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叫舅舅、舅妈这一闹，原本铁了心的赵德正此时也有点忐忑。一天晚上，我和父亲都已睡熟了，忽听见德正在院外叫门。我看见阁楼下亮了灯，随后是开门声。德正进了屋，先是骂了一大堆脏话，然后把舅舅、舅妈出面阻拦一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他对父亲道：“不如这样吧，你是算命先生，懂得命理阴阳。你给说句话，用棺材板做椽子，行，还是他娘的不行？”
我静静地躺在阁楼上，心里暗暗替父亲着急，出了一身汗。我在心里说，这事若是让我来回答，应当怎么说呢？如果说行，那房子将来真是闹了鬼，责任就将由我父亲一个人来承担；若说不行，那么多的木匠泥瓦匠等在那儿，你让德正一时半会到哪去找那么多椽子呢？所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想来想去，没有什么好办法。
一番话，说得老者面红耳赤，闭口无言。
不过，很快，父亲的回答就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嘿嘿地干笑了两声，说道：
正在一旁抽烟的小木匠赵宝明一直铁青着脸，听见老舅不停地絮絮叨叨，最后也失去了耐心，“你老人家现在知道做主了。当初，五岁大光屁股的孩子投到你门首，你怎么就不替他做主呢？你老不让他用棺材板做椽子，那就别废话，赶紧回家运一船木料来是正经！”
“你们共产党人都是唯物主义者，连鬼神都会怕你们的。”
把棺材板剖开做椽子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江北他舅舅的耳朵里。听说了外甥的这个荒唐举动，夫妇二人就坐头班船从高桥赶了过来。舅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会儿说“用棺材板盖房子生下的孩子没屁眼”，一会儿又说“那么多无名鬼聚在你屋里，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过什么安生日子？你是我们嫡亲的骨肉，话不中听，都是为你好”。舅妈这么一嚷，舅舅彭传才也陪着笑对外甥道：“头顶上净是棺材板，这人呆在屋子里，跟躺在坟墓里有何区别？这事断断不行。你爹妈不在了，这事得依我。”
德正一听，哈哈大笑，拍拍屁股，走了。
他让小武松带几个人把磨笄山上那些无主的坟包挖开，尸骨拾掇拾掇集中掩埋，棺材板剖开刨光，刷上桐油，就是现成的椽子。小武松一听有理，连夜就找人平坟去了。木匠们嘴上不好说，心里都担心沾上晦气，伤了阴骘，背地里把赵德正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
在一场绵绵春雨中，德正家的新房悄无声息地封了顶。不论是我，还是同彬，都没能听见上梁的鞭炮声。到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春琴就从半塘村嫁了过来，与德正成了亲。家家户户都随了礼，可因为人太多，酒席上坐不下那么多人，德正就让每家派一个代表来喝喜酒（当然，我们家和小武松家是例外，都是全家出动）。定邦和定国两兄弟没在婚礼上露面，由梅芳一人做了代表。她带来了一床被面、一对枕巾，也带来了一大堆阴阳怪气的刻薄话。
德正的新房快要完工时，忽然停了下来。停工的原因，说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竟然是屋顶的椽子没有着落。按照银娣的意见，不如赶到乡里，给县上的严政委打个电话，让他再给大路林场的姚厂长批个条子，“弄它百十来根椽子回来”。可德正说，严政委早已不在县里了，他调到地区行署当专员去了。小武松觉得老婆的想法有点太过费事，“大队的树多的是，我连夜带人去砍，要多少有多少，这样最省事。你居着官，谁敢放个屁？”他们夫妇的主张，赵德正最终都没有采纳。他想出来的办法，在日后的几十年中，始终是村里人闲言碎语的话题之一。
在婚礼的前一天深夜，父亲让我把家里那头又肥又壮的母羊献宝似的牵到了德正家。到了第二天，这只羊作为宴席上仅有的肉类，很快被宾客们分食一空。按理说，大人在一起喝酒，我们小孩子照例是不许上桌的，但德正却一定要让我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对于什么“父子不同席”一类的规矩，完全不予理会。按风俗，在宴席的末尾，新娘子春琴，得由德正领着，挨个给宾客们敬酒。当她来到我们桌前敬酒时，却板着脸，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跳过我们父子俩，就当没看见我们。德正抱歉似的朝父亲笑了笑，也只得随她去了。
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同彬已经在焦急地计算德正家上梁的日期了。他让我一旦打听到上梁的准确日子，就“马不停蹄”，立刻向他通报，“他妈的，上梁的前一晚，老子豁出去了！不睡觉等天亮，你呢？”同彬还说，要是等听到鞭炮声响起，再从床上爬起来冲过去，馒头和糖早就被人抢光了。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一过正月十五，德正家上梁的日子，已经成了我们唯一的指望。上梁时的情景，我们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得到：领头的木匠师傅赵宝明，嘴里叼着烟，耳朵上夹着短铅笔，牛逼哄哄，跨在大梁上，一边放着鞭炮，一边满天满地地撒下糖果、糕点和馒头，别提有多神气了！他把糖果撒向东边，人群山崩海啸般涌向东边；他撒向西边，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向西边。这样的机会，谁愿意错过呢？
当春琴端着酒杯，走到赵锡光身边时，赵先生拱了拱手站起身来，像是不经意地对春琴道：“新娘子今年贵庚？”春琴脸一红，转过身看德正。德正又回过头去看他的岳母。春琴的母亲正端着一盆豆腐来上菜，赶紧笑了笑，接话道：“虚岁二十一了。”
小木匠赵宝明对德正说，正月里天寒地冻，不宜大兴土木。可既然春琴已答应嫁过来，德正根本就不管这一套。元宵节一过，他的新房就在刚劲的北风中开了工。
赵锡光当时没说什么，可一下酒桌，就在村里四处放风说，春琴这孩子，最多不过十五六岁，还在长身体呢，“真是作孽，也不怕天打雷劈！”
窑头赵村有一个名叫骆金良的窑工，原先与赵德正一起给人抬过轿子，两人私交甚密。骆金良是个有心人。每当砖瓦出窑，骆金良就把那些缺边少角的断砖残瓦，悄悄地捡出来，堆放在窑厂边的一个草棚里。到了去年年底，他估摸着这些砖瓦足以建造三间大瓦房了，就让他女儿来到我们村给德正送信：砖瓦有了，新房可以随时开工。
听见赵先生在河边大发感慨，正在院子里晒衣裳的老福实在听不下去，就冷笑着回了一句：“都说赵先生好记性，你们家金宝当年嫁过来的时候多大？”赵锡光一听有人跟他较真，提着虾网，趿拉着木拖，一猫腰，消失在燕塘对岸的树丛里。
他在祠堂里住惯了，觉得这样挺好。可那些由新珍或银娣介绍过来的对象却不这么看。她们抱怨说，人长得丑一点倒也无所谓，若在破败、潮湿、散发着霉味的祠堂里成亲，不说别的，一想到旮旮旯旯里的那些老鼠、蜈蚣（说不定还有赤练蛇），就让人受不了。据说，三老倌当年就是晚上睡觉时被老鼠咬破了鼻子，得破伤风死的。父亲后来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去半塘为德正提亲时，春琴的母亲一听说德正还住在祠堂里，就拉下脸来，皱眉道：“要是没有新房，所有的事都免谈！”
不过，赵锡光的话想必不会错。因为春琴嫁到我们村后，不到一年，个子又蹿高了一大截。
德正一直没想为自己盖房。当他缠着郝乡长，要在村里办一所学校时，这批木料被他作为重要的筹码，与郝建文软磨硬套，“你看，建校舍的木料，我们都已准备齐了，只要上面批下来，我们可以立刻开工。”
天命靡常
那个年代的官，说话还是算数的。严政委给大路林场的厂长打了个招呼，没过多久，厂长就派人给德正拉来了七八根粗大的圆木。这些木料长年堆放在祠堂院中的阅台上，任其日晒雨淋，木色渐渐发了黑。很快，阅台上的蒿草就把它们盖住了。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无缘无故的。”父亲说，“风雨雷电、时节更替，祸福寿夭、穷达贵贱，各有原因。如果一个人遇到不可解之事，把脑子想穿了，也找不到其中的原因，怎么办呢？他或许就会去庙里烧香，把自己的难题交给算命先生，听任他们摆布。一桩事情的真相和奥妙，通常并不藏在最深的地方，有时就在表面。只不过，一般人视若无睹。要想成为一个好的算命先生，首先就必须学会观察，比如说——”
“老伙计，艰苦朴素是必要的，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你琢磨琢磨，选个地方，给自己造个房子吧。砖瓦你自己想办法，木料我替你解决。”
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到了“野田里”的村头。父亲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问路。她的嘴瘪塌塌的，说话不是很利索。
一年春天，严政委来乡里检查工作，专门来到儒里赵村，看望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这位部下。他没有回到乡里去住宿，而是在赵德正居住的祠堂里过了一夜。那天晚上，春雷一夜未停，瓦缝中的漏雨打湿了半边床，两人索性披衣坐起，在昏暗的油灯下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严政委临走前，特地交代赵德正说：
自从德正与春琴结婚之后，父亲果然受到了特殊的优待。他所说的“好日子”真的来了。德正搬进了新房，那处祠堂就成了大队的仓库。既然有了仓库，自然就需要一位仓库保管员。父亲及时得到了这个任命，再也用不着披星戴月，去青龙山搞什么“大会战”了。他不用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甚至不用参加群众大会。腰里别着一大串钥匙，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咣当咣当”地响。村里人见到他，终于不再叫他赵呆子，而是尊他为“赵保管”。偶尔外出算命赚点外快，赵德正也眼开眼闭，一概不问。但说来奇怪，父亲当上保管员之后，好像也并不怎么高兴。相反，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后来，村子里有传言说，梅芳实际上同时嫁给了兄弟俩。她前半夜与定国睡，后半夜则由哥哥定邦享用。这多半是村里人闲极无聊而编出来的瞎话，根本不足为信。据说，这事首先是从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口中传出来的。而银娣之所以知情，是因为她与村中几个胆大的妇女，有半夜潜入人家窗下听壁根的恶习。我记得去年秋末的一天，我的堂哥礼平不识相地向银娣求证此事的真伪，后者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巴掌在他脸上拍出了五道手印，仍觉得不解气，又在礼平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件事也是导致我婶婶和银娣多年失和的原因之一吧。
“比如说，如果有人请你算命，”父亲接着说，“多半是因为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解不开的结，或者有什么重大变故，简单来说，有些走投无路。但一般来讲，人家请你去算命，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而是要你算出来。算得对，才肯花钱请你设法禳解。所以，算命先生这碗饭其实也不好吃。你跟人家见了面，先别忙着看相摸骨，推算生辰八字，而是要通过察言观色，预作判断。三言两语之间，就要知道对方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对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这是最起码的。”
可德正也有一样不好：他习惯把自己的副手高定邦当家奴一般使唤。开始，定邦还能隐忍，再往后，就有点面和心不和。特别是当农会的另一名骨干梅芳嫁给了他弟弟高定国之后，三个人“连起党来”，开始公然与赵德正作对。到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定邦撇开赵德正，成立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名为“青年突击营”，高定邦自任营长。他们有一句响亮的口号，成天挂在嘴边，村里人人皆知，叫做：“背起包，跟我跑！”
“可是，我听同彬说，算命先生全都是骗子……”我打断了父亲的话，提出了我多年堆积在心头的疑虑。其实，赵同彬从未说过这样的话，我把它栽到同彬头上，不过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我不想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刺伤他的自尊。
赵德正当上农会主任后，村里人不得不用全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孤儿。他们说，赵德正天生就是做官的料。你看他一米八的身板，脸色阴沉地往台上一站，确实有一点不怒自威的气派。他平时不爱说话，反而成了他最大的优点——因为只要他金口一开，往往就是命令，容不得你去跟他讨价还价。念报纸和读文件一类的事，他是不屑于干的，全由高定邦代劳。他做起报告来虽说脏话连篇（据他自己说，若不带脏字，他连一句话也说不上来），居然也能条分缕析，把事情说得头头是道，一二三四五，点点不漏。连郝乡长都夸他“这狗日的，话糙理不糙”。后来，德正入了党，他的官职由农会主任变成了指导员和教导员，再后来人民公社成立，他就成了我们大队第一任支部书记。
“也不能这么说。”父亲平静地答道，“人其实都非常脆弱。当他遇到大的灾难和不幸而无力承受的时候，就需要有个人来替他扛着，并给他最后的安慰，让他安时顺变。他可能压根就不信，但他还是需要一个安慰，好把自己的苦难交出去。俗话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大早上起来还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是到了晚上，说不定就会变成一只四肢无力、软弱可怜的鼻涕虫。所以说，三寸气在千般好，一日无常万事休。”
五十多年后，我在蚊声如雷的炎炎夏日写下上述这段文字时，内心感到了一种难言的痛楚。唉，世事变幻，鬼神不测，不说也罢。我相信，聪明的读者读到这里，多半已经猜到了其中的原由了吧。关于这件事的种种曲折，我们不久以后就会谈到。
“有钱人也会算命。”我提醒父亲说，“他们没病没灾，可就是喜欢算命，这是怎么回事呢？”
三天后，乡长郝建文带着几个乡干部，来村里正式宣布对赵德正的任命，那名妇女也同时被增补为农会副主任。他俩很快就被送到乡里，在基层干部学习班培训了两个月。在这之后，赵德正换上了一身新衣新帽回到了村里，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农会主任。而那位妇女却被抽调到县里继续学习去了。一年后，她改任乡里的妇女主任。乡里就临时安排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高定邦，与德正搭班子，当了他的副手。
“你说得没错。”父亲笑道，“有钱人最蠢，也最好打发了。他们算命大多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自己的官运和财运。这样的主顾，我们求之不得。你只要晓得多说些奉承话就行了。这些人往往也就是图个吉利，发个利市，准与不准，没什么说法。”
严政委也笑了起来，“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村中一户人家的门前。一对六十来岁的老夫妻，早已在院外迎候了。老太太十分和善，也很热情，说话时嗓门很大，唾沫星子乱溅；而老头则中山装笔挺，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面容古板，有点拿腔拿调，一看就是个干部。
祠堂里又是一阵哄笑。
这户人家院落很大，也很洁净。院子当中有一口水井，水井两侧各有一处土堆的花台。东边的花台里，栽着一棵大橘树，结满了橘子，累累果实把树枝都压弯了。右边的一棵石榴树早已落了果，晒瘪的石榴撒得满地都是，在阳光和雨水中静静腐烂。
最后，这个妇女看上去有点恼火，她扯着嗓子对严政委喊道：“照你这么说，这个农会主任，我也能当！”
我跟在父亲的身后进了堂屋。屋里的桌边还坐着另外两个人。一男一女，不过三十出头。见我们进来，两个人都站起身来，给父亲让座。
严政委仔细地打量了她半天，随后就笑了。他问她为什么不同意，语调突然变得十分和蔼。那位妇女高扬着脖子，大大方方地说了赵德正不能当农会主任的几条理由，而严政委则耐心地逐条加以解释。她说，赵德正不识字。严政委就说，不识字没关系，可以慢慢学嘛！没有人生来就是识字的；她说，赵德正是个闷屁虫，要是上台作报告，保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严政委说，我小时候也不会说话，见了人就躲，没关系嘛，只要他不是哑巴，锻炼锻炼就好了；她说，赵德正出身微贱，靠村里人的施舍长大，现在反过来了，让他在全村人面前吆五喝六，发号施令，有点不太合适。这抬轿子的管着坐轿子的，自古以来没这规矩！严政委说，那好，我们今天就来破一破这规矩！她还说了些别的，严政委笑呵呵地都给她逐条驳了回去。
一开始还好，大家还只是拉拉家常。那位干部模样的人自己抽着卷烟，跷着二郎腿，面无表情。父亲站起身来给那位年轻男子摸骨的时候，我的手心微微有些出汗，心也怦怦直跳。毕竟，算命先生因算得不准，或者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遭人奚落甚至痛打的事，在我们当地也并不少见。父亲替那人看了相，摸了骨，一句话没说。他又转过身去，端详着那位年轻的妇女。父亲彬彬有礼地问了问她的年龄和生辰八字，随后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那女人就捂着嘴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不同意！”
父亲没有替她摸骨。
确定了农会主任的人选之后，接下来就是民主评议。严政委让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随心所欲地发表意见。村里人大概一时半会还没从巨大的疑惑和震惊中回过神来，一个个都低着头，没人吭气。严政委见无人反对，正要宣布散会，一个年轻妇女突然红着脸站了起来（我婶子拉了她好几把，愣是没把她拉住），大喇喇地说：
这个妇女在面对父亲问话时，态度娴静，语调轻柔，脸色微微泛着潮红。亮晶晶的目光中，有一种对父亲无条件的崇敬与信赖。而父亲却像一位正在给人诊病的郎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不由得你不信的安稳与从容。
