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站长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终于想起来那袖子里一卷纸似的东西。掏出来一看，居然是一把五块卢布、十块卢布的票子。眼泪又忍不住涌上来，但这次却是因为愤怒。他把票子揉成一团，用力往地上一扔，用鞋跟使劲地踩了好几次才愤然离去，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想了一会……转过身来，但那一卷卢布票子已经不见了。一个衣着鲜亮的年轻人看到老站长转过身来立刻跳上一辆马车，喊了声：“快走！”老站长并没有追上去，他想回到驿站去，但回去之前，他想再见冬妮娅一次。于是，连续好几天他都到明斯基那里去。但每次勤务兵都坚决说老爷不接见任何人，推着他的胸口把他挤出门，“砰”地就把门关上了。老站长在门口站了许久，但最后只能失望而归。
明斯基不知给站长袖子里塞了些什么，接着便开门把他请了出去。不知怎的，老站长就站在了大街上。
就在同一天晚上，老站长刚从教堂做完祷告出来，正沿街走着，突然，一辆华丽的马车从他身边疾驰而去。老站长立即认出了坐在车里的明斯基。那马车停在了一栋三层高的小楼前，老站长看着明斯基下车上了楼。一个念头从老站长脑子里闪过。于是他转过身，同门口的车夫攀谈起来。
“既然覆水难收，你最好还是接受现实吧。”明斯基神色狼狈，“在你面前我的确感到内疚，所以我愿意请求你的原谅。但我是不可能放弃冬妮娅的，我保证会让她幸福。再说了，你带她回去又能干吗呢。要是回去了，你们都得背着这个回忆过一辈子，何必呢。”
“老兄，这是谁家的马车？”他问，“不是明斯基的吗？”
“大人，”老站长继续说起来，“虽然说覆水难收，但还是希望您把冬妮娅还给我，您玩够了就好，别毁了她呀。”
“是啊。”车夫回答，“你要干吗？”
明斯基瞥了他一眼，脸红了，抓住他的手迅速将他领到书房，随手便把门锁了起来。
“是这么回事，你家老爷吩咐我送张条子给他的冬妮娅，可我记不得他的冬妮娅住在什么地方了。”
老站长的心怦怦跳起来，眼泪忍不住往外流，声音禁不住颤抖起来，连话也说不清楚了：“大人，您行行好吧。”
“就在这儿，第二层。不过，你的条子来迟了，老兄！现在，老爷本人已经在她那儿了。”
“老兄，你来做什么？”明斯基问道。
“哦，不打紧，谢谢了啊，我上去还有点别的事。”老站长一面谢过他，一面朝着门口走去。
一天清晨，他走进明斯基的前厅，请求通报大人说有个老兵求见。那勤务兵正擦着上楦头的皮靴，漫不经心地说，老爷正在睡觉，十一点以前不会客。站长只好等到十一点再来。这次，明斯基本人出来见他，身穿晨袍，头戴鲜红小帽。
门关着。他按了门铃，一颗心沉沉地等了几秒钟。钥匙响了，门对他打开。
怀着这一丝希望，老站长出发去了彼得堡。他住在伊兹曼诺夫斯基团的驻地，一个退役老同事的家里。刚刚安顿下来，老站长就一刻都不肯耽搁，立刻开始寻找女儿。不久，他打听到骑兵大尉明斯基就在彼得堡，住在杰蒙特饭店。站长决定去找他。
“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住这儿吗？”
“说不定，”老站长想，“我能把我的迷途羔羊带回来。”
“是这儿，”年轻的女仆回答，“你找她有什么事？”
听到这消息，老头再也承受不住，一头栽倒在床上，倒在了那张他好心让出来给青年养病的床上。过去的情形历历在目，老站长终于悲伤过度，发起了高烧。驿站里暂时换了人管事，而站长本人也被送到S市里看病。说来也巧，给站长看病的恰好是给那青年看病的医生。医生告诉站长说，那人的身体好得很，根本没有病，完全是装的，他一眼就看穿了那人的心思，不过是怕日后报复，所以一句话也不敢说。不管那医生说的是真话还是只想吹嘘自己有先见之明，反正不管说什么都安慰不了老站长了。病还没痊愈，站长便向邮政局长告了两个月的假，也没对谁说什么，他便踏上了寻找女儿的路途。他从驿马使用证上得知那青年，明斯基骑兵大尉是从斯摩棱斯克动身前往彼得堡的。那个送走明斯基的车夫说：虽然冬妮娅一路哭哭啼啼的，但总的来说还是心甘情愿的。
站长不答腔，走进客厅。
