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夫劳工住最差的棚屋，报酬最低，伙食更是糟糕透顶。他们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种所谓的俄国面包，由粗磨黑麦、甜菜帮、秸秆粉和树叶制成，很容易引起肠胃炎。早先承诺的乌克兰饺子和炖牛肉压根没有，中午和晚上只各有一升浑浊的汤水，里面能捞到一些白菜叶、豌豆或者甜菜帮。菠菜汤就是换口味了，汤里有虫子在游泳。食谱里还有一百克人造黄油和八十克香肠作为补充，或者一周一次肉，多半是低档肉铺的生马肉。劳工们必须拿着他们的铝盆排队——这种盆大多是给猫狗喂食用的，谁来晚了，谁就没饭吃。
辱骂和惩罚是所有工人的家常便饭。通常，在种族等级制度中排名非常低的乌克兰人，被认为比其他的东方劳工更懒惰、更不爱劳动、更诡计多端，而受到更多的责罚。没有佩戴东方标志、没有问候上级、物品互换、偷吃东西、无理由消极怠工、损坏物品等，都会被罚。轻则打耳光，重则鞭打、惩罚性劳作、不许吃饭、夜里每小时叫醒一次。偶尔有劳工会在寒冬被从头浇下冷水，随后关禁闭，死于体温过低。一点琐事都会被送去劳动教育营。将强制劳工和劳教营中关押的德国犯人一并惩罚可以一举两得：被和斯拉夫下等人同等对待，会让德国犯人感到更屈辱更降级。劳教营中的存活几率尤其低，有些营的条件甚至比集中营还恶劣。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鼓励监工惩罚强制劳工：哪怕他们在劳动中犯了一丁点错，也要立刻通报警察，绞死，枪毙！我不在乎。
尽管口粮还不够填饱肚子，但是为了从劳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成果，增添了所谓的“绩效口粮”。即谁活做得多，得到的食物就多。这根本不会增加弗利克公司的成本，因为不过是换了分配方式而已。绩效高的劳工多分到的食物，是从绩效低的劳工的口粮里扣的。这必然会使绩效低的劳工更虚弱，劳动效率更低下，从而陷入危险的恶性循环。然而这些，弗利克公司毫不在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人补上来，被占领国家全新的、还未被使用的劳力。斯拉夫人在他们眼中尤其健壮结实。约瑟夫·戈培尔曾说过，有些生物结实，因为他们劣等。街上的野狗就比饲养的良种牧羊犬结实。
有个别人冒着性命危险在劳作时故意犯错，以此给德国的军工业带来破坏。我胆小又神经衰弱的母亲肯定不在其中。她会尽最大努力按规矩行事，不引人注意。这种态度可能早在她还在马里乌波尔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不惹人注目是一种生存策略。
我想起八十年代给我做过虹膜诊断的那个医生。他知道我的出身，所以他对于仪器里的影像大为震惊。原以为斯拉夫女性应该具有健壮结实的基因，而他看到我的虹膜有很多构造缺陷，以至于他不再相信我的出身。战争结束四十年后，他的认知世界坍塌了。他打量我的眼神既惊愕又满怀狐疑，仿佛我是个女骗子。
那么，她是如何做到一周六天，供不应求时周日也无休，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劳作十二小时而没被累垮的？同时，因为饥饿，还因为寒冷喧嚣的夜晚在人满为患、寄生虫肆虐的棚屋里无法好好休息，她变得十分虚弱。况且，她做的并不是一般的活儿，而是组装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将用来杀死她的同胞。监工有体罚工人的权力，因为工作太慢她肯定没少被责打。
通过劳役消灭尽可能多的斯拉夫人也是希特勒的计划之一，大量减少斯拉夫种族，为优越的雅利安种族挪出空间，并奴役剩余的斯拉夫人。剩余的人，只能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相互联系，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国家的人。他们可以被允许过得稍好，他们应该填饱肚子，被允许有唱歌跳舞的娱乐，以便强化劳动风纪，给千秋万代的帝国带来尽可能多的好处。被占领地区的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应立即关闭。有用的役畜不需要教育，他们只需听从命令。在著名的“餐桌谈话”中希特勒曾提到，对于这些未来的佣人，四年的基础培训已绰绰有余。