严政委倒是不笑，他和工作队的几个人严肃地商量了一阵，果真就招呼德正站起来“亮亮相”。可惜，德正那天不在现场。他送一个会弹琴的和尚回镇江的金山寺去了。据说，那天傍晚，赵德正从镇江回来，听说自己被选为农会主任，吓得腿都软了，半天不敢进村。
等到他看完相，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望着父亲。屋子里有一种难捱的紧张与静谧。不料，父亲沉思了半晌，忽然站起身来道：“我先出去解个手。”
严政委的这番讲话，是由父亲后来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的。他说他记得一字不差，恐怕有点吹牛。但村里其他人的转述，也大致差不多。严政委刚讲完话，红头聋子朱金顺就第一个站了起来，嚷嚷说：“若要论我们村里最穷的人，那就是赵德正了。根本不用选，这个人，穷得叮当响，打小没爹没娘，可以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这一嚷，祠堂里传来了一阵哄笑。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微微一笑，又拿出一支烟来，两头都在桌子上顿了顿，这才叼在嘴上，抖着腿，似乎在说：我倒要看看，你这瞎话怎么往下编？
“儒里赵村之所以三个月还选不出一个农会主任，是有人暗中捣鬼。有人暗中捣鬼，是因为他自己想当这个农会主任。这些人从旧社会过来，总是用老眼光来打量我们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只要给我们出个难题，让我们出个洋相，给我们一点难堪，我们的事情就办不成了！事情办不成了，我们就会回过头去求他。三请四邀，三顾茅庐，还要用八抬大轿去请他出山，来维持地方（严政委说到这里，坐在前排的几个小年轻，都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瞅着冯金宝。冯金宝则低声骂道：‘日你妈的烂屌芯子！看什么看？我脸上也没写着字。’）。好嘛，你不是要跟我们唱对台戏吗？我们就跟你唱一唱。你不是想让我们上门去求你当这个农会主任吗？我们偏不让你当！也罢，今天我们大伙聚在一起，先不选什么农会主任。选什么呢？就选村里最穷的人。你们村里谁最穷，就让他来当这个农会主任。本来嘛，新社会就是要让穷人当家做主，天经地义。谁最穷，谁就来当这个家，做这个主。”
父亲解完手回来，坐定了，喝了一口茶，就说出了一大堆谁也听不懂的话来。对于算命者来说，这些唬人的鬼话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吧。我相信，父亲的这些话，不仅我听不懂，在场的其他人也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们并不在意这些胡话，而是在焦急地等待着父亲说出他的结论，或者说，作出最终的判决。而父亲的结论是：
第二天早上，又开村民大会。村里的男男女女都想看看县里的大官长什么样，也不用敲锣，都早早地赶到祠堂里，听他讲话。严政委倒也没有多余的套话，一开口就单刀直入。他说：
“你们这户人家，什么都好。可有一样，不招小口。”
据说，严政委是从徐蚌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脑子里还有一枚弹片没有取出来，什么世面没见过？他在村里东转转，西逛逛，见到人就拉住他们聊家常，不到半天的工夫，心里就有了底。
话音刚落，那个妇女情绪陡然变得有点激动。她吃惊地仰望着父亲，嘴唇微微颤抖。而她的婆婆，那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太，则大腿一拍，长叹了一声：
转眼间就到了一九五〇年初。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他们召集全村的男女老幼到祠堂开大会，推选农会主任。邻村为争当农会主任而打破头的事时有所闻，但在我们村，情况恰好相反。大会一连开了三天，就是无人愿意出头担任农会主任一职。工作队的干部们分头上门，挨家挨户地调查研究、说服动员，最终仍然一筹莫展。到了后来，就连村民大会都开不起来了，勉强到会的几个妇女照例是蔫头巴脑，一声不吭。工作队在村里呆了三个月，连个农会主任都选不出来，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情况逐级上报，一直报到县里的主要负责人严政委那里。严政委也不敢怠慢，二话不说，乘坐一辆吉普车，亲自来到我们村一探究竟。
“一点不错！”
大概是因为吃百家饭长大的缘故，德正成年后反而比一般孩子长得敦实健壮。他是村里仅有的两个能把碌碡举过头顶的人之一（另一个就是赫赫有名的小武松）。他平常除了给人抬轿之外，偶尔也会在邻近各村给人打短工。有时，也会帮人抬棺材。赵德正平常不爱说话，但性情刚烈。不论哪家有事请他帮忙，他总是随叫随到，分文不取，村里人倒也心安理得。每个人心里的盘算都是一样的：既然众人合力将这个孤儿抚养成人，如今已经到了他回报村人的时候了，让他卖点力气，理所应当。
父亲接下来的一句话，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用一种略不经意，却分明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老太太道：
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成天在村子里晃荡，时间一长也不是事。几个好心人又来找赵锡光，让他出面拿个主意。那时，赵锡光因小老婆冯金宝刚生了一个死胎，心绪正恶，就对来人蹙眉道：“俗话说，救急不救穷。他们家的事，我已替他料理停当。他嫡亲的娘舅不要他上门，我有什么办法？随他去吧！”村里人只得转过身来去找赵孟舒。孟舒略一思索，就对来人建议说，不妨把这孩子安顿在祠堂里。看守祠堂的三老倌，八十多岁了，也正缺个帮手。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老人们因记挂着这个没爹没妈的小可怜，家里有了好吃的，总要匀出一点往祠堂里送。到了刮风下雪的冬天，村里穷人家的孩子也不一定个个都有棉裤穿，赵德正倒是一样都不缺，虽然是旧的，却也足以御寒。
“孩子是前年没的呗？”
他出生后不久，母亲就过世了。他的父亲赵永贵是个酒鬼，每天靠挖树根得来的一点钱，差不多都被他换成了酒，喝到了肚子里。赵德正五岁那一年，父亲在吐了满满一钵头鲜血之后，趴在桌上死了。村里那些有见识的人凑在祠堂里一合计，就由赵锡光做主，把他们家两间破砖房变卖了。大部分钱用来还债，剩下几文铜板，连棺材都置办不起。最后，他们好说歹说，从更生的父亲手里买下了一个旧衣橱，把中间的槅板去掉后，将赵永贵的尸体斜塞了进去，草草安葬了。村里人觉得帮人应该帮到底。过了头七，他们就派人把赵德正送到了江北的高桥，让他去投靠开豆腐店的舅舅。没想到，不到一个月，赵德正又从江北回来了。多半是他娘舅嫌他累赘，不肯收留他。
“一点不错。”老太太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跟着就哭了起来，“这小祖宗是前年春上走的。这个前世的冤家生得胖墩墩、白嘟嘟的，聪明乖觉，百伶百俐。自打他投胎到我们家，捧在手心里怕伤，含在嘴里又怕化，没成想……”
德正原是村里的一名轿夫。
老太太伤心过度，很快就泣不成声了。那个干部模样的人，此时已经明显地转变了态度。他终于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来，递给父亲，陪着笑，谦恭地问道：
德正的新房
“先生是抽烟的呗？”
我又想起了“徐新民”这个名字，想起了她让我转告父亲的那三句话。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害怕起来，周身掠过一阵冰冷的颤栗，心里像是压了块石头。
父亲倒也没有推让。当他与老者吞云吐雾并小声交谈的时候，我早已如释重负。我知道，对于父亲今天的差使来说，最难熬的一关已安然度过。接下来的事情，已处在父亲的全面掌控之下。当他们急不可待地向父亲央求“破解之法”的时候，像往常一样，父亲将随身带来的青布包裹打开，从里边取出一截包着红纸的桃木桩，让他们将树桩埋在祖坟的东南角（在另外一些场合，我记得父亲也会让人家埋在西南角）。
一直等到地上有了一层积雪之后，我和礼平才转身往家走。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上午来家的那个女人。这个来无踪去无影、头戴绿色方巾的妇人居然如此神通，明显不是一般人。她大清早急匆匆地赶来送信，想必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如果她的家果然在泰州，如果她走得足够快，这会儿应该已经在过江的船上了吧。
“别担心，”父亲安慰老者道，“不出两年，你还会有一个孙子。只是有一样，十五岁前，千万别让他近水。比如河边、池塘，尤其是茅坑。”
不大一会工夫，在漫天的雪幕中，便通庵已经看不见了。
“一点不错。”老太太兴奋地叫了起来，“先生真是神算！不瞒你说，我们家的这位小天主，前年春上就是掉在茅坑里淹死的。”
“还去吗？”礼平缩着脖子，抖抖嗦嗦地朝便通庵的方向指了指，语调中有一丝为难和担忧。我立刻就明白了他为何要这样问。刚才还是好好的晴天，转眼间已变得一片昏黄。风向稍稍偏向东北，大片的乌云缓缓地朝我们头顶压过来，细盐似的雪粒，扑扑簌簌地打在我们身上，在山上的乱石中跳跃着。紧接着，雪珠变成了雪霰。很快，雪霰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飞絮，天空转而变得阴暗沉黑。
临走前，他们如数付给了事先讲好的酬金。老太太死拖活拽，一定要额外送给我们一包赤豆、一小袋糯米。
便通庵虽说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触（我甚至能够看见池塘里凫游的野鸭），但要走到那里，却并非易事。因为它与磨笄山之间还隔着一条长满荒草和荆棘的深壑。在闹饥荒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成天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算命。他最终算出的结果是：既然便通庵的池塘夏天开满了荷花，到了深秋时节必有莲藕可挖。可是，当父亲叫上瘸腿的叔叔，扛着铁锨，提着马灯，连夜赶到那里的时候，还是晚了一步。那座池塘早已被人掘地三尺，翻了个底朝天。
我们离开了那户人家，走到了村子里。父亲问我愿不愿意抄近路，经由便通庵，翻过磨笄山回村，这样，我们说不定可以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回到家里。我们绕过一处采石场，沿着金鞭湾绿树成荫的河堤往前走。月牙形的湾流，波光粼粼，夕照给它镀上了一层碎碎的金箔。等到周围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时，我终于有机会向父亲请教这次算命的奥妙之处。
野田里再往北，就是滚滚长江了。
“你是怎么算出他们家不招小口的？”
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矗立在对面山梁上的便通庵便可尽收眼底。这座古庙不知何时所建，我们只是听说，村里的媒婆马老大在还俗之前，曾在这座寺庙里修行多年。这座荒寺是我们大队最北的边界。寺庙的北坡下，有一道清澈的溪流，人称“金鞭湾”。金鞭湾月牙形的河道围住了一个蓊蓊郁郁的小村庄，名叫“野田里”。
“你还记得我们刚进院时，他们家院子里的情形吗？”
雪兰的脸陡然阴沉下来，凶狠地瞪了我们一眼，对着礼平骂了句“我日杀你家妈妈”，一把拽过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
“当然记得。正当中有一口井，左边有一棵橘树，右边有一棵石榴树。”
我们走到半山腰的树丛里，看见雪兰拎着满满一篮猪草，后边跟着她弟弟小斜眼，正从山坡上下来。礼平就叫住了她，要和她斗草。雪兰看了看礼平，又扭头看了看我，也不说斗，也不说不斗，而是怯怯地笑了一下，对我们说：“你们两个都有糖吃，哪来的？能不能也给我一颗？”礼平就笑嘻嘻地朝她走过去，将脸凑向她耳边。雪兰傻呵呵地笑着，主动把耳朵侧向他。小斜眼拽着姐姐的裤子，仰头看着他们。礼平说：“你嘴巴张开，我把糖吐在你的舌头上。”
“橘树和石榴都结满了果实，可是无人采摘，任果子掉在地上烂掉。两边的花台上长满了青苔，花台的边沿也很齐整，没有孩子爬过的痕迹。如果这户人家有孩子，只怕果子还没长熟，就被摘光了。另外，院中的那口井，井盖没有盖上。明明有井盖，却没有盖上，这是不同寻常的。再说，他们让我给那对年轻的夫妇算命，可一照面，我发现他们红光满面，不像是有病有痛的样子。通常，年轻夫妇请我算命，有一多半是因为没有生育或孩子出了事。再有，你是不是还记得，他们家堂屋的墙角，搁着一个稻草编的箩窠？箩窠里堆满了杂物，这说明什么问题？”
我在路上吃了一颗糖。我把漂亮的玻璃糖纸剥开，将糖捡入口中，再将红色的糖纸在手心里抚平，凑在阳光下，两面看了看，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它叠好，放入裤兜中。整个过程，多少有点炫耀的意味。我原以为礼平会立刻跟我要糖吃。如果他要，我当然会给。可礼平一声不吭，假装没看见。那颗糖反而成了负担。等到我们开始爬山的时候，礼平一只手箍住我的肩膀，假惺惺地对我笑道：“你嘴里什么味？怎么这么好闻？”我马上就把兜里的那颗糖掏了出来，给了他。
“要么孩子已经长大了，要么，他已经翘了辫子。”
从武松家出来，礼平建议我们去山上的便通庵寻草。他腊月里曾去过一次，便通庵前的池塘边长满了肥嫩的青草。去便通庵要翻过一座山包，路途虽然远一些，但我们撑得满满当当的肚子，正需要一段山路来消食。
“聪明啊！要是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会高兴收你做徒弟的。以后别人要叫你呆子，千万别答应。”父亲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又接着道：
德正家的新房就建在磨笄山下。除了几座坟包和一丛丛的杂树，附近没有一户人家。因为新房还没有建起来，没有生火做饭的地方，赵德正就借了离那儿最近的小武松家，给木匠和泥瓦匠供饭。我和礼平一口气跑到小武松家，工匠们早已吃完了饭，歪在桌边剔牙了。虽说饭桌上只剩下了些冷菜残羹，但没有大人的管束，我和礼平都吃得十分尽兴。等到小武松的老婆银娣把一碗剩汤热好了重新端上桌来，我们因吃得太多，已经感到微微有些头晕了。
“我坐下来替他们摸骨看相之前，对于这户人家到底出了什么事，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后来，我去外面解手，无意中看到他们家的茅坑用土填平了，但茅坑四周围着的篱笆还没有来得及拆除。好好的茅坑，为什么要填掉呢？我有些疑心，如果他们家的孩子真的死了，多半就是掉在茅坑里淹死的。所以说，事情的真相，其实就在眼前。只要留心观察，你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秘密。”
他说的是“两个小鬼”。明明白白。我和礼平同时扔掉了手里的草篮和镰刀。在奔向饭桌的过程中，礼平跑得飞快，把我扔下了一大截。
“那你又是怎么算出那孩子是前年死的？”
有两个妇女在打好的地基上往墙缝里灌浆。德正和更生两个，拉着尼龙绳，正在地上撒石灰线。我到了近前，故意在德正身前身后晃悠，以便让他看见我，好招呼我去吃饭。可德正画完了石灰线，又帮着马老大拌麦秸泥去了。直到马老大问我，那个戴绿方巾的女人打哪儿来、是我们家什么亲戚时，德正总算是意识到了我的存在。他转过身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礼平，“吭”的一下擤出一把鼻涕来，搓了搓手，慷慨地对我们命令道：“你们两个小鬼，这时候才来？赶紧去吃饭！”
“噢，这个也很简单。他们家堂屋的墙上，并排张贴着三张年画。第一张是观音送子图，第二张画的是孩子戴着红肚兜，跨着一尾红鲤鱼，第三张是孩子在柳林边放风筝。你注意到了没有？（我摇了摇头）这户人家每年都贴画张，但贴到前年，忽然就停了，这难道不奇怪吗？这也许表明，孩子去年已经不在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我心里也不十分肯定。”
他问我到哪里去。想到昨天中午他对我的无情无义，我故意大声对他说：“赵德正请我去家里吃饭。”礼平明显地愣了一下，似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我，像影子一样在我身后紧紧地跟着。我走他走，我停，他也停。每往赵德正家走近一步，我对他的厌恶就增加一分。
“万一你说错了怎么办？”
礼平很快就撵上了我。
“这倒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猜错了，我就会一口咬定说，那孩子从命相来看，应该是前年离世，由于种种原因，时间被提前或推迟了。这方面的说辞，对于受过专门训练的算命先生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好不容易摆脱了唐文宽的纠缠，我刚走到祠堂边，就看见堂哥赵礼平也拎着篮子，从柏生家的草垛边闪了出来。我有点不想搭理他，就装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并暗自加快了步子。
父亲再次亲昵地摸了摸我的头，补充道：“现在是新社会，算命这一行没有什么前途。你用不着学这个。但学会观察，预作判断，将来对你大有用处。”
我知道他在愚弄我，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就喜欢与村里的孩子嬉闹，一旦编起故事来，出口成章，用不着打底稿。这就好比在他家听说书，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哪些故事是书上写着的，哪些故事是他随时编出来的。关于我母亲的这篇故事还没有说完，他老婆王曼卿已经在水码头边叫他了。唐文宽笑嘻嘻地站起身，挑起粪担，似乎意犹未尽，又对我说了一大串古里古怪的话，我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每当他说出那些谁也听不懂的鬼话时，总是一动不动地观察我们的反应。他大概很喜欢欣赏我们脸上疑惑不解的神情吧。说怪话，是唐文宽与孩子们恶作剧的最后一幕，好比餐后的点心，而最后，照例是旁若无人的哈哈大笑来收场。
有一件事，这里也许应当顺便提一下。
“傻孩子！她就是你妈妈。我认得她。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去追。别愣着呀，放下篮子赶紧去追。她这会最多走到十八亩，你要去追，完全来得及。快跑，咚咚地跑！抄近路，追上她，什么都别说，缠着她，跟她回家。她们家就住在城里的糕饼街。右边有一个油条铺子，左边有一个麻花铺子。她家里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每天早上，金雀子从油条铺子叼回一根油条，银雀子从麻花铺子衔来一根麻花……”
当我们经过便通庵的时候，我注意到父亲一连两次回过头去张望。尤其是第二次，他站在池塘边，呆呆地望着这处古庙，渐渐地就出了神，眼睛里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悲戚。我去拉他的袖子，他猛地打了个寒战，似乎被我吓了一跳。