没过多久，老站长就懊悔起来：我怎么能这么糊涂呢，怎么让冬妮娅就这么跟他走了呢？我是吃错了什么药？中了什么邪了？才过去半个小时，老站长便心疼起来，惶惶然地，失神落魄，终于再也忍不住，拔腿就往教堂跑去。但等他到教堂的时候，前来做礼拜的人已经散了，院子里，门口，哪里都找不到冬妮娅的影子。他又急忙跑进教堂。神父正从祭坛上走下来，执事正在灭蜡烛，还有两个老太在角落里祷告。可怜的父亲踌躇良久，终于打定主意去问教堂执事：“冬妮娅来祷告了没？”执事回答说：“没来。”站长万念俱灰地往家走，忽然想，冬妮娅会不会不懂事，自作主张走到下一站，去她教父家了呢？这可是最后一线希望了啊。老站长在家里坐立不安，等着那少年的马车，就是冬妮娅乘坐的那辆马车回来。等到黄昏时刻，车夫终于驾着那马车醉醺醺地回来了。但他带来一个更为致命的消息：冬妮娅同那青年一道，一直往下一站走去了。
“不行！不行！”女仆在后面叫起来，“阿芙朵琪娅·萨姆松诺夫娜有客。”
冬妮娅上车坐在年轻人身旁，马夫跳上了马，吆喝了一声，车子便离开了。
站长当作没听见，一个劲儿地朝前走。第一间房间暗着，第二间也是，老站长的心怦怦直跳，终于第三间房亮着灯。门没锁，他站在门口，看到明斯基背对着自己坐在椅子里。他的冬妮娅坐在明斯基手边，穿着锦衣华服，戴着珠宝玉石，像极了英国皇家贵族。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明斯基，戴着戒指的手指缠绕一缕乌缎似的发丝。老站长站在门口发蒙了，他从未见过女儿这般美艳，竟不由自主地欣赏起来。
“你怕什么？”老站长说，“大人又不是狼，又不会咬人。你就跟大人一起，正好送你到教堂。”
“谁呀？”冬妮娅问了一声，没抬头。
又过了一天，年轻人终于痊愈了。他显得尤其开心，一会同冬妮娅说笑，一会又同老站长攀谈，不然就自己吹吹口哨同过往的客人闲聊，帮老站长登记驿马使用证。他对老站长是如此热心，不多久便赢得了站长的欢心，以至于三天后年轻人要走的时候，老站长都舍不得了。那天正好是礼拜天，冬妮娅打算去做礼拜。年轻人跟老站长道别，大方地付了食宿费，又很自然地提出让冬妮娅送他到村口，冬妮娅有些犹豫不决……
老站长没吭声。冬尼娅没听到回答便抬起头，这时，她大叫一声，跌倒在地毯上。明斯基也吃一惊，弯下身去扶她，然后，眼角余光扫到老站长的身影。明斯基愣了一愣，放下冬妮娅，气势汹汹地向老人走过来，面色不善。
第二天，年轻人的病又加重了。他的仆人只好骑马进城去找大夫，冬妮娅用手帕沾了醋放在他额头上，然后坐在床边一边做女工一边照顾他，寸步不离。老站长来看他，他几乎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些含糊的声响。虽然喊饿，饭菜端上来却吃不了几口。年轻人一个劲地喊口渴，冬妮娅给他端上来一罐亲手做的柠檬汁，一口一口地喂他，他却只能湿湿嘴唇。每次递杯子，他都要虚弱地捏一捏冬妮娅的手以示感谢。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夫终于到了，他给年轻人把了把脉，并用德语同他交谈了几句，一会又用俄语宣布，病人只需要好好休息几天，就能痊愈上路了。年轻人给了大夫二十五卢布并邀请他留下来吃饭，大夫没有推辞。他俩胃口都不错，喝了一瓶酒，双方都很开心。
“你想干吗？”明斯基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问，“阴魂不散！找死吗？滚！”说罢，用力推了老人一下。老站长一个趔趄，跌了出去。
接着，他将故事详细地告诉了我。三年前，一个冬日的黄昏，他正捣鼓着新记事簿，冬妮娅正在屏风后面补衣服，一辆三马马车停在了门口。一个旅客，头戴着毛茸茸的冬帽，身披斗篷，一上来就问他要马，但是所有的马匹都借走了。一听没有马，那人立刻就提起嗓门，作势扬起鞭子。见惯了这场景的冬妮娅闻声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甜甜地问道：“您要吃些什么吗？”果然，那人火气全消，同意等待马匹并要了一份晚餐。那人把湿漉漉乱糟糟的帽子摘下来，解开披风，脱掉大衣，原来是个身材挺拔、长相秀气、蓄着两撇小胡子的年轻军官。他很快就跟站长和冬妮娅攀谈起来。晚餐做好的时候，马匹也到了。站长吩咐说不用喂马了，直接就给这位客人套上。但等到站长忙完回来的时候，年轻人却倒在了长椅上，几乎不省人事了，他病倒了，头疼得厉害，已经不能继续上路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老站长把自己的床让给年轻人睡。老站长想，要是明天早上还不见好，就去S市找医生。
