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中午，我接到了叔叔从镇江康复医院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没说有什么事，只是让我尽快去一趟。此前，我已经听说，婶子病得很重，已经从深圳回到了朱方镇。
二〇〇三年末，我开车去南京禄口机场接人，在途经郊外的一座石桥时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十多天。我不得不另谋出路。半年后，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青龙山采石场的传达室找到了一份新差事。
我赶到康复医院的住院部，叔叔在病房门口等我。他说婶子刚吃了药，正在昏睡之中，让我等会再进去看她。他把我带到了隔壁的一个宽敞的休息室里。金花也在那里。她的身旁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手机游戏。金花让他叫我舅舅，那小伙子白了我一眼，没吭气，金花也没再坚持。房间里还坐着三四个陌生人，他们眉头紧皱，都在抽烟，不说话。大约二十来分钟后，护士夹着一个病历本，推门走了进来。她刚问了一句“谁是呆子”，我立刻就站了起来，把护士也逗乐了。
第二天早上，我在厂门口的路边店里，买了包子、油条和茶鸡蛋，准备回家招呼婶子她们吃早饭，没想到，她们一大早就已离开了。从那以后，直到婶子去世之前，我与她再也没见过面，转让房产的那八百块钱，也终于没有寄来。我听说，堂哥的生意做大之后，在深圳和珠海都买了房子。婶子有半年住在宜兴的女儿家，另外半年就呆在深圳，像候鸟一样在两地飞来飞去。
我跟着护士，来到了婶子的床前，坐在了窗边的一张红色的塑料椅子上。婶子微微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还没说话，两行浊泪就从深陷的眼眶里溢出，顺着脸颊无声地滚落。婶子把叔叔支到门外，以便“让我们娘儿两个，安安静静说说话”。
吃过饭，婶子和金花就挤在我那张小床上睡了。我仍旧回图书馆过夜。
一听见婶子说“我们娘儿两个”，我心头一热，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婶子抬起她那只插着吊针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床沿，大概是希望我坐得离她更近一些。随后，她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喃喃道：
“你别瞎说，不是这么回事。听银娣说，小武松根本没动手，他只是在亲家的耳边吼了一声，那老头的耳朵就聋了。”
“呆子。呆子。我叫了你一辈子呆子。叫惯了，你的真名叫个什么，我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知道你是有名字的，你的大名叫个什么？”
我问武松因何与亲家发生争执，堂妹只是笑，不肯说。正在这时，婶子把满满一盆西红柿鸡蛋面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揩了揩手，接话道：
我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赵伯渝，“你要习惯叫我呆子，就呆子吧，没事。”
金花说：“上海倒是去过。后来小武松失手将亲家翁打成了重伤，夫妻两个又回来了，靠着儿子小斜眼，一块过日子。”
“没错。是叫赵白鱼。你娘生你的那天，有一条白鱼从燕塘的水码头跳上岸来，你爸爸去河边挑水，捡着了。他是个算命的，大概是觉得吉利吧，就给你取名叫白鱼。白鱼啊，你说婶子怎么就这么倒霉？我吃的都是有机菜，喝的都是矿泉水，不抽烟不喝酒，早晚散步两次。怎么偏偏叫我得这个病？白鱼啊白鱼，婶子得了这个病，也不奇怪。婶子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这病就是报应。对不起，白鱼。对不起。真是天打雷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那苦命的妈妈……”
我明明记得，武松和银娣两个人都已跟着雪兰去了上海，怎么会又在老家开起了酱菜厂呢？
我一边替她老人家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在心里想，婶婶说的这件事，指的会不会是她没给汇来的八百元钱？可听到她说天打雷劈，又觉得不太像。第一次听见婶子一迭声地说对不起，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哗哗直流。
金花那时已嫁给了宜兴的一个老板，说起话来带着一点无锡腔。金花说，早些年，生产队的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现在村子里几乎没什么人种地了。这也难怪，一年忙下来，累个半死，一亩地只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谁愿意干？大家都忙着办厂，政府也鼓励村民办乡镇企业，“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下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哩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夫妻俩去年还买了一辆摩托车。你还别说，王曼卿开起摩托来，也是一把好手。成天神气活现的，到哪里都是突突突，一阵烟。”
“要说对不起，我第一个对不起你娘。”婶子说，“你娘去了南京之后，没有哪一年不给你寄东西来。糖果啦，饼干啦，本子啦，铅笔啦，小人书啦，什么都有。有时一年寄一趟，有时一年寄两回。要把你娘寄给你的这些东西，堆在一块，准能堆出个小山来。有一回，她还寄过一块手表。是上海产的宝石花。我第一次收到你娘寄来的东西，一时财迷心窍，就没让你爹知道。有了头一回，就有了第二回。糖果和饼干，都被礼平和金花吃到了肚子里，剩下的东西，全都送到皮村的供销社，让魏广国那狗日的代卖。卖来的钱，我和他平分。我既然做了这件缺德事，就该受这场报应。我这个人，就是死了也不值个价。
婶子在厨房里忙着下面，我和金花就坐在过道的桌边聊天。
“白鱼啊，婶婶今天叫你来，不光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是想告诉你一件事。自打你娘离开朱方镇，她一天都没忘记过你。她的肠子一天都没有直过。她的心没有一天不是揪着的。看着她寄来的那些东西，我就知道，她的心一直在你身上。我担心，要是哪天夜里一蹬腿，这世上恐怕再也没第二个人知道你娘对你的好，知道你娘对你的心。我把骨头里的一点力气都给攒下来了，挺着，硬挺着，等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些话。”
婶子的一席话，说得我心烦意乱、焦躁不安。为了压住心头那不时蹿动的火苗，不至于立刻与婶子翻脸，我只得赌气似的在合同上签了字，希望此事尽快了结。签字之后，心里忽然又觉得隐隐作痛。我知道，一旦房屋出手，我跟家乡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络也被切断了，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跟她们说，说了她们也不会懂。我接连抽了两根烟来平复心情，然后，猛吸了一口气，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请她们去邗桥镇上找馆子吃饭。我原打算吃完饭后，顺便将她们安顿在工厂的招待所里，可婶子执意不肯。她说不如在家随便弄点吃的，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们就走人，“你们家，总不至于连挂面都没有吧？”
叔叔把门推开了一条缝，圆圆的脑袋探进来觑了一眼，又将门关上了。我陪着婶子哭了好一阵，实在拿不准，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安慰她，就问她，这件事，从头到尾，叔叔是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这处房子，原本就是老赵家的祖产。当初分家时，你爷爷如果不偏心的话，应该一碗水端平，两兄弟一人一半。可怜你那瘸腿的叔叔，人老实，又拙智，净身离了门户，连根针都没带出来，招到我们家做女婿，这些事，一场一节，你都是晓得的。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提了。现如今，你在南京立住了脚跟，吃上了公家饭，乡下那个房子你也住不上，难道一直空关着养蛇不成？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房子不让给至亲的骨肉，难道还要让与外人？老刀笔不在了，这个文书我是请他儿子长生做的。八百块钱的转让费，一分一厘不会短少。你今天签了字，我明天回家后就把钱给你汇过来。”
“他哪里是什么好人？”婶子舔了舔皲裂的嘴唇，勉强笑了笑，对我道，“你妈妈寄来的那块宝石花手表，现如今还戴在他的手腕上。”
我判断，婶子和金花大老远从乡下找到邗桥来，多半与房子的事有关。果然，当我们三个人围着过道里的小方桌坐定之后，金花就从包里取出一份房屋转让合同，让我在上面签字。婶子说：
婶婶的遗体火化后，骨殖仍由叔叔带回朱方镇的集体公墓安葬。那时，儒里赵村已完成拆迁，差不多有一半的村民，被安置在朱方镇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春琴的家也在那里。
不久前，我曾收到过一封龙冬寄来的信。他告诉我，我们家的那处空房子被堂哥占了。赵礼平没跟任何人商量，就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加盖了几间房，在那里办了一家五金配件厂。高定邦出面阻止，说了几句公道话，被婶子指着鼻子好一通大骂，最后，定邦也只得由他们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龙冬在信中感慨说，“不要说高定邦一个小小的村长，就连乡长陈公泰都在走他们家的门路，抢着给赵礼平拎包呢！”
落葬那天，堂哥礼平和堂妹金花都没有露面。我在青龙山的采石场央人选了一块上好的大青石，叫了一辆金杯车，把石头运回去，给婶子做墓碑。叔叔站在他们家的单元楼下，正在招呼几个前来诵经放焰口的和尚。他见我和司机把石碑从车上卸下来，就一瘸一拐地赶过来，抢着给司机付钱。
初一听，这两句话差不多，仔细一琢磨，意思完全不同。
门口还站着一堆人。他们都远远地望着我，都冲着我笑。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走到我跟前，问我还认不认得她是谁。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新珍，可仔细一看，又觉得不像。我猜她是老鸭子，可话一出口，自己都觉得有点离谱。那老太太一拍大腿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稀疏的黄牙齿：
“我还当你在城里过上了什么好日子！”
“我看你也快掘墓了。老鸭子，你怎么不说我是马老大！告诉你，老鸭子早八辈子就死了。她是和老福同一天死的，赶了个前后脚。真是贵人多忘事，你真的认不出我来了？我是龙英啊。”
她进了屋，东看看，西瞅瞅，很快又感叹了一句：
噢，原来是龙英。
“我来看看你在城里过的是什么好日子！”
龙英望着我笑，我望着她笑，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龙英催着身边的孩子，叫我爷爷。叔叔悄悄地塞给我一张五十元的钞票，让我给孩子当见面礼。龙英刚走开，我就小声地问叔叔，龙英的男人老牛皋是什么时候死的。叔叔被我的话吓了一跳。他吃惊地望着我，同时放下脸来，对我道：
当我的婶子带着堂妹金花找到这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应当说，不论是对我的婶子，还是堂妹金花，多年来我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说实话，离家多年后，我第一眼看见婶子，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甚至有些激动。可我的好心情没能持续多久。我正打算问问婶子，大老远来找我有什么事，婶子像是看穿我心思似的，抿嘴一笑：
“谁跟你说老牛皋死了？快别瞎说！人家活得好好的。昨天上午，我上街买菜，还看见他在公园里舞剑呢。莫慌，定邦来了。我去迎迎他。”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从薛工的宿舍搬到了邗桥新村的新工房里。我的那个单元在一楼，靠西，只有一间半，不过一个人住也足够了。我是那种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轻松自在的人。只要有扇门，我就可以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除了冬天的风雪和夏日的蚊虫，平常很少有谁光顾我的小屋。直到五六年之后，我的住处才终于迎来了两位访客。
顺着叔叔行走的方向，我看见小区的南门口急急地闪进两个人来，被一名保安喝住了。高定邦佝偻着背，挑着一担厨房做饭的炊具，走在前面。在他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儿子高国柱。国柱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也挑着一担竹篓，里面装着盆碗杯碟。大概是因为瘦弱的身体稳不住担子的重量，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一进门就耸着肩膀，翻着白眼，站在保安的岗亭边，原地直打转。
婶子
高定邦
我的车开出去没多久，孙耀庭就很不客气地喝令我停车。他和那个女孩下了车，很快又拦下了另一辆出租车，从我车旁嗖地一下，过去了。
早在一九七四年冬天，高家兄弟就已反目成仇。为了平息日甚一日的闲言碎语，高定邦一赌气，就依了马老大的撺掇，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匆匆忙忙结了婚。但谣言并未就此歇绝。两年后，高定国与梅芳离了婚。知青小付调到朱方中心小学任副校长，夫妻二人在朱方镇上找了个房子住了下来，从此很少在村里露面。村子里有人议论说，如果高定国早一点离婚，或者说，高定邦晚一点和寡妇结婚的话，梅芳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投向大伯子的怀抱。当初，高定邦单身的时候，村里人编出瞎话说，兄弟俩合娶了一个老婆。如今呢，梅芳一个人落了单，与哥嫂同在一个屋檐下，村里人又说，高定邦等于是娶了两个老婆——前半夜和寡妇睡，后半夜与梅芳睡，“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
“哪天有空，我请你吃个饭。”
翻过来，覆过去，闲话一样有的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孙耀庭，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冬天。那时，我已经在公司里办理了退休手续，买了一辆旧红旗，在邗桥开出租车。有一天，在中华门附近的一个酒楼门口，一个身穿白色西服的年轻女孩拦下了我的车。她手里扶着的那个喝醉酒的老头，正是孙耀庭。在我认出他的同时，我相信孙耀庭也认出了我。他横下心来，装出不认识我的样子，对我们双方都好。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担心，我的这位老熟人会在车上突然跟我寒暄起来，真担心他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这样的口头禅：
一天晚上，高定邦去野田里岳丈家喝酒。在回家的路上，他醉醺醺地走到便通庵附近，往金鞭湾里撒了一泡尿，心中忽然就生出一个念头来：金鞭湾的水直通长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个排灌站，把长江水调入新田，再在新田里开挖一条河渠，取之不竭的长江水将会沿着水渠注入全大队的每一寸良田。他让弟媳梅芳帮忙，连夜给公社起草了一份报告。新上任的公社书记陈公泰正在四处抓典型、树标兵，也很想闹出点动静来，当即就拍了板。他亲自出面，和野田里所属的东升公社协商，不到一年，就在便通庵旁修了一个排灌站。剩下的事情就变得极其简单了——高定邦只需在村庄与便通庵之间，开挖一条两三米宽的人工渠就可以了。他对陈公泰夸下海口说，半年之内，就请陈书记来村里为新修的水渠剪彩。
“蒙特利尔是个什么鬼地方？”
可是这一次，高定邦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从医院出来，我就给堂妹金花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请堂哥来南京见个面。金花说：“见什么见，他人还在蒙特利尔呢！”我给孙耀庭回了话，他在电话中“噢噢”了两声，没头没脑地问了我一句：
他在祠堂里召集了社员大会，到场的人寥寥无几。定邦又让银娣和新珍去各家动员，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满口答应，可到了开工的那一天，除了大队和生产队的十几位干部之外，只来了三个人：老鸭子、春琴和王曼卿。
“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伤好了，你，你堂哥，一块坐下来吃顿饭，好不好？只要他答应来，我就派专车去接他。”
那时，年老色衰的王曼卿傍上了她生命中最后一位相好赵柏生，两人搭伙在菱塘养鸭子。王曼卿只干了半天活，下午就溜了号，去菱塘边照料她的鸭子去了。
孙耀庭说，厂里经营困难，几千张嘴都冲着他张着要饭吃。如今他连跳扬子江的心都有了。唯一能救他的人就是我的堂哥赵礼平。他在省委党校的一个礼堂里见过礼平。孙耀庭递上名片，态度谦恭，堂哥连一句话都没有跟他说，转身就走了。孙耀庭让我看在死去的母亲的分上，无论如何要帮他这个忙。
这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开渠的人驱赶到了便通庵中。高定邦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望着屋檐的雨帘发愣。小武松潘乾贵走到他身边，挨着他蹲了下来，递给他一支烟。小武松说：
经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即便是在南京的地面上，堂哥赵礼平都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
“时代不同了。如今田地都分到了各家各户，所谓的大集体早已名存实亡。除了我们这几个老杆子，你说说你还能指挥得动谁？你要修这条日屄的水渠，目的无非是为了防旱排涝，多打粮食，这是好心。大家都看在眼里，不用说。可你想一想，就算是年年风调雨顺，村子里也没人愿意种地了。种地不赚钱，弄不好还他娘的赔钱，邪门啊！我们大队的地，差不多有一半都撂了荒。每个人做梦都想办个厂子，做点生意，一夜发家。就连王曼卿那等货色，也都知道从鸭屁眼里往外抠钱。我劝你不如趁早收手，别再干这吃力不讨好的事了。我的话先说到这里，你琢磨琢磨。”
几年后，改制后的公司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再次陷入困顿之中。在年末的职工大会上，孙耀庭在与职工代表对话时，被人打伤，住进了医院。他让小于传话给我，希望见我一面。我买了一兜子红富士苹果和一箱猕猴桃去医院看他。他头上缠着绷带，把正在给他喂汤的护工赶到门外的楼道里，这才神神秘秘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名叫赵礼平的人。
那时，高定邦正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呢，小武松的一番话，句句都戳到了他的痛处。定邦心烦意乱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对小武松道：“如果你不想跟我再打一架的话，就请你滚远点吧！”小武松也不愿示弱，他把头抵到定邦的胸前，挑衅似的笑道：“老哥，别那么不识相。如果我们再打一架，你掂量掂量，谁会赢？”说完，没等雨停，就一把拽过他老婆银娣，回家去了。小武松夫妇这一走，干部们很快也溜走了一大半。第二天来新田的工地上干活的，就只剩下了四个人：高定邦、梅芳、春琴和新珍。
“还好吧？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聚聚。我还欠你一顿饭呢！”
没过两天，新珍从公社的卫生院弄来了一张“腰椎间盘突出”的证明，向定邦告了假。春琴本来就和梅芳不对付，新珍在的时候，她还有个人可以说说话，新珍这一走，春琴总觉得哪儿有些别扭。她在村中遇见了回娘家探亲的赵金花。金花说：“人家大伯子和弟媳妇正打得热火朝天，你一个寡妇人家，硬要搅在里边，碍手碍脚，有意思吗？”经她这一顿抢白，春琴一生气，也就不去了。
我被人从图书馆扫地出门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才在公司的园林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负责照料厂区的花木和草皮。有一天，孙耀庭陪着董事长夫人来园林科挑选花木。在跟他握手的时候，我暗暗地加了把劲，心里很希望他能“猛然想起”当初让我去南京当秘书的承诺。不过，孙耀庭仅仅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笑道：
当高定邦与梅芳在新田里挖沟的时候，村里的几个二流子就聚在更生家的山墙边，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看他们的笑话。这个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那个说，“累了有什么要紧？亲个嘴，加点油，接着干，浑身是劲。”这些话传到梅芳的耳中，她就哭着离开了。
差不多三个月后的一天，图书馆突然来了几个穿西装的中年人。他们把楼上楼下转了个遍，一边东张西望，一边煞有介事地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再后来，我就接到了厂部“图书馆全部腾空，改作他用”的通知。当几个身穿工装服的人来到图书馆，将楼上那两万册图书成捆打包，运往纸浆厂回炉的时候，我才听说，原来，这座用旧城砖盖起来的建筑，被新上任的董事长看中了，他要把一家老小都安顿在这里。
新田的工地上终于只剩下了定邦一人。