“她不是我妈。她从泰州来，给我父亲捎口信来的。”话一出口，我就被自己的轻率吓得魂飞魄散。那个好心肠的女人再三叮嘱我，不要把她到访的枝节告诉任何人，可她人还没走远，我就已经将这个秘密泄露给了第一个遇见的人。好在唐文宽对这些不感兴趣，他继续一本正经地朝我眨眼睛，笑道：
池塘边雪白的芦花丛中，有一艘倒扣的小木船。那是采菱角或夹塘泥用的小划子，尖削，破旧。船上栖息着两只白鹭，一大一小。它们悠闲地踱着步子，似乎也在朝我们这边张望。寺庙的屋顶有一半已经坍塌，上面落满了树叶。绚丽的云朵，在树林的背后堆积着，一轮红日缓缓西沉，正在下山。
“刚才从你们家出来的那个大屁股女的，不是你妈妈？”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就着一盘韭菜炒鸡蛋，吃着香喷喷的糯米饭，再次把话题扯到了算命这件事情上来。在野田里，父亲曾亲口给人家许诺说，两年之内老夫妻俩就能抱上孙子，可万一到时候生不出孩子来，“人家会不会上门来找你算账？”
“我妈？在哪里？”
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莞尔一笑，有点心不在焉地对我说：“既然那夫妇是生过孩子的，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对吧？孩子突然亡故，夫妻俩想必伤心欲绝，度日如年。而摆脱悲伤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刻再生一个孩子。这是可以想见的事。可生孩子这样的事，急不得。往往越是急火攻心，越是事与愿违。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只要他们心情平复，迟早还是会生的，不用担心。”
“你妈妈来看你啦？”
“万一呢，比如说万一生下来的是个女孩，那可怎么办？”
我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小院边上，迎面遇见唐文宽挑着粪桶站在了路当中。他朝我不怀好意地傻笑。我要从篱笆这边穿过去，他就用右边脏兮兮的粪桶挡我的路；我要从挨近池塘的一边绕过去，他又用左边的粪桶来拦我；我要从他扁担下钻过去，唐文宽就蹲下身来。没办法，我只得停下来与他搭话。他见我站住了，索性歇下担子，把扁担往粪桶上一搁，坐在担子上与我说话。他的笑有点不太正经。
我有点胡搅蛮缠，丝毫没有觉察出父亲其实已经在心中盘算着另一件事且心绪烦乱。我看见他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心里也暗暗吃了一惊。这时，父亲说了一句让人提心吊胆的话——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我曾反复咀嚼，体味再三。直到现在，当我回忆起父亲说话时忧悒的面容，仍然能够感觉到一阵阵心悸和自责。
我对于父亲让我去德正家吃饭感到困惑不解，也可以说有点恼火。好像他嫌我昨天在婶婶家所受的折辱还不够似的。德正家正在起房造屋，家里木匠、泥瓦匠、帮工一大堆，饭菜自然不会差，但在我眼中，德正要比婶婶可怕一千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不过，父亲既然这么吩咐了，恐怕自有他的道理吧。我是抱着父亲交代给我的某种使命（而非单纯的口腹之欲）前往德正家的。我还带上了竹篮和镰刀，打算吃完饭就去他们家后面的磨笄山寻草。有了竹篮和镰刀打掩护，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一旦在德正家碰了壁，没人招呼我吃饭，我就可以装作是出来寻草的，悄悄走开就是了，面子上也不至于太难看。
“两年时间，在你看来，也许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对不对？可对我来说，它实在是长得没边。我用不着为两年后的事情操心。”
她已经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往前走了一段，好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又转身走了回来。她来到我身边，也不说话，抓过我的一只手，塞给我两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我看见她的身影在风渠岸的大坡上一点点地变小，一会就看不见了。过不多久，她头上的绿方巾，又在对面的土坡上一点点地变大，一直升到坡顶，然后向西，很快就消失在一道灰蒙蒙的山梁背后。
父亲一字一顿地说，他不像是在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在自言自语。
说实话，虽说她嘱咐我的那三句话，已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信任感，对她的离开，我多少有那么点依恋不舍，但她说下午会下雪时不容置疑的口吻，使她的形象再度变得陌生起来。我不得不再次抬头打量她。我觉得她是在说梦话。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一朵朵雪白的云絮，堆在蘑菇房的屋顶上，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没有一丝风。更何况，眼下早已开了春，池塘边的柳枝上已经垂下缕缕鹅黄色的丝绦，这时节怎么会下雪呢？
随后，父亲回过神来，起身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糯米饭，嘱咐我给婶子家送去，让礼平和金花他们也尝尝新。
妇人来到院中，抬头看了看天色，对我说，她得赶紧走了，一会就要变天了。下午会有一场大雪。
背起包，跟我跑
她说完了这三句话，又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才放心。我问她，“徐新民”是哪三个字，妇人说，她也不懂是什么字，只晓得是这个音。据此，我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女人不识字。她从门背后找来一块围腰，替我把头擦得干干净净。然后，她又端详了我半天，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脸，说了一句让我终身受用的话：“我还从没见过眉眼生得这么俊秀的孩子。”通过这句话，我对自己的相貌第一次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她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让我到院子里去呆一会儿，顺便把头发晒干。正因为多了“顺便”这两个字，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把我支开，以便用一下我们家的马桶。
一天傍晚，天刚擦黑，村子里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声。
第三句，要做最坏的打算。
高定邦、高定国兄弟，嘴里各衔着一枚铁皮哨子，在村里挨家挨户地召集“青年突击营”的队员，让他们到祠堂前的大晒场列队待命。营长高定邦背着一个军用挎包，脖子上搭着白毛巾，蹿到了红头聋子家的院门口，说了句：“快，打背包，跟我跑！”朱金顺的儿子朱虎平赶紧喝完了最后一口粥，扔下饭碗就往大晒场去了。高定邦又来到小木匠家，没进门，远远地喊了一声：“背起包，跟我跑！祠堂门前集合。”小木匠赵宝明肩上挎着一个帆布包裹，拿着一把雪亮的手电筒，风风火火地出了门，去晒场排队了。高定邦来到了更生家。他隔着池塘喊了一嗓子，更生的妈妈老鸭子手里擎着一盏油灯，从窗口露出脸来，“更生不在家，兴许是被老菩萨找去砸象棋了。”于是，高定邦向村东一阵猛跑，很快就来到了唐文宽家门口，“哔哔哔”地吹起了哨子。
第二句，南通的徐新民被抓，事情不太好；
过不多久，只见一个黑影从天井里出来。高定邦也没顾上多想，冲着那人喊了一句：“走，打背包，跟我跑！”
第一句，泰州那边来人送信；
没想到，出来的这个人不是更生，也不是唐文宽，而是他老婆王曼卿。
她摸了我半天，忽然问我，家里有没有石碱？我在水缸边的灶台上找到一块石碱递给她，她就起身烧了半锅水，把我按在木盆里，给我洗头。洗完了头，又帮我洗了脸，洗了脖子。满盆的清水不一会就变得乌黑。她在给我洗头的时候，告诉我三句话。她让我牢牢记住这三句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父亲，而且只能在我和父亲两个人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绝对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些话告诉父亲。要是别人问起，“打死了也不能说”。
曼卿一边系着腋下的扣子，一边扭动着她那风骚柔软的腰肢，趿拉着鞋子，人还没到跟前，一阵浓浓的异香早已把高营长熏得筋酥骨软了。王曼卿笑吟吟地斜靠在门框上，扬起脸，柔声细气地对定邦道：“跟你跑？跑哪儿去？”
她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把我拉到身边，用两腿紧紧地箍住我。摸我的手。摸我的胳膊。摸我的头。最后，她又让我坐在了她的腿上。她的眼睛里亮汪汪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香味。我还是第一次与一个女人挨得这么近，有点不太习惯，下腹部有一阵既舒服又难受的抽搐。
高营长毕竟在部队呆过多年，他略微定了定神，使劲地晃了一下脑袋，以便让自己恢复清醒，同时挺直了腰板，对王曼卿说：“我是来找更生的。”
她说她从泰州来，早上坐头一班船到大港，然后一路打听，来到了我们村。她没说有什么事，只是问我父亲什么时候回来。随后，又反复追问我，到了天黑，父亲会不会一准回来。听她的口气，她本来是准备呆到天黑的，只是到后来临时又变了卦。
说来奇怪，当这句话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时候，早已变成了软塌塌的喃喃低语，且带着一种讨好似的暧昧。王曼卿说，更生今天没来家下棋，老唐这会儿也去了江都的二姨家。随后，她扑闪着让人销魂蚀魄的大眼睛，似笑非笑地对一身正气的高营长轻声道：
那个妇人身穿黑棉袄，头戴绿方巾，颧骨高耸，脸颊被北风吹得红红的。大脚，大手，大脸盘。说的是江北话，满脸带着笑。
“要不，我跟你去？”
我坐在门口的路槛上啃玉米，看着被风吹皱的塘水。隔壁的老福奶奶带着一个四十出头的女人，来到了院子里。老福手里捏着一把湿淋淋的芫荽，对那个陌生女人道：“这就是他家。”随后又转身嘱咐我说，爸爸让我寻点草来喂羊，中午就去德正家吃饭。说完，她就颠着小脚摇摇摆摆地走了。
高定邦这时已经舌头僵硬，不怎么会说话了。他说，这个。这个。这个。曼卿上前一步，不经意中指尖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脸颊，嗲声嗲气地说道：“什么这个那个，能不能给句痛快话，你要，还是不要？”可高营长那会早已魂不附体，仍在这个那个地低声嘟囔，最后王曼卿也急了，一伸手，捉住了定邦的袖子，把他往门里顺势一拽，顺手将门一关，就此缴了他的械。
我揪住裤腰，从阁楼上的梯子上下来，发现那根腰带在父亲的床铺上被摆成了一个圆圈。父亲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拿开腰带，掀开被褥，发现里面有一个用麻布衬衫包裹的圆鼓鼓的东西。打开衬衫，里边是一个大号搪瓷缸。揭开瓷盖，里边有一个烤白薯，还有半截玉米。手一摸，还是热的。
那天晚上，高定邦在王曼卿屋里一直待到次日凌晨才出来。同彬的妈妈新珍早晨起来刮锅底灰，偶然撞见了他，一时间，彼此都有些不太自在。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自己的裤腰带不见了。哪儿都找不到。开始，我有点疑心，会不会是父亲把我的腰带自己拿去用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父亲凡事心细如发，不会如此行事。
高营长的弟弟高定国和梅芳两个人在祠堂门前集合齐了人马，就是不见高定邦露面，左等右等，就到了半夜。最后，梅芳只能临时取消原本的拉练计划，将队伍解散，让他们各自回家。
那天的后半夜，我蒙眬中听见父亲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来，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就在黑暗中那么呆坐着，不说话。我背过身去装睡，也不搭理他。后来，在不知不觉中，真的睡过去了。
这件事，是第二天上午同彬一五一十告诉我的。同彬这个人，说话爱夸张，见到风就是雨，口若悬河，打小练就了撒谎不打底稿的过硬本领。据同彬讲，祖父赵锡光曾教训他说，如果说个小谎没有人相信的话，你撒个大谎，人家就信了。不过，我总觉得，即便赵锡光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同彬也怕是错解了赵先生的原意。
我也一样。
同彬将那晚高营长与王曼卿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一遍（就像他亲见一般），末了这样总结道：
父亲并不在乎我知道他在哭。
“妈的，什么打背包，跟我跑！狗屁！到最后，人人都他娘的跟着王曼卿跑！”
父亲在灶堂里流泪，我也在阁楼上哭。
正因为他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反而有点不敢相信。昨晚的那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仍然是一个疑问。
我站在阁楼的小木窗前，看着父亲坐在灶前的板凳上吃饭。当他吃到我藏在碗底的那两块肉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剧烈地抖动，开始抹眼泪了。这是我第二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一次是在去年夏天，我因为吃了伴着龙糠的油泥，拉不出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父亲往我嘴里灌韭菜汁时，哭过一回。
王曼卿与村里的男人之间的各种故事，早已被传得沸沸扬扬。我父亲有一次在码头上与老福奶奶开玩笑，说到村子里哪些人与王曼卿有勾连，父亲的一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
听父亲这么说，我就知道他没有吃饭。很有可能，这碗饭本是他一天的伙食。他走了十多里地，给我捎回来，就是为了让我闻闻肉味。我只吃了小半碗饭，用筷子将那两块肉埋在碗底，装出吃饱的样子，对父亲打了个饱嗝，就上阁楼睡觉去了。父亲央求我再多吃一点，我没搭理他。
“我只晓得，我和她绝对没有任何瓜葛。其他人，是个男的，都不好说。”
他想了一想，说：“要不你给我剩一口？你要是饿，全吃光了也没事。”
我知道，父亲对高定邦兄弟俩都抱有很深的戒备之心。但我的看法与他有很大的不同。有时，我躺在阁楼上，在睡梦中被村里“哔哔”的铁哨声惊醒，总要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朝东的窗户，向外张望。每当这个时候，楼下总会传来父亲的呵斥声：
那碗白米饭上还盖着一层萝卜烧肉。我用筷子扒拉了一下，肉只有两块，也不像父亲吹嘘的那样又大又肥。父亲将落在蓝布包袱上的饭粒捡起来，塞到嘴里，一边得意地问我，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肉味了？他坐在桌边，抽着烟，一动不动地看我吃饭。我每吃一口，父亲的喉结就缩一下。我不由得停下筷子，问父亲有没有吃过饭。
“少管闲事，睡你的觉！”
父亲从青龙山回来的时候，已是满天的星光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手轻脚地走路（惟恐把我吵醒），而是一进门就兴奋地喊我起床。我在睡梦中被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我穿好衣裳，睡眼惺忪地从阁楼上下来。父亲已经把带回家的一大碗白米饭，隔水蒸热了，端到了我面前。
于是，我只得重新钻到被窝里，面对这浓稠而静谧的漫漫长夜，久久难以入眠。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排斥在外的孤寂之中，我总是一遍遍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还要过多少年，自己才能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成为“青年突击营”的一员，从而获得在野外露营宿夜的资格。
事到如今，我已经忘了那天中午我是如何离开婶子家的。只记得，当我经过婶子隔壁的更生家时，更生的老婆突然从门里出来，让她儿子永胜给我送来一个染有红点的馒头。
现在回想起来，我心中对高定邦暗暗的好感（若说是崇拜也不过分），大概与他军人的身份有关。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定邦总有一种干净利索、雷厉风行的军人气派。他长得高大俊朗（星星点点的几颗麻子，当然可以忽略不计），长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扎武装带，走起路来呼呼生风。
被婶婶这一骂，叔叔也没了主意。他抄起一张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把瓢一扔，推开门，到里屋“挺尸”去了。他这一走倒不要紧，落下我一个人，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时刻，我忽然对广播里天天在说的“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句话，有了更为深切的体会。
有一年夏天，社员们在风渠岸边的水田里插秧。高定邦与小武松不知因为什么事拌起嘴来。你说我老卵，我说你老卵。看着他们打了半天的嘴仗，谁也不服谁，老鸭子就从秧田里直起身来，捶了捶腰，随口开了一句玩笑：
没想到，叔叔这一说，婶子突然就暴怒起来。她随手将抹布往灶台上使劲一丢，指着叔叔的鼻子骂道：“狗日的，这么不明事理！成天牵着你那猪郎，日完东家日西家，我看你是日昏了头！你哥哥放个屁，闻着也是香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啊？吃了黄狗屎，不识好歹。我们家哪来的面啊？过年包馄饨的面，还不是到更生家借出来的？”
“你们两个大男人，快别学女人样斗嘴磨牙！要不你们到岸上去打一架，见个高低？”
婶子公然地给叔叔递眼色，毫无防备之心，大概是打心眼里认为我就是个呆子吧。叔叔是个实诚人，听见她这么说，就吩咐道：“那你赶紧舀点面来，好歹替他摊一张面饼，点点饥吧。”
没想到，愣头愣脑的小武松二话没说，把手里的秧把子往水里一扔，就蹿上了岸，回头低声吼了一句：
