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彬说明了来意，王曼卿站起身来，朝他讪笑了一下，道：“噢，到这时想起我来了，偏不给你弄！回家找你那世上最正直、最贤良的老娘去，她不是说眼里揉不得沙子吗？你眼里的沙子是哪来的？”
“她说肚子疼，全是鬼话。”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同彬笑着对我说，“我看见她一手拔着地上的杂草，一手给茄子浇水，嘴里还哼着歌呢。我隔着篱笆叫了她一声，没想到把她吓了一跳。”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赶紧丢下手里的木勺，去铅桶里净了净手。她将同彬拽到了墙边的一张木凳上坐下，让他头靠着墙。然后，她从头上拔下一枚黑色的发卡，咬在嘴里，翻开同彬的眼皮看了看，很快命令他：“别动，看见了。”同彬乖乖地靠在墙上。他能够感觉到，大太阳光穿过树荫热烘烘地照在身上，带着一丝青草的香味和薄荷的苦味。
曼卿倒也没在屋里睡懒觉。她正戴着一顶破草帽，蹲在自家花园的菜地里，用木勺给茄子浇水呢。
“园子里真他妈静呐！我都能听见蚯蚓在地里松土的声音。她整个身子都扑在我身上，我当时真以为自己会被她身上的香风熏化了呢。说实话，我是多么希望她慢一点找到那粒沙子，就算眼睛瞎掉也没关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这么挨着她，挨着她垂到我鼻尖的胸脯。可事与愿违。她翘着兰花指，用那枚发卡的圆头在我眼睛里轻轻一捋，那粒砂子就已经到了她的指尖上。随后，她往我眼睛里‘噗’地吹了一口气，说了声‘好了’，就放开了我。
同彬只得又回头去了她家。
“我闭着眼睛靠在墙上，略微打了个盹。她刚刚向我吹出的那口仙气，还没有完全散尽。这时，我听见曼卿说，虽说砂子已经挑出来了，可我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她说她房里有眼药膏，问我要不要上点药。我当即表示赞同。
同彬捂着左眼，一口气跑到磨笄山上，去找王曼卿。正在给社员们舀大麦茶的银娣告诉他，曼卿早上倒是来过，只是她挑了两担土之后就喊肚子疼。“大概是回家睡大觉去了。她这个人，简直没法说！只要为了逃避劳动，什么借口都找得出来。”说完，又是摇头，又是撇嘴苦笑。
“我跟着她进屋的时候，已经是晕头晕脑，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腿不是我的腿。头不是我的头。从耀眼的阳光下忽然来到幽暗阴凉的房子里，我一时有点不太适应，先是一头撞在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接着，又把他们家墙上挂着的一个竹匾碰落在地，匾一直滚到了洒满阳光的天井里。我跟着她进了卧房，在黑暗中定了定神，咬了咬牙，心里下定了一个决心。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打算豁出性命来犯个大险，干件蠢事。就是上刀山，下油锅，死上一百五十八次，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早上醒来，同彬悲哀地发现，沙子不仅没有化掉，伴随着钻心的疼痛，他的左眼已经肿得睁不开了。那会儿，他母亲新珍出早工，去磨笄山给挑土方的人发筹子去了。同彬只能去找老福。老福用一根火柴棍将他的眼皮翻开，见眼球红得厉害，就建议他去找王曼卿——谁都知道，妓女出身的王曼卿，拥有两个非同一般的绝活，一是给人翻眼皮去沙，一是用针给人挑刺。
“趁她在抽屉里找药膏的时候，我在她身后拦腰抱住了她。
新珍凑在油灯下，翻开他的眼皮找了半天，也没看见什么沙粒，就嘱咐他早点休息，“没准睡一觉，沙子就化了。”
“你猜猜看，曼卿当时是什么反应？”
有一天，同彬眉飞色舞地讲到，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特务，如何将一枚定时炸弹装在橡皮婴儿的腹中，妄图炸毁南京长江大桥，地上忽然卷起一阵怪风，一粒沙子钻进了他的左眼。同彬揉了揉眼睛，硬撑着又讲了一小段，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他的“夏夜故事会”，回屋里找他母亲翻眼皮去了。
同彬从耳朵上取下一支烟，扔给我，自己又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叼在嘴上，笑着卖起了关子。我在到处找火柴时，同彬又接着往下说道：
说完，更生倒剪着手，气呼呼地走了。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手里没有眼药膏，却捏着一把花剪刀。为什么说是花剪刀呢？因为两个半月形的剪刀把上，密密麻麻地缠着蓝颜色、绿颜色、黄颜色、红颜色的玻璃丝。大概是怕剪东西时硌手吧。我问她，拿剪刀干吗？她只是把头拼命地往后仰，咬着嘴唇，像笑不像笑，用极小的声音对我说：‘我要把你身上的小黄瓜剪下来。’我死死地箍住她腰。她的身体软塌塌的，脖子里全是汗。过了一会，她见我不吱声，突然又笑了一下，说：‘要不，剪舌头也行。快，把舌头伸出来！’我就闭上了眼睛，真的把舌头伸了出来。嗨，你猜她怎么弄？嗨，她把我的整个一条舌头，全都裹在了她嘴里……”
“年轻人，你编出这样狗屁不通的故事来逗人开心，不觉得害臊吗？你去过北京、沈阳、齐齐哈尔，我们没去过，只能听你瞎吹。吹牛可以，但也不要豁了边。天上又没有水，怎么还要坐船？你这不是明摆着胡说八道吗？”
为了证明他所言不虚，同彬把身上的衬衫解开，露出印有“丹丝”字样的红背心和白皙的肩膀，让我去查看他肩膀上一块尚未来得及消退的咬痕。据他说，那是曼卿“像饿虎一般乱咬”后留下的齿印。
如果说，村里有一个人对同彬的故事具有天生的免疫力，这个人就是更生。他时常去找唐文宽下棋，路过同彬家门口，偶然也会停下脚步，听上一耳朵。他离去时，嘴里照例会发出“呵呵”、“呵呵”两声干笑，听上去多少有点奇怪，不知是赞赏呢，还是不屑。直到有一天，他听到同彬说“据可靠消息，就在不久前，美国人已经坐着飞船跑到月亮上去了”，更生不由得抬起头，看了看天上的一轮满月。这一次，他没再发笑，而是拉下脸来，一本正经地教训同彬说：
那天临走时，同彬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就是让我立刻去死，这辈子也值了。”
就这样，同彬一劳永逸地取代了老菩萨唐文宽的地位。唐文宽就算接连不断地向孩子们兜售那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再也无人发笑。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水浒》、《三国演义》和《小五义》故事，开始让位于同彬口中那些让人心惊肉跳、呼吸急促的《梅花党》《一把铜尺》《绿色尸体》以及全国各地的离奇见闻。
同彬口中的这场艳遇，我没有亲见。但由于他肩膀上乌青斑的存在，我没法不相信它是真的——尽管后来小斜眼曾提醒我“有些事，太像真的，反而有点让人起疑”。
同彬有两件厂里发的汗背心。红背心上印着白色的“丹丝”字样，白背心上印着红色的“丹丝”字样，在回家探亲的夏季，轮换着穿。当他跷着二郎腿，手摇檀香折扇，在大门口的场院里，给村里乘凉的人海阔天空地讲述各地的见闻（他耐心地告诉龙冬：“黄山的天都峰，有一半在云里头。”）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他的塑料凉鞋里边居然还穿着丝袜。龙英笑着问他“大热天穿袜子热不热”，同彬这样回答：“恰恰相反。夏天穿袜子，不仅不会热，反而有助于排汗。”
第二天，永胜把这件事当成 “绝密新闻”向我兜售的时候，整个事情的过程，与同彬本人的亲口讲述，细节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出入。当然，同彬也让他看了肩膀上的咬痕。
我还记得，起先，当同彬的红唇白齿间一嘟噜一嘟噜往外冒普通话的时候，还有点心虚脸红，总要事先来一段开场白：“这些日子，在外面东跑西颠的，成天都说普通话，说惯了，连家乡话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不断重复这段开场白，以使他的普通话腔调合法化。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说不说普通话，跟“家乡话是否忘得一干二净”本没多大关系。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普通话是一种资格——既然他如今成了城市人，理当说普通话。
连春琴也听说了这件事。
对于同彬的突然发迹，我的婶婶根本不屑一顾。她认为同彬是仗着亲戚走后门，才捞到这么一个“四处充军”的职业，“我们家礼平，靠的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根本不是一回事，比什么比？”不过，村里的一般议论稍有不同。在他们看来，礼平虽然当上了站长、劳模，私下也攒了不少钱，可毕竟还是一个“拽着猪尾巴”的乡巴佬。同彬则是摇身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不仅装束、做派有城里人的风范，一开口，也都是标准悦耳的普通话。
她去半塘探访重病的母亲，带回来半只腌好的板鸭。她晚上请我去她家吃鸭子烧冬瓜，顺便问起了村子里沸沸扬扬的这则新闻。春琴在灶下悄悄告诉我，这段时间风声有些紧，再加上德正晚上睡觉老是做恶梦、盗虚汗，他在半年前就与曼卿断绝了往来，“我晓得，这骚货早就夹不住了……”
同彬在南京工作的叔叔，替他在县城的缫丝厂谋得了一个质检员的职位。两个月之后，能说会道、口若悬河的同彬就引起了厂领导的注意。他开始跟着一位副厂长跑起了供销。不到一年，他的足迹已经遍布差不多大半个中国。他去过东北的佳木斯、西北的乌鲁木齐、南方的昆明、北方的呼和浩特。据他说，“青海湖边的太阳，要到晚上九点才开始下山”，而“到了冰天雪地的隆冬腊月，海南岛的西瓜才刚刚成熟”。
堂哥礼平在听说了同彬干出的这件“惊天大事”之后，表面上没什么反应，甚至还嘲笑同彬“不过是个人尽可夫的半老徐娘，有什么可吹的”，可他暗地里却踩着同彬的足迹，在唐文宽带着孩子们做广播体操的晌午，悄悄地溜进了曼卿的花园。他将自己瞒着母亲偷偷积攒下来的二十六块五毛钱，全部“拍”在王曼卿家的八仙桌上，直接跪在地上，要求曼卿“可怜可怜”他。他的要求遭到了王曼卿拼死的抵抗。她从桌子下抽出一根擀面杖，劈头盖脸地朝礼平打了过来，礼平抵挡不住，只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再一次在村子里留下令人不齿的笑柄。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过不多久，在村中显赫一时的堂哥礼平，忽然有了一个新起的竞争者，此人正是赵同彬。
那天晚上，王曼卿来到了婶子家，将礼平留下的那笔钱，一分不少地交到了婶子手里。她哭哭啼啼地对婶子说：“他多大？我多大？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要是能生养，儿子如今也和他一般大了呗？这孩子，怎好动我的脑筋？”
对于当年礼平被小木匠赵宝明斥退之事，村里的舆论也有了全新的说法。一些人开始在背后讥讽小木匠的“失算”，嘲笑他没有“识人之敏”，“好好的女婿不要，事到如今，你就是用八抬大轿，将丽华送到人家门上，礼平连看都未必会看她一眼。”而作为受害者的丽华，本来就生性腼腆，不爱说话，现在她在村里人同情和惋惜的目光注视下，反而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显得更加木讷可怜。每当我看见堂哥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地从弄堂里穿过，正拎着一篮子衣服去河边的丽华，吓得赶紧躲到墙边，给礼平让道的时候，心中总会有一种难言的凄恻不忍。
就这样，王曼卿把这些话颠来倒去地说了好几遍。婶子看见曼卿递上来一大沓钱，喜从天降，早已高兴得合不拢嘴了。她亲热地搂着王曼卿的肩膀，半真半假、绵里藏针地安慰曼卿说：
礼平凭借着劁猪配种的手艺，当上了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很快，他又被任命为公社兽医站的站长，接替老眼昏花、劁猪时手会发抖的徐海靖。用我婶子的话来说，礼平“大小也是个官了”。他拥有了全村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之后，又给我婶子买来了漂亮的“蝴蝶”牌缝纫机，给我叔叔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堂哥与叔叔的位置调了个个——礼平以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家长自居，而我的叔叔则变成了低声下气、事事征求他意见的儿子。我叔叔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台收音机。电台里播送的京剧唱段和扬州评话，无时无刻不在塑造并强化着堂哥“成功者”的形象。
“身正不怕影子斜。嫂子平时是哪样人，村里谁人不知？快别和那兔崽子一般见识了。我们家那个小畜生，昨天还穿开裆裤呢，没成想，如今也知道做这等事了。看他回来我不敲断他一条腿！”
且让我慢慢道来。
她把锅里新蒸的芋头送了曼卿两只，好说歹说将她哄走了。回到里屋，婶子对着正躲在门后偷听的叔叔道：“她是个什么货色！撒泡尿自己照照！这会子又装什么贞女烈妇？哎，你可别说，一个不留神，孩子就大了，也知道偷腥了！哈哈！我们也该合计合计，给他说个媳妇了。”
我知道同彬话中有话。我同样知道，根本用不着我催促，过不多久，他就会把整个事情向我和盘托出——他面有得色，急急忙忙地跑来找我，正是为了让我分享他“天崩地陷、宇宙爆炸”般的狂喜。
这件事从金花的口中传出。金花传给了雪兰，雪兰告诉了永胜。永胜在向我转述的时候，还叹了一口气，加上了这样一条精辟的评论：
正因为如此，你完全可以想见，等到有一天，赵同彬坐在我家的阁楼上，喝着我给他新泡的“雀舌”茶，对我说出“其实王曼卿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花园”这句话时，我当时可能会有的魂飞魄散。
“唉，有些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办成的事，换了个人，倒贴了许多钱，却比登天还难。奇了怪了！”
在我看来，正是这春天的芳香，将这座迷人花园的精华萃取出来并加以提纯，最终变成了尘世声色的某种象征。正如王曼卿自从有了“逢人配”这个雅号以来，她的美貌和风韵，在各种或真实或虚幻的传说中，也被勾兑成一杯琥珀色的美酒。你从中看到的不光是她的姿容，还有自己隐秘的欲望。当她摆动着柔软的腰肢，从菜地里直起身来，朝你嫣然一笑之时，你可以想象，这座花园藏埋了我们多少青春期的缤纷忧伤！
白虎堂
唐文宽曾搬出古本小说中的句子，吹嘘自家的花园有经年不败之景，四时不谢之花，其实并不夸张。每当春和景明、蜂飞蝶舞的时节，这座不事修饰、杂乱无章的园子，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盎然生机。当浓艳、清冽的花香，随着黑暗中的微风，潜入你阁楼，进入你梦乡的时候，你能分辨得出，哪是蔷薇的迷离，哪是丁香的清芬？哪是菜花的甘甜，哪是桃李的浓烈？
这年夏天，随着新田出产的第一批大麦运到了公社的粮管所，德正也被临时叫到县上，参加为期一个半月的三级干部培训班。当他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社党委副书记了。有消息说，用不了多久，德正将会被提拔为朱方公社的第一书记，以接替在一桩未经查实的腐化案中名誉受损的郝建文。
如果把目光从赵先生家庭院上空移开，稍稍偏向东南，就可以看见王曼卿家的花园了。与方伯府邸繁复而精巧的宅院不同，曼卿家的园子，不过是用蔷薇花枝密密匝匝地编织而成的一个篱笆院落。桃、杏、梨、梅，应有尽有；槿、柘、菊、葵，各色俱全；蚕豆、油菜、番茄、架豆，夹畦成行；薄荷、鸡冠、腊梅，依墙而列。花园外，就是一望无际的桑林和麦田，斜斜的坡地一直延伸到菱塘那弯月形的波光水线。
丈夫的突然升官，反而让春琴感到忧心忡忡。她说：“我和德正都是穷苦人出身，生来就是吃苦受累的命。坏运气来了，你会觉得这是你命里该受的，可好运气一来，心里哪儿都不踏实，反而觉得不太吉利。”她又说，郝建文知道德正不识字，却偏偏让他去分管公社的宣传与文教，“明摆着是要出他洋相。”公社给德正准备了办公室和宿舍。德正偶尔会去公社点个卯，却从未在朱方镇住过一宿。到了后来，他连办公室也很少去。郝建文倒也假装看不见，听之任之。
师娘口中的那个冤家，谁都知道，指的就是龙英。
春琴说，自从德正从县里回来之后，就成天愁眉不展，有时一连几天也说不上几句话。很快，他就得了一种怪病。
赵先生用完了往年囤积的烟膏之后，接连撞了几回墙，终于一病不起。不过，冯师娘说，他一时半会还死不了。“这老不死的，不好这口好那口！他倘若不把手里的几文钱，一个子不剩地交到那个冤家的手里，他是咽不下这口气的。”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总是重复梦见同样的事情，还算不得一种病的话，那么我必须马上告诉你，这种看法是十分幼稚的。说实话，差不多三十多年之后，我也不幸染上了同样的病，品尝过这种疾病带给人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赵先生偷种罂粟的名声，早已远播乡里。到了一九七一年夏末，郝建文书记专门把德正叫到公社，拍着桌子对他说：“我不管你狗日的用什么办法，三天之内让老东西将烟花自行铲除，否则，县公安局直接下来拿人！”赵德正倒也没去麻烦赵先生和冯师娘。他瞅准了赵锡光出去放虾网的空当，让小武松带了七八个人，强行冲进赵先生的后院，将刚刚结果的大片罂粟，铲得一株不剩。
德正老喊头晕，同时，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他总是疑心背后有人，可转过身来，却发现身后什么都没有。在梦中也是同样的情形：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能感觉到，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孩躲在他背后，朝他冷笑，窸窸窣窣地跟他说话。公社卫生院的荀大夫让春琴不必担心。他说，精神上出现幻觉，不过是身心过于疲惫的一种自然反应。养好了身体，那些症状就会“自动消失”。可德正吃了他开的十几副中药，丝毫不见好转。春琴说，德正从未有机会见过那个红衣孩子的脸——不管他用多快的速度转过身去，那个精灵总是以同样的速度遁迹于无形。一天深夜，德正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对妻子说了这样一句话：
每到盛夏七月，绚丽的大烟花迎风怒放之时，那些妖冶多姿的绛红色、紫色或白色的花朵，挤挤攘攘，织成一块色泽斑斓的云锦。这些传说中的销魂之花，仿佛一心要为自己洗去莫须有的恶名，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涂脂抹粉，顾盼之间，流波横溢，摄人心魄，为这座古旧、冷清的院落平添一抹活泼的明丽。
“要是我后脑勺上也长着一双眼睛，那该多好！”
当然，赵锡光先生家的庭院中不光有海棠。
那年春天，春琴的母亲去世了。她带着丈夫去半塘奔丧。等到料理完丧事，夫妻两人心事重重地回到村头，已经临近中午了。他们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走得好好的，德正突然就站在了路当中，一动不动。问他什么事，德正只说是头晕。春琴的心猛地往下一坠，一种不祥的预感促使她慢慢地转过身去。
透过阁楼朝东的木窗，赵锡光先生家那幢青砖黑瓦的大宅院就可尽收眼底。三个灰扑扑的屋顶的斜坡和一面乱砖墙，围成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在庭院的东北角，有一棵年代久远的西府海棠。亭亭如盖的树冠高出瓦楞之上，深黑色的虬枝疏朗地探向院外，将东边那间厢房遮去了一半。到了每年的三四月间，在春风的梳拂下，那株海棠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开放。花苞初呈秾丽的胭脂色，丝丝缕缕，有一种黯然神伤的幽逸。但空濛的春雨很快将它的颜色洗淡，绽放出一派饶有风韵的粉白。花瓣层层叠叠，累累纷披，在初生柔叶的映衬之下，独立斜风细雨，瞻望四方，蹙然有思。
中午的田野一片空阔。丝棉般的云朵堆在天边，河边刚刚长出新叶的菖蒲在春风中簌簌有声。除了天上盘旋的一只鹰隼，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只是在很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水车的池塘边），有一个从高桥来的捡垃圾的哑巴，身背竹篓，头戴方巾，在麦垄中踽踽独行。她那时已经很老了。
曼卿的花园
像以前那样，凡是遇到解不开的心事，春琴就去找老福商量。老福说：“不要紧，我疑心他是被我们家的那个孽障给缠住了。当年，腊保被狼吃空了肚肠，是德正把他的尸体给背回来的。我记得那天他就是穿了一件红棉袄。我这就去他坟上烧纸。”
于是，大家就把那块新开垦出来的高地叫做“新田”。
一连七天，老福天天都到腊保的坟上喊魂烧纸，也没见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她听不得“狼”这个字。
“要说我平常最恼的人，就算是你爹了。”春琴有一次对我说，“他成天跟我娘捣鬼，东算西算，就把我算到你们村来了。不过，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这世上的事，皇帝管的，太监管的，各有不同。这世上，还真的少不了你爹这样的人。要是他现在还活着，兴许能看出我们家德正到底得了什么病。”
赵德正把便通庵修葺一新，作为知青的宿舍。随后，他又在知青点边上新盖了七八间矮平房，建了一处养猪场。我叔叔和红头聋子一起，被派去养猪。起先，梅芳别出心裁地给这块新垦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狼窝掌”，但遭到了老福奶奶的一顿啐骂——她唯一的儿子腊保，十二岁那一年，在磨笄山上遭到两头灰狼的围攻。他的内脏被吃空以后，尸架由德正背了回来。
她不断怂恿丈夫，找个算命先生来排排八字，看看阴阳，可每次都遭到了德正严厉的呵斥。德正说，等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去一趟镇江，找他的老上级严专员，交交心，谈个通宵，“什么妖魔鬼怪，早就跑得没影了！”听他这么说，春琴只得偷偷地一个人流泪。
等到磨笄山最终被推平，新垦的土地上长出了第一茬油菜，漫山遍野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在沁人心脾的花香中酿蜜，已经到了一九七三年的初春。那时，从合肥来的几个插队知青，已经在村里落了户。