一九九六年，邗桥镇四周的山峦被附近几家砖瓦厂夷为平地之后，因烧砖的原料难以为继，我们厂开始了第一次转型，成了一家生产钢门钢窗的股份制企业。孙耀庭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工厂改制的消息。那天，他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带着小于，来图书馆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南京的公司总部做秘书。那时，沈祖英已在一年前退休，我一时找不到个人商量，就对孙耀庭说，能否容我考虑两天。说实话，我还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开图书馆这个安静的地方。
春琴的家就在新田的边上。她从窗户里看见高定邦挥锄开渠的身影，心里就有点着急。她知道定邦是在跟自己斗气，知道他跟当年的丈夫赵德正一样，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掉在自己挖好的坑里出不来了。她把儿子龙冬叫到跟前，央求他“好歹给定邦叔叔去做个伴，搭把手”。龙冬倒是很听话，他二话没说，扛起一把铁锹就出了门。可他还没走到新田，就被龙英的儿子小满截住，几个人去祠堂打牌去了。
在邗桥的二十多年里，我与孙耀庭见面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把家眷安顿在南京市区，待在厂子里的时间本来就很少。我刚进厂那阵子，孙耀庭不管到哪里，都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来，自行车就换成了 “波罗乃兹”，再后来，“波罗乃兹”换成了桑塔纳。等到他终于坐上了奥迪之后，连开关车门都由司机代劳。
高定邦没撑多久。他在吐了几口鲜血之后，终于晕倒，被人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当天晚上，高定邦在病床上醒来，发现除了哭哭啼啼的老婆和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儿子之外，病房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等到眼前那影影绰绰、重重叠叠的影子终于在瞳孔中聚上了焦，定邦才认出来，那人正是我的堂哥赵礼平。礼平告诉他，他已经垫付了全部的医药费，并从镇江的江滨医院请来了一位专治胃出血的内科主任，“你安心养病。至于新田的那条河渠，你也不用操心，我来替你挖！”
一个小孩在厂门口拉屎。
高定邦一听礼平要替他修渠，不由得笑了，“你来挖？你会变戏法？”
二〇〇一年的秋天，我抽空专门去了一趟母亲的老家兴隆。茅屋早就不见了，曾经长满菱角的河道也被填平。上面盖了一座电镀厂。污水四溢，蒿草遍地。
礼平道：“这你就不用管了。蟹有蟹路，虾有虾路，我自有办法。”
惟有小姨妈留下来的那双被穿坏了的绣花鞋，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母亲悲剧性的一生。
定邦瞥了一眼堆满床头柜的水果和补品（还有一束鲜花），在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之后，再次笑了起来：
在最后一封长信中，母亲仍把她儿时的故乡视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详细地记录下了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母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天，我外公带着她们姐妹四人去河里采菱角。外公为了逗她们笑，故意把小船踩得左右摇晃。小船在剧烈地晃动，天空中的云朵和水面中的倒影也跟着晃动。外公摇啊摇啊，她们笑啊笑啊。没人知道几年后她们姐妹四人就将天各一方。
“赵董事长，这么大的人情，我高某人可还不起啊！”
如果他们真的把母亲的骨灰撒到了扬子江中，它一定会顺流东下。它一定会绕过西塞山的古炮台，飘过燕子矶，流经焦山的古塔，穿过甘露寺和瓜洲古渡外的汀洲，一路来到我的家乡。随着江水在圌山一带分流，母亲的骨灰将经由数不清的河湖港汊，最终抵达她的出生之地兴隆镇，停在她家茅屋西侧的河道中。
“高书记客气了。”礼平不紧不慢地笑道，“要说人情呢，高书记求我的时候少，我求高书记的时候多。过去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你好好养病。我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说完，礼平站起身来，朝定邦拱了拱手，弓着身子，倒退着离开了病房。
我沿着厂区的那条铁轨往西走，抱着一种“看看到底能够走到哪里去”的麻木，终于在天亮之前来到了江边的货运码头。我找了个静僻的地方坐了下来，呆呆地看着滚滚东流的扬子江，看着晨风中吐着白絮的芦苇，看着初升的太阳将江水染成一片波光粼粼的金红。
大约半个月之后，大病初愈的高定邦在老婆的搀扶下，沿着刚刚竣工的河渠堤岸漫步的时候，不由得百感交集。他听人说，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
妈妈，妈妈。
老婆看见定邦哭，也跟着他哭。两人哭了半天，老婆道： “老高啊，自打我跟你成了家，还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过呢。”
妈妈，妈妈。
高定邦吃惊地回过头，望着老婆瘦小的身躯，心中悲悯难忍，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最后，他噙着热泪，对老婆笑了笑，道：“高兴。高兴。”
妈妈，妈妈。
这年秋天，高定邦辞去了大队书记一职。他的职务由我原先的小舅子斜眼暂时代理。
妈妈，妈妈。
但事情还没完。
不管朝那个方向眺望，我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亲人。
一年初春，来自福建的一位蒋姓老板，酒足饭饱之后，由赵礼平陪着，在村里村外转悠了一整天。据说，蒋老板对我们村一带的风水赞不绝口。他站在便通庵的那处破庙前，手在空中胡乱地划了一个大圈，要把这一带的土地“全都吃下来”。礼平问他怎么个吃法。蒋老板说：“这好办，我们各出一半的钱，把这块地方盘下来。至于将来做什么，再说。只要有地，我不怕它长不出花花绿绿的票子来。我在朱方镇找地方建造安置房，项目报批和全部的拆迁，你来负责。”
我朝北边看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我朝南边看
等到了第二年夏末，朱方镇的安置房已悄然封顶，可礼平这边的拆迁仍然一筹莫展。他咬咬牙，将原先许诺给村民的拆迁补偿费提高了一倍，村民们照样不理不睬。礼平一着急，就把刚刚在刑警大队升任大队长的高定国叫到了跟前，责令他找来些虎狼枭獍，动用“非常手段”，给那些冥顽不化的村民们一点颜色瞧瞧，“出了事，我担着。”
我朝西边看
高定国哭丧着脸道：“人好办，你要多少，我给你叫多少。可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下不去手啊！”
我朝东边看
最后，新上任的村长小斜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的斜眼紧盯着高定国，实际上却是在跟赵礼平说话：“当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条水渠吗？他娘的，一次也没用过，如今正好派用场。干脆，我们来他个水淹七军！”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夜，我读完了母亲的全部信件，拉开门，悄悄地走到了院子里。东方未晞，残月在天。满地的梧桐树叶上覆盖着雪白的寒霜。瞻望四方，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是孤身一人。
赵礼平一动不动地望着小斜眼，虽说两个人的眼神怎么也对不上，但他还是笑了。
我应当坦率地承认，尽管多年来我对母亲的离开一直抱有怨恨，但我在阅读她写给我的这些信件时，眼泪从未断过。有时我端着一盆饭，一边吃，一边看信，看着看着，天就亮了。母亲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在燃烧。正是那些正在燃烧的字迹，照亮了她那张缥缈不真的脸。她那忧郁、痛苦的形象，终于穿过时间的铁幕，具体而真切地呈现在我面前。我知道哪里是她的脸，哪里是她的身，哪里是她的手，哪里是她的呼吸，哪里是她默默看着我的慈祥而哀矜的目光。
那时的金鞭湾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浓稠的黑水顺着高定邦下令开挖的水渠倒灌进来，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着满满一层死鱼。青蛙和蛇类也都自暴自弃，翻起了白肚皮，在树林里静静地腐烂。就连井里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
除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抄之外，母亲留给我的遗物，还包括一只墨绿色的绒面眼镜盒，一柄放大镜，一枚刻有“章珠之印”的塑料图章，一双穿坏了的鞋子，还有一个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哨子。哨子的形状是一头小猪，从上面“皮村李”的字样来判断，这枚哨子是从皮村的集市上买的，至于她为何将这枚哨子带在身边，我不得而知。
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们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伤痛依旧新鲜锐利。
吃了暗亏的村民，并不怎么憎恨赵礼平。他们在大街上看见赵礼平那辆插着国旗的宝马车远远驶来，仍像往常那样纷纷让道闪避；当赵礼平的形象出现在当地的电视新闻中，他们仍然念念不忘，用“一个劁猪郎如何变成亿万富豪”的励志故事，来教育他们昏昏噩噩的子女。他们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了高定邦的头上——定邦当年提议开挖水渠，仿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拆迁的僵局中给予村民最后一击。他们一刻不停地咒骂高定邦，咒骂他痰中带血、尿中带血，咒骂他全家死光光。
宣传科的小于将母亲的遗物送到家中时，我正在图书馆上班。箱子是雪兰接的。她事后曾告诉我，是有这么个箱子。里边“除了账本似的黑本子之外，没什么稀奇东西”。她记不得将它塞在哪儿了。当然，房子就这么大，如果我真的想找，一定能找得到。为了不让雪兰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感到完全绝望，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向她隐瞒母亲已离世的真相。直到她在隔壁的钢铁厂找到新的工作并时常夜不归宿，我才重新想起了母亲留给我的那箱遗物。我在墙边堆放蜂窝煤的一堆杂物中找到了那个箱子。
高定邦育有一子，取名高国柱。孩子长到十六七岁时，老婆苦口婆心地劝定邦“放下臭架子”去求求赵礼平，好歹给孩子在朱方集团谋个职位。高定邦用“除非我死了”这样的狠话让老婆闭嘴。至于说孩子的前途，定邦早已经为他谋划好了。一旦他年满十八岁，就让他去部队当兵，因为据他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人死如灯灭。你妈妈的事，我们就先不说了。”孙厂长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提高嗓门对我道，“这样吧，我给你放一个礼拜的假，你回一趟老家，休息两天，把老婆接来。你妈不在了，你的事我来管。老婆的事也管。她什么时候来厂，我什么时候给她安排工作。一直想请你吃个饭，总抽不出时间，忙啊！你看这样好不好，等你把爱人接过来，我就在南京为你们接风。”
高国柱连续两年参加了新兵入伍的体检，两次都因身体单薄（外加哮喘）被刷了下来。最后，定邦就把自己在部队时练就的一手做菜的本领传授给了儿子。父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
“那时还没有，后来就有了。”
同彬
“我听说，你在乡下有一个老婆？”孙耀庭点了一支烟，问我道，“去年，部队的人回来说，你是单身啊，哪里来的老婆？”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同彬的生活中一下子出现了两位“绝世美女”。她们都是丹徒缫丝厂的女工，一个来自高资，一个来自新丰。这两个女孩同样的貌若天仙，同样的性格温婉，同样的聪明过人，就连名字都一样，她们都叫莉莉。
我记得，那会儿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可孙耀庭并没有开灯。他大概觉得，谈论这种事，待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会更自在一些。头顶上方吊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晃晃悠悠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刮捎声。热风吹在我脸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层薄雾。
同彬看着这个，脑子里又想着另外一个，一时间难以割舍，委决不下。选择的痛苦如同热病一样，很快让同彬感到了甜蜜的眩晕，就像迷了路的蜜蜂，不知该到哪一朵花蕊中去采蜜。
我问他母亲死后葬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坟前看看。孙耀庭想了想，叹道：“没有坟。你母亲去世后留下遗嘱，让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扬子江中。至于他们撒没撒，我就不清楚了。”
最后，他决定将这个难题交给母亲。
孙耀庭说，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一堆遗物，被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经很久了，“过几天我让小于给你送过去。”
听了儿子眉飞色舞的比划和介绍，新珍很快就被他弄糊涂了。她不得不频频打断儿子的讲述，问他：“等等，你说的这个莉莉，到底是哪个莉莉？”或者：“丁莉莉是哪个莉莉？”为了不让两个莉莉在脑子里打架，新珍很快就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她把其中的一个定义为高资莉莉，另一个，自然就成了新丰莉莉。
“是的，不在了。”
得知了儿子幸福的烦恼之后，新珍立刻暗中托人去高资和新丰两地寻访，分头打探两位姑娘的家世背景。高资莉莉的父亲是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哥哥是肉联厂的厂长。她还有个舅舅，在镇江市某一个“要害部门”当局长。家境殷实，社会关系也相对比较复杂。而新丰莉莉的父母都是镇供销社的普通职工，为人正派，待人谦和有礼。在得知上述信息之后，略一思索，新珍就在儿子的肩上拍了拍，对他道：“一闭眼，就她了！”
“这么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孙厂长。
这回该轮到儿子心里犯嘀咕了。他迷惑不解地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问道：“等等，您说的那个她，指的是，哪个莉莉？”
孙耀庭说，他之所以拖那么久，才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也是为我好。他担心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这个消息，人会受不了。他还说，母亲过世之后，他也曾考虑过，要不要派人去乡下报个信，但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一来是路远，二来，自从首长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后，部队的那户人家一下子拥来了很多陌生的亲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殡仪馆，没有通知任何人。
按照新珍内心的想法，她比较看重高资莉莉远为显赫的家世背景。市里县上，都有人做官，攀上这么一户人家，别的不说，儿子将来的前途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在做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为谨慎起见，新珍去了一趟丹徒，嘱咐儿子将两个女孩都约出来，到工厂对面的一家饭馆吃饭，让她这个当婆婆的最后“相相面”。
孙耀庭给我泡了一杯茶，刚刚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我母亲已经走了。就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术室之后一直昏迷。事实上，她的喉管被切开后，又在监护室挺了两个多月。
他们一行四人出了厂门，准备过马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使选择的天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倾斜：高资莉莉一刻不停地跟儿子说笑，而新丰莉莉则始终拽着新珍的胳膊，在满街的车流中左右躲闪。
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反复思量，我在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假如母亲提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不应该立刻答应。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无。我也应该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摇着尾巴冲她跑过去，也许反而会被她瞧不起。当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后还是会让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见，当孙耀庭在办公室里跟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晴天霹雳的悲伤，而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羞惭和难以置信。
新珍的心里起了波澜。
那时，我已经预感到，孙耀庭终于要跟我谈母亲的事了。
在稍后的饭桌上，高资莉莉阿姨长、阿姨短，嘴巴涂了蜜，像小鸟一样聒噪着，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时不时往新珍的碗里夹菜（新珍心里道：这姑娘倒也能说会道，跟儿子倒是一路货）。再看看那一个呢？静静地坐在一边，低着头，目光就像受了伤的小动物一样，楚楚可怜，惹人怜爱。每当新珍看她一眼，新丰莉莉都报之以微微一笑，且顷刻间就红了脸。新珍的目光在两个姑娘的脸上跳来跳去，一时间也有些犯晕。最后，经过痛苦的权衡，新珍在心里暗暗地打定了主意：去他妈的！就她了。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厂办宣传科的小于来图书馆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后去一趟厂长办公室，孙耀庭有要紧的事要跟我谈。
在这一年的国庆节，同彬与新丰莉莉结了婚。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两个月之后。
问题是，这个看似柔眉顺眼、门风谨严、家庭关系相当单纯的女孩，其实也颇不简单。结婚还不到半年，深谙床笫之事的同彬，就从妻子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疑点，从而挖出了埋在他们婚姻生活中的一枚危险的地雷。这个姑娘在十四岁那一年，就与他们学校的班主任有过一段不伦之恋。最让同彬不能忍受的是，新丰莉莉甚至在与自己结婚后，仍与中学教师暗中来往。在妻子借口回娘家探亲的许多个夜晚中，至少有两个晚上是在班主任的宿舍里度过的。莉莉向同彬发誓赌咒说，她和班主任之间的关系，“就像刚摘下的新棉一样纯洁”，她从未允许那个年届五旬的老师进入过自己的身体，最多也就是和衣躺在床上“温存温存”而已。
说起来，人的意念有时候十分可笑。你要是对某个事情动了念头，即便你明明知道这个念头是错的、荒唐的，但要消除它在心里留下的印记却绝非易事。你大概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是以王曼卿的样子来想象母亲的。自从我在图书馆见到那个疯子之后，就开始以这个疯子的形象，来想象母亲年老后的样子。毫无办法。后来，我知道她就是孙耀庭的前妻，知道这人姓秦，知道她在文革时期，作为南京戏剧界的一代名伶，曾一度头角峥嵘，风光无限，但这个疯子，仍然会盘踞在我的记忆里继续扮演母亲的形象——夜半时分，当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试图要挽留住母亲那正在消退的虚幻面容时，每次拼合出来的，总是那个疯子的形象。
妻子口中的“温存”一词，给了同彬太多的遐想空间。他有一次跳着脚，向我咆哮道：“你说，什么是他妈的温存？温存，是他妈什么意思？用严格的法律术语来说，不就是肮脏的猥亵吗？”
坦率地说，我当时被他们之间的对话弄糊涂了，心里想，像唐文宽那样喜欢说怪话的人，原来哪儿都有啊。我悄悄地来到水房，把这件怪事和祖英说了说。她在搓衣板上使劲地搓着一条灯芯绒裤子，不吭声，只是笑。等到她把那条裤子在脸盆里投干净，让我帮她拧干，这才甩了甩手上的水，小声对我说：“那人是个疯子。你要留点神，千万别去招惹她。要是她发作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同彬从妻子口中逼问出实情之后，立即雇了一辆摩托车，怀里揣着一块红砖，来到了新丰镇，找到了那个班主任。同彬在心里盘算好了，一旦班主任向他低头认错，并保证以后不再纠缠，他就会大度地饶恕他。可班主任却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搂着同彬的肩膀，咬文嚼字道：
