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欺负她我自己不知道。”她平静地说，“小时候我肯定欺负过她，肯定，我自己不知道。”
“大妹可怜啊，我心里面怎么这么狠毒！”她好像已经没力气了，抱着胳膊，鼻腔里发出咝咝声，气管很深的地方发出呼呼声。
忽然房间彻底漆黑，原来街对过的红灯笼熄灭了，这会儿肯定过了两点。漆黑让我冒出个狂悖的念头。
“我只顾自己！”
“那要是……重来一次，您会把爸爸让给二姨吗？她说是她先看见的……”
“我对不起阿公啊！”妈妈哭。
妈妈没理我。
踏实了还不到两天，绣屏高烧住院。当父亲的心里是不是有愧谁也不知道，他嘴那么硬，只提感染避说心因。可绣屏失声继而失婚，不过一个月，他眼见现出老态了，其实也才四十出头。
“您留下，留在家里，这样就不会伤阿公的心了，对吧……”
阿公有苦难言，又坐回原位。非常后悔早先跟孩子们说起他们姑妈的往事，原是为了批评她性格乖张带累父母家人为她操碎心，万没想到锦屏依样画葫芦。好在没几天就再次收到了锦屏的信，知道她不仅不曾落难还前程似锦，才踏实了。
“不是。”妈妈说。
靠着这些自我安慰，阿公勉强熬过了一个多礼拜。然后收到从广州寄来的信，三页纸。撕开信封马上颤颤巍巍翻看落款：女锦屏拜上。阿公松口气，仰头歇了一下再看正文。只见她开篇先虚头巴脑谈了现在国家建设的形势，作为年轻人应该怎样投身到这样壮阔的洪流，等等。多半是从报上抄下来的话，一看就是跟小郁同志学的。字迹也草，模仿大人连笔画。直到第二页末尾才说她此刻人在广州，一切都好，向家里报告平安。阿公一看广州两个字跳起来就要出门，还妄想着拦截，又看到第三页纸，笔迹变了，原来是锦屏女同学的附言。女同学说锦屏这段时间住在她家，因为买票困难，但今天上午锦屏已经登上去往北京的列车，请伯父伯母放心。最后还盛赞阿公是开明的家长，她们为阿公鼓掌。
“啊，啥不是？”
然而没两天就有亲朋来问，问锦屏是不是被人哄骗私奔了，是不是失了身什么的。阿公在家里明明千叮咛万嘱咐不许走漏风声，想半天才想到大概是校工那天没走，听了看了个七七八八传出去。镇子就那么大一点，陈家人饱受议论。其中最荒唐的一条来自阿公应该称小叔爷的，这老翁有点老糊涂：陈家女儿逃家？是讲引凤哦？原来他还牢牢地记着姑奶奶陈引凤的那次逃家。旁人听了都笑，这话就这样带着笑声传到阿公耳朵里。虽然刺心，却也提醒了阿公，陈家女儿逃家，锦屏不是第一人。他马上写信给妹妹引凤，希望她能给出建议。那时姑奶奶已改名陈恒，在青岛工作。全部亲朋都算上，姑奶奶是唯一一个既不批评也不讥讽阿公的人，当然宽心劝慰的话也一句没有。回信中关于锦屏，她只说了十几个字：“不去寻，可先等信来。她最有主见”。阿公看完焦急没有一丝缓解，还说自己昏了头竟然去问引凤，引凤没有小孩怎么会懂这些事。可再一想引凤当年也是差不多年纪跑去上海，独自闯荡活下来，并不依靠亲戚，抗战开始后很长时间甚至跟老家断了音信呢。相比而言，锦屏到底还有小郁同志，而且天下安定，不是她姑妈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了。
“我不会留下。”
可这边潮州家里，从吃完辜记回来以后，就乱套了。先是次日清早绣屏来到阿公房间，哭到窒息，发疯一样，要求阿公一定退婚。而阿公还在思索怎样应对小郁同志打报告的事，只得敷衍，一个不留神就把为什么先给绣屏定亲的实话说了出来。正说着，锦屏学校里的校工来家拿钥匙，然后就发现锦屏人不见了，枕头上只有一封信。这封信阿公看了一眼就脸色大变，又喊人。大舅二舅赶上去时，阿公坐在床头抓着床柱，看着像要发怒同时又六神无主，他火急火燎叫两个儿子马上出发去赶火车。儿子们虽然不知道火车站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赶火车，但也扭头就往楼下冲，可刚拔脚父亲又叫住他们，跟他们互相看着，并没有下达新的指令，半晌才口齿不清地说了几个字，意思就是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神明。儿子们很惊奇，因为父亲是西医出身，从不谈神明，连祠堂里、家族里人们谈论，他也敬而远之。儿子们傻站好半天，父亲才再次口齿不清地宣布，你们的大姐去北京了，去得很好，跟你们未来的姐夫小郁同志在一起，他们是这样安排的，安排得很好，我很赞成。他们要去建设新中国，去北京建设新中国，我是坚决赞成的。