因为，严政委本人如今也已成了阴间之鬼。
遍地英雄下夕烟
就在半个月前，高定邦从公社开会回来，找到了正在菱塘捞浮萍的春琴，将她叫到没人的地方，这才压低了声音告诉她：严政委死了。他们逼他吃了屎。当天晚上，他用一枚双面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死在了四牌楼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里。他特意嘱咐春琴，暂时不要将这事告诉德正，等他病好了再说。
喜看稻菽千重浪
德正身上的这个怪病，并未发作太长时间。到了这年深秋，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滂沱大雨中，村子里发生了一桩极其诡异的事。这件事为德正的政治生涯画上句号，却也导致了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后果：德正的怪病，一夜之间霍然了。
远在地区行署的严政委，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专门给德正写来一封长信，明确予以支持。这封信，当年赵德正让我给他念过几遍。可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了，只记得在这封信的结尾，严专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那是《七律·到韶山》中的两句：
不过，在讲述这件事之前，我还要提及另一个“插曲”——简单地来说，那是我做过的一个梦。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并稍加思考，你不难发现，这个插曲与后来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大事之间，是有联系的。
梅芳一听他的话有些变味，就赶紧跟他道了再见，溜出了公社大院。
春琴关于我父亲的那段议论，我听了以后十分难过，这倒不是因为她言语中对我父亲有所不敬，而是缘于我对父亲不可救药的忘却。我得承认，我的确有很长时间，想不起世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算命先生了。
郝建文就朝她跟前凑了凑，手搭在她背上，笑道：“你能看出我的心，我怎么就看不出你的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把父亲当年和我在朱方镇照相馆里拍摄的唯一一张小照，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父亲的头歪向一侧，紧紧地抵住我的脑袋，脸上挂着很不真实的微笑。事隔这么多年之后，我才终于看出，他那破碎而凄恻的笑容，暗藏着多少对我的宠爱和担忧！我第一次意识到，在他带我去拍小照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自杀的准备。他大概是希望我日后想起他来，不至于空无凭据，就特地拍了这张小照，留给我做个念想。它被夹在了一本名为《梵天庐丛录》的旧书中。可自打他去世之后，我居然一次也没有端详过这张相片。我看着那张二寸见方的黑白小照，怀着对父亲的愧疚和思念，一个人哭了半天。谁能想到，到了后半夜，我就在床上做起梦来了。
梅芳说：“懂，懂，我懂。郝乡长心里是赞成的。”
我梦见父亲嘴里咬着一根火柴棍，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坐在灶台边的木凳上，看着我抿嘴而笑。似乎在说：“小伙子，近来过得如何？”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将德正伯伯生了怪病的事，跟他说了一遍，问他有没有什么解救之法。我还假惺惺地向父亲赌咒说，每当我想他想得不得了的时候，就把那张相片拿出来看一看。父亲想了想，说：“没关系的。让春琴不要着急。唐文宽家的宴席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他的病会好的。”说完身影一闪，就不见了。
两天后，郝乡长看了梅芳的报告，既没有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只是说，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你可懂我的意思？”
我从床上醒过来，窗户纸上已经透出一派灰蒙蒙的鱼肚白。我怎么也想不出，德正的病与唐文宽家的宴席有什么关联，心里犹豫着，第二天要不要把这个梦告诉春琴，想着想着，不觉中又睡了过去。
随后，德正宣布散会。
这天中午，德正在大队部接待一位来自公社的文教助理。看见唐文宽在门外探头探脑地张望，德正就转过身来，问他有什么事。文宽眯眯一笑，说：“瞎转，瞎转，你忙，你忙。”随后就走开了。可是等到公社的文教助理从大队部离开，只剩下德正一人的时候，唐文宽却不知从哪里又钻了出来。德正招呼他坐下，还给他沏了一杯茶。文宽向德正谈起了学校里的事。他提到，前年从合肥来的三个知青中，有一个名叫付瑞香的女青年，读过高中，数学好，能歌善舞，还会拉手风琴，“我一直在琢磨，能不能请她来学校教书？”
到了最后，梅芳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坚持原先的意见，只是说，这么大的事，还是先请示一下公社为好。德正就顺水推舟，责成她赶紧起草一份报告，明后天就去公社，向郝乡长当面汇报。深知郝建文为人的高定邦，没忘了提醒自己的弟媳，到时别忘了给他买一条“丰收”牌香烟，最好再给他买上一斤桃酥，“郝乡长牙口不好，他喜欢把桃酥泡软了再吃。”
德正立刻就同意了。他让文宽直接去新田的知青点找小付谈。如果她本人同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到学校上课。
高定邦这时出来打圆场，拍了拍那个干部的肩，让他坐下来，“至于分配的事，以后再商量。不过别担心，我们牙缝里剔出来些碎末末，就够你们吃的了。”
文宽说完了学校的事，没有要走的意思，却又扭扭捏捏不说话，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德正在送他出门时，文宽这才四下里张望了一眼，干笑了两声，说，今天晚上，他特地在家中备下了几样酒菜，请德正赏光。他有一件“顶要紧、顶要紧”的事，要向赵书记汇报。
可我婶子并不打算就此让步，她一手叉着腰眼，一手拿着线板，胡乱地挥了挥，回敬道：“谁请你来的？笑话！脚在你身上，你爱来不来。”
德正也没多想，一口应承下来。
来自魏家墩的一个干部听婶子这么说，就出语讥讽道：“这还没开工，有人就打定主意要吃独食了。既然你们一个村想独吞，大晚上把我们叫来干什么？”
等到他回到家中，说到唐文宽请客的事，春琴鼻子里哼哼了两声，把手里端着的一碗豆腐，往桌上重重一放，怒道：“那老菩萨，与你非亲非故，从无往来，请你喝个什么酒！人家老婆被你弄了这么多年，心里不怀恨，还要巴巴地备酒来谢你？那唐文宽晚上睡在学校里，谁人不知？你这么三不知摸到人家门上去，成个什么样子？莫不是与那大屁股的风骚娘们又死灰复燃了吧？你这会子怎么也不头晕了？我劝你省省心，少跟我编瞎话。就算她王曼卿是金枝玉叶，被你拢这么多年了，生地也犁成了熟地，生面也叫你揉成了熟面，恩恩爱爱的话也说破了嘴，还有什么丢不开的？姓赵的，你若是把我逼急了，信不信我提把菜刀，杀上门去，大家鱼死网破，都图个清静！”
“你不要死脑筋！”我婶子插话道，“我们可以先种些耐旱的红薯啦，玉米啦，花生啦，土豆啦，连公粮都可以省了。你要是把花生、红薯送到粮管所，粮管所也不收啊！我们正好吃独食。”
说完，伏在桌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听着母子俩像说相声似的一唱一和，坐在他们旁边的王曼卿，笑得把嘴里的瓜子壳都喷了出来。这时，在墙角旮旯一张梯子上抽旱烟的赵宝亮忽然提出了他的问题：“磨笄山推平之后，地势仍要比平陆高出许多，这水引不上去，怎么种粮食？”
德正只好赶紧赔笑，安慰她道：“文宽说，有一件顶要紧顶要紧的事，晚上要和我商量。老菩萨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向来神神鬼鬼的，我也不知他为何要请我。既然你这等疑心，晚上不去也罢。你下午有空去一趟学校，告诉他，我夜上有事，去不了，别让人家空等。有什么话，让他明天一早，到大队部来谈。”
同彬说，如果磨笄山被推平了，村庄与大港镇的直线距离“立即”被缩短了“十分之七八”（新珍插话：吹牛吧你！若说缩短了三分之一，还差不多！），从后村就可直插江边码头（新珍插话：你去轮船码头充军看电影，倒是方便了），如果走得快一些，他去码头看电影（新珍插话说，可不？），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个来回（新珍插话说：你飞呀？），那可好咧！（新珍插话：好什么好？）
听丈夫说得有鼻子有眼，春琴冷静下来一想，反倒觉得自己过于多心。她转身去房里匀了匀脸，回到桌边，刚坐下，就看见儿子龙冬跌跌滚滚地从门外跑了回来。三人围桌吃饭，都不说话。因见丈夫讨好似的往自己的碗里夹菜，春琴忽然停下筷子，轻声道：“也不知这尊菩萨烧的是哪炷香。上回他做出那等没出息的事来，要不是你出面替他兜下来，他这会子还在大牢里蹲着呢！既然他有事叫你去商量，你就去呗。只有一样，少喝酒，少说话，夜上早点来家。”
德正一看同彬要说话，立即拍了拍手，示意大家安静，听“革命小将”来发言。可让德正这么郑重其事地一喊，同彬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朝他娘看了一眼。新珍手里绕着绒线，嘴里道：“有屁快放！”
龙冬听见春琴提到他们学校的唐先生，就抬起头来，翻着白眼，吃惊地看着他娘。春琴拿筷子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大人说话，小孩子别竖起耳朵听，好好吃你的饭。”随后，她又对德正笑道：
由于高定邦的意外表态，赵德正差一点胎死腹中的计划终于重现生机。小武松潘乾贵、银娣、我叔叔赵月仙和新珍，都相继发言表示支持。就连手腕上绷着绒线的同彬，也站起来凑热闹。
“你晚上去喝酒，别忘了替我在他们家园子里摘一点天竺叶带回来。过两天，半塘的姨奶奶要做寿，我要给她做寿桃。”
向阳花木早逢春
德正说：“你要天竺叶，随时去他们家园子里揪一点罢了，这等费事！”
近水楼台先得月
春琴即刻把脸一沉，冷笑道：“他家的门槛，千人跨，万人踏。你能去，我却不能去。”
不过，马老大的这番话很快就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不久后的一天下午，老福奶奶让我去梅芳家借定盘秤卖兔毛，我亲眼看见他们家堂屋的门不仅没有堵死，门板上还新刷了桐油，上面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闲话。吃完了饭，德正就去里屋睡中觉了。龙冬爬到一张方凳上，抓过灶台上的一把弹弓，仍回学校去了。
第二天，我跟几个老太太在仓库里选稻种。马老大忽然说，据她所知，高家兄弟突然失和，是因为“有一回定邦不敲门就直接闯入了弟弟的房间，而当时梅芳一丝不挂正在洗澡”。她还说，兄弟俩闹翻之后，高定国一怒之下，把堂屋通往前院的门用砖头砌死了。定国与梅芳从此由后门出入，与住在前院的高定邦“牛头不见马面”。
春琴在灶下洗碗，忽听见银娣在院子里叫她。
那天深夜，春琴在厨房的灶下洗茶杯，如释重负地对我说：“你刚才注意到没有，高定国开会时，没有与他哥哥坐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靠在门边的一张竹椅上。这是破天荒头 一遭。”
银娣说，队里派她下午去供销社买萝卜籽，问春琴想不想一起去。春琴二话不说，解开腰上的围裙，往灶上一扔，正要走，听见德正在里屋的床上叫了句“带伞”，就抬头看了看天。可不，一阵阴，一阵晴，云赶着云，像是要变天的样子。她顺手从门后抓过一把油布伞，来到院中，搂着银娣，两人有说有笑地往朱方镇去了。
应当说，高定邦那晚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它直接印证了半年来村子里一直在议论的“兄弟反目”的传言。
那天傍晚，赵德正等了半天，也不见龙冬从学校回来。他换了一件干净褂子，正想出门，看见很少来家的梅芳站在了院子里。她是追着雨脚来的。那会儿，天空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天低云暗，黄叶纷飞。已有豆大的雨点扑扑簌簌地砸在院子的尘灰上。梅芳一边飞快地把晾在铅丝绳上的衣服收下来，递给德正，一边没头没脑地责问他，为什么魏家墩、观前村都通了电，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我们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在等待人群慢慢安静下来。一直等到会场上鸦雀无声，正准备离去的几个外村的代表重新落了座，他这才看了一眼会场，大声道：“这个事，我赞成。谁要不想干，谁他妈滚蛋！”他又瞅了一眼坐在一边的赵德正，板着脸，像是跟谁赌气似的说道：“明天一早，咱哥两个就上山平地。本来嘛，愚公移山，也用不了那么多人。”
还是像过去那样，梅芳说话阴阳怪气的，不冷不热。她称德正为赵主任，害得德正也只好叫她梅副主任。德正问她要不要进屋去喝杯茶。梅芳一摆手，硬邦邦地回了句“不必”。德正给她解释装电灯的事，梅芳打断了他的话，又问他知不知道窑头赵村丁寡妇喝农药自杀的事。她还说了一句半文不白的老话：“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
眼看开会的人纷纷散场，坐在德正旁边、脸色阴沉的高定邦突然把手举起来。
德正说，丁寡妇自杀的事，大队昨天专门开过会了，处理意见已经上报给公社，“哎，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昨天开会，你不是也在嘛！”
祠堂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朱虎平和小木匠他们几个，已经在凑打牌的搭子了。从魏家墩、窑头赵等几个自然村来的干部，此刻也准备离开了。他们用同情的目光看着德正，笑道：“赵书记，天太冷，路又远，先走一步了。这事咱们从长计议，急 不得。”
梅芳帮他把两只老母鸡赶入鸡窝，插上鸡窝门，又道：“这天黑得像锅底，雨要是落下来，一定小不了。”
“你个兔崽子，没事踢我干啥？”
赵德正见梅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的话全不着调，就抬腕看了看新买的手表，笑道：“不瞒你说，我这会正要出门呢。梅副主任，要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后来，同彬告诉我，前天上午，德正和春琴专门到他们家去过一次，让新珍在德正发言完之后，抢先表示赞成，以“主导舆论走向”。新珍当时是爽快地答应了的。可是，到了会上，她瞅见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就吓得不敢说话了。她不会不知道，此时的德正，坐在台上，一个劲地朝她扬脖子、眨眼睛，似乎在哀求她发言。正在心烦意乱之间，被儿子一催促，就突然恼怒起来，高声骂道：
这时，梅芳猛然转过身来，盯着德正的脸，端详了半天，脚底的鞋子不住地踢着地上的一块碎砖，也没问他去哪里，只是压低了声音，似笑非笑地对德正说：
同彬当时也在场。他张着手，绷着一扎绒线。见他母亲新珍低着头，一声不响，只顾飞快地绕着绒线，同彬就用脚尖轻轻地踢了她一脚，大概是想怂恿他母亲发言。
“要是换成我是你，今天晚上我哪儿都不去。躺在自己家的床上，听着雨声，美美睡一觉，多好！”
经她这一嚷，朱虎平、龙英、小木匠赵宝明和更生他们几个，都表示反对。红头聋子低声嘀咕道：“你这是在说梦话呢！这磨笄山，自古以来就是村里先祖殡葬的吉地。我还巴望着将来死了，能把骨灰葬到山上去呢。你说平就平了，成何体统！”说完站起来，把身上的棉袄掖了掖，也走了。
德正急于将梅芳打发走，只得对她笑道：“老菩萨唐文宽要请我喝酒，还有要紧的事跟我谈，这不，时间早过了。”
梅芳倒是没走。不过，她对赵德正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就算你的计划是可行的，也要事先上报公社和县委，由上级部门统一决策，统一布置，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仅凭长官意志，一拍脑门，任意胡为！”
梅芳扬起脸，笑了笑，用德正从未听到过的温柔语调，幽幽地说了一句：“你就不怕误入了白虎节堂，中了别人的拖刀之计？”
德正话音刚落，大队会计高定国第一个站起身来，把膝上那顶新买的蓝绒鸭舌帽往头上一戴，不耐烦地说了句：“我这就回去睡觉。还当是什么事呢，兴师动众，一惊一乍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话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以我之见，德正应当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梅芳突然来访的真正目的。她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来到德正的家中，并不是为了在暴雨之前帮他收衣服、关鸡窝门，而是为了向他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我认为，德正后来之所以对梅芳露骨的警告置之不理，仍然固执地去唐文宽家喝酒，并不像春琴后来所分析的那样，“这个不知香臭的木鱼脑袋，根本听不懂人家的话外之音”，原因只有一个，德正天生的骄傲不允许他这么做。也许，他压根就不相信，在儒里赵村，还有哪个人胆敢动他一根汗毛。不要说设计加害，就连别人对他动了加害的念头，德正也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既然，他已有很长时间被躲在身后的那个精灵折磨得睡不成觉，如今，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可以看清这个精灵的真正面目，德正当然不愿错过。
最后，赵德正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事情呢，就是这么个事。如果大家说行，可以干，现在正是农闲时节，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上山。要是大家说不行，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是放屁，我们马上散会，大家回去睡大觉。”
我的上述看法，后来得到了赵锡光先生的首肯。我从集市上买了十个鸡蛋，到先生家探病，冯师娘想听听我对德正遭难一事的看法，我就坦率地说了我的观点。赵先生眼窝深陷，面色萎黄，在床上对我频频颔首，并朝我竖了竖大拇指。
他的足迹把磨笄山丈量了无数遍之后，画出了百十来张草图，精确地计算出，如果把磨笄山推平，余土填入沟壑，可以凭空多出多少亩的良田。而且，按照他的反复演算，沟壑被填平后，“恰好”与便通庵的墙根持平。他说，磨笄山现有荒坟五十多座，且大多数属于“五服”之外的无主坟，可随时清除。山上埋有大小岩石“最多不超过七十多块”。他昨天去了一趟青龙山矿场，找来了几个技工实地查看。技师们说，那些岩石并不难弄，爆破工作全部由他们承担。接下来，德正仔细地报出了一组数字：磨笄山被推平后，这凭空多出来的一大片土地，按每亩七百多斤来计算，每年可以多打多少万斤粮食，“我们把其中的一半上交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剩下的一半，就可以解决大队春夏之交的饥荒问题。”赵德正还向与会者公布了他所计算的土方量，投入的劳动力，以及完成整个工程所需的时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迟后年春节，我们就可以用磨笄山上出产的小麦来蒸馒头了。”
那天晚上，赵德正刚刚跨进唐文宽家的门，就被门后躲着的两个人“像杀猪一样”掀翻在地，脑袋上随即重重地挨了一棒槌。等他清醒过来，已经被人剥得一丝不挂，绑得结结实实，扔在了文宽家的天井里。
原来，赵德正这些年来成天在磨笄山上转悠，并不像梅芳所讥讽的那样，只是“饭后散步消食”；也不像春琴所咒骂的那样，“去那荒山野岭寻他那前世的魂”；更不像老福奶奶所担忧的，“被腊保的魂迷住了心窍（至于腊保是谁，我当时一无所知）”，而是在酝酿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
天井里站着五个人。
我记得，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德正召集大队干部以及部分村民，在祠堂里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附近几个村也派了代表来参加。我被春琴叫去，在伙房的灶下烧火，她和银娣两个人，则忙着给与会者端茶倒水。
他只认得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曹庆虎。此人留着络腮胡子，下巴上有一颗黄豆大的痦子。德正问他为什么要绑得这么紧，麻绳都勒到肉里去了，疼！曹庆虎身穿黑雨衣，一只脚踏在板凳上，对德正微微一笑，说了一句顺口溜：
随着学校的落成，德正所谓的三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头一件。龙英大闹学校事件发生后不久，第二件大事也开始浮出水面，并被立刻付诸实施。
“绑虎不牢，反被虎咬。”
同彬吓得赶紧挑起担子就跑，粪汁洒了一路。
德正又问他（他客气地称对方为小曹），能不能给他穿上衣服，并解释说，他倒不是怕丢人。如今入了秋，雨淋到身上，透心凉。
“这事是你该管的吗？快给我闭上你那张臭嘴！”
曹庆虎冷笑着反问他：“你见过哪只老虎穿着衣裳？”
同彬挑着一担粪，在龙英家门口歇脚。他笑着向躺在椅子上半死不活的老牛皋打听这事的始末。没想到，气息奄奄的老牛皋，一骨碌从椅子上翻身坐起，勃然大怒，指着同彬的鼻子骂道：
德正道：“好家伙！公社武装部直接下来拿人，也算是看得起我了。能不能劳烦你告诉我一声，我犯了什么法？”
从德正当时的神情来看，他已经知道龙英和唐文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他给我倒酒，不过为了转移话题罢了。奇怪的是，对于这件事，各怀心事的大队干部们极为难得地统一了口径，迅速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村里的大人们也口风极严，讳莫如深，将这件事封得严严实实。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提及，就像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样。