随后，老头起身走开了。他独自走到窗边一个静僻的角落里，背转身坐了下来，跷起二郎腿，继续看报。
“小伙子，别冲动。听我把话慢慢说完。这个，世界呢，是复杂的。有时候呢，甚至是相当复杂的。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有时候呢，是相当的复杂的。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有时候呢，并不能完全控制，或者说，不能控制。打个比方说……”
“崔大嫂下落不明！”
同彬没让他把那个比方说完。他将老头按在体育场杂草丛生的沙坑边上，举起红砖，朝他脸上一顿猛砸。他这一疯狂的举动，似乎仅仅是为证明老头刚才的那句话是正确的——人在某些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完全控制，或者，不能控制。
那老头把手里的报纸一抖，抬头看了那个女人一眼，笑了一下，立刻朗声道：
事后，同彬在拘留所呆了几个月后，被判刑四年。他在溧阳监狱服刑的那段日子里，妻子每逢星期三都会探视。有一次，她还带来了班主任写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老头承认自己与莉莉的交往有悖伦常，但“从不为此事感到后悔”，也没打算向他道歉，因为据他说，“如果没有激情，人活在世上不过是行尸走肉，而激情总是危险的，阴暗的”。仅仅为了让此事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他决定不再与莉莉有任何往来。他嘱咐同彬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出狱。在这封信的末尾，老头这样写道：
“村里的青壮年都被敌人抓走了……”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倏忽复明，人皆仰之。
我正乱七八糟地想着这些事，沈祖英双手蘸满肥皂沫，从水房里悄悄来到我身边，朝我递了个眼色，小声地叮嘱我，让我给那个女人倒一杯凉开水，送过去。除了这个女人之外，当时的阅览室里还有另外的七八个人。沈祖英为什么单单让我给她一个人送凉白开呢？我心里犯起了嘀咕，但还是决定照她的话去做。当我把水杯端到她跟前，她连头也没抬，不冷不热地说了句“谢谢”，仍旧在翻看杂志。我正要走开，忽然听见她向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悄声道：
这句话的意思没有什么难解之处。同彬唯一不明白的地方在于：他信中所说的君子，指的是同彬呢，还是他自己？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这人会不会就是我的母亲？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读者的样子，悄悄地溜进阅览室，会不会是为了在暗中观察我，留意我的一举一动？
同彬出狱后不久，在船舶学院西门外的林荫大道上，他和另一个莉莉迎面相遇。那时，高资莉莉已经嫁给了句容的一个装修公司老板。高资莉莉听说同彬已被缫丝厂除名且情绪低落，就建议他去丈夫的公司帮忙。当天晚上，他们两人在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一次赤裎相见。高资莉莉于星眸半睁、娇喘鼎沸之际，仍没忘记这样问他：“两个莉莉，哪一个更好？是她，还是我？”
我一连试了几次，每次都是这样。
同彬一心想着在这具丰腴的躯体上报仇雪恨，恨不得将自己这段日子所有的屈辱和不顺，都一股脑地打进她灵魂的深处。他嘿嘿地笑着，一迭声地道：“你好，你好。”
有一天，阅览室来了一个人。这人看上去五十来岁，梳着齐耳短发，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她一边翻阅着杂志，一边偷偷地透过鼻梁上方的眼镜，不时地觑我一眼。可她一旦发现我也在打量她，脸色就突然变得很严肃，迅速把目光移向别处，装出没有看我的样子。
他的耳边又响起了班主任“激情总是危险的，明暗的”这句话来，要命的是，现在看来，这句话也是对的。
我到达邗桥已经一个多月了。母亲那边没有任何消息。
同彬在句容只呆了不到两年。厚道、迟钝却意志坚定的句容老板，终于从妻子与同彬刻意维持的淡漠关系中，看出了相反的内容。他客客气气地请同彬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从黑提包里拿出了一大堆的钱，整整齐齐地在饭桌上码好，推到同彬的跟前，让同彬“行个方便”，就此从句容消失。同彬及时地想起了童年时祖父赵锡光对他的一句忠告：
在祖英不洗衣服的中午，我也会搬一张折叠椅，躺在满眼翠绿的天井里，嗅着衣服上淡淡的肥皂味，随便找一本书来看。看累了，就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野地。透过那些鼠耳状的枣树叶，我注意到，在远处的一片收割后的麦田里，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砖塔。一座砖塔孤零零地耸立在麦地里，的确有些奇怪。砖塔后面，是一个月牙形的荷花塘（雪兰刚来的那些天，我曾带她去砖塔下转了转。可雪兰当时心绪不佳，对满塘的荷花和四周幽深古朴的景致无动于衷）。再往前，就是邗桥镇了。祖英的家也在那里。
对老实人的威胁决不能置之不理。
两棵高大的枣树筛下一地的浓荫。
他没有碰那笔钱，第二天就离开了句容，回到了妻子身边。
沈祖英洗衣服的水房就在走廊的尽头。严格来说，那个水房只是一个天井——地上铺着青砖，水池的上方装有防雨的塑料顶棚，西南两边的砖墙上各有一扇人字形瓦片搭成的花窗。水房里还有一只烧开水用的煤球炉。
不过，同彬在句容的两年没有白待。高资莉莉的陪伴，帮助他熬过了出狱后最危险的那段年月，同时，他对装修这个行当的生财之道也早已谙熟于心。他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南京，在两位叔叔的资助下，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装修公司。
按照厂里的规定，图书馆在周末照常开放，只是在每周三的下午，有半天的闭馆休息时间。祖英负责楼上两万多册图书的借阅和编目，而我则在楼下照看报纸和期刊阅览室。除了一些退休职工时常来阅览室翻看报纸和电影画报外，很少有工人来这里借书。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打发难熬的清闲，祖英每天都会把家里的衣服拿到单位来洗。等到她把那些衣服洗了又洗，一件件抖开抚平，挂在晾衣绳上，差不多就要花去大半个上午。到了下午，照例是收衣服、烫衣服、叠衣服，沈祖英总有办法让自己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那已经是九十年代初的事了。
我刚去图书馆上班的那阵子，正值盛夏，几乎每天午后都会下暴雨。当狂风从屋顶上呼呼地刮过，空旷的房子里的确回荡着一阵阵尖利的嚣鸣。不过，那声音听上去，倒不像刀剑相叩的厮杀和叫喊，更像是一声声满含幽怨的叹息。
同彬到了南京之后，常常来邗桥看我。有一段时间，因他来得太过频密，我就配了一把房门钥匙给他。往往在一个月中，总有那么一两天，我下班回家，看见他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在开头的几年中，同彬每次来，都会提到妻子和那个班主任的往事，直到多年以后，这个班主任因肝癌去世。
祖英说，几百年来，南京城头旗帜变幻，屡攻屡陷。每一块城砖，都吸饱了兵士们的鲜血，那些疯长的绿苔，正是兵士们的魂魄，“没人的时候，你稍稍凝神屏息，就会听到房子里刀剑相叩，喊打喊杀的嗡嗡声。”沈祖英在向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发现这个人有一个天生的弱点：胆小，且联想丰富。
班主任病故的消息传到南京，妻子一连几天茶饭不思。同彬咬咬牙，主动提出来，陪妻子去了一趟新丰，参加班主任的遗体告别。看着玻璃棺中那张毁损的脸（由于牙齿被打落了六七颗，他的整个面部瘪塌塌的，呈现出刺目的扭曲），同彬第一次感到了深深的自责。实际上，只要把班主任与妻子之间的所谓“温存”，理解为拉拉手，摸摸头，乃至搂搂肩膀之类的亲昵，他觉得自己并非不能原谅他。就算他们之间真的有过什么，那又怎样？反正这人已经死了。
沈祖英告诉我，这座图书馆建成的时间顶多也就十年。当年，厂里要修建一条通往江边码头的专用铁路，被一座巍峨的团城挡住了去路，主事的人说了声“挖”，筑路工人就在城墙上扒开了一个大豁口。厂部的领导觉得旧墙砖几乎完好无损，丢掉了有些可惜，就用这些城砖盖了这座图书馆。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风吹日晒，这些城砖敲上去仍然当当作响，俨然金铁之鸣，“这样的砖头，我们厂连一块也造不出来。”
从窗口忽然吹进来一缕清风，夹带着窗外桂花的馥郁的香气，同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恭恭敬敬地给死者鞠了三个躬，就把这事彻底丢开了。
工会图书馆是一个两层楼的灰砖建筑，隐没在一片翠绿的杉树林中，紧挨着职工食堂和工会俱乐部。墙砖宽厚、陈旧且结实，长着毛绒绒的碧绿苔藓。在炎炎烈日之中，只要你一走进这座建筑，就会立刻感到一缕迎面扑来的阴凉，令人郁燥顿除，神清气爽。
同彬如果白天到邗桥来，也会直接到图书馆来找我。他和沈祖英很快就混熟了。每当他口若悬河，半真半假地与祖英打趣逗乐，祖英总是笑得前仰后合。她称同彬为“话痨”，时常不无遗憾地对我说：“那个话痨，这么好的脑筋，不去做学问，真是太可惜了。”相较之下，同彬对祖英的看法却让我有些吃惊：
孙耀庭
“这人不简单。一看就是在云上翻过筋斗的角色。说来也怪，这人怎么看，都有点梅芳的影子。”
我不知道在那一刻，朱虎平会不会想起自己家那台早已被废弃的水龙，想起自己身为救火会会长的那段光辉灿烂的日子。
梅芳
我在二〇〇六年的夏末遇见他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为朱方集团旗下的一个成衣公司看守厂门。酒精中毒所导致的手颤，已让他拿不稳一根香烟了。凌乱的白发在头上飘动，眼神空洞而茫然。只有当马路上的消防车发出刺耳的鸣叫呼啸而过时，他那木讷浑浊的眼球才会突然放出一丝亮光。
早在一九七五年初，高定国与梅芳的婚姻就出现了明显的危机信号。随着“离婚”这个词在丈夫的叱骂声中频频出现，梅芳不得不认真地去思考这个可以预料的后果。在高定国甜黑的鼾声中，梅芳一遍遍地这样问自己：就算离婚，可怕吗？
朱虎平和蒋维贞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他们的爱情传奇，还是后来的婚姻生活，在我们那个民风放逸的山村里，一时间都堪称纯洁的堡垒。不过，若照同彬的话来说，所谓堡垒，本来就是被用来攻破的。到了一九九二年前后，自从三十七岁的蒋维贞被我堂哥赵礼平带到深圳和珠海去“开拓业务”之后，夫妻俩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朱虎平慢慢地就变成了一个酒鬼。
每一次的答案都是“不可怕”。
“别那么没大没小，以后见面记得要叫我叔叔。”
也就是说，让梅芳整夜殚精竭虑、夜不成寐的，其实并不是可能的离婚，而是这样一个疑问：一直单身的大伯子高定邦，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当她在心里成功地证明高定邦对自己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时候，她又觉得过于虚幻和异想天开。反过来说，当她痛恨高定邦在男女之事上不怎么开窍的时候，又会觉得大伯子的某一个语调、手势和眼神显得意味深长，让她心底里暗暗滋长出朦胧的希望。
那时的朱虎平，早已恢复了原先的理智、宽厚和温柔。他的那张脸，也重新变得磊落而俊美。他朝雪兰凄然一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低声道：
她这样考虑，是有根据的。
在回家的路上，雪兰再次遇见了朱虎平。当时，他正在一块秧田里查找漏水的暗洞。他假装没有看见雪兰。雪兰走过他身边，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对他道：“朱虎平，你放心。我什么都不会跟旁人说的。”
一天晚上，她和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走到十八亩的一处池塘边，天已经完全黑了。在跨过一个水沟的时候，定邦伸手拽了她一把。他们跨过水沟继续往前走，大伯子的手至少有半分钟没有松开。在静谧而神秘的夜色中，在流水和蛙鸣声中，她不安地想到：如果定邦一直不松手，甚至做出进一步的试探举动，自己应该怎么办呢？她在心里做出了一个疯狂而危险的决定——搞腐化就搞腐化！哪怕天塌下来，也顾不了那许多了。
虎平的身影，在河道的另一端，已经走得远了。
可大伯子的手很快就丢开了。他没事人似的抬头看了看天色，装模作样地对弟媳妇道：“天上的星星这么密，说不定明天会下雨。”
雪兰一个人在榆树下呆坐了半天。清澈的溪水漫过倒伏的水草，淙淙有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水潭里，一只刚刚长出新羽毛的野鸭子不时扎着猛子，游得飞快，在水面上划出一道长长的波纹。弯弯曲曲的溪沟逶迤远去，草色旷远芊绵，流水凝碧。
当梅芳将这个场景在脑子里想过无数遍之后，她觉得离婚没什么了不起，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谁知道呢？她终于明白，自己当年之所以会嫁给高定国，或许仅仅是为了离定邦更近一些罢了。一旦定国向她提出离婚，她会立即向高定邦敞开心扉，把自己积压多年的思念向他一吐为快。至于村子里可能会有的闲言碎语，梅芳全不放在心上。让他们嚼舌头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年末，高定邦闪电般地与野田里的一个寡妇结了婚，梅芳那些早已想好的词句，只能沤在了心里，变馊，发霉。
可就在这个时候，虎平忽然怪笑了一下，朝她脸上喷出一口热气，松开了她的胳膊。他像是跟谁赌气似的，阴沉着脸，从斜坡上爬起来，弯腰捡起那顶破草帽，按在头上，扛起铁锨，一句话没说，走了。当他走到溪沟的坡顶上，忽然站住了，又回过头来望了雪兰一眼，随后，就加快了步子。
野田里来的这个寡妇，对于兄弟俩与梅芳之间的闲话想必也有所耳闻。为了防微杜渐，过门没几天，就找来娘家兄弟，将堂屋的大门用乱砖砌死了。从此高家大院一分为二：高定邦夫妇走前院，梅芳由后院出入，两家各立门户，互不往来。
虎平叫一声，雪兰就应一声。同时，她在心里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只要他豁得出去，我是无所谓的。
这时，梅芳只有在想起朱虎平的时候，烦乱的心才会获得暂时的平静。还好，她总算还有一个朱虎平。
“嗯。”
她觉得在任何时候，朱虎平都不是问题——她只要朝虎平勾一勾小拇指，他就会像一条小狗一样摇头摆尾地向她跑过来，真正的障碍是他那脾气古怪的父亲朱金顺。
“雪兰”
她找到了龙英，让她“旁敲侧击”地去试探一下红头聋子的口风。红头聋子一听龙英提起这个话头，愣了半晌，眼圈就红了。等到他终于平静下来，就往地上吐了口痰，随口说了一个谜语，让龙英去猜：
“嗯。”
原本青枝绿叶，
“雪兰。”
如今面黄肌瘦。
“嗯。”
不提起倒也罢了，
“雪兰。”
一提起眼泪直流。
看着这张脸，雪兰忽然感到有些害怕。这时，她听见虎平在叫她。
龙英没敢把这个谜语告诉梅芳，只是用“好牛不吃回头草”一类的话，来好言规劝。可梅芳还不死心。正当她打算找时间与虎平本人直接摊牌的时候，一个名叫蒋维贞的少女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说来奇怪，梅芳第一眼见到蒋维贞的时候（当时，她们在观前村的大晒场看电影。蒋维贞穿着一件肥大的的确良衬衣，靠在草垛上，漂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盯着银幕，一会儿偷偷地打量盘腿坐在水龙上的朱虎平），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凭着女人特有的敏感，她意识到，自己的最后一块立身之基，已经在“咔咔”转动的放映机胶片声中轰然坍塌。
雪兰说，她还从未见过这么一张恐怖的脸。那不是朱虎平的脸。那不是她平常所熟悉的庞学勤的脸。仿佛是正在经历什么难以忍受的痛楚，豆大的汗珠密密麻麻地堆在他的额头上，汇成了一道水流，从两鬓滑落。他的眉毛全都拧到了一块，喉结一伸一缩，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她。这张脸，贪婪，丑陋，甚至有几分猥琐，看那架势，就像要一口把人吞到肚子里似的。
朱虎平和蒋维贞结婚后，梅芳终于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原来，一直在暗中跟她作对的，其实并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就是命运本身。缤纷的阳光，已经悄悄越过她的头顶，走在了她的前头，将她一个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那是一张彻底变了形的扭曲的脸。
一天清晨，梅芳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去新田里开渠。在深秋的浓雾中，她看不见高定邦的身影，但她知道他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到晨雾被初升的朝阳驱散，她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更生家的山墙边上聚着的一伙人——他们端着饭碗，小声议论着什么，不时传来一阵阵窃笑。梅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不过，梅芳并没有觉得自己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反而在心底生出了隐隐的快意。那伙人的笑声越是淫荡、肮脏，她的心里就越是畅快，伴随着一种无声的幽怨。
雪兰一字不落地把这个故事讲完，偷偷地抬起头来，打量了对方一眼。这一看，雪兰不由得吓了一跳。
定邦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虎平还在喃喃地怂恿她：“说下去。”
村人的议论和窃笑传到定邦的耳中，很快就化为越来越沉重的叹息和恼怒。终于，他扔掉了手中的铁锨，大踏步地走到梅芳跟前，朝村头看了看，阴沉着脸，恶声恶气地吩咐她：
雪兰的故事还在持续。
“这里没你什么事，你回去吧。这条渠，我一个人来修！”
与此同时，她忽然感到自己半个肩膀变得麻酥酥的，因为虎平的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已搭在了她的肩上，然后顺着她的胳膊一直往下滑。她知道虎平的指尖不经意间轻轻地触碰到了她衬衣下的乳头（她浑身像过电似的打了个激灵），但她拿不准虎平是不是知道。她能听见虎平变得越来越急促的鼻息声。她在心里默念，惟愿时间停止在这一刻。淫荡、甜蜜、羞耻、忧伤和恐惧，彼此紧紧纠缠在一起。
梅芳怔怔地望着他，小声道：“都成孤家寡人了，还逞什么能！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说下去。”
这一次，大伯子对弟妹的愚忠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没有心思再和她费什么口舌，直接从梅芳手里抢过铁锹，往地上一扔，在她的胳膊上推了一把，恶狠狠地骂了一个字：
故事讲到一半，当那些令人难堪而羞耻的词语像水流一样从她嘴里汩汩而出，雪兰生平第一次准确地领悟到了那些语汇的真正含义。她的语速明显放慢，语调变得犹疑，支支吾吾，脸上一阵阵发烫。她低头弄着衬衣的衣角，根本不敢看虎平的脸。就在她犹豫着要不要再讲下去的时候，她清晰地听到虎平在她耳边用一种她从未听过的温柔的语调对她喃喃低语：
“滚！”
雪兰见他死不认账，一赌气，就“一个村庄，一户人家”地讲了起来。
梅芳勉强笑了一下，捡起铁锹，慌不择路地朝家里走去。回到屋里，掩上房门，这才把头蒙在被子里，放声大哭。等她哭够了，去灶下洗脸的时候，忽见儿子小新生将门推开一条缝，呆呆地望着自己。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新生”这个名字所蕴含的奥义。
“你，说说看。”虎平的喉结猛地一伸缩，咽下了一大口唾沫。
梅芳把儿子搂在怀里，摸了摸他头上柔软的细发，再次泪如雨下，“你就是上天派来的救星。若不是因为你吊着我这半口气，妈妈早已不在人世了。”
“怎么样，害怕了吧？你难道还要我把这故事跟你再说一遍吗？”
如果说，梅芳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还有一个时相往来的朋友的话，这个人就是龙英。梅芳与龙英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交往，两人比邻而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在梅芳看来，龙英是一个没心没肺、头脑简单的人，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无需耗费什么脑力。不过，表面上头脑简单的龙英，其实也有很不简单的一面。
“下流故事？”虎平吃了一惊，像是被蒙在鼓里似的，完全摸不着头脑，“等等，什么下流故事？”
龙英和牛皋有一个独子，名叫小满。小满娶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幼儿园老师，生下了国义。国义后来与邻村的一个瘸腿姑娘结婚，生下了豆豆。算起来，龙英一家也算是四世同堂了。世纪之交的一个下雪天，国义被朱方集团旗下恒生造纸厂的一辆大卡车撞成了重伤，送到医院没多久就咽了气。交管部门不顾国义被撞死在斑马线上且肇事司机逃逸这一简单事实，认定事故是由于国义在急转弯处强行横穿马路（雪天路滑，卡车司机来不及刹车）所致，应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小满去造纸厂闹过一回，被人关了四五天才放出来。门牙掉了两颗，整个人都脱了形，不论你跟他说什么，他总是神思恍惚地望着你，傻傻地笑。
“说得倒轻巧！”雪兰冷笑道，“既然是去避雨，那你干吗跟她讲什么下流故事？”
国义下葬那天，全村的人都到龙英家去吊香，梅芳也在其中。那时，小豆豆只有两岁。他头上缠着白色的孝布，由瘸腿的母亲抱出来，给父亲的骨灰盒磕头，全村人尽皆落泪。当老牛皋扶着墙从屋里颤巍巍地走出来，哑着嗓子，发出“天，你不分好歹何为天”这样撕心裂肺的吼叫声，一下触动了梅芳的伤怀。