“对嘛，您爱爸爸！我就知道二姨是胡说八道！她居然说您是骗爸爸结婚，目的是去北京，哈哈哈太好笑了。”
老天爷大概真的有心成全，之后他们竟然事事如意，运气奇好。先是郁家老太太欣然接纳了未来的儿媳，紧接着就赶上一个大部委下属的国营单位招工，郁家托人帮忙拿到了报名表嘁里咔嚓填好；而陈锦屏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拿下了招工考试，马上参加了培训班，体检一通过就住进了单位的集体宿舍。五十年代初，整个社会求贤若渴，让这个鲁莽的姑娘不仅没有一天流落街头，还给她安排了好前程。小郁同志帮助思想进步的姑娘逃离旧式家庭，更有“投身首都建设”的性质，在北京他们的社交圈子里传为美谈。
但是妈妈一点没笑。
终于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傍晚，小郁同志与锦屏会了师。两个人在站外旷野似的广场上脸对着脸，啥话也没有，风就不叫他们开口，开口就灌一口沙子。他们只能闭嘴傻乐。
“我要去北京。我不会留下。”
锦屏就算够顺利，但火车不靠谱，走走停停，说不清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到。她只记得自己一路上浑身是土，红土、黄土、灰土，这辈子都没有披挂过这么多土，玻璃窗上映出的是个多彩的泥人儿。
“那不就，还是会伤阿公的心？”
全套的出逃计划在西湖公园龙珠亭出炉。这对于一位有丰富军事经验的退伍老兵，以及一个思想先进、意志坚刚、体格强健的学生干部不是难事。小郁同志先到北京，按计划锦屏先到了广州一个同学的家里，准备一买到车票就再次出发。那时除了邮政根本没有别的通信办法，连电报都没处打也没处接收，他们失联了十几天。小郁同志天天天不亮就上车站蹲守，三更半夜才回家，甚至有好几次连轴转，叫花子一样露宿在车站外的墙根儿底下。春末的北京虽然还不热，但几天下来人也脏臭了，跟真叫花子没啥区别。
“我不可能留下。”
其实他从来也没仔细向她打听过她为啥要上北京，为啥非上北京不可。他只知道当他偶尔流露出完全可以考虑留在潮州，说部队上也有同志退伍后选择留下而且都过得不错，在地方上很受重用，她就不吭气儿了。这不吭气儿可不是一个八拍四拍的休止符，而是持续三天。在第四天上他得进行深刻检讨才能再次见到她迷人的黝黑的笑容。但她仍不解释。对她的不解释小郁同志最终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的确，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呢，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志向有才能的年轻人，谁不向往北京？
“那么阿公……”
当年妈妈离开家，几乎是不告而别，甚至更糟糕，还留下一个烂摊子。因为阿公虽然对大女儿失望伤心，一开始却还没有乱方寸，还抱着很大的期望，期望组织批复：不同意。或者在组织批复之前到部队上去拜访，找到长官，小心翼翼提出女儿“年纪小不懂事”，等等。之所以小心翼翼，也是怕长官误解他作为群众不想与部队紧密结合，而且即便很生气他却也绝对不想坑害小郁同志。结果他还没来得及走这一步，小郁同志所在的那支队伍突然离开驻地奔赴别处，而他们前脚刚离开，锦屏后脚就跟着，在一个凌晨出了家门坐上火车去了广州，然后再继续坐火车去了北京。阿公发现时，锦屏的衣物一件没留，课本一本没落，连梳子牙刷都带走了，还偷了点钱。原来两个年轻人把阿公骗得不轻，根本就没有什么恋爱报告，恋爱报告纯粹是用来稳住阿公的。因为那时小郁同志已经知道自己很快就到了退伍的时间，而他下定决心答应了锦屏，带她上北京！