曹庆虎决定不再搭理他。他一晃脑袋，一个手下不知从哪找来了王曼卿的一双红色的棉袜。曹庆虎将红袜团成一个球，塞在了他的嘴里。
德正站起来，往我杯中倒上了酒（我心头一热，差一点落泪。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长辈像模像样地给我倒酒），嘱咐我说：“生产队的牛既然交给你养，你得用点心才好。你父母都不在了，往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有什么委屈尽管跟我说，我来替你做主。你婶子这个人，有点小心眼，也是人之常情，你不要记恨她。”
随后，他被关进了文宽家的羊圈里。
春琴还要追问什么，德正就给她递了个眼色：“这件事大队既然已经处理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在德正被捉的同时，春琴和银娣正在严村的牛棚里躲雨。风大得撑不住伞，银娣的鞋也掉了一只。两人哆哆嗦嗦地挤在一起，看着满天划出的闪电，竟然还有心思开玩笑，春琴说：“我们家德正，这会应该喝完了酒，回到家里了吧。别的我不担心，就怕冬瓜没人管。”银娣捏了她一把，笑道：“早着呢！等喝完了酒，怎么也得替人家老婆插上两竿子。要不然，人家这钱不是白花了吗？”
“那天我们在上课，唐先生说，祝家三兄弟本领好生了得，正说得高兴，就见龙英姑姑举着菜刀闯了进来，要杀唐先生。她不朝人身上砍，光砍桌子，真是怪事！龙英姑姑问，我为啥要砍你，你狗日的可晓得？唐先生赶紧说，晓得的，晓得的。然后，唐先生‘扑通’跪了下来，哭丧着脸，说，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哈哈，他说他自己的命是狗命。你今天饶我一条狗命，我来世给你当马骑。后来，宝亮伯伯就冲了进来，把姑姑拖走了。再后来，再后来就没有了。”
两个人在后半夜才回到村中。春琴点上灯，看见龙冬衣服都没脱，歪在床边睡了。德正还没回来。一想到银娣的那句玩笑话，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会了（满脑子都是王曼卿那一身白肉），又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心里实在气不过，就冒雨走到院子里，上了两道门栓。
春琴诱导龙冬讲出实情的时候，我和德正都在场。龙冬说：
武装部的人没有连夜将赵德正押解回公社，瓢泼大雨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在天光大亮时，押着赵德正（五花大绑，一丝不挂，嘴里还咬着曼卿的红袜子），在村里走上一圈，让全村的男女老幼开开眼，也许才是他们真正的意图所在。当赵德正脖子上挂着一个“强奸犯”的牌子，被人从唐文宽家中推出来的时候，门前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半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只有小武松家的雪兰，愣头愣脑地盯着德正看。她奶奶刚把她的脑袋扭过去，雪兰又挣扎着回过头来张望，最后，老太太只得给了她一巴掌，把她拽回家去了。
龙英提着一把菜刀，不顾赵宝亮的拼命阻拦，发了疯似的冲进了教室，对着正在给学生绘声绘色讲解“三打祝家庄”的唐文宽一顿猛砍。其实，早已被吓傻的唐文宽站在讲台前一动没动，但龙英砍出的十三刀，却刀刀落在了讲台上，唐文宽本人毫发未伤。
这伙人押着德正，沿着燕塘河岸，走到了老福家门口。老福眼里噙着泪，手里拿着一件她丈夫过世时留下的旧褂子，要替德正披上遮羞，还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可那年九月，开学后没过多久，学校就发生了一件蹊跷事。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王法？就是国民党抓人，也没见过剥人家衣裳的。”
这一次，龙英对梅芳的冷言冷语未予理会。因为，学校正式开学时，她的儿子小满与银娣家的小斜眼一起，成了儒里小学的第一届学生。
曹庆虎喝道：“老人家，单凭你这句话，关你几年大牢，一点都不冤枉。我念你这么大岁数，就不来和你计较了。如若再不滚开，我连你一块抓到公社去。”
当然，对新建的学校怀有仇恨并冷嘲热讽的，不只赵先生一人。梅芳对龙英这样抱怨说：“建学校，本来是桩好事。这个是不用说的。可你想想，这学校早不建，晚不建，等到他们家龙冬长大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嘿，这学校也像变戏法似的建成了。你说说，怎么就这么巧？”
红头聋子一看不是事，赶紧奔过来，搂着老福的肩膀，硬是把她拉走了。几个人押着赵德正，推推搡搡来到村头，向南拐了个弯，走上了风渠岸边宽阔的大道。他们不得不在大路当中停了下来，因为那里早早地就站定了一个人。
“你实在是太老啦。牙也掉了，嘴也歪了，还要去管这等鸟事！”师娘冯金宝劝慰他说，“去年你在菱塘放虾网，一跤跌到河里，若不是小木匠拼了命把你救上来，早就做了落水鬼了。省省心好不好？”
此人正是春琴。
赵锡光对于学校的落成怀着嫉恨。这么大的决策，关系到儒里赵村千秋万代的文脉传承，大队的干部居然没来找他商量，征询他的意见，“好不令人憋闷！”这倒也罢了，把好好的一个学校，交到死敌唐文宽手里，赵先生实在有些想不通，“他唐文宽是个外乡人，胸无点墨，懂个什么尧舜禹汤、成武周康？纯属误人子弟。我看他不过是换了地方，给孩子们讲小人书罢了。”
春琴张开双手，拦在大路中间。那伙人往左边走，她就拦左边，往右边去，春琴就移向右边。他们很快就失去了耐心。一个大胖子往前赶了几步，一脚就把春琴踹倒在路当中的一片水洼里。春琴从泥水中爬起来，浑身都是泥浆，也不哭，也不说话，又赶到那伙人前面，再次张开双手。
没过多久，赵宝亮就有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叫做“二菩萨”。
这一次，曹庆虎打算亲自动手。
儒里小学（第二年更名为向阳小学）建成后，魏家墩、窑头赵和观前村的孩子们都来这里上学。老菩萨唐文宽和赵宝明的哥哥赵宝亮，成了学校的第一任教师。赵宝亮是个厚道人，早年跟着周蓉曾读过几年私塾。他知道，大队革委会最初议定的校长人选是唐文宽，只是由于后者的坚决推辞，校长这顶乌纱帽才最终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在心底里对唐文宽的感激与敬重可想而知。虽说学校当时只有两位教师、三十七个学生，可每当宝亮听见村里有人恭敬地称他为“赵校长”，还是笑得合不拢嘴。他更加卖力地干起了巡夜、打扫操场、清洁厕所一类的杂活。他对唐文宽言听计从，学校的大小事务，仍由唐文宽一人定夺。
他恼羞成怒地走到春琴跟前，一伸手就锁住了她的咽喉。随后，微微侧转身，右腿向前跨出，轻轻一推，春琴仰面便倒。这一回，春琴没能从水洼中爬起来。大胖子的一只脚，死死地踩住了她的脸，用力地向下碾压。春琴双手扑打着泥水，腰一次次徒劳无益地耸起来，像一张弯弓。可任凭她怎样挣扎，就是翻不过身来。村里人聚集在池塘边，一时都看呆了，连大气都不敢出。
新田
银娣实在看不下去了。她随手抄起一根扁担，正要往前冲，却被龙英和新珍紧紧地抱住，动弹不得。这时，白发苍苍的马老大，在人群中突然高喊了一句：
她这一说，一脸严肃的县革委会副书记，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噗噗”地笑了起来。
“村里的男人都死绝了吗？”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王曼卿，对眼前的情景大失所望。她不失时机地评论说：“这哪是什么人工授精，分明就是强奸嘛！”
经她这一喊，四下里忽然鸦雀无声。
那天也多亏了德正在场。他瞅见可怜的礼平在猪圈里跟着母猪绕圈子，就是近不了身，担心给全村丢脸，就果断命令小武松、朱虎平两人前去帮忙。小武松身手敏捷地跳入猪栏，一下就把母猪掀翻在地。虎平也赶紧过去帮忙，两个人将母猪死死按住，惊魂未定的礼平，这才顺利地完成了配种。
众人都纷纷转过身来，把目光投向了红头聋子家的猪圈。村子里的男人差不多都在那里呢。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坐在磨盘上，都眼巴巴地望着高定邦，等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由于人来得太多，我和同彬、永胜他们几个不得不爬到龙英她们家猪圈的围墙上，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新生事物。可惜，大概是因为人多而受了惊吓，龙英家的母猪不怎么愿意配合，似乎有意要给礼平难堪。手执玻璃瓶和橡皮管的礼平，刚跨入猪栏，老母猪朝他又拱又顶，在木栅围栏里到处乱撞乱跑，四蹄溅起的猪粪，弄了礼平一脸。
高定邦那天正在打摆子发烧。他倚在猪圈的泥墙上，虽说是裹着军大衣，还是忍不住浑身筛糠，抖个不停。他一直默默地注视着风渠岸那边的动静。小武松潘乾贵第三次催问他“赶紧说句话，干还是不干？再迟，人就叫他们打死了。”定邦哆嗦了半天，仍然一动不动，从牙缝里轻轻说一个字来：
人工授精法的成功，被作为一项重大的发明，由高定邦及时地上报给了公社的郝乡长。堂哥当年就被评为公社的先进生产者，郝乡长亲自给他佩戴了一朵大红花。第二年春天，公社在我们村举办了一次人工授精现场交流会。县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副书记、公社书记郝建文、兽医站站长徐海靖悉数到场。邻近大队的书记和主任们，也都慕名而来。就连平时不爱凑热闹的赵德正，那天也穿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笑嘻嘻地站在龙英家的猪圈门口，亲自出面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宾朋。
“烟。”
我婶子虽然对儿子的“聪明绝顶”很有信心，但她认为所谓的人工授精，纯属异想天开，“你想啊，这新郎官和新娘子都不拢边，不到一张床上睡觉，怎么能怀上小宝宝呢？”礼平对母亲的担忧和劝告完全不予理会。他用废木料做成了一只假猪，盖上一张完整的母猪皮来冒充真猪。公猪倒也管不了许多，照样呼哧呼哧，卖力地交配——它的精液通过特殊的装置，被采集到一个玻璃瓶子里。这项发明的成功，不仅减少了工时、大大提高了致孕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堂哥的个人形象：他身背帆布挎包（里边装着盛有精液的瓶子、一段带有气囊的橡皮管），穿着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闪闪发亮的“钟山”牌手表，骑着全村第一辆自行车，在清脆的铃声中，风驰电掣地出入村庄。他看上去已经不再是一个牵着公猪到处给人配种的猪倌，更像是一名形象清新的农业技术员。用婶子的话说，儿子所经之处，“连风都是香的”。
朱虎平赶紧给他递上一支烟去。
若说起礼平在给母猪配种方面的一系列发明，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他跟赵宝明做过一年的木匠，虽没有满师，却也略知鲁班之法。在他赶着公猪前往邻村配种的路上，手里总是挽着一个自制的折叠木架。在公猪扑向母猪的瞬间，这个木架即被迅速地放置在母猪的脊背与公猪的前蹄之间。这虽不能说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发明，但却极大地缓解了母猪在交配过程中所承受的巨大冲击力。如此一来，母猪们通常在一种安静、貌似愉悦的状况下，一动不动地完成交配。过去那种因交配导致母猪后腿骨折的事不再发生。后来，堂哥大概是觉得赶着公猪走村串巷，有点太过费事，就开始研究人工授精法。
高定邦抖抖索索地点了火，猛吸了几口，这才对身边站着的小木匠道：“奇怪呀，宝明。公社武装部直接到我们村来抓人，还设了这么大一个局，怎么一点风声都没透？要不是村里有人做内应，这事怎么办得成？”
是啊，在一个没有了太监的年代，堂哥多少有点生不逢时。
朱虎平插话道：“这容易！除了日屄的老菩萨、妖精王曼卿，还有躺在床上等死的赵锡光，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在塘边站着呢！你把人数点一点，谁不在场，谁他妈的就是内应！当年他抄我的家，搞突然袭击，用的是同样的手法！”
礼平当上猪倌后不到半年，他的事业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赵锡光一改过去对堂哥的厌恶与不屑，逢人就夸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礼平劁猪的名声，不仅让他的父亲自叹不如（用赵锡光先生文绉绉的话来说，叫做“有出蓝之概”），甚至完全盖过了公社兽医站大名鼎鼎的徐海靖。由于他刀法精纯，动作迅捷，劁猪取卵犹如探囊取物一般。绝大部分公猪在毫无痛苦、全无知觉的情况下，就被他割走了睾丸，模糊了性别。那些日子，礼平有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他如此好的刀法，只能施于畜生之身，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听虎平这么一说，高定邦就抖得更厉害了。
在往后的岁月中，仿佛就像梦中注定了似的，我和雪兰将会再次回忆起这个七月的夜晚，搜寻黑暗中的吉光片羽，咀嚼着飞速向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隔世之感。如果说，那个传说中闹鬼的蕉雨山房，院中的假山、凉亭和一草一木，在回忆中已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和意义，也许仅仅是因为，在那个雷电交加的夏夜，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等到定邦把手上的那支烟抽完，把嘴里的一缕烟丝吐出来，就转过身来，对小武松吩咐道：
很多年后的一个初秋，同彬来南京出差，我俩在邗桥镇一个肮脏的小酒馆里喝酒。说起礼平的近况，同彬仍为那晚的事感到愤愤不平，“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既然要动手，就得打出我们儒里赵村的威风来！你们先替我收拾那个络腮胡子曹庆虎。看见没有，那小子狂得没边啊！欺负一个女人，算他娘的什么本事？得让他长长记性。要打得这狗日的，将来经过我们村得绕着道走路。去吧！不要缩手缩脚。打死人我去偿命，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同彬就是从那时决定与礼平绝交的。
小武松和朱虎平、柏生他们几个正要走，定邦又把他们叫住了“他们是五个人，我们也上五个。别让人家笑话咱们以多欺少。”
“你们三个人都是傻瓜。不折不扣的傻瓜。傻得没法说。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四个。告诉你们，昨晚你们刚走，我哥哥就拉着我，立刻回家去睡大觉去了，一分钟、一秒钟都没耽搁。昨晚你们躲在桑树地里，一定被暴雨淋成落汤鸡了吧？”
说完了这句话，他把军大衣裹了裹，扶着墙，回家睡觉去了。
当同彬得意地向她炫耀昨天的壮举时（“猜猜我们躲在哪儿？你和礼平昨晚一定找得很苦吧？”），金花提着满满一篮子番茄，也不搭理他，只顾笑着往前走。同彬追上她，问她有什么好笑的。金花终于决定告诉他真相：
期待中激动人心的五五对决，其实一点都不刺激。当天晚上，同彬从缫丝厂回到村里，让我们把这场斗殴的全过程，从头到尾跟他说说。永胜说：“也没看见他们怎么打。一眨眼的工夫，武装部的那几个怂包，就东一个，西一个，躺在风渠岸的地上，不能动了。简直没劲透了。”
第二天我和同彬在磨笄山下遇到了金花。
快到中午的时候，受伤较轻的两个人，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村里，说是要借大队部的电话向公社反映情况，可大队部的门早就被人上了锁。他们又到了红头聋子家，要卸他们家门板做担架。据说，曹庆虎断了几根肋骨，要赶紧送公社的卫生院抢救。红头聋子手里拿着一把大竹刀，站在院门口，对那两人道：“谁敢动我的门，我就要他的命！”
我们是第二天凌晨离开那个院宅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我们经过那处爬满茑萝青藤的凉亭时，我看见圆桌边的四张石凳上，有两张铺着旧报纸。东边的天空朝霞欲燃，一条宝石般的曙光河流，浮现在树木的顶端。我不安地想到，这个清风拂面的黎明，究竟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最后，那两个人只得去了唐文宽家，卸下一扇门板，抬着满脸是血的曹庆虎，往朱方镇方向去了。
我马上意识到，雪兰在楼上对她奶奶的呼喊充耳不闻，是有原因的。
高定邦将德正藏在了便通庵的养猪场里。他担心武装部再来抓人，还在村头安排了专人做眼线，日夜盯守。白天是银娣和新珍，她们装着割草，在村头转悠；晚上则是宝明和小武松，牵着一条狗，在红头聋子家通宵打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打算让赵德正从野田里过江，去江北藏身。
我被雪兰奶奶的叫喊声惊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心头不由得一紧，下意识地趴在一丛鸡冠花的背后。
定邦的担心是多余的。大约四五天之后，公社派了两个干部来调查情况。他们找了十几个村民去大队部开会。问起那五个人的名字，谁带的头，谁先动的手，村里人都说没看见。马老大更是一口咬定，那天刚下过雨，“曹部长脚底一打滑，自己摔了个狗吃屎。可怜！硬生生地把肋骨给摔断了，怨不得别人。”
在迷迷糊糊的睡意中，我能感觉到下了一场疾雨（密密的雨点打在芭蕉叶子上的飒飒声也让我感到安宁），不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我又听到雪兰的奶奶在很远的地方喊她回去睡觉。因无人应答，老太太原本充满慈爱的叫喊声，终于转变为愤怒的咒骂和威胁（“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我要让你的屁股烂得能种菜！”）。不过，不管她怎么叫唤，雪兰似乎铁了心，躲在楼上一声不响。
那两个人由高定邦陪着，喝了两顿酒，笑眯眯地回公社汇报去了。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到了第二年春上，公社宣布了对赵德正的处理决定：除保留党籍之外，所有官职一撸到底。他的罪名，已从“强奸”变成了“搞腐化”和“擅自克扣公粮”。
我一个人来到楼下，背靠着一根圆木廊柱，坐在门厅前长满苔藓的台阶上。伴随着不安的心跳，我竭力想把赵孟舒的影子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我急于想忘掉他，只能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子里镌刻得更为清晰。不久之后，在凉爽的夜风中，我终于感到困倦了（在不断袭来的甜蜜的睡意中，我感到那张让人害怕的脸终于变得模糊不清，心中略感安慰），就靠在柱子上打起盹来。
高定邦被任命为大队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会计高定国升任公社武装部部长，接替在县医院养伤的曹庆虎。在公开场合，高家兄弟彼此之间主任、部长叫得挺亲热，一旦回到家中，两人怒目相向，互不搭话。
雪兰哆哆嗦嗦，原本也是打算跟我下楼去的，但同彬一把拽住了她。
梅芳还当她的副主任，夹在丈夫和大伯当中，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处境十分尴尬。
我执意要下楼。
亲事
透过破碎的窗纸，我看见琴房里漆黑一片。有几只萤火虫，绕着梁柱间的蜘蛛网，飞来飞去。当闪电的龙爪颤抖着扑向我们的瞬间，我无意中看见，琴房的墙上挂着一幅赵孟舒先生的画像（我还是第一次对赵孟舒的长相有了清晰的概念）：他身穿中式棉袄，略胖，表情威严。赵先生的面容虽说一闪而过，却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一直映在我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我总是用他的样子来想象鬼魂一类的形象。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幅画像作参考，那原本是无形的鬼魂，立刻有了具体可感的样貌。
德正去职之后，燕还旧窠，仍回祠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从春琴口中“定邦这个人还算有良心”这句话来判断，她对德正最后的安排也是满意的。毕竟，他用不着跟社员们一块下地，工分按甲等劳动力计算，倒也乐得自在。德正原本就是从祠堂里走出来的，如今辗转几十年，又回到了儿时熟悉的环境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好比做了一个梦”。
我们先在院中堆满太湖石的凉亭里躲了一会儿，后来，同彬又建议我们干脆躲到楼上去（谁都知道，那里是赵先生服毒自杀的琴房）。因为这样一来，即便兄妹俩找到了蕉雨山房，“借给他一万两千八百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到楼上来。”虽说当时心里有点害怕，但见雪兰没说什么，我也不好意思反对。由于担心踩到毒蛇，我和雪兰跟着同彬，用树枝开路，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二楼琴房的窗下。
夏天时，德正常常手执钓竿，在燕塘的树荫下钓鱼。到了冬天，他就坐在池塘门口晒太阳，顺便帮邻居照看一下晒在那里的稻麦和黄豆。那个时常躲在他背后的红衣精灵，终于不在他的梦中出现。
听他这一说，同彬就来劲了。他督促礼平和金花冲墙站着，高举双手，以标准的行刑枪决的姿态紧贴在墙面上，十分钟之内不准回头。为了防止他们偷看，我们故意先向东边的桑树林里跑，中途又悄悄地返回，沿着燕塘对岸的河堤，重新潜回到村中。最后，我们翻过蕉雨山房的一段倾颓的围墙，来到了死鬼赵孟舒杂草丛生的院中。
“我看他的病，是被吓好的。”春琴说，“被人押着，一丝不挂地在村里丢人现眼，老赵家祖宗八代的脸都叫他丢尽了。倒也好，吃这一吓，那块心病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可礼平不让，“两个小时之内，如果我找不到你们，等明天卖棒冰的人来了，我输你们每人一根赤豆棒冰。”
在德正抱怨自己“骨头闲得发了霉”的同时，他衰老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刚刚五十出头，两鬓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脸颊上核桃般的沟壑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老人斑”。德正比春琴大了整整二十六岁。成亲之后，也许是不好意思直呼其名，春琴一直叫他“喂”；有了龙冬之后，春琴跟着儿子叫他“爸爸”；到了后来，干脆就称他为“老爷爷”了。
