提箱一动，底下篮子上盖的报纸就随着一声低吼猛然掀开，猫咪皮缇·辛纵身跃上了贝利的肩。
“听着，”贝利突然开口，“我们遇到麻烦了！我们……”
土路看起来已经几个月没人经过了。
祖母尖叫起来。她手脚并用地爬起身，站直后紧盯着对方。“你是‘格格不入’！”她说，“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如果这房子再不出现，”贝利说，“我就要掉头了。”
“没错，太太。”男人说，微微一笑，似乎因为有人认出他而情不自禁地感到开心。“可是啊太太，对你们来说，还是没认出我比较好。”
他们转上小土路，汽车在飞扬的粉色尘土中剧烈颠簸。祖母讲起以前，那时没有任何平整的道路，光三十英里就够走上整整一天。小土路的地势时高时低，不时会突然出现一片水洼，还有悬崖边危险的急转弯。他们上一刻还在小山顶上眺望绵延数英里的蓝色树丛，下一秒就陷在红土谷底仰望满是尘土的树林。
贝利猛转过头，对他母亲说了句脏话，连两个孩子都目瞪口呆。老太太哭了起来，“格格不入”涨红了脸。
“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待在车里。”他母亲说。
“太太，”他说，“你别伤心。男人有时候会说些口是心非的话。我想那并不是他的本意。”
“你们在前门跟住那儿的人说话，我可以跑到后面，找扇窗户钻进去。”约翰·威斯里提议。
“你该不会对女士开枪吧？”祖母说，从衣袖里抽出手帕，抹了抹眼睛。
“你们不能进屋。”贝利说，“都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格格不入”用鞋尖在地上戳了个小洞，又踢土将它抹平。“我情愿不那么做。”他说。
他们掉头驶向小土路。祖母讲起那座房子的其他看点：前门漂亮的玻璃，大厅里的烛台提灯。约翰·威斯里说夹板墙很有可能藏在壁炉里。
“听着，”祖母几乎是在尖叫，“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一点也不像普通人。看得出，你父母一定都是好人！”
“小土路。”贝利不满地咕哝。
“是啊，太太。”他说，“这世上最好的人。”他微笑起来，露出一排强壮的白牙。“上帝从没造过比我母亲更好的女人，我爸有一副金子心肠。”他说。穿红汗衫的胖子走到了一家人身后，枪别在胯上。“格格不入”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看好孩子们，鲍比·李。”他说，“你知道小孩让我紧张。”他望向挤在一起的一家六口，脸色有些尴尬，好像想不出该说点什么。“天上一丝云都没有。”他抬头看着天空评论道，“没太阳，但也看不见云。”
“你应该在大概一英里之前就拐弯，上一条小土路。”祖母指示道，“经过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一下。”
“是啊，今天天气不错。”祖母说。“听着，”她说，“你不该管自己叫‘格格不入’，我知道你心底是个好人。光是这么看着你我就知道。”
“好吧。”贝利说，“但给我听好了：之后我再也不会为这种事停车。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别说了！”贝利喊道，“嘘！所有人都闭嘴，交给我处理！”他以准备起跑的姿势蹲在地上，结果一动没动。
“那地方很有教育意义。”祖母低喃。
“谢谢你这么说，太太。”“格格不入”说，用枪托在地上划了个小小的圆。
“够了！”贝利喊道，把车停到了路边，“你们能闭嘴吗？安静一会！如果你们不闭嘴，我们就哪儿都不去。”