虎平道：“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祠堂里开会。散会后，我和梅芳一路回家。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忽然就下起大暴雨来。瞅见那处院子里有个凉亭，就在那躲了一阵雨。噢，对了，那晚开会，你爹也参加了，你回去问问他就清楚了。”
她转身从龙英家的厨房里拿来一把菜刀，生平第一次说了脏话。
雪兰把虎平的那顶破草帽抢了过来，看了看，按到了自己的头上，道：“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她举着菜刀，指着自己唯一的朋友龙英道：“你妈屄。要是有种，你就给我前头带路，我们这就去造纸厂。我来替你讨个公道。”
“先别说这事，我倒要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和梅芳在凉亭里躲雨的？”
站在一旁抹眼泪的春琴，也把脚一跺，说道：“大不了就是个死，我跟你们一块去。”转身也从屋里捡起了一把镰刀。一见梅芳和春琴挑了头，村里的男人也都红了眼，抄起扁担、钉耙，就跟着她们上了路。就连年近八旬的红头聋子，也梗着脖子，提着一把竹刀，在后边远远地跟着。
她这一嚷，虎平反倒笑了，露出一口庞学勤般雪白的牙齿：
这是梅芳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出头露面，也是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当这伙人顶着北风，踩着薄雪，拥到造纸厂门口时，刑警大队的人早已先期抵达，列阵以待。他们全都背着手，神色肃穆，在厂门口的铁栅栏前站成了两排。
雪兰道：“那天夜里你和梅芳躲在蕉雨山房的凉亭里，鬼鬼祟祟，捣什么鬼？我要是把这事捅给高定国，保管你吃不了兜着走。”
在恒生造纸厂办公楼四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高定国透过一面巨大的茶色玻璃，远远地注视着厂门口剑拔弩张的一幕。当他认出挑头闹事的正是他的前妻梅芳时，不由得心里暗暗叫苦。他把烟头朝地上一扔，心事重重地对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刑警队队长曹小虎说：
朱虎平略微愣了一下，扭过头来看了看她，似笑非笑地说道：“什么把柄？说说看。”
“这事不太好弄。”
雪兰咬着嘴唇，想了想，又道：“朱虎平，你狗日的也别神气！我手里拿着你一个天大的把柄，你知道吗？”
站在一旁的曹小虎手执对讲机，扭过头来，迷惑不解地看着高定国。和他的父亲曹庆虎一样，曹小虎的脸上也有一颗大黑痣，只是没长在下巴上，而是被移到了眉心。当时，正在会议室里扫地的赵芦花（永胜的二女儿），听到了两个人的如下对话：
雪兰听他这么说，心里就吓了一跳。原来自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虎平嘴上不说，心里全知道。
曹小虎：“怎么不好弄？他们全都带着凶器，你没看见吗？这是在公然对抗国家机器。没什么好说的，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关几天再说。”
“叔叔可以叫，舅舅也可以叫。哎，我说你不好好去寻草，一路悄没留声地跟着我干什么？”
高定国：“抓不得。”
雪兰道：“那我该叫你什么呀？”
曹小虎：“怎么就抓不得？”
虎平笑道：“你这丫头，没大没小的。‘朱虎平’这三个字是你该叫的吗？”
高定国：“挑头的那个人，是我的前妻。”
雪兰道：“朱虎平，你睡觉还张着嘴，就不怕树上的杨瘌子掉你嘴里啊？”
曹小虎（先是一愣，继之以笑）：“没事。先抓。前脚抓，后脚放，做做样子。你放心，我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我保证在天黑之前，派专人把她送回家去，你看行吗？”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鬼丫头，搅我一梦。”
高定国：“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是个有名的活阎王。站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名叫春琴，也是个见佛杀佛的货。有这两个人在，不好弄。”
雪兰丢下草篮和镰刀，下到沟里，慢慢走到虎平的身边，一屁股坐在他身边的树荫下，伸手就去推了推他的胳膊。虎平还在梦中。他睡眼惺忪地睁开眼，扫了雪兰一眼，皱了皱眉，又接着睡，很快就打起鼾来。雪兰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实在无聊，又去捏他的鼻子。这一次，虎平倒是醒了，鼻子里吭了一声，一骨碌翻身坐起：
曹小虎：“不就两个老娘们吗？你想多了。”
噢，原来，他正躺在溪沟的草坡上睡觉呢！
高定国：“你如下令抓人，弄不好会出人命。”
雪兰绕着那片树林，来来回回地走了两遍，也没瞅见虎平的人影，心里就有点惘然若失。她正准备往家走的时候，却在溪沟边的一棵大榆树下再次看见了他。
曹小虎：“有这么严重吗？”
可是，当朱虎平走到十八亩的一个树林边，人影一晃，忽然就不见了。惟有光溜溜的一截地平线，还有在天上堆得厚厚的白云。
高定国（明显有点生气）：“你回家问问你老子曹庆虎，他当年去我们村抓捕赵德正，两根肋骨是怎么断的？”
地球虽然还没有毁灭，可是在这片空旷悠远的苍穹之下，只有他们两个人！
曹小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这个阒寂的午后，田野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高定国：“给集团总部打电话。”
朱虎平的身影，在翠绿的秧田里转悠。他一会儿挖开田埂，让沟里的清水流进稻田；一会儿又在水沟里拦起一道水坝，让不断升高的水流漫过田陇。雪兰其实并不想靠近他。在割羊草的间歇，她偶尔抬起头来朝他望一眼，知道那个人还在，她心里就会涌出一阵阵秘密的喜悦：
曹小虎：“为这点小事，怎好惊动董事长？”
一天中午，雪兰正在磨笄山上寻羊草，远远看见朱虎平头戴一顶发黑的破草帽，肩上扛着一把铁锨，高挽着裤腿，懒洋洋地出了村，径直往西去了。那是六月的一个大热天，田野的秧苗刚刚返青，烈日烤得人昏昏欲睡，四下里静谧无声，望不到一个人影。伴随着心房的狂跳，雪兰甚至能听见流水在干涸的稻田里流过时发出的“滋滋”的响声。雪兰后来告诉我，不是她存心要在后面跟着，而是心里有一个“鬼”，在不断地催促她迈开双腿，懵懵懂懂地撵上他。
高定国：“你不打，我来打。”
而在更多的时候，故事总是以虎平对她粗暴的蹂躏作为结局。
大约四十分钟后，一辆白色的路虎越野车流星一般急急驶入厂区，溅起了一绺绺肮脏的雪泥。赵礼平身穿柔软的驼绒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羊绒围巾，从越野车上下来，径直走到了梅芳的跟前。他看了看梅芳，看了看春琴，随后又扫了一眼正对他发出胆怯微笑的龙英，目光最后落在了头扎孝布的瘸腿遗孀的脸上，不动了。
当然，雪兰内心十分清楚，鉴于两人的辈分和年龄，她对虎平的渴慕只能烂在肚子里。因此，在她虚构的与虎平生死相恋的种种情节中，天下大乱和世界的突然毁灭就成了必要的前提。换句话说，假如地球上的人全都死光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年龄和辈分自然就不是什么问题。
礼平盯着这个瘸子，看了半天，直到后者红了脸，低下头去，这才清了清嗓子，说了一句话：
雪兰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被自己的骄傲和虚荣折磨得像打摆子一样。
“你要多少钱？”
从父母的这番喁喁低语中，雪兰不难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即便在母亲的眼中，朱虎平也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美男子；第二，在父亲看来，也许只有自己的美貌，才能配得上虎平的俊朗英秀。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不知不觉中天就亮了。在她脑子里，萦绕不去的，始终是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假如自己变成了那些求亲者中的任何一位，情况究竟会有多大不同？虎平会不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
遗孀不好意思开口，扭扭捏捏地往后挪了两步，抬起眼皮，可怜巴巴地看着她的婆婆龙英。龙英咬了咬牙，接话道：“在医院抢救就花了三万五，殡仪馆的丧葬费有一万多，另外还有些杂七杂八的花销，要论赔，怎么也得有个十万八万吧。”
父亲道：“要我说呢，这屎盆子也不能扣到梅芳一人头上。红头聋子不知从哪里弄来那么些个丫头，歪瓜裂枣的，一个比一个长得丑。虎平如何能看得上眼？这小子，心气高，凡事就爱掐个尖。若是遇上个把像我们家雪兰这个模样的，保管一箭就穿心！”
赵礼平这才转过身来，对龙英皱了皱眉，生硬地问道：“你是她家什么人？”
银娣怒道：“放你娘的屁！姓潘的，好好说话行不行？”
龙英道：“哎，礼平，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是龙英啊。”
父亲笑着说：“你要看他可怜，不如自己送上门去让他解解馋。我度量大。”
礼平严肃地朝她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右手，张开手指，在龙英的眼前晃了晃，道：“我只能给你这个数。乡里乡亲的，什么事不好商量？非要如此信人挑拨，大动阵仗！你把人带回去，我下午就派人把钱送来。”
“要说虎平这辈子，可算是被梅芳那货害惨了。那么俊朗的一个小伙子，这么熬下去，真要打上一辈子光棍，就太可惜了。”
当天下午，在安葬了孙子之后，龙英从坟上回来，赵董事长派来的人已经在家门外等候多时了。
一天深夜，雪兰从灶间的竹床上一觉醒来，听见母亲银娣正用很小的声音与父亲在隔壁说话。银娣说：
让龙英有点不敢相信的是，赵礼平给她送来的钱不是五万，而是五十万。饭桌上码得高高的那堆钞票，在视觉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冲击力，龙英的心中又是高兴，又是惊愕，又是那个惨切。来人还向龙英传达了赵董事长的一个口信。国义死了，孩子才两岁，将来的生活没有着落。董事长有意为国义的妻子安排一个工作。因她腿脚不便，就安排在集团的办公室，过了年，就可以去上班了。
虎平给梅芳回了信。不过，第一个拆阅此信的人并不是梅芳，却是会计高定国。高定国在对朱虎平恨得咬牙切齿的同时，也对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产生了很不健康的遐想。想象乃至虚构信件的内容，成了他夜不能寐、妒火中烧时的唯一消遣。一九七〇年夏天，高定国突然带人抄了虎平的家。他没能找到妻子写给虎平的那封信，却意外地起获了两床古琴和一张金丝楠木的琴案。他一时恼羞成怒，不顾朱金顺的拼命阻拦，不顾闻讯赶来的赵锡光如丧考妣的苦苦哀求，将那些“封资修”浇上柴油，付之一炬。
已经到手的这五十万块钱，加上从天而降的这一喜讯，让牛皋和龙英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牛皋说：“今天早上，我听见门前槐树上的喜鹊一直喳喳地叫个不停，心里就知道有好事，没想到应在这里了。”
当然，为朱虎平的单身而成天忧心如焚的，还不光是朱金顺。梅芳也渐渐感到了一丝难言的苦涩。每当她看见红头聋子满含怨恨地从身边走过，心中的委屈可想而知。两人平常在村子里见面，也总有些不自在。她有心要好好劝劝朱虎平，想来想去，就在灯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大段大段地引用了最高指示，恳求虎平忘掉自己，开始崭新的人生。
到了来年的正月初五，龙英和老牛皋就商量着要办几桌像样的酒席，来答谢全村人的两肋插刀。那时，小满的身体也已康复，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朱虎平是个痴心孩子，他因心里惦记着梅芳，倒也没觉得单身过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只是苦了他爹朱金顺。
牛皋说：“赵董事长给小满的儿媳安排了工作，按理也该请请他的。”
我曾听老福说过，朱虎平的娘还活着的时候，与窑头赵的梅家就结了娃娃亲。每年春节，梅芳都会跟着母亲到虎平家来走亲戚。到了春夏之交的农忙时节，虎平也时常被他娘赶去窑头赵村，帮着梅家耕田、插秧、收麦子。自打虎平的母亲去世后，两家的来往就慢慢地疏淡了。后来，梅芳因为当了干部，与高定邦兄弟的来往多了起来，一来二去，就与高定国成了亲。
龙英说：“只是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不知道肯不肯踏进我家这破门槛？”
虎平在被窝里偷偷地挠老人的脚板底，呵呵地傻笑，就是不说话。
牛皋道：“你托人把他个信，来不来，随他。”
“孩子啊，你要是一直追着自己的影子跑，下辈子也追不上。你要想在这世上找一个和梅芳一模一样的人，下辈子也找不见。这女人好不好，过起日子来才知道，围着锅灶转起来才知道。好孩子，听我一句劝，赶紧回家，搂着你自个儿的老婆去睡吧。”
龙英托高定国给礼平打了电话。赵礼平倒是爽快，不仅满口答应，还让司机提前给他们送来了两箱“梦之蓝”白酒。龙英虽然不识字，可年前闹事那天，赵礼平“信人挑拨，大动阵仗”那句话还是让她颇费思量。她对牛皋说：
虎平刚上床，老福奶奶就用脚去踹他：
“梅芳是挑头闹事的。赵董事长能不记恨？办酒那天，若是梅芳与赵董事长在酒席上撞见了，脸上一定不好看，怎么办？”
老福只得依了他。
牛皋道：“是呢。梅芳这个人，如今越活越糊涂。成天拉着个脸，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吊。这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不如隔一天，我们拿办酒席剩下的菜回锅热一热，专请她一个人来，也不亏待她。”
“跟你睡啊。天气这么冷，我正好给你老人家焐焐脚。”虎平笑道。
龙英道：“还是你想得周全。”
“那你晚上在哪里睡啊？”老福问他。
到了正月初八那一天，龙英大宴宾客，独独漏掉了梅芳一人。
老福笑着问他，那姑娘人怎么样，虎平道，就见床上汪着一堆白肉，别的没看清。老福问他愿不愿意与这个姑娘成亲，虎平道，成亲不行，拿她来熬油还差不多。老福笑了半天，只得摇头叹气。
一九九三年夏天，梅芳收养的观前村那个孤儿新生，考取了北京语言学院（后更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大学），毕业后与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侨留学生结了婚，后来举家迁往新加坡。新生夫妇一直想把梅芳接去南洋共同生活，梅芳没有同意。
那天晚上，虎平从邻村看戏回来，红头聋子见他哼着戏文进了屋，就依照老福的嘱咐，把房门从外面给反锁上了。不一会儿，红头聋子就听见儿子发了疯似的哇哇乱叫起来，还没等朱金顺打开房门，虎平穿着一条三角短裤，早已从窗户里跳了出去，蹿到了隔壁的老福家，逼着老福奶奶给他做个见证，在他床上躺着的那个姑娘，他连碰都没碰。
她是个闲不住的人。村庄拆迁后，她在朱方镇的环卫公司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天不亮就套上橙红色的马甲，扛着扫帚，去街上扫马路。
老福想了想，说，她娘家村倒是有一个现成的姑娘，人品、面相和脾气都好，就是胖一点。“这事包在我身上，不由得她不依。你就等着抱孙子吧。”
沈祖英
红头道：“好倒是好，只是不晓得人家女方肯不肯依。”
土鳖、花大姐、臭大姐、百脚、金天牛、斑点天牛、壁虎、蜥蜴、螳螂、蝈蝈、蟋蟀、潮湿虫、鼻涕虫、放屁虫、蜜蜂、马蜂、灰蛾、蟑螂、毛毛虫、蚂蚱、独角牛、蝇虎、蜘蛛、蝎子……
老福倒是给朱金顺出了个主意：让姑娘预先脱得一丝不挂，钻到虎平的被子里等着，虎平一进屋，“你就把房门从外面锁住。到不了天亮，我保险你生米做成熟米饭。”
有多少种虫子，沈祖英就会发出多少种恐怖的叫喊声。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红头聋子朱金顺就一直在忙着给儿子朱虎平介绍对象，仿佛全世界的漂亮姑娘都排着队，从四面八方来到我们村，任由虎平挑选。看来看去，朱虎平没有一个稍稍中意的。起先，媒婆要是领过来一个姑娘，虎平还耐着性子与人家周旋一番，到了后来，他从外面收工回家，一见家中来了陌生女子，连照面都不打，扭头就往外躲。眼看三十出头，还没有说上个媳妇，红头聋子急火攻心，三天两头往隔壁的老福家跑，央求她赶紧给想个法子。
每年仲春至冬初的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数不清的小虫会从门缝钻到图书馆里来，有时候也会顺着爬墙虎直接进入二楼的书库。每当祖英发出凄厉而夸张的尖叫时，我就知道，她如果不是看见了虫子，那也一定是发现了虫子的尸体。久而久之，我往往能够通过她尖叫声的高、低、缓、急，大致判断出这些小动物的种类和大小。
雪兰在心里偷偷地喜欢朱虎平，据说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就是朱虎平长得有点像电影演员庞学勤。在我们的少年时代，要说起心中第一号的美男子，当然非王心刚莫属。可奇怪的是，雪兰横竖都看不上王心刚。她说王心刚的牙齿太大且不整齐（不如庞学勤那般细腻雪白），王心刚的脸盘太肉（不像庞学勤那般精致、坚毅，简直像刀刻似的），说话的嗓门水叽叽的（不像庞学勤那般瓷实、爽利、干净，就像被砂纸打磨过的）。听她这么一比较，你还别说，朱虎平与庞学勤两个人，不论是外貌还是嗓音，真还有点像。在雪兰看来，区别仅仅在于：“虎平的腿比庞学勤还要长一些，笑起来的时候，比庞学勤还要好看一些。”
不过，这事也不能一概而论。
雪兰心满意足地离开后，同彬看了我一眼，道：“你说雪兰这丫头，在那方面，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啊？”
有时候，她发现了壁虎、蜈蚣，甚至烙铁头一类丑陋而凶猛的动物时，声音反而会小得多，甚至有些像耳语。据说，她担心自己的大喊大叫会惹怒这些动物，进而向她发起致命的攻击。通常，我一听到她的叫声，就会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寻声赶到她身边。她那惊恐万状的脸上，满是讨好、央求的温柔神情，重现少妇般的娇羞以及少女般楚楚可怜的无助。
接下来的内容，因实在难以启齿，这里只能略过不提。不过，在我们家乡一带，这个故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成年男性都会倒背如流。虽说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和变体，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雪兰是女孩，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不奇怪。同彬刚开了个头，我就感到腻烦透了。应当说，这个故事虽然有些淫秽，但并不好笑。因此，当同彬刚刚讲完，雪兰发出一连串夸张的纵声大笑时，我和同彬面面相觑，彼此都有些疑心，这个故事，雪兰或许根本就没听懂。
在我与她共事的十几年里，我也曾成功地教会她去辨识一种可爱的小昆虫，帮助她摆脱对昆虫的恐惧。那是一种在我们这一带非常常见的甲虫。有人叫它跳水虫，也有人叫它磕头虫。这是一种体型漂亮的硬壳虫，身体扁瘦、油黑，爬起来动作夸张，身手敏捷，性情十分淘气。如果你想让它安静一会儿，只消把它的身体翻过来，让它仰面躺着就可以了。表面上，它温顺地躺在桌面上想心事，细长的小脚在胡乱蹬踢，实际上却在暗中运气。用不了多久，它脖子一梗，胸前的两截硬甲兀然挺立，随着“啵”的一声，身体飞速弹起一二十公分，并在空中完成转体，落下来的时候爬得更快，颇有一种“岂能奈我何”的轻蔑。
老婆道：“什么感觉我倒也说不上来，反正是一张一张的……”
沈祖英很快就迷上了它。没事的时候，她也会在二楼的办公桌上逗它玩。有一回，我正在楼下睡中觉，忽然被祖英推醒了。她笑嘻嘻地告诉我，她刚刚捉住了一只个头很大的跳水虫，但任凭你怎么让它四脚朝天，它总是懒洋洋的，不肯弹跳。她让我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着祖英来到二楼的窗前，看见那只虫子被她罩在一只玻璃茶杯里，绕着倒扣的杯沿爬得正欢。为了防止沈祖英发出尖叫，我用杯底将它按死，并撕下一块报纸，将它的尸体包好扔进纸篓里之后，这才告诉她，她刚才捉住的可不是什么跳水虫，而是一只黑翅蟑螂。祖英吓得面无人色，差点昏厥过去。她一把抱住我的胳膊，命令我即刻把纸篓中的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掉，扔得越远越好。至于那只玻璃杯，“你拿去水房洗一洗，自己留着用好了，不用还我了。”
村长又问：“你什么感觉？”
正是因为那些昆虫和小动物的存在，在工会图书馆工作的那些年中，我和沈祖英始终维持着一种轻松、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但我内心也十分清楚，祖英并不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人。即便是她在对我最好的时候，我仍能感觉到我们之间那段无形的距离。若是碰上下雨天，图书馆没什么人来，我闲极无聊，也会上楼去找她聊天。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钟摆一样，只能在一定的刻度之内来回摆动，有太多的话题我都无法触碰。不过，就算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问了什么不该问的事，祖英也从来不会生气，更无疾言厉色，通常只是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而已。
老婆道：“惬意的。惬意的。”
有一天下午，我捧着一本金庸的小说，偷偷地躲在一个墙角里读得天昏地暗。沈祖英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拂拭书架上的灰尘，悄悄地走近我身边，远远朝我的书上瞄一眼，居然就知道我正在读《书剑恩仇录》。她煞有介事地教训我说：“把大好的光阴浪费在一个三流的作家身上，实在是可惜。”我有点赌气似的反问道：“如果连金庸这样天下闻名的大作家都是三流的，那还有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为是一流的呢？”祖英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看都不看，就朝我扔了过来。
村长问老婆：“你呢？惬意不惬意？”
我接住一看，居然是《奥德赛》。