车间大厅里，等待她的是每日十二小时的劳作。在我记忆中，她和父亲经常争吵，父亲要求她去工作，像其他大多数在“大房子”里工作的妇女一样，挣钱贴补家用。她每次都哭，因为她觉得自己做不到。劳动营也许永久性地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神经，光是听到“工厂”这个词都会让她惊慌失措。尽管如此，有一次她还是尝试去生产卷帘百叶窗的工厂做工，但是一周以后她就累垮了。
强制劳工得到的报酬简直是一种嘲弄，而女劳工比男劳工挣得还要少。扣除税费、社保金、东方劳工捐税、住宿费和伙食费，如果我计算得没错，母亲每周剩下的钱还不到六帝国马克。当时一个圆面包要卖大约十帝国马克，而且在黑市上，钱并不值钱，因为没有配给证，商店里几乎什么也买不到。
有的工作队允许自由行动，而有的则有看守在旁，看守又骂又打地驱赶他们。街上，妇女们的木鞋哒哒作响。从家带来的鞋子穿坏以后，她们就只有木鞋可以穿，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在公司花高价买下这种船形硬木鞋，尽管脚会变形，每走一步都疼，还会擦伤。更倒霉的，脚上会发炎，溃疡，如果有人没法走到劳动岗位，生了病，危险很快就会降临，即将到来的是被淘汰，然后等死。有些妇女把木鞋拿在手上，赤脚走路，不然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有时她们在走路时轻声唱歌。她们在家习惯了唱歌，几乎总是唱歌，在田里、家里或是路上。母亲也喜欢唱歌，用她那美妙清亮的女高音，后来我还经常听到她唱。现在多半是很多歌声汇在一起，就像在乌克兰火车站妇女们被塞进运输牲畜的车皮之前弗朗茨·菲曼听到的那样。像其他所有妇女一样，母亲也戴着头巾，也许还穿着她从马里乌波尔带来的裙子。但是，她的东西很可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没法再穿了，深色帆布工作服在她瘦削的、营养不良的身上直晃荡，脚上穿着梆硬磨脚的木鞋。住在街边的德国居民，每天一大早难道不会被强制劳工队那么多双木鞋的哒哒声吵醒吗？
有时，劳工在营地上像动物一样争抢食物残渣，抢夺一些冰冻的或者腐烂的土豆或者菜根。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夜里从上了锁、有人看守的住宿棚屋里逃出来，就为了到附近田里偷一切能偷的东西。还有一些尚有余力的劳工，在不用劳作的周日受雇于周围的农民，为了能多挣点钱或者吃一次饱饭，但是战争的最后几年，不用劳作的周日越来越少。有人用工厂或者营地上找到的旧材料手工制作装饰品或者玩具，把成品拿到黑市上换食物。如果被抓到，就很有可能被送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劳教营，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才能从劳教营里活着离开。
我一再查看厂房的草图，用手指沿着道路划过。母亲肯定不在匈牙利犹太女工营里，还剩下十九个营，母亲可能在其中一个。她曾在草图上的某处走过，冬天，天还没亮，就已经在去往组装车间的路上；傍晚天色漆黑，她在回棚屋的路上。明媚的季节里，也许她看过一个个德语路牌：紫菀花路、玫瑰花路、大丽花街……她在去劳作的路上是会经过小花园，带草坪的私人住宅区，还是一片被战争摧毁的荒芜的工业用地呢？虽然地面上的街道以花卉命名，但那些已是看不见的过去，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
母亲在她的生活中早已习惯了挨饿，但是营中的日常生活，还有每天十二小时的劳作，开始耗空她的身体。可能在那种毫无人道的营养不良的状态下，她脑子里只剩下了吃。一站在流水线上，她浮肿的双腿就会刺痛，背也疼，眼睛发涩，耳朵里回响着机器的轰鸣声，一直到她在棚屋里睡觉时回声还在耳边。可能她饱受视力损伤、眩晕、肠绞痛之苦，但她强迫自己只想那块坚硬的、砂浆般的“俄国面包”，她要把它藏在裤子口袋里，不让人偷走。如果她没有忍住，把留给晚上的那部分一起吃了，她夜里很可能会饿得无法入睡，进而第二天早晨没办法再从木板床上支起身子。那样的话她就完了。她劳作是为了活下去。她清楚，劳动力是她唯一的资本，如果她被虚弱压垮了，再也爬不起来工作，那她将失去生命。