老站长回到住处，跟老同事讲了这一趟的遭遇，老同事气不过，让他去城里告状。老人叹了叹气，只摆了摆手，说了一句：“算了吧。”没过两天，老站长就离开了彼得堡，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操旧业。
“你说你认识我的冬妮娅？”他说道，“是啊，谁不认识她呢，冬妮娅，冬妮娅，她那时可是个好姑娘，谁路过这里，谁不夸赞她一下呢？从没人说过她半句不好。太太们喜欢送她礼物，有时候送头巾，有时候送耳环。过路的老爷们都借故停下来，吃个午饭晚饭什么的，不过就是为了多看她两眼。脾气再大的老爷，在她面前都会软下来，跟我说话也和气了。先生，信不信由你，官差和信使能跟她一口气聊半个小时！这整个房子都是她打理的，打扫或者煮饭，她都做得井井有条。而我这个老傻子，光知道疼她。但是再疼她都没用啊，这都是天意啊。”
“都三年了，”最后他说，“我失去了冬妮娅，这么多年，一点消息也没有，不知道她是死是活，死了可有善终？活着又是否安好？像她这样被拐走的傻丫头实在是太多了，这些纨绔子弟，前一刻锦衣玉食、绫罗绸缎地供着，玩腻了又随意丢弃，不管死活。我的冬妮娅啊，她要是还活着，可能也是这个下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时候想到这，心一横，就想她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想的没错，老头还是愿意喝杯酒的。一杯酒下肚，老头脸色缓和不少，两杯酒下去，便健谈了。要么是他真的记起了我，要么是假装的，总之我听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这就是我的朋友，老站长的故事。他向我讲这故事的时候，几次哽咽，泣不成声，提起衣角猛擦眼泪，就像是季米特里耶夫[1]的叙事诗中的那个热心肠的杰连季一样。也可能是酒精的缘故吧，老站长足足喝了五杯，不停地淌眼泪。我看着他，心里也不禁难过起来，长久地为老站长的遭遇难过，也为可怜的冬妮娅难过。
他假装没听到我的问题，继续捣鼓着手里的文件。我没再问下去，自己动手烧了壶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指望一杯果酒能让我的老朋友松松口。
前不久，又是一次机缘巧合，我路过老地方，听说老站长打理的驿站已经撤掉了。我一心念着老站长，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于是辗转托人打听，又租了几匹马，到了乡下。
“那她结婚了吗？”我问道。
已经是深秋时节了，刚过了收割的季节，天上灰蒙蒙的，冷风在空旷的田野上肆虐着。进村的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我把马拴起来。门厅里（可怜的冬妮娅曾经在这儿吻过我）走出来一个胖婆娘，我问她关于老站长的事，她满不在乎地告诉我说那老头已经死了一年了。现在住在这里的是一位酿酒师傅，她就是那酿酒师傅的老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感到空落落的，为我白白花掉的七个卢布惋惜起来。
他皱起眉头来：“谁知道呢。”
“他怎么死的？”我问那胖婆娘。
“你的女儿，冬妮娅呢，她还好吗？”我继续问道。
“喝酒醉死的，老爷！”
“很有可能，”他答道，神色阴郁，“这条路挺忙，来往旅客多得很。”
“他埋在哪里？”
“你还认识我吗？”我问道，“我们算是老相识了。”
“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
马匹停在了驿站的小楼前。我一进门就认出了那几幅“浪子回头”的画。桌子和床铺仍摆在那个位置，但窗口的鲜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零乱衰败。站长穿着一身毛大衣，他显然还在睡觉，我的到来将他吵醒了。这的确是萨姆森·维林啊，但他怎么老了这么多！在他帮我登记驿马使用证的时候，我望着他一头白发，满脸褶皱，胡子拉碴，显然好久没刮过了，还有他那佝偻的背影，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什么事情，竟然让那么健壮的一个汉子变成这样羸弱的一个干老头？