婶子道：“我们自己也是有上顿没下顿的。喝了早上剩下来的一点粥汤，这会儿肚子还在咕咕叫呢，哪来吃的呀？”
“要是有种，你就上来！”
叔叔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对婶子说：“我哥一大早就被队上派去青龙山开矿了。他在姚家桥遇见我，叮嘱我给孩子管顿饭。你给他随便弄点吃的吧。”
到了这个时候，高定邦想不应战也已经不可能了。只见定邦一边解开腰上的武装带，一边朝岸上走去。梅芳担心大伯子吃亏，伸手就要拦他，被定邦当胸一推，差点倒在水田里。村里人一看事情要闹大，赶紧都跳上岸来阻拦，但为时已晚。两个人早已扭打在一处，众人都近不了身，干瞪眼。
我跟在叔叔身后，一步也不落下。他去猪圈，我就跟着他去猪圈。叔叔把猪郎牵到猪圈里，往公猪的食槽里扔了一把青草，在猪栏外的木桶里抄水洗了洗手，这才进了屋。这一回，婶婶打量我的眼神里，嫌恶和愤怒已经懒得掩饰了，似乎在问：你又来干什么？
在一般人眼里，高定邦虽然也有把力气，但无论如何也不是小武松的对手。在四乡八村，小武松素有“跤王”之称，早已声名远扬。众人都为定邦捏着把汗。两个人从风渠岸斜坡上打到了秧田里，又从秧田里打到了岸上，最后，在谁都没注意的时候，不知定邦使出了一个什么怪招，小武松突然呵呵地笑了两声，身子就斜斜地飞了出去，压倒了河边的一棵小树后，落在了河中。
“要饭吃”三个字锥心刺骨。我拼命地咬着嘴唇，尽量不让自己的眼泪掉出来。跟婶婶告了别，我迈开大步往家里走，就好像家里真有油饼等着我似的。我走到弄堂口，迎面撞见叔叔披着一件漏着棉花的灰袄，手里拿着一根剥了皮的杨树枝，赶着他那头白花花的大猪郎，正朝我走过来。叔叔张口就问我吃过饭没有。我只能据实以告。叔叔愣了半天，用杨树枝在公猪的屁股上抽了一把，像是赌气似的对我说了一句：“你跟我来。”
小武松潘乾贵自打娘胎里出来，从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他浑身透湿，从河里爬上来，气急败坏，早已失去了理智。他顺手抄起一把铁锨，冲着高定邦的脑袋就抡过去了。眼看就要出大事，朱虎平眼疾手快，上前用胳膊拼死一格，算是避免了一场惨祸，但他因胳膊粉碎性骨折，在公社的卫生院躺了一个多月。
没想到，婶婶一听我这么说，立刻就把脸沉了下来，“你说你这孩子，怨不得人家叫你呆子呢！你们家明明有油饼，还到我家来要饭吃！”
当天晚上，梅芳找到了大队书记赵德正，让他对小武松的“冒险主义”和“资产阶级盲动主义”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要不是虎平伸手拦了一下，我们这会儿就要忙着开追悼会了。”赵德正微微一笑，“也就是打个架，闹着玩的，你也别太当回事。不是没出人命吗？处理个屁呀！下一回，让你们家定邦跟我打。我只用一只手。”
父亲不是会算命吗？他或许已算出我去婶婶家讨碗粥喝，大概没有多大问题，却没有算出他们家煮了珍贵的蒜末腊肠焦米饭。为了不至于让自己的处境显得过于可怜，我假装没事人似的冲着婶婶笑了笑，说：“没关系，爸爸早上出门，在锅里给我烙了张大油饼。我回家去吃油饼好啦。”
高定邦在一场公开的较量中击败了“跤王”小武松，一时名声大噪。堂哥礼平不知从哪里听说，高定邦在部队服役时干的就是侦察兵，他学过少林拳，不要说一个武松，再有七八个鲁智深，也不在话下。雪兰一边当着我的面蹲下来撒尿，一边反驳说，高定邦是特务连出来的，抓起特务来一抓一大把。雪兰的弟弟小斜眼也插话说，据他所知，高定邦在部队是开坦克的，往往一次战役下来，就能消灭成百上千的日本鬼子。可问题是，定邦一九四八年才参的军，那时候哪来的什么日本鬼 子呢？
我那小堂妹赵金花，那时才五六岁，竟然也跟着他们拼命地点头。我后来一直不太喜欢这个堂妹，甚至于有点厌恶，大概跟记忆中这个铭心刻骨的场景有点关联吧。我瞅见婶婶家的灶台上还冒着缕缕热气，空气中弥散着一股好闻的香味。不用说，那是青蒜末和腊肠丁混合着焦米饭的特殊香气。我只好自认倒霉。
我们几个小孩正为此事争论不休，小武松的老婆银娣刚好挑着一担豆荚从我们身边经过。她歇下担子，用一种轻佻的语调对我们说：
我的堂哥礼平飞快地摸了一下他的小油嘴，也在一旁帮腔道：“早上剩了点红薯粥，我们早就喝了个精光，没啦！”
“屌毛啊！什么少林寺，特务连，坦克兵，都是瞎说八道。他姓高的，在湖北当的是炊事兵。除了烧火做饭，什么也不会。那天要不是朱虎平出来多管闲事，挡了那么一下，高定邦狗日的脑袋早就搬家了。到这时，他们家的头七都该烧完了吧。天要落雨了，你们几个小鬼头，赶紧家去吧。”
“吃饭？”婶婶笑了笑，“这时候哪还有饭？我们早就吃过了。一粒米都不剩。真是不巧，你要是早来一步就好啦。”
见她这么说，我们几个都没吭气，可心里都有点不服。自己家的男人，明明是败了，却要编造出这么一篇鬼话来污蔑人家，有点不太厚道。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银娣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奇怪啊！刚才，我明明瞅见婶婶坐在门前的碌碡上，跷着二郎腿正在吃饭，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没影了呢？这才多大工夫，婶婶家的大门忽然关得严严实实。我敲了半天的门，堂哥赵礼平这才把门打开。婶子和堂妹赵金花坐在一张矮桌边，都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婶婶问我有什么事。我那时已经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太对劲，还只得硬着头皮对她说，我是来吃饭的。
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一年秋天，我在朱方镇的一个名叫“平昌花园”的小区里，与高定邦不期而遇。那时候，无官无职的高定邦已年过六旬，腰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看上去，就是一个平平常常、邋里邋遢的糟老头子。他因烧得一手好菜，每日带着他那瘦弱的儿子，挑着一担碗筷瓢盆，走东家，串西家，见人就哈腰。他仗着自己在部队食堂练就的本领，给人烧菜做饭，艰难度日。
不过既然来了，时间也到了中午，那我就进去吃口饭吧。
“青年突击营”这个组织，原先是为了应对一年一度的洪水泛滥而临时成立的。每到初夏，暴雨大至，江水猛涨，绵亘数十里的长江大堤需要有人日夜蹲守。另外，公社每年的文艺汇演、运动会、篮球比赛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郝乡长很快就发现，这些思想单纯、行动迅捷的年轻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用起来十分得心应手。这个机构的运转效率，远非那些个老迈冬烘的行政班底可堪比拟。渐渐的，公社每有紧急突发事件，郝乡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采取军事化管理的机动力量。再到后来，就出现了高定邦整天在公社开会，而作为大队书记的赵德正反而无事可干的奇怪局面。虽说村里人对此一直议论纷纷，赵德正倒也不管不问，乐得清闲自在。
说真的，刚才，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大队书记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人不般配。不知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我本来是要去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同彬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赵锡光夜观星象，发现有彗星出现在村子的西北方。其光波掠过三台，渐及文昌、四辅二星，历时四十一天。很快，他又发现荧惑侵入斗宿。按照他的推算，这些奇异天象的出现，正是儒里赵村易姓换代的征兆。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异姓的人取代赵德正，接管整个村庄的权力。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有文化、有远见、有担当的复员军人”高定邦。
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
春琴嫁给德正后不久，师娘很快在水牛巷找到一位女孩，由马老大出面说媒，介绍给定邦做媳妇。据说这个姑娘生得眉清目秀，妩媚多姿，虽说比不上王曼卿风骚，但也差不了多少。高定邦与这个姑娘在师娘家见了一面，喜欢得合不拢嘴。两家说好，过了年，就在正月里成亲。可是到了这一年的秋末，婚事陡然生变。同彬悄悄地告诉我，这个姑娘原本就是狐狸精转世，专门去吸男人的精血，“你等着看吧，等他们同了房，新郎官捱不到天亮，保险一命呜呼！”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狐狸精一说，当然不足为信。事情的真相是，在高定邦与这位姑娘见面时，不经意中发现后者的腋下隐隐飘出难闻的狐臭，“有点像泔脚水的馊味，又有点像臭椿，他妈的！这事怎么弄？”婚事黄了倒也不打紧，高定邦送出去的彩礼（尤其是托人从上海弄回来的一台缝纫机）却再也收不回来了。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不过，那时的高定邦，暂时还没有精力去水牛巷索要缝纫机，他的烦心事多着呢！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塘跑一趟？”
像往年一样，秋天的粮食收上来，颗粒归仓，交完公粮之后，郝乡长将平均亩产和总产量拟了一个数字，报到了县上。满以为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去公社的卫生院拔掉“浮在嘴里”的三颗门牙。怎么也没想到，县里忽然派来了一个工作组，要来各村紧急抽查过冬的存粮状况。郝乡长只得把高定邦叫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托着肿得老高的腮帮子，对下属诉苦道：“这公粮一交，余粮分到各家各户，还不到年关，有的人家已经断炊了。我到哪里去找粮食，让他们过目？哎，我怎么觉得嘴里的每一颗牙齿，都是他妈的松的？”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话。
高定邦见状赶紧安慰郝乡长说：“你就把检查团派到我们大队来吧。一切由我负责。你在医院安心拔牙。”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高定邦回到村里，召集定国和梅芳他们几个，连夜开会。快到天亮时，定国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提议说，干脆用芦柴卷在祠堂门口打上四个稻墩子。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可稻墩子里装什么呀？”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板凳，桌子，什么都可以。”定国说。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
“还有水桶，粪桶，有什么装什么呗，我们又不会变戏法！”梅芳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高定邦睡眼惺忪地瞅着他的弟弟和弟妹，“万一人家要打开稻墩子查验怎么办？”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定国说：“现在我们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三天后，检查组一行六人，早早来到了村里。高定邦杀了一只鸡，宰了一只隔夜逮到的野兔，好酒好饭招待。从中午一直吃到天快黑，检查组这才来到了大晒场边，远远地朝那几个稻墩子瞥了一眼，组长就腆着肚子，打着饱嗝，一连说了七八个“好”字，由两人架着，跌跌撞撞地回公社住宿去了。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鸦片膏。
粮食检查组刚走，县里又派下来另一个督导组。他们是来检查冬肥的囤积与堆放的。郝乡长因在卫生院拔牙引发了感染，牙龈化脓，不得不转去镇江的医院治疗。临走前，他把接待督导组的任务再次下派给儒里赵村的高定邦。
友多闻开拓心胸
那时已快要入冬，路上的杂草叫寒霜一打，已经枯了。这时候发动社员们去积肥，显然不太现实。定国说，还是老办法，把粮墩子拆了，用芦柴卷在村头搭上十几个肥堆，在外面糊上一层塘泥，“让他们过过眼罢了。”
读古书变化气质
“他们要是掘开肥堆，查查查，查验呢？”定邦冷得直打哆嗦，笑眯眯地看着他足智多谋的弟弟。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副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我们现在只能假设他们不查验。除此之外，屌办法。”高定国说。
麋鹿早上姑苏台
而梅芳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法子，“其实，根本就用不着那么费事。老菩萨唐文宽他们家东边是一片桑树林，对不对？桑树林里本来就有十七八个坟包，对不对？我们让人从池塘夹上一些污泥，往那十多个坟包上一糊，就算完事。”
履霜坚冰所由渐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副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几天后，督导组一行五人，早早就来到村子里。定邦杀了一只鹅，让渔佬柏生从燕塘打上五六尾“翘嘴白”，好酒好菜，招待他们吃喝。问题是，督导组的人可不像上回粮食检查组那么好对付。领头的胡组长是苏北泗洪人，酒量大得惊人。高定邦、高定国兄弟早已醉眼蒙眬，不辨东西了，胡组长还没过瘾呢！他拿起桌上的空酒瓶看了看，笑道：“酒是好酒，只是没劲。”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 “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梅芳一看要坏事，赶紧飞奔到小木匠家，把他家最能喝酒的大哥赵宝亮拖了来。他们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最后，赵宝亮哼哼唧唧地唱着歌，脚底打着旋子，被他父亲和弟弟架回去了。胡组长这才站起身来，放了一个响屁，由梅芳带路，一伙人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去村东的桑树林检查肥堆去了。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那时节正刮西北风。天上寒星点点，地上荒草凄凄。数不清的老鸹黑压压地在桑树林里盘旋，“呀呀”地叫着，四下里一派肃杀阴森。老胡跟着梅芳，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桑树林边，刚刚站稳，草丛中突然窜出一只黄鼠狼来，把他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胡组长定了定神，一只手顺势就搭在了梅芳的肩上，“鬼东西！真是怪吓人的噢！你妈，你要不告诉我这林子里是肥堆，我还只当是来到了乱坟岗呢。要说你们村的肥堆，跟死人的坟一个屌样！哎，我说梅主任，你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前边那道山梁上，是不是有一个黑影在晃动？什么东西？是人是鬼？”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梅芳抬头朝远处一看，果然有一个黑影站在磨笄山的山脊上，在微微的星光下显得又高又远。梅芳虽然不相信人世间有鬼，但这时候心里也有点犯嘀咕。正在踌躇之间，那个人影倏忽一晃，便不见了踪影。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
胡组长悄悄地捏了捏梅芳的手，在她耳边问道：“梅主任，你会打升级不会？会噢？那好，走走走，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去打牌。”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妈妈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亲爱的读者朋友，我相信诸位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心里也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团：你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的故事，各类人物也都纷纷登场，可是为什么我们一次也没有见你正面提到过自己的母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履霜坚冰至
当然，人人都会有一个母亲。我自然也不例外。
顺便说一句，一九五五年，当赵孟舒服毒自杀后，他那妓女出身的遗孀的归宿，一时成了村里人议论的话题。最后，她出人意料地嫁给了“老菩萨”唐文宽，让人颇觉蹊跷。说“嫁”也许不很确切，因为他们并未办理任何法定的结婚手续，用村里人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他们只是搬到一块住，“成天日屄捣鬼罢了”。
我之所以一直小心地避免谈论她，绝不是故意卖关子。我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他能拥有的最好的品质就是诚实。我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不愿意提及我的母亲。个人的痛苦乃至于多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羞耻感，只能算是一个很小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确实不知道应当如何去谈论她。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而村子里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在说起我母亲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闪烁其词。各种戏谑、推诿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不仅无助于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相反，这些说法将那个真相层层包裹起来，越包越紧。不过，我意识到，不管事实究竟如何，我在这里都应该尽量忠实地把我所知道的情况记录下来，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