营地的名字无不美丽如画，如阳光玫瑰、梨树林、绿草坪、纸莎草、白雾、童话草地、祝你平安、明朗目光、黑色玫瑰、布伦希尔德女神、荆棘树、三叶草，深谷……这样的名字数不胜数。母亲在哪个营地呢？没有任何文件留存下来。ATG的档案早已不复存在，可能被烧毁，也可能被美国或者俄罗斯占领者带走了，最可能的是企业领导在战争结束时自己销毁了，为了不留下任何证据。从一个纪念馆那里，我得到了一些模糊的信息，其中有一份ATG和公司营地的草图。我再次碰到了我寻踪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ATG的二十个营地中，只有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外部营有文献记载，五百名匈牙利犹太女性在外部营中为ATG劳作。关于这个外部营有大量资料留存，在曾经的营地上还竖立起一座纪念碑。而其他约两千人，其中大部分是ATG的斯拉夫强制劳工，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更谈不上也为他们立碑了。
煽动宣传里，承诺给在贫困中挣扎的斯拉夫人提供的宽敞明亮，配备浴室、无线电收音机等设施的舒适住房，沦为拥挤不堪的木头棚屋。越来越多的营地在空袭中被炸毁，越来越多的人被关进越来越狭小的空间。母亲不仅生于饥荒年代，也生活于苏联人被倾轧的时代，她早已习惯长期被迫和陌生人同住，对于所谓私人空间，她只有模糊的概念。在营中，她的全部生活空间只有一张睡觉的木板床。出于卫生原因，内部塞稻草的草褥子被塞木屑的纸床垫代替，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寄生虫，它们整夜折磨着筋疲力尽的妇女们。
ATG的工人被分在二十个营地居住，莱比锡地区共有六百个这样的营地。ATG是一家巨型企业，一个由厂房、地下秘密生产点、居住棚屋、商贸棚屋、后厨棚屋、洗衣棚屋、厕所棚屋、食堂棚屋组成的小型城市。女性强制劳工禁止进入男劳工营地，男劳工同样。母亲到底知不知道父亲住在哪个营地、在广阔企业场地上的哪一处工作？他俩还有没有机会能碰面，和对方交换眼神或是说上只言片语？他们能在某个食堂棚屋里，或者其他允许男女劳工同时在场的地方碰见对方吗？整片营地有没有隔间？按照性别和国籍划分的强制劳工能躲进隔间碰面吗？
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个冬天，气温极低。木棚屋里虽然有两个炉子，但是缺少取暖材料。妇女们在野外寻找木头、树杈、树叶等一切可以点燃的东西。渐渐地，她们开始拆棚屋里的木头小板凳，最后她们扯下木板床上的床板拿去烧，只为了获得片刻的温暖。我的母亲可能只有一条又薄又破的被子。或许夜里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部穿上，然后盖上她的灰大衣，上面再盖上营地的被子。她几乎整个冬天都在伤风感冒，皮肤皲裂，双手裂口，嘴唇干得出血，双脚上布满通红的冻疮，每次把脚塞进木鞋都是一次酷刑，而当双脚在白天的活动中变热时，冻疮又开始令人难以忍受地发痒。她在强制劳役中患上的风湿病，还有因为营中饮食不卫生引起的肝脏损伤，一直折磨着她，直到她生命的尽头。
显而易见，强制劳工根本不可能辞去工作，也不可能更换工作岗位。当然，也不会被允许返回故乡。
一天中最可怕的时刻是起床，清晨五点即被刺耳的哨声叫醒。也许我的母亲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可是，还有什么梦比营中的现实生活还要可怕呢？醒来的一刻，必须再次面对现实。每天没有止境，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结束。犯人尚且知道他们的刑期，在德国的强制劳工营里，却没有允许离去的日期。母亲没有未来地活着，她的过去也离她如此遥远，她仿佛被遗落在世界之外的某个角落，在一颗无穷远的星球上，永远不会再回来。思乡的情绪撕扯着她，她必须竭尽全力不去想家，一旦让自己陷入乡愁，她精神的防御系统就会全面瓦解。她以前从未意识到，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喜悦——能够随便走在大街上、走进厕所锁上身后的门、晚上随心所欲开关灯、穿上一条干净的熨过的裙子。当她站在流水线上不停地重复相同动作时——这些动作已经成为她身体自发的反应，她会想念曾经那些珍贵的事物，如同想念异常珍贵却永远失去的幸福。她的眼前总是一再，几乎强迫性地出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父母的，哥哥姐姐的，朋友的，还有熟人的。她和当中的每个人对话，在对话中找寻自己，找寻从前的那个自我。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的波兹南秘密讲话中，对待斯拉夫强制劳工的纯功利主义态度一览无余：我完全不在乎俄国人过得如何，捷克人过得如何……除非他们被我们国家征用当奴隶，我才会对他们会不会饿死感兴趣。我根本不在乎一万个俄罗斯女人是不是在给德国挖反坦克壕沟时累倒，除非壕沟挖完。