“车要半小时才能修好。”伊拉姆检查着敞开的车篷顶喊。
孩子们叫喊起来，嚷着要去看那座有夹板墙的房子。约翰·威斯里踢起前座，琼·斯达则把头探到母亲肩上，在她耳边急切地抱怨说每次假期旅行都一点也不好玩，从来都没做过他们两个想做的事。婴儿尖声哭喊起来，约翰·威斯里踢得更用力了，坐在前排的父亲可以感到每一次震动传到他的肾脏里。
“那你和鲍比·李先带他和小男孩到那边去。”“格格不入”说，指了指贝利和约翰·威斯里，“他们有话要问你。”他对贝利说：“你能不能跟他们到森林里去一下？”
贝利直视前方，下巴扳得和马蹄一样僵硬。“不行。”他说。
“听着，”贝利说，“我们遇到麻烦了！你们都没明白这是什么情况。”他的声音嘶哑，双眼和运动衫上的鹦鹉一样蓝、一样瞪得滚圆，身体纹丝不动。
“离这儿不远，我记得很清楚。”祖母说，“来回也就二十分钟吧。”
祖母抬手整理帽檐，仿佛要和儿子一起走进森林，但它从帽子上掉了下来。她盯着帽檐看了片刻，松手让它落到了地上。伊拉姆抓住贝利的胳膊把他拉起来，像在搀扶一位老人。约翰·威斯里抓住了父亲的手。鲍比·李跟在三人后面，他们一起向森林走去。刚走到黑暗的入口，贝利就转过身来，靠在一棵松树光秃秃的灰色树干上，喊道：“我很快就回来，妈妈，等我！”
“我们从来没见过有夹板墙的房子！”琼·斯达尖声喊道，“咱们去看有夹板墙的房子吧！嘿老爸，让我们去看有夹板墙的房子吧！”
“现在就回来呀！”他妈妈尖声喊道，但四个人还是走进森林，消失不见了。
“嘿！”约翰·威斯里说，“咱们去那儿看看吧！我们一定能找到！把所有木板都捅穿，然后就能找着了！现在有谁住啊？应该在哪儿拐弯？嘿老爸，在这儿拐弯不行吗？”
“贝利儿啊！”祖母声音悲恸地喊。她意识到自己正盯着“格格不入”，后者在她面前蹲了下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她绝望地说，“你一点都不普通！”
在下午蒸腾的热气中，一家人又上了路。祖母打起了盹，每过几分钟就被自己打的呼噜惊醒一次。到了图姆斯波罗镇外，她醒了过来，想起这附近有座老种植园，她年轻时曾经去过。她说那房子门前竖着了六根洁白的石柱，连接着一条种满橡树的大道。门前两侧各有两把小小的木制格状藤椅，她和追求者在花园里散步后可以坐下乘凉。她还清楚地记得去那儿该怎么走。当然啦，她知道贝利不会为了一座老房子耽搁赶路的时间，但她讲得越多，就越想再去一次，看看那对藤椅还在不在。“屋里有面秘密夹板墙。”她富有技巧地撒谎，并暗自希望自己说的是事实，“传说在谢尔曼军队经过的时候，那家人把祖传银器藏到了那面夹板墙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到过……”
“不，我不是个好人。”“格格不入”顿了一秒才说，似乎在仔细考虑她的话，“但我也不是这世界上最坏的人。我爸说我和其他兄弟姐妹根本不是同一个物种。‘要我看，’我爸当时说，‘有些人活一辈子什么都不问，还有些人就必须得搞懂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孩子就属于后者。他会对一切着迷！’”他把黑帽子戴到头上，突然抬头看了看天，又望向森林深处，好像又有些难为情。“抱歉我没穿上衣，这对女士太失礼了。”他说，微微耸起肩膀，“逃出来的时候，我们把原来的衣服都埋到地里了，只能就这么先忍着。这些衣服是从路上遇见的几个人身上借来的。”他解释道。
他和祖母讨论起以前的美好年代。老太太说她觉得变成现在这样都要怪欧洲。她说，看欧洲的反应，好像我们全是用钱做的一样。瑞德·塞米说没什么可说的，她说得太对了。孩子们跑出了门，在耀眼的白色阳光下观察楝树上的猴子。猴子蹲在稀疏的枝叶间，忙着捕捉身上的虱子。每捉到一只，它就会用牙把虱子细致地咬碎，仿佛在品尝美食。