“我留下的话，迟早还是嫁到河边东门的郑家，要么洪家，在状元亭。早都说起过的。当时我连广州都去不成，做工做工不行，念书念书不行，就只能在家里等着出嫁。”
自从跟檀生回家见了妈妈爸爸，相处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只听到爸爸说起过他们相恋的往事。他可是一位浪漫的军旅诗人啊，从他嘴里说出来的都是胜利、甜蜜，虽然也都算实话，但都经过了筛选提炼成为高纯度的美好，其余不美好的即使仍是实话，甚至极其关键的实话，都叫他给略去了。这回到了潮州，听了各家零零散散的闲话，我才大致拼凑出了当年的情形：
“但要是跟阿公好好说说的话……”
“这些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到北京。我爸写信给我也没有讲起，只说家里一切都好叫我勿念。”妈妈说，木呆呆的，喉音分岔。她固然一直对阿公有愧，阿公在时却总是不愿再回首那些事，她结婚生子后回家几次谈起问起，他总含含糊糊带过去，结果到今天，那些苦涩艰难才由二舅说出来。
“这就是阿公定的啊！”
她住院时间不长，康复挺快，但回到家后一直不讲话，跟谁也不讲话，不是不想讲，是失声了，哑巴了。那时都说她是发烧烧坏了嗓子，但她连嘶哑的声音也不能发出，只好写字。过了一阵子写得自己也不耐烦，就用比画，最后就剩眼神，只表达点“是”或“不是”一类最简单的意思。渐渐大家也都习惯了一个没有语言没有声音的二女儿，二姐。至于庵埠的婚事，大概人家很快就听到失声等等，黑不提白不提地也就消失了。直到过了大半年，绣屏考进一个相当好的医护学校，正式从家里搬出去住校，在背着行囊跨出大门的时候，才再次开口说话，说的什么呢？老陈家的人再次听见她的声音都惊喜不已，但把她那句话当成笑话，因为觉得滑稽有趣：“瓦gian噢。”就是“我走了”。哑了这么久，第一句话竟是这么句平平淡淡的废话。
“可是阿公不是很偏疼您的吗？”
那时绣屏离十七岁还有半个月。
妈妈不说话，像懒得理我。
但阿公听不进去，对“心病”“忧思成疾”这些说法根本当是瞎说，认为一个小姑娘哪来的那么多心事。“就是感染引起的，不会有错。”他坚持。二舅印象深，他也记得二姐当时的脸，眼白突然好大，嘴唇也紫了，没哭也没说话只干吼了一声，身子像条鱼一样从椅子上滑下来坐在地上，两条腿叉着。阿公叫她快起来砖地寒凉，但她不理会，阿公拽两下拽不动就出去了，因为这时诊所外面有人叫门，是锦屏学校的校工来找她取钥匙，说明明早就讲好，锦屏临时却没出现，这才寻到家里来。阿公高声叫锦屏也没回应，只好带她们上楼去找。二舅说阿公走后，绣屏就在地上坐了好久。
“您爱爸爸吗？——我是说小郁同志。”我豁出去了。黑夜给了我胆量。
原来小郁同志和锦屏走后，绣屏大病一场，先开始是低烧，阿公不大理会只叫休息休息。躺了两三天没吃东西，连水也没喝多少。然后一连十来天，忽烧忽不烧，阿公也说继续休息，只叫多进些汤水，没做什么处置。直到一天夜里突然就发起高烧，反反复复到翌日早晨都不退，绣屏两度晕厥，阿公这才慌忙。但家里就算有诊所，也不能急救，只能同大儿子二儿子轮流抬着背着送去医院。急诊的大夫还斥责了阿公，为什么拖那么久才来，不要孩子的命了？自己还是做医生的人。阿公追悔不已，努力回想绣屏的病因就是想不出来。大舅那时已经是大孩子，一向体弱心思也敏感，提醒说：那天爸爸你们讲起庵埠那家的婚事，你告诉她一定不可以退，因为已经定好的，二姐问为什么没给大姐定先给她定，爸爸你就说是怕大姐嫁到太远将来回娘家不方便，所以专门让给她的。二姐不是当时就气得坐到地上了吗？病也是那天病的。
“爱呀爱呀——去睡觉了太晚了，明天不能睡懒觉我跟你讲！”
是二舅讲的。下午他们在回来的车上，二舅讲了一路。因为有出租车司机，他本来还吞吞吐吐，但讲着讲着妈妈就绷不住呜呜地，他自己眼泪也冒出来，全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