营中的日常生活总是充斥着不平等和肆意专断。上面不断下达新的命令，看守喜怒无常，营地规章经常更改。一会儿把铁丝网移除，然后毫无缘由地又装回去；一会儿增加少许口粮，然后又降到最低；一会儿允许外出，然后又长期禁止。没有明显的理由就打死或者枪毙人的情况屡屡发生。饥饿、恐惧还有棚屋里难以忍受的拥挤导致告密、偷窃还有卖淫比比皆是。为了一块面包、一块肥皂，妇女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把她们消瘦的身体卖给德国人或者种族等级制度里排名较好的外籍劳工。依照弗里茨·绍克尔下达的指令：偷黄油面包，罚蹲一年监狱；亲吻，罚蹲两年监狱；发生性关系，直接砍头。
5.依规，OST标志须佩戴于上衣右胸口处。严守纪律并工作表现良好者，将按规章优待。
东方劳工使纳粹进退两难。为了确保德国军工业的持续稳定，东方劳工是绝对必要的劳力，但是使用这些劳力又违背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思想，因为引入劳力会影响德意志帝国人民的纯正血统。德国男性被严格禁止和斯拉夫女性发生关系，尽管如此，强奸在营中仍旧司空见惯。母亲是怎么做到保全自己的呢？尤其是她比那些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村里拽来的粗野丫头美貌很多。不过，可能视觉上的差异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所有女人都只是一具躯体，一个单独的、随时可供使用的性器官而已。被抓到现行的德国男人，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或者不受责罚，而被强奸的妇女则被判死刑或者送往集中营。被证实和斯拉夫男性有染的德国女人，将被开除德国国籍，剃光头并以有伤风化被游街示众。胆敢亲近德国女人的斯拉夫男人则被当众绞首，尸体一连数天挂在绞刑架上。
4.旷工者、煽动其他劳工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从事反帝国活动者，将被送至集中营服强制劳役。情节严重者处死。
营地里，伤寒和痢疾肆虐。病人在人满为患的病人棚屋里，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医疗救治。最初，病人还被遣送回乡，后来也不再费这个工夫了。无法快速康复的病人，将被开具长期无法劳动的证明，这意味着他的死刑。病人不再被治疗，因为治疗会花费德国人民急需的大量药品；也不再有人过问，他们只能得到所谓的“病人食谱”，一般很快就会死去。
3.禁止与德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平民劳工或者战俘发生性行为，违者处死。违规妇女将被送往集中营。
营中典型的传染病还包括肺结核。很大一部分劳工由于免疫系统被削弱而染上肺结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显出病征，只有当染病之人的体力到达极限，才无法再抵抗“白色死神”。不能继续从事生产的劳工，如果没有在短期内因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救治而死掉，则将被送往所谓的“疗养所”，注射过量药物除掉性命。1944年9月，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铲除精神病院里的所有斯拉夫人，只因德国医院过于拥挤，无法给斯拉夫人提供治疗，这些劳动力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供德意志帝国差遣。其他资料也证明，除了犹太犯人，斯拉夫强制劳工也曾沦为医学试验品。他们被放入冷却后的水槽和压力舱中，被注射试验疫苗，照射强烈的伦琴射线等，多数被折磨致死。
2.离开营地必须有一名监工陪同。
随着时间推移，强制劳工的苦难越来越深重。当时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记录道：
1.时刻服从监工的指令。
东方劳工普遍处于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们对生活不再有丝毫期许。女人会被用钉了钉子的木板条打脸。男人和女人因为极微小的错误被在冬天除去上衣，关进水泥砌成的冰冷土牢内，不给食物。基于“卫生方面的考虑”，东方劳工在冬天还要被冷水水管露天冲洗。饥饿难挨的东方劳工因为偷了一个土豆，就在全营人面前，被以最无人道的方式处死。[4]
以下规定针对来自苏联占领区的劳工：