“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行吗？”
好几年过去了，机缘巧合。我要去同一个地方，经由同样的驿道。想到还能见到站长的女儿，我心里乐开了花。但我告诉自己，站长可能早已换了人，而冬妮娅也可能早就出嫁了。我甚至想到，那站长，或者是冬妮娅，可能已经死了。我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前往驿站。
“当然行了！万卡，你跟那小猫玩够了没有，来，领这位老爷上坟地去，就是那个老站长的坟。”
马匹早已准备好了，我却不愿这么快离开站长和他女儿。到最后，不得不说再见了，站长便祝我一路顺风，他的女儿一直把我送上车。在门厅里，我问能不能亲她一下，她同意了……我同许多女人接过吻，但没有人像她一样给我留下如此长久的印象。
一个穿着破烂的独眼小男孩闻声向我跑了过来，带我去看老站长的坟。
我还没来得及付钱给车夫，冬妮娅已经捧着茶具回来了。这小妖精瞅我第二眼，就知道自己已赢得了我的好感，自信地冲着我眨了眨蓝色的大眼睛。我同她谈话，她全无羞涩扭捏之态，像个涉世已久的女人。我请她父亲喝了杯果酒，给她递过一杯茶。接着我们仨便聊了起来，像是相识已久的老友。
“你认得过世的老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说着，他开始登记我的驿马使用证。我无所事事，只好到处看看，我看到他简陋而整洁的房间墙壁上挂着许多画，画上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第一幅画是一个羸弱的老人，头戴睡帽，身着长衣，送别一个心浮气躁的少年，他正匆忙谢过老者的祝福，接过钱袋。第二幅则生动地描绘了那少年的堕落形象：被一群酒肉朋友和恬不知耻的女人们围坐着。接下来，那少年就落入窘境，衣着破败，头戴三角帽，和一群地位卑微的人聚在一起，分食午餐，面带悔恨与自责。最后一幅画是那少年重回父亲身边的景象，心地善良的老人还是穿着他走时的那一套衣服，蹒跚地迎接那少年，而浪子则跪在了老父的面前。远处是厨子宰杀肥牛的情景，哥哥询问佣人们，这番欢乐景象是何缘由。每幅画下面都用德语写着几句应景的话。这几幅画，连同盆里栽着的凤仙花、碎花的床幔以及其他的家具摆设，都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五十来岁的站长，精力仍然旺盛，穿着深绿色的长制服，胸前戴着三枚勋章，挂勋章的带子都褪了色。
“当然认得了，他还教我们吹口哨呢！有的时候他从酒店走出来，我们跟在背后，口里叫：‘爷爷！爷爷！给几个核桃吧！’他就把核桃分给我们吃。他老是跟我们玩。”
“是啊，的确是的，”站长答道，语气里的骄傲和自豪不言而喻，“她聪明着呢，跟她妈妈一样。”
“过路的旅客记得他吗？”
“是你女儿？”我问道。
“现在很少有旅客过来了，陪审官倒是有时候来，可他们又不管死人的事。不过夏天有位太太来过，还特意去他坟上看了呢。”
“喂！冬妮娅！”站长喊道，“烧点水，再拿点奶油来！”一个十四岁的女孩闻声跑了过来。她的美貌令我吃了一惊。
“什么样的太太呢？”我好奇地问。
那天天气很热，还有三俄里就到N站了，却下起了小雨，不一会儿小雨变成了倾盆大雨，把我淋了个通透。终于到了N站，此刻，我只想尽快换一身干衣服，再要些热茶水。
“长得特好看，”小孩回答，“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带了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哈巴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死了，她就哭起来，对她的孩子们说：‘你们在这儿乖乖待着，我去坟上看看就来。’我走上前去自告奋勇给她带路，可那位太太说她自己认得路，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们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栅，立了许多十字架，没有一棵树。我从没见过如此凄凉的墓地。