“没事，挺好的。”祖母说，“贝利的行李箱里可能有多余的衬衫。”
“好人难寻啊。” 瑞德·塞米说，“现在越来越差劲了。我还记得以前那些日子，出门的时候连门都不用锁。现在可不行了。”
“我会找找看的。”“格格不入”说。
“够了。” 瑞德·塞米说，“把他们点的可乐拿来。”他老婆回身去拿饮料了。
“他们把他带到哪儿去了？”孩子们的母亲尖声叫道。
“就算他跑来打劫我们这儿，我也一点都不奇怪。” 瑞德·塞米的老婆说，“只要他听说有这么个地方，他就一定会来。就算听说收银机里只有两分钱，他也一定会……”
“我爸也是个奇人。”“格格不入”说，“没人能骗到他。不过他从来不和当局惹麻烦，他很擅长对付那些人。”
“你读没读报纸？知不知道那个‘格格不入’的罪犯已经逃出来了？”祖母问道。
“只要努力，你也能做一个老实人。”祖母说，“你想想啊，要是能安定下来过上舒适的生活，不用担心老有人在后面追你，那该有多好啊。”
“是啊，夫人，我想也是。” 瑞德·塞米说，似乎被这个答案吓了一跳。他老婆端着五盘食物回来了，一个托盘都没用：两手各端两只盘子，还有一只架在胳膊上。“在上帝创造的这个绿色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她说，“没有任何人例外。任何人。”她盯着瑞德·塞米重复。
“格格不入”不停用枪托在地面上划来划去，似乎在思考这个主意。“是啊，太太，总有人在后面追你。”他低声喃喃。
“因为你是个好人！”祖母毫不迟疑地回答。
祖母低头看着他的帽子和肩膀，注意到他的肩胛骨非常瘦削。“你祈祷吗？”她问。
“上周来了两个人。” 瑞德·塞米说，“开着辆克莱斯勒。那车挺旧的，但质量不错，我也觉得那俩小伙子还行。说他们在磨坊工作，结果呢？他们加完油，我就让他们赊了账。我干吗要那么做啊？”
他摇了摇头，祖母只能看见那顶黑帽子在肩胛骨之间摇晃。“不。”他说。
“现在的人确实和从前不一样了。”祖母说。
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没多久又传来了第二声，随即只有一片沉寂。老太太猛然扭过头去。她能听见风在树顶掠过，像一声满意的深呼吸。“贝利儿啊！”她喊道。
瑞德·塞米进了屋，叫老婆别在柜台后面晃悠了，赶紧把点的菜给上了。他的卡其裤裤腰卡在胯部，圆滚滚的肚子向前凸出，在衬衫下左右摇晃，像一袋面粉。他走到一家人旁边，在另一张餐桌边坐下，半是叹息、半是哼歌似的吐了口气。“没法子。”他说，“真是没法子。”他拿出一块灰色的手帕，脸色通红地擦了擦汗水。“现在这年头，连个能相信的人都找不到。”他说，“你们说是不是？”
“我在唱诗班里唱过一阵。”“格格不入”说，“我几乎什么都干过。当过兵，陆军和海军都进过，国内国外到处跑。结过两次婚，在殡仪馆干过，当过铁道工人，犁过地，遇到过龙卷风，看过一个人被活活烧死。”他抬起头，望向紧挨在一起的母亲和小女孩，她们脸色惨白，双眼无神。“我还见过一个女人被人抽鞭子。”他说。
“你就不觉得羞愧吗？”祖母低声训斥。
“祈祷吧，祈祷吧，”祖母说，“祈祷吧，祈祷吧……”
“多可爱啊！”女人重复道，礼貌地咧嘴一笑。
“我记得我小时候一直是个好孩子。”“格格不入”的语气有些恍惚，“但后来我做错了事，进了感化院。他们活埋了我。”他抬头盯着祖母的眼睛，迫使她将注意力转回他身上。
“绝对不愿意。”琼·斯达说，“就算给我一百万，我也不要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她奔回了餐桌边。
