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那天，我和春琴收拾完行李，来到了医院底楼的大厅里。同彬和莉莉已经结完账，在那儿等候多时了。我问同彬，是从长治来，还是从南京来。不料同彬眯缝着眼睛，对我笑道：“既不是长治，也不是南京。不瞒你说，这十来天，我们一直待在朱方镇，哪儿也没去。”随后，他指了指停在门外的一辆丰田越野车，示意我们上车。
春琴想了想，也就同意了。
莉莉将春琴扶到越野车的后排坐下，自己笑呵呵地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对春琴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
第二天中午，龙英和银娣搭了伴，来医院探病。龙英问起出院后的去处，春琴一个人呆了半天，嗫嚅道：“从哪里来的，就回哪去罢了。还能去哪里？”银娣说：“不如先在我那里对付几天。乾贵过世后，我一个人住那么大一个单元，心里头成天空落落的。你过来，我也乐得有个伴，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正像我所猜测的那样，越野车在经过银娣所居住的“海德花园”的门口时，并未减速，而是呼啸着一闪而过，绕过尚未竣工的体育馆，驶入了八车道的南徐大街，随后一路向西。汽车途经雄伟而又轻佻的财政局大楼、法院大楼、城投集团公司大楼，途经邮电局、丽晶宾馆以及工业园区的大片厂房，在宜侯墓遗址公园附近，踅入了一条幽僻的林间小道。
那些日子，我已经瞒着春琴，在街上四处为她寻找栖身的房子了。考虑到她的身体，我打算替她租一套底楼的单元，一时还未碰上合适的，也劝春琴再耽搁两日。
“我们这是要去哪里？”春琴双手扒住前排的真皮座椅，再次不安地问道。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如常，她坚持不用我搀扶，一口气爬到了住院部的三楼。主治医师的意见有点模棱两可，“出院可以，再住两天，观察观察，也可以，你们看着办。”我给同彬打了电话，他劝我们再待两天，最多就两天。等他那边的事处理完了，这就过来结账。
莉莉回过头来，嫣然一笑：“我和同彬准备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还不能说。”
两个星期之后，虽然春琴的身体还有些虚弱，她已经成天闹着要出院了。“人家靠装修挣来的几个钱，都被我给打了水漂。再住下去，就有点不识相了。”春琴说，“你打电话跟同彬说一声，我们明天就出院。看病的这笔钱，我将来慢慢还他。”
她今天戴了一个新的发箍，银灰色的金属片，反射出道路两旁的行道树变幻不定的光影。
“当然没问题。他们既然送龙冬去戒毒，就一定能戒掉。否则的话，为什么还要建戒毒所呢？”
阳光透过茂密的树林，筛下斑斑点点的光圈和碎影，像水波纹一样，从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一层层地掠过。道路的右侧，是覆盖着一层绿藻的金鞭湾；而在左侧的窗外，远远地现出一片村庄拆迁后留下的废墟。我知道，那个地方就是野田里——小时候，我和父亲曾去那里给人算命。大约七八分钟以后，随着汽车的发动机传来持续低沉的怒吼，碎石子“辟辟扑扑”地打在汽车的轮毂上，越野车喘息着，跃上了一段长长的斜坡，终于停在了一幢白色的建筑前。
我们沿着那条开满槐花的小马路走了两个来回，春琴忽然问我，要是吸毒上了瘾，到底还能不能戒掉？我记得，这是她第二次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了。这一次，我马上给了她肯定的答复：
春琴从车上下来，用手掌挡着耀眼的光线，看了看这座隐没在水杉和槐树林中的房屋，看了看门前的水塘，看了看同彬，又看了看我，对搀扶着她的莉莉道：
一天晚上，我扶着春琴，出了医院的大门，走到外面的林荫道上散步。春琴告诉我，在龙冬被送去戒毒的第二天，桂秋就把一个谢了顶的中年人带回了家里，“两个人在床上弄出的声音，惊天动地，我就是关上房门，也都听得一清二楚。她是存心在气我，存心要赶我走。我当时就想从窗户里跳下去。只是吃不准，打四楼跳下去能不能摔死。天快亮的时候，我浑身发冷，打起摆子来。人一生病就没胃口，我在床上饿了两天之后，就想起了老福。人要是不吃饭，用不了多久，一准就会死。我打算像老福那样，不再吃东西，就那样躺着，饿死鬼就饿死鬼，我也管不了那许多了。”
“这是什么地方？”
为了不让春琴为我担忧，丢掉工作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正好，病房里的一个老太太凌晨去世了，靠近卫生间的那张床铺暂时还空着。我可以在那儿对付一阵子。
同彬摘下墨镜，笑嘻嘻地走过来，用他一贯夸张而洋洋自得的口吻回答道：
我搭上一辆电动三轮车返回朱方镇，尽量不去想自己的前途。早晨的凉风吹到脸上，不知为什么，心里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如果你也曾像一条狗一样，被人撵得到处乱跑，你就应当知道我所说的喜悦到底是个什么滋味了。
“世界的中心。”
我回到传达室，央求那个姓卞的老头，等我找到新的工作之后再来搬取行李。老头是个厚道人，一连说了几个“不碍事”，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到了门外。
半个月前还是破败不堪的便通庵，经过十二个装修工人（算上同彬和莉莉一共十四个人）的日夜施工，如今已焕然一新。他们修补了一处坍塌的屋顶，加固了几处墙基，更换了七八根椽子，疏浚了水井，重修了厕所，粉刷了内外墙壁，添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甚至还在门前搭了一个木廊花架。
“还能怎么办？”副经理反问了一句，就抱着茶杯去隔壁的房间串门去了。
“所有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同彬带着我，把这座新建筑前后转了一遍，对我道：“唯一的缺点，没有电。你们只好将就一下了。另外，井是新淘的，我昨天尝了尝，井水有一点石灰味，过几天也许会好。”
“那我怎么办？”我还有点不死心。
这天中午，他们在返回长治之前，莉莉没忘了叮嘱春琴，一定要在木廊花架下栽几株紫藤。她最喜欢紫藤花了。她还说，等到她和同彬下次再来，说不定就能围坐在紫藤花架下喝茶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青龙山采石场，准备向单位请假。传达室新来了一个老头。他坐在门前的一张折叠椅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听收音机。他说他姓卞，昨天刚来这里上班，是矿长的侄子介绍进来的。我心猛地往下一沉，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职位已经让人顶了缺。我赶到厂部的办公室，找到了一位副经理，打算跟他好好解释一下几天前为何不辞而别。副经理冲我一摆手，让我什么话都不要说，“谁都有个急事，你偶尔离开几个钟头，没人怪你。可是你不辞而别、无缘无故地离开了三四天，性质就不一样了。传达室不能一日无人。没办法，我们只好另外找个人来替你。”
7
几天来，我还是头一回看见她笑。
当天晚上，我把刚刚做好的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端到了餐桌前。尽管春琴此前已经把这所房子看了很多遍，此刻仍在不停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似乎还没有从惊悸和恍惚中回过神来。她不时地抬手拭泪，一句话也不说。
三天后，春琴被转到了普通病房。她已经能够下床扶着墙慢慢走动了。打完点滴，我陪她到院外的树荫下乘凉。我向她说起了莉莉临走前的那句话。“等我们好消息”，这句话听上去总觉得有点奇怪，不知这两口子又在搞什么鬼名堂。春琴斜着眼瞅着我，笑道：“都落到这步田地了，你还能盼来什么好消息。莫非是他们给你找了一个新媳妇？”
你不知道她心里是高兴呢，还是悲伤。
两个人上了门前停着的出租车。莉莉上车后，又把后排的窗户玻璃摇了下来，把头伸出来，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我，笑道：“等我们好消息。”
这时候同彬打来一个电话，他们的车已经过了安徽的蚌埠，此刻正在一个服务区吃方便面。他们那边正下着暴雨。
同彬和莉莉是第二天傍晚离开的。临走前，同彬再次劝说春琴病愈后与我一同去南京。春琴当时还没什么力气说话，在枕头上坚决地摇了摇头。我送他们两口子到楼下。同彬嘱咐我说，春琴虽说已过了危险期，但身体还很虚弱，大夫说还得静养一阵子，“我在结算中心预交了一笔钱，足够你们住上一个月的。南京那边还有些事，我们先回去一趟，过几天再来看你们。”
我再次劝春琴吃点东西。她拢了拢耳旁的头发，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6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我被送到医院之后，并没有被救活，这阵子已经到了阴曹地府？眼面前的这个地方，都是死了以后看到的鬼影？”
晚上九点半，当我和同彬回到朱方镇中心医院时，他的嘴里还在哼着这首歌。春琴已经醒了。新丰莉莉正在床边给她喂粥。
我安慰她说，假如真像她说的那样，她现在已经死了，到了阴曹地府，应当看见德正、小武松、老鸭子、老福和我爸爸才对，“想想看，你死了，我却没死。你怎么会和我一个大活人在一起？”
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春琴想了想，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拉起了家常话，
“你刚才说，因为在医院陪我，丢了采石场的工作，我们两个住在这里，没有收入，往后喝西北风啊？钱从哪里来？”
帮助咱们闹秋收。
我说，我当年开车撞死人，把房子赔出去，还剩了两三万块钱，加上买断工龄的补助金，也有五六万，这些钱，我一个子都没舍得动。如果把我这么多年的积蓄也算上，大概有个十二三万，这些钱，我们在这儿对付个四五年，是不成问题的。“以后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嘛。”
解放军进山来，
春琴抬头看了看屋顶和房梁，随后又道：
庄稼盖满了沟。
“便通庵，是你爹当年上吊寻死的地方。孙猴子一个跟头翻出去，十万八千里，临了还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小河的水清悠悠，
她见我没明白她的意思，随即又解释道：“想想看，你爹要寻死，什么地方死不得？为何会单单挑中这么一个破庙？再说了，我们这个地方，方圆几十里，所有的村子都被拆得片瓦不存，为什么只有这座便通庵能够保留下来？”
大约七八分钟之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他那高亢而沙哑的歌声。
“你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望着她，实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等到月亮升起来，我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了养猪场的荒草丛中，徘徊于金鞭湾排灌站的水闸上，隐现于黑黢黢的松林之间。就这样，他在阒寂无人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到处乱闯。只有当他点烟的时候，我才能看见他那张兴奋的脸。可说实话，我不明白他为何突然表现得这么激动。最后，在溶溶的月色中，他独自一人，沿着那条荒废的水渠，渐渐走远了。
春琴接着道：“别忘了，你爹是个算命先生。他在死前一定已经算出了几十年后的运数，料定了我们有朝一日会回到这座破庙里，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世上的一切事，不论大小，其实通通都在你爸爸的掌握之下。”
同彬没头没脑地绕着便通庵转了两圈，随后，他嘴里哼着小曲，径自往西去了，慢慢融入了愈加浓重的黑暗中。
我见她十分认真地说了上面这番话，心中虽感到有些可笑，为了不让她生气，还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假装对她的这种异想天开信以为真。
我坐在井台边的一块石头上抽烟。
“这样岂不更好？”我笑着对她说，“我们一家人，总算在这里团圆了。”
同彬正探身朝井里丢下一块石子，来探测井水的深度。他抬头白了我一眼，盯着我看了很久，仿佛在想着什么心思，目光中尽是疑惑和茫然。随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土，说了句“我去转转”，就走开了。
春琴立刻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骂道：“呸，谁跟你是一家！”
我们出了门，来到了屋前的一个井台边上。我忽然对同彬感慨说：“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这座破庙里住几年也挺好，连锅灶都是现成的。”
我提醒她赶紧吃饭，碗里的面都已经糊掉了。春琴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最西面的一间房被杂草封住了门，里边堆满了锈迹斑斑的农具。钉耙、锄头、铁锨、洋锹、连枷，一应俱全。墙角甚至还搁着一摞草帽和斗笠，不过早已烂成了灰。