村长道：“什么感觉我倒有点说不上来。反正是一惊一惊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把这本《奥德赛》带回到邗桥新村的房子里，一连读了两遍，怎么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好。剩下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一个有资格推荐荷马史诗的人，想必绝非等闲之辈吧？
老婆又问：“什么感觉？”
我只知道她老家在天津，父亲曾是天津一家纱厂的老板。至于说她因何流落到江南，在邗桥砖瓦厂当一名图书管理员，则不得而知。尽管她的家就在邗桥镇，奇怪的是，在我们共事的这些年中，她从未请我去他们家做客，也从未向我提及她的任何一位家庭成员。同彬说，祖英应该没有结过婚（否则的话，五十多岁的人，不可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不知真假。我想，祖英一直刻意避免谈起她的身世，或许并不是因为她的过往经历有什么难言之隐，而是在她看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状态，本应如此之淡。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过，每个人都是海上的孤立小岛（这个比喻来自《奥德赛》），可以互相瞭望，但却无法互相替代。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奔自己的前程，也在奔自己的死亡。”从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俗谚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她对生活的基本看法：
村长说：“惬意的。惬意的。”
朝骑鸾凤到碧落
“怎么样？惬意不惬意？”
暮见桑田生白波
有一天傍晚，老婆嘱咐丈夫去邻村的代销店买东西。买什么东西呢？一斤火油，一刀草纸。丈夫出了门，但并没有走远，他躲在门前的一棵枣树下，查看动静。很快，他看见住在隔壁的村长从门里探出脑袋，四下里望了望，偷偷地溜进了他们家。丈夫不声不响地绕到了西窗下，踮着脚，听壁根。他听见自己的老婆和村长在床上翻云覆雨，还听见老婆断断续续地问村长：
一九九四年冬，我偶然听说，祖英要在年底前退休，心中不由得七上八下，惘然若失。年末时，我接到了龙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打算在来年的正月初二结婚。新娘姓夏，是皮村人。春琴对这门亲事横加阻拦，至今还不肯与他的未婚妻见面，成天躺在床上哭，“家里闹成了一锅粥”。龙冬问我能不能提前几天回乡，帮他张罗一下婚事。我向厂里请了假，提前一周返回了乡下，没来得及赶上工会为祖英安排的茶话会。
一对夫妻。
等到我从乡下回来，图书馆早已人去楼空。正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时，祖英却笑嘻嘻地来了。那是上班后的第三天，正好是元宵节。她手里拎着一只竹篮，上面盖着一块毛巾。一进门，她就嘱咐我去水房里生炉子，等水烧开了，她来下汤团。那天中午，当我们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阅览室里，吃着热气腾腾的汤团时，我忽然记起来，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与她在一个桌上吃饭。
一户人家。
沈祖英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即便她来看我这件无需解释的小事，她也一定要让它条分缕析，明明白白。她来看我，是因为一事未了——她还没有正式向我告别（“你回家去了嘛！”），而不辞而别对她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她之所以会带汤团来，是因为当天恰好是元宵节，而我单身一人，“恐怕早已忘了元宵是什么味了”。
一个村庄。
在那个静谧的午后，祖英一直都是高高兴兴的，但“轻松”两个字，在她的言谈中被重复得太多，反而有点让人生疑。炉子上的水已经烧开好一会儿了。水蒸气顶着铝盖，发出“噗噗”的滋水声。她坐着没动，我也没动。阅览室里光线暗淡，就我们两个人。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屋外艳阳高照，缤纷的阳光把树林里尚未融化的积雪衬得晶莹剔透。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年节将尽的鞭炮声静静地传来，听上去更觉落寞和伤感。
于是，同彬想了想，就靠在弄堂口的墙上，和我们讲起了下面这个故事。
我问她退休后打算做些什么，祖英笑着反问道：“还能做什么？”随后，她叹了口气，引用了黄庭坚的两句诗，来说明她退休后的心境。
雪兰道：“下流就下流，怕什么？”
见我半天没说话，她随即就起身告辞。
同彬道：“你真想听？我可告诉你，挺下流的。”
除了沈祖英之外，还很少有什么女人让我产生过如此深的依恋之感。我喜欢她干干净净的样子，喜欢她的胆小和恬静，喜欢她脸上那种充满揶揄却欲言又止的神情，喜欢她身上让人无法接近的深切的悲伤。
雪兰道：“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祖英离开后，我一个人在桌前坐了一会儿。太阳快要落山时，我来到了二楼，在书架上找到了一本《黄庭坚集》，很快就查到了沈祖英刚刚引用过的那首《登快阁》：
同彬笑道：“虎平跟梅芳说了一个故事。”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我们三个人走到同彬家附近的弄堂口，正想各自回家睡觉，雪兰再次拦住同彬，问他刚才虎平到底说了什么话，让梅芳笑得差一点昏死过去？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虎平和梅芳刚离开，雪兰就仰着脸问同彬，刚才朱虎平跟梅芳都说了些什么。同彬从她手里接过汗背心，把满身的树叶和草茎胡乱地捋了捋，低低地骂了句“晦气”，没有接话，眼神略微有些落寞。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祖英，也没有听到过关于她的一丁点消息。我有一种无法说明的感觉：这个世界上或许存在着两个沈祖英。我所见到的这一个，不过是另一个的阴影而已——那么，那个处在明亮的阳光中，果敢、轻率、稚拙、任性而充满活力的沈祖英，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两人在院墙外道了别，一个往西，一个往南，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
当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模糊时，我能记住的，就是她跟我说过的一两句话，一两个手势。楼上再也不会传来发现昆虫的尖叫；夏天的中午，每当我在躺椅上睡觉时，也不会有人在我身上盖上一件工作服；当那个发了疯的京剧演员来图书馆看书时，再也不会有人悄悄地走到我身后，用胳膊轻轻推我一下，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快看，你妈妈来了。”
朱虎平抓过桌上的手电筒，一个人走在了前面，梅芳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当他们翻过蕉雨山房院墙的豁口时，虎平伸手扶了梅芳一把。仅此而已。
赵礼平
“走。”梅芳答道。
堂哥礼平看上了赵丽华的妹子赵丽娟，托马老大上门说媒。马老大原是便通庵的一名尼姑，因与摸骨师吴其麓的私情败露而被迫还俗，几十年来说媒无数，可做人还是讲原则的。她平常看不惯礼平的小人得志、飞扬跋扈，就找出两条理由来，对找上门来的婶子推托说：
“走？”虎平问了一句。
“做姐姐的都还待字闺中，倒是把个妹妹先嫁了出去，没这规矩。再说，那赵宝明，是个气恨大的人，因着多年前的那桩狗屁倒灶的事，见了礼平，连话都不说。老身若是上门提亲，明摆着是讨骂，你们还是另请高明。”
闪电让梅芳的脸在黑暗中闪闪烁烁。每一张被定格的脸，都在笑。没过多久，雨就渐渐小了。朱虎平和梅芳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婶子转而又去央求新珍。新珍说：
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同彬。他二话没说，就把身上的白背心脱了下来，一猫腰，翻过长廊，钻进了东边院墙下的树丛里。他光裸着脊背，在荆棘丛中一点一点地向凉亭靠近。大风中被刮得东倒西歪的树木，给他提供了很好的保护。
“快别提这事。那赵宝明最守古礼。他早早地有言在先，同姓不相婚配。说的也是，两个姓赵的，又在同村，百十年前本是一家人，怎好联姻？”
雪兰忽然说：“要是能够听见他们在说什么话就好了。”
最后，婶子备了重礼，去找银娣。银娣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就换了一身新衣裳，来到宝明家，卖弄嘴皮子。银娣说：
蟋蟀和青蛙早已停止了鸣叫，满院的萤火虫此刻也已经看不见了。雨点打在荆棘丛中，打在芭蕉宽宽的叶面上，打在屋顶的碎瓦上，打在庭院的石阶上，满耳都是沙沙的雨声。当闪电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在天空绽放火树般的裂纹时，我们才能看见梅芳的那张脸，看见她那光裸的手臂。
“宝明兄弟，你难道糊涂了不成？当初那赵月仙倒插门，去了丈人家，做了上门女婿，礼平这孩子，按理说，本该姓杨，他不姓赵。何来同姓婚配一说？你要是忌讳他姓赵，那也好办，让礼平去公社找一下陈公泰，把姓改回来就是了。”
虎平和梅芳两个人，隔着凉亭里的石桌，东西对坐。石桌上除了一只白铁手电筒之外，别无他物。朱虎平两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正在滔滔不绝地跟梅芳说着什么。当梅芳跟他说话时，虎平的身体会微微前倾。有时，他偶尔也会抬头看一看天色。梅芳呢？她正在把披在肩头的长发重新盘在脑后，并不时腾出手来，拍打着腿上的蚊子。看得出，她不怎么在意虎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直在笑。
那时，宝明已隐隐听得一些风声，知道赵礼平将他大女儿的名声糟践完了之后，居然又在动他小女儿的脑筋，要来挖他这块心头肉。他耐着性子听银娣说完话，蓦然站了起来，仰着脖子，咬牙对银娣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你替我往他们家带句话。那小狗日的，要是肯脱得一丝不挂，绕着村子爬上一圈，一直爬到我们家门口，给我磕上三个响头，我就让姑娘嫁给他。”
我们几个趴在一丛芭蕉的后面，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连大气都不敢出。
银娣道：“哎呀喂，这是什么话！常言道，买卖不成情义在。两军交战不辱来使。你这样倚疯作邪，恶声恶气，我在你屋里的板凳上怎么能坐得住？”
同彬鄙夷地看了雪兰一眼，道：“着什么急啊？我敢打赌，用不了五六分钟，他们俩人就会抱在一起，亲嘴，摸奶，脱裤子。”
宝明不紧不慢地道：“你坐不住，随时可以走。门是开着的呀！”
雪兰小声嘀咕说：“照我看，他们倒也不像是在搞腐化。两人隔得八丈远，好像谁也不愿搭理谁。”
至此，赵宝明与银娣结下了冤仇，连带着小武松也与宝明失了和。
“一定是在搞腐化！”同彬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们说，“千万不能让他们发觉我们躲在这里。否则，他们的奸情一旦败露，狗急跳墙，是要杀人灭口的。”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礼平身兼两个厂的厂长，又靠倒卖废旧钢材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可是，就村里的一般舆论而言，大家似乎仍然看不上礼平的为人。尽管婶子到处吹嘘说，礼平一人的资产就抵得上二十个万元户，可他们家的势力，还远远未到呼风唤雨的程度。银娣在宝明家碰了一鼻子灰，并未改变婶子对宝明一家的态度。婶子在村子里遇见宝明两口子，仍像往常一样笑脸相迎，张口闭口“好兄弟”、“好妹子”，叫得宝明夫妇心里直打鼓。
另一个问题接着又来了：在这漆黑一团的暴风雨之夜，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十二点，这两人神不知，鬼不觉，跑到蕉雨山房的凉亭里来做什么？
在这之前，赵宝明已经为丽娟相中了一门亲事。小伙子是魏家墩人，也是个木匠，人长得讨喜，手脚又勤快，手艺更是没的说，两家去年就订了婚。按照宝明的盘算，他打算先把丽华嫁出去，再将那个小伙子招到家里来做上门女婿，后半生也好有个依傍。本来好端端的一桩姻缘，被赵礼平插了一杠子之后，陡然生变。
正这样想着，电闪雷鸣中，我们总算看清了。他妈的！在凉亭里面坐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赵孟舒的鬼魂，而是朱虎平和梅芳！
没过多久，男方派来了一位嘴里镶着金牙的妇人，没有说明任何原因，就把这门亲事给退了。宝明见那女人横眉怒目、气势汹汹，知道她不好招惹。既然对方执意要退亲，宝明只得向来人赔笑说：
同彬和雪兰蹑手蹑脚，弓着腰，从楼上下来，一左一右地蹲在我边上。两个人都确信看见了赵孟舒的鬼魂。我心里也有点害怕，可还是没忘了问他们：如果两个人中的一个是赵孟舒的鬼魂，那另一个又是谁呢？
“现在手上不宽裕。等过上个两三个月，把各处欠我的账收一收，定将彩礼如数奉还，分文不少。”
我听见雪兰的奶奶在村中焦急地呼喊她孙女的名字，可雪兰没法应答。据说，同彬那时候正死死地捂住她的嘴。因为，几乎在同一时刻，一道闪电过后，他们俩被眼前出现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在蕉雨山房西南角的那个凉亭里，突然多出了两个人影。
让宝明大为意外的是，对方竟然连送出去的彩礼都不要了。大金牙一手叉着腰，跳着脚对宝明夫妇道：“遇上你们这样的人家，算我们晦气。那些钱就不要提了，你们留着买药吃吧。”
很快就下起雨来。
大金牙走了之后，宝明和老婆如坠雾中，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想从对方的脸上寻找答案。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永胜、同彬还有礼平兄妹在村里躲猫猫。快到半夜时，一阵闷雷滚过，大风骤起，天气陡然变得清凉。雪兰说，要下雨了，不如散伙回家，她第二天一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韭菜呢。可礼平不同意。他说，时候还早。虽说永胜被他爹拽走了，还有他和金花。如果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不到我们，就输给我们一人一根赤豆冰棍。雪兰让他发誓，礼平就发了毒誓。我、雪兰和同彬躲到一边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去村西赵孟舒先生吃砒霜的那个蕉雨山房里去藏身。雪兰和同彬躲在楼上，我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台阶前。
他们很快又托人为丽娟介绍了另一门亲事。男方是乡卫生院的一个外科大夫。宝明夫妇俩假装看病，先去朱方镇的卫生院给未来的女婿相面。见小伙子仪表堂堂，聪明伶俐，两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用宝明的话来说，“这小伙子，比起魏家墩那一个，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再说了，木匠这个手艺，如今也不怎么吃香了。我们家丽娟本来就是赤脚医生，现在嫁个大夫，正好互帮互学。”
现在，我们不妨让时间倒流，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暴风雨之夜。
两人兴冲冲地从卫生院出来，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村里的诊所，探听丽娟的口风。丽娟正守着煤球炉，用一只大号钢精锅煮针头和注射器。她把口罩往下一拉，对她娘笑道：“叫你们别管我的事，偏要到处瞎忙！我去年春上就和礼平领了证，早就是合法夫妻了，怎好再与别人相亲？不瞒你说，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也已经三个多月了。”
朱虎平
从诊所里出来，赵宝明眼前一黑，在池塘边跌了一跤，就病倒了。在往后的几个月中，赵宝明成天躺在床上，拍胸打肚，长吁短叹。等到他重新在村里露面，早已须发尽白，人也明显地瘦了一圈。夫妻两人想来想去，不得不回过头来找新珍，央求她以媒人的身份，去婶子家正式提亲。新珍在两家之间跑了七八趟，终于商定，在来年的正月初五，为这对新人补办婚礼。
就在起身去灶下盛饭的时候，雪兰突然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宝明没脸在丽娟的婚礼上露面，全由老婆一人红着眼眶，人前人后地跳上跳下。隔天新女婿上门，宝明和丽华一大早就躲了出去，由赵宝亮出面，陪新女婿喝了回门酒。
“你想歪了。”
一年以后，在我婶子的极力怂恿下，宝明夫妇为丽华也找了个婆家，把她嫁给了皮村开小店的一个江北佬。这人名叫魏光国，刚死了老婆，算起来，年龄比宝明还大两岁。“爸爸”这个称呼，叫的人别扭，听的人也别扭。既然宝明称女婿为“老魏”，魏光国也就顺水推舟，将丈人尊称为“老赵”。 翁婿两人脾气对路，也都好口酒。几年后，魏光国在丹阳开了一家超市，宝明和老婆就把家搬到了丹阳，帮着大女婿看店去了。
雪兰从我手中拿过烟头，抽了一口，轻轻吐了一口气，道：
丽娟的童年和少女时代，都是在村人艳羡的目光和众口一词的赞美声中度过的。丽娟与丽华，互为镜影，遥相映衬——丽华有多么落寞、阴郁、病态，丽娟就有多么风光、活泼和明亮。丽娟对自己的聪慧和美貌，多年来一直有着牢固的信心。可自从她嫁给赵礼平之后，两者都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我接下来提到了脸上微有麻点却不乏英武之气的复员军人高定邦，提到了那个戴着眼镜、文静秀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偷偷打量别人的小白脸高定国，提到了耳朵上成天夹着一支短铅笔、说话幽默刻薄的赵宝明。
她目睹了丈夫的企业，从两家不足三四十人规模的小厂，变成集造纸、化工、房地产和通讯器材为一体的朱方集团公司的全过程。开始的那几年，她也曾试图参与所有的企业决策，但她的意见，每一次都与丈夫截然相反。那些在丽娟看来荒谬、危险的投资决定，每一次都给企业带来了滚滚财源。很快，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那点小聪明，和丈夫赵礼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比起来，简直就是高山之侧的一粒微尘。渐渐地，丽娟对礼平产生了一种死心塌地的依附感。随着财富的急剧增加，她的自我怀疑也日甚一日，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性格多疑、猜忌、乖戾、畏首畏尾，且心事重重的女人。
雪兰摇了摇头。
当然，她引以为傲的美貌也在迅速贬值。
我首先想到的这个人，当然是同彬。
据说，对女人，礼平有一种奇怪的理论。他认为，女人的魅力与对女人的熟悉程度恰成反比。他很难对一个认识时间超过两个月的女性发生兴趣。正因为如此，礼平在私人生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怪异癖好，一直是公司花边新闻中最引人入胜的段落。有一次，他在出差途中住进了一家宾馆，偶然瞥了一眼正在为他办理入住手续的服务员（按照他的理论，由于刚刚见面，服务员的神秘感和魅力都没有任何的损耗），发现她笑起来的“梨涡”，有一种沦肌浃髓的美，就当即决定聘请她出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主任一职，并在见面后的十二小时之内提取她身体的全部秘密。另一次，他在大市口的一家麦当劳餐厅与朋友吃饭，结账时，看到收银台出纳微微上翘的嘴唇的曲线“有些撩人”，两个小时后就将她约到了宾馆，云收雨散之后，把她带回公司做了一名会计。
她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睛里亮晶晶的。
还有一次，赵礼平和丽娟从沃尔玛超市出来，见广场上有一对父女正在卖煎饼。女孩淳朴、孝顺，可怜、无助而又楚楚动人。她的贫穷，以及那种未经雕琢的健康与活力，都让堂哥如痴如醉。那么，他可以为这对在冷风中瑟瑟打抖的贫寒父女做些什么呢？他出了一笔钱，帮那女孩开了一家美容院，很快就把这个孝顺、淳朴、健康的女孩，改造成了一个浓妆艳抹、任性撒泼且动不动就对老父恶语相向的老板娘。
雪兰说，她可不像我那么花心，从小到大，她只迷恋庞学勤。庞学勤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至于他到底演过哪些电影，我一时倒也想不起来了。说到这里，雪兰忽然停下筷子，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如果说，在她的少女时代，在乡下，她的心里一直珍藏着某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想不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如果她曾长年累月默默地思慕着一个人，连做梦都想跟他在一起，想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过，礼平的这些匪夷所思的猎艳行径，通常并不能对丽娟构成直接的伤害。这是因为，当丽娟费尽心机，终于抓住了丈夫与某个女人偷腥的把柄时，礼平多半早已对这个女人失去兴趣，将视线投向了下一个目标。
“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过电影里的什么人？”我把这个问题还给了她，就好像我真的对她的回答充满了好奇。
一天夜里，丽娟与礼平不知因为什么事发生了争执，两人进而大打出手。明显吃了亏且无计可施的丽娟，拿出一把水果刀，发疯似的要和三个孩子同归于尽。赵礼平一生气，就选择了自我消失。当他失踪四十多天之后，心高气傲的丽娟终于冷静了下来，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去向婆婆认错，顺便向她探听丈夫的下落。
我知道她在没话找话，可还是认真地想了想，对她说，我起先喜欢过扮演金环和银环的王晓棠，后来是《柳堡的故事》里的陶玉玲，最后是《杜鹃山》里的杨春霞。
我婶子对礼平的行踪绝口不提，教训起儿媳妇来，倒是一点都不含糊：