“那时候你就应该开始祈祷。”她说，“你第一次进感化院是因为什么？”
“多可爱啊！” 瑞德·塞米的老婆说，从柜台后面俯出身来，“你愿不愿意做我家的女儿呀？”
“往右转是墙。”“格格不入”说，抬头看着无云的天空，“往左转也是墙。抬头是天花板，低头是地板。我忘了我干什么了，太太。我坐在那儿想啊想啊，想记起我究竟干了什么，但事到如今也没想起来。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马上就能想起来了，但一直都没想起来。”
塔楼内部是间阴暗狭长的屋子，一头摆了柜台，另一头摆了几张餐桌，中间都是跳舞的地方。一家人在五分钱点唱机旁边的牌桌就坐，瑞德·塞米的老婆走来给他们点了单。她是个皮肤棕黑的高个子女人，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比肤色还浅。孩子们的母亲往点唱机里投入一枚十美分硬币，机器播放起《田纳西华尔兹》。祖母说这首曲子总让她想跳舞，并问贝利愿不愿意和她共舞一曲，但贝利只是瞪了她一眼。他可没有祖母这样天生的快活性格，旅行总会令他紧张不已。祖母的棕色眼睛闪闪发亮。她左右摇晃脑袋，坐在椅子里假装跳舞。琼·斯达要求放首她能跟着跳踢踏舞的歌，孩子们的母亲就又投进一枚十美分，换了一首快节奏的曲子。琼·斯达走到舞池里，跳了支踢踏舞。
“也许他们弄错了。”老太太含糊地说。
瑞德·塞米躺在塔楼门外的空地上，头埋在一辆卡车底下。离他不远处有只约一英尺高的灰毛猴子，拴在一棵小楝树上吱吱叫唤。两个孩子跳下车奔了过去，猴子顿时跳上树，爬到了最高的树枝上。
“不，”他说，“他们没弄错。他们有我的罪证。”
一家人在塔楼停了车，买了烤肉三明治吃。塔楼是提默西郊外空地上一座用灰泥和木梁搭起的建筑，既是加油站，又是舞厅，老板是个名叫瑞德·塞米·巴茨的胖男人。塔楼周围好几公里的高速路上都竖着招牌，楼里也竖了好几处同样的牌子：尝尝瑞德·塞米的烤肉吧！远近闻名的瑞德·塞米！瑞德·塞姆！开怀大笑的小胖子！退伍老兵！瑞德·塞米为您服务！
“那你肯定是偷东西了。”她说。
祖母说如果他们安分下来，她就讲个故事给他们听。讲故事的时候，她总是转动眼珠、摇头晃脑，表现得十分夸张。她说，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曾有一位名叫埃德加·阿特金斯·提加登的先生追求过她，他来自佐治亚州的加斯帕。她说这位先生是位非常英俊的绅士，每个周六下午都给她送来一个西瓜，瓜皮上刻着他的姓名首字母“E.A.T”，组成了“吃”这个单词。然后呢，她讲道，又是这么一个周六，提加登先生送来了西瓜，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就把西瓜留在门廊上，坐着双轮马车回加斯帕去了。但祖母她可从来没有收到这个西瓜，因为有个小黑崽看见首字母缩写组成的“吃”这个词，就把西瓜给吃了！这故事触动了约翰·威斯里的好笑神经，他咯咯地笑个不停。但琼·斯达并没觉得这故事有什么好。她说，光凭周六送来的一个西瓜，她可不会嫁给对方。祖母说她当年要是嫁给提加登先生就好了，因为他是位绅士，还在可口可乐刚上市的时候就买了他们的股票，几年前去世的时候是个大富豪。
“格格不入”轻嗤一声。“没人有我想要的东西。”他说，“感化院的精神医生说我杀了我爸，但我知道他在撒谎。我爸在一九一九年死于流感大流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埋在霍普维尔山浸礼会教堂的墓地里，你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看。”