天空忽忽地打了两道闪，滚过一阵响雷。一阵风过，地上的树叶随着尘土打起了旋子，闷热的天气陡然间变得凉风习习。雪兰看了看天色，说：“好像要落雨了，不如散了。我明天一大早还要跟奶奶去皮村卖花生呢。”
定邦上任后的第二天，就把唐文宽从学校里赶了出去。村里有人议论说，定邦将老菩萨清理出教师队伍，是在替赵德正的蒙冤报仇，这其实是个误会。在村子里的男人与王曼卿的复杂关系中，高定邦开始得有点晚，但却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位。在赵德正被抓的第二天晚上，高定邦高烧还没退，就独自一人急急忙忙地到了王曼卿家“调查情况”。平时流里流气的小斜眼，这回倒说出一句精妙的话来，在村子里流传了很久：
礼平、金花和永胜先躲。他们藏在红头聋子家和老福家夹墙的甬道里，我们三个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他们找了出来。轮到我们躲了，正撞上更生从唐文宽家下棋回家。他远远地朝永胜喊了两声，永胜正与礼平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没顾上理他。更生就叉开大步走了过去，也不说话，照着儿子的肚子就是一脚。随后，不由分说，揪住永胜的耳朵，将他提溜回去了。
“高定邦不仅继承了赵德正的官职，也把王曼卿顺便继承下来了。”
还有一次，我们四个人加上雪兰和堂妹金花，在一起躲猫猫。
定邦决定立刻开除唐文宽，其实另有原因。他接到了县公安局发来的一份有关唐文宽历史问题的正式公函。据亲眼看到过这份公函的赵宝亮回忆说，其实，唐文宽原本不叫唐文宽，而叫卢家昆，祖籍盐城。他父亲卢祖棠是当地赫赫有名的绸布商人，一直寄寓上海。赵宝亮说：
贪玩的同彬权衡了一下利弊，再次决定忍气吞声。那天晚上，由于心里别扭，怎么也压不住屈辱的邪火，我和同彬输得一塌糊涂。我输掉了两张珍贵的“中华”牌烟壳，同彬那顶别着五角星的草绿色军帽，最后也戴到了礼平头上。
“他好像早年在北平上过大学。不知怎么的，大学上得好好的，又去投了军。先是去了缅甸。他的胳膊就是在那里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掉的。后来，他的部队长年驻扎在怀化。湖南的怀化。再后来，又忽然想起要去上海找寻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哥哥也是行伍中人，居什么官，我也弄不清。他化装成了一个桐油商人，来到了镇江。不过，这鬼东西与我们村非亲非故，怎么会想得出到这里来藏身？”
随后他又威胁说，如果不让他造反，他立刻起身回家睡觉。同彬眼见好不容易聚起的牌局要散，只得咽下这口恶气，同意礼平修改规则。可是，没过多久，同彬也摸到了一手五分牌，便摔牌造反。礼平要比同彬大气得多，他根本不屑于去查牌，只是冷冷地说：“你又不是造反派，他妈的造什么反！你们家本来就是漏网地主，根本没资格造反。赶紧把牌拿回去，我们接着打。否则的话，我们即刻散伙回家。”
唐文宽的身世和经历，赵宝亮说得颠三倒四、漫不经心。不过，对唐文宽与知青小付办理交接手续时发生的一件小事，宝亮却说得十分详尽。
“这老规矩也该改一改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嘛！五分也可以造反！”
那天下午，唐文宽将办公室的抽屉清理干净，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交给了扎着羊角辫的小付。本来，办完交接，他就该走了。可是，唐文宽却靠在桌边，直勾勾地盯着小付看，直到她捏弄着衣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随后，唐文宽冲着小付奇怪地笑了一下，说出了一长串谁也听不懂的怪话。
有一次，我和礼平、永胜、同彬四个人在一起打升级。我与同彬合家，永胜与礼平一伙。礼平摸了一手无分牌，说了句“造反”，就将牌往桌上一摊。同彬是个细心人，怀疑有诈，就一张一张地查验，最后发现了一张藏着的“梅花五”。同彬跳起来，骂他耍赖。礼平倒也不急，只是淡淡地道：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着孩子说怪话，一直是唐文宽让他们大笑不止的法宝。可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一听到他说怪话，知青小付的脸顿时白得像一张纸，张开的嘴，就再也合不拢了。等到唐文宽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已经听不见了，小付仍然惊魂未定，若有所思。赵宝亮上前轻轻地在她背上拍了一下，又推了推她的胳膊，笑着问她，唐文宽刚才跟她到底说了什么？“莫非他的怪话，你能听得懂？”
说到同彬与礼平的疏远，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丽华那件事。同彬曾多次提醒我，“你那狗日的堂哥为人险恨，又一肚子坏水。对他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规矩’二字。我们惹不起他，倒还躲得起！”他对礼平的看法与父亲生前的预料如出一辙。
小付这才转过身来，对宝亮道：“他说的不是什么怪话，而是标准的英文。比教我英文的表舅说得还要流利。如果把那段话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大致是说：一年当中，有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这些日子就像一把把刀、一把把剑，又像漫天的霜、漫天的雪，年赶着月，月赶着日，每天都赶着你去死。等到春天结束的那一天，花也败了，人也老了，我们都将归于尘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些人曾经存在过。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来。他的那番话，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奇了怪了，你们这个穷山沟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事后，他仍然没忘了逢人就为儿子的丑事辩解，说他“本质上是个要求上进的好青年，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只要他痛改前非，浪子回头金不换”。
宝亮道：“话倒是实话，就是太颓气了些。”
据说，出了那件事后，叔叔照例拿着一根棒槌，将礼平关在猪圈里暴打。开头几下子，礼平一声不吭地忍了下来，后来，他见父亲当真要往死里整他，就突然“哼哼”怪笑了一声，对父亲道：“我念你是个瘸子，不和你计较，让你打几下算了。可你这老狗，这么不识相，居然得寸进尺！你他妈再不收手，就不要怪老子不客气了。”叔叔被他一吓，呆呆地在墙上靠了半天，气得整个人都瘫软在地。
唐文宽真实身份暴露之后，村里人倒也不怎么在意他最终的命运——因为据年长的老人们推断说，如果不枪毙的话，二十年的监牢是跑不掉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在唐文宽这个人身上，究竟还藏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出了这桩丑闻，堂哥倒也没觉得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反，他走到哪里都梗着脖子。他看人的眼神，变得更加阴沉、乖戾，就像一头凶狠的小兽，仿佛在咬牙切齿地警告每一个他所遇见的人：“你们都给我等着吧！”村里的女孩子一看到他赶着猪郎出现在视线之中，立刻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彬和我也很少与他来往。就连叔叔见到他，也绕着道走，有点怕他。
同彬说，根据他从“某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重要首长”那儿听来的消息，唐文宽在胳膊没被炸断之前，就算骑在风驰电掣的摩托车上，也能双手打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他身上还有一件大事。我就不说了，说出来，当场吓死你！”
我记得，我没有立刻回家，而是独自一人在雨中走了很久，来慢慢消化心里秘密的喜悦。当我看到肥硕的杏子和梅子在雨中悄然发了黄，看到斜雨在河塘里腾起一片濛濛轻烟，看到远处田野里雪白的麦花向天边伸展，似乎觉得压抑了我两个多月的羞耻和烦恼，被呼呼刮过的春风荡涤一空。
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同彬所谓“骑在摩托车上双手打枪”的说法，来自雪兰的弟弟斜眼。而斜眼的虚构，则是受到了当时一本名叫《红岩》的小说的启发。斜眼还认为，不出半个月，唐文宽就得被押上刑场挨枪子，啪的一声，老命归西。
峰回路转，天地一片空阔。
至于同彬说的“另一件大事”，直到十几年后，我们在南京再次相见时，同彬才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只是到了那个时候，这桩事尽人皆知，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这个世界上果然存在着所谓的幸福，那它一定就存在于某个看不见婶子的地方。换句话说，婶子和幸福不能同时待在一块儿。所以，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早晨，当我睡眼惺忪地赶到叔叔家，打算跟他去野田里配种，却被突然告知“以后你就别去了”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如释重负的狂喜。
不过，公社对唐文宽最终的处理决定，还是让村里人颇感意外。斜眼所期待的枪决，并未如期到来。甚至，唐文宽连一天牢都没坐过，只是被安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村里接受劳动改造。每当批斗“四类分子”的群众大会召开之际，唐文宽也会被押上台去，走走过场。他之所以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据说是因为有“贵人”暗中相助——他当年在新六军共事的一位姓仝的兄弟，一九四九年投诚之后，长年在民政部门身居要职。
那些日子，春琴每次见到我，都要说上一箩筐婶子的坏话。什么无情无义啦，什么自私自利啦，什么小人之心啦，唠叨个没完。我被婶子遗弃这一事实，促使春琴坚定了将我纳入她羽翼之下加以保护的决心。她说服小武松潘乾贵，将生产队的一头耕牛，交给我来饲养，每年额外给我计上八百个工分，来报复婶子对我的刻薄寡恩。春琴所不知道的是，我对婶子默默的感激是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她的一个小小决定，就立刻使我从无边的苦海中超拔出来，重获名誉和自由，我当然求之不得。至于说她性格中的那一点冷漠、吝啬又算得了什么呢？这就好比说，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一纸圣谕，就慷慨地免除了你的凌迟之罪，他的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又关我什么事呢？
在病榻上淹留多时的赵锡光，本想多捱些时日，熬到他冤家唐文宽被绑走的一天，终于未能如愿。在唐文宽处理决定被公布的当天晚上，他立刻就死掉了。
至于说我的前途，婶子以“车到山前必有路”一语加以宽慰。她殷切地勉励我说：“你就好自为之吧。社会主义饿不死人。我劝你横下一条心，到革命的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早在半年前，郭济仁的儿子郭昌师最后一次来给赵先生诊病。自知来日无多的赵锡光，向师娘冯金宝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请龙英来服侍他，直至归天。师娘当然不会答应。她怒不可遏地质问丈夫：“你裤裆里的鸡巴都烂成了一堆狗屎了，怎么还动这个歪脑筋？挑三拣四的，莫非一碗水经了龙英的手，就会变甜了？”赵锡光既不解释，也不生气，只是傻笑。每当冯师娘给他端来鸡汤、莲子汤和银耳羹时，都被他笑嘻嘻地摔在了地上。他的理由似乎也不容辩驳：
真不知道“缝了十七针”这种言之凿凿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所了解的事实是：趁着家里没人，礼平强行搂着宝明家的大闺女丽华亲嘴，把人家的嘴唇给咬破了。后来，伤口结了痂，留下一条细细的疤痕（猛一看，还真看不出来！），可以佐证这一说法的可靠性。礼平的木匠生涯戛然而止，被人家轰了出来，只得兔回旧窝。婶子当即决定，干脆让他取代我的位置，子承父业，独当一面。
“你看噢，龙英自从嫁到我们村来，除了照顾老牛皋，就没干过别的。她最会服侍人了。本乡本土，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的人来。牛皋年年作死，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最近倒能下地挑粪了。被龙英服侍过的人，想死都死不了啊。”
我曾亲耳听见宝明对叔叔这样说（他在大队部门前拦下我们，满脸怒气）：“要不是看在你老哥已经瘸掉一条腿的分上，我非得把那杂种的一条腿打折了不可！”他既然如此说，表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显然非同小可。可到了同彬的口中，这事就变成了：“礼平那小子，把丽华按在灶堂里，霸王硬上弓。丽华人事不省，被人送到医院，缝了十七针。”
冯金宝揉了揉哭得红肿的眼睛，颠着小脚，去找她的儿媳妇新珍诉苦：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礼平在宝明家当学徒不到一年，就闹出了一桩让人难以启齿的丑事来。
“这个老东西，也不知是怕死呢，还是心怀鬼胎，死活要请龙英来家服侍，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亏他说得出口！”
有一天，我在燕塘边遇见了正在码头上淘米的春琴。她见我一个人在河边发傻，就伸手勾了一下我的鼻子，笑道：“你还真要跟你叔叔学配种啊？要是干上了这一行，长大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听她这么一说，我当时真的恨不得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完事。
新珍的看法倒与婆婆有些不同：“你儿子这个人，你是晓得的，天还没黑，就上床挺尸，一觉到天亮，天塌下来都不管。指望他去照顾老头子，不现实。我这个做儿媳的，成天在公公床前，为他擦身洗澡，倒屎倒尿，怎么说也不太方便。不如就找龙英来，许她几个钱，倒也罢了。爸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有什么鬼胎不鬼胎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大不了也就是摸摸捏捏，还能怎么样啊？你老人家，心也该放宽些个。”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心中那个惨然，不说也罢。不知怎么，我忽然就想到了父亲——他那么冷静地在便通庵悬梁自尽，也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吧。
一番话，把老婆子说得闭口无言，最后叹了口气，走了。
那会儿，堂哥礼平已经认了赵宝明做师傅，跟他学木匠。金花是个女孩，总不能让她去干配种劁猪一类的龌龊事吧。因此，见叔叔铁了心地要提携我，婶子后来也就不说什么了。叔叔赶着猪郎去外村配种，总要特地让我跟着去“熟悉业务”。说实话，虽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但毕竟还跟着赵先生读过几年书，知道给猪配种算不得什么特别光彩的营生。说句不好听的，我总觉得给母猪配种，与妓院里拉皮条的老鸨、淫媒一类的勾当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整整一个夏天，我心里郁郁不欢。每天看着那头大猪郎，晃动着两个硕大无比的卵子，刚从一头母猪的身上下来，呼哧呼哧，又跳上另一头母猪的臀背，好一阵胡捣乱捅，心里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悲凉：假如让我一辈子都干这种事，还不如趁早死了好。
新珍连夜赶到龙英家，请她来家帮忙。龙英倒也爽快，满口答应：“左右是帮个忙，什么钱不钱的，嫂子不要放在心上。”
我父亲死后，叔叔见我孤贫无依，早早就动了心思，有意栽培我当一名猪倌，赶着大猪郎，走村串户，去给母猪配种。他说，等我再大一点，再把他那一手劁猪的绝活传授给我。他的腿脚有毛病，每到阴雨天，大腿的膝盖犹如“针刺锥凿”般痛不可忍。婶婶劝他“不能忍，也得忍”，好歹再坚持几年，“眼睛一眨，孩子就大了。大的要娶亲，小的要嫁人，你把这门好手艺交给人家，钱从哪里来？”
在赵锡光“眼看就要不好了”的最后两个月中，冯师娘只在赵先生的书房里睡觉。赵先生的房间，她连到也不到，随他们怎样“摸屄抹屌”，只想图个耳根清净。有时候，偶尔经过赵先生的卧房，往里探探脑袋，还是免不了要跺着脚骂上两句：
猪倌
“你就行行好吧！早死早升天。这么硬撑着，白白遭罪，能多喘几口气呀？”
后来，梅芳的母亲远远地站在巷子口的一棵大杨树下，跳着脚骂了半宿，见无人出来搭腔，只得悻悻离去。
据新珍说，老太太倒也不一定是巴望着赵先生早死，而是舍不得自己被赵先生随手送出去的财物。一天晚上，龙英去婶子家，把叔叔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借走了。据她判断，赵锡光“挨不了多久了，也就是这三两天的事”。她对婶子说，深更半夜的，她一个人守着那个嘴里嘶嘶往外冒气的“死鬼”，既无聊，又心慌，“听听收音机，兴许还能壮壮胆。”
“那两口子，一个韩世忠，一个梁红玉，那是什么身手？别说你们两个，就是再来十个八个，打上门去，也不见得能讨到什么便宜。”
赵锡光先生是听着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著名唱段离世的。死后头七未完，冯师娘就去大队部找到高定邦，哭闹了整整一个上午，“钱花得一个子不剩，也就不去说它了。家里但凡值钱的东西，都叫龙英那没廉耻的货搬回家去了。”她还绘声绘色地向定邦揭发说，龙英如何如何在赵先生床前，解开自己的裤子，让老东西过眼瘾。害得定邦频频背过身去，掩口而笑。最后，高定邦硬着头皮去了龙英家，磨了半天嘴皮子，这才让她把冯金宝冬天取暖用的一只“宣德炉”还了回来。
当时，赵锡光也在场。他用“一时瑜亮”这个典故，对儿媳妇的话做了一番补充，可并未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眼看着这两个娘家人不依不饶地大呼小叫，师娘冯金宝一句话就把他们镇住了：
早上放完牛，我刚回到门前，在园子里拔菜的老福叫住了我。她说王曼卿刚刚到家来过，“不知是什么事。”我回到家中，看见灶台的木桌上放着一堆衣物，是德正出事那天被剥下来的衣裤。王曼卿已经把它洗干净了，烫得整整齐齐，大概是想让我给春琴送过去。在这堆衣物的旁边，还有一只蓝边碗，碗里放着七八颗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枇杷。等我把那碗枇杷吃掉之后，我看见碗底上用铁杵凿出的一个“唐”字。这碗枇杷，应该算是给我跑腿的酬劳吧。
“自古以来，愿赌服输。这事双方自愿，那天在场的人，包括你们家定国都可以作证。人家本来就没错，能给你个什么说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嘛，输赢并不要紧。”
这天中午，我抱着衣服来到春琴家，她正在灶下的水缸边洗头。春琴说，她和银娣两个在大晒场扬了一上午的麦，满身满头都是麦芒，“浑身上下哪儿都痒。”那会儿早已用上了肥皂，可春琴还是喜欢用枸杞叶搓出泡泡来洗头。她让我搭把手，把水壶里的热水倒在一只铝勺里，掺上凉水，慢慢地往她头上浇。她穿着一件红色的格子衬衣，脖子上搭着的干毛巾已经被水浸湿了一半。我按照她的吩咐，一边帮她洗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把头发丛中那些碎碎的枸杞叶一一拣掉。
梅芳的病经久不愈，她妈妈和娘家的一个表哥从窑头赵村赶了过来，要去春琴家“讨个说法”。他们走到巷子口，硬是被新珍和长生拦了下来。新珍道：
洗完头，她就坐在太阳照得见的窗下，用篦子篦着头发，背靠在柱窠上，不时扭动着身子蹭痒。她让我自己去灶上舀粥喝。我告诉她我已经吃过饭了，春琴就把眼一瞪，道：“废话怎么这么多？再喝一碗，能撑死你？”
那尾作为奖品的大草鱼，重达九斤四两，春琴并未一人独吞。她将草鱼切下一半，又匀出一块豆腐和一把香葱，让我送给梅芳去熬汤喝。还没等我说明来意，梅芳就劈手从我手里抢过竹篮，直接扔在了门前的灰堆里。
我只得按她说的去做。
而梅芳当晚就发起了高烧，第二天又开始尿血了。
等我喝完了那碗豇豆粥，站起身来正打算离开，春琴抬头看了我一眼，道：“干吗急着走？坐下。我有话要跟你说。”
那天傍晚，春琴收工回到村里，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趁着天还没全黑，又一口气往自留地里挑了好几担粪。
我只得坐了下来，可春琴并不急于和我说话。她慢慢地剪完了手指甲，把身上的碎屑拍了拍，这才神秘地朝我扬了一下脖子，笑道：“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春琴最后所获得的筹码，比梅芳多出了宝贵的两枚。
我跟着她出了灶房，由一个堆放着山芋的门厅，进了她和德正的卧室。春琴打开了五斗橱最顶层的一个抽屉，拿出一个信封，从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我。
老鸭子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原来是春生。
鸭子道：“依我看，梅芳一准要输。别看她多挑了两担土，抢了风头，你们要看她那双脚。挑着空担子下河床，脚底下已经在开始扭麻花了，这不行。你们再看看那一个，起头是多大的步子，这会儿还是多大的步子，稳稳当当，不急不慌，一看就是个翻过筋斗的人。梅芳这丫头，打小就凶蛮，从没服过谁。可这一回，她算是遇上对头了！”