“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晚上我们两个怎么睡？”
付瑞香曾经住过的宿舍墙上，贴满了当年的《新华日报》。朝南的窗台上，搁着一盘蚊香，一包火柴，都积满了灰尘。原先搁床的地方，留下了两摞青砖，床板早已不知了去向。地上厚厚的尘土和纸屑中，还能隐约看见一只绿色的塑料凉鞋。同彬站在窗前，对着墙上的一张一九七四年的元旦社论，看得津津有味。他见我进屋，转过身来，朝我诡异地笑了笑，问我知不知道他当年也对小付害过一阵子相思病，“毕竟是城里来的姑娘，一举一动都让人看着眼热。她穿着雪白的衬衫，草绿色肥大的军裤，那样子，我怎么也没看够。”
我说：“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没那么多讲究。明天一早，我就去街上再买一张新床。今天晚上，不妨就先对付一下。”
灶屋的屋顶坍塌了一块，灶台上落满了树叶和碎瓦，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完好无损。透过朝北的窗户，可以看见冷杉林中蜿蜒东去的金鞭湾，它绕过远处村舍的废墟，一直通往长江边的衰草连天的船坞码头。
春琴又发了半天呆，这才拿起筷子，心事重重地开始吃面。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天，随着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在村里落了户，便通庵被改建成了一个四间的瓦房——三间宿舍，一间灶屋，外加一个简易厕所。
第二天一早，我从卧室的床上醒来。在浮薄而不安的梦境中，我一度以为自己置身于邗桥新村的公寓中。后来，我又觉得自己是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里——我梦见那个接替我的老头正在一刻不停地与我说话，但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我闻着墙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石灰和墙漆的甜味，睁开了眼睛。过了好一阵，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便通庵里，躺在同彬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席梦思大床上，只是身边不见了春琴。
我们从果林里钻出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便通庵仍在原来的地方。这座孤零零的破庙远离村庄，虽然看上去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却从当年大规模的拆迁中得以幸存。门前的那片池塘还是从前的样子，四周长着菖蒲和芦苇，一片油绿。池塘的一角甚至还可以看见几团荷叶，荷花杆高出水面之上，迎风摇曳，含苞欲放。便通庵往西，是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那是大队当年的养猪场。墙上用白漆刷出来的“农业学大寨”五个字，在残存的夕照中依然清晰可辨。由猪舍再往西，就可以看到高定邦当年提议开挖的那条水渠。水渠两侧的大堤上，各栽着两排塔松，越过蓊蓊郁郁的松树的树冠，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城镇以及高速公路上矗立的广告牌。
天色阴阴的，屋外下着小雨。床边橱柜上的一盘蚊香就快要燃尽了。我来到了屋外的井台边，在灰蒙蒙的细雨中，我终于看见了她的身影。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帮他做出判断。这就是赵礼平。他的那点心思，你永远猜不透。
在池塘对岸的一块空地上，春琴正在挥锄刨地。
提到赵礼平，同彬告诉我，他们曾在北京的一个订货会上见过面。也许是久未谋面的缘故，同彬当时心头一热，把“打死我也不搭理他”这样的誓言丢到了九霄云外，远远地叫了礼平一声。赵礼平似乎没听见，他没回头。于是同彬又叫了一声。赵礼平终于止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一脸恼怒地对他说：“你叫什么叫？就像我不认得你似的。”随后，“他连手都没跟我握，就在一帮小喽啰的簇拥下走了。那么，他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认出我是谁了呢，还是没认出来？”
8
其实，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赵礼平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他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我还听说，当地政府的负债也已经超过千亿元之巨，“这块地，也许还得一直这样荒下去。”
春琴从集市上买来了种子，在池塘边新开出来的大片空地上，种上了菠菜、苏州青、水芹、芋头、芫荽、黄花菜。她甚至还种了一畦澳大利亚的奶油生菜。在新丰莉莉曾经嘱咐她不论如何都要栽上紫藤的木架边，春琴毫不犹豫地种了一溜丝瓜和扁豆。
同彬忽然转过身来望着我，诧异道：“既然他们费了半天的劲，把整个村庄都拆掉了，这么多年来，这块地方怎么也没派上用场，不管不问，任其抛荒？”
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冰箱。当然，也没有邻居。当手机的电池耗尽之后，我与同彬的联系也一度中断。
儒里赵村决定拆迁的那阵子，得到消息的村民们连夜在新田里栽种果树和茶树，巴望着日后跟赵礼平谈判赔偿款时，手里能够多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如今，这些梨树、桃树和杏树长得一人多高，蔚然成林，树上挂满了累累果实。田埂上移栽的那一畦畦茶树，也都抽出了一丛丛的新叶，可惜无人前来采摘。同彬摘下一颗毛桃尝了尝，说又酸又涩。我们小心翼翼地拨开横七竖八的树枝，在茂密的果林中穿行。风从头顶上呼呼刮过，除了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泄水般的车流声，四下里一片寂静。
我们用玻璃瓶改制的油灯来照明，用树叶、茅草和劈柴来生火做饭，用池塘里的水浇地灌园，用井水煮饭泡茶。春琴在屋后挖了一个地窖，用来储存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我们通过光影的移动和物候的嬗递，来判断时序的变化。
“说句真心话，我后来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包括两个莉莉，没有一个及得上曼卿的一个零头。”
其实，在我和春琴的童年时代，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或者说，纷乱的时间开始了不可思议的回拨，我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不论是我，还是春琴，我们很快就发现，原先急速飞逝的时间，突然放慢了它的脚步。每一天都变得像一整年那么漫长。就像置身于台风的风眼之中，周遭喧嚣的世界仿佛与我们全然无关，一种绵长而迟滞的寂静，日复一日地把我们淹没。在春琴“骨头都长出苔藓”的抱怨声中，我则暗自庆幸——便通庵，或许真的是我那料事如神的父亲所留给我的神秘礼物。
唐文宽和王曼卿举家迁往江都之后，这座院宅由渔佬柏生接手。两年之后，柏生又将它转卖给了宝亮。宝亮为了在拆迁中多要一些赔偿费，在花园里连夜加盖了一处厂房。这座花园几经易手，早已不复旧观，时移物换，环睹萧然。同彬站在当年曼卿为他翻眼皮的那处墙根下，目光追逐着一只黑翅的大蛱蝶，看着它在瓦砾堆上翩然翻飞，神情漠然，若有所思。我提醒他，时候不早了，不如去新田转转，同彬这才回过神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我笑道：
我和春琴渐渐地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后，她脸色也逐渐地红润起来，身体开始了报复性地发胖。当她打喷嚏的时候，短袖衬衫的纽扣随时都有崩飞的危险。我曾多次催促她去街上再买一张床，可是春琴总是借故推托。她说，反正她一个人睡觉也害怕，不如就这样凑合下去算了。她睡东头，我睡西头。
最后，我们去了王曼卿的花园。
当金灿灿的丝瓜藤开了花，当紫色的扁豆花爬满了屋前的木廊架时，盛夏在蝉鸣和暴雨中悄然结束，硬朗的西风渐渐透出了一丝凉意。在无事可干的晌午和晚上，我们就躺在床上说话。
说到这里，同彬的眼圈就红了，声音也变得有些哽噎。经过这么多年的世事变幻，那个我一直不太喜欢的小脚老太太，似乎忽然在我眼前变得慈祥可亲起来。
有一天晚上，天黑得很早。我们俩躺在床上磨牙，春琴忽然对我说，只要一闭上眼睛，过去村子里发生的那些事，就会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将来有一天，等我们两个人都死了，这片地方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人知道，这里原先有过一座千年的村庄，村子里活过许许多多的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这是他们祖孙之间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可同彬说，他从这个秘密中受到的教育，远比从祖父那获得的无数箴言都要深刻得多。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若有所动。我告诉她，其实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试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春琴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只是说：“你辛辛苦苦写了半天，我又不识字，给谁看？”我说，我可以把写下来的故事读给她听。这时，春琴的心思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她一骨碌从床上翻身坐起，对我说：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奶奶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我们两个人，孤男寡女，被扔在一个荒野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我和你，到底算个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他与祖母之间的角力，随之变成了自己与自己的搏斗。道理很简单，他每偷一次铜板，都是在挥霍乃至践踏奶奶对自己无边的爱怜和期望。他睡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奶奶无声地向他摇头。渐渐地，吃到嘴里的麦芽糖，开始变得索然无味。当同彬偷到第六枚铜板时，决定终止这个残酷的游戏。
我当时已经有些困了，一丝甜蜜而安宁的睡意，正要把我拽入梦乡。我迷迷糊糊地对她支吾道：“你说什么关系，就什么关系，管他呢！”
我倒要看看，你偷到什么时候为止！
可春琴身上那股子蛮劲又上来了。她不由分说，跨在我身上，捏我的鼻子，揪我的耳朵。我拿她没办法，只好爬起来，拥着被子，和春琴并排靠在墙上，假装在思考她所提出的问题。
有一天，同彬去奶奶屋里玩耍，无意中发现她梳头盒中有一枚磨得锃亮的铜板。这是一枚她用来刮痧的铜钱。同彬偷偷地将这枚铜板拿去换了麦芽糖，吃到了肚子里。第二天，他又去了奶奶屋。他吃惊地发现，梳头盒里又有了一枚新铜板。趁奶奶不注意，同彬再次将铜板装入了衣兜。第三天，当新铜板又在梳妆盒中出现时，同彬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很显然，祖母已经知道他偷了铜板，而且，她正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自己的孙子默默较劲。当然，他也知道，祖母佯装不知、不动声色的无言，实际上包含着的潜台词：
是啊，我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同彬在他祖父赵锡光的大院中逡巡良久。他想从遍地的野花中找到哪怕一株罂粟花，没能如愿。我们两个人坐在腰门前的石阶上抽了一支烟。同彬就跟我说起了他祖母冯金宝的一段往事。
春琴虽然只比我大五岁，按照辈分，我应当叫她婶子。可是，当春琴和我在一只脚盆中洗脚——因为怕水烫，她总是将脚搁在我的脚背上；当她坐在床沿上纳鞋底，看到我进屋，本能地移向床头，给我腾出坐的地方；当我在写故事，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给我端来一杯刚摘的新茶；当她把实在喝不下的半碗粥推给我，命令我少废话，把它喝得一点不剩的时候，恍惚中，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妻子。