东方劳工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形甚至发展到，每个德国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殴打他们。战争末期，即使德国人打死了东方劳工，一般也不会受到任何刑罚。
每个新来的工人会领到一张传单，上面用乌克兰语、俄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写着：
同盟国的狂轰滥炸越来越不留情。如果母亲住的棚屋离她的工作地点远的话，她每天就要费力奔波很长一段距离，但如果她住在工作地点附近，比如工厂场地上的“沃拉一号”营地，那就会遭到同盟国的空袭，因为德国军工厂正是空袭的目标。防空掩蔽所通常是留给德国人的，在夜间空袭中，大量东方劳工由于被锁在棚屋中无法逃脱而丧生。一个同样在莱比锡工厂的俄罗斯强制劳工描述道：
这些“自豪的鸟”是由九千五百名工人组装的，其中两千五百名是强制劳工，他们被迫建造攻击自己祖国的毁灭性机器。我的父母被分开，父亲进入男工营，母亲进入女工营。自此开始他们不再有姓名，而成为劳工证上的一串数字。他们必须在衣服右边胸口处佩戴蓝底白字的OST标志——“东方劳工”（Ostarbeiter）的缩写，只比犹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其他国家的劳工不允许和他们交谈，违者处罚。
英国人夜里空袭，美国人全天候空袭……人们甚至可以按空袭来校准钟点。天一黑，汽笛就开始鸣叫了。然后，他们开始轰炸。飞机多极了，人们给它们取名叫“飞行堡垒”。一抬头，飞机多到遮天蔽日。我们营被小燃烧弹击中过，它们像冰雹一样从天而降。燃烧弹在地上爆炸，闪着磷光。有一次我们一直到半夜都不能睡觉，因为要等下一波空袭，结果空袭一直没来。我们很诧异，最后还是睡了。结果凌晨四点，炸弹落了下来，没有任何事先的警报。您知道吗？半个城市或者更多……那可全是几吨重的巨大爆破炸弹啊。整座城市陷入火海。因为烟雾，白天天是黑的，而夜晚天却是亮的，因为天空反照了火光。我们工厂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炸弹击中了，幸好我们住得离工厂远。因为生产停滞，我们被看守带到城里清理废墟。这样反倒好多了。在瓦砾废墟里，我们找到了食物，当然它们立刻进了我们的肚子，总算有点附加口粮了。有一次党卫队队员拿着机枪押送我们去干活。我们得填平爆破炸弹炸出来的弹坑。一个法西斯在那儿，他全家人都被炸弹炸死了。他拿出一个小酒瓶喝了一口，只是一口，德国人喝得真是不多，然后他把他的纳粹万字旗臂章拿下来擦鼻涕……[5]
胜利凯歌高唱……
一个陌生人描述了我母亲一定也亲眼见过的场面：“飞行堡垒”，还有城市一片火海的反光。在经历了德国轰炸马里乌波尔，经历了乘船去罗马尼亚的途中被苏联炸弹危及生命之后，她又陷入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炸弹冰雹中。在马里乌波尔，她至少还可以躲进地下室，在德国营地上却没有任何防护，只能堕入人间地狱。她甚至不能跑到户外，而是被关在棚屋里，每时每刻都可能被火焰吞噬。
自豪的鸟儿飞翔，
她是在这些被狂轰滥炸的夜晚，战争的高潮中开始丧失理智的吗？还是在噩梦般的灾难中早已失去了理智？尽管她的母亲是天主教出身，但是显而易见深受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并把这种信仰也传给了她，信仰一位拯救众人的救世主。空袭时她在祈祷吗？她在呼唤她的庇护圣灵——受难的叶芙根尼娅吗？她在祈祷，还是已经在和神灵进行无望的对抗，神灵毫无怜悯之心的沉默让她走向了毁灭？如果她还抱有半点希望，那只能寄希望于同盟国军队，他们既可能解放他们，也可能杀死他们。
开启自由时光，
直到母亲离世几十年后，我才回头思考这个问题。结果再清楚不过：我的生命是“二战”最后时期，在弗利克康采恩的一个劳动营里开始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就算强制劳工夫妻被允许性交，他们哪来的机会可以独自见面而无人看守？很难想象当时的情况，因为强制劳工的孩子是不受欢迎的，特别是低等斯拉夫人的孩子。
马达隆隆作响，