唐文宽有一个绰号，叫做“老菩萨”。到了夏天的夜晚，村里的孩子们一扔下碗筷，就会往唐文宽的家里跑，坐在他们家的天井里，听他说《封神榜》和《绿牡丹》。他们的父母来找孩子回家睡觉，有时也会倚在门边听一段，听着听着就入了迷。只要村里的小狗摇头摆尾地跟着唐文宽走上一段路，他都会停下来，跟小狗说会儿话。可是，唐文宽从不与赵锡光说话。每当村里有了婚丧嫁娶一类的事，喝酒的时候，总有好事之徒故意将两人往一个桌上凑，然后躲在一旁瞧热闹。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一个仲春的午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来到村东的唐文宽家听他说书。那天他所讲的故事是《水浒传》，还是《聊斋志异》，抑或是《小五义》，我现在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故事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打起了瞌睡，伏在天井的一张小矮桌上睡了过去。不用说，我很快就做起梦来。
唐文宽见房契上明明白白地写有“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上连砖瓦木料，下连地基石墩”之类的套话，就爽快地签字画押，并付清了全部款项。没想到，三个月后，一帮打手找上门来，讨要猪圈和柴屋的钱。猪圈盖在门廊的右门前，柴屋则在后院，两者均未写入契约。唐文宽找来合同，细细看了两遍，只得自认倒霉。他不仅如数偿付了猪圈和柴屋的钱，还请那伙打手吃了一顿山芋粥。这帮打手后来见人就说，唐文宽实在是个“仁厚知礼”的人。不过，此事也导致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对赵锡光怀着怨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唐文宽都拒绝与赵先生说话。
我梦见自己走入了一个山中小院。山间苍翠阒寂，小溪淙淙，屋宇修洁。门前桃杏繁丽，杂以细柳和天竺。野鸟格磔其中。我的母亲坐在院中的石凳上，一刻不停地跟我说着话，始终在笑。但奇怪的是，不论是笑，还是说话，我怎么也无法听见她的声音。仿佛她说的每句话，刚一出口，就让四月的熏风给吹得没影了。她的面容看上去也很不真切，影影绰绰的。打个比方说，就好像在井中和池塘里所看见的倒影——每当我就要看清她的面容时，一阵风来，吹起一片涟漪，她的形象就在无声无息中变得扭曲、破碎，最终消迹于无形。
临解放前夕，我们村忽然来了一个独臂的中年人，名叫唐文宽。此人虽然衣衫褴褛，不修边幅，却是一个滥好人，见人就鞠躬，说话三分笑。他对自己的过往经历，家居何处（包括他的那条胳膊是怎么丢失的），始终三缄其口。他从赵锡光的一个堂叔手中，买下了村东一处带小院的砖房，在村里落了脚。买房契约当然出自保人赵锡光之手。
我从小矮桌边上醒过来，身上汗津津的。我能够记住的，就是母亲那甜美、虚幻而又破碎的幻影。当时，村子里的小孩都走光了。天井的地上落满了花瓣，春风吹拂着池塘边的青草，午后的村庄安静极了。一个外村来的拾荒老妪，背着一个破竹篓，手拿一根竹钳，沿着风渠岸边的大路，正朝村子里走来。
若不嫌我饶舌啰嗦，我在这里倒可以给各位讲个小故事。
唐文宽的老婆王曼卿见我独自抽泣，一个人呆坐在桌边不走，就去灶下热了一碗红枣汤，端过来，放在我面前。一开始，她没有搭理我，也坐在桌边，皱眉，叹气，掉眼泪。后来，她悄悄地移身到我坐着的板凳上，摸了摸我的头，然后轻轻地将我搂在怀里，用一种我听到过的人世间最令人心醉的声音轻轻对我说：
村里人若是在路上遇见赵锡光，照例会客气地尊他一声“赵先生”，可在背地里，大家都称他为“刀笔”。在我们那一带，所谓的刀笔，指的是专门替人做合同、写状纸的一类人，言语间颇多贬损之意。
“是不是梦见了妈妈？”
我当然没敢去问。
我能感觉到她的泪珠掉在我脖子里——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我喝完了那碗枣汤，抬起头，看着妓女王曼卿那张好看的脸——它被浓密的乌发遮住了一半，心里偷偷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这话传到父亲的耳中，他只是笑。在他看来，赵锡光本是个刀笔，学问其实也很有限，“不信，你明天上课时问问他，要是把三个土搁一块，这字该怎么念？”
你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心里藏着一个小秘密：在我漫长而纷乱的一生中，我一直是以王曼卿的形象来记忆母亲的。每当我半夜醒来，置身于阁楼的黑暗中，我就会躲在被子里，悄悄地对母亲说：妈妈，妈妈呀，你究竟去了哪里？你会不会像老福奶奶说的那样，到了春天，当河边的野蔷薇全都开了的时候，你就会“一下子”出现在风渠岸的春风里？每当这个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王曼卿那俏丽而娴静的面容。有时候，当我无缘无故地走到唐文宽家中，他们夫妇俩茫然不解地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才猛然惊醒：我频繁造访他们家，其实就是为了多看王曼卿一眼。
“不是我小看她，你写个‘土’字给她看，没准她还晓得怎么读。”赵先生揶揄道，“可两个土摞一块，她就不知道该念什么了。”
那天中午，王曼卿把碗收走之后，被更生的老婆叫去打牌了。独臂的老菩萨笑嘻嘻地来到跟前，在我的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个鬼脸，对我说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鬼话。见我不搭理他，唐文宽就指了指门外的树林，对我说：
自从当上农会主任的那天起，赵德正做梦都想办一座学校，但一时半会儿，我们还指望不上——报告一次次打上去，不知什么原因，公社一直压着没批。而梅芳他们张罗的农民夜校又过于儿戏。她挨家挨户动员那些目不识丁的妇女去夜校扫盲，也只是教她们唱唱歌而已。但她本人的学识如何，用赵锡光的话来说，“只怕是木偶唱戏，还差口气呢！”
“你看见那个在树林中捡破烂的女人了吗？”
父亲让我跟着赵锡光念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似乎很看不上赵锡光的为人。在我们当地，若论有学问的人，除了死去的赵孟舒之外，恐怕就要算观前村的周蓉曾了。据说，我父亲也曾托人上门说项，想让我跟他读两年书。周蓉曾以“年老衰病”为由委婉拒绝了。此人头顶一块“理学名家”的招牌，衣衫鲜洁，品性端方，解放之前就以遗老自居，闭门谢客，不爱结交俗人。
我点点头。
同彬说：“不是摇头的摇，而是烧窑的窑。那个村的人原本在河南时就是窑工，到了我们这儿，也只会烧窑。只因村头建了几座砖窑，因此被人称为‘窑头赵’。”
“她就是你妈妈。你看她穿得破破烂烂，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千万别告诉旁人啊。她其实一点都不穷，家里有的是钱。她是在装。每到春天，她就会化装成一个拾垃圾的，悄悄地到村子里来，为的是看你一眼。她的家住在江对过的高桥。他们家隔壁有一个油条铺子，有一个麻花铺子。他们住的那条街就叫糕饼街。他们家养着两只雀子，一只金雀子，一只银雀子。金雀子飞到油条铺子里叼油条，银雀子专门去叼麻花。他们家的油条麻花从来吃不完。她就是你妈妈。你走到她跟前，叫她一声妈妈，你看她答应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也不要紧。你一步不落地撵着她就行。她到东，你到东。她到西，你到西。一直跟着她，回高桥。将来你们家的麻花油条要是吃不完，别忘了捎两根回来给我……”
“你就算了。”赵锡光瞪了我一眼，冲我摆摆手，随后将目光转向他的孙子，“同彬，你来说。”
在老菩萨唐文宽一再怂恿下，我迟疑不决地走到了屋外，来到了村头的树林里。当时，那个老妪正在垃圾堆里翻拣她认为有用的东西：像什么碎纸片啦，生了锈的铁钉子啦，玻璃瓶子啦，牙膏壳啦，诸如此类。我就蹲在草坑边望着她。
我见礼平眉头紧锁，不敢搭腔，就贸然答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村的人，都喜欢摇头啊？”
她看上去五十出头，头上包着一块脏兮兮的毛巾，身上有一股难闻的汗酸味。见我在不住地打量她，老妪就朝我笑了笑，露出了一口稀疏的大黄牙。面对这样一个老人，你大概可以想见，“妈妈”这两个字，是无论如何也叫不出口的吧。不过，我还是按照唐文宽的吩咐，一步不离地跟着她。当她走到燕塘与菱塘之间的石桥边时，她见我仍然跟着她，就突然冲我吱哇乱叫起来，一边叫，一边胡乱比划。到这时我才发现，这个老妪原来是个哑巴。她的话我虽然听不懂，但从她挥舞手中竹钳的动作来判断，她明显是希望我不要再跟着她，赶紧回家。
“两个村都姓赵，都叫赵家村，这可怎么办呢？为了不至于搞混，我们这个村，如今被人叫做‘儒里赵’，很容易理解是不是？我们村读书人多嘛！”赵锡光忽然掏出一团皱巴巴的手绢，擤了一下鼻涕，两眼放着精光，定定地看着我们，“而另一个，被称为‘窑头赵’。你们来说说，为什么叫他们‘窑头赵’呢？”
我又跟着她走了一段。老人似乎失去了耐心。她不由分说，举起了手中的竹钳，朝我猛跑过来，装出要打我的样子，想把我吓回去。我只得返身往回跑。等到她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又不远不近地跟上了她。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就像老菩萨所预料的一样。她拿我毫无办法。
比起我们村显赫的历史，“窑头赵”那一脉则要穷酸得多。他们是在靖康之乱时，跟着逃难的流民，从河南汝州落荒而来。两个赵家村，虽相隔不远，原本却不是一脉，各有各的来路。
最后，我们走到了窑头赵村前堆放砖瓦的场院边，我听见了身后远远传来的父亲的叫喊声。父亲没有沿着小路走，而是从麦地和棉花地里斜插过来。他跑到我身边，什么话也没说，就把我抱起来，放在他肩头，慢慢往回走。
其实，赵锡光教我们读书写字的时候并不多。大好光阴，多半用来讲史论古，念叨那些令人不胜其烦的陈年旧事。比方说，我们赵姓一脉，原籍山东琅琊，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永嘉时迁至风光秀丽的江南，择吉地而居。我们的祖先曾出过一个右丞相、六位进士、两任方伯，还有一个武状元。昭明太子在读书之余，常到这一带赏玩山野风光；刘裕起兵时，曾在村后的磨笄山上射下一只金雕；刘备招亲那会儿，他们在甘露寺喝的酒，就是从我们村运过去的；苏东坡在常州卧床不起，还专门请我们村的神医赵龙豹给他诊病；至于乾隆皇帝，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每次下江南，都会在这里驻跸。“就是如今在上海做大官的陈毅，也曾请赵孟舒给他弹过琴呢！”
这时候，我看见村头的池塘边已经聚集起了很多看热闹的人。虽然隔着很远，可我还是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和哄笑声。我们回到燕塘边，那伙人就像过节一样，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与父亲打趣。说什么的都有。我看见老菩萨唐文宽也在其中。不过，他倒是没有说笑，只是一个劲地冲我眨眼睛，做鬼脸。父亲嘿嘿地跟着他们笑了几声，这才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平常怎么跟你说的？别人的话可以听，老菩萨的话是绝对不能相信的。这个人老没正经。”
至于我，赵锡光从来不予置评。不说好，也不说歹，只是喜欢对我翻白眼。每当我遇到不懂的字句，跟着同彬去向先生请教，他老人家总是把我轻轻一推，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口吻对我说：“你嘛，算了吧。”
虽说那天在全村人跟前出了丑，可这件事，我倒没怎么往心里去。当天晚上在吃饭时，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关于我母亲的事，我也许应该认真地与父亲谈一谈了。可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解答。一个人板着脸，闷闷地吃饭。最后他这样对我说：
在我们三个孩子中间，同彬因为是长房嫡孙的缘故，赵锡光对他多有偏爱，自是人之常情。平心而论，同彬机趣颖悟，慧心慧口，确有过人之处，很符合他们家“做人不必穿金戴银，凡事要能触景生情”的庭训。与同彬相比，我的堂哥赵礼平则“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早早被赵先生判定为“呆鹅”和“朽木”，言语之间颇多轻蔑，责罚乃至打骂也是家常便饭。这也难怪，读了半年的书，礼平竟然连“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都背不周全。我的叔叔是个猪倌，他成天赶着猪郎到处为母猪配种，偶尔也给人劁猪。他劁猪划拉下的猪卵子，都会尽数送给赵锡光下酒。每当婶子给赵先生送去猪卵子时，赵锡光总要似笑非笑地对婶子重复同样的一句话：“礼平这孩子，心术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
“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有什么不好呢？你看，丽娟偷了生产队的香瓜，被她妈妈打成什么样子？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礼平把洋钉钉在了牛屁股里，被婶子吊在猪圈里打得嗷嗷叫？小英不肯去寻猪草，被她妈妈一脚踢在心门口，一口气差点没倒过来。可我打过你吗？一次也没有，对不对？所以说，有妈妈在，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就我们两个人，不是挺好嘛？自由自在，什么都不缺。”
因我奶奶的妹妹嫁给了赵锡光的三哥，说起来，我们家与赵锡光还算是沾着一点葭莩之亲。在吸饱了大烟而又无事可干的下午，赵锡光在教他孙子同彬念书的时候，也允许我和堂哥礼平在一旁陪着，多少识几个字。赵锡光有三个儿子。两个小儿子在南京“做大官”，同彬的父亲作为长子，则留在了乡下。那两个被赵锡光称为“国家柱石，等同于朝廷重臣”的儿子，在省城究竟做了多大的官？村里人大多不明究竟。到了一九九一年八月，我在南京与他们见过一面。当时，他们都已退休。一个是街道办事处的副主任，一个则是重光电子管厂的生产科长。
第二天，龙英把我叫到他们家中，让我对着一只陶钵撒尿。我在撒尿的时候，她儿子小满褪下裤子，也凑过来撒尿，被他母亲一把推开了。龙英的丈夫牛皋病得快要死了。她要用童子尿做药引。趁着她心情好，我就向她打听我妈妈的事。龙英先是一愣，然后就纵声大笑起来。她一定是想起昨天的事来了，立刻撇下我，走到她丈夫的躺椅前，把昨天我跟哑巴去高桥的事说了一遍。牛皋身上盖着一条毯子，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可还是一只眼睁着，朝我哑哑地笑。等到他们笑够了，龙英就对我说：
对于赵孟舒的死，赵锡光是这样评论的：“我的那位老兄，别的都好，就是神经未免太脆弱了一些。”
“你妈呀，跑了，没了，飞了，上天了，没影了！”
赵锡光本有两个老婆。临解放前，那位脾气暴躁的原配夫人，不失时机地害了场“瘩背”，一命归西。赵锡光原先住在前后三进的大院宅里，家中田地百余亩，还有两处碾坊，一处油坊。到了一九四九年春天，善观天象的赵锡光，将碾坊、油坊连同百十亩田地，全都卖给了他“唯一的知己”赵孟舒。到了五二年土改时，只被定了一个中农。至于那位擅长古琴的赵孟舒，其命运说来令人不胜唏嘘。一九五五年盛夏的一天，他在被第一次公开批斗后的当晚，就在蕉雨山房服毒自尽，留下他那貌美如仙的年轻妻子，在村中任人糟践，落得一个“逢人配”的骂名。
说完，她把我粗鲁地往门外一推，顺手就把门关上了。
去年冬天，这个龙英拿着月经带到上塘的水码头来洗，被赵锡光瞅见了，跳起脚来，一顿臭骂。生性胆小的龙英哭着认了错，可就这样，赵锡光还是觉得不解气，一脚将她踹入了水中。她被渔佬柏生救起后，曾发誓赌咒说：“死刀笔！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除非长江倒流，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永生永世，再不理你这老狗日的！”事隔不过一年，她又有了新的说辞：“反正小满一个人也吃不完，奶水白白挤掉也可惜，等于我多养了一个儿子。”
我细细琢磨着龙英的话，有些担心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心里没着没落的，别提有多难受了。我在村里胡乱逛了一通，就去了老福奶奶家。我一提起母亲，老福就撩起围腰来擦眼泪。她搂住我的肩膀对我说：“小天主，你知道你这条小命是谁给捡回来的吗？你那个妈呀，简直不算个人！孩子还没断奶，她怎能下这个狠心。那一年，你还不满周岁，不吃不喝，小眼睛闭得紧紧的，眼看就没气啦！你爸爸已经去桑树林里替你挖了一个小坑。要不是我把你抢过来，当晚就给埋啦！我把你抱在手上，撬开牙齿，一点点地往你嘴里灌米汤，灌菜汁。折腾了一个多月，算是白捡一条命。快别提你妈啦，就是做了官太太又怎么样？狗屎啊！我一点都不稀罕。”
赵锡光只在上塘下网。他用钩竿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张绑着田鸡肉的虾网沉入水中，就算完事。随后，他哼着小调回到家中，照例是吸鸦片烟，睡回笼觉。等到太阳升得老高，赵锡光才会出来收网。捕来的虾，不论多少，都归他一个人享用。通常是加入姜丝、小葱，用花雕酒拌匀了，隔水蒸熟，中午用来佐酒下饭。赵锡光天生就有一个特别娇贵的胃，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如此，装不得任何粗粝之物。只要一天不沾鱼腥肉膻，他就会打摆子生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据说，在饥荒最盛的那个年月中，赵锡光被逼无奈，在村中的祠堂里吃了几天的“龙糠粥”，就忽然生起病来，差一点送掉了老命。在赵锡光卧病竹榻、奄奄待毙之时，他的小脚老婆冯金宝，一路小跑来到了村西的龙英家。那时，龙英刚生下儿子小满。冯金宝好说歹说，让龙英给挤了满满一碗奶端回去，捏住他的鼻子直灌下去，赵锡光这才喘出一口气来。
听老福奶奶这么说，我心里就有了底。不管怎么说，我母亲还活着，心里总算还有点安慰。
我们村前的这方水塘，被一道土坝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的部分。上塘是村里人淘米洗菜、挑水做饭的地方；下塘则用来浣洗衣物，宰鸡杀鱼，处理一切不洁之物。这虽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但到了我记事的年纪，村里的妇女们嫌下塘的码头过于简易窄小，也将衣物拿到上塘来洗。这样一来，下塘反而无人使用，久而久之，水中漂满了绿萍和水浮莲，码头也为青苔和荒草所覆盖。