同彬将这一切归因于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修复力，可在我看来，真正的魔术师，正是雨后湛蓝如洗的天空。天空的清澈和明丽，使得大地上的一切丑陋和粗率都可以忽略不计。一朵朵云翳悬停在碧空中，投下它那静谧的阴影；清风在旷野里横吹，树摇草偃；不杂一丝尘滓的阳光，不论照到哪里，都反射出绮丽、清澈的亮色，就连更生家的那堵没有完全推倒的土墙，光影掠过时，看上去都显得那么珊珊可爱。
但我也知道，我们被什么东西隔开了。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但德正除外。我们搬到新田几个月后，就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德正。他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仍生活在我们中间。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法把他绕过去。
虽然只有五年之隔，儒里赵村的那片废墟，已不像我第一次来时那么触目惊心。茅草和蒿莱长得很高，把那些乱砖碎瓦遮盖得严严实实。野生的南瓜藤爬满了断墙残垣，杂以野菊、牵牛和蒲公英，远远望去，一派明亮斑斓的绿意，直逼人的眼。村前的那条填了一半的池塘，也变得清亮明澈，芙蕖泛水，萍藻飘风，倒映着天上朵朵的云彩。随着邻近地区大规模的迁移，那些小动物，像野兔、野鸡和黄鼠狼，都被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房驱赶到了这里——它们猛地从草丛中蹿出，往往吓人一跳。我们甚至还在柏生家倒塌的鸡窝边发现了一只刺猬。如果你不知道这里原先有一座人烟稠密的村庄，乍一看，还真有点同彬所啧啧赞叹的世外桃源般的野趣。
这年初冬的一天，似乎永远不会死的牛皋，终于死去了。
5
老一辈的人都从各个地方赶来，为他送葬。柏生、定邦、定国、梅芳、永胜、宝亮、宝明、银娣、虎平，凡是活着的人，都来了。就连远在江都的王曼卿，得到消息后也早早地赶了过来。曼卿把头发染成了酒红色，新装了一口假牙，釉质又亮又白，我差一点没认出她来。这些幽灵般的人物，仿佛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个个蔫头耷脑的，就像是在同一个枝条上干瘪、枯萎的花朵。春琴本来想躲着不去，最后还是改变了主意。临走前，她反复嘱咐我，到了牛皋的葬礼上，尽量不要跟她走在一起，也别跟她说话，最好要装出彼此不认识的样子，以免叫人说闲话。我只能答应照办。
同彬将脸凑近我，一本正经地低声道：“话可不能这么说。高资的那一个，其实也不错。”
龙英高高兴兴地为年逾九旬的牛皋办丧事。她说，自从她嫁到我们村，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给牛皋端汤倒水熬药。这一辈子，过得真是冤。她在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两个莉莉，你只能选一个。”我提醒他。
当她听说唐文宽已在半年前谢世，还拉着曼卿的手，反过来劝慰了她半天。
“什么选择？”同彬剔着牙，不解地望着我。
中午吃豆腐饭的时候，我和春琴与梅芳坐在了一个桌子上。梅芳不时拿眼睛瞅我，又去看坐在一旁的春琴，嘴角上挂着她那一贯的冷笑。春琴被她看得很不自在，就借故向她打听新生在新加坡的事。梅芳漫应了两声，把嘴凑到春琴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话，春琴的脸就红了。
“看来，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望着新丰莉莉的背影，对同彬笑道。
下午，在回家的途中，我们经过野田里那片废墟时，看见村头的一个方方的池塘里，挤挤挨挨长着满塘的菱角。春琴趴在塘边，伸手捞起一缕湿淋淋的菱藤看了看——一串串牛头似的红菱已经老了，手一碰，扑扑簌簌直往河里掉。春琴让我把夹克衫脱下来，摘了一大堆菱角带了回去。
随后，她站起身来，从椅背上抓过小坤包，起身去款台付账去了。
晚上，我和春琴围坐在厨房的灶台边，在油灯下剥着菱角。春琴主动提起了牛皋的葬礼，其实不过是为了把话题引到梅芳身上，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我梅芳在她耳边悄悄地说出的那句话。当时，梅芳对她说：“你们既然已经住到了一起，就别管那么多。不如堂堂正正地办个结婚证，省得别人说长道短。这是好事，怕什么？”
莉莉笑道：“看我做什么？去呗。这里有我呢。”
随后，春琴把一只剥好的菱肉递给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同彬将碗里的最后一口面汤喝尽了，用纸巾擦了擦嘴，忽然对我说：“趁着雨后天气清爽，你陪我回老家看一眼怎么样？我已经二十年没回去过了。我们说走就走，快去快回。”说完，就拿眼睛朝他妻子身上瞧。
既然她自己挑起了这个话头，我就笑了笑，对她道：“只要你愿意，我们明天就可以去民政局登记结婚。”
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心里清楚，即便我愿意去，以春琴的性格多半也是不会答应的吧。
春琴没吱声。
同彬见老婆开了腔，也笑了起来，“这下我们算是想到一块了。我爸妈年纪也大了。他们死活不愿去山西，将他们搁在南京，还真不放心。春琴和他们都是老相识，在一块做个伴，说说话，挺好。你们要愿意去南京，最好不过，就算是帮我们一个忙。”
我接着说：“要是德正在九泉下知道这件事，知道由我来照顾你，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赞成的。”
“不如你们两人都去南京。我们公司的业务，大部分都转到了长治，南京正缺人手。你们去了，正好帮我们搭把手。”
春琴还是没吱声。
人算是救过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可说起春琴病愈后的去处，三个人都有些焦心。刚才夏桂秋已经把话撂在了前头。就算她不说那句话，我们也不能让春琴再回那个家，重蹈覆辙。后来，新丰莉莉想出了一个主意：
我又说：“如果你认定了这个世上的一切都掌握在我父亲的手中，那么，他当年从半塘将你介绍给德正的时候，也一定预料到了今天的结果。如果他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神通广大，爸爸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最后会走到一起。既然是命中注定的事，我们就不必再犹豫了。”
我们三个人出了医院，在附近的一条杂乱的弄堂里找到了一家面馆。我和同彬各要了一碗鳝糊面。莉莉嫌那里的碗筷不干净，要了一屉小笼包，用餐巾纸包着吃。
见春琴一个人在灶边出神，我情绪忽然有些失控，不知不觉中，声音一下子也提高了许多：
暴雨一直下到上午十点多才停。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谨小慎微地生活了大半辈子，清清白白，无所亏欠，没得罪过任何人，也用不着看任何人的脸色。再说，你和我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们其实不是人，是鬼。既然是鬼，这个世界与我们没什么关系。只要不妨碍别人，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不受人情世故的限制。”
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屋外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天黑得像锅底，狂风把观察室的两面窗户都刮开了，窗框兀自摇晃着，乒乓直响。
春琴拉了我一把，让我重新坐在椅子上，这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同彬说：“吃什么吃？你没看见外面下雨吗？”
“不光是因为德正。我们不能结婚。你先坐下，定定心，听我慢慢跟你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对你爹那么恨，他死去多年还不肯原谅他？你有没有想过，很有可能——我说了你不要害怕，很有可能，我就是你的亲姐姐？”
大夫刚走，那个患病的少年也被家人心急火燎地推到了手术室。观察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新丰莉莉说：“不如你们先去街上吃口饭，我在这里盯着。”
9
同彬问他有没有必要转院去镇江，大夫笑了一下，道：“我看没什么必要。我们初步帮她做了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饿的。这年头还能把人饿成这样，没听说过。你们也宽宽心。估计下午或晚上，等她清醒过来，你们可以去探望。”
春琴说，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偶尔会从大人们既猥亵又肮脏的目光的注视下，听到一些零星的传闻：她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母亲跟一个算命先生生下的孩子。
大约四十分钟后，抢救室来了一名大夫。他说，病人虽然还在持续的昏迷中，但病情已经基本稳定。她被送入了监护病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世界上的算命先生很多，也不光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我母亲也不只找过一个算命先生来家中算卦。如果不怕她骂我的话，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母亲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其实并不比你们村的王曼卿好多少。一天下午，我从外面磨面回来，看见春生站在箩窠里直哭，拉了一身屎。我想去里屋找身衣服替他换上，一进房门，就看见母亲和你爹精赤条条地滚在床上，蚊帐都掉下来了，他们也不管。我也许是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反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我母亲那张汗津津的脸正好侧对着门，她看见我僵在房门口，就恼怒地向我使眼色，让我出去。
朱方中心医院是在原先公社卫生院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设施相当简陋。春琴被送入抢救室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满地烟头、蚊虫乱飞的观察室里等着。一个患了急性阑尾炎的少年，在病床上痛得死去活来。他的父母因信不过这里的大夫，执意要等镇江的医生赶来主刀。同彬问了问少年的情况，就对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有些后悔把春琴送到这里来，“还不如一手一脚，直接送她去镇江抢救。”
“那天，我父亲带着哥哥从新坝运了一船桐油去常州，你爸爸当晚就大剌剌地宿在我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他还嬉皮笑脸地用他的脏手来摸我的脸，还叫我‘闺女’，可我真是恨不得一刀就把他捅死。每当你父亲到半塘来，村里人就会对我说：‘你爹爹来了。’每当他背着蓝布包袱从半塘离开，村里人又会跟我挤眉弄眼：‘你爹爹走了。’我从来不敢正眼看你爹，一看见他，我就会想起他那白花花的屁股。
同彬“嘿嘿”地笑着，轻声在我耳边道：“这婆娘是哪里人？性子蛮烈的。不过，我刚才瞧她那大腿，倒是白得亮眼。”
“我父亲和哥哥不明不白就死了，我总觉得是你父亲暗中施了什么法术，把他们给害了。后来，你爸爸带着你来我们家算命。我当时正在堂屋里纺线，看见你们一前一后地进了院子，我就在心里想，假如我真的是这个人生的，那么他身边的这个小男孩，兴许就是我的另一个弟弟。再后来，我就嫁到了你们村。我一直把你看成是自己的亲弟弟。”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春琴往楼下搬。缓过神来的桂秋在房里跳着脚大骂：“不论死活，出了我这门，一切与我无关！”
“你愿不愿意把我看成你弟弟，这是你的自由。”我猛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严肃地提醒春琴，“至于我事实上是不是你的亲弟弟，完全是两回事。你不能仅仅依靠几句闲言碎语，就一口断定我们是亲姐弟。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一席话，说得桂秋寝声无言。
春琴抬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仍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对我的惊异和愤怒没有什么反应。