这么多年没怎么见他，早年那个病怏怏的孩子，摇身一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长成了一个高大白皙的青年。他身穿军装，扎着武装带，腰上还别着一把手枪（很可能只是一个拍照用的道具手枪），眉宇间透着勃勃的英气。从相片上“红光照相馆”以及“安顺”的字样来看，我知道，春生此刻已身在贵州。春琴说，他是去年秋天入伍的，是空军。因为走得急，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赶上半塘大队组织的行前欢送会。她还说了说春生在贵州那边的情况，言语之间，颇为她的这个弟弟感到骄傲。
银娣他们几个“呼啦”一下，就把老鸭子给围住了，“怎见得？你老人家别是看错了眼，认错了人吧？”
她仍然把照片装入信封，放回到抽屉里。随后，她挨着床沿坐下，身体稍稍后仰，双手撑在被褥上，忽然冲我做了个鬼脸，也不说话，只是望着我，无声地笑。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用那种诡谲的眼神看我，心里七上八下，脑袋有些发木。我愣愣地望着她，不知怎么就想起同彬和王曼卿的那档子事来，心里早已开始怦怦狂跳。正在手足无措之际，忽听她低声对我说：“你去把房门关上吧……”
“梅芳怕是要输！”
你可以想见，我当时真的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或者说，是不是听错了她的话。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令人心惊肉跳的疑问句，每个句子都是以“莫非”开头的。
王曼卿被新珍结结实实地抢白了一顿，脸臊得绯红，一赌气，也没去银娣那里回话，一个人抹着眼泪径自往伙房去了。银娣看见王曼卿斜着身子往伙房跑，一路上不停地抬袖拭泪，就知道她出师不利。一想到事情没弄成，反倒送了一个把柄在人手里捏着，心里又气又恨。正在心烦意乱之中，忽听得嘴里镶着一枚金牙的老鸭子突然咕哝了一句：
春琴见我站在那儿没动，只得自己从床上下来，走过去，嘭的一声，把房门给撞上了。那时，县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在播送京剧《智取威虎山》。房门一关，屋外喇叭里的锣鼓声顿时小了很多。
新珍道：“这筹码在我手里，我就是法官。法官都能弄虚作假，这世上恐怕再没天理了。你舔谁屁眼，我管不着，我眼里却揉不得沙子。你现在从我这里走开，我就当没这回事，大家都留点面子。你要再敢啰嗦一句，我就喊出来，到时候不光是你，就连你那幕后的主使，脸上也不好看。窑子有窑子的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章法。由不得你胡闹。”
“成天都是样板戏，吵死人了！”春琴斜睨了我一眼，笑道，“我说你这人今天到底是怎么的啦？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也没做什么坏事，怎么像个女孩似的，动不动就脸红！我来问你，你觉得丽华这个人怎么样？昨天下午，我跟她妈在棉花地里拔草，她托我帮她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她今年虚岁二十一了，算起来，跟你差不多大。我心里就琢磨着，干脆把丽华说给你做老婆，好不好？”
曼卿吃她这一番数落，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强作笑脸，又道：“怕什么？不就是赌个东道嘛，本来就是个玩笑，嫂子也别太当真。”
我心里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既然是赌东道，那就要公平合理。青天白日在上，哪能做这般营私舞弊的勾当？我也是有儿子的人，怎能做这等伤天害理的事？”
春琴虽说只比我大五岁，可既然她嫁给了德正，按辈分，我是应当叫她婶子的，可我一次也没这么叫过她。即便是大年初一见到她，我依旧叫她春琴。父亲去世后，她早已习惯了对我的事大包大揽，同时，我对她也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深的依赖——其深邃悠远，只有我本人心里清楚。村里人也早就认可了我与春琴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有事要找德正走后门，就会想到春琴的门路。他们在春琴那里碰了壁，有时也会跑来找我，央求我给德正和春琴传话。王曼卿把要还给德正的衣服直接送到我们家，就是一个例证。
新珍平常对王曼卿就十分厌烦。就算是在路上碰到，也从不跟她搭话。她耐着性子，与曼卿唠着不搭调的闲话，心里已经火苗乱蹿了。一听说她要让自己卖人情，做手脚，立刻就阴沉下脸来，怒道：
不过，春琴代替我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每次都对。比如说，有一回，县文工团来公社招收演员，她执意要我去朱方镇的群众艺术馆“碰碰运气”。我被她逼得没办法，只好去了。临走前，她让我穿上德正结婚时的一件中山装，又在我两边的脸上都涂了些胭脂，使我那苍白的脸显出一些血色。结果，等到我出场，我那首有点跑调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还没唱完，文工团的一位副团长早就趴在桌子上笑岔了气。甚至，她在打了一个喷嚏之后，仍然接着笑。
王曼卿果然晃动着她那柔软的肥臀，摇摇摆摆地来到新珍身边。先是嫂子长、嫂子短的，套了半天近乎，这才蹲下身子，把银娣的话对她说了一遍。
随着年龄渐长，对于春琴那些有道理或蛮不讲理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反抗过。我知道，顶撞、违拗的结果，无非是加深了我对她的依附而已。因此，那天中午，当她半仰在床上，让我给她一句痛快话，“要，还是不要”时，我就气急败坏地对她说：“这事你看着办。何必问我？”
银娣道：“一样。也是一只猪蹄子，一言为定。”
说完，我扭头离开了她的卧房。
王曼卿笑了笑，对银娣翻了翻白眼，道：“那我呢，你拿什么谢我？”
几天之后，我推着独轮车，跟着送粮的队伍，去粮管所交公粮。我和永胜远远地落在车队的后边。我们在路边的一棵大榆树下歇脚。我向永胜透露了一点春琴的想法，永胜说：“丽华如今瘦得像一根葵花杆了，你同她成了亲，一抱一把骨头，有什么意思呢？若是换成了她妹子丽娟就好了。这丫头，一个不留神，倒是长成了一个小美人。除了鬼心眼多，其他方面都好。”
“你人不知，鬼不觉，走到新珍那儿，咬着耳朵告诉她，今年过年，我许她一只大猪蹄熬汤喝，让她卖个人情，悄悄地多给春琴几只筹子。”
谁说不是呢！这些年来，丽华就像被寒霜打枯的茄子，越发地显得蔫头巴脑、干瘪委顿，性情也变得有些乖张。她跟谁都不说话。长年穿着一件打满了补丁的灰褂子，蓬头垢面，有点自轻自贱。一次，在秧田里拔秧，她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只是稍稍侧了一下身，就在水田里褪下裤子，“叮叮咚咚”地撒起尿来，吓得我跟斜眼、永胜几个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当梅芳挑完第四担土，一路小跑回到河床下，春琴的第三担土才刚刚开始装筐。银娣不动声色，悄悄地走到了正在人群中探头探脑的王曼卿身边，拽了拽她的袖子，指了指正在发筹子的新珍，压低了声音嘱咐她道：
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我竟然也高攀不上。
春琴很快就落了后。
这件在春琴看来“十拿九稳”的亲事，很快就宣告破产。丽华的母亲听了春琴的一番告白之后，半天没有吭气，“脸上有些难看”。而坐在一旁的小木匠赵宝明，则稳稳地笑了一下，对春琴说：“妹子，你糊涂啊！同姓不相婚配，这是祖宗传下的规矩啊！”一句话，就让春琴羞惭而退。
渔佬柏生对着河床的淤泥撒尿，瞥见一段旧河道中的水潭里，突然露出了 “大草笨”黑黑的脊背，尾巴一甩，倏然不见了踪影。巨大的鱼信漩涡，在浑浊的水面上一圈圈地漾开。凭着多年捕鱼的经验，柏生对闻讯赶来的德正和高家兄弟十分肯定地说：“这条草笨，怕是成了精，往少里说，也有七八斤。若是把它逮上来，比赛的奖品就有了，怎么样，干不干？”几个人似乎都没有心思搭理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片水潭，不约而同地脱起了衣服。等到公社的袁副书记找到这里，这伙人已经满头满眼全是污泥了。
在小木匠家碰了一鼻子灰，未能打消春琴为我物色老婆的念头。她的下一个目标是雪兰。可是，这一次，她的失败更加惨痛。春琴这回学乖了，用旁敲侧击、半开玩笑的方式来试探小武松和银娣的口风，可觉察到她意图的小武松还是勃然变色，他厉声质问春琴：“你这些日昏了头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言下之意，不要说让他女儿跟我成亲，就是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都是荒谬的，都构成了对他名誉的侮辱。“我们家雪兰，就是嫁不出去，也不能跟了他去拽牛尾巴。这事趁早休提。”春琴还有些不识相，她竟然列举了我的种种优点（大部分我都不具备），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最后，她的“好姐妹”银娣，脸上仅剩的一点耐心，也都被她磨光了。她明确警告春琴不要再说下去了，否则的话，“我们连姐妹也不要做了！”
大队干部们那会儿也都正忙着呢！
当时的情形，我未亲见，但在春琴告诉我结果之前，就已经听到了一点风声。有一天，我在放牛的路上，遇到雪兰的弟弟斜眼。这小子在路边斫草，一个劲地冲我刮鼻子，呵呵地笑个不停。我问他笑什么，斜眼就放下手里的镰刀，站起来提了提裤子，道：“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我他妈怎么知道？！”
听斜眼这么说，我就知道，雪兰的事也泡了汤。
公社派来督工的袁副书记，手里提着一只铅皮喇叭，“注意了！注意了”地喊个不停，挨个催促他们起身干活，可惜无人理睬。最后，袁副书记一把拽住了小武松，再一次问他：“见了鬼了！你们大队的干部们，怎么一个都不见？”正为春琴捏着把汗，恨不得自己上去替她教训一下宿敌的小武松，凶狠地瞪了袁副书记一眼，吼道：
连续两次提亲未成，对我来说，倒也没有什么影响——反正，不论是雪兰、丽华，还是永胜口中貌若天仙的丽娟，我一概都没有什么兴趣。这事的唯一后果，就是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在村子里的糟糕处境。
春琴和梅芳都是心高气傲的人。她们惟恐土装少了，让对方瞧不起，都拼了命地往柳条筐里装土，实在装不下了，还要在筐上拍个塔尖，仿佛一心跟自己过不去。当她们两个挑着第一担土，顺着河床的长阶往上攀爬时，河岸上早已坐满了人——他们可算是找着了一个不干活的借口，一溜烟地坐在扁担上，用草帽扇着风凉，谈天说地，胡乱地喊着号子。在伙房里做饭的几个老人，也都丢下了满桌的碗筷不洗，聚到河边一探究竟。就连隔壁大队的几个小年轻，也干脆歇了工，聚拢过来看热闹。
一九七六年
德正笑道：“要说我们家那口子，简直就是个野人，连阎王老子都不放在眼里。我怎好拦她？让她去吧。吃点亏，有个教训，也好。”
冷雨飘瓦，雪霰打窗。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朔风之中，历史悄然迈入一九七六年的门槛。
银娣倒是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地把赵德正拽到一边，“梅芳那人，有一把蛮力气！不要说在我们村，就是在全公社，也是数数的。你们家那口子，身子骨那么单薄，伤风还没好利落，哪是人家的对手？明摆着让人看笑话。你赶紧劝劝，不要由着他们去胡闹。”
可惜，擅观天象的赵锡光已于去年归了道山。没有人向我们提前预告，到底有多少不平常的事，注定了要在这一年里发生，也没有人有能力对那些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作出解释和评述。这一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人人都说“这棵大树不能倒”，可它还是在一个雪晴之日静静地倒下了。
宝亮和宝明兄弟两个，存心起哄看热闹，也在一旁煽风点火。比赛规则很快就定出来了：两人每从河床下挑上一担土，就从新珍手里拿一只竹筹，以两个小时为限，竹筹多者为胜。
到了四月份，村头的高音喇叭里，播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一群反革命分子，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散发反动传单，举行反动集会。被作为反面教材、在新闻中予以批判的那些诗歌作品，小斜眼竟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他的拿手绝活，就是模仿夏青的嗓音，在村中向人们一遍遍地朗诵这些诗作，而最后，总是以这样几句诗作为结尾：
本来是一句打圆场的俏皮话，没想到两个人都当了真。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这时，平常在村里一贯老实巴交的更生，开了句玩笑：“打嘴仗有个屌意思。你们两个不就是谁也不服谁吗？不如省省劲，两个人下午都去工地上挑土方，分出个高低胜负。”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小武松见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事，就劝德正赶紧出来说句话。谁知赵德正把碗一丢，打了个嗝，谁都不理，跑到屋外抽烟去了。
见鬼去吧！
她这一喊，正在吃饭的赵德正不由得停住了筷子，呆了呆，终于没说话。春琴手里拿着一把烧得通红的灶铁，早从伙房里窜了出来，“看我不把她那张屄嘴捣烂！”被马老大和鸭子死死抱住了，还发了疯似的吱哇乱叫。
村里的老百姓无法分辨这些诗句中暗藏着的毒素和政治倾向。他们在插秧或者割麦的小憩中，为了消除疲劳，总要怂恿斜眼“再来一段”，以作娱乐之资。可随着八月份的唐山大地震的发生，二十四万人葬身于瓦砾之中的可怕传闻，使村里人再也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在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下，家家户户都搭起了防震棚。
梅芳一个人吃着饭，越想越气，就用筷子敲了敲碗边（那意思，是让大伙都安静下来，听她说话。高定国已经提前知道他老婆要发作了，一个劲地朝她递眼色，梅芳视若无睹），扬声道：“哎，这正宫娘娘和皇妃，都知道躲在伙房里图轻省，难道我们这些做丫鬟的黄脸婆，天生是累死累活的命？”
在盛夏时节，暴雨和酷暑轮番而至，老牛皋又“死”过一回。这一次，他“作死”的过程相当漫长。不过，在地震的恐惧中，没人再有闲心关注他的死亡表演。当龙英发现丈夫“这回真的死透了”之后，便让儿子给分散在临近各村的亲戚们报丧。亲戚们终于可以不再抱怨跑“冤枉路”了，他们打算用拖拉机将牛皋直接送到县火葬场。没想到，手扶拖拉机“突突”的马达声再一次将他震醒。他睁开眼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龙英将他“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因为，据他判断，他们家的防震棚紧挨着柏生家房屋的山墙，一旦毁灭性地震来临，瓦砾会像洪水一样将他淹没。
一年冬天，公社在魏家墩开挖昆山河，马老大见春琴伤风未愈，嗓子里咳个不停，料想她肩上是压不得担子的，也没向大队干部请示，就拉春琴在工地的窝棚里帮着做饭。中午收工开饭，梅芳一见春琴不去工地挑土方，却跟着几个老太太围着锅台转，就窝了一肚子火。这倒也罢了，梅芳到伙房讨水喝，春琴按住锅盖，冷冷地说了句“水还没开”，竟然立刻转过身去，跟正在烧火的妓女王曼卿有说有笑。
在大家被各种谣传和小道消息弄得人心惶惶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更大事件的序幕而已，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还远远没有开始。
自从德正当上大队书记之后，梅芳一直将反对德正的一切命令、计划和决策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使命。德正成亲后，诸事不管，由着她丈夫高定国和大伯子高定邦发号施令，她又骂德正：“太阳高高升树梢，从此君王不早朝。”（梅芳有引用古典诗词的习惯。可说实话，就我所知，没有一次用对过。）她与春琴差不多同时怀孕，龙冬如今一天天长大，她却因流产伤了胎气，再也没能怀上。看着又白又胖的龙冬满地乱跑，她也只能用“恨不得一脚把他踹到河里”一类的狠话来撒气了。
就好像嫌这个世界还不够乱似的，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相继爆发的同时，我们村庄不甘寂寞，在这一年中，也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怪事。这里说它不可思议，并没有任何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意思。对我来说，问题在于由于事情太多，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先说哪一件。
若要论起梅芳与春琴之间的过节，那话说来可就长了。
我想，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该从小事说起。
后来，德正掏钱，让小武松去公社供销社，给龙英家买回了两口铁锅，又让窑头赵的骆金良给他们家专门烧制了一口新缸。龙英也央求红头聋子，把桌子、板凳和五斗橱都还了回来，这事总算平息。随着老牛皋的病渐渐好转，棺材的事，龙英再也没敢提过。不久之后，牛皋能下地了，又在村里四处走动。他走到更生家门首，对正在竹匾里晒芝麻的老鸭子苦笑说：“真是晦气！那口棺材再要不回来了。据说要搞什么日屄的殡葬改革，人死了，不让睡棺材，往火葬场一送，挫骨扬灰……”
就在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我堂哥礼平已经从公社兽医站自动离职，在我们大队办起了第一家胶木厂。他自己兼任厂长、模具工和供销员。虽说这个厂名义上是属于集体的，可由于堂妹赵金花担任了胶木厂的会计，没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利润悄悄地流入了私人腰包。这也是让高定邦一直耿耿于怀、寝食难安的原因之一。堂哥的钱，已经多到可以带上全家去杭州旅游的地步了。而婶子从杭州返回，居然用农用三轮车运回了一车橘子，挨家挨户地分发，使得那些暗地里指责礼平公私不分、账目混乱的传言顿时平息。
事后，胆小的龙英跑到了赵先生家，跟冯师娘哭诉说：“我当时要是伸手拦她一下，这婊子保准一锄头把我脑袋给锄下来，你信不信？这是从哪冒出这么一个蛮子来，你不让她点灯，她立马就要放火烧房子，是个见狗杀狗、见佛杀佛的货！”
不过，婶子也有她的烦恼。因为有消息说，儿子似乎正和知青小付谈恋爱。听说，小付对礼平的进攻表现得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礼平除了不断给她送钱送物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每当婶子看见小付换了一身连衣裙、一双新皮鞋，置办了一只新手表、一辆新自行车时，就“心如刀绞”，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婶子看来，儿子与小付的恋爱，免不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就像俗话说的，“狡兔满山跑，还得归旧窝”，人家小付是城里人，迟早还得回合肥，可儿子扔出去的那些钱物，就再也回不来了。
春琴一口气跑到龙英家，挥舞着锄头，把他们家灶台上的两口大铁锅，连同碗碟，一股脑捣了个稀烂。她觉得还不解气，顺手一锄头，把水缸也砸了个粉碎。满满一缸水，哗的一声泻得满地都是。龙英手里端着一碗汤药，脸吓得煞白，僵在房门口，浑身上下抖个不停。
一天下午，正在河边洗菜的老鸭子告诉婶子，她“亲眼看见”礼平跟小付有说有笑，并排走进了学校的大门。婶子当即决定采取行动，将儿子从那个“花钱如流水、中看不中用”的安徽知青手里解救出来。
春琴那会儿正为家里的诸事不顺压着满腹的无名火，一听银娣的话，那张白皙的脸，慢慢就紫了。她愣愣地望着银娣，呆了半天，忽然就把手里的孩子往银娣的怀里一塞，从她手里抢过锄头，“咚咚”地径直往龙英家跑。银娣一看要出事，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后悔莫及。可是她手里抱着龙冬，又不好去追，一个人急得直跺脚。
那天下午，赵宝亮带学生去学农了，操场上空荡荡的。学校的大栅栏铁门被人从里面上了栓。越过沙坑边上的一处散发着甜香的金银花丛，她看见小付的那扇深绿色的房门，也关得紧紧的。婶子当然不甘心就此离开，可她也担心一旦叫起门来，会招来左邻右舍看热闹，从而影响到儿子的名声。她决定坐在门槛上等。渔佬柏生挑着一担黄鳝笼子，打学校门前经过。他看见婶子一人坐在门槛上打盹，就停下担子，对她说：“老姐啊，大热天的，你坐在太阳心里，就不怕中暑吗？”婶子睁开眼，冲着柏生说了句“走你的路，少管闲事”，又闭上了眼睛。
春琴从娘家回来，还没进村，就被正在除草的银娣拦在了风渠岸边。银娣先是把龙英去他们家搬东西的事说了一遍，最后又补了一句：“那骚货好不晓事理！若不是我骂了她两句，只怕连你们家的房门都要被她拆了扛走。”
太阳一会就偏了西。门边的一棵大榆树枝叶摇动，筛下丝丝凉风。婶子在蒙眬中听到门栓被拨开的声音，接着，身后的那扇大铁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不知哪里伸出一只手，抵住了她的脊背，以防止她仰面跌倒。婶子扭头一看，脸都吓灰了。原来，从门里出来的不是她的儿子赵礼平，而是公社武装部长高定国。
龙英在红头聋子朱金顺的怂恿下，一怒之下就跑到了赵德正家，把他们家的板凳桌子，连同一个五斗橱都搬回家去了。
定国将她扶了起来，狐疑道：“嫂子，你大热天坐这里，有什么事吗？”
几天后，龙英又在大队部门口截住了赵德正，“这人眼看就要出尸斑啦，你就行行好，赶紧把棺材还给我。”德正还是那句话：“废话少说。他什么时候咽气，我什么时候给他做寿材，误不了事。”
婶子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探出脑袋，向宿舍那边张望——小付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盆，正要出来倒水，一见婶子，头一缩，又退回去了。婶子一连说了几个“没事”，爬起来，掸了掸身上土，急急慌慌地走了。她一边在心里大骂老鸭子“瞎了狗眼”，一边朝地上吐着唾沫，以驱散撞见“好事”的晦气。可她没走多远，高定国就把她叫住了。
龙英果真就一声不吭地回去了。