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什么话说，雪兰盯着对面墙上的那一溜电影海报，笑着问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的电影，“有没有在心里偷偷地喜欢过哪一位女演员？”
“夫妻俩吵架，是常有的事，我也不好说你的。半夜三更，动刀动枪地吓唬孩子，要让我们家断子绝孙，还连带着骂我们做上人的娼门无道，什么道理？我改天倒要去问问你娘老子，他们打小是怎么教导你的？顺便也让她点拨点拨我……”
关于她与“小胡子”在上海的婚礼，雪兰一句都没提。
丽娟灰头土脸地挨了婆婆一顿训斥，只得强咽下这口恶气，回过头来去找丈夫的亲信小斜眼。
我知道她刚带着爹妈去了一趟上海，吃饭时，就随口问了问她去上海的情形。雪兰说，别的都还好，就是他爹小武松与公公“搞不到一块去”。她公公是上海益民糖果厂的副厂长，骨子里有点瞧不起乡下的这个亲家翁。不过，这也怨不得人家。小武松公然在他们家客厅里吐痰不说，吐完了，还要习惯性地用鞋底擦一擦，烟灰更是弹得到处都是。
小斜眼与丽娟是同一年生的，说起来还比丽娟大了三个月，可他仍愿意亲热地称丽娟为姐姐。两个人在朱方镇的一间茶社里坐定了，正是中秋月圆的时节。小斜眼把丽娟递过来的一块月饼吃完，连手里的碎末都舔得干干净净，这才对丽娟笑道：
我还记得，雪兰跟我离婚差不多两个月之后的一天傍晚，她曾经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取走她寄放在这里的一包衣物。那时已经是深秋了。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藏青色毛料短大衣（这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白皙），耳朵上吊着一对翠绿色的耳环（这使她看上去既放荡又羞怯，笑容变得稍稍有些陌生），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有点像山野里随风飘来的晚桂的芬芳（这使她身上乡下姑娘的气质消退殆尽）。她在屋里四处嗅了嗅，问我晚上做了什么好吃的，怎么这么香？我说了一句客气话，留她一块吃晚饭，没想到雪兰爽快地答应了。我赶紧去厨房，将一盘肉丝韭黄回锅热了热，又炒了一盘水芹，还烧了一大碗西红柿鸡蛋汤。
“姐啊，你也别老盯着什么麦当劳的服务员、卖煎饼的小姑娘，这些个人，董事长尝个鲜，过后就忘。你如果总在提防这些下三滥的人，当最凶险的敌人在身边出现时，反而浑然不觉。我不是吓唬你，这一回，恐怕要祸起萧墙了！”
小武松给了我一支烟。我们都没有说话。没抽几口，银娣他们已经在公共汽车站向他招手了。小武松潘乾贵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碾了碾，在我肩上重重地捏了一把，黑着脸，一声没吭，走了。
丽娟一听对方话中有乾坤，不觉吃了一惊。她身体向前凑了凑，对斜眼道：“老弟，这话怎么说？”
那是在她搬家去上海的前夕。我正往百货商店里边走，看见一个熟识的身影，正拎着一大包东西往外走。当我认出他就是我以前的岳父小武松时，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走出门来的，是我的前岳母银娣，她手里抱着一个小孩，一看见我，忽然就僵立不动，上嘴唇黏在牙龈上下不来了。雪兰倒是反应快，她把手里举着的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丈夫——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人，走过来用手指挑了挑孩子的嘴，让他叫我“娘舅”。
斜眼双手相扣，箍住方方的脑袋，半靠在对面的墙上，有心给丽娟指点迷津：“你这时候去一下朱虎平家，看看他老婆蒋维贞在不在。”
五年后的一个秋末，我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场门口，最后一次遇见雪兰。
斜眼的话说得很含蓄，聪明的丽娟马上就有了正确的反应：“你是说，董事长和蒋维贞双宿双飞？”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下泪来。
小斜眼哈哈一笑，点了点头。
雪兰明显地愣了一下，笑嘻嘻地在我头上摸了摸，道：“我说你是装傻呢，还是真傻？这时候离什么婚？你们厂邗桥新村的房子已经封顶，眼看就要分房了。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你离婚，你一个单身职工，分什么狗屁房子？难道说，你愿意一直在这个死人的屋里呆下去？房子分下来，全归你。我一片瓦也不要。我早就想好了，你什么时候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我们就什么时候去民政局办手续。我们之间的事，好商量，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不会吧。”丽娟道，“那蒋维贞号称是世界上最贞洁的女人，就差让皇帝在他们家门口竖一个贞节牌坊了。再说了，她与虎平两口子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也往这条道上走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件事的发生，导致了我和雪兰夫妻关系的急转直下。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婚姻，一旦越过某个危险的临界点，就只能朝着它既定的最后目标撒足狂奔了。差不多一年以后，雪兰突然辞去了澡堂里的工作，去隔壁的9327钢铁厂当了一名质检员。起先，一个星期中，她总有一两天不在家住。到了后来，有时一连两三个月，你也看不见她的踪影。再后来，我就听说，雪兰跟9327的一个上海技术员已经公开同居。有时候，她回家来取东西，那个技术员就在院子外面站着，抽烟，等她。奇怪的是，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重大变故，雪兰从不解释，至于离婚一事，雪兰也只字不提。我心里暗暗琢磨，或许，她是在等着我把离婚这件事提出来。于是，趁着她有一天回来翻箱倒柜地找耳环，我就主动地挑起话头，与她商量起了离婚的事，就像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斜眼道：“人人都说她蒋维贞是固若金汤的城池，你信，我信，可董事长他不信呐！”
这天下午，沈祖英在工会图书馆的水房里洗衣服，笑着告诉我，就在我来厂前不久，薛工好端端的，不知得了什么急病，半夜死在了床上。等到他的尸体被人发现，早就烂得不成样子。“孙厂长怕你们乡下人忌讳，不让我跟你说。要我说，你可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你想啊，要不是薛工出了这档子事，厂里专门给高工、专家准备的房子，独门独院，你一个刚进厂的小青年，怎能住得上？”
丽娟略一思索，便决定不再纠缠这些细枝末节，“告诉我，他们俩，人在哪里？”
说完，他就在一伙干部的簇拥下，绕过一排夹竹桃树林，急匆匆地走了。
“莫非你要去捉奸？”
“死啦。回不来啦！”孙耀庭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睛，“这不挺好？那房子也没人跟你抢，你们夫妻俩，可以一直住下去。”
“就算帮姐姐一个忙。”
“什么意思？”
“要我帮忙，这倒也不难。”斜眼道，“只是，姐姐你也得帮我一个忙。这些年，我对姐姐怎么样，你心中有数。我有一桩心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也可怜可怜我，今天就成全了我吧。”
“薛工的确是出差去了。我没骗你。不过呢，他这趟差，出得有点远就是了。”
丽娟一见斜眼涎皮涎脸地望着自己，色迷迷地笑，顿时气得浑身哆嗦，羞愧难当，手脚冰凉。小斜眼的眼睛好像是盯着窗外的一轮圆月，但丽娟清楚，他眼神的焦点是在她的大腿上，下腹部不由得一阵阵抽搐。她本能地将裙子往下拉了拉，强忍着心中的屈辱、厌腻和愤怒，正琢磨着如何应答，小斜眼决定再往火堆里添把柴禾：
我压住心头的火，把昨晚雪兰在院子里放火烧被褥的事，再次从头到尾跟他说了一遍。孙厂长挠了挠头皮，表情就有些凝重。随后，他略一思索，拍了拍我的肩膀，笑道：
“姐啊，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董事长不在的这些日子，你也没闲着吧？你和司机小蔡好，那是你的私事，我管不着。只是别在车里缠绵，叫人撞见了，影响不好。”
“噢，他出差去了。你看，我这里忙得七手八脚的。你来了这么些日子，我还没请你吃过饭。噢，对了，你妻子好像跟我说过，要把工作从医院换到澡堂去，换了吗？”
丽娟半天没有说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她默默地把手里的茶杯转了许久，最后叹了一口气，问道：“这事，董事长知道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在全厂职工大会结束后，我在工会礼堂的侧门口截住了正想匆匆离开的孙耀庭。我跟他说了妻子放火烧蚊帐的事，问他那个姓薛的工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孙耀庭一脸茫然地打量了我半天，满脸堆下笑来：
“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斜眼笑道。
那天晚上，雪兰一夜未归。
丽娟此刻在心里迅速地下定了一个决心。她知道，除了把心一横，由他去轻薄一回，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她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小斜眼，发现对方那可笑的眼神在屋里昏暗的灯光下竟然也有几分迷离。她终于找到了一条让自己“豁出去”的理由：小斜眼这个人除了眼睛有点歪斜之外，其他方面都还好。比如说，他衬衫的领子看上去还是挺干净的……
有一天傍晚，我从工会图书馆下班回家，刚走到门前的那片草滩里，突然发现我们家的院子里冒出了滚滚浓烟。起先，我还以为是家里的房子失了火，兀自吓了一跳。可等我跑到近处一看，原来是雪兰把墙角的那个柴禾堆点燃了。她像是跟谁赌气似的，正把被褥、床单、蚊帐一股脑地扔到火堆里去烧。邻居家的孩子远远地站着，朝这边张望，被浓烟呛得直咳嗽。我问雪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铁青着脸，不答话，也不正眼看我。她很快又回到家中，把床上的一张竹席拿了出来。她的动作过于莽撞，竹席让门框挂了一下，差一点把她带倒。等到这块竹席在烈焰中化为了灰烬，雪兰嘭的一声甩上门，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丽娟正在胡思乱想、不知所措之际，小斜眼终于决定向她摊牌。他坐直了身体，两手平摊在茶几上，一字一顿地对丽娟说：
是啊，这的确是个问题。
“董事长抬举我做村长，我现在，大小也是个官。可是平常在村里，没他娘的一点威信，为什么？你想啊，村子里有不少人都买了汽车，就连老菩萨唐文宽都买了一辆摩托车，一踩油门，吱的一声，就蹿到了皮村，多威风！可我呢，作为一村之长，还得骑辆破自行车在村里晃荡。手里没把汽车钥匙捏着，我潘宏武一说话，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让我服众？我这个人，姐姐你是知道的，平常没别的什么嗜好，就是喜欢个车。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想忍，可忍不住啊！姐姐你随便牙缝里抠下来点碎末子，就能了却我的一桩心事。你要是肯赞助我十万八万，我哪天也买辆车来开。”
“要是那个该死的薛工半夜里突然回家，我们该怎么办？”
丽娟听到斜眼“白天想，夜里想，一觉睡醒了，还在想”这一句，早已笑得趴在了桌子上，双手兀自拍打着玻璃，一口气差点没掉下去。小斜眼被她笑得心里发毛，狐疑道：“你个死娟子，别光顾笑，倒是给我句痛快的，这车，你是买，还是不买？”
我正想着如何去安慰她，忽听雪兰又道：
丽娟拢了拢耳边的头发，赶紧对小斜眼道：“买，买，明天就买。”
我立刻从床上坐起来，使劲地嗅了嗅。还别说，在陈年的烟味中，确实能闻到一缕似有若无的怪味。
第二天，丽娟就给了小斜眼一笔钱。斜眼托人买了一辆二手的“奔驰”，改了漆，调装了音响，在车上架了低音炮，每天开着它，一路放着摇滚乐，在大街上“叮咚，叮叮咚”地招摇过市。
“你闻闻，这屋子怎么老有一股怪味？怎么像是死耗子的味道？”
据说，蒋维贞被礼平带到深圳之后，尽管已单独与礼平在宾馆住了几天，可任凭礼平如何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到了“最后一步”，蒋维贞死活不肯就范。看来，蒋维贞多年来被村里人视为“贞洁”的样板，绝非浪得虚名。最后，赵礼平只得偷偷地在她的茶杯中下了药，使用了蛮力。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
当丽娟按照小斜眼提供的地址，心急火燎地赶到深圳的时候，礼平和蒋维贞已去了珠海。丽娟追到了珠海，他们俩已经到了澳门。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丽娟没有出境的通行证，只得干瞪眼。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在离开澳门的前夜，赵礼平关切地问蒋维贞，“心肝，如果不带避孕套的话，会不会弄出个孩子来？”这时的蒋维贞已经开始反过来宽慰对方了：“我是上过环的，董事长你放宽心。”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婶子去世后，我在康复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曾经见到过赵礼平。那时，太平间的运尸工正忙着将婶子的遗体搬到地下室的冰柜里冷藏。在那个场合，我和礼平不便寒暄，只是彼此点了点头而已。后来，在下楼时，我在电梯里又遇见了他。因为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说点什么，似乎有些不近情理。于是堂哥就把墨镜摘了下来，对我道：
“挺好！”
“听说你在青龙山采石场看大门？”
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我凄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我点点头。他那么一个大人物，居然还记挂着我的行踪，一时间让我惶愧交加。
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在桌边坐定（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她视而不见），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
“你这个人，一点没变，就是好摆个臭架子。人再穷，架子不散。”堂哥道，“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城市风貌”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而是源于心中“妈的，我倒要看看，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一类的疑问、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
电梯下到一楼，我们在道别的时候，堂哥突然让我在大厅里等他一下，因为他有件礼物要送给我。我在大厅门口等了七八分钟，堂哥让司机给我送来了一本书，他本人没再露面。那是一本由自传、讲演录、励志格言、国外旅行见闻和打油诗拼凑而成的出版物。
烈日下的热浪，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丑陋，一座接着一座。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没走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随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溅起沉重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
在返回青龙山的公共汽车上，我翻看着堂哥所杜撰的那些格言警句，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也就是说，用不着看这本书，这些滥俗的句子，我也耳熟能详——因为它们常常出现在电视里、电台里、公益广告牌上。这些格言警句，早已无关世诫，也无关警劝，读起来，倒更像是对这个世界露骨的讽喻。
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用不着看她的脸，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畏惧和失望的涟漪。
我能记住的格言，包括以下几则：
我应当老实承认，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空调”这个词，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谓的空调，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我知道，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小上海”的过度吹嘘，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你住的房子里，有没有装空调？”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脑球的清香中，久久难以入眠。帐外蚊声如雷，帐内汗出如浆。我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雪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低声道：
公平正义是社会的基石。
我家的那个阁楼空关了几个月，一时无法住人，这次回乡，我只得寄居在雪兰的家里。在我终于答应带雪兰去南京之后，银娣和小武松对我的态度骤然改观。在雪兰不断的暗示、央求和撺掇下，我把心一横，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银娣妈妈。当时，银娣嘴里正含着一口饭，被我冷不防这么一叫，明显地吓了一哆嗦，被饭团噎得直翻白眼。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饭咽了下去，泪水夺眶而出。老两口一激动，当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我们，他们和小斜眼三个人，挤在了灶屋里的两张竹床上。
我们不光是创造财富，也创造全社会的共同价值。
“不跟你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了。有一句话我要先说在前头。龙冬今年十二了，等他年满十六岁，我就让他去南京找你，好不好？到时候你托托人，替他在厂子里谋个差使。”
让诚实与纯洁成为我们的天性。
大概是觉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说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合适，春琴静默了一会儿，丢下手里的树枝，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纸灰，接着道：
守分身无辱。
“回来好啊！”春琴揶揄道，“你要是回来了，我们就并家过日子。家里有了个男人，也省得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
像保护眼球一样呵护地球上的一草一木。
我对春琴说，我倒也不后悔跟雪兰成亲，而是根本就不该去南京，“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我现在连做梦都想回到村子里来放牛。”
唐文宽
“我不管你什么薛工不薛工的，这一回，你无论如何得把雪兰带走！我就不信，你把老婆带去，你们厂长会拦着不让她进屋。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娘那张嘴！这世上难听的话都被她一个人说尽了。别说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头，也得把雪兰带走。谁叫你当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亲，现在知道懊恼，迟了！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更懊恼的事，还在后头呢。”
唐文宽同性恋身份的首次暴露，还要追溯到一九六九年的秋末。那天早晨，龙英举着一把菜刀冲进学校喊打喊杀，成为轰动乡里的大事。村民们只听说龙英要杀唐文宽，但并不知道这一疯狂的举动背后，究竟藏有怎样的秘密。赵德正在第一时间就觉察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派人将唐文宽叫到了大队部，由他本人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出面，向唐文宽询问整个事件的始末（出于对事情结果的敏感和预判，赵德正没有通知梅芳参加）。
德正的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埋在了村东的那片桑树地里，离我父亲的坟不远。在桑树的浓荫下，春琴蹲在地上，一边为德正烧纸，一边哑着嗓子对我说：
如果说唐文宽一进门就跪在地上自打耳光的行为，已足以让三个人面面相觑，心惊肉跳，他接下来所供述的那桩丑行，更是让人目瞪口呆，神魂出窍。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约而同地挠起了头皮。
这年的九月，我回了一趟老家，正巧赶上了德正的葬礼。
高定国将唐文宽斥退之后，立即就要给公社党委打电话，遇事老成的高定邦拦住了他：“先别急，听听老赵怎么说。”
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也会身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混杂在这伙花花绿绿的上海人中，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吃惊？