“中用不中用，你说了不算，大夫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人要是能救过来，算你有福气；万一救不过来，我就去法院告你，告你个虐待致死，少不了请你去监牢里呆几年。你要是识相，就让开道，否则我马上报警。”
“我母亲去世前，我赶回半塘，服侍了她半个月。她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我不想再提起那件往事来烦她，可我真的担心，她一死，我或许永远也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了。在她眼看就要咽气的时候，我把心一横，凑近她耳边，对母亲说：‘如果我真是那个狗日的赵云仙生的，你就点点头，如果不是，你就摇摇头，什么话都别说。’
同彬看了她一眼，没吭气。接着，他转过身来又看了她一眼，人就有些恍惚发呆。倒是旁边看似文弱的新丰莉莉，接过桂秋的话头，厉声道：
“母亲的眼睛本来是闭着的，一听我的话，立刻像触了电似的，睁得像牯牛一样。她让我把她扶起来，在身后垫了一个枕头，半靠在床上，又抬手指了指床头的矮柜。床头柜上有一碗清水。我喂她喝了几口。她有了点力气，喘了半天，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她说：‘儿啊，妈妈跟他确实做过对不起你爹的事。凡是我做过的事，我都认。但你确实不是他生的。我心里有数。你是你，他是他，你们之间没有半点瓜葛，千真万确。你爹爹、你哥哥的死，与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是快要入土的人了，没必要再跟你说谎。我今天跟你说的话，如有半个字是假的，天打雷劈！’
桂秋刚从床上起来，头发虚拢着，只穿一条花短裤，裸露着粗壮的大腿，上身罩一件白色的圆领衫，硕大的乳房轮廓毕现，就连深黑的乳头都隐约可见。
“按理说，听了母亲的话，我就不应该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下去了。可我回到儒里赵村，第一眼看到你，仍觉得你就是我的亲弟弟。没办法，人心里要是存了个念头，是不容易除掉的。”
桂秋这一嚷，那两个大夫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就没了主意。
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对着满灶台的菱壳，一夜没合眼。春琴吹灭了灶上的油灯之后，屋子里漆黑一团。等到那股淡淡的火油味渐渐地闻不到了，我才发现，天原来已经亮了。
“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帮好佬？你们都是仁义的？就我这个做儿媳的不知好歹？婆婆生了病，我们做下人的难道就不晓得送她去医院，不舍得那几个钱？要你们这帮不相干的东西来替天行道？你们去邻居那里访一访，我平常对这个老东西怎么样！哪一样好吃的东西不先尽她挑，哪一回过年不曾给她做过新衣裳？她一个眼看就要咽气的人，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你们不让她好好上路，非得这么瞎折腾。要是在路上翘了辫子，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不是我不送她去医院，这人不行了，不中用了。”
几天之后，永胜请我去家里喝酒。等到餐桌边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跟这位老友说起了春琴的事。永胜听了，半天不做声。我们又喝了三四杯酒，永胜又把正在看电视的芦花叫来，让她去灶下炸一盆花生米端上来，这才对我道：
急救中心的两个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担架上搬，夏桂秋从隔壁的卧室里听到了动静，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厉声地喝止了他们。夏桂秋脸颊上带着竹席的压痕，盯着我的脸，讪讪地笑着，咬牙切齿地对我道：
“她死心塌地地认你作弟弟，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你想想，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最后死得只剩下他们姐弟俩。前些年，春生的飞机在贵州失了事，落下她一个光杆。不要说她，换成谁，心里都会接受不了。她的苦排解不开，就会在心里造出一个弟弟来。虽说她有个儿子，说句不好听的话，还不如没有。那龙冬不务正业，整天在街上与几个小混混在一起瞎闹，犯了事，被人捉到派出所，还得春琴托人找关系去打点。再后来，龙冬吸上了毒，把家里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几个钱败得精光。夏桂秋又是那么个货色，自己生不了孩子不说，张嘴闭嘴骂她断子绝孙。春琴如果不在心里指望你，指望那个‘在南京的弟弟’，还能指望谁呢？如果她在心里不存着‘我在南京还有一个弟弟’的想法，她恐怕连一天都活不下去。这个人太惨了。自打你走了以后，我瞧她的眉头一天都没有舒展过。你跟她办不办结婚倒也无所谓，两个人能在一块，互相有个依靠，就好。”
他还带来了他的妻子——两个同名莉莉中的“新丰莉莉”。
我从永胜家出来，在经过农业银行门前的公共电话亭时，又给同彬打了个电话。聊到春琴，我跟他提起了春琴口中的那段陈年往事。听得出，在电话的那一端，同彬一直在笑，末了，他这样劝我说：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既然她一口咬定你就是她弟弟，你干脆就顺水推舟，认她做个姐姐，岂不更好？”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我对同彬说，第一，我并不是她弟弟；第二，我心里根本就不想做她的什么弟弟。我想成为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
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同彬打断了我的话，笑着问我：“老兄，我怎么听不懂你话里的逻辑？做她弟弟，跟成为她丈夫之间矛盾吗？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
10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第二年初春，龙冬从戒毒所回到了朱方镇。他在一家名为“莲美”的台资化工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夏桂秋在镇江跟人姘居了一段日子，得了乳腺癌，仍旧燕还旧巢，回到了龙冬的身边。桂秋的手术据说很成功，康复后不久，她就和龙冬买了礼品，来新田看望春琴。桂秋仍叫我舅舅。可她在叫春琴妈妈时，春琴只是笑了笑，没有搭腔。春琴给她端来了一大碗鸡汤，一边看着她喝完，一边劝她，等养好了身子之后，再找个好大夫看看，好歹生下个一男半女，日后老了也有个依靠。桂秋皱着眉头，一脸苦笑。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春琴不知道的是，桂秋在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为了阻止雌性激素的过量分泌，顺便替她切除了卵巢。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端午节刚过，我们在池塘边种下的小麦已到了开镰收割的时节，梅芳和银娣都来帮着收麦。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夏桂秋也来了。春琴担心她的身体，只让她在灶下烧火。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十月初的一天，长生在南京病逝。据同彬后来说，人老了，受不得半点刺激。都说是风烛残年，一点不假。那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好端端地围着餐桌吃晚饭，长生不知怎么就提到了村里的老牛皋。新珍随即应了一句，告诉他，老牛皋去年冬天就没了。谁知长生听了这句话，人就呆了。他把筷子放下来，眼睛定定地看着新珍，感叹道：“牛皋的命那么硬，居然也死了？”新珍笑道：“又说呆话。人就是活上一千年，临了不还得死？”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当天晚上，长生起夜时在厕所里跌了一跤，没等天亮就走了。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春琴已经喜欢上了我写的那些故事。每天晚上，她都要逼着我将当天写完的故事读给她听。我在写作的时候，她总爱坐在我身后的一张木椅上做针线。有时，我实在受不了背后有人的感觉，就劝她出去，让我一个人静一静。春琴说：“你写你的。我不吵，也不闹，碍你什么事？你写不下去，卡了壳，就问问我，我来替你编编。”我也只好随她去。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冬至这一天，肆虐的西北风在傍晚时分忽然停了。天空阴沉沉的，弥漫着一股昏黄的雾气，越发地寒气逼人。春琴担心晚上下雪，让我抱了一大捆麦秸秆去池塘边的菜地里，把越冬的青菜、菠菜和韭菜都盖得严严实实。她自己刨开地窖，挖出了两棵大白菜。她说要是晚上下了雪，地窖的土就冻住了。
龙英随后告诉我，她的家就在对面那座公寓楼里，三单元102，门前有一棵大楝树。交代完了这些事，她们两个抹着泪，一起走了。
吃过晚饭，春琴早早就在床上躺下睡了。我半靠在床头，借着油灯微弱的火苗看书。快到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春琴在被窝里叹了一口气。我知道她还没有睡着。随后，她轻轻地踢了我一脚。我没理她。过不多久，她头缩在被子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天快黑时，隔壁的邻居家中，传来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银娣把我叫到了客厅里，哽噎着对我嘱咐道：“看这架势，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了。你在这里守着，好歹警醒点。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就先去叫龙英，她家住得近。”
“我大概也快要死了。”
春琴还是牙关紧闭，一动不动。半晌，春琴的眼睛里渐渐地噙出了两颗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滚落。银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把蓝边碗往床头的凳子上一搁，一个人跑到窗前，伏在窗台上放声大哭。
我只得把书从眼前移开，问她到底怎么了。
“知道你心里苦。知道你想死。我们不拦你。这么多年，我们姐妹一场，也要有始有终。你若是还能听见我说话，好歹喝我一勺水，再走不迟。”
春琴把头从被窝里探出来，望着我说，她觉得胸前有一个硬块，像枣核那么大。我被她的话吓了一跳，赶紧放下书，爬到了她那一头。我隔着衣服帮她摸了摸，没觉得有什么硬块，就安慰她说：
银娣从龙英手中接过那碗红糖水，坐在了春琴的跟前，将一勺水递到了她的嘴边，低声对春琴道：
“自从夏桂秋得了乳腺癌之后，你就一直疑神疑鬼的。多半没什么事，就算有硬块，也不一定就是癌症。”
听桂秋这么说，银娣和龙英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都没有吱声，等到桂秋离开之后，这才摇头叹气。
可春琴说，不是左边这一个，是右边那一个。我又帮她摸了摸右边的乳房。我的手指不经意中碰到了她的乳头。
桂秋道：“到了这时候，怎么说都晚了。我看她眼眶也塌了，耳朵也焦了，还救什么救？若是送她去医院，弄不好就死在路上。到头来，做个野鬼，她去了阴间，不知道要怎样骂我呢。不如就让她好好走。”
我说没有。她坚持说有。就这样僵持了一阵子，我就知道，所谓的“乳房里有硬块”，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尝试着把手从她内衣下伸进去。她的身体猛地颤栗了一下，发出了一声呃逆般沉重的呻吟。
龙英也在一旁帮腔道：“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比眼睁睁看着她咽气强！”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腕，让我先去把灯吹了。我没有理她。在一阵轻微的眩晕过去之后，我对春琴说，就让灯亮着好了。我想好好看看她。
我问桂秋，龙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何被人抓走了？屋子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搭理我。银娣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仍把目光转向桂秋，道：“现在送到医院也不迟。说不定，吊上两瓶葡萄糖，这人还有的救。”
