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笑了一下，不过才一个多月，霜霜已经变得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她穿了一件惹眼的淡黄色连衣短裙，胸脯高高挺着，旁若无人地走了过来。
声音越来越大，几乎可以听见教师呼呼的喘息声了。我再也听不下去，干脆穿上衣服，来到了外面的巷子里。巷口的街灯发出橘黄色的光芒，温暖、遥远。我默默坐着，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吱呀”一声，一个高挑的身影从房东屋里走了出来。
我抓住她的目光，她显然也认出了我，脚步依然不紧不慢。她带来了一股香风，现在这股香风就要从我眼前飘过去了。忽然她停下脚步，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请我喝酒吗？”
我想起来了，今天早晨女房东拎了一大包东西出差去了。
我没有想到，霜霜竟是个滴酒不沾的人。那天晚上，第一口酒下肚她的脸就变得通红，然后不停地咳嗽。我伸手去拿她的酒，她一把拐开我，理了理头发，仰起头，将满满一杯白酒咕嘟咕嘟灌了下去。接着她将杯子重重往桌上一放，伏在我的肩上号啕大哭，夜市上的人们都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想起自己，忽然感到心里也一阵酸楚。
我叹了一口气，将手机关了。然后，我就听见了隔壁明显不同于往日的那种声音。
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喝醉的，只记得隐隐约约有人搀扶着我，两个人一路跌跌撞撞，然后我似乎摸出了一串钥匙，刚打开门，我就一头栽在了地上。
我索性打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那头，妻子的声音听起来陌生而遥远，我还想再说什么，话筒里却传来哗哗的麻将声，妻子说“别说了，我正忙着呢”。
早晨，第一缕阳光刺醒了我。我醒过来，却撞到了一张潮红的脸。
我总是很晚才回到暂住地。我的房东是一对看上去恩恩爱爱的中年夫妇，男的大概在一所学校里教书，眼镜后面总有一种愤愤不平的神情。每天深夜，我总是被他们弄出的声音搞得心神不定，无法入睡。
霜霜显然还没有醒。我轻轻挪开她压在我身上的右腿，沿着她的身体望过去，我突然看见了她左腕上有一道醒目的刀痕。我凑过去，刚要瞧个究竟，霜霜却醒来了，她一下子遮住了那道伤痕，冲我一笑：“真不好意思，喝多了。”
每天下午，当燃烧着的火球坠落到山那边时，整个小城就淹没在了啤酒的泡沫之中。骑着大功率摩托车的青年人成群结队地从街上呼啸而过。他们阴沉着脸，从不戴头盔。他们都是来自城郊失去了土地的青年农民。
“没什么，吃点东西吧。”
我把手伸出窗外，手臂立刻感到热乎乎的。我猛地踩了一脚油门，车子几乎跳跃着向前冲去。车过拐角的时候，我看见懒洋洋的阳光下，一辆蓝白两色的治安巡逻车停在树荫中，里面空无一人。
她点点头，然后环视一眼我空空落落的房间：“出去吃吧，我请客。”
老板手里燃了一支烟。不知为什么，发廊的门始终紧闭着。良久，老板叹了一口气，说走吧。
停了停，她一字一顿地说：“谢谢你上次替我解围。”
临走的那一天，老板特地叫我把车开到霜霜上班的地方。车停在发廊对面，老板却沉默不言，久久注视着那扇窗户。这是个晴朗、炎热的午后，明晃晃的阳光穿过颤动的树枝，落在车身上。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一双眼里，瞬间闪过两道清澈的光芒。我想说什么，张开嘴，却只是苦笑了一下。
和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一样，小城也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我们的产品很快就出现了良好的供求局面。老板决定回去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我则仍然留在小城负责销售工作。
我们来到街上，一大早，街上还没有多少行人。男房东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面撵上来，他瞧了瞧霜霜，不怀好意地冲我笑了笑，然后扬长而去。
妻子来电话说，老书记病得很重，恐怕熬不过今年了。