定国迈开大步，追上她，亲热地将手搭在她肩上，笑道：“小付的父母明天从合肥来，好不烦人！现在是新社会，我和小付是自由恋爱，原本用不着什么三媒六证。可小付的妈妈有点老脑筋，死活要守古礼。嫂子就帮我当一回媒人怎么样？事后我有礼谢你。”
龙英一听，定邦的话句句在理，就回过头来，在磨笄山上找到了正在闲逛的赵德正。德正说：“棺材的事别慌，你帮我先拉一下皮尺。”龙英就和德正拽着皮尺，在磨笄山上量起地来。龙英跟着他，在山上的荒草乱石间走了半天，累得腰酸背疼。眼看天就要黑下来，她问起棺材的事，德正笑道：“放心，你们家牛皋一时还死不了。别的话我不敢说，他肯定比我要活得长。你先回去吧。”
婶子呵呵一笑，当即满口答应。可往前走了几步，转念一想，心里暗自吃了一惊：他高定国可是有老婆的人呐！他这里三不知与小付成了亲，梅芳可咋办？她正在心里七上八下地胡思乱想着，走出去很远的高定国，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的事，绕过一块放满了水的秧田，又踅了回来。他来到婶子跟前，阴沉着脸，轻声嘱咐婶子说：
定邦说：“这件事当初是我做的主，我认。但集体的事，还得请示赵德正。你去找赵书记吧，只要他点头，我马上就找人去伐树。”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刚听到广播，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我得赶紧回公社。你去通知一下潘乾贵，今天晚上的电影就不要放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诸位也许还记得，我父亲死后，因一时寻不到合适的棺材，定邦就做主，让牛皋把那口现成的棺材让了出来。那年秋天，老牛皋的哮喘病再度发作，龙英就找到了高定邦，让他兑现当初的诺言，新做一口棺材还他，“要快，我看他怎么也挨不到十月底了。”
婶子心事重重地往家走，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全是她儿子的事。原来礼平并未与小付谈恋爱。他频繁地给小付买首饰、衣服和手表，不过是变相地向高定国示好罢了。高定邦开始就反对办这个厂，后来又对厂里的账目和财务横加指责。他甚至公开放话说，礼平的工厂年年亏损，不过是账面上的假象，盈利全都进了个人的腰包。婶子做梦都在担心，复员军人出身的高定邦，会不会突然下令将工厂关闭？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自公社方面的支持，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儿子与高定国的突然走近，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并正在设法渡过难关。她把这件事前前后后想了两遍，心中顿时云开雾散。
最近一段时间，龙英忽然与梅芳走得很近，是因为她们都对春琴怀有刻骨的仇恨。龙英与春琴结怨，起因还是为了老牛皋的那口棺材。
当她走到大队部门口时，看见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晒场上哭泣。婶子愣了很久，才明白过来他们为什么哭。她揉了揉眼睛，也跟着他们胡乱哭了几嗓子。在感叹了几声“可怜、可怜”之后，就转身拐进了一个弄堂，回家做晚饭去了。
见她这么说，龙英差一点没笑晕过去，“在背上摸几下，有什么呀？我看他未必存了什么坏心。领导嘛，摸你两下，那是关心你！隔着棉袄呢，又不是贴皮贴肉，横竖让他摸两下就是了，你也没少什么。”
早在这一年初夏（我记得是在端午节前不久），距离我们村七八里外的观前村发生了火灾。当报警的铜锣敲到我们村的时候，朱虎平家柴屋里那尊建造于清代的大水龙，发出了一连串低沉的呜鸣。水龙因火灾而自动报警，是村里人相信这头水龙具有灵性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小木匠赵宝明看来，水龙在火灾时发出鸣叫，不过是因为报警的铜锣敲响时，锣声使水龙锡制水箱发出了共鸣。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宝明专门找来了一面铜锣，进行了一番试验。不用说，试验的结果准确地印证了宝明的判断。但村里人还是愿意相信，我们村的这头水龙不仅深通人情，还能预知灾信。
梅芳想了想，又说，她最生气的还不是挨了郝乡长的一顿骂，“他在跟我说话时，把嘴里的假牙一会抠出来，一会又塞进去，恶心死了！临了，还用他那脏兮兮的手，在我背上好一顿摸……”
奇怪的是，观前村失火的那天，当我们村的水龙射出冲天水柱时，其他村庄抬来的水龙，却没有一个压得出水来。朱虎平得意地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村的水龙是“公龙”。只要公龙一到场，其他村中的母龙全都吓得不敢出水。那天，我恰好也在救火现场，目睹了我们村的水龙鹤立鸡群、技压群芳的一幕。但在我看来，其他村庄的水龙压不出水，或许是是由于我们这一带好久没有发生过火灾了，那些老龙年久失修，一遇急用，机械难免出现故障。
龙英笑得直不起腰来，“你一句话里面，有那么多主义，谁能听得懂？不过，要我说，你这告状等于白费劲。你想想看，人家赵德正是严政委一手提拔起来的。严政委又在地区行署当着大官，你这里要把德正拿下，不是给郝乡长出难题吗？俗话说嘛，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这次火灾，除烧掉了两间破旧的牛棚之外，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我把赵德正的革命意志薄弱、享乐主义、取消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向他作了汇报。可郝建文竟然为他百般开脱，我跟他分辩了几句，嗬！郝大炮反倒批评起我来了！口口声声，让我要警惕小资产阶级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盛夏时节，因灯烛不慎或灶灰外漏而引发大火，并不奇怪。但观前村的火灾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在日后数年中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是因为在这个多事的年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诡异的火灾竟然一连发生了六次（我亲历了其中的四次，并被火苗灼伤了膝盖，留下了一块永久的疤痕）。用不着等到县委、公社、大队的联合工作组宣布他们的调查结论，村民们心中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的答案：事情明摆着，有人故意纵火。
一直到了供销社的门口，龙英这才追上了她。她问梅芳状告成了没有，郝乡长怎么说。梅芳道：
每次大火所烧掉的，如果不是牛棚和猪圈，就是仓库和柴房（第五次火灾让这个村庄建于元代的一处道观化为灰烬），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这说明，纵火者还未丧失最后的理智。躲在暗处的嫌疑人似乎仅仅想通过重复纵火，向人们传递某种深奥难解的讯息。简单来说，也可以这么理解：火灾不过是一个谜面，它频频发生的目的，在于诱导人们猜出它的谜底。尽管第三次火灾后，工作组已经进驻观前村，且在晚上安排了流动岗哨，但仍未能阻止火灾的一再发生。
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梅芳心思重重地出来了。她走到门口，对龙英怒气冲冲地喊了声“家去”，一个人头也不回地先走了。
一天晚上，朱虎平蹲在院中的碌碡上，一边喝着山芋粥，一边警惕地朝观前村的方向瞭望。他很快发现，在黑得像锅灰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红光”，虎平对他爹朱金顺说了声“不好”，就扔下了碗筷，通知梅芳，叫齐了村里的七八个青壮年，未等观前村的报警锣声响起，就抬起水龙，向着那片红光一路狂奔。
龙英要是成心耍起赖来，你也拿她毫无办法。她往门口的红墙上一靠，哧溜一下，就蹲在墙根下不动了。任凭梅芳怎样去拉拽，就是不起身。梅芳没辙，只得撇下她，一个人进去了。
当他们来到观前村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失火——地平线上的红光，不过是因为村里正在打谷场上放映电影。由于他们的到来，刚刚开始的电影不得不中断了放映。哄笑、奚落和叫骂是免不了的。不过，他们也并没有白跑。观前村一位姓邵的书记，特意让放映员将电影倒片重放，以款待这些来自邻村的精神可嘉的冒失鬼。
梅芳把脸一板，眼一瞪，说了句：“有我呢，怕什么！”
朱虎平盘腿坐在高高的水龙之上，嗑着香喷喷的葵花籽，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新拍的彩色电影《渡江侦察记》。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湛蓝澄碧的天宇下，在灿烂的银河中，有一颗耀眼的“长庚”星，正在向他露出微笑。伴着电影放映机的胶片“咔咔”转动的声音，一个皮肤白皙、脸上微有雀斑的女孩，穿着过于宽大的白衬衫，正与她的同伴一起，斜靠在晒场边的一个圆锥形草垛上，扑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他。而在更远的地方，梅芳则倚靠在一根光溜溜的电线杆上，打量着这两个陌生的女孩。
“不行不行不行。郝乡长那么大的人物，我一个不识字的人，怎好去见他？你摸摸我的心，嘣咚嘣咚，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电影散场之后，虎平与梅芳、宝明、更生他们几个，抬着水龙返回村庄。那两个女孩，一直走在虎平的前面。空气中浮动着的一缕令人沉醉的雪花膏香气，也一路伴随着他。那个穿白衬衫的女孩，在岑寂、空旷的田野上，一会儿远，一会儿近，不时回过头来朝他望上一眼。在途经一个名叫“花溪”的小村庄时，姑娘们的身影终于离开了大路，向南走上了棉花地中间的一条田埂。在远远的狗叫声中，夜幕和竹园很快就遮住了她们的身影，惟有一月在天。
那年冬天，梅芳约了龙英去朱方镇洗澡。两人从澡堂出来，梅芳问龙英，敢不敢跟她去一趟公社？她要去郝乡长跟前，告德正一状。龙英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可当两人来到公社大院的门口，龙英忽然就变了卦：
当虎平毫无必要地指挥大家停下来歇息，并踮起脚尖，朝那片棉花地里张望时，只有梅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当时还说了一句俏皮话：“千年的铁树就要开花了。”除了虎平之外，无人知道她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在春琴为丈夫的怪异举动忧心如焚的同时，大队会计高定国已经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指责德正“占着茅坑不拉屎”了。
两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下午，当观前村最惨烈的一次火灾（也是最后一次）发生时，朱虎平的水龙再次经过那片开阔的棉花地。他又闻到那缕熟悉的，“让人心荡神驰、可以为它赴汤蹈火”的异香。由于这个姑娘一步不离地跟着他，朱虎平完全感觉不到灾难的氛围。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处在一种昏昏然的甜蜜和恍惚之中。两具被烧焦的尸体，骇人地摆放在一片瓦砾之中。浑身湿透的姑娘手里提着一只印有牡丹花的搪瓷脸盆，在一旁默默流泪。虎平则挨着她站着，用老实巴交的微笑向她 示好。
“都是你那短命的爹干出来的好事！他装神弄鬼给我算命，害得我嫁给这么一个糟老头子，简直是跟鬼过日子！他这个大队书记，我看也当不长，迟早要给人撸下来。”
尽管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多岁，这段奇异的姻缘已经变得不可阻挡。女孩的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阻止这桩婚姻。她的父亲（一位在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任职的干部）甚至直接来到我们村，警告红头聋子朱金顺：“你儿子若敢踏进我们花溪一步，我就把他的卵泡揪下来当球踢！”但实际上，他们改变不了什么。那个姑娘喝下了一瓶“农药”（实际上是用蜂蜜和红醋混合而成的液体）且“人事不省”之后，她的父母终于开始为这桩婚事物色体面的媒人了。
春琴的怨气，有时候也会劈头盖脸地发泄到我的头上：
这个姑娘有一个好听而雅致的名字，叫蒋维贞。那天下午，当朱虎平的水龙抵达花溪村外的那片棉花地时，正好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刺耳汽笛声和汽车喇叭的持续鸣叫——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幼都默然伫立，朝着想象中天安门的方向，为一代伟人垂首致哀。看着观前村上空漫天蔽日的滚滚浓烟，身为救火会会长的朱虎平，一连三次拒绝了梅芳要他停下来默哀的恳求，用沙哑的嗓子发出了“加速前进”的命令。蒋维贞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伴随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尚情感的连续撞击）：
德正当着大队书记，还兼革委会主任一职，可大小事务，一概不管不问。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他往往也避而不见。就连两次去省城南京参加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的机会，他都让给了梅芳和高定邦。当梅芳拿着在南京拍摄的几张照片在村里四处炫耀，跟人说这是“朱鹊桥”，那是“乌衣巷”的时候，春琴的牙根恨得直痒痒。
要么嫁给这个人，要么谁也不嫁。
除了王曼卿这块心病之外，春琴也对德正另一件“邪门事”担着不少心。德正有事没事总爱背着手，去磨笄山转悠，成天在荒草乱石间“游魂撞尸”，就像是前世的魂丢在了那座鬼山头上一样。有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他在床上睡得好好的，不知是想起了什么事，一骨碌爬起来，提着马灯就上了山。直到第二天早上，春琴抱着龙冬，找遍了每一个山包，最后才在便通庵的一间破屋里找到了他。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的火灾中，只有我们村的水龙独自抵达了现场。观前村的人，拖家带口，全都跪在烈焰腾空的巷子口，磕着头，迎接他们唯一可以指望的救星。直到黄昏时，大火才被彻底扑灭。由于犯罪嫌疑人（一位面目姣好的龚姓女子）已在大火中丧生，其纵火动机无人知晓。村里代销点的一位售货员，在大火被扑灭之后当起了事后诸葛亮。他说，“龚西施”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大量囤积火油。而据消息灵通的同彬后来回忆说，“龚西施”曾在公社的业余京剧团出演过《红灯记》中的李铁梅。她的长相，比王曼卿“还要好上一百倍”。
“断不了啊。那骚货的大白屁股远近闻名。不知祸害了多少良家子弟。文宽倒是眼睁眼闭，不知他们两口子演的什么戏！要说收心，也没什么好法子。只有熬，熬到他胡子白，熬到他走不动道，熬到他连尿都撒不出一滴的那一天，不用你管，他自己就收心了。”
与“龚西施”一同被烧死的，还有她那年近七旬的婆婆。朱虎平带人清理火灾现场时，在死者家中的厨房里，看到了一只倒扣的水缸。掀开水缸，发现里面藏着一个满身污泥、刚过周岁的男孩。当这个孩子被挨个传递，送到梅芳手中时，第一次睁开了双眼。他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揪住梅芳的衣袖，小脸依偎在梅芳的怀里，向她发出讨好的微笑。当时，被离婚弄得心力交瘁的梅芳，再也没能控制住扑簌簌的热泪。
其实她不说我也明白，她的烦恼多半与王曼卿有关。德正和春琴成亲后，仍与王曼卿暗中往来。有一次，社员们轮流在长江大堤上值夜巡逻，德正和曼卿在老鸦窝渡口的一个草棚里苟且，被春琴逮了个正着。她去找老福诉苦。老福纳着鞋底，不说话，只顾笑。春琴又向她讨教让男人收心断根之法。老福道：
她当即决定收养这个孤儿，并为他取名“新生”。
“吃你的死人饭！大人的事你少管！”
这年秋末的一天，村里的几个妇女在新田收棉花，梅芳与银娣因剧烈的争吵而彻底反目。新珍事后说，事情的起因，不过是为了银娣和龙英之间的“几句闲话”。银娣对龙英说：“都说毛主席何等英明，料事如神，他怎的就没能识破自己身边藏着的白骨精？与自己的结发妻子离了婚，反与白骨精成了夫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头脑简单”的龙英此时接话道：“要我说呢，天底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见了个美女，就魂不在身了。”
可春琴也有她的烦恼。有一年冬天，她来我家帮我拆洗被褥，坐在脚盆前洗着洗着，一双手就停在了搓衣板上，呆呆地出了神，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抛抛滚滚。我见她哭得伤心，就赶紧放下碗筷，蹲在她跟前，问她想起了什么伤心事。春琴猛地愣了一下，立刻板起脸教训我说：
落在她们身后不远处的梅芳一听此话，心中陡生不快。由于银娣刚刚被提拔为副大队长兼妇女主任，梅芳不得不对她有所忌惮。她朝前走了两步，压住心头的邪火，教训银娣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识破了江青的反动面目。他亲自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没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就是明证。毛主席他老人家，虽说和江青结了婚，但他们一直是分开睡的，从来就没睡过一个被窝，一次也没有。”
村里人不得不对那个半塘嫁过来的小丫头刮目相看。
她这一说，银娣和龙英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吃吃地笑，眉眼中全是不屑。她们对梅芳的教训未予理睬，继续低头摘棉花，弄得梅芳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迟疑间，忽听得银娣用很小的声音对龙英说：“要照这么说，那高定国与白白嫩嫩的安徽女知青结了婚，也不睡一个被窝？”
德正跟春琴结婚后，性情大变，里里外外都像是换了一个人。从前，他总是蓬头垢面，衣服邋里邋遢，几个月也不洗一回澡。村里人要去向他汇报工作，因受不了他身上那股酸味，同他打个照面都要后退三步。如今呢，他那笔挺的中山装口袋里，总是插着一支钢笔，皮鞋锃亮，走到哪一阵风过，空气里都是一股好闻的胰子味。在过去，他自己走路撞了人，都要骂人家“婊子养的，瞎了你狗眼”。可现在呢，他给社员作报告，被婴儿的哭闹声打断，抓破了头皮也想不起“最后一点”到底该怎么说时，也只是憨厚地一笑，提前宣布会议结束。
梅芳终于失去了控制。她先是痛骂龙英趋炎附势，“墙头草，两边倒”，随后又指责银娣：“主席如今尸骨未寒，你就用如此恶毒的反革命言论，来污蔑伟大领袖，简直猪狗不如！”银娣倒也不生气，她笑着对梅芳道：“你怎么不去武装部报告，让高定国把我抓起来？”银娣脸上的笑容气定神闲，实际上却寒气逼人。她在明白无误地向对手传达这样一个讯息：她已不将梅芳视为合格的对手。
他与宝明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之后，这才正色道：“你说的这些都不算。我要办的那三件事，一件都还没影呢！”
梅芳气得浑身发抖，脸上一阵黄，一阵白，僵在那里，面露惊骇，双唇紧咬，却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击。新珍赶紧跑过来打圆场，劝她们“也不为个事，都少说两句”，把梅芳拽走了。银娣见梅芳吃了个瘪，却一声不吭地走了，心里就有几分得意，她回过头来又补了一句：
赵德正笑而不答，两眼眯成了一条缝。
“你他妈以后少跟我咬文嚼字，上纲上线。告诉你说，你的好日子已经到头啦！”
关于赵德正要办三件大事的说法，我儿时也有所耳闻。本来是酒后闲话，没人认真地当回事。时隔多年，在龙冬的满月酒宴上，小木匠赵宝明多喝了几杯，却又旧话重提。他一只手揽着德正的肩膀，老哥、老哥地叫了半天，还亲热地用脑袋去蹭他的脸，把耳朵上的半支铅笔都蹭得掉在了地上，“老哥，我记得你说过，这辈子要办完三件大事。可如今，不要说三件，五件事也都办完了。你盖了三间新房子，这要算一件吧？你和春琴成了家，可不是第二件？这第三件，就在眼前。龙冬过了满月，你们老赵家，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劝你赶紧下台，把大队书记的位置让出来，我来过过瘾如何？”
正是因为这句话，两天之后，梅芳出人意料地向公社提交了报告，辞去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一职。面对新任公社书记陈公泰的苦苦慰留，梅芳只是灰灰一笑，“算了吧。我让他们。”从此以后，梅芳带着她从观前村收养的小新生，深居简出，谨言慎行，黯然度过了她的后半生。看着她那曾经光芒四射的生命一天天委顿下去，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她辞职时的一句伤心话，曾经让我回味了许多年：
赵孟舒葬礼后的当天晚上，银娣因见赵德正一整天神思恍惚，面露悲戚，就和丈夫小武松商量，置办了几样小菜，请赵德正来家喝酒。除了他们夫妇之外，小木匠赵宝明、朱虎平、更生和我父亲都在场。德正不说话，其他人也都不敢言语。都说是赵德正与赵孟舒情同父子，一点不假。不料，赵德正喝了几杯急酒之后，抹了一下嘴，忽然对我父亲感慨说，假如天假以寿，他要做完三件大事，了却平生心愿。小武松问他是哪三件大事，德正说：“事情办成了，你们就知道了。”
“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
一时瑜亮
现在，也许应该简单地提一下这年冬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
等到儒里小学正式落成，已经到了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了。那时，春琴和赵德正所生的儿子龙冬，已经年满四岁。
如果我告诉你，与此前发生过的那些事相比，这件事还要离奇、诡谲得多，你一定会觉得难以置信吧？可事实就是事实。不要说你，就拿我来说，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仍然一头雾水。