她紧紧地抱着我，把头埋在我胸前，轻声说，她今天早晨梳头时，发现自己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都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有什么好看的？”
夏桂秋扶着门框，从客厅里探进来半个身子，对我们说，龙冬被人抓走的当天，春琴就病倒了。“叫她去医院，好话说尽，死活不肯。龙冬又不在，我一个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得恨不能一头在墙上撞死。四五天来，水米不进，不要说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好人，也禁不住这番折腾，眼看着就不中用了。”
“没关系。”我笑道，“猛一看，头发还是黑的。”
春琴躺在一张由木凳搭起来的板床上，双目微闭，眼窝深陷，已经昏迷不醒了。现在正是六月的酷暑天气，可她身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每隔几秒钟，她的胸脯会有轻微的起伏，寂静之中，隐约能听到她胸腔里有一缕游气，像拉风箱似的，嘶嘶地响。龙英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只蓝边碗，用小汤匙撬开她的牙齿，往她嘴里喂红糖水。糖水喂进去，很快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最近越发胖得不成样子，”春琴道，“一身的赘肉，连腰都没了，丑死了。”
龙英和银娣也在那里。
“胖一点其实也挺好看的。有的人就喜欢大胖子。”
下午三点刚过，我赶到了春琴在平昌花园小区的家中。
“不行了，老了。哪儿哪儿都皱了，松了，塌了。”
4
“一点都不老。同彬说，你看上去就像四十出头。”
随后，她冲我挥挥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肚皮都叠了好几层，就像是抱着个球。就算你不嫌弃，我自己都觉得害臊。”
“他们家的事，不好说。”
我笑着安慰她：“没准我就喜欢那样的。”
芦花还要赶回厂里去上班，连水都没喝一口，就急着要走。我送她出门时，芦花一个人在前面走得飞快。我只得远远地问她，春琴得的什么病？怎么好好的一个人，说不行就不行了？芦花又往前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朝我喊了一句：
春琴忽然一把掀开头上的被子，恼怒地瞪了我一眼，骂道：
芦花是来送信的。她说春琴不行了。她还说，永胜的腰椎病犯了，走不动路，让她来采石场报个信，“春琴不行了。你现在赶回去，没准还能见上一面。再晚，就来不及了。”
“你变态啊！”
原来是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在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当清洁工。在我婶子骨灰下葬的那天，我们曾在一个桌上吃过饭。
她的身体仍然像姑娘一样敏感。在微暗的灯光下，她白皙而松弛的肌肤，微凉而光滑，两腿间黝黑的毛丛依然湿润。她那像山丘般耸起的耻骨坚硬如铁。她的乳房软软地耷拉下来，垂向腹部脂肪重叠的皱褶。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带着对禁忌、罪恶乃至天谴的恐惧，无数次想象过的深邃而黑暗的身体，既熟悉又陌生。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每击打它一次，它都会传出磅礴而空洞的声音，仿佛是波诡云谲的命运所激荡出的苍老回响。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我记得是中午十二点钟刚过的光景，我正在传达室里看午间新闻，一个身材短小、皮肤黝黑的姑娘来到了传达室的门前。我正要上前问她找谁，那姑娘一把摘下头上的草帽，笑着对我说：“伯伯你忘性大。你又不认识我了？我是芦花呀。”
而少女时代的春琴，在我心中依旧铭心刻骨。
当天晚上，我躺在传达室的床上，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想着春琴的处境，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为春琴担忧，回过头来想想自己，也实在好不到哪里去。过了年，我虚岁就满五十了。都说人到了五十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可回顾我的一生，既然从来没有上过坡，也就说不上什么下坡路了。不过，如果把人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演出的话，每个人都有下场的时候。不论你是犬羊之形，还是虎豹之身，不管你是蒲柳之姿，还是松柏之质，都有零落凋谢、草草收场的一天。到了这把年纪，我也该准备下场啦！正像梅芳当年说过的一样，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是放不下，也得撒手。故乡就在十八华里之外，我已经回不去了，青龙山这个地方，眼看着就将成为我人生的最后一站。其实也挺好。虽说是荒山野岭，人迹罕逢，但我一想到我那死去多年的父亲曾经在这里开过矿，心里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亲切有味，能在这样一个地方终老，也还算凑合吧。这样想着，天快亮时，我总算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想起十五岁时的春琴，她坐在家中的堂屋里，穿着父亲留下来的棉袄，手摇纺车，向我投来清澈而严厉的目光；我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春琴，她那时已经生下了龙冬，坐在村中祠堂前的场院里，敞开衣襟给孩子喂奶。看见我打那经过，她就稍稍偏转了一下身体；我想起，有一次我在替她洗头时，看着她被水浸湿的花格子衬衣，看着她头上雪白的发际线，被心中涌出的一个卑琐的欲念吓得魂飞魄散；我想起在我去南京的那天，她帮我把行李搁在了汽车顶上的网兜里，从梯子上下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我的心里有些害怕。我担心，车一开，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想起在老牛皋的葬礼上，那么多的人排着队，低着头，前往墓地，只有她一个人回过头来，眼神空洞而迷茫——等到她在几十米外的人流中看见了我，意味深长地朝我发出不易察觉的微笑，这才转过身去。
回到采石场，我就给龙冬打了个电话。电话倒是通了，只是无人接听，第二次拨过去，随即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
如果说，我的一生可以比作一条滞重、沉黑而漫长的河流的话，春琴就是其中唯一的秘密。如果说，我那不值一提的人生，与别人的人生有什么细微的不同的话，区别就在于，我始终握有这个秘密，并终于借由命运那慷慨的折返之光，重新回到那条黝亮、深沉的河流之中。
由于她在说这番话时，忽然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我不免有些多心。下楼的时候，我把她的那句话仔细地琢磨了一下，有些疑心她是在指桑骂槐，心里挺不是滋味。
喘息声终于渐渐平息。我们两个人的身体，都被冻成了冰坨。我开玩笑地问她，假如我现在心甘情愿地叫她一声“姐姐”的话，她会不会答应？春琴不敢看我的脸，只是喃喃低语道：
“看你神气活现、咋咋呼呼的样子，我还当你摸了一手好牌呢，原来是个相公！以后少在我面前装蒜！”
“你这个人，还真的有些变态。”
我进了春琴的屋，看见床头的电视机上罩着一个红色的灯芯绒布套，屋里空无一人。夏桂秋一边打牌，一边转过身来对我说：“兴许是她嫌我们吵了，下楼兜圈子去了。”我问她龙冬去了哪里，夏桂秋正忙着吃碰，没再搭理我。我在客厅里勉强呆了半小时，在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中如坐针毡，出了一身汗。起身告辞时，正赶上一副牌结束。夏桂秋歪过身子，看了看下家老头的牌，笑道：
我知道外面正在下雪。
夏桂秋为我开了门。她没再喊我舅舅。她只是愣了一下，随后笑道：“噢，我当是谁呢！”她正和另外三个人在客厅里打麻将。两个女的，一个老头，我都不认识。随后，夏桂秋望了我一眼，补了一句：“她在北屋看电视。”
借着快要燃尽的油灯的光亮，我看见南窗外的大雪纷纷坠落，无声、缓慢而坚定。它静静地落在便通庵的屋顶上、池塘边，落在新田的茶垄和果树林中，落在赵锡光坍塌的宅邸里，落在王曼卿早已荒芜的花园中。我知道，此刻飘落在荒寺里的雪，也曾落在故乡黄金般的岁月里，落在永嘉时浩浩荡荡的扬子江上，落在由山东琅琊来到江南腹地寻找栖息地的那批先民们的身上。
我婶子的骨灰落葬那天，我曾回过一次朱方镇，给她老人家运去了一块大青石做墓碑。办完这件事后，我按照龙英告诉我的地址，去探望春琴。那时，她已经搬到了平昌花园小区的一个单元楼里。
第二天早上，喷薄而出的朝阳透过积雪的窗台，照亮了床头一面熔铁般的圆镜。火焰般细碎的光影，微微颤动着，舔着床头的白墙。春琴从睡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翻身坐起，甚至都没来得及把“怎么就睡得这样死”这句话说完，就一头栽倒在床上，拉上被褥，再次沉沉睡去。
我最后的落脚点是青龙山的采石场。如果你的记性足够好，应该还能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父亲曾来这里开矿炼铁。我在采石场的传达室当了一名看门人。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朱方镇，只有十八华里。
我悄悄地下了床，穿上衣服，拉开门，一个人走到了屋子外面，望着这片静谧、空旷的雪原，在凛冽的寒风中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慢慢地，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带路似的，我每搬一次家，就会离老家更近一些。所以说，从表面上看，我只不过是在频繁地变更工作，漂泊无着，而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我暂时还不明所以的方式，踏上了重返故乡之路。
11
我在龙潭只呆了七个月。我倒也不是嫌钱少（老板所许诺的工资，事实上只能领到一半），而是夏日将近，天气渐热，十几个人挤在简易的石棉瓦板房里，那股腥臊味实在让人受不了。经人介绍，我去了上会，帮人照看鱼场。有一个安徽人在那里包了一块湖面养鱼。那年初冬，附近的化工厂向湖里偷排污水。我早上一觉醒来，就看见湖面上白花花一片。层层叠叠的死鱼与吐着白穗子的芦苇荡连接在一起，初一看，还以为湖上下了一夜的大雪呢。我随后就离开了那里，辗转来到了新丰镇，在那里的中心小学做勤杂工。
各位尊敬的读者，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新春的钟声在二〇〇七年除夕之夜敲响，我的故事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我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邗桥的图书馆看过百十来本书，这大概就是我全部的文学积累。您知道，我这个人知识贫乏，见解浅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才华。我之所以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就像春琴所说的，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头脑中活生生的人物不会随着故乡的消失而一同湮没无闻，如此而已。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也还读得下去，我要感谢你的耐心与大度。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我也只能对你说声抱歉。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要讲。
同彬后来到邗桥来找过我一次。那时，邗桥新村的公寓已经易主，我去了距离邗桥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名叫龙潭的地方，在一家建筑工地打零工。中午回到宿舍，看见床上的手机上有八九个未接电话，都是同彬打来的。我没给他回电。
不过，就在这个故事快要结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原先未曾料到的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和走向。在这里，为谨慎起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略作说明。
我在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看到新珍拎着一兜土豆和番茄，戴着一块乡下人的旧方巾，正从菜场的大铁门里出来。我一时没想好跟她见了面该说些什么，就闪到了门房边一个垃圾桶的背后，没再与她搭话。