有一年，我记得也是春天，我和婶子在桑树林里采桑叶。婶子的嘴唇紫黑紫黑的，全是桑葚汁。她拨开茂密的桑叶，摘下又大又肥的黑桑葚往嘴里送。
谁说不是呢？夏日的拂晓，他趿拉着木拖，光裸着精瘦精瘦的上身（有时穿一件薄薄的黑色鞣革对襟马夹），手执长长的钩竿，胳膊上挎着几十张纱布竹篾网，在薄雾笼罩的池塘边时隐时现，怎么看，都像是一只成了精的大钢虾。
“你爸爸这个人，心术不正。”婶子打了个呃逆，顺手往我嘴里塞了一颗桑葚，对我说，“他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又是个算命的，谁能跟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他出去算命是假，与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轧姘头是真。换成我是你妈，也不会跟他在一块过日子。人都有个命，其实根本就用不着算。运气这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就是捏在手里攥出水来，它还是要从你指缝里溜走的。你妈算是交上好运了。那年村里选农会主任，严政委多大的官？人家在台上讲话，她不过是一个童养媳，却偏要插嘴插舌，与人家没大没小，直上直下。那天她要站起来发言，我一下没拉住她，这下可好，跌跤捡了个金元宝，被送到县里学习去了，后来就入了党，回乡当起了妇女主任。有一次，你父亲在给人算命的时候，老不正经地摸人家黄花闺女的奶子，那户人家倒不含糊，找来三四十个亲眷，黑压压一片打上门来，你说这事怎么弄？你妈就狠了狠心，与他离了婚。再后来，她就傍上了一个大官，从此远走高飞，音信全无。别再惦记她了。妈不在，还有婶子呢。往后凡事不论大小，都由婶子给你做主，替你出头。村上要是有人敢欺负我们家宝宝，你只要跟婶子说一句，我一巴掌把他脑袋打得缩到屁眼里去！”
老福奶奶说，河里的虾都听赵锡光的话，“没准他前世就是一只虾。”
梅芳提到我母亲，话里话外总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嗔怒与轻蔑。她甚至不屑于提我母亲的名字，总是称她为“有些人”。比如说，有一次，村里开社员大会，梅芳在台上作报告，曾公开这样说：
每当凌晨，天色将明未明之时，我躺在阁楼的东窗下，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时常能听见弄堂里传来的开门声。那多半是隔壁的赵锡光，去村头的燕塘边下网捕虾了。我懵懵懂懂地在心里骂一声“讨厌”，随着他的脚步声和可恶的咳嗽声渐渐远去，立刻又重新沉入梦乡。只要燕塘里不结冰，只要不遇上刮风下雨，张网捕虾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
“有些人天生就是机会主义者。干革命是假，爱慕虚荣、投机取巧、贪图荣华富贵是真。这些人呐，不让出头强出头，临了虚晃一枪，这不，进了城，摇身一变，喝！当起了官太太。黄鹤一去不回头，白云千朵空悠悠。”
刀笔
我父亲脸一红，偷偷地打量了我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坐在他旁边的小木匠赵宝明有些不忿，悄悄地捅了一下我的胳膊，对我小声嘀咕道：“你妈妈要是知道梅芳在背后这样编排她，只要勾一勾小指头，就够她喝一壶的啦！”
说实话，这次跟父亲去半塘走差，并不怎么令人愉快。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回忆起这天的经历，都会伴随着一种浮荡虚幻之感，心里空落落的。不论是春琴家连死三人的诡异灾难，还是半塘寺瓦砾中的断墙残垣，都给人很不真实的感觉。因此，当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岸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
仔细琢磨一下宝明的话，似乎母亲后来嫁给的这个人，官不是一般的大。
“告诉你一件事，先不要往外说。春琴很快就要嫁到我们村里来了。”
在所有那些对母亲的议论中，也许同彬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他的“情报”直接来自于师娘冯金宝。有一天中午，同彬一路小跑来到了我们家，没头没脑地对我说了句“有情况，十万火急”，就拉着我往阁楼上爬。我们坐在阁楼的窗前，放下竹帘，他这才喘息未定地对我说：
父亲说，他在七八岁时，跟着我奶奶第一次去半塘。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末午后。他陪着奶奶，在伽蓝殿的一张草席上睡了一觉，“还真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坐在一条小船上，水底也倒映着一条船。岸边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水里也倒映着积雪。天上浮动着白云，水里也倒映着白云。一个尼姑坐在船头，背对着他。他一直看不见她的脸。父亲说，他正是跟着南货店的一个名叫汤四宝的伙计，去曹家渡找人圆梦，才遇见他后来的师傅戴天逵的。我正想问问戴天逵是怎么跟他圆梦的，那个坐在船头的尼姑到底是谁，父亲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他有点得意地对我说：
“你妈妈姓章，立早章，叫章珠。平时在村里，大家都管她叫珠子。她老家在江北的兴隆镇。家里穷，很小就被卖到江南，给南徐巷的一户人家当养女。跟你爸爸成亲后，忽然就时来运转，被调去了县里。七弄八弄，就入了党。后来跟一个什么部队副司令认识了，两人搅在了一块。先是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合肥，现在据说在湖北的襄樊。上街买菜都由警卫员帮着拎篮子。坐在马桶上拉屎，也有警卫员拿着一叠草纸在一旁蹲着。这都是老太婆亲口对我说的，错不了。你也别巴望着你娘能回来了，回不来啦！”
我跟父亲提到了春生让我做梦的事。父亲解释说，这座半塘寺，自宋代修建以来，一直香火不断。但这座禅寺真正的奥秘，藏在祈梦的伽蓝殿之中。传说中，每个进庙烧香的人，只要一踏进山门，就会昏昏欲睡。他们由小沙弥领着，来到伽蓝殿，席地而卧，几乎立即就会做起梦来。在梦中，“你不仅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也能看见未来。一生的吉凶祸福，都在其中。”
如果我们把村里有关我母亲的各种传闻拼合在一起，再适当地加以补缀，我想对于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读者想必也能看出一些大致的轮廓：
回家的路上，天已经黑了。晚上封了冻，四下里寒气逼人。走在硬邦邦的大道上，一路都是冰碴“吱吱嘎嘎”碎裂的声音。我们只花了来时一半的时间，就已经回到了风渠岸的河道边。
我父亲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祖父送到了上海，在虹口区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伙计。眼看学徒满师，就要另立门户了，父亲却迷上了算命这个行当，拜在曹家渡的戴天逵门下。再后来，祖父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于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间，假托病危，一纸书信，把父亲给唤了回来。祖父为了拴住父亲的心，托人从南徐巷给他介绍了一门亲事，小两口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春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她站在山门边上向我们招手，身后是正在西沉的落日。她仍穿着那件男人的老棉袄，腰上随便绑着一条布带。皱巴巴的棉裤明显短了一大截，吊在身上，露出了小腿和脚踝。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脏兮兮的“解放”牌球鞋，也是男人的。或许是父亲在算命时说了什么不太入耳的话，春琴气咻咻的，满面怒容，不太愿意搭理我。她一把拽过春生的手，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领着她弟弟，头也不回地走了，把我一个人撇在了原地。
祖父的身体一向硬朗，自打父亲回来以后，忽然就真的生起病来，不到半年，就归了道山。
我睁开眼睛，除了微微有点头晕之外，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接下来，不用说，就是土改。祖父刚死，腿脚有残疾的叔叔便在婶子的撺掇下，以倒插门做女婿的名目，来到了婶子家。这一来，算是离门离户，与祖父撇清了关系，最后如愿以偿，被评了一个贫农。而祖父留下的几十亩田地，外加一处油坊，还有朱方镇的一家药店，只能算在我父亲的名下。那顶富农的帽子，结结实实地戴到了他头上。据说，刚开始定的是地主。赵德正上台以后，与工作队的人拍桌子打板凳，并以辞职相威胁，这才在第二次土改时，勉强把成分改为了富农。父亲放着好好的城里人不当，偏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回到了村里，仿佛就是为了给自己安上一顶富农的帽子。到了后来，连老婆也跟人跑了，一时间，在村里被视为笑柄。他那赵呆子的名号，就是从那时落下的。
我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瞅见他嘴角虚弱的笑容中满含怂恿和期待，就闭上了眼睛。我听见风从树梢上刮过，长江上的汽笛声在很远的地方响起。我听见黄鹂和乳燕在枯树林中啼鸣，那声音脆脆的，碎碎的，使得这个已成废墟的禅林更显阒寂。有两个女人，不知在什么地方高声说话。当然，我也听见了春琴正在呼喊她弟弟的名字。
至于说到我母亲的离婚或改嫁，倒不应该受到太多的指责。在这里，我也不是一定要替她辩护。你想想，在那个年头，对一心要求上进的母亲来说，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会给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带来多大的政治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更何况，据我婶子说，母亲在当上乡妇女主任之后，她与父亲的婚姻已经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裂痕。她认为，父亲生活作风的不检点，是父母反目的根本原因。
“你闭上眼睛试试。”春生固执地让我在台阶上坐下来，背靠烧焦的树干，笑道，“凡是来到伽蓝殿的人，只要闭上眼睛，马上就会做起梦来。”
但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这涉及到一个鲜为人知的重大隐秘。
“怎么会呢，天这么冷，怎么会打瞌睡？”
预卜未来
我们绕过瓦砾中残存着的矮墙，穿过倒伏的椽子，来到伽蓝殿前被火烧焦的两棵柏树边。“你会不会有点瞌睡？”春生忽然这样问我。
这是一个晴朗、温暖的冬日。村里忽然传出消息，村西的牛皋要死了。村里人像走马灯似的从龙英家进进出出。我和堂哥礼平到他们家看热闹，正巧撞见魏家墩的郭济仁，让人扶着，颤颤巍巍地打门里出来。郭济仁是我们当地最有名的郎中，九十多岁了，诊费高得吓人。这些年，因年老行动不便，他极少外出给人诊病。礼平说：“郭济仁一出场，就说明老牛皋十有八九是不中用了。我赌他今天晚上就会翘辫子。”
我知道，半塘寺失火的那天晚上，朱虎平和他心爱的水龙一定也在其中。
礼平的话大概是不错的。我看见龙英和几个邻居已经在门口张罗着搭灵棚了。
春生说，刚解放那一年，庙里的十多名僧人，一夜之间全都跑光了，庙产连同周围的土地全被没收，只剩瘌痢和尚一个人看门。这座寺庙后来成了大队的蚕房，有时也在那儿开社员大会。失火那天晚上，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赶来救火，光是水龙，就来了十八尊。春生由姐姐领着，远远站在高高的船闸上，眼看着天王殿、伽蓝殿和药师殿，一座接着一座被烈焰吞噬，最后，整座寺庙只有东边的山门得以幸存。瘌痢和尚连同被烧死的另外三个人，都被埋葬在寺庙后的一片竹林里。
老牛皋双目紧闭，悄无声息地躺在屋里的一扇门板上，头冲着门，脸上灰黄灰黄的，像是打了一层蜡。老鸭子和新珍正要帮他换寿衣，马老大手里拿着一缕丝棉，凑在他鼻子前试了试，又趴在他胸口听了听，对众人道：“莫慌莫慌，还有口气呢。喉咙里‘窟噜窟噜’地响，还听得见痰音，再等等吧。”
据父亲说，半塘这个地名的由来，大概是因为“这个江边的小渔村，有一半都是水塘”的缘故。可是春生的说法略有不同。半塘很有可能是因寺庙而得名——这座寺庙，有一半建造在宽阔的水塘之上。一九七一年八月，为了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五周年，这里举办过轰动一时的游泳比赛。我们村的“小武松”潘乾贵，在一百二十多名游泳好手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池塘对岸是开阔的麦地。在麦地尽头，隐隐现出一带灰蒙蒙的大村庄。那个地方名叫“竹箦”，虽然近在咫尺，但已经属于丹阳县地界了。
当天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打着算盘。当他第二次催促我上楼睡觉时，我怀着一丝恐惧和即将有大事发生的期待，问他老牛皋今夜会不会翘辫子。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对我道：
春生本来想带我去江边看船。我们沿着苇丛中的一条小路，没走多远，路就断了。大约两丈长的路面，浸泡在浑浊的江水中。我和春生都穿着棉鞋，根本过不去。我们只好回到村子里，循着猪叫的方向，去了一个名叫温德林的人家，看杀猪。等到那口肥猪被人吹足了气，正要烫毛时，春生忽然说，他受不了那股热烘烘的膻腥味，有点想吐。我们就去了村里的打谷场，和几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玩了一会儿陀螺。最后，七转八转，就转到了村前那座被大火烧塌的寺庙前。
“放心吧，他死不了。”
我猜测，这大概就是我父亲最终被请出山的原因之一吧。
随后，他用一根针挑了挑灯芯，又加了一句：“虽说一直是病病歪歪的，可他命硬，不妨事。我看他比村子里一多半的人都要活得长。”
在路上，春生告诉我，自从庙里的瘌痢和尚来家看相算命之后，他的名字被改成了文绉绉的“绍祖”，相反，姐姐春琴的名字则被改成了比较俗气的“锁娣”。母亲挨家挨户向村里人通报姐弟俩改名的消息。有事没事，她总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叫着拗口的“绍祖”和俗气的“锁娣”。若遇到有人叫他们原名，母亲则不厌其烦地予以更正。不过，这么做的效果极为有限。村里人叫惯了老名字，一时半会儿是改不过来的。他们仍叫姐弟俩春琴、春生。他们的新名字被母亲一个人独自叫了两个月之后，终于弃用。最直接的原因，正是腊月初五晚上半塘寺的那场大火。瘌痢和尚被大火烧成了焦炭。既然他无法让自己免于一场火灾，他所吹嘘的法术和禳解秘技，自然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天一早，我和礼平到龙英家门口晃了晃，发现门前的灵棚已被人拆走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又过了两天，老牛皋就在龙英的搀扶下，到外面来晒太阳了。半个月之后，牛皋已经能够独自一人拄着拐杖出来转悠了。他在燕塘的水码头边遇见了正在放虾网的赵锡光，就有些得意地对他说了句俏皮话：“我倒是想早点死，可人家阎王爷嫌我在阳间的罪还没遭够，不收啊！你说咋办呢？那就活着吧。”
为了在父亲算命时把春生支出去，我们刚吃完饭，妇人就把他拽到自己的两腿之间，摸了摸他刚刚剃过的小脑袋，又在他背上抚了两下，柔声细气地对他说：“宝啊，听妈的话，你带小哥哥到外边去玩吧。别去水边，当心温家的狗。”听她这么说，我正求之不得。说实话，在我那样的年纪，置身于这样一个光线暗淡、鬼气森森的屋子里，要说心里一点不害怕，恐怕也不是事实。
赵先生接话道：“你这是得了便宜又卖乖。我劝你还是离水塘远一点。要不然，一个跟头栽到水里，你看阎王爷收不收？”
在四仙桌的另一端，坐着一个羸弱的小男孩。大概就是春生。年纪似乎和我差不多大。他拢着袖管，伏在桌子上，面色苍白，看人的眼神泛着虚光，连喘气都有点吃力。他嗓子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像风箱一样呼呼有声。
一天下午，我正要去赵先生家温课，正巧遇上父亲从仓库回来。他身上有一股“六六六”药粉的味道。“今天别去温课了。”父亲没来由地对我扔下这句话，把手里的一串钥匙丢在桌上，走到灶台前，揭开颈罐的盖子，舀了一勺水，直着脖子喝了下去，抹了抹嘴，示意我在桌边坐下。他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问道：
我们进门的时候，那个被瘌痢和尚目为“灾星”的春琴，正在堂屋的一角摇着纺车。她穿着一件男人的老棉袄（很可能是她父亲留下来的），不时抬头朝我们踅探，目光既胆怯，又充满警惕，带着一丝明显的厌恶和恨意，与她母亲对我们过分的亲昵和热情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妇人端来饭菜，招呼我们上桌。她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豆腐，不住地催我快吃。可我不安地瞅了瞅父亲，坐在那里没动。我之所以迟迟没有下筷，当然不是不饿。我瞥了一眼墙边供桌上袅袅上升的烟柱，又看了看碗中的白米饭（上面隐隐约约落着的几点香灰），颇有点疑心，这碗饭是刚刚从祭奠死人的香案上撤下来的，心里有点忌讳。不过，在父亲严厉目光的敦促下，我不得不横下心来，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饭。
“赵先生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半塘寺的一个瘌痢和尚，被请来算命。他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名叫春琴的女孩身上：颧骨太高，泪堂太深，嘴唇太薄，腰身太细，仪态太过妖媚。他的结论也有些吓人：这户人家命中注定“不存男丁”。言下之意，最小的儿子恐怕也保不住。“如果是在旧社会，事情倒也好办，”瘌痢和尚卖关子说，“让这个小把戏跟我去庙里做和尚，我保管他无病无灾，寿比彭祖。可如今是新社会，不兴出家的。”妇人一听慌了手脚，跪在地上向他苦苦哀告：“一切但凭师父做主，好歹替我保住这点骨血。”