我恼怒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霜霜忽然笑了起来：“你真有意思，跟我在一起，他当然要这样瞧你了。”她嘴角露出半是嘲讽半是调皮的微笑，“跟我在一起，会从头坏到脚，你怕吗？”
我真想把老板叫醒，然后对准他的脸狠狠一拳。
“怕？”我回敬道，“还不定谁带坏谁呢。”
每天晚上，当我在老板的呼噜声里辗转难眠时，眼前总出现老书记老泪纵横的样子：我们的工厂咋说垮就垮了，我对不住同志们啊……
霜霜调皮地扮了个鬼脸。
每天在烈日下东奔西走，老板与那天在发廊里的表现判若两人，变得精明、强悍。和他在一起我常常想起我们厂里的老书记。老书记每天总是第一个进厂，脚上总是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逢到我吊儿郎当，他总是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地教育我该如何做人，如何坚定远大的人生目标……厂里正式宣布破产的那一天，我晃晃悠悠最后一个赶到时，空旷、寂静的厂区里，老书记孤独地站立着，风一遍遍撩起他鬓角的白发。
我们在面馆里坐下来，趁着等待的当儿，我问霜霜手上那道刀痕是怎么回事，她嘴角的笑容凝住了，眼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云，然后她转过头，淡淡地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还提它干啥。”
老板在小城一共待了两个星期，剩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寻花问柳，而是一门心思扎进了生意里。我们推销的是建筑五金——就是类似于你家里的扳扣、插销之类毫不起眼的玩意儿。我对这些东西并不陌生，从前我所在的工厂就是生产这些破铜烂铁的。很久以前，老板还只是我们厂里面一个逢人就满脸堆笑的临时工，后来，他也办起了五金厂，和我们对着干。不同的是，他的厂越办越红火，我们的工厂却说垮就垮了。
我身上有一半羌人的血统，与霜霜不同的是，残留在我血液中的那种桀骜不驯的野性已经被现实打磨得荡然无存了。在这个异乡的小城里，两个各有一半少数民族血统的男女一见如故。
后来，我知道了霜霜身上有一半景颇族的血统，这似乎解释了她为什么总是那么野性难驯。那天老板败兴而回，一路上总在咒骂，后来他骂累了，我以为他睡着了，回过头去，却见他用了一种惆怅的目光在沉思，然后他忽然自言自语地冒了一句：“这小妞还真他妈的有点味道。”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好人，”霜霜在我床边坐下来，她洁白的脖子在灯光下散发着一种细腻的光泽，“和那些臭男人不同。”
当这座小城市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假理发店被彻底取缔，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保护伞被一个个揪出来时，我特地从山上采来了一束洁白的、含苞欲放的野百合，再一次来到和霜霜初次相遇的地点，物是人非，那双黑亮的眼睛却依然一次次在我眼前闪动……
“我不要做好人，我要……”
我终于违背了她的遗言。
霜霜眼里笑了一下。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骤然膨胀起来。许是看出了我眼里蕴含的意思，霜霜往后坐了坐。她越向后避，我的心跳得越快。我寻找着她的目光，想知道答案。
没有想到，我对老板撒了个真实的谎言：这家店的确有警方败类做保护伞。关于这一点，是那个叫霜霜的女孩临死时在我怀里吐露的。她叫我不要报警，她说她死了这世上不过少了一个肮脏的女人，却多了一分干净。
霜霜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
我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抬起头，却看见那双黑得发亮的眼睛在楼上紧紧盯着我，睫毛下，什么东西正一闪一闪。
“如果你要，也可以，可是……”
外面，从高原上刮过来的“女娃”旋风已经开始呼啸起来。满天尘土，噼噼啪啪地响着。我把后车门打开，老板像一头猪似的挤了进去，嘴里喃喃骂着。
我堵住了她的嘴。“不。”她挣扎起来。嘴里散发着一种甜甜的薄荷味。我用力揽住她的后颈。
见我们要走，女老板立刻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老板很不情愿地从钱包里摸出一张百元大钞，头也不回地走了下去。