春节过后，在同彬一再的怂恿下，我开始将初稿工工整整地誊抄在干净的稿纸上，准备将它寄到南京的一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按照我与春琴的事先约定，每天傍晚，我都会把当天抄录的部分一字不落地读给她听。此时的春琴，早已不像先前那样，动不动就夸我讲故事的本领 “比那独臂的唐文宽不知要强上多少倍”，相反，她对我的故事疑虑重重，甚至横加指责。到了后来，竟然多次强令我做出修改，似乎她本人才是这些故事的真正作者。我发现，自从去年年底我与她办了结婚证之后，从前那个野性未驯、蛮不讲理的少女的幽灵，渐渐在她身上苏醒了。当她一边飞快地结着毛衣，一边指责我“瞎编”、“生生变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恼火与怒不可遏。如果你觉得，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的所谓意见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那就大错特错了。拒绝修改的后果，要比“再也不给你买烟”这样的威胁严重得多。
在玄武区“同泰花园”的一个双拼别墅前，我见到了同彬的父亲长生。他正在院子里的紫藤花架下打瞌睡。长生七十多岁了，有点轻微的老年痴呆，但气色却很好。他说装修这一行在南京是越来越难了，早在一年前，同彬已把主要的业务都移到了山西。他们夫妇俩，现在有一多半时间都待在那边。可具体在什么地方，他也不清楚。他说新珍去菜场了，一会就回来。她对儿子的情况比较熟悉。老人挣扎着起身，要拉我进屋去泡茶。我按住了他。我说，我来南京办事，顺道过来看看，没什么事情。既然同彬不在，下次再来会他。
举例来说，故事中的马老大这个人物刚出场的时候，为了交代她的生平，我讲述了她与摸骨师吴其麓之间的一段交往——说实话，文字中颇多狎邪床笫之辞。我正读得高兴，没想到春琴忽然对我喝道：
我决定直接去一趟南京。
“等等。”
赔偿的事有了眉目，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趁着房屋尚未最终交割，我准备去麻烦一下我的老朋友赵同彬，看看能不能在他的公司里找点事做。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曾为同彬看过相。他让我把同彬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交往，言下之意，到了危急时刻，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我给他打了一天的电话，他的手机都在关机状态，心里就有点犯嘀咕。
她一说“等等”，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当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去饭馆喝酒。我狠了狠心，决定好好犒劳自己一番。我点了平常最爱吃的鱼香肉丝和宫保鸡丁，外加一盘炒猪肝，津津有味地喝了半瓶酒。就算眼泪止不住地落在酒盅里，二锅头还是他娘的二锅头，喝上去还是那么的带劲，我那山穷水尽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
“这一段你写得实在太不像话。我听了以后五猫抓心。你还是把它删了吧。”春琴道，“这一大段全部删掉。一个字也不要。”
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凑齐这十万元的赔偿款，但心里既然已经抱定了“就算已经死过一次，不妨再多活几天看看”这样的想法，也并不怎样慌张。当我得知，只要将邗桥新村的那处公寓挂牌出售，所得款项在偿付所有的赔偿款之后还略有剩余时，心里顿时一阵松快。
我望着她，发了半天呆，才想起来请教她为什么要删。
等到女法官扭着王曼卿似的大屁股回到了会议室之后，她那温柔的眼神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我被她盯得很不自在，就决定顺从她的意愿，在协议上签字。我看见她朝我点点头，向我投来赞许的微笑，我就知道自己是做对了。皇冠的车主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威严的老头。签完字，老头笑嘻嘻地朝我走过来。尽管他骨折的右手还吊在胸前，但他还是坚持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跟我握别。最后，老头慷慨地向我表示，给个十万就行了，那一万的零头就算了，“大家都不容易嘛！”
春琴仍在低头织毛衣，她头也不抬地问我：“你说，马老大这个人。平时对我们怎么样？”
我马上说：“我懂的，我懂的。”
“挺好的呀。”我茫然不解地望着她，“说起来，我父母结婚，还是她做的媒呢。”
“我们已经发现，你的驾照是伪造的。但我们会假装没有发现。大家都不容易。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嘛！你在文章中把她写得那么龌龊，怎么对得起她？你把她过去的那点事揭发出来，她知道了会怎么想？”
三个月后，事故双方的当事人、单位和保险公司，终于在法院的一间会议室里见了面。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由我承担的十一万赔偿费还是有点吓人。见我脸色惨白地坐在桌边一个劲地喝水，主持调解的一位女法官悄悄地把我叫到了门外的走廊里。她往我跟前凑了凑，妩媚的大眼睛朝我眨了眨，带着薄荷香味的清新口气吹在我脸上。她说：
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提醒她，马老大已经死了六七年了，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一辆满载大白菜的机电船，劈波斩浪，正从桥下穿过。而在左前方的路基上，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已决定回头，向出事地点急速跑来。
“反正我心里不舒服。”春琴提高了嗓门，“直说吧，你是删，还是不删？”
与现在的这个结果相比，如果我刚才听任汽车撞断桥栏，从右侧翻入河中，就此了结我这丢人现眼的一生，哪一个结果更好？
我耐着性子跟她解释，现实中的人，与故事中的虚构人物，根本不是一回事。既然是写东西，总要讲究个真实性。可没等我把话说完，春琴就不客气地回敬道：
透过被震碎的前挡风，我看见对面那辆车的顶盖向上高高翘起，露出了扭曲变形的发动机构件。接下来，就是一段漫长的寂静，惟有风从车顶上呼呼刮过。在神智尚未陷入混沌之时，我还来得及认真地比较了一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
“讲真实，更要讲良心！”
两年后的一个下雪天的清晨，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为了避让一辆从河边松树林里突然蹿出的电动车，出租车瞬间失去了控制。在撞向大桥的水泥桥栏的一刹那，我本能地向左打轮。汽车在雪地里平移了十几米之后，撞开大桥中间的隔离栏杆，迎面撞上了一辆白色的皇冠。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再这么纠缠下去，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板起脸来告诉她，我不打算删掉任何一个字。春琴立刻把手里的毛衣往床上一扔，蓦地站了起来，从床头柜上端起水杯——我原以为她会把水杯直接朝我砸过来，还好，她只是喝了一口水。随后，她抹了抹嘴，说了句“让你的真实性见鬼去吧”。一扭身，气咻咻地出了房门。
我很快就学会了开车。经他指点，我从黑市上买了一张驾照，与邗桥当地一家出租车公司签了约。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冷静下来。我来到厨房，看见她正在灶下烧火，暗自垂泪。我走到她身边，正想蹲下来劝劝她，可她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从灶下起身，走到灶前，掀开锅盖，将铜勺在铁锅里胡乱搅了搅，对我说：
离职的第二天晚上，与我同时下岗的一位工友请我去街上的一家小饭馆喝酒。说起将来的前途，他极力怂恿我和他一起干出租。这人姓佘，荣炳人，早年跑过运输。他说，出租这个行业来钱快，自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你去走钢丝，“如果你也打算在这一行里安身，我负责在三天之内教会你开车。”
“明天一早，你就去街上买张床回来。”
3
“好好的，为什么又要买床？”
我再次见到春琴，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春琴就把勺子在锅沿上重重一敲，怒道：“从明天开始，我跟你分床睡。”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我和春琴，在终于走投无路、对糟糕的命运仍抱有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时候，都把投奔对方作为自己不假思索的选择。可问题在于，两个选择，不仅方向相反，而且互为矛盾。
我知道，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不服软看来是不行了。我当即向她发誓赌咒，不仅保证将马老大、吴其麓之间的那段故事（总共四千多字）尽数删除，而且，凡是她认为应该删改的地方，我以后一律照办。
大夫离开后，我忽然想起春琴“大不了我就来南京投奔你”那句话，不由得满眼落泪。
从那以后，我在给春琴读故事的时候，为了不让故事中断，特地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一旦她提出不同意见，就将它记录下来。等到把整部书读完，再一并做出删改。当然，我自己也留了个心眼。凡是那些有可能引起春琴不快的段落，我都一概跳过不读。可即便如此，她最终提出来的修改意见，竟然也达四十九处之多。
半年后，我从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苏醒过来，面对大夫“如何通知家属”的严厉质询时，想来想去，这个所谓的“家属”，只能是春琴。但我没有提供她的联系方式。我强忍着麻药失效后剧烈的疼痛，对大夫笑了笑，道：“我的情况稍微有点特殊。怎么说呢，我既是病人，同时也是他的家属。”
其中改动最大的，是更生这个人物。关于他与唐文宽之间的那档子事，春琴责令我一个字都不许提。前后删改七八处，删掉的内容，大约在七千字上下。这样一来，更生从小说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被降格为一个次要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拿着买断工龄的六万块钱，提前办理了退休。
如果说到我的小说中让春琴最为反感的人物，出乎我的意料，既不是她曾经的死对头梅芳，也不是她深恶痛绝的王曼卿，而是一个名叫沈祖英的人。至于说她对沈祖英心生反感乃至厌恶的理由，说来十分可笑——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春琴讨厌沈祖英，竟然是因为我在故事中写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春琴说，她平时最讨厌戴眼镜的女人，“文乎文乎，装模作样，讨厌死人了！再说了，你们两个孤男寡女，成天呆在那个图书馆里，一天到晚也不知道搞什么勾当。你竟然还夸她长得漂亮！”
我回到邗桥之后，塑钢厂正式宣布倒闭。清算后的资产、地皮以及巨大的债务，都一同转给了南京的一家房地产公司。
按照春琴的建议，我把沈祖英与我在下午喝茶时“讲文论史”的部分，全部予以删除，并重写了“沈祖英”一节。
她这么说，不过是一句玩笑话。但“投奔”二字，听上去还是让人有些惊心。
不过，春琴的建议并不都是那么荒唐可笑、蛮不讲理，有的地方，也可以说很有见地。比方说，雪兰与我离婚后，我本有一大段文字写到小武松、银娣去上海后的生活经历。可春琴说：“你一会写镇江，一会写南京，一会冒出个合肥，现在又来了个上海，搞得我头大。再说了，他们在上海跟女婿的那点事，与整个故事全不相干，我劝你还是把它划掉为好。”
我明知道她们婆媳间的恩怨已势同水火，难以化解，还是说了一大堆连我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来安慰她。大概是看见一辆挤满了人的中巴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春琴把手里的那袋芦柑递给我，勉强朝我笑了笑，让我不用担心她，“到了实在熬不过去的那一天，大不了我就到南京来投奔你。”
你还别说，这一大段枝蔓被划去之后，文章的脉络顿时变得清晰流畅了许多。
春琴口中的这个她，指的是谁，不言而喻。