我知道，父亲与赵先生一向不睦，可也没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只是彼此之间有些冷淡罢了。我揣测父亲的心思，迎合他的好恶，说了赵锡光一大堆坏话之后，又说了他几句好话。父亲听了，眯缝着眼睛看着我，倒也没说什么。他的话问得如此突兀，我还以为他与赵先生有了什么龃龉，但他的提问很快就转移到村中的其他人身上：赵德正，高定邦、高定国兄弟，红头聋子朱金顺，老福奶奶，木匠赵宝明，更生，小武松夫妇，长生和新珍，包括奄奄待毙的老牛皋。我逐一对他们的为人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包括他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父亲听了我的话，满意地点了点头，夸奖我“小小年纪，就已懂得一分为二，很不简单”。我有点飘飘然，但心里总觉得哪儿有点不踏实。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突然严肃地跟我谈起这个奇怪的话题。最后，父亲做了这样一个总结（我不能保证这里记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父亲的原话，但大意就是如此）：
一看到我们进了院子，她就把麻线飞快地绕在鞋底上，从矮凳上站起身来，笑容还没来得及从脸上退去，就开始抹眼泪。这也难怪。不知是如何冲犯了太岁，在过去短短的一年中，他们家的三个男人先后离世。先是七十来岁的公公无疾而终；然后是她丈夫——他在去江北运米的途中翻了船，尸体在三十里外的沙港被人捞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发了臭；再接着，就轮到了她十九岁的大儿子。关于她儿子的死，有多种说法。即便是我父亲，对于其中的曲折也始终守口如瓶，讳莫如深。这等于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家的人口陡然减少了一半。这样的事当然不同寻常。
“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要了解那个地方的人。越详细越好，越客观越好。照我看来，一个人好，也不是说这个人从里到外都好，没有任何缺点；一个人坏，也不是说这个人从头到脚都坏，一无是处。好和坏，除了天生禀赋之外，也与周围环境有关。也就是说，好和坏，不是每个人可以自由决定的。但问题在于，一个人的好和坏，却可以在某些关键的场合，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说，了解人，观察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其余的都是小事。我希望你牢牢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将来若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换了一个新环境，我劝你在两年之内不要与任何人交朋友。说说看，这是为什么？”
一个穿蓝布褂的妇人，大约四十来岁，坐在槐树下的一张矮凳上纳鞋底。这人窄窄的脸庞，头上挽着一个高高的发髻，脸上黄恹恹的。大概是家里刚死了人的缘故，白布鞋子上缀着一朵红色的绢花。怎么看，这个女人都有些面熟，想了半天，我终于记起来：她似乎和我们村的赵锡光先生沾着点亲，四时八节，她时常会带着一个小男孩来村里走动。
老实说，父亲的这一番话已经明显超出了我的理解力，所以，我只能坦率地告诉他，我不知道。
五洲震荡风雷激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你将来到了一个新地方，立足未稳，一团雾水，如果冒失地与人交朋友，等于是一头就扎进了本来与你无关的是非之中。这一点非常要紧。先观察两年再说嘛！等人和事都有了清晰的眉目之后再说嘛！懂不懂？”
四海翻腾云水怒
父亲见我还是摇头，表情就略微有些失落。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换个话题。
请我父亲去算命的这户人家，位于村东头的一块高地上。院子里确有一棵老槐树，它高出屋檐的枝丫在北风中瑟瑟抖动，已经快要碰到屋顶发黑的茅草了。大概是担心大风会把屋顶的茅草卷走，上面胡乱压了几块青石板。门上的对联还是旧年的，在日晒雨淋中，褪尽了红色：
“那么，我来问你，梅芳这个人，你到底怎么看她？”
父亲说，到了仲春，等到村里的桃树、梨树和杏树都开了花，等到大片的柳树、芦苇和菖蒲都返了青，江鸥、白鹤和苍鹭就会从江边成群结队地飞来，密密麻麻地在竹林上空盘旋，那时半塘就是人世间最漂亮的地方。他还说了些别的。比如，坐在院子的老槐树下喝茶，就可以看到江边大堤上露出的尖尖帆影。再比如，半夜里躺在床上睡觉，都能听见江里的摇橹声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船工号子。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告诉我这个村庄离长江有多么的近，但却在不经意间泄露了一个秘密，让我既惊讶又疑惑。怎么说呢？就好像他曾经在这个村子里住过很久似的。
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容易多了。我不假思索地告诉父亲，若要从世界上选出一个我最恨的人，这个人正是梅芳。父亲一听我这么说，就笑了起来：
虽说只隔了十里路程，半塘的风光、景物，乃至说话的口音，都与我们村有着很大的不同。低矮的泥墙茅舍隐在一片片竹园之后，数不清的港汊沟湾，将整个村庄分割得七零八碎。村庄和长江的岸堤之间，有一大片亮汪汪的水沼，长满茂密的芦苇、红柳和菖蒲，犹如一面被打碎的巨大镜面，在中午的艳阳之下，泛着银灰色的波光。枯树上的老鸹嘎嘎地叫着。家家户户的房舍，都隐没在竹林的深处，较为显眼的，反倒是屋后用芦柴杆围起的茅缸。我们刚进村，就看到了一个胖婶子从茅缸上露出的大白屁股。
“我以前也听你这么说她。她究竟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你为何这么恨她？”
半塘
我想了半天，告诉父亲，她倒也没得罪过我，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可我就是恨她。如果我手里有一把枪的话，我恨不得朝着她的肚子连开二十枪。”
“哟，瞧这父子俩！着急忙慌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父亲立刻就不笑了，皱着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会，这样对我说：“你看，你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把人家恨到这种程度。这很荒唐。这好比说，你还没真正开始与她打交道，仅仅是因为某种个人的喜好和偏见，仅仅因为道听途说，就预先在心里造出了一个凶狠的敌人，这很愚蠢。你不能老是从自己的立场来看一个人。要学会从别人的立场看问题。比如说，梅芳这个人，如果从她的立场出发，那么她所做的所有的事，说的所有的话，都有她的道理。依我说，梅芳这个人并不坏。况且，人是会变的。一个人只要还没有躺到棺材盖子上，你就不能把人看扁了。凡事不要急于下结论。就像俗话说的，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论短长。”
我们穿过山墩下的那座方洞，走上了一边有木栏的石桥。我对父亲的神机妙算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我看见河道对岸的乱坟岗中，一只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正在蒿草丛中快速穿行。狐狸只有一只，与父亲所推算的“两只”大有出入。而且，这只狐狸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红色的，而是浅灰色。它肚子滚圆，毛皮油亮，看上去有点憨痴，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狡狯。它跃上一座坟包，傻傻地、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像是在思索着什么玄奥的问题，又像是在问我们：
在那天下午的谈话中，父亲还问了问我对村里的那些小伙伴的看法。说到同彬，父亲认为这个人虽说有些夸夸其谈、信口开河，可他对人很热情，心地干净，这就很难得。“你看他的眼睛，又亮又清对不对？表面有些流里流气，这没什么。你跟他要好，我很放心。你可以把他当成一辈子的朋友来结交。”
很多年以后，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当霉运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到她头上，让她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干瘪老太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唉，人的命运，鬼神不测，谁能说得清呢？
说到我的堂哥礼平，父亲的话多少有点让我吃惊：“这是一个狠角色。如果我预料不错的话，这个人将来必然会在村子里兴风作浪，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离他远点，但也不要轻易得罪他。”
父亲愣了半晌，摸了摸我的头，沉默了许久，这才对我说：“其实，她是一个可怜人。这人命不好。”
接下来，父亲问我，倘若要从村里所有的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位最善良、办事最公正、同时又值得我们信赖的人，“你会选谁呢？你好好想一下再说，不用马上回答。”
我说我就是恨她，没什么原因。我就是巴望着她忽然死掉，立刻死掉。
其实这个问题是用不着思考的，答案早就明摆在那儿。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村里的每一个小孩，他们的回答大概跟我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个人就是孩子王、说书人、口里没有一句正经话的老菩萨唐文宽。
琢磨着老头刚才的那番话，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不太健康，甚至有些恶毒的念头。我对父亲说，今天晚上，当我们从半塘回到村里，要是听说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那该多好啊！父亲立刻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板起面孔，严肃地望着我，轻声问我道：“你就这么恨她？为什么？”
“你难道已经忘了高桥哑巴那件事了吗？”父亲笑着提醒我。
父亲客气地表示同意。
虽说那年老菩萨的玩笑开得有些大，让我在全村人跟前丢了脸，可我从未在心里责怪过他。我们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他愚弄，被他欺骗。他的肚子里装着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他的脑子里有着永远也使不完的鬼点子，他的嘴巴里藏着永远也说不完的俏皮话。他在村东的那个带天井小院的房子，是我们整个童年最稳定的快乐之源。
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随后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死。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翘了辫子，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啦。”
父亲见我在言谈中流露出对老菩萨毫无保留的崇敬，大概是不愿意扫我的兴，没有马上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我听人说，他老爱跟你们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是这样吗？你能不能跟我学学，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鬼话？”
本来，父亲尽可以用“也许”“可能”“说不定”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不对？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他的话要能学，那才怪呢！”我立刻就大笑起来，“那种话，我们从来就没听人说过，只有他一个人会说。他说一次，我们就笑一次。他若说上两次，我们就笑上两次。说三次，我们就笑三次。最后，保管被他逗得昏过去。有一次，同彬踩着高跷打他门前经过，看见他把那些发黄的故事书，从一个旧皮箱里一本本拿出来，放到板凳上去晒。同彬说：‘老菩萨，你能再把那些鬼话跟我说一遍吗？这次我保证不笑。’老菩萨马上就一本正经地说起鬼话来，笑得同彬当时就从高跷上摔下来了。”
那天上午，在跟随父亲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
父亲仍然一脸疑惑。有好长一段时间，他茫然不解地望着我，眼睛渐渐地沁出一缕幽眇，“这个人来历不明，行动有些可疑。我相信，他本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而且极其聪明，他的好脾气和疯疯癫癫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这一点，我有十足的把握。这个人来到我们村，也有十几年了吧，我一直在悄悄地观察他，可实在有些捉摸不透。你们去他家听说书当然没问题，凡事还是留个心眼比较好。另外，他那婆娘王曼卿，也不是省油的灯，没事别总往他们家跑。”
我父亲算命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二类。也就是说，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中，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推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最后，我也向父亲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记得，那时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夕阳从西边的窗格中照射进来，在木桌上投下了四条平行的斑条，也照亮了父亲那在桌上不安敲动着的手指。
其实，在我们乡下，所谓的算命先生，也不限于以上四类。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这可以解释，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
我问他，春琴姐姐嫁到我们村，已经快两年了，为什么她每次看见我，眼光总是恨恨的？她从来也不搭理我，就好像我们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听完了我的话，几乎立刻就站起身来（这是表明谈话结束的明确信号），像往常一样，他含糊其辞地搪塞说：
最后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灵童扶乩”，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只见过两回），这里略过不提。
“有些事，以后你慢慢就明白了。”
第三类算命法，可称为“黄雀叼牌”，如今已经失传。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吉凶休咎、富贵穷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制成）平铺于桌上，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交由问卜者放飞。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实际上，这种算命的方法，不过是“求签”的一个变种。“黄雀叼牌”的失传，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实在过于费事。
春琴跟德正结婚后，她妈妈四儿也带着春生时常来村里走动。春生有时候也会一个人来，给姐姐捎来家里的菱角、豇豆和花生什么的。他比以前更瘦，脸也更黄了。每次他走，春琴都要把他一直送到大队蘑菇房的墙根下，才抹着眼泪一个人往回返。每次听到村里有人议论说“那孩子恐怕也活不长”时，我的心里就会猛然一紧。心里想，春琴他们一家不至于这么倒霉吧。
第二类算命人，我们通常称为相面先生。他们通过看面相，预知祸福灾祥。这里所说的“相”，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长相之外，还包括骨相。骨相可以看，也可以摸。摸骨者通常是男性，他们服务的对象十有八九都是急于想知道命运底牌的庸常妇女。摸骨算命法容易招人物议，其实并不难理解。我们当地最有名的摸骨师是一位还俗的和尚，名叫吴其麓（他出家时的法号是“惠明”）。他在一九五三年以流氓罪被人民政府判刑八年，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请他摸过骨的“老鸭子”回忆说，惠明法师替人摸骨时，确实不太规矩，“不该摸的地方，他也乱揉乱捏，弄得人脸热心跳，好不害臊！”吴其麓的最终被捕，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春琴的妈妈与师娘冯金宝是亲戚，所以每次她来探望女儿，总要在师娘家坐上半天。大概是因为我父亲替她女儿算过命、做过媒的缘故，她有时也会到我们家坐坐。每次她来，差不多都是傍晚时分。她和父亲坐在灶下，往往说不了几句话，院子外就会传来春琴的叫喊声。春琴好像不太愿意她母亲来我们家，当然，她更不允许她妈在我们家吃饭。她自己也从不跨进我们家的院子，而是站在老福奶奶家猪圈边上，远远地喊上两声。春琴一喊，她妈就算已经端起了饭碗，也会立刻放下，对我父亲无奈地笑笑，说：“我们家这个丫头，脾气有些倔。上辈子不是王熙凤，就是王宝钏，如今嫁了人，连我也不敢招惹她。”
我们当地的算命先生，根据其手法和仪轨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最为普遍，算命先生一般是瞎子，或是伪装成瞎子的人。通常，他们依据你所报上的生辰八字，推算你的命理和定数。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双目失明，触发了天眼的开启——他们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事物。当一个瞎子翻动着满眼的白翳，端坐在你面前，说着瞎话，为你预测未来时，你那颗悬着的心往往会陡然安静下来，对他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感。这是因为，瞎子那特殊的神态（沉思中透出安详和警觉），使他看上去很像一位智者。只要你把瞎子和聋子的神态比较一下，就不难得出上述结论。