她忽然轻轻咬住了我的嘴唇，两行泪水从她眼里滑落，浸湿了我的脸颊。
我悄悄把老板拉到一旁，耳语了几句。老板微微怔了一怔，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地变化着，然后他操起了方言味很浓的川普：“瓜婆娘，老子改天再找你算账。”
她把我轻轻推开，然后将挎包从肩上取下来，眼里涌动着百感交集的情感。她望着我，从挎包里取出洗浴露，说：“等一等。”
她们满脸倦容，梦游般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那个叫霜霜的女孩子却始终一言不发，洁白的虎牙紧紧地咬着嘴唇，灯光中瞧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只看见她那一头黑得发亮的长发。
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我点燃一支烟，躺在了床上。霜霜的挎包就放在床上，拉链没有合拢，露出了一角信封。我将它抽了出来：
发廊里的人们不知什么时候已围了上来。有人不停地打着圆场：“老板，你消消气，霜霜，快来给老板赔个礼……”
“姐，你在工厂里那么辛苦，要给爸治病，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家里的房梁没有塌，我打了根撑子，是用你栽的那棵麻柳。砍的时候，想起小时候我们无忧无虑的样子，我哭了……”
见我上来，老板将身子挺了挺，声色俱厉地吼叫起来：“老子叫你好看……”
那天以后，我同霜霜维持着一种类似兄妹般的感情。我不是圣人，可是我清楚，一旦我们越过了那道线，我们这种纯洁的感情就变质了。我不能把自己的欲望强加给霜霜，尽管她不会拒绝，可从她的眼里我能读懂，她希望和我这样清清白白地在一起。她把身体给了别人，可她的心在我这儿。
楼梯狭窄，昏暗，爬上楼去，几间用层板隔开的密不透风的斗室弥漫着强烈的廉价香水味。出乎我的意料，身材臃肿的老板却退缩在了一旁。灯光下，我看见一双黑得发亮的眼睛里喷射着怒火。
关于她手腕上的那道伤痕，我一直渴望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她总是守口如瓶。在我那间幽暗的出租屋里，我们常常默默地相对，一种忧伤而又甜蜜的感觉从我们的心里涌出来，在屋里静静地弥漫。
我睡意全消，三步两步冲向狭窄的楼梯。这个时候，我脑中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老板败兴。尽管我知道他荒淫无耻，尽管我在心底不止一次地痛骂过自己，但我一家大小的饭碗在他手里，我永远也忘不了下岗之后待在家里无事可做的滋味。没有办法，这就是生活。
屋外，是欲望喧哗的尘世。
她们纷纷坐了起来。
我们真想就这样永远坐下去，可惜，黄昏降临了。嘀、嘀、嘀，传呼机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
突然，楼上传来了“砰”的一声，紧接着老板恼羞成怒地吼起来：“他妈的烂婆娘，不识抬举……”
霜霜急匆匆地冲向门口。我一把拉住她说：“别做了，转行吧。”
我的上下眼皮开始不由自主地想粘在一起。我挣扎了一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向梦中坠去。
她扮了个鬼脸：“从良吗？现在是笑贫不笑娼啊，你醒醒吧，同志。”
满布灰尘的街树的叶子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一辆出租车熄掉前灯，在街对面的另一家店前等着，过了片刻，一个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女娃”上了车。出租车迅速地离去。
我苦笑着，想想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松开了手。
我注意到，那是一双圆圆的、美丽的眼睛。
霜霜“上班”的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一个人来到发廊外。在街树浓密的树荫里，我悄悄坐着，担忧地注视着灯火暧昧的对面。野百合盛开的季节早过去了。霜霜依然像我第一次看到她时那样，神情忧郁地在角落里坐着。有时，她去后山上采来一束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就那么沉默地凝望。