在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我还写到了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一段交往。当时，龙冬因第一次吸毒被抓，经人指点，春琴硬着头皮去哀求定国出面疏通。他们见面的地点被定在英皇酒店的一个套房里。这是春琴亲口告诉我的一段秘闻，其真实性毋庸置疑。关于这段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我在写作时已尽可能地使用了烟云模糊之法，写得极其隐晦。但当我读到这一段，因担心春琴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就直接跳了过去。后来，经过反复的斟酌，还是决定把它删掉了。
“怎么死的？还不是叫人家给咒死了。说不定哪一天，连我也要叫她给谋害了。死了也好，我让她。”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春琴没让我删我自己主动删去的段落。
我终于有机会认真地问她，春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那时，春琴已不愿意再提这个话头。她的嘴唇不住地颤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住了，没有掉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了口气对我道：
不久前的一天，我打出租车去青龙山采石场搬运行李（我寄放在传达室的行李中，有我最为看重的珍宝——你知道，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全部书信）。在出租车上，我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著名的作家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颇为轻佻地对记者说，在中国，作家拥有完全的创作自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知道他在说瞎话，气不打一处来。假如他像我一样，也找一个春琴这样的人做老婆，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完全的创作自由”了。面对春琴这样一个“暴君”，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即便她没让你删，你一旦想到可能会有的可怕后果，恐怕早就把那些会惹她生气的字句删得一个不剩了。
我和春琴在路边的站牌下等车。
可问题在于，我把高定国与春琴之间的纠葛删掉后，高定国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到了最后，反而更像是一个正面人物了。唉，事到如今，也只能由它去了。这个世界原本就讲不得什么是非！
当年朱方汽车站所在的那个小山坡，已经被推平了。售票处的小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中石化的一座加油站。
不过，请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尽管春琴强迫我修改自己的小说，尽管她在成为我法律上的妻子之后，立即故态复萌，蛮横霸道，试图将我重新纳入她的羽翼之下，尽管我们都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可我对我们在便通庵的生活，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我深信，我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与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人的爱情和婚姻相比，丝毫没有逊色的地方。我有时觉得她是我婶子，有时候又恍惚觉得她是我姐姐，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老板斜靠在一个木椅上看电视。他懒洋洋地看了春琴一眼，说了一个价格。春琴还了价，老板就不耐烦地朝她挥了挥手，决定不再搭理她。春琴犹犹豫豫地往前走了几步，还是站住了。她又回过身去，再次来到了那家水果摊前。她撩起那件水蓝色褂子的下摆，斜着身子，从夹袄的侧兜里往外拿钱。那些花花绿绿、币值不一、叠得整整齐齐的碎票子，被她包在一面皱巴巴的手帕里。老板把称好的芦柑扔给她，带着一种嫌恶的神情，从她手里接过钱，看也不看，一把丢在了放钱的硬纸盒里，仍旧转过身去，瞧着电视机的荧屏，咧开嘴笑。
写到这里，我本来可以模仿一下《一千零一夜》那个著名的结尾，写上一句“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直至白发千古”，以此结束整部小说，但我知道，我要这么写，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我和春琴沿着杂乱而潮湿的街道往前走。我记得当年春琴送我去南京时，走的是同一条路。面目全非的街道，已无任何遗存可以让我去辨认过去的岁月。二十四年的光阴，弹指而过，不知所终，让回忆变得既迟钝，又令人心悸。在经过一家水果摊时，春琴忽然站住了。她问我，知不知道一种名叫海洛因的东西。海洛因与赵锡光偷偷种在院里的鸦片相比，到底哪个更毒？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问，正想着如何跟她解释，春琴已经转过身去，向水果摊的老板询问芦柑的价格了。她要给我买点芦柑，让我带在路上吃，对我的劝阻完全不予理会。
我们的幸福，在现实世界的铁幕面前，是脆弱而虚妄的，简直不堪一击。有时候，春琴和我在外面散步，走着走着，她的脸上就会陡然掠过一阵阴云。只要看见路边停着一辆橘黄色的挖土车，她就会疑心这辆车要去拆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人，我和她，就会立即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忧虑中。
本来，我昨晚已经答应龙冬在朱方镇再住两天，到了这时，我只得暗暗在心里编造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以便在当天下午就返回邗桥。奇怪的是，不论是桂秋、龙冬，还是春琴，都没再流露出任何挽留的意思。
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政府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
就算天底下的婆媳都是天敌，就算多年的积怨与争斗压在心里不吐不快，春生刚死，桂秋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已经不能用“恶毒”或“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直到这时，我才忽然想明白，当初龙冬与夏桂秋谈恋爱时，春琴为何要不顾性命地加以阻拦。当然，春琴成天挂在嘴上的那句“迟早我要死在她手上”，也绝非是一时气话。
既然我们那不值一提的幸福，与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那么，我们唯一的指望只能是：赵礼平的资金链断裂得更长久一些。
短短半分钟的停顿过后，春琴仍接着洗碗。
12
桂秋在说这番话时，故意提高了嗓门，以便让婆婆在厨房里可以听到。碗碟在搪瓷盆里的碰撞和刮捎声突然停了下来，厨房里一片静寂。
四月六日，是个晴天，刮着东南风。我跟春琴回半塘扫墓。
“吹。一天到晚就知道吹！什么特级飞行员喽，什么特训大队长喽，今天三等功，明天二等功，好像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宝货。等到那飞机从半天空往下一掉，轰的一声，腾起一片火来，连尸骨都化成了烟，被风刮得没影了。这下好了，不吹了，歇了屄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口口声声威胁我，让她弟弟回来收拾我，来呀，你怎么不让他来收拾我的屄。”
自从她母亲去世后，春琴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村庄。那里埋葬着她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现在，她既然已经重新嫁人，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应当回去知会他们一声，在他们的坟前磕几个头。春琴拎着一个印有“莲美化工”字样的白色布兜，沿着风渠岸河道的大路，走在了前面。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她。我看见她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土堆的顶端，然后又一点一点地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春琴又在另一个土坡上一寸寸地变高、变大。
等到吃完午饭，春琴去厨房洗碗的这个当口，夏桂秋笑吟吟地将一条热毛巾递给我擦脸，随后扬声道：
最后，她停在了一处池塘边，发呆，等我。
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夏桂秋不时地往我杯中斟酒。她跟着龙冬叫我舅舅。这个来自皮村的姑娘，表面上看，有说有笑，一点也不像春琴向我抱怨的那样凶悍。她一连两次借故与婆婆搭话，脸上带着笑（甚至，她在第二次与婆婆说话时，还伸手捋了捋她的胳膊）。可春琴一直阴沉着脸，只当听不见，对儿媳的真情假意，完全不予理睬。桂秋讪讪地瞥了我一眼，有点下不来台，又不便当场发作，脸色陡然间也变得很难看。稍后，她心绪烦乱地往嘴里扒饭时，不小心咬破了嘴唇。看着餐巾纸上殷红的血点，我暗暗有些担心，桂秋勉强咽下去的这口恶气，迟早会变着法子发泄出来。
太阳终于在废弃的砖窑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废墟上，一点点地浮上来。顷刻间，天地为之一新。不远处的那片山岗上，在当年大队蘑菇房的位置，停着一辆报废的挖掘机。我隐隐记得，那处池塘位于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正是当年我和父亲去半塘走差时，遇见梅芳和高家兄弟的地方。在一种似曾相识的寂静中，我似乎仍能听到当年送喜报的锣鼓声。
我知道，春琴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暗藏着一种远比悲伤可怕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厌倦。那是一种预先接受了最后的结果（死亡），硬起心肠，决意在这世界上再耽搁几天的麻木和呆钝。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她的眼睛盯着你的时候其实并不在看你。她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在走神。她在对你微笑的时候依然眉头紧蹙。她在跟你说话时言不由衷。仿佛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她全然无关。
西厢门和东厢门也早已片瓦不存，只是那道灰灰的山墩（中间有一个供人通行的方方的大洞）还在。山墩东面的小河还在。一边有栏杆的小石桥还在。当年，我和父亲看见狐狸的那个乱坟岗上，矗立着一个“韩泰轮胎”的广告牌，背后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巨大苗圃。一辆满载树苗的小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了苗圃的大门。
可我的看法与龙冬完全不同。
这是我第二次去半塘。
一天晚上，龙冬在陪我喝酒时，眼里泪光闪烁，偷偷地对我道：“我真担心她跨不过这道坎。你回来一趟，打个岔，谢天谢地，这事总算过去了。如果单位没什么要紧的事，不妨在家多待两天，陪她说说话。”
我记得，早在四十三年前，父亲带我去半塘走差时，曾不无夸耀地对我说，到了仲春时节，等到村子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红柳、芦苇和菖蒲都在水沼中返了青，成群的江鸥和苍鹭从江边结队而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我想，假如父亲有机会再到半塘来看一看，他一定会为当初说过的话感到羞愧。没有满村的桃杏。没有遍地的红柳和菖蒲。没有成群结队的江鸥和白鹭。
现在，这个弟弟也不在了。
一条正在建造中的高等级公路，把半塘隔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紧挨着马路的，是修葺一新的半塘寺。它被建造在一片宽阔的水面之上。水塘对面是一大片有着蓝色屋顶的工业园区。再往南，可以看见居民小区的一排排楼群，隐没在一大团黄色的脏雾中。而在这条公路的北侧，也就是原来半塘村所在的位置，已经被规划成一个半月形的墓园。