孩子们读完了所有的漫画书，打开午餐盒吃了饭。祖母吃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和一颗橄榄，不许孩子们把午餐盒和纸巾扔出车窗外。然后他们无事可做，便玩起了猜云的游戏：一个人挑出天上的一朵云，叫其他两个人猜那是什么形状。约翰·威斯里选了一朵看起来像牛的云，琼·斯达猜是牛，约翰·威斯里说不对，是汽车。琼·斯达说他这样不公平。两人越过祖母，互相拍打起来。
“如果你愿意祈祷，”老太太说，“耶稣就会来帮你。”
“都‘飘’[1]没了。”祖母说，“哈哈哈。”
“没错。”“格格不入”说。
“种植园去哪儿了？”约翰·威斯里问。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祈祷呢？”祖母突然高兴得浑身发抖。
祖母提议把宝宝给她抱，母亲从前座把婴儿递了过来。祖母把婴儿放到腿上轻摇，给他讲起窗外的景色。她转动眼珠，嘟起嘴巴，将干瘪粗糙的脸贴到他冷漠光滑的小脸上。婴儿偶尔冲她露出心不在焉的微笑。车开过一片宽阔的棉花地，田地中央立着五六座墓碑，周围围起栅栏，像座小小的孤岛。“瞧啊，墓地！”祖母伸手指着那片地方，“那是以前的家族墓地，属于种植园。”
“我不需要帮忙。”他说，“我自己活得挺好。”
两个孩子互相交换了漫画书。
鲍比·李和伊拉姆从森林里慢悠悠地走了回来。鲍比·李手里拿着一件印着亮蓝色鹦鹉的黄色运动衫。
“他可能根本没有长裤。”祖母解释道，“乡下的小黑崽不像我们拥有那么多东西。如果我会画画，我一定把这景象画下来。”她又说。
“把衣服扔过来，鲍比·李。”“格格不入”说。运动衫飞到了他的肩上，他把衣服穿上了。祖母觉得那运动衫让她想起了什么，但又想不出是什么。“是这样的，太太，”“格格不入”一边系扣子一边说，“我后来发现，罪行是什么都无所谓。不管你做了什么，是杀了人，还是从车上偷了只轮胎，早晚你都会忘了究竟干过什么，都一样要受罚。”
“他没穿裤子。”琼·斯达说。
孩子们的母亲发出粗重的呼吸声，好像喘不过气。“太太，”“格格不入”问道，“你和小姑娘能不能跟鲍比·李和伊拉姆一起走，去那边和你丈夫会和？”
“在我那个年代，”祖母把青筋暴露的干瘦手指交叠在一起，“小孩要比现在更尊重他们生长的家乡，尊重他们的父母，还有其他一切。那时的人都很守规矩。哦快看，那个可爱的小黑崽子！”她指向一个站在窝棚门口的黑人小孩。“简直像是一幅画，你们说呢？”她说。全家人都回过头，透过后车窗望向那个黑人小孩。小孩挥了挥手。
“好，谢谢你。”母亲声音微弱地说。她的左臂无力地垂在身侧，右手抱着的婴儿已经睡着了。“搀这位女士一把，伊拉姆。”见她挣扎着从沟里站起身，“格格不入”补充，“鲍比·李，你牵着小姑娘的手。”
“说得好。”琼·斯达说。
“我不想和他牵手。”琼·斯达说，“他长得像头猪。”
“田纳西就是个乡村垃圾场。”约翰·威斯里说，“佐治亚也是个破破烂烂的地方。”
胖子涨红了脸，发出一阵大笑，抓住她的胳膊，跟在伊拉姆和她母亲后面进了林子。
“如果我是个小男孩，”祖母说，“我可不会这么说自己的家乡。田纳西有高山，佐治亚有小山。”
只剩下“格格不入”和祖母待在一起，祖母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也看不见太阳。周围除了森林一无所有。她想告诉“格格不入”，他必须祈祷。她张开嘴又闭上，重复了好几次才发出声来：“耶稣，耶稣。”她的意思是耶稣会帮助你，但她的语气像在咒骂耶稣一样。
“咱们赶紧开出佐治亚州吧，免得看它太久。”约翰·威斯里说。