赵德正抽光了烟盒里的烟，又向定邦讨了一支，叼在嘴上，这才道：
在9327钢铁厂与我们工厂之间，有一条不长的隧道在山间彼此通连。一到星期六的中午，那些从上海来的男男女女，就会穿着鲜艳时髦的衣服，成群结队地从隧道里拥出来，穿过我们工厂的厂区，前往102路公共汽车站，去南京和上海过周末。每当这个时候，我们砖瓦厂那些衣衫褴褛、自惭形秽的工人们就会谦卑地闪向路边，自动给他们让道。
“这种丑事，要报上去，文宽的命就保不住了。常言道，人命关天。他一个外乡人，丢了一条胳膊，投奔到我们村里来，虽说做出了这等伤天害理的事，但也没到挨枪子的地步。他这一死倒是一了百了，可小满还是个孩子，少不得要受些牵扯。若是文宽被抓，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事就包不住。日后让小满如何做人？再说，出了这事，我们大队连续五年的先进集体、连续三年的流动红旗，统统都得泡汤。两位将来的政治前途难免不受影响。这事还得好好琢磨，事缓则圆嘛。”
大批上海人的到达，一夜之间，为邗桥这个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许多时髦的亮色——他们不仅使得邗桥有了“小上海”的名号，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风俗、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比如说，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邗桥人，都会自然地把“茄子”称为“落苏”，把“洗澡”称为“打浴”，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通通称为“垃圾瘪三”。在写给雪兰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将“小上海”这个地名的由来，向她详细地做了介绍。
说到将来的政治前途，会计高定国也安静下来，陷入了沉思。最后，兄弟俩都拍着胸脯向赵德正保证：此事如何处置，全凭赵老哥一句话，“这一回，我们哥俩都听你的。”
这里似乎应当顺便提一下，在东边那片起伏的山峦背后（那里矗立着霍夫曼窑高耸入云的两根大烟囱，一刻不停地喷着白烟），还趴着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这座名为“9327”的钢铁厂，与它建厂时的神秘传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我后来听说，空军的两架战机在例行训练时，每次飞越这片山峦，仪表盘的指针都会发生奇怪的偏转。不久之后，从北京派来的一个地质勘探队，很快就探明了巨大的磁性铁矿的准确方位。1959年3月27日，随着大批上海钢铁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抵达，9327钢铁厂破土动工。
德正道：“得把这件事整个兜住。要是以后鼓了包，漏了水，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与你们两兄弟不相干。趁着这事还没有传扬出去，当务之急，得赶紧想法子，将龙英的那张嘴封上。你们两个马上去找龙英和牛皋，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事不宜迟。”
当然，这个地方也并非一无是处。
当天深夜，高定邦独自一人，敲开了龙英家的大门。
坦率地说，经过一连几天的冷静观察，我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可以让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兴的理由。这无疑加重了我的忧虑。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一阵阵向我袭来的思乡之情，也让我的心急速坠入黑暗的深渊。
思路缜密的高定邦，想得比赵德正还要远得多。他私下里许诺龙英说，到了年底，大队会多分给她家一百斤红薯，让她无论如何严守秘密。龙英满心欢喜，一口答应了下来。可高定邦还不放心。他问龙英用什么法子死守秘密。龙英说：“那还用说！既然高主任发了话，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打死我也不吐露半句实情。”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刻，站在濛濛细雨中正在打探、掂量这座工厂的人，其实并不是我，而是雪兰。或者说，自从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车的那一刻起（我刚上车，一个趔趄，就把一个年轻姑娘脱在地上的凉鞋踢得找不见了。她不停地骂我乡巴佬，直到沈祖英帮她找到了那只鞋，并代我向她一再道歉），我就在用雪兰的目光，偷偷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必须将自己变成雪兰，并在心里暗暗推测，在将来的某一天，雪兰来到“南京”之后，可能会有的种种心理反应。
定邦说：“这不行。俗话说，纸包不住火。你越是遮遮掩掩，人家的胃口反而会被你吊起来，那样反而坏事。”
应当说，除了乱、脏和荒僻之外，这个地方与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没有什么不同。你知道，我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只身一人离乡背井，来到繁华的都市，可不是为了欣赏什么山野风光！在这个荒凉的山坳中，唯一显示出现代气息的设施，大概就是那条横贯整个厂区的铁路了——为了便于砖瓦外运，工厂铺设了专用的铁轨，它一直延伸到了东山的山脚下。没过多久，我就看见一辆小火车突突地冒着浓烟，从杂草丛生的铁轨上缓缓驶过。
龙英仰着脸，朝定邦跟前凑了凑，柔声细气地问他：“那我该咋办呀？”
越过脚下那片长满芦柴和茅草的滩地，可以看见一排居民楼正在雨中施工。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是大片纵横交错的河道、收割后的麦田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村。
“告诉他们一个假秘密。”定邦顺势将龙英的肩膀扳了过来，把嘴贴在她耳朵上，嘱咐她道：“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小满在学校里淘气，惹恼了唐文宽。那狗日的教训孩子不知轻重，一脚踢在小满的小肚子上，小鸡巴肿得像腊肠一样，几天撒不出尿来。”
厨房门前的空地上，零星地长着几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院墙边堆放着几捆劈柴和树枝，树枝的缝隙中，长出了大片的牵牛花——它们顺着石头垒成的墙面，一直爬到了厨房的屋顶上。我所在的这个小院，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高压电线从房顶上越过，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滩里荡出了一个巨大圆弧。顺着这个圆弧往下看，我发现整个厂区蜷缩在三面环山的一个亮汪汪的沼泽地里：星星点点的厂房、工棚和砖窑依山而建，被挖开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块和黄土。挖土机在雨中静伏。一道山间溪流，裹挟着泥浆和沙石，从茂密的树林里奔冲而下，最后汇聚成了一条宽宽的洪流，沿着山脚蜿蜒西去，将昨晚经过的那处篮球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
龙英也把嘴巴贴在高定邦的耳朵上，微微红了脸，漾漾地笑道：“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绝没二话。时候还早，高主任再坐坐？”
我趿拉着鞋子，拉开门，走到了细雨濛濛的院子里。
高定邦因听见里屋传来老牛皋的咳嗽声，呆呆地僵了一小会儿，硬起头皮道：
第二天早上，听着屋顶上辟辟扑扑的雨声，我憋着一泡尿，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过来。起先，有好长一阵子，我都误以为自己躺在故乡安静的阁楼上，心里还在惦记着去给牛圈里的两头牯牛换草，带它们去风渠岸边喝水。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烟味以及对面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现实中。
“不坐了。”
沈祖英没有随我进屋。她告诉我，厨房的灶台上有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挂面、鸡蛋和西红柿。随后，她又嘱咐我，明天用不着去图书馆上班，不妨先休息几天，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邗桥镇上转一转，买一些生活用品。交代完了这些事，祖英将钥匙交给我，就晃动着手里的电筒，沿着斜斜的山坡，高高低低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社员们在村东的地头拔黄豆时，新珍和银娣等几个好事的妇女都围着龙英，问这问那，变着法子从她嘴里套话。龙英的确很有表演天分，一提起小满，她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哭了半天，又将高定邦教给她的那个故事及时抛了出来，害得新珍和银娣同时搂着她肩膀，好言好语地劝慰她。银娣说：
薛工的家，在一个简陋低矮的小院里。两间正屋。门前的空地上，有一块菜地。西侧还搭着一个灶披间，紧挨着山脚下的一座变电站。如果你凝神屏息，就可以听见变压器嗡嗡的电磁蜂鸣声。
“踢一脚，算是硬伤，消了肿就好了。不妨碍将来生儿育女。”
沈祖英对我说，按照孙厂长的安排，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不过，你可别担心，薛工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你就凑合着住两天，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再搬出来住。”
新珍还介绍给她一个偏方：将樟木树枝放在锅里煎，将水倒在一只尿壶里，在壶口蒙上个毛巾，给小满熏一熏，“立马就能见效”。
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穿过一片地势低洼、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
正像高定邦所预料的那样，他信口胡编的这个故事，日后就成为了解释这桩奇闻的标准版本。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不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唐文宽本人都一直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他整日整夜睡不着觉，在梦中反复出现的画面只有两个：其一，公安干警拎着手铐，突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其二，他在刑场上被五花大绑执行枪决的时候，突然想撒尿。
我挑着被褥行李，手里拎着一个装有脸盆的尼龙网兜，走在了前面。沈祖英在我身后打着电筒。青蛙一声接着一声地叫着，就像是彼此之间正在打电话，“喂喂”的应答声，在旷野里响成了一片。热风从腐沤的池塘里吹过来，在令人窒息的煤渣味中，你还可以闻到收割后清新的麦秸秆的香气。我们沿着一条布满车辙的黄泥大道往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邗桥砖瓦厂那简陋而荒凉的大门。
唐文宽有事没事总爱到大队部门前来东张西望，查看动静。只有当他看见赵德正稳稳当当地向他点头微笑时，心中的那种濒临崩溃的悸动不安才会暂时平复。他越是渴望如释重负的感觉，就越加频繁地去大队部门口踅探，就这样恶性循环，难以遏止。可他并不知道，当时的赵德正，也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莫名的焦虑中。知情不报，或窝藏罪犯，都是天大的责任，不仅有违起码的组织原则，实际上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除此之外，德正的忧虑还有：既然唐文宽有龙阳之癖，你很难保证，这事过去之后，他就不会去动别的孩子的脑筋。又不能无缘无故地将他从教师的岗位上撸下来——除了唐文宽，他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位什么都能教的先生？思前想后，疑窦丛生，从此落下一块心病。平时挨着枕头就鼾声如雷的赵德正，竟然也因长期的失眠，不得不去公社的卫生院找荀大夫开安眠药。
最终，102路公共汽车停在了漆黑一片的山野里。
几年后的一天，当高定国找到唐文宽，将设计捉拿赵德正的计划向他交底，并命令他配合的时候，唐文宽一口拒绝。
在开往厂区的102路公交车上，她不像其他乘客那样，东倒西歪地张着嘴酣睡，而是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地直视前方。你要说她一门心思在看什么，倒也不见得；可你要说她什么也不看，那也不对——因为你能感觉到，她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兜着你，同时鼻子里吭吭有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城里人的派头吧。我记得，在车上，她也曾问过我是哪里人，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厂工作，我及时地想起了父亲去世前的忠告，用“一言难尽”四个字来敷衍她。她也没再多问。
高定国可没工夫跟他磨嘴皮。他直截了当地对文宽道：
她有点不苟言笑，说起话来言简意赅。她告诉我，她是工会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我正式去那里上班之前，目前整座图书馆只有她一个人。
“我与赵德正没鸡巴仇。是公社书记郝建文想弄他。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后果你是知道的。”
来中央门车站接我的那个妇女，名叫沈祖英。她穿着一件珠灰色的短袖衬衣，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略瘦，皮肤白皙，窄窄的脸庞，牙齿细而密。我猜她顶多不过三十来岁，可她说她今年已经四十六了。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震惊之余，又忍不住朝她多看了两眼。
高定国做了一个朝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动作，随后扬长而去。惊魂未定的唐文宽哭丧着脸去和老婆王曼卿商量。曼卿说：“这事明摆着：你不干，就是个死；干了，也是个死。你想想看，赵德正落了难，被人抓去一拷问，少不得把你牵出来。既然都是个死，我劝你别干。就是死了，也值个价。”
孙耀庭也是从那时转业，由原先军管会的一名副主任，变成了邗桥砖瓦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
可唐文宽最终还是选择了与高定国合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随着新式霍夫曼轮窑和隧道窑相继研制成功，二十四小时昼夜不息的新式砖窑取代了传统土窑，“前进砖瓦厂”被正式更名为“邗桥砖瓦厂”。与此同时，在基本完成对战犯的改造任务之后，这座砖瓦厂也由地方政府接管，成了一个每年向国家上交百万利税的大型地方企业。
听春琴说，在德正死后，唐文宽一反常态，扑在德正的坟头号啕大哭。每年清明节，他都会一个人去村东的桑树地为德正上坟。在赵德正最后的日子里，唐文宽自觉没脸去医院探望他，只有等他死后，通过清明节的祭拜，来默默地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与愧疚。
邗桥砖瓦厂的前身是国民政府时期的一座监狱。一九四九年八月，南京军管会接收了这个监狱之后，将附近的六合、义宁、大丙和龙潭四个砖窑厂合并，在这片历朝历代烧制城砖的地区，兴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劳改营（原名前进砖瓦厂），作为临时审查和关押国民党政府官员及战犯的集散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犯人会被正式编入前进砖瓦厂的劳改序列。为了给那些源源不断押解来此的新犯人腾出地方，大部分经过甄别和初步审查的劳改犯则会被押上一辆辆军用卡车，定期送往南京的和平门，由火车转运至最终的目的地——甘肃的西固。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唐文宽的同性恋身份不再是秘密。那时候，村子里的人都忙着做生意，办厂子赚钱，对于一个外乡人特殊的性取向并不十分在意。应当说，即便到了那个年代，村里人对于同性恋的知识简直贫乏得可怜。就连见多识广的赵同彬，也把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比喻为“拼刺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雪兰
到了一九九八年，随着我们乡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魏家墩被查出，村里人出于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过分恐惧，错误地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划上了等号。唐文宽知道自己在村庄里待不下去了，就和王曼卿商量，变卖房产、转让田地，举家搬到了江都的邵伯，去投奔他的一个表弟去了。
好在那时天已经黑了，除了空气中那股刺鼻的煤灰味，什么也看不见。
最后送他们去江边码头的，是渔佬柏生。
那位妇女领着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到了中华门。随后，我们在一段颓圮的城墙下，换乘102路区间车，一路往东。又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名叫邗桥的荒僻小镇。
唐文宽夫妇离开后，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疑问：平常总爱去找唐文宽下棋的更生，是否也有同性恋的嫌疑？
没错。
顺便说一句，更生是在孤独和屈辱中离世的。唐文宽走后，原本一直躲在暗处的更生，终于被人推到了前台，成了肮脏、变态和猥琐的象征，受尽了村人的冷遇和家人白眼。更生死后，儿子永胜独自一人将他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家里众多的亲戚无一到场。
说实话，孙耀庭的那番话让我有点听不懂。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怎么会说“在南京再呆几天”？莫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并不在南京？
斜眼
孙耀庭抬腕看了看表，抱歉似的冲我笑了一下，说他还有一些事要办，打算在南京再呆几天，等过两天回到厂子里，就为我设宴接风。随后，他把我交给了身边的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妇女。
斜眼出生的时候，正赶上儒里赵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银娣在磨笄山顶的一个草棚里生下了他。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小武松给儿子取名为“洪武”。赵锡光在燕塘边放虾网，遇见了正在秧草地里耕田的小武松，就远远地朝他喊了一句：“老弟，‘洪武’这个名字，可不能随便叫啊！”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
至于这个名字为什么不能随便叫，赵先生可没说。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小武松就让老婆银娣去请教读过私塾的赵宝亮。宝亮一听，满不在乎地哈哈一笑，“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讲究名讳那一套。我看洪武就顶好。”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潘洪武到了四岁那一年，染上了一场脑膜炎。银娣抱着他四处求医。命是救回来了，却落下了一个眼睛歪斜的后遗症。至此，村里人开始叫他“斜眼”。因为他那斜眼看人时，眼白的成分居多，也有人叫他“斜白眼”。后来，斜眼自己读了书，识了字，知道洪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就自作主张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宏武”。到了九十年代初，小斜眼当上村长以后，村民们觉得“斜眼”这个绰号有点叫不出口了，但他们也不愿意叫他“洪武”或“宏武”，干脆就直接叫他“皇帝”。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斜眼嘴上不说，心里对这个新绰号还是挺受用的。他手下的那些跟班随从，一旦要怂恿他做些出格的事，也用这个新绰号来激励他，“皇帝嘛，一言九鼎，你说了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陈公泰退休之后，县里从外地调来了一个姓邵的人当乡长。此人名叫邵明堂，据说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极其清正廉明的好官。到任没多久，“邵青天”的令名就开始远播乡里。邵明堂上任始伊，决意要好好整治一下人心涣散、腐败成风的干部队伍。经人指点，他打算先拿我们村的小斜眼来开刀。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乡里派出的调查小组到村里一查账，好嘛，光是每年吃喝花掉的公款，就高达十五六万。加上贪污和索贿，特别是在村庄拆迁过程中所吃的回扣，小斜眼的贪墨所得，少说也有个百十来万。奇怪的是，乡里派来人查他的账，早早放出风声要来抓他，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小斜眼除了被宣布接受调查之外，再无下文，就连村长一职也未被正式罢免。斜眼只能这样认为：邵明堂没有立即抓他，是在等着他上门送钱。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他借口去医院看病，去了一趟上海，找他的姐姐雪兰借钱。可雪兰原先在普陀区的家，据说早已搬到了虹口区，姐姐和姐夫手机均无人接听。斜眼在上海瞎转了四五天，最后连姐姐的面都没见上，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他只得去找父亲小武松。