可能那是一个周日，这一天大多数工人在睡觉、洗衣服或者休息。但是早春三月的这个周日，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个节日。他们得到了外出许可，一起离开了营地。他们拿着一张许可证，获准进城，无人看守。他们终于可以共度几小时，没有从早到晚无处不在的眼睛盯着。母亲饿得发晕，太多的自由空间让她不习惯，她紧紧挽着父亲的胳膊。她消瘦的身体裹在灰色大衣里，可能她还存有几双从马里乌波尔带来的打了补丁的鞋，穿起来总比吧嗒吧嗒拖着脚走路的木鞋强。气温还是有些低，或许她戴着头巾，包着厚厚的盘起的头发，当她打开头巾，头发垂落肩头宛如黑色瀑布。不过现在，为了防虱子，头发肯定剪短了。我父亲身上支棱着一件磨损的西装上衣，为了庆祝今天，他的细脖子上系着唯一一条家里带来的领带。两人上衣右侧胸口佩戴着规定的OST标记。因为是周日，他们身上可能还揣了些帝国马克，用来买些吃的。这里被毁坏得如同一座鬼城，很多店铺不招待衣衫褴褛的强制劳工，有的店门口还挂了“强制劳工禁止入内”的牌子，有的店则无所谓，反正从谁手上拿到的钱都是钱。或许他们能买得起一个用真正的面粉做的小圆面包，一瓶柠檬水。或许父亲去黑市上换东西，很可能母亲只有靠父亲这些秘密行动换来的食物才能勉力支撑下去。
母亲避开了农场。可尽管如此，她还是倒霉，加倍的倒霉。她和我父亲不仅来到了整天被同盟国轰炸的地方，而且还被分配到了让人生畏的军工企业，而且偏偏是以极不人道的工作和居住条件而出名的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通用运输设备有限公司，简称ATG。公司位于莱比锡舜瑙尔大街101号，是一家战斗机组装工厂，德军战斗机飞行员热烈地赞颂它为：
走在满是废墟的大街上是件很危险的事。汽笛声随时都会响起，预告新一轮空袭即将到来。我的父母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到处巡逻的国民卫队或者党卫队的军车拦下，他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尤其在战争快结束时，针对强制劳工的暴力行为越来越肆无忌惮。母亲害怕地伸手去检查她大衣口袋里的外出许可，没有这个他们就完了，会立刻被逮捕，甚至有可能直接枪毙。也许路上能看见一些绿色的花蕾，小花骨朵儿刚冒头，母亲在无边无际的冬日营地中，兴许早已忘记了大自然的存在。
我想起了法兰克地区的农民。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为了能安静地工作，我曾经在一个村庄的边缘租住过农民的小屋。每个周末，我当时的男友都会来看我，周内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租给我房子的人，在邻村里有家破落农场，因为酗酒早早地退休，时不时来找我，给我带鸡蛋或者一块猪肉火腿，这些全是他来拜访我的借口。他那酒鬼的眼神看起来别有用心。他摇摇晃晃、喘着粗气，浑浊的双眼贪婪地打量着我。尽管万不得已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他，因为他喝得烂醉，站都站不稳，但是每次他出现多半是晚上，我住的村边小屋已经被周边树林的暮色包围，我还是会陷入慌乱。他以本地方言称呼我为“俄国女”，直到某一天我恍然大悟——“俄国女”一词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从前的年代，那时几乎每个德国农民在自己的农场中都有“俄国女”。法兰克地区的人当时就是这么称呼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的，他们并没有恶意——他们也可以叫自己的奶牛“俄国女”。如果我处于母亲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农民完全不需要大费周章，用鸡蛋和火腿来博取我的好感，他根本没必要花费这个力气。
或许就是在这一天，他们在废墟或者市郊的灌木丛后找到了隐蔽之处。也许我是他们一次热烈而紧张的激情的产物，如果在营地里随时可能被发现，因为会被用来寻找逃跑者的德国牧羊犬嗅到。可能我的出生要归咎于他们的一时大意，因为战争结束在即，营里流传的即将解放的消息鼓舞人心，尤其是同盟国的空袭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有些强制劳工很幸运。他们在小型企业、私人家庭和农场里待遇不差，有人甚至融入所在家庭。可是我的母亲没被分配到这样的工作，不过对她来说，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她无法胜任任何一项日常劳动，例如德国家庭或者农场的劳作，就算她去了也只会惹德国雇主发火。另外，性剥削也很普遍，年轻的斯拉夫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侵犯，因为她们所处的空间，从外面根本看不见。