“是啊，太太。”“格格不入”说，仿佛同意她的观点。“耶稣把一切都搞砸了。他和我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没犯罪，而那帮人拿着我的罪证，可以证明我有罪。当然了，”他说，“他们从来没把那些罪证给我看过，所以现在我都自己记下来签字。很久以前我就说过，应该搞个签名，把做过的所有东西都记下来签好字，自己存一份。这样你就知道都做过什么事，回头可以把罪行和得到的惩罚对比一下，看看两者是否对得上。这样一来，你就有东西证明那惩罚不公平了。我管自己叫‘格格不入’，是因为我做的错事和我所承受的惩罚对不上。”
祖母说这真是个开车的好天气，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她提醒贝利路上的限速是每小时五十五英里，巡逻的交警会藏在广告牌和小型树丛后面，瞬间扑上来抓住你，不给你时间减速。她一一指出周围有趣的景色：石头山；有时会在高速路两侧同时出现的蓝色花岗岩；河岸上稍稍发紫的亮红色黏土；田野里仿佛绿色蕾丝般交织成行的各种农作物。树丛间满溢着银晃晃的阳光，植被相对稀薄的地方闪得直耀眼。孩子们读着漫画杂志，母亲又睡了过去。
森林里传来一声尖厉的惨叫，随即是一声枪响。“你觉得这样对吗，夫人？有的人受到无穷无尽的惩罚，有的人却根本不用受罚？”
老太太找了个舒服的姿势，脱下白色的棉手套，和钱包一起摆到车后窗前面的置物架上。孩子们的母亲仍然是长裤加绿色头巾的打扮，但祖母不一样。她头上戴着一顶海军蓝的宽檐草帽，帽檐上插了一束白色的紫罗兰，身上则穿着小白圆点图案的海军蓝长裙。她的领子和袖子都是缀有蕾丝的白色蝉翼纱，领口上还别了一束布制的紫色紫罗兰，里面包着香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只要看到高速路上的遗体，谁都能一眼看出她是位尊贵的夫人。
“耶稣啊！”老太太喊道，“你出身高贵！我知道你不会对女士开枪的！我知道你父母都是好人！祈祷吧！耶稣啊，你不该对女士开枪。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
祖母坐在后座中央，两侧分别是约翰·威斯里和琼·斯达。贝利、孩子们的母亲和婴儿坐在前排。他们在八点四十五分开出了亚特兰大州，汽车的英里数显示是55890。祖母把这个数字写了下来，觉得如果回来时能说出一共跑了多少英里会很有趣。二十分钟后，他们开进了城市周边的郊区。
“太太，”“格格不入”说，目光越过她投向森林深处，“尸体是不会给送葬的人塞小费的。”
第二天早晨，祖母第一个坐进了汽车，等待出发。她带上了自己的黑色大手提箱，它看起来像是河马的头颅。祖母把箱子塞到角落里，在底下藏了只篮子，篮子里装着猫咪皮缇·辛。祖母不想让猫整整三天都孤独地待在家里，因为猫一定会思念她的，她也怕猫会不小心把煤气炉蹭开，煤气中毒而死。她儿子贝利可不愿意带着猫去住汽车旅馆。
又有两声枪响传来。祖母抬起头，像在火上烤到干瘪的老母火鸡乞求清水般地唤道：“贝利儿啊，贝利儿啊！”她叫得仿佛心都要裂开了。
琼·斯达说她天生就是卷发。
“只有耶稣才能让死者复活。”“格格不入”继续说，“他不该那么做的。他打破了事物的平衡。如果他真的兑现了承诺，那你就只能抛下一切，随他而去。如果他做不到，那你就只能尽量享受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了，不管是杀人，给房子放火，还是干点什么别的来折磨别人。毫无乐趣，只是为了折磨。”他几乎是在低吼。
“好了，小姑娘。”祖母说，“看我下次还帮不帮你卷头发。”