莫待晓风吹
小武松潘乾贵那时已经重病在床。他的酱菜厂因经营不善，也濒临倒闭。他喘着粗气，将儿子大骂一通，末了，还是给他指出了一条生路：“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救你了。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花须连夜发
斜眼那时已无法知晓赵礼平的行踪，就去找我的堂妹金花。金花说：“我哥这阵子正在尼泊尔的一个寺庙里闭关修行呢，谁都不见。”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斜眼请高定国吃了一顿龙虾，由定国出面，他总算是见到了集团的总经理赵丽娟。丽娟正忙着去开董事会，在通往会议室的楼道里走得飞快。在橐橐的高跟鞋声中，小斜眼一路小跑地跟着她。最后，丽娟在会议室门口总算站住了。她回过头来，白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道：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你既然已经告诉了我深圳的地址，怎好又打电话通知他们远走高飞？我追到深圳，你让他们去珠海；我撵到珠海，你又让他们去澳门……过去的事就不说了。你放心，我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你当初从我手里勒逼去买车的八万五千元钱，调查组若来找我，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说完了这句话，丽娟夹着文件包，头也不回地走进了会议室。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斜眼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朱方集团，心里反而又多了一个恐惧：要是丽娟把他索要买车款的事说出去，没准他的刑期又会增加两年。
这人口中的“曹家渡”三个字，如雷轰顶，惊醒了母亲长年饲养在心中的那条毒蛇，让她陷入了持续的失眠之中。经过接连四五天夜不成寐的煎熬，母亲确信，如果不把那条盘踞在心中成天喝她血、吃她肉的毒蛇弄出去，她很快就会发疯。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早就在心中盘算好了——她给部队党委写了一封检举信，将我父亲在新婚之夜向她透露的那个秘密和盘托出。检举信送出后，那种让她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感觉，只维持了不到两个小时。一阵更为凶猛的锐痛，顷刻间刺穿了她的心脏。
随着“即将被捕”的紧箍咒在他头上套得越来越紧，斜眼的最后一点理智也终于丧失殆尽。他决定走一步险棋——在自己的问题形成正式结论之前，不如先下手为强，抢先告发乡长邵明堂。
她丈夫（当然是后来的丈夫）有位老部下，在上海的公安部门任职。一年夏天，他来南京出差，在酒桌上提到了不久前刚刚破获的一宗绝密案件：他们在追查国棉六厂一桩贪污案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被围捕的过程中，为首的两名骨干在开枪击伤了多名公安干警之后，在曹家渡附近逾河逃脱。
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偷偷地向长江中心排放污水，此事经媒体曝光后，邵明堂当即带人去恒生造纸厂调研。他在收取了造纸厂八十万元的礼金之后，决定对此事不予追究。在当天晚上的酒宴上，邵明堂还向造纸厂的陪同人员说了一句俏皮话：
在编号为506至517的十二封信（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九个月）中，母亲记述了她生命中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笑话！废水不往江里排，那往哪里排？长江水，流得急，水一冲就到了上海。这污水反正我们也喝不着。”
“这个严秃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在给有关部门的检举信中，斜眼列出了可以为他作证的每一个人的姓名，并连用两个“千真万确”，来强调此事无可置疑。小斜眼还揭露说，邵明堂之所以被当地人目为“邵青天”，唯一的原因仅仅在于，此人在“哄老百姓高兴”方面很有表演天赋。另外，他的私生活也十分糜烂。广大干部表面上戏称他为“邵青天”，暗地里都叫他“笑面虎”。他们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来形容他平时的做派和为人：
几年之后，母亲在南京与首长正式结婚之前，她给严政委写过一封信。在严政委的回信中，除了例行的问候与祝贺之外，真正的内容只有“早该如此”四字。这四个字，让聪慧的母亲想了整整一个晚上。她把这些年的事，前前后后想了无数遍之后，对严御秋的为人，第一次产生了痛苦的怀疑：
大衣一披，
母亲回到住处，又偷偷把这封信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奇怪的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她觉得这封信写得光明磊落，情真意切，可“怦怦乱跳的心，连一秒钟都静不下来”。“他那样一个人，莫非也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人？”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惊愕中，她对首长的尊敬增加了。
走东窜西。
母亲从南京回到了县里后不久，就接到了首长本人给她写来的一封长信。她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封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找到了严政委，向他报告说“有人冒充首长的名义，给我写流氓信”，可严政委读完了这封信，只是哈哈一笑，“你胡说什么呀！正常的感情表达嘛！你看噢，人家与你见了面，又不知道你已经成了家，对你表示好感，这怎么是流氓信呢？现在是新社会，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人家有表达感情的权利，你也有拒绝的权利嘛！”
不是开会，
一九五二年夏天，母亲在县里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严政委有一次去省里开会，出人意料地带上了母亲，让她去南京长长见识。三天的会开完后，严政委想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在部队的老首长，也“顺便”捎上了她。首长家的院子异常阔大，“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了枝头”，给客人端茶倒水的“仆人”，是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戴着雪白的手套”。老首长其实并不老，且十分平易近人。他话不多，可句句话都“耐人寻味、掷地有声”。吃晚饭时，首长亲自给她斟酒，让她一时手足无措。她说她从来没喝过酒。首长说：“哎，不会喝酒干什么革命嘛！”于是她就喝了酒。酒醉之后，她和严政委都留在那个大院里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母亲四肢无力，头痛欲裂。她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转悠，看见首长那么大的官，竟然头戴草帽，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手执铁皮花洒，亲自给花草浇水，心里“不知为何，就有些感动”。
就是日屄。
在第二十七封信中，母亲首次提到了严政委。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严政委名叫严御秋。这封信长达十一页，母亲详细记录了她与部队“首长”的结识过程，从中我们不难窥探到她后来与我父亲离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这封信寄出去没两天，斜眼就被人带走了。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
他后来被判刑四年。关押他的那座监狱，也曾关过赵同彬。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小武松很快被医院查出患了肠癌，且已扩散到胰腺。他被两家大医院拒收之后，想起了“生命在于运动”那句人人皆知的格言。他试图通过大汗淋漓的跑步“将癌细胞逼出体外”，当然是异想天开。他天不亮就起来跑步，银娣在后边远远地跟着，尽量不让丈夫看见自己在偷偷地落泪。小武松坚持了五六天，每天的路程以几何级数急速缩短，最后他连路都走不动了，仍坚信自己可以活到小斜眼出狱的那一天。他要把自己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酱菜厂交到儿子手中。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眼睛歪斜的儿子，一个对父母凶神恶煞、不屑理睬的儿子，一个正在监狱里服刑并让他的晚年蒙受羞辱的儿子，毕竟也还是一个儿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斜眼小时候，武松常常将他抱在腿上，用硬胡茬去扎他的脸，扎他的小胸脯，扎他的小胳膊。他的胳膊又嫩，又细，又滑溜。他每扎儿子一下，斜眼都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在儿子一刻不停的笑声中，在时钟回拨的某一个缤纷虚幻的时间节点上，小武松那曾经强大无比的心脏终于停跳，不再为他甜蜜的回忆之路提供动力。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高定国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我父亲去世前不久，曾经和我一起评论村里所有的人物。说到高定国，父亲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五个字，叫做“算盘打得好”。每当我想起高定国这个人，就会想起父亲的那句话。其实，仔细琢磨一下，父亲的这五字断语也很耐人寻味。“算盘打得好”，固然是说高定国聪明、精细、会做账，这些都在明处。可要往暗里说，他肚子里也藏着一副算盘，打起来寂静无声。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我们把人的一生比喻为布满陷阱的沼泽地，高定国在沼泽地里跳来跳去，跨出去的每一步，都能让他免于陷溺。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他没有过大富大贵的时刻，可从来也和灾厄无缘。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他长年在生产队和大队担任会计一职，后来在公社的武装部当了几年部长。再往后，他去派出所担任了几年指导员之后，就到刑警大队当起了大队长。他还曾被派驻北京两年，专门负责拦截那些去京城告状的百姓，且屡获嘉奖。最后，到了人生的晚年，适逢我们乡成立老年协会。他以七十高龄，又获返聘，重新担任会计一职。他的一生，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起点。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人们仍叫他“高会计”。
“有一年，你爸爸去马祠，就是魏家墩后的那个小村，给一个睡觉老梦见蛇缠身的姑娘摸骨。不知道你父亲对人家用了什么法术，他前脚从马祠回村，那姑娘后脚就跟了过来。她这一来，就不走了。拽着你父亲的衣袖，死活不撒手。你母亲那阵子在乡里当妇女主任，晚上回到村上，见家中多出这么一个哭哭啼啼的黄花姑娘，如何不气恼？事情闹开了，德正、宝亮、银娣和新珍他们，都赶来劝解。新珍让你妈在我家先对付一晚，第二天一早，她和银娣负责将这个姑娘送回家。可当天夜里，马祠那户人家访到了姑娘的踪迹，带了一伙人，举着松明火把打上门来了。这也不能怪人家，一个十八九岁的独生女，凭空就不见了，怎能不急红了眼？我听见那伙人口口声声要放火烧你们家房子，就打开窗户往外一望，好嘛，邻近各村的人大晚上不睡觉，都赶来看热闹，把燕塘围得密不透风。你妈一边在窗前给你喂奶，一边哭着问我，万一将来有个山高水低，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这个孩子？我当时就知道事情不太好。还真别说，那姑娘对你爸爸也是铁了心。后来，你父母办了离婚，这户人家听说了，又回过头来托人上门找我，有心要撮合这门亲事。那姑娘成天在家中寻死觅活的，眼见得就要疯了。我去探听你父亲的口风，他一脸苦笑地对我说：‘我连杀她的心都有了，如何能与她成亲？’”
他和安徽知青付瑞香生了两儿一女，三个孩子都很孝顺。晚年的高定国，没有高血压，没有高血脂，没有糖尿病。能吃能睡能打牌，连牙齿都一颗不少。每天晚上看过新闻联播之后，他总爱和妻子手挽手在街心公园里散步。
据我婶子说，导致他们离婚的直接原因，是父亲去马祠村给人算命时，对一个黄花闺女动手动脚，做出了“没出息的丑事”。事后，这户人家纠合了三四十个亲眷和乡邻，连夜打上门来，闹了个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这话也许不错。可老福奶奶对这件事的说法，则要详尽、具体得多。那是我即将去南京的前夕。老福说：
老福
我的父母在第二年春天结了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两年后，他们生下了我。后来的事，各位都知道了。在我出生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就撇下了我，从此离开了朱方镇，直到她去世，再也没回来。
老鸭子去世后，更生让永胜去请老福来家，帮着穿寿衣。永胜赶到老福家，敲了半天的门，无人应答。他推开门进去一看，发现老福奶奶穿着一身新做的蓝布褂子，脸上盖着一块洁白的纱布，在床上已经咽了气。
当马老大笑眯眯地来到前厅，将正在和香烟贩子喝茶的祖父拽到一边，眉飞色舞地告诉他下午就可以把人带走时，我祖父把眼一瞪，苦笑道：“带什么带？乱弹琴。我儿子人还在上海呢！”
她显然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
马老大的担忧是多余的。瞎子除了对彩礼的数目稍微表示了一些异议之外，对这门亲事倒是一口应允。据马老大后来说，瞎子在无锡卖烟草的丈夫，叶落归根，要回到南徐巷来养老。这老头对养女的非分之想，让瞎子成天忧心忡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这不妨碍她从丈夫跟养女说话时那“丑态百出”的腔调中，推断出我母亲的容貌。她巴不得我母亲即刻从南徐巷消失。最后，她甚至对马老大这样说：“我们当初买她是多少钱，你们就付多少钱。就当我们白养了她五年。人呢，今天下午就可以带走，何时成亲，全凭你们一句话。”
早在一个多月前，小斜眼带着拆迁办的人登门拜访，她正在给院里的菜地浇水。斜眼征询她对拆迁的意见，老福奶奶笑眯眯地望着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就不麻烦你们了。”对于她的这句话，小斜眼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是同意拆呢，还是不同意？
一九四八年冬，我祖父带着媒人马老大（还有我父亲的一张小照）来到了南徐巷的彭家提亲。一路上，马老大不时地提醒我祖父，据她探知来的消息，那个瞎子的脾气颇有些古怪。“他们从江北辛辛苦苦收养这么个女儿，为的就是防老。万一她提出让男方入赘，我们如何答复？”祖父让她见机而作，便宜行事，但也给了她谈判的底线，“倒插门的买卖我们不做。一闻此话，我们扭头就走。”
她把家里最后一只大公鸡送给了隔壁的蒋维贞。
正如诸位已经知道的那样，章珠就是我母亲。
她为自己做了一身新衣裳，一双新鞋子。
章珠第二次从南徐巷出逃，是在一年后的春末。这一日，她没敢贸然回家，而是躲在家门口外的一片竹林里。她在那里一直躲到天亮，终于等到了早晨来河边挑水的妹妹。妹妹告诉她，母亲已在浙江富阳镇上给她找了一户人家，让她跟那里的一个茶叶商人做小。妹妹送她去渡口，两人坐在江边的芦穗丛中，哭了一下午。等到最后一班过江船渐渐拢了岸，妹妹从怀里取出一双油皮纸包着的布鞋，交到姐姐手中。她让章珠把脚上的那双旧鞋子换下来。妹妹噙着眼泪，对章珠说，那是母亲给她新做的一双绣花鞋，本打算出嫁那天穿的，“如果我们姐妹今生不能相见，就让这双鞋子做个念想。你看到它，就如同看见了我。”
她洗了澡，梳了头。
章珠一上船就开始呕吐。当她把刚吃下去的米饭都吐干净以后，船已到了江心。她一抬头，发现母亲并没有离开。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江边的堤岸上，身影越来越小。她知道母亲在哭，在喊，在呼天抢地。除了船侧静静的水响，她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将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你走后这半年，娘没有一次睡觉不梦见你。不要怪娘，要怪就怪你上辈子投错了胎。儿啊，十个手指伸出来，有长有短，可少了哪一根，都连着筋，带着肉，做娘的哪有不心疼？开弓没有回头箭，你自己去奔你的生，奔你的死。船已经靠岸了，娘看不得你上船。这就先回了。去吧，上船时不要回头看。”
为了使自己的遗体保持洁净，她穿戴整齐后就不再进食。
从他们家到长江的渡口，整整十二华里。她只顾着哭，没看见母亲在身后一路跟着她。在等候过江船的时候，母亲将手里的一只鼓鼓囊囊的袜子递到她手中。那是母亲从邻居家借来米，隔夜为她煮好的白米饭。那团装在袜子里的白米饭，在六月的酷暑中早已变了味。瞅着眼巴巴望着自己的瘦弱母亲，章珠默默流着泪，将它吃得一粒不剩。母亲安静地坐在女儿身边，用手撩起她的头发，问她头上的包是怎么回事。章珠说，那是在墙上撞的。母亲又问她眉角上的疤痕是怎么落下的，章珠说那是“江南的妈妈”用熏炉砸的。最后，母亲的手久久停在了她胳膊上的一大块淤青上。章珠原以为母亲会问她这块淤青是怎么回事，可母亲只是哭，没再吭气。等到她哭够了，就将女儿的头扳过来，死死地搂在怀里，说：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暂时搁笔，为亲爱的老福奶奶放声一哭。
章珠见母亲这么说，就知道这家待不住了。她没有喝那半碗大麦粥，回到房中，和躲在门后偷听的妹妹相拥而泣。然后，她在熟睡弟弟的脸上亲了一口，狠狠地吸了口气，咬了咬牙，出了家门。
永胜
“不对，你不姓章。现在你姓彭，你叫彭小三。你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与我们这个死人的人家，再无半点瓜葛。记住，若让我再看见你回家，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不要怪我心狠。这扬子江，一年到头水流不绝；那南徐巷，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口井。你若是熬不下去了，可以投江，也可以跳井，这家你不能回。喝完了这半碗大麦粥，你就走你的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和你永生永世不再相见。”
从八十年代起，永胜一直在朱方镇的一家餐馆里做厨师。后来，他和老婆开了一家小吃店，折了本，就在大街上摆摊炸油条。除了城管的骚扰让他们疲于应付之外，据说生意还不错。再往后，永胜的年纪大了，他的油条摊子就由大女儿芦红和女婿接了手。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将半碗大麦粥端在她面前的桌子上，一字一顿地问她道：“告诉我，你姓什么？”章珠一愣，忙说：“我姓章，叫章珠啊。”母亲立刻神色严厉地纠正她：
永胜夫妇也住在平昌花园小区，与二女儿芦花生活在一起。芦花在恒生造纸厂做保洁员。
章珠在彭家待了不到半年，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逃亡。当她顶着六月的大太阳，凭着自己离家时的模糊记忆，终于抵达江北老家时，母亲正在村头的秧田里拔草。她见到章珠，先是惊愕，继之以笑，然后是哭，最后则是一整宿辗转反侧的愠怒与哀叹。
多年后，我从青龙山采石场辞了职，回朱方镇定居，偶尔也会去找他喝酒。
南徐巷的这户人家姓彭，养父长年在无锡与河南许昌之间往返，贩卖烟草。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家中只有养母一人。养母刚过五十岁，眼睛几乎全瞎了。章珠除了照顾她的饮食起居之外，还要时常陪她去庙上烧香拜佛。如果你认为，一个白白胖胖、成日在家吃斋念经的女人脾气也一定很温和，那就错了。这个瞎子念及自己的双目失明、丈夫的薄情寡义，以及世上的种种不顺，满腹的怨毒无从发泄，就会变着法子来折磨这个羸弱的“江北佬”。养母在心情比较好而又寂寞难耐的时候，也会教她认几个字。有时在庙里的禅堂吃茶，在外人面前，她总是亲昵地称章珠为“我的小拐杖”。
牛皋
大女儿被卖到了苏北的东台；二女儿由一艘下水船带到了常州的夏溪，给人当童养媳；而章珠则被“过继”给了长江对岸南徐巷的一户人家。那一年她十三岁。
还活着。
章珠，小名珠子、珠儿。一九三零年九月生于沙洲兴隆。在章家的四个姐妹之中，章珠排行第三，所以母亲又叫她“小三子”。在她六岁那一年，父亲在遍尝各类仙丹妙药之后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和大笔的债务。为了确保章家的这根独苗能够在兵燹和饥荒中存活，母亲只能从四个女儿身上打主意。
春琴
章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