后来，赵德正就来找曼卿商量，不如把那处房子让出来，将来时机合适，他打算将它改建成一所学校。王曼卿倒也爽快，她笑道：“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要说房子，就连我这个人也是国家的，你就看着办吧。”
一天中午，我赶着生产队的两头水牛，到风渠岸边的溪沟里喝水。初冬的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我懒洋洋地坐在岸边，手里捧着一本名为《烈火金刚》的小说。我看见蓝天下的雁阵，一排接着一排，越过村庄上空的枯树和灰扑扑的瓦楞，“嘎嘎”南飞；我看见老福奶奶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爬到凳子上，正想把树梢上已经干瘪的老丝瓜捅下来；我也看见了春琴。她站在燕塘的水码头边上，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远远地朝我挥手。大概是见我没什么反应，春琴干脆绕过池塘，沿着风渠岸朝我这边飞跑。
就像我们此前所提到的，她有些出人意料地嫁给了独臂的外乡人唐文宽。自从王曼卿搬到唐文宽家之后，蕉雨山房一直空关着，养蛇长草。绿树无人，青苔满窗。
我实在想不出会发生什么事，让她顶着风猛跑，以便在第一时间告我详情。她吃了太多的风，以至于跑到我跟前时，不得不一手叉住腰眼，大口大口地喘气。我正要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一把就把我抱住了。她还是第一次这样抱我。事实上，经过我仔仔细细的回忆，她当时满头大汗地憋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后来我还听说，鳏居多年的朱金顺，在赵孟舒死后，对王曼卿的美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在葬礼后的第二天早上，他“扑通”一声跪在曼卿面前，抱住她的双腿，叫她“嫡亲的亲娘”，叫她“最招人疼的小肉肉”，叫她“勾人魂、摄人魄的前世冤家”，央求曼卿看在他多年对赵家尽心尽责的分上，“两家并一家，从此往后，跟着我一心一计过日子。我为你夏日打蒲扇，冬天暖被窝。”王曼卿冷冷一笑，以“薰莸不同器、主仆不相交”一语，断然拒绝。
“菩萨显灵了！”
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七〇年夏末，高定国突然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其实并不是奔着这两床名琴去的。一个让我百思不解的说法是：高定国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查抄梅芳写给朱虎平的情书（当然，他最终一无所获）。那么，梅芳为什么会给朱虎平写情书呢？为了避免这个故事的枝节过于芜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提。
我把牵着水牛的绳子交到春琴手中，在她焦急的催促下，往村里的大队部跑去。我的脑子想的事太多，反而一片空无。耿耿于心的只是这样一个疑问：春琴口中所谓“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来”，指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床名贵的“碧绮台”，在稍后的葬礼中被王曼卿付之一炬。至于赵孟舒留下的另外两张宋琴的下落，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无人知晓，当然，也无人关心。一直要等到十三年之后，“枕流”和“停云”才会重新出世——高定国带人去抄红头聋子的家，从他们家床底下偶然发现了这两件稀世珍宝。同时被搜出来的，还有一张用金丝楠木制成的琴案。
大队部的门前停着一辆中型军用吉普。德正和高定邦站在门口，都望着我笑。两个身穿绿色军服的人喝着茶，隔桌而坐。他们在大队部已等候多时了。
赵孟舒弹了一辈子的琴，可村里绝大部分人从未听过碧绮台的琴声。可如今，随着王曼卿扑簌簌掉下的眼泪在琴弦上破碎飞溅，在场的人一致公认，这首《杜鹃血》，大概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了。严政委没有惊动大家，他远远地站在蕉雨山房的院门外，默默地听完了这首曲子，两次掏出手绢拭泪。随后，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严政委没等遗体入棺，就悄悄地离开了蕉雨山房，消失在夏夜的黑暗之中。
告别
王曼卿一身缟素，给“碧绮台”安了轸柱和新弦，在赵孟舒的棺木前，弹了一曲《杜鹃血》，算是为赵先生送行。
诸位或许还记得，尽管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孤身一人。我还有一个母亲。她一直生活在传说中。她的存在，对我而言，也可以说就是不存在。我一会儿听人说她在合肥，一会儿又到了什么襄樊。随着那两位负责外调的军人的到来，我终于知道，她如今就在南京。
那天，严政委恰好在邻乡的皮村视察防洪工作，闻听赵孟舒的死讯，也吃了一惊。在郝乡长的陪同下，他特地绕路赶了过来，正好遇上傍晚时分的大殓。
如果说，在这么多年的岁月中，我很少想起她来，那当然不是事实。不过，我有自己对她的记忆方式——那就是遗忘；我也有自己渴慕她的方式——那就是“只当她死了”的冷漠与憎恶。在父亲下葬的前一天，我曾问过老福奶奶，假如我母亲听说父亲过世了，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会不会突然回来？那时，老福奶奶正和老鸭子、马老大她们几个，在我们家门前的灵棚里张罗着做丧服。她扭过头来，用一种既悲悯又吃惊的眼神望着我，似乎在说：“你这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她还是擦了一下眼泪，朝我笑了笑：
赵孟舒在自杀前，曾用漂亮的行书留下遗书半纸。他嘱咐王曼卿，将“碧绮台”琴身的那枚金徽撬下来，送给朱方镇的罗站长夫妇，以谢酒食款待、衣物相赠之情。多年后，小心眼的新珍当着同彬的面，跟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仍为赵先生的遗嘱愤愤不平，“他愿意把金徽送给谁，我可管不着。可怜我们夫妻俩，好心好意送他去朱方镇，长生推着独轮车，我在后面抱着绿豆汤，末了，他把屎拉裤子上，又带他去表姐家洗澡吃饭，不说功劳，也有苦劳吧？他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你可不要误会啊，我倒也不是要与表姐争那个金徽……”
“没准吧。”
“赵先生是个文墨人。不能让他穿着女人的花裤衩踏上黄泉路。”
应当说，在那段悲惨的日子里，正是期望着母亲突然从天而降的幻想，多少减轻了我的悲哀和恐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过她任何准确的讯息。每当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沿着风渠岸边的大道，一路颠跳着来到村子里，我也曾怀着一个收到母亲来信的可笑梦想。她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可是现在，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这个被人尊称为“首长”的女人，不知怎么就忽然想起来，她还有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儿子。她用军用吉普派来了神秘的使者，要接我去南京同住。全村的人都在替我高兴。老人们得到这个讯息，都无一例外地抹起了眼泪，用老福奶奶的话来说：
她觉得赵孟舒太脆弱，也太矫情了。虽说心里有些想不开，新珍还是没忘了提醒老鸭子和马老大，一定要将死者身上的那条花短裤换下来：
“毕竟是母子连心。老天爷终于开眼了。”
“赵先生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假如人人都像你一样，仅仅因为把屎拉到裤子上，就寻了短见，这世上的人，恐怕早就死得一个不剩了！”
我不知道，这事是福是祸，也不知道应当为此事感到高兴还是悲伤。我这个人，从未出过远门，对于村庄以外的人和事，都感到莫名的畏惧。我在很早以前就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打个比方说，一只在黑暗的罐子里孵卵、长大、老死的蛐蛐，一旦跑到了炽烈的光线下，是好是坏，我也说不清。另外，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告别这个村庄时，一种陌生而强烈的依恋之感，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就像一枚看不见的铁钩子，紧紧地钩着你的皮肉，牵着你的心。
死者面目焦黑，表情狰狞，尸体停在蕉雨山房那间阴暗的门厅里。在搬动尸体的过程中，他那本来就不多的几缕白发，早已尽皆掉落。看热闹的人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批。王曼卿坐在二楼的琴房里，也不哭闹，只是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的一片绿荫发呆。新珍赶到那里的时候，涌向她心头的狂潮，并不是悲伤，甚至也不是惊悸，而是一种难以遏止的愤怒：
请原谅，我这里扯远了。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在我母亲决意将我“召回”之时，我对这件事情的疑虑和冷漠，与村里人众口一词的艳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的郁郁寡欢和前途未卜的不安，很快就抵消了最初的那点可怜的虚荣。甚至，在我内心，我宁愿此事未曾发生。
当天夜里，赵孟舒就服了毒。
依照本乡自古以来的风俗，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家家户户除灰掸尘的日子。所谓的掸尘，指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洒扫庭除，而是要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绑上竹枝，掸除屋顶瓦楞上的灰尘。父亲死后，十多年间，我从未掸过尘。你可以想象，我们家的屋顶、梁柱、瓦楞上积了多少蛛网，而蛛网上又有多少蚊虫、飞蛾的尸体！除此之外，我们家的墙壁上还覆满了一个个铜板大小的圆点——那是不知名的小虫的分泌物形成的翳斑。如果你小心揭下它，可以用来制作笛膜。
无论新珍跟她说什么，赵孟舒总是嗯嗯啊啊，不再接话。一路上新珍都在心里嘀咕：刚才那番话，到底哪儿说错了？
那天早晨，我起床后，照例去村西的牛圈出粪。出完牛粪，还得清除尿迹，撒上干土。随后，我照例要带牯牛去风渠岸边喝水，再给它们换上新鲜的草料。当我忙完这些事回到家中的时候，看见院子里的屋檐下，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女式自行车。自行车上还搭着一件红色的棉袄。
赵孟舒没再吭气。
我进了屋，只见雪兰身穿宝蓝高领毛衣、黑色的灯芯绒裤子，站在我们家的灶台上，举着一根绑着扫帚的小扁担，正在清除屋梁明瓦上的烟炱。雪兰见我进屋，就把口罩往下拉了拉，冲我笑了一下，对我道：“屋里的烟灰呛人，你先到院子里待会儿吧。”于是，我按照她的吩咐，没头没脑地退到了院子里。
新珍不知道他怎么又想起表姐来了，笑着回答说：“表姐家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过的日子啊，再平常不过了。有什么好的？我可看不出来。要我说呀，我们这样的人，做梦都想过赵先生的日子呢。呆在小楼里，弹琴作画，好不清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才好呢！”
只有当峭厉的北风刮在我脸上，我才能发现自己的额头有多烫。我晕乎乎地在院子里溜达了一圈，最后坐在了门边的一个树墩上，望着燕塘结着冰碴的水线，望着远处的晴空和光溜溜的树林，开始认真地琢磨起这件事来。可任凭你想穿脑袋，也不明白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要是能像你表姐那样，守着两个孩子，粗茶淡饭，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那该多好啊！”
雪兰，这个我原本跳起来也够不到的天鹅，这个据说让同彬和永胜同时害了相思病的女孩，怎么会猛不丁地出现在我们家里？
他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黑暗中，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响亮的流水声。水禽在河边的草丛中唧唧地叫着。赵先生突然止住脚步，对她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我很喜欢雪兰戴着口罩的样子。戴上了口罩，非但没有减损她美丽的姿容，相反，它使我熟悉的那个脸庞带上了一种神秘的陌生感，使得她的美变得更加锐利。可惜，当她再次来到我身边，问我“干吗坐在冷风口，你不冷吗”的时候，她的口罩已经摘了下来，吊在耳边晃荡着。她不由分说，把我从树桩上拉了起来，让我回屋去，帮她烧锅热水。她想帮我把床单、枕巾，还有被褥，统统洗一遍。
赵孟舒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新珍说，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新珍一句也没听进去。此刻，她的心里盘算着这样一个大胆的念头：要不要干脆背着他走一段？虽说有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要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父亲，那也没什么呀！可是，一想到王曼卿的年龄比自己还小，居然还与他同床共枕，她的羞怯最终占了上风。
我告诉她，被褥和床单，上个月春琴已经帮我洗过一次了，还是干净的。至于枕巾呢，我从来就没见过。我一直用我爸爸的一件破棉袄当枕头。雪兰没再搭理我。她自己爬到阁楼上，把拆开的被褥和床单一股脑地抱了下来，扔在了大木盆里，鼻子里哼了一声，笑道：“干净什么呀，一股酸馊味！”
天上没有一丝风，四周一片岑寂。赵孟舒走不多远，就说走不动了。两人坐在路边的田埂上歇息。宝石般纯净的天宇，横贯着一条璀璨的星河。数不清的金屑，东一堆，西一堆，密密匝匝，铺成绚丽的缎带。不时有流星嗖的一下，像箭一样射向银河，拖着蝎尾似的光带，消失在耀眼的金粉堆里。
我只好由她。
临走时，罗站长从邻居家借来了一盏马灯，夫妇俩一直将他们送到了镇子外的水塘边。新珍搀扶着他，抄近路走进了夏夜的旷野里。
我在灶下烧水时，雪兰哼着歌，拿着一块湿抹布，在灶上帮我洗碗。有一阵子，她凑到灶下，和我并排坐在一条矮凳上，把她那冻得通红的手伸向灶口去烤火。随后，她抱着我的一只胳膊，低声地对我说，今天一早，她爹将家里的黄狗杀掉了（他将麻袋套在狗的头上，一棒子敲下去，那黄狗来不及哼一下，就断了气），晚上要请我去喝酒。见我不说话，她就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凑向我耳边，柔声道：
新珍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赵孟舒的心情似乎一直很好。赵先生平时心高气傲，不爱搭理人。可那晚在喝酒时，他还借着酒兴说了一个笑话，尽管大家都没听懂，还是胡乱地跟着他笑了一通。罗站长给他斟酒，赵孟舒也从不推辞，最后反倒是罗站长多留了个心眼，担心他晚上回家，走夜路跌跟头，有意压着点酒劲，不让他多喝。
“天一黑，你就来家。不许摆臭架子！临了还得让人家三请四邀的。”
粮管所的罗站长似乎比表姐还要热情。他从集市上买回了一条鲢鱼，蹲在枣树下收拾干净了，在木桶里净了手，又过去招呼赵孟舒吃茶。太阳快落山时，新珍这才想起自己在物资站买犁头的丈夫。表姐听说了，就催促老罗赶紧去物资站找寻。罗站长在街上找了半天，哪还有长生的人影？
雪兰把洗好的被单晾在院中的铅丝绳上，就推着自行车离开了。临走前，她叮嘱我说：“这天阴晴不定的，看样子，被单今天还干不了。你就先对付一夜，我明天抽空再来帮你缝上。”
新珍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
雪兰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去了春琴家。
表姐让小儿子把干净的衣裤送到柴屋。赵孟舒倒也没有嫌弃（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柴屋里光线太暗，赵孟舒眼神又不太好，他大概根本就没看出那短裤上的红色小花点），穿上衣服，神清气爽地从柴屋里走了出来，朝着表姐又是抱拳，又是作揖。神色虽有几分古怪，但始终带着笑。
我知道，雪兰的突然来访以及晚上的酒宴均非儿戏，这事我得好好和春琴商量一下。要去春琴家，就得经过雪兰他们家门口。如果碰上他们家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些尴尬。我多了个心眼，兜了一个大圈子，从更生他们家背后斜插过去，像做贼一样溜到了村后。
新珍认为不妨事，“反正穿在里边，也看不见，怕怎的？”
春琴家大门上落了锁。院子里空无一人。两只大公鸡悠闲地踱着步子，咯咯地叫着。我转头又去祠堂的仓库找德正。
“人家是读书人，女人的短裤，他大概是不肯穿的吧？”
新珍和长生正在门口的竹席上晒麦子。新珍拦住我说，德正一连几天高烧不退，昨天夜里被送到了公社卫生院。长生早上才从医院回来。“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医院里待着。”我又问长生，德正得的是什么病？长生说：“听医生说，红血球，噢，没准是白血球什么的，有点不正常。是高还是低，我也搞不太明白。不妨事的，吃上一副药，蒙上被子睡一觉，出身汗，兴许就能好。”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领着赵孟舒来到了表姐家院中的一棵枣树下。表姐在柴屋里放了一只大脚盆，烧了一大锅热水，张罗着让赵孟舒去柴屋洗澡。随后，又嘱咐家里的大丫头，去乡粮管站把当站长的丈夫叫回来，让他顺便在集市上买点酒菜。表姐翻箱倒柜，找出了一条丈夫穿的开司米单裤，可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底裤来。最后，只得拿了一条她自己穿的花短裤，有些为难地望着她的表妹：
见他们这么说，我也没顾上多想，又按原路回到了家中。整个下午，我和衣躺在阁楼的床上，满脑子都是雪兰那件宝蓝色的毛衣。一想到她朝我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牙齿，想到她捋起袖子洗衣服时露出的雪白手臂，想到宝蓝色的毛衣所包裹的修长、匀称的腰身，我知道，除了晚上准时赴约之外，事实上我不可能还有别的选择。
她终于想起来，自己在朱方镇有一个表姐。
还没等到天黑，雪兰的弟弟斜眼就一脸坏笑地来到了我们家。他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而是“呆子、呆子”地连声叫唤。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别人叫我呆子，我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今天，让斜眼这么一叫，还真是觉得有点刺耳。我压着火，故作冷漠地问他有何贵干，斜眼咧嘴一笑，在我的腰上捣了一拳，道：
新珍低头一看，可不，稀屎已经把他的裤管印出了褐色的斑印，顺着裤脚一直流到了鞋帮上。新珍一面用“老年人嘛，这种事很平常”一类的话来宽慰他，一面飞快地在脑子里想着应对之策。
“装什么装啊！我赶早叫你几声呆子，你也别不高兴。等到我姐过了门，我就得改口叫你姐夫了。”
赵先生道：“弄什么弄，一塌糊涂！”
斜眼这个人，脾性跟他爹小武松迥然不同，成天嬉皮笑脸的，没一句正经话。我只得问他，晚上他们家摆宴，是单请我一个，还是有别人在场？斜眼吐了下舌头，笑道：“人倒是请了不少。高定邦、宝亮宝明兄弟俩、朱虎平、媒人马老大，还有我姨夫和二舅，都是搭台敲锣的，要说唱戏的，恐怕只有你一位。还磨蹭什么呀，赵姐夫，走吧？”
“没事。”她安慰赵孟舒道，“我扶你到学校的茅厕去弄一弄？”
我跟着斜眼，心事重重地往他们家走，心里想着，待会儿见到了小武松和银娣，该如何说话。斜眼一路上都在冷嘲热讽地嘀嘀咕咕。比如，“你这家伙，算是交了狗屎运”；再比如，“我姐那么一个粉妆玉琢的人，怎么就落到了你这么一个呆子手里”还有“到了南京，可不兴把我姐扔下。我这个人，你晓得，最恨陈世美”。我只能装着没听见。到了他们家篱笆墙外，我远远就看见那张早上剥下来的黄狗皮，吊在一棵枣树上，冻得板硬，在风中飘来荡去。
聪明的新珍脸一红，马上就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
来年的农历二月十八，我与雪兰成了亲。
三小时的批斗会，倒也没出什么事。天气虽然燠热，但新珍一直担心的中暑并没有发生。赵孟舒在台上挨斗，她就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老槐树下，手里抱着装有绿豆汤的大瓷缸，一直没动窝。等到大会结束，台上的地主们排着队，鱼贯下台，赵孟舒却愣愣地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新珍好不容易挤到了他跟前，正要把手里的绿豆汤递给他，却看见赵孟舒满脸通红，焦躁地指了指自己的裤脚管，那样子，又像是笑，又像是哭。滞热的空气中隐隐能闻到一股恶臭。
我现在还记得，春琴在得知我应允这门亲事时的激烈反应。那天，我去河边挑水，正撞见春琴端着一盆洗好的衣裳，从码头上来。春琴说：
那天下午，长生用独轮车将赵孟舒送到朱方小学的操场边，就和妻子分了手。他对新珍交代说，德正让他顺便去乡里的物资站，找一下老徐，帮他买一只生铁的犁头、两副牛鼻圈。他说等散会时再来大操场与妻子会合。
“男儿无刚不立。你可记得，我当初上门为你提亲，那两口子是怎么打发叫花子的？换成我，就算这个世上的女人全都死绝了，也不会跟他们家闺女成亲。再说，你去了南京，以你妈那样的地位，什么样的女孩找不着？人还没走，就弄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来，将来有你的罪受。更何况——”