在朱方镇的这三四天中，春琴一次也没有向我提起她的弟弟春生。她不提，我也不便贸然动问。在我小时候，隐约就听到村里流传着这样一个俚语：像春琴家那样倒霉。他们家原先有六口人，日子虽说不算富裕，也是中上人家。她的祖父、父亲和最疼爱她的哥哥，居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死去，且死得不明不白。她本人在十五岁那一年，嫁给了四十出头的赵德正。后来她母亲也去世了。唯一的弟弟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
清明节刚过，墓园里到处都是扫墓人遗落的黄色菊瓣。一团团的纸灰在风中打着转。一个身穿皮夹克的中年人，一边在墓前烧纸，一边在用手机打电话。我们在那片墓园中转了半天之后，春琴才猛然想起来，她家人的坟墓，很可能不在这片墓园中——当年，半塘村拆迁时，村里派人来通知她回去迁坟，她正在医院里打点滴。尽管如此，春琴还是执意要把这里的每一处墓碑都看个遍，满心希望“说不定在哪个角落里”，就能突然看见她家人的名字。
老家拆迁后，安置房的水电还没有通。春琴和儿子、儿媳，从新珍表姐的手里租下了一处小院，算作过渡。这处幽僻的宅院，应当就是琴师赵孟舒自尽前最后的造访之地。至于说新珍的表姐（还有粮管所的罗站长）又搬到了哪里，我就不知道了。
很快，春琴在一棵老槐树下站住了。她转过身来，惊恐地看了我一眼，随后，泪水就溢出了眼眶。
龙冬将摩托车推进院门，停在了一棵枣树下。他的妻子夏桂秋正在廊下剥着蚕豆，招呼我进屋吃饭。春琴换了一身水蓝色的新褂子，匀了脸，盘了发髻，正在灶下烧火。看到我进门，春琴冲我笑了一下，问我要不要把身上淋湿的衣服换下来。可她也就这么一说，过后就忘了。倒是桂秋听见婆婆的这句话，赶紧去里屋找出了一件龙冬的夹克，不由分说，帮我把衣服换了下来，将湿衣服拿到灶下去烘烤。
我知道她为什么流泪。
2
那棵长在墓地中的老槐树，原先长在她家的院子里。借由这颗老槐树，我大致可以推断出他们家正房、厢房以及院落的大致方位和朝向。春琴当年在堂屋里手摇纺车的那个地方，如今耸立着一个黑色的花岗岩墓碑，上边赫然写着“李阿全之墓”五个金灿灿的大字。
我坐在龙冬的身后，双手搭在他瘦削的肩胛骨上，沿着一条宽阔的黄泥大道返回朱方镇。乱针似的细雨仍在斜斜地飘落，四周看不到一个人影。天空陡然间变得更加阴沉幽暗，但也不是全黑——就像《诗经》中所说的“如晦”，其实并不是如墨般的黑暗，而是灰灰的一派清冷，暧昧不明，随着摩托车的行进而缓缓移动的地平线上，甚至还透出了些许薄薄的明亮。
等到我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春琴这才囔着鼻子，对我嘀咕了一声：“阿全那么年轻，怎么也死了？”
龙冬“哔哔”地按了两声喇叭，远远地向我挥手。
至于她口中念叨的这个“李阿全”究竟是什么人，她没说，我也没问。
我正打算绕过祠堂的瓦砾堆，爬上一道陡坡，去新田转转，就听见了远处隐隐传来的摩托声。龙冬那虚幻不真的身影，在空濛的水雾的折光中颤动着，一点点地浮现出来，被更生家的池塘挡住了去路。
随后，我们来到了墓园管理处，向一位姓朱的看门人打听她家人骨殖的下落。老头说：“当时叫你们回来迁坟，是给足了时间的。你们都忙，没空。逾期不迁，我们只好作为无主坟处理了。村里统一将他们葬在了一块。究竟葬在了哪里，我也说不准。”
将死未死之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是一片令人生疑的虚空和岑寂。
春琴向他打听村委会在什么地方。她想去那里找个干部问一问。
打个比方说，当你把一段花枝插于花瓶之中，只要有水，花的生命仍在延续。也就是说，在花枝上含苞欲放的花朵，或许一度更为艳丽。不过，由于被剪断了根茎，无论如何，你不能说它是活的。但作为正在开放的花朵，它确实一息尚存，确乎未曾死去。
老头笑了笑，“去了也没用。当年村里闹拆迁，兵荒马乱的，干部们成天焦头烂额，连活人都管不过来，哪有心思去管死人的事？我劝你们在我这里买点纸，就在大门口随便烧一烧，意思意思罢了。”
站在祠堂的阅台之上，在纷纷飘飞的细雨之中，想到德正在多年前就已栖身黄土，春生竟然也在不久前埋骨异乡，心里忽然有一种“活着就已死去”的倦怠之感。日来月往，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在俯仰之间，千秋邈远，岁月苍老，蒿藜遍地，劫灰满目。我终于意识到，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
我见春琴有些犹豫，就给她出了个主意：不如去半塘寺，给他们每人上一炷香，祭拜一番，表表心意，也是一样。
那阵子，邗桥砖瓦厂已与上海的一家企业合作，生产钢门钢窗。我也离开工会图书馆，去了园林科养花种草，每月七八百块钱的工资，与下岗或失业相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在接到龙冬的电话后，也没向任何人请假，就在当天下午返回了朱方镇。
春琴闷了半天，也就同意了。
三四天前的一个凌晨，我在邗桥新村的公寓里酣睡，忽然接到了龙冬打来的电话。他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春生死了”，就陷入了沉默。我刚刚从睡梦中被惊醒，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春生是谁。我问龙冬，春生是怎么死的。龙冬说他也不清楚，反正人是死了。他母亲春琴一连六七天下不了床。她既不哭，也不说话，只是两眼发痴地盯着房梁，“像是在费力地琢磨什么心事”。他和妻子夏桂秋都有点害怕。春生当年去贵州当兵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获悉他死讯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仍然是当初那个病弱瘦小、目光躲躲闪闪的少年。
我们穿过马路，经由半塘寺东侧的山门，径直来到了伽蓝殿。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和尚悄悄地走到了我们身边。他笑着问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有点瞌睡？春琴没顾上理他。等到她上了香，拉着我，一起鞠了几个躬，正要走，小和尚又把我们拦了下来。他故作神秘地向我们介绍说，半塘寺始建于宋代，最神秘的地方就是这座伽蓝殿。每个进庙烧香的人，只要一来到殿前，马上就会昏昏欲睡，“你们二位只需要交上两百块钱，就可以去殿里做梦祈福。在梦中，你可以看见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见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就领你们进去。不做梦，不要钱。”
其实，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甚至当我第一次听说儒里赵村将被整体拆迁之后，我也没有感到怎样的吃惊。只有当你站在这片废墟之上，真切地看到那美丽的故乡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幻想是多么的矫情、谵妄！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春琴一直紧盯着他的脸，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弄得小和尚满心狐疑，不时低头也朝自己身上瞧。末了，春琴问他：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大人欲言又止的言谈和哀矜的目光中，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母亲遗弃的孩子。遗弃就遗弃吧，反正我还有父亲。当我的父亲在便通庵的大梁上自缢身亡后，我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可是，老福奶奶告诉我，不要紧的，我的母亲还在，她活在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哪天，当大雁北还，燕塘边的野蔷薇开出成片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温暖的春风里，我的母亲就会回来。再后来，我知道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独自一人被扔在了南京城外的邗桥小镇。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并没有特别强烈的被整个世界抛弃的刺痛感。那是因为，我从未把邗桥的那间公寓看作是永久的栖息之地。就像那个被卡吕普索囚禁在海岛上的奥德修斯一样，我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乡，回到它温暖的巢穴之中去。
“温德林是你家什么人？”
祠堂前有一块村民们晒谷子的大晒场，遗落的麦粒照例在春天发芽，在晦暗的天空下长成了一块长方形的稀疏瘦弱的麦地。微风吹过，抽穗的麦秆齐刷刷地倒向一边，金黄色的麦地里，突然就露出了绿色的稻秧。一只野雉于麦地中轰然飞出，像箭一样消失在远处灰蒙蒙的荒树之中。
和尚道：“他是爷爷，我是孙子。”
最后，我来到了被夷为平地的祠堂前。这座始建于宋代的赵家宗祠，在雷击和灾乱中屡毁屡修，屡修屡毁，至此荡然不存一物，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数不清的燕子找不到做窝的地方，密集于枯树之巅，喳喳地叫着，盘旋不去。
春琴一听，就笑了。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我们从伽蓝殿出来，快到山门前时，那个小和尚仍然在后面跟着。那时，他已经把进殿做梦的价格降了一半，“既然是熟人，我只收你们一百，怎么样？”
我仿佛还能听见碗盘杯盏的碰击声，听见嘈杂而遥远的人语声，听见麦秸杆和树枝在灶膛中辟扑直响，听见雨燕的啁啾，烈日下的蝉鸣，蟋蟀在床下谦卑的低吟，听到冬天的雪夜中远远的狗吠。
春琴回过头去，冷冷道：“这半塘寺，如今让这么大的一块墓园给围着，进了殿，除了梦见鬼，还能梦见什么？”
我走过村子最西头的老尼姑马老大家。
正午时分，我和春琴回到了儒里赵村的村头。
我走过有蕉雨山房之称的赵孟舒家。
春琴忽然觉得有些头晕。我扶她坐在红头聋子家猪圈边的碌碡上歇息。我告诉春琴，同彬和莉莉五一长假要来便通庵住一段，他们也会带新珍一起来。同彬说，长生去世后，新珍在南京住不习惯。如果新珍也喜欢便通庵这个地方，就让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住。春琴说，去年梅芳和银娣来帮着割麦的时候，好像也说过，要在当年养猪场的边上盖上几间房，搬过来和我们做邻居。
我走过高氏兄弟和梅芳家。
春琴抱住我的一只胳膊，将脸贴在我的身上，轻声道：
我走过曾经的岳父小武松家。
“假如新珍、梅芳、银娣她们都搬了来，兴许就没人会赶我们走了。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
我走过鳏夫柏生家。
我没有吭气，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
我走过门前有一方池塘的更生家。
我朝东边望了望。
我走过刀笔赵锡光家。
我朝南边望了望。
我走过独臂的异乡人唐文宽家。
我朝西边望了望。
喂，你谁啊？
我朝北边望了望。
暮春时节的小雨似有若无，落在这片杂乱丑陋、破碎阴沉的荒野里，落在燕塘填平后长出的茂密的苇丛里，落在风渠岸那流淌着稠黑柏油的狭长水道上，也落在我衰朽的记忆深处。我所站立的地方，应当是我们家阁楼的位置。一段木梯从碎砖和霉黑的蚊帐的遮掩下顽强地露出了一角，上面栖息着一只东张西望的喜鹊。一片野生的向日葵，长在了我们家的羊圈里。越过那片肥壮的向日葵丛，就是老福奶奶家的篱笆小院。几株正在蹿杆结籽的芝麻，高出于青草、瓦砾和破旧的竹席碎片之上。再往西，就是红头聋子家被推倒的猪圈和柴屋。笨重的石槽完好无损，一只在那儿觅食的灰鼠不安地望着我，仿佛在说：
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
你甚至都不能称它为废墟——犹如一头巨大的动物死后所留下的骸骨，被虫蚁蛀食一空，化为齑粉，让风吹散，仅剩下一片可疑的印记。最后，连这片印记也为荒草和荆棘掩盖，什么都看不见。这片废墟，远离市声，惟有死一般的寂静。
我本来想对春琴说，就算新珍、梅芳和银娣她们都搬了过来，也只是在这里等死，而不是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你把石头埋在田地里，不能指望它能长出庄稼来。你把尸首种在花园里，不能指望它能开出花朵来。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最后，我猛吸了一口气，对春琴这样说：
龙冬用摩托车把我送到了这里。我记得摩托车从朱方镇开出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停在了一片遍地蒿草的荒墟里。龙冬说了声“到了”，就将车停在了一片瓦砾之中。他说过两个小时再来接我，随后戴上头盔，骑上车走了，把所有的惊异、恐惧和令人揪心的陌生感通通留给了我。
“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新村庄的始祖。
儒里赵村拆迁一年之后的春末，下着小雨，我终于站在了这片废墟前。
“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