老板的手落在一头浓密的黑发上。那双忧郁的目光忽然抬起来，冲老板笑了一下。
进出发廊的男人们匆匆忙忙，霜霜不时被人带上楼去，又神情淡漠地下来。
那里有许多美丽的传说……
天凉了，老板来电话通知我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准备调我回厂里上班。就要同亲爱的女儿团聚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早晨，霜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我注意到她双眼微红，脸色发青，就问是怎么回事。她迟疑片刻，恨恨地骂道：“丧尽天良的家伙，早晚会得报应。”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
我连忙追问，霜霜犹豫着，半晌，她望着我，眼里流露出又疼又怜的神情：“你斗不过他们的，听我的话，回去陪你的乖女儿吧。”
浓妆艳抹的她们立刻识趣地避了出去，其中一个又慵懒地跌回到沙发上，眼睛空空地望着喧闹的电视。我低下目光，功率很大的吊扇在头顶呼呼地响着。远处的卡拉OK里，传来涩涩的歌声：
我注意到她话中有话，再要追问，她凄然一笑：“别问了，你去上班，我困了，什么事我以后再告诉你。”
几束暧昧的眼光充满笑意地包围上来。老板摆了摆手，将手机和皮包给我，然后径直坐到了那束野百合旁边。
我是被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的，刚一接通，里面就传来一个陌生女孩带着哭腔的声音：“杨哥吗？快来，霜霜姐她……”
这是野百合含苞待放的季节。小城的屋顶上，山坡上，漫山遍野都涌动着洁白的火焰。借着昏暗的灯光，我看见这束还沾着露水的花骨朵正被一双忧郁的目光紧紧注视着。我的心抽搐了一下，正要离开，老板却凸着发福的肚皮一步就跨了进去。
外面下着冰冷的秋雨，风把满街的梧桐叶子驱赶得满地飞跑。我不知道是凌晨几点，只听见自己的心在黑暗中咚咚直跳。在发廊外一堵阴冷潮湿的高墙下，我看见霜霜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着，旁边蹲着两个明显还带着学生气息的女孩。
这是一家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理发店。我和老板走到这里时，稍稍犹豫了一下——我看见了一束迎风摇曳的野百合。
我跑过去，两个女孩不停地流着泪。
见我沉默，她们也开始打起了呵欠。这是她们这一行的规矩——绝不去打听客人的秘密，有时候，她们这种态度会令你莫名其妙地想发火，但转念一想，正是靠这种把生意和情感区分得清清楚楚的保护措施才使她们饱经沧桑的心一次次免受了伤害。
在医院里，两个女孩一边擦着泪，一边一五一十地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她们是刚被骗到发廊里的，店里强迫她们坐台，她们死活不从，就被关了起来。霜霜伺机偷了钥匙，帮她们逃走，不料却从楼上失足跌了下来。
老板和那个神情忧郁的姑娘上楼去已经整整两个小时了，还没有完事的迹象。我抽了一支又一支烟，起初还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那胖乎乎的女人的话，后来我干脆闭上了眼睛。
我给了那两个女孩一点钱，等我把她们送到车站，天已经微明了。我回到医院，霜霜还在进行手术。在急诊室外，我屏住呼吸，望着东方通红的朝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念道：霜霜，你醒来吧，醒来吧……
零点，街树的叶子开始微微抖动起来。大街上已空无行人。从窗帘的缝隙里望出去，一辆又一辆出租车打着前灯，正恍惚地游荡。
我记得许多次，当我试探着想进一步问问霜霜的身世时，她总是哈哈一笑：“干什么？你查户口吗？耐心等着吧，等我心情好的那一天就告诉你。”我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
每年夏天，从高原深处刮过来的强劲的旋风都会光顾这座小城，当地人叫它“女娃”，意思为姑娘。每当这位嘻嘻哈哈粗手大脚的姑娘从高原上噼噼啪啪地俯冲下来时，这座可怜的小城就抖动在了一片昏暗的灯光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