挖树根的赵永贵吐血而死，五岁的赵德正去江北投奔亲戚，“蛇蝎心肠”的舅妈却容不下他，把他赶了回来。德正瘦成个皮包骨头，像个叫花子，在村子里倚东家门，贴西家壁，最后是赵孟舒的一句话，让他在祠堂落了脚，吃上了百家饭。祠堂的管事三老倌提醒他：日后有了出息，不可忘记赵先生的一片慈悲之心。年幼的赵德正当时就对三老倌发誓赌咒说，他要用一辈子来报答这一句话。后来，他为赵孟舒抬轿多年，从来不肯收他一文钱。
村中久不露面的老菩萨唐文宽，那会儿正拎着一篮刚挖出来的茨菰，朝这边走来，春琴终于忍住了没往下说。为了缓解不安的尴尬，我谨慎地转换了话题，小声地问起了德正的近况。我们都已知道了那个不幸的消息。德正的病，并不像长生所说的“不妨事”。他得的是白血病，根本无药可医。
另外一个说法，听上去合情合理，似乎不容辩驳。
不提德正倒也罢了，我这一问，春琴立刻就把脸放下来，带着一种让人害怕的冷笑，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来：
一天午后，村里的社员们都在歇中觉，王曼卿拎着竹篮去村东的桑树地里摘桑叶。她前脚进了桑园，赵德正后脚就跟了过去。这件事从老实、木讷的渔佬柏生嘴中传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柏生当时正在菱塘对岸的树林中剥着红麻，“警惕地”注视着桑林里的一举一动。他没有惊扰这对野鸳鸯的好事，却在事后去现场细细查看，据说是捡到了王曼卿落下的一枚发卡。
“真的是难为你。你倒还记得他！”
在合作化初期，德正因见王曼卿体格风骚，弱不禁风，就将她分入老年丙组，让她跟着马老大、老福、老鸭子等几个老太太，干一些诸如选种、养蚕之类的轻省活。但王曼卿的工分却是按甲等劳动力来计算的。德正对曼卿明显的偏袒，不免招来种种闲言碎语。其中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就像是被人劈面浇上了一盆雪水，我心里有一种彻骨的冰凉和刺痛。我呆呆地望着春琴远去的背影，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至于说德正为何会对素无瓜葛的赵孟舒另眼相待，村里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桑树地事件”。
唐文宽来到码头边，嬉皮笑脸地对我说：“小哥去了南京，家里有吃不完的油条和麻花，带几根回来给我尝尝。”没等我接话，他又接着说，“你娘住在南京的糕饼街，街上有一家油条店，有一家麻花店。你娘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
长生只是憨憨地笑，并不搭话。赵孟舒头戴凉帽，坐在独轮车上，身板笔直，顾盼自雄，只当听不见。
当唐文宽旁若无人地朝我哈哈大笑时，我瞥了一眼亮豁豁的巷子口。春琴早已不见了踪影。
第二天下午，当赵孟舒坐在长生的独轮车上去朱方镇开会时，沿途的路人无不为之侧目。不时有小年轻与长生夫妇打趣：“你们这哪里是去批斗地主啊，分明是给劳模颁奖嘛！你们怎么不在他胸前别一朵大红花？”
不过，到了我结婚的前一天，春琴还是给我送来了一床缎子被面、一块毛呢裤料。第二天一早，她带着龙冬来家里帮忙，灶上灶下忙个不停，强打精神跟银娣说笑。
赵孟舒既然答应去开会，接下来的事就好办多了。德正考虑到赵孟舒体弱多病，让他走着去朱方镇多有不便，可坐轿子又太过扎眼。最后，他决定让长生推着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到朱方镇，并嘱咐新珍在后面跟着，一路上好有个照料。他还特意让新珍带上绿豆汤，以防赵孟舒天热中暑。
对于我的“好运气”唯一表示不屑的，是我婶子。她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母亲在嫁给那位副司令之前，司令与前妻已育有两儿一女。“突然多了个乡巴佬去分家财，人家嫡亲的儿女怎肯善罢甘休？还不知道闹成什么样子呢！都说‘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料他去了南京，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好多年后，新珍对当时的情景仍然津津乐道：“真是见了鬼了！那天晚上，我和赵德正苦口婆心，嘴都说干了，还抵不上周先生的一句话。这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那时，我堂哥礼平已经兼任了朱方钢管厂的厂长。春节前，他从上海运回了村中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同彬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历史——每当黑夜降临，全村的孩子一扔下碗筷，就会往我婶子家跑，坐在那台十二寸的电视机前，透过飘闪着雪花、滚动着波纹的模糊画面，张着小嘴，探测着未知世界的辽阔和浩瀚。
周蓉曾微微一笑，叹了口气，对孟舒道：“我劝你逆来顺受，随遇而安吧。”
这年春上，我和雪兰往公社跑了七八趟之后，终于办齐了所有的材料和手续。按照春琴的建议，我不妨“一个人先去南京探探路”，等到安顿下来之后，再回来接雪兰不迟。雪兰虽说也同意了，可一直哭哭啼啼，担心我“一到南京就会撇下她，另找新欢”。到了出发前，她染上了重伤风，卧床不起。
最后，他只得把目光转向旁边坐着的周蓉曾：“周先生，你老肚里学问大，帮我们劝劝呗。”
同彬和永胜约我去朱方镇洗了个澡。晚上由同彬做东，在澡堂附近一家新开的小酒馆里，点了几样小菜，要了一箱啤酒，算是为我饯行。永胜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同彬则递给我一个嫩绿色的塑料封皮笔记本，还在扉页上写下了两句唐诗：
什么叫“有死而已”，德正和长生他们都听不太明白。德正说：“这次批斗，既不挂牌子游街，也不用五花大绑，就是走走过场。你老人家往台上一站，在心里打打谱，一会儿就熬过去了。”新珍也插话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若是一味撑硬船，拉硬弓，也不是事。大舅你还是听我们一句劝，好歹去点个卯，应个景。”可赵孟舒依然黑着脸，还是那句话，“有死而已”，弄得赵德正直挠头皮。
仰天大笑出门去，
“有死而已。”
我辈岂是蓬蒿人？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按照县里的布置，郝乡长决定在朱方镇的小学操场开一个万人群众大会，把乡里的十三个地主（俗称“十三太保”）全都押去集中批斗。在大会的前一天，赵德正就接到了会议通知。他担心恃才傲物、又臭又硬的赵孟舒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就带了长生和新珍，连夜上门规劝。那天晚上，观前村的周蓉曾，恰好也在蕉雨山房喝茶谈天。任凭赵德正怎么劝，面无表情的赵孟舒始终是一声不吭，被逼急了，就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来：
可是说实话，在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我跟在春琴身后，挑着铺盖卷赶往朱方镇的时候，我心里怎么也笑不出来。雪兰执意要从床上爬起来，送我去朱方汽车站。她母亲劝了半天，才拦住了她。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朱金顺的耳朵并不真聋（聋与不聋，完全取决于他听人说话时的心情好坏），但他显然对赵孟舒弹琴没什么兴趣。他在私底下把赵孟舒自命清高的古琴演奏，戏称为“打算盘”，其比喻倒也贴切传神。
汽车票是中午十二点一刻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公社的卫生院，与德正告别。
“可惜赵先生一手好琴，只能弹给聋子听。”
德正坐在卫生院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望着我静静地笑。树木的阴翳在他脸上笼罩了一层幽暗之色。由于虚胖和浮肿，他的脸有些异样。原先那种刀凿斧削的刚硬轮廓变得模糊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脾气温和、慈眉善目的老太太。那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德正都在谈论我的父亲。
要说我们村子里的人，在古乐方面的修养，实在是贫乏得可怜。他们听不懂赵孟舒的琴声，毫不奇怪。平常除了推牌九、打扑克之外，最大的娱乐就是听听锡剧和扬剧。那个时候，安徽有一个草台班子，在秋收之后，时常会到村子里来。他们在祠堂外的打谷场上，搭个简易的戏台，演出村民们百听不厌的淫艳古戏。从月亮初升，一直唱到第二天的日出时分，俗称“两头红”。在王曼卿来到村子里之前，雇工朱金顺是赵孟舒鼓琴时唯一的听众。难怪村里会有这样的议论：
自打父亲过世之后，我一直不敢去探究他自杀的原因。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那个我不想知道的秘密，以免父亲突然暴露出来的那些“反革命行径”，抵消掉我对于他的全部思念。而今天，德正终于有机会把这个秘密揭开了。其实，这个被层层包裹起来的“内核”，并不像我事先想象的那样可怕。
正在这时，赵德正带着更生、武松和银娣他们几个已闻讯赶到。他们说得口干舌燥，天昏地暗，才算把工作队的人劝了回去。
我父亲的师傅名叫戴天逵，江西修水人。他的身份极其复杂，据说早年与日本人、青帮头目以及南京的汪伪，都有过往来。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在上海受命组建了一个秘密特务组织，据点在浦东川沙。这个组织的成员，一共十个人，除了戴天逵本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他的九个弟子。
他这一吼，工作队的人全都笑了。
“你父亲自然也在其中。”德正从小桌上拿起一只国光苹果，先用一边的牙齿咬，咬不动，又换到了另一边，最后，他终于把苹果放下了，“你父亲并没有接受那份属于他的金条，用于暗杀的一把无声手枪，你父亲以不会打枪为由，也没有接受。”
朱金顺一听，立刻勃然大怒，他那锃亮的头皮连带脖子和招风耳，都在瞬间红得像鸡冠一样，仿佛马上就要滴出血来，“放屁！谁在外面乱嚼舌头根子？老子大字不识一个。能编得出这么顺溜的话来吗？”
戴天逵并未等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黎明，他的尸体在外白渡桥头被发现——他撞上了一辆飞驰而过的有轨电车，当场毙命。由于戴天逵的突然死亡，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个组织与上线的联络随即中断。也就是说，它既未向台湾提供任何一份情报，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破坏和暗杀活动。但那份按了手指印的潜伏人员名单，长期以来，一直是父亲的一块心病。戴天逵的九个徒弟中，有六个都在上海。剩下的三个人，大师兄徐新民住在南通，老九陈知辛在泰州。
他手里握着一把劈篾用的竹刀，拦在蕉雨山房的门口，死活不让他们进屋。工作队的侯队长，为了测试一下他的耳朵是真聋还是假聋，用极小的声音对他咕哝了一句：“我听好多人反映，那个谜语，原本是你编的？”
我父亲排在老八。
“免谈。你们跟一个聋子说话，根本就是白费唾沫。”
到了一九六四年冬，随着徐新民在南通被捕，我父亲实际上已经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还记得在那段日子里，父亲脸上隐藏不住的惶恐、悲哀和茫然失措。
鉴于朱金顺近乎赤贫的雇农身份，工作队的人一时不便动粗，只得一遍遍地跟他宣讲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相关政策，可朱金顺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一句话就把他们挡了回去：
“徐新民是在一九六四年冬天被捕的，你父亲出事是在一九六六年。当中相隔了整整两年，你不觉得奇怪吗？”德正皱着眉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接着道，“我的意思是说，假如徐新民真的供出了这个组织的所有情况，你父亲为什么要拖到两年之后才自杀？这是第一。第二，以你父亲身上的那点事来说，即便被捕，也罪不至死。也许判个七八年就会放出来。你晓得，你父亲是一个聪明人，行事周密，深思熟虑。他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地上吊自杀。第三，你父亲刚死，从省城来抓捕他的公安就来到了村中，他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被捕的消息？而且时间掐得那么准？难道是他自个算出来的？这事没这么简单！
猜出了谜底的工作队的队员们，立刻提着枪，到蕉雨山房去绑人。红头聋子左拦右挡，只得一口咬定说，赵孟舒谜语中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万恶的国民党。“你想啊，他一个儿子，被国民党掳去，当了炮灰，另一个儿子又被他们绑架到了台湾。他对国民党能不恨吗？这事我敢拿脑袋担保！他骂的是国民党，国民党。没事，你们回去吧。”
“你父亲死后，全村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但我注意到，在送葬的人群中，有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头上戴着绿色的方巾，缠着老福问这问那，说个不停，显得特别刺眼。在她离开村庄时，我在她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到了十八亩的一条小沟边，她发现我还跟着她，就厉声责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互不相干。对付这样的女人，我还有些办法。等到我跟着她上了过江的船，这个女人也许觉察到了哪儿不对劲，她悄悄地挤到我身边，问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像鬼一样，一步不落地跟着她。我说，你过你的江，我过我的江，互不相干啊。她又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说，你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她当时没说什么，可嘴唇已经开始打哆嗦了。我们过了江，走到一个名叫丁卯的小镇上，天又开始下大雪。她终于停在了一个理发店门口，再也不肯往前走了。我判断她的家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我，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她叫我菩萨老子，哀求我行行好，别再跟着她了。我这时才告诉她，我和赵云仙打小一块长大，是一辈子的兄弟。如今，他不明不白地吊死在尼姑庵里，我有责任知道真相。一听我这么说，这个女人立刻就装疯卖傻，向我发誓赌咒说，她可不认识什么赵云仙、李云仙的，她之所以出现在葬礼上，是因为走道迷了路，既然撞上了，就去看个热闹。我倒也不和她争辩，只是说，你要这么耗着，我们就一直耗下去，反正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最后，她犹豫了半天，大概是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就狠了狠心，将我领到了丁卯镇的一个裁缝合作社，把我交给了一个戴眼镜的驼背裁缝。这人正是陈知辛。
一团漆黑。
“正是从陈知辛的口中，我了解到，徐新民在南通被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被公安机关破获。徐新民跟一位小学老师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被捕的罪名是破坏军婚。你父亲的口风极严，他在上海的所有情况，从未向我吐露半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是我从陈知辛的嘴里知道的。他当时是裁缝合作社的副社长。事实上，不论是陈知辛，还是徐新民，到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依我看，你父亲的死，或许另有原因。”
开口说话，
春琴从食堂买了饭菜回来。茶缸里是百叶结烧肉，铝制饭盒里装着蚕豆炒莴笋，饭盒的盖子上，是两个白面馒头。除此之外，还有一瓷碗米饭，外加一小碟红方腐乳。简单几样东西，倒也在小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德正只吃了半个馒头，就放下了筷子。他说，嘴里有一股铁锈味。
两手叉腰。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胃口。为了不惹春琴生气，为了不让她充满哀伤、强作欢颜的脸上增添任何不悦之色，我任由她一次次地往我碗里夹菜。她夹多少，我就吃多少。
小字当头，
趁春琴去门外水槽边洗碗的工夫，我问了德正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上任之初，曾经发愿要做三件大事。可等到他最后下台，其实只完成了其中的两件：建了一所学校；推平了磨笄山，开出了一片新田。我很想知道，他没有来得及做的那件事是什么。
但赵孟舒觉得自己出口成章的捷才和满腹的学问，也不能烂在肚子里。他把“黨”这个字拆开来，编了一则谜语，让村里的孩子们去猜：
德正正从一次短暂的小睡中醒来，他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吃惊，眼神里有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迷惘。不过很快，他就坐直了身体，朝我眨了眨眼睛，用很小的声音对我耳语道：
德正曾劝他：“下不下楼，都不要紧。只是你老人家说话千万要当心！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儿子牺牲在徐州。小武当的是国民党的兵，人民的敌人嘛！陈老总来听你弹琴这件事，也别成天挂在嘴上，依我看，以后干脆就不要提。此一时，彼一时嘛！”
“现在，我正在做这件事。”
出于对新生的人民政府的愤恨，同时也源于对苍天不公的怨毒，戴上了地主帽子的赵孟舒，别出心裁地对全村人发了一个毒誓：他的脚决不踏上新社会的土地。要践行自己的这个诺言，其实也不难——他只消待在蕉雨山房的二楼，与曼卿厮守终日，弹琴自娱就可以了。每天与书琴和美人为伴，日子也还过得下去。至于说他偶尔要去金山寺与枯竹禅师喝上一杯，切磋技艺，那也不要紧，反正是坐在轿子上，脚不沾地。他想学他老师孙亮祖。可是孙亮祖当年足不出户，是因为日本人占领了扬州。他一连数载不下楼，所表现出的是民族大义和气节。相比之下，赵孟舒的邯郸学步，则多少有一点不自量力、螳臂当车的嫌疑了。好在新上任的农会主任赵德正，已打定主意对他的遗老作风网开一面。
用不着我来饶舌，你大概也能想明白，德正正在做的这件事，指的大概就是“死”。
在那段纷乱的年月里，赵孟舒除了陪王曼卿在山房里弹琴自遣外，每天要做的事，就是在想象中追踪他大儿子节节溃败、逃亡台湾的踪迹。当然，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的生命筹划一个悲剧性的尾声——在王曼卿和红头聋子“合算，合算，等于是天上掉馅饼”一类的鼓噪声中，平生不爱田产的赵孟舒，神差鬼使地从他的至交赵锡光手中，接下了百余亩田地和一处碾坊，同时接受下来的，还有儒里赵村仅有的一顶地主帽子。这也导致了他与女儿的彻底反目——她自从嫁到句容之后，几乎与老头子断了来往。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说性格孤僻耿介又有点洁癖的赵孟舒，还有一步棋没有来得及下，那大概就是死。
一辆满是尘土的长途汽车徐徐停靠在朱方车站。春琴从一个腋下夹着红旗的工作人员手里，拿过一把梯子来，架在了刚刚停稳的汽车上。她爬到梯子上，从我手中接过铺盖和大件行李，放在汽车顶部的大网兜里。当她从梯子上下来的时候，猛然间有些头晕，差一点没栽下来。我赶紧上前扶住她，问她要不要紧，可司机已经在很不耐烦地按喇叭了。
当赵孟舒带着这名十八九岁的妓女回到儒里赵村时，村里人都吓了一跳。他们感到惊骇，不光是因为王曼卿妖冶多姿的美貌，还有赵孟舒衰老的速度。不到半年，他的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门牙也没剩下几颗。他家唯一的佣人红头聋子朱金顺，逢人就摇头叹息说：“孟舒这么一把年纪，刚死了儿子，又弄来这么一个宝贝，身子骨如何吃得消？”赵锡光对自己的老友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的话可比朱金顺要文雅多了：“丧子之痛攻于内，狐妖之媚攻于外，血肉之躯，蕉萃殆尽，顿成土崩之势。”
我记得当时正是六月天气。透过公路边的树荫，可以看见生产队的社员们在一条亮汪汪的河边，正开镰割麦。
赵孟舒自幼学琴，入广陵琴社。与扬州的孙亮祖（绍陶）、南通徐立孙、常熟吴景略、镇江金山寺的枯竹禅师相善，时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赵孟舒北上徐州，在硝烟散尽的徐蚌战场寻访他小儿子的尸骨。返乡时路过南京，积忧成疾，一住就是两个月。等他从南京回到村里，带回了一个精通古琴的妓女，这人就是王曼卿。
汽车开出去没多远，突然就熄了火。我看见春琴摇摇晃晃地冲下了车站的陡坡，朝这边跑了过来。可没等她跑到汽车跟前，引擎再次打着了火，汽车又在往前开了，把春琴扔在了马路当中。
“我与孟舒可谓管鲍之交，金兰之谊，平生也只见过两回。”赵锡光先生曾这样对我们炫耀说，“一回是陈毅元帅从洲上南渡长江，来听他弹琴。孟舒在广元寺操琴，用《流水》《醉渔唱晚》二曲酬客。第二回呢，就是孟舒死。王曼卿悲不能已，为碧绮台新安了轸弦，弹琴与孟舒永诀。”
汽车很快就拐了一个急弯。
赵孟舒平常用来弹奏的古琴有两床：一为“枕流”，一名“停云”。两琴均斫于宋代，联珠式，琴身遍布蛇腹断纹，琴音清越圆润，皆为琴中上品。据赵锡光先生说，孟舒所居住的蕉雨山房中，还藏有一床唐琴，乃绝世鸿宝，名为“碧绮台”。这张琴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为落霞式，琴身镶有金徽，琴背龙池之上，刻有魏碑体的行楷三十六字，填以石绿，不知何人所题。除“春风望野阔，秋痕入梦遥”一句外，其余文字已漫灭不可识读。此琴在明末流入民间之前，一直是宫廷重器，曾是明武宗最为宝爱的三张御琴之一。赵孟舒将这张琴珍藏于蕉雨山房的板壁之中，平常秘不示人。
一段写有“八字宪法”标语的红砖矮墙，遮住了她的身影。
碧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