1816年5月，我经由一条N市内已废弃的驿道去办事。彼时我官位卑微，只能沿着驿道走，每次雇一个车夫、两匹马。因此，驿站长们对我并不十分客气，我经常要据理力争才能得到那些我本应拥有的东西。那时我也是年轻气盛，碰到驿站长把本是为我准备的马匹拱手让给某位官老爷，我便气不过，觉得饱受委屈。就像有一次在某位省长的宴会上，势利的侍应生根据官阶高低来上菜，对我不理不睬。这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但现在看来，我倒觉得这些事是天经地义的。要是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个规矩改成“不论大小随心所欲”，那这个社会还不得乱了套？侍应生该给谁先上菜？好了，闲话说到这里，接下来还是讲我的故事吧。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沙堆，沙堆上埋了个黑黑的十字架，头钉了个铜圣像。
自然而然，我在驿站长这个圈子里，还是有些朋友的。对其中一人的记忆尤其珍贵。我们的相识是机缘巧合，而他也正是我下面故事的主角。
“那位太太也来过这儿吗？”我问。
何谓驿站长？区区七品芝麻官，官场上的牺牲品，小小的一官半职能免去他们的劳役之苦便不错了。我恳请读者们平心而论，这些被维雅齐姆斯基公爵开玩笑称之为土皇的人，他们的职责究竟何在？说白了，不就是苦役吗？昼夜偷不得一点闲。旅人路上的那些个不称心，一股脑儿都撒在驿站长身上。糟糕的天气，泥泞的道路，坏脾气的车夫，偷懒的马匹，芝麻绿豆大的不顺心，通通都怪到他身上。一瞧见他那寒酸破败的住处，旅人准把他当仇人看。要是走运，这个不称心的旅人住不了几天也就走了，但万一要是不顺，驿站恰好没有马匹可用，驿站长就得忍受着这不速之客的阴阳怪气。雨雪交加的天气，他不得不挨家挨户地奔走。暴风雪或者圣诞节这种应该待在家的日子，他却不进屋，在门口待着，只为躲开旅客的咒骂，偷得一刻清闲。来一位将军，驿站长只好诚惶诚恐地双手奉上驿站里最后两个马队，包括那个给信使专用的马队。但那将军呢，连声谢谢也不说就走了。走了还不到五分钟，又是一阵催命的铃声，信使到了，把马匹使用证往桌上一扔……让我们来好好体会一下这时驿站长的心情吧，同情肯定是多过憎恨了。再多说几句：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去过俄罗斯的各个地方，熟悉各处的驿道，认得数代车夫，鲜有我记不得长相的驿站长，几乎没有我没打过交道的驿站长。最近，我打算整理出版自己这些年来旅游积累的趣事。这里我只想说一点：人们对驿站长们的看法有失公允。这些遭人唾骂的驿站长们，实际上都很和善，天生的热心肠，爱跟人打交道，不在乎名利。听他们的对话（其实旅客们有机会都该听听他们的对话），常能听到一些趣事或学到一些有益的事。至于我，我不得不承认，我宁愿听驿站长们聊天，也不愿听高级文官们高谈阔论讨论时事政治。
“来过，”万卡回答，“我远远地望着她，看到她跪在坟前，哭了很久。后来她回到村子里，把村上的神父叫过来，两人说了很久的话，然后坐车走了。”
谁不曾诅咒过驿站长，不曾跟他们争执过，不曾在一气之下向他们索要过那本“意见簿”，以期在那本子上洋洋洒洒地写下自己的愤怒和无力的控诉，控诉他们的趾高气扬、冥顽不灵和粗鲁无理？谁不把他们当作害群之马？好比那鱼肉百姓的酷吏，或是深山老林里的响马。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是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我们对他们的评价可能要和气得多了。
我也给了这小孩五戈比，不再后悔这次旅行了，花掉的七个卢布也不觉得可惜了。
［俄］亚历山大·普希金 | 李君茜 译
[1]季米特里耶夫（1780—1837），俄国诗人。这里提到的叙事诗是他的《退伍骑兵司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