不过，春琴对我的冷漠和敌视并没能维持多久，情况很快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我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
便通庵
这不由得让我联想到，父亲大清早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赶往十里外的半塘，似乎并不是去给人算命，而是在办一件足以改变他未来命运的大事。
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有一天，父亲和我起了个大早，踏着满地的寒霜，来到了朱方镇，去公社的澡堂子洗澡。他先给我洗了头，然后帮我把浑身上下都擦洗干净，嘱咐我到隔壁的木椅上等他。他自己则趴在浴池宽宽的边沿上，让一个搓澡工替他搓背。
这时，父亲突然毫无来由地将我揽入怀中，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口。随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有点令人费解的话：“办完了今天这件事，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就要好过多啦！”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赤身裸体的样子。当他回到热气蒸腾的换衣间，在潮湿的地上寻找木拖时，我有些难为情，别过脸去不敢看他。父亲在身上盖了一条浴巾，唤来了修脚工替他剪了指甲，这才侧过身来问我：“过了年，你就十二岁了。假如爸爸要出去几天，你一个人在家能应付吗？”
“真的。”
我说我能应付。
“真的吗？”
“可你的个子刚够到灶台，怎么做饭呢？”
父亲忽然停下了脚步，回头斜睨了我一眼，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怪异的笑容。他果然扳起手指头，闭上眼睛，表情夸张地算了起来。等到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用十分肯定的语调对我说：“会看到的。有两只。一只白狐狸，一只红狐狸。”
我说我可以站在小木凳上。
“你给算算。”
“你知道做饭时该放多少米，该放多少水？”
“这可说不准。”
我说，我可以将一把铜勺沉到饭锅里。如果水与铜勺的边沿齐平，就说明水是合适的。他又问我，每天晚上睡觉前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回答说，看看灶膛里的明火有没有熄灭，特别要紧的，是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余烬掉在柴草上。最后，他问我，要是遇到什么自己应付不了的急事，那该怎么办？我说，大事找德正，小事找老福。父亲点点头，将随身带来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新做的卡其布裤子，一件藏青色的哔叽上装，让我换上。他说待会儿要带我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一张小照。
“我们能看见狐狸吗？”
拍小照的大胡子，有点不太好打交道。从头到尾没给我们好脸色。就连父亲把手搭在我背上这样的小事他也要管。他阴沉着脸提醒父亲说，照相时最好不要勾肩搭背。我父亲虽说也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可这回立刻就火了。他索性把我抱起来，坐在了他的大腿上让他照。大胡子最终让了步。
“顺着这条大路往前走上二三里，就能望见西厢门的牌楼。过了西厢门，就是东厢门。然后，就会看见一道长长的山墩。山墩中间有一个方方的大洞。穿过大洞，就可以看见一条小河。河对岸有一个乱坟岗，那是这一带有名的狐狸窝。小河上有座石桥，只有一边有栏杆。过了小石桥，沿着河岸往北去，再走上三四里，就能看到半塘村头的那棵大白果树了。那棵树，有六百多年了吧？早就枯死了。听人说，这棵树是东海舰队飞机的识别标，所以不准砍伐。”
我们从红星照相馆出来，就拐进了附近的一家包子铺。父亲买了四个包子，他吃了一个，另外三个都留给我。在吃包子的时候，我问他这次出去要多久才回来，父亲想了想，眼睛看着别处说，他也拿不准。
我问父亲还有多远，他指了指眼前那条满是车辙的大道，对我说：
我说：“三天？”
等到高定邦吸完了烟，这伙送喜报的人再次打起锣鼓，朝魏家墩方向去了。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升到了枯树之巅。化了冻的田间小路油黑油黑的，又酥又软。父亲拉着我的手，自己走在路的正当中，却让我踩着路边的青草走。如果路的一侧有池塘，父亲就把我抱到另一侧。好在这段田塍小路不算太长。我们穿过一块打谷场，绕过磨坊尖尖的山墙之后，又重新踅回到大路上。
父亲没吭气。
虽然我不太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有何出彩之处，但当我看见那个穿红棉袄的姑娘在众人的大笑中窘得红了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倒也觉得解恨。这说明，父亲这个人，虽说生性温和、怯懦，但面对公然的羞辱，却也并非总是一味忍让。
“四天？”
话音刚落，定邦就笑得喷出一股烟来，连嘴里的槽牙都露出来了。朱虎平、小木匠宝明也都咧着嘴笑。父亲给他们送上烟去，他们都欠身道谢。梅芳的脸上尽是鄙夷和不屑。她没有笑。
父亲还是没吭气。
父亲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他朝那姑娘看了一眼，谦恭地笑了笑，一本正经地道：“行啊！你把她老人家的生辰八字报一报，我这就替你算算，来年春上，你们家会添多少小口。”
我说：“那么，五天？”
她既然称父亲为“大呆子”，说明他们是认识的。她似乎对自己的玩笑话很是得意，笑着捅了一下身边的梅芳。可梅芳铁青着脸，没搭理她。
父亲咬着嘴唇，把脸转向墙壁。过了好一会，他才转过身来，笑道：“差不多吧。不过，我出去这件事，你跟任何人都不要说。”
“哎，我说大呆子，我们家的那头老母猪，肚子大得拖在了地上，跟你说，连奶头都磨破了。你给算算，来年春上能生多少头小猪？几公几母？”那个穿红棉袄的邻村姑娘，也来凑趣。
父亲是当天后半夜离开的。
“高会计说笑了。”父亲不冷不热地支吾了一句，也给他递了一支烟，脸上那副巴结、胆怯的神色略显复杂。与定邦相比，高定国的模样显得斯文清秀一些，白白净净，戴着眼镜。他是我们大队的会计。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天落着雪。我看见父亲在大港的渡口，上了一条下水船。他要去南通找一个叫徐新民的人。奇怪的是，在我的梦中，徐新民的长相竟然与照相馆的那个大胡子一模一样。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凡事尽往好处想，但对于父亲当时的危险处境，并非全无察觉。可一想到“徐新民”这三个字，心里就像是获得了某种安慰似的，总觉得这三个字可以帮助父亲渡过难关。
“昨夜老牛皋犯病了。天不亮我去看他，已经穿好了寿衣，搁在棺材盖子上了。有进去的气，没有出来的气。老哥替他算算，什么时辰归西？”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高定国挑着一担柴禾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将担子歇在了院门外。他朝院子里望了望，问我：“这两天没见你父亲的人影？他去哪啦？”我说，“哪也没去。他得了重伤风，鼻子不通，在家躺着呢。”高定国“噢”了一声，再次踮起脚来朝院内看了一眼，随后挑起担子，一脸疑惑地走了。
大概是因为鼻子流血的缘故，高定邦的鼻孔里塞着一团草纸。这使他那张方方的麻子脸更显得凶悍。不过，这一回，他似乎并没有为难父亲的意思。他往前挪了两步，压低了声音，对父亲道：“你身上有没有带烟？”父亲赶紧从衣兜里摸出烟盒和火柴，讨好地笑着，给他递了过去。在高定邦点烟的那工夫，他弟弟高定国在一旁对父亲打趣道：
又过了一天，我在码头上碰见了老福奶奶。还没等她问我，我就抢先对她说，我爸爸出门了，去青龙山开矿去了，要过五天才会回来。老福看了看天上镶了金边的乌云，愣了一下，狐疑道：“青龙山那个铁矿，去年秋天不是就完工了吗？他去开什么矿？等你爸回来，叫他赶紧来我们家一趟，我有话要问他。”
“你别成天德正长、德正短的，拿了鸡毛当令箭！”梅芳冷冷道。
终于到了第五天。
他的脑子里有的是说不完的瞎话，张口就来。听他这么胡编，就仿佛世界上真有“驼背老舅”这么个人似的。父亲的话，梅芳自然也不会相信。因此，父亲紧接着马上又补充了一句：“已经向德正请过假了。”
那天婶子家杀了一口过年猪，叫金花送来了一碗杂碎汤。我估摸着父亲就要回来了，就特地做了一锅米饭，想让父亲回来夸一夸我做饭的手艺。不管我怎样小心，米饭还是烧焦了。
“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今年八十岁，也是烈属。他是三十夜里生的，今天做九，我们去望望他。”
油灯的油快要燃尽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来。我没去阁楼上睡觉，而是倒在父亲的床上过了一夜。等到第二天早上，我被一阵叫门声惊醒时，天光已经大亮。
父亲的答话一点也不含糊：
我打开院门，发现外面站着几个公安局的人，其中有一个腰上还别着枪。
“大早上不出工，你们父子两个，这是要去哪儿装神弄鬼啊？”还没等高定邦发话，他弟媳梅芳就抢先开了腔。你看，我之所以那么恨梅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的话比茅坑里的屎还要臭。俗话说，新开茅坑三日香，可我从来就没听她说过半句入耳的话。她看人的眼神，就像用刀子在剜你的肉。
在他们身后，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挤挤挨挨地站在燕塘边，就连老福奶奶的家门口也都挤满了一堆一堆的人。我看见同彬和永胜两个，骑在池塘边的一棵楝树上，正伸长着脖子朝这边踅探。小斜眼拉着他姐姐雪兰的手，张着嘴，站在树下。小武松、更生和小木匠赵宝明也在哪儿。他们都不说话。
我感到父亲的身体猛地哆嗦了两下，马上就站住了。
我知道出了大事。
“大仙！”
大约半个月后，高桥那个拾荒的哑巴，在便通庵的破庙里发现了父亲的遗体——他把蓝布包裹撕成了碎布条，吊死在缀满蜘蛛网的大梁上。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如果说我曾经深深地记恨过什么人的话，梅芳是唯一的一个。尽管我父亲自作聪明，加快了脚步，但仍然没能避免我们在两条大路的汇合点撞在一处。随着锣鼓声的骤然停歇，传来了高定邦那喑哑而威严的一声断喝：
我不知道父亲犯了什么法，但从老福奶奶的嘴里“叫他们抓住了，没准也是个死”这样的话来判断，父亲的罪过想必十分严重吧。但父亲为何会选择在便通庵悬梁自尽，村里人的说法各不相同。这个疑问整整纠缠了我的一生。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算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答案。
落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不用说，正是梅芳。
按照叔叔和婶子的意见，不如就在便通庵随便找个地方，替父亲挖个坑，“用草席一卷，埋了便罢。”可赵德正坚决不同意，他执意要将父亲运回到村子里安葬。婶婶骂他多管闲事，逼问他棺材从哪里来？德正二话没说，就吩咐小木匠赵宝明去拆自己家的门板。后来，高定邦拿了个主意。他让老牛皋把那个现成的棺材先让出来，等到往后村里的林木成了材，再做个棺材还他。他和小武松亲自上门去跟牛皋商量，可老牛皋死活不肯。最后，高定邦也急了，他把眼睛一瞪，从口袋里掏出一段麻绳来，不由分说就要绑他。龙英一看对方要动粗，只得出面打圆场。她开导丈夫说：“你傻啊？有人替你死了，你就可以不死了。说不定，这棺材你根本用不上。”
果然，没过多久，窑头赵村前的池塘边上突然走出几个人来。他们从齐人高的枯苇丛中一个个地闪了出来，在通往外村的官道上走成了单行。高定邦、高定国兄弟走在最前面。他们一个敲锣，一个打镲。在他们身后，小木匠赵宝明胸前吊着一面大鼓，系着红绸的鼓槌上下翻飞，他打鼓的章法与他做木匠的手艺一样为人称道。宝明身后跟着朱虎平。他是大队救火会的会长——谁都知道，他们家的柴屋里趴着一尊神奇的水龙。据说一旦发生火灾，那老龙就会发出“呜呜”的悲鸣。朱虎平手里倒是有一面小锣，但他并不怎么敲，而是不时转过身去，与身后一个穿红棉袄的姑娘说笑。这个姑娘，我虽有点眼熟，却叫不出她的名字，似乎来自另一个村庄。
老牛皋这才松了口。
我知道，所谓的“喜报”，不过是一副春联，外加一封由公社统一印发的慰问信罢了。大队干部们敲锣打鼓，来到军属或烈属的家门口，给他们贴上春联，递上粉红色的慰问信，寒暄片刻，猛敲一通锣鼓，就算完事。年年如此。
父亲的遗体运回村来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全村的人都站在磨笄山的山顶，看着那口白木棺材，由十八个人抬着，顺着便通庵前的陡峭斜坡，一点点矮下去，矮下去，到了沟底，就看不见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在父亲的棺木暂时消失的这个瞬间，我心里才会稍微松快一些：我眼前除了漫天的风雪，什么都没有。可我知道，此刻，那口棺材正从对面的山坡上一点点、一点点地升上来。正因为我暂时看不见它，当它一点点升到沟壑的顶端，突然出现在磨笄山的山顶时，才会显得更加惊心刺目。
太阳终于在砖窑高高的烟囱背后露了脸。那熔岩般的火球，微微颤栗着，从窑头赵村的荒树间一点点地浮出来，顷刻间，天地绚丽，万物为之一新。与此同时，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有一阵子，当“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被肆虐的北风刮得没了声息，我仍能听见村子里传来的鸡鸣。年关将近时，听到锣鼓声，那感觉与平时完全不同。它烘托出了节日的气氛，为本来毫无生气的山川、河流、村舍染上了悦丽之色。我提醒父亲，与我们同属一个大队的窑头赵村也许正在唱花集。父亲想了想，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那是大队干部在给各村的军烈属送喜报。快要过年了嘛！”
棺材上已经积了厚厚一层雪。最先上来的是小武松和朱虎平。德正和定邦互相搭着胳膊，喊着上山号子，走在了最后。
在我们当地，父亲对儿子过于亲昵，被认为是一件极不恰当且有悖伦常的事。一般来说，呵斥、殴打或视而不见的沉默不语，是父亲向子女传达爱意的惯例。不过，凡事都有例外。我父亲在村子里做出任何出格的事，只要不妨碍别人，大伙都会听之任之，乐得眼睁眼闭。这倒也不是说父亲的社会地位有多么尊贵，或者拥有什么任意妄为的特权。村里人不屑于与父亲一般见识，恰恰是因为他长年背着一个令人羞耻的坏名声，似乎还不够资格成为一个“正常人”。在过去，村里人都叫他“赵呆子”。当我被人亲切地称为“小呆子”之后，父亲则被尊为“大呆子”，或“赵大呆子”。当然，有时候，人们偶尔也会称他为“大仙”—— 一半的原因，是父亲“赵云仙”的名字中，有一个“仙”字，至于另一半的原因，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在场的人，大人孩子无不落泪。梅芳站在我身后，用手紧紧地箍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泪水掉落在我的额头上，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淌。我能感觉到，她怀有身孕的大肚子紧紧贴着我的脊背。
父亲是个好脾气的人。我不时停下脚步，望着天上的鹰，他一次也没有催促过我。等我走到跟前，他顺手折下一根杨树枝，帮我刮干净鞋底和鞋帮上的淤泥，然后蹲下身来，捏了捏我的手，对我说：“得走快点了。一会太阳出来，地上封冻一化，路就烂了。”随后，他忽然冲我眨了眨眼睛，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笑着说，如果我在他脸上亲一口的话，他就让我骑在他肩上走一段。父亲的许诺让我有些吃惊（那时我毕竟已经九岁了），但我还是乐意立刻照办。我跨在他脖子上，双手抱住他的头。有时，我也会淘气地突然蒙住他的双眼。即便在这时，父亲也不会生气。他只是嘿嘿地笑着，装着酒醉一般，跌跌撞撞地在路上扭着秧歌，并威胁我说：“再不放手，我们就要走到池塘里去了。”
在那一刻，在雪花纷纷下坠的山岗上，在灰蒙蒙空旷的苍穹之下，在失去父亲的巨大悲伤和恐惧中，我仍然能够感觉到天地的清明、周正和庄严。
道路两侧的沟渠中结着冰碴。在起伏丘陵背阴一面的草窠中，星星点点的积雪尚未融化。四下里看不到什么人。灰灰的鹞鹰一路跟着我，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仰身停翅在云端。当它急速俯冲向下，掠过我头顶的时候，我能够清晰地看见它那纺锤般漂亮的腹部以及翅膀上的白斑。一眨眼的工夫，它又借着呼啸的北风，翻转急升，在朵朵新棉似的白云之间，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铁屑般小灰点。
父亲被安葬在村东的桑树林里。当天晚上，老福奶奶将我送回家的时候，我看见春琴已经在灶堂里生火做饭了。她假装不看我，只顾自己一个人流泪。灶膛的火照亮了她那张悲伤又带着怒气的脸。晚上，她照料我吃完饭后，没有回家，睡在了父亲的那张床上。我记得那天她跟我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那时，我已经在阁楼的床上躺下了。春琴爬到楼上，在黑暗中一直腰，额头就被楼顶撞出了一个包。她揉着额头，在我床边坐了一小会儿。半晌，她囔着鼻子对我说：
最后，他停在了那个坡顶的大杨树下，抽烟，等我。
“德正让我转告你，要是你婶婶提出来和你并家过日子，你可千万不要答应。你父亲刚死，他们已经在惦记你们家的这幢房子了。”
半塘是个位于长江边的小渔村，不久前的一场火灾，使它一时间远近闻名。父亲挎着一只褪了色的蓝布包袱，沿着风渠岸河道边的大路走得很快。我渐渐就有些跟不上他。我看见他的身影升到了一个大坡的顶端，然后又一点点地矮下去，矮下去，乃至完全消失。过不多久，父亲又在另一个大坂上一寸一寸地变大、变高。
第二天，春琴的妈妈得到消息，特地从半塘赶了过来。她对我说：“这些天我眼皮老是跳，心里慌慌的，就知道要出事。谁知应在他身上。你妈不在跟前，也没个人到他坟前哭一哭，送一程，不好。”
腊月二十九，是个晴天，刮着北风。我跟父亲去半塘走差。
于是，她就趁着天黑，独自一人来到桑树地里，跪在父亲的坟包前，撕心裂肺地哭。从傍晚时分，一直哭到半夜。最后，王曼卿被她哭得实在睡不着觉，就起身去灶下烧了一碗红糖水，给她端了过去，费了半天的劲，才把她劝了回来。
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