“也许他没有让死者复活。”老太太喃喃着。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觉得一阵眩晕，双腿一软，慢慢坐倒在冲沟里。
“就算给她一百万，她也不会留在家里。”琼·斯达说，“她就怕会错过什么。不管我们去哪儿，她都要跟着去。”
“我不在场，不知道他到底做了没有。”“格格不入”说，“真希望当时我也在。”他说，用拳头捶打地面。“我本该在场的，如果我在，我就能确定了。听着，太太。”他高声说，“如果我当时在场，我就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他的声音差点哽咽。祖母的思绪清晰了片刻。她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脸皱成一团，好像要哭似的。她低声说：“哦，你就像我的宝贝。你就是我的孩子！”她伸出手，碰了下他的肩。“格格不入”像被蛇咬了一样跳起身向后退去，冲着她的胸口开了三枪。然后他把枪放到地上，摘下眼镜，开始擦拭镜片。
“我会抽他耳光。”约翰·威斯里说。
伊拉姆和鲍比·李从树林里回来了，站在沟边低头看着祖母。她在一摊血泊里半坐半躺，像小孩一样盘着腿，仰脸对着无云的天空，脸上还挂着微笑。
“哦，那万一这个家伙，这个叫‘格格不入’的人抓到你们，你们要怎么办？”祖母问。
摘下眼镜的“格格不入”眼眶发红，眼神黯淡而脆弱。“把她拖走，和其他人扔到一起去。”他说，抓住正在他腿边蹭来蹭去的猫，提了起来。
“她不会留在家里的，就算让她当一天女王也不行。”琼·斯达说，一头金发的脑袋抬也不抬。
“她话可真多啊，是吧？”鲍比·李说，哼着小曲跳进了沟里。
母亲似乎没听见她的话。八岁的约翰·威斯里开了口：“要是不想去弗罗里达，你干吗不留在家里？”他身材矮胖，戴着眼镜，此时正和妹妹琼·斯达一起坐在地上阅读幽默专栏。
“如果每分钟都有人冲她开枪，”“格格不入”说，“她也能成为一个好女人。”
贝利头也不抬。于是祖母转过身，对着孩子们的母亲。母亲是位穿着长裤的少妇，脸庞和卷心菜一样宽大，一样无辜。她头上戴了块绿色的头巾，顶上系起两个角，像一对兔子耳朵。她正坐在沙发上，拿着罐头给宝宝喂杏子。“孩子们都去过弗罗里达了。”老太太说，“应该带他们去个新地方，让他们看看不同的景色，开开眼界。他们可从来没去过东田纳西。”
“真有趣！”鲍比·李说。
祖母并不想去弗罗里达州。她想去东田纳西州拜访几位老朋友，一有机会就试图说服贝利。贝利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就住在他家里。贝利坐在餐桌边，屁股悬在椅子沿上，正低头专心读着报纸上橙色版面的体育专栏。“看这个，贝利。”祖母说，“就是这儿，你快读读。”她一手搭在自己干瘦的腰上，另一只手冲着贝利的秃头挥舞报纸，抖得哗哗作响。“这个自称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家伙从联邦监狱逃出来了，正往弗罗里达跑呢。你看这儿，瞧他对那些人都做了些什么呀。你快看啊。有这样的罪犯逍遥法外，我可不会带孩子去有他在的地方。要不然我良心上都过不去。”
“闭嘴，鲍比·李。”“格格不入”说，“人生根本没有真正的乐趣。”
［美］弗兰纳里·奥康纳 | 李天奇 译
[1]此处祖母戏用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的书名，指种植园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