无论如何，我的母亲有一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身体早就发出了信号，但她并没在意。营中很多妇女因为精疲力竭不再有月经，早晨的恶心感也被误以为是长期饥饿所致。她对于自己被耗空的身体早已陌生，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弗利克公司。终于她恍然大悟，她身体里有个孩子在长大，有第二个生物要和她分仅有的口粮。一个靠她才能活下去的孩子，需要她的生命力，她的保护，还需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席之地。可她一样也没有。
跨越一千八百公里，从布赖洛夫到莱比锡，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弗里德里希·尼采、卡尔·李卜克内西、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故乡。而现在，这座城市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人。著名的莱比锡火车站被毁得只剩下一座大厅，一天之内就有四十六吨的美军炸药投下。母亲在城里看见了什么？也许只有飘荡着纳粹万字旗的废墟。还有营地。到处都是营地。她应该早就清楚，他们不是在进入天堂而是在堕入地狱，陷入她以为永远逃脱的古拉格。
她知不知道，营中出生的孩子将面临什么？如果再早些时候，很可能我就不存在了。刚开始，怀孕的强制劳工会被遣送回乡，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妇女为了离开营地而有意让自己怀孕时，弗里茨·绍克尔又改变了战术。德国妇女应该尽可能多地生孩子，目的是强化日耳曼种族，她们被禁止堕胎，违者将受重罚。而斯拉夫妇女不仅允许堕胎，而且德国人还帮助她们堕胎，低等种族的后代是不受欢迎的。成千上万的妇女被逼堕胎，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她们被希特勒称为“低级的只会跺脚的斯拉夫女人”。
他们经由哪条路线从布赖洛夫到莱比锡的，美国机构的文件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要么走水路，坐船经过多瑙河上的塞尔维亚、匈牙利，然后进入第三帝国，抵达帕绍附近的某处；要么由一列运送牲畜的车皮运到德国。人们被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送到德国，其中乌克兰人最多，还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白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塔吉克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还有中国人。母亲第一次出国就加入了国际社会。
能够成功保住孩子继续怀孕的妇女，不享受德国孕产妇保护法的保护。按照纳粹的观点，斯拉夫妇女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因为她们怀孕生产就像动物生崽一样毫不费力。新生儿一出生，即刻被从母亲身边夺走，送到别处。这些地方先是叫“外国儿童看护所”，后来改为“外来国民儿童院”，然后又改名叫“杂种饲养场”。所有名字背后隐藏了同一个事实——婴儿死亡营。有些新生儿被“仁慈”对待，刚出生就注射一针毒剂。大多数婴儿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他们的身体被疖子、湿疹、结痂性湿疹覆盖，他们挨饿受冻，缺乏卫生护理，无人照管，被刻意地无情冷落。充满排泄物、臭虫和蛆的棚屋里，堆满了婴儿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尸体最后被扔进人造黄油的盒子里掩埋。根据资料记载，在纳粹类似的机构中有十万至二十万东方劳工的孩子死亡。实际数据肯定远高于此。
父亲的劳工证上显示，他于1944年5月14日抵达德国，但是劳工证是同年8月8日才签发的，我只能通过猜测填补中间三个月的空档。我的父母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样，在混乱中被从一个中转营运送到另一个？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登记，一轮又一轮的检查，过滤，清点人数，消毒，劳动能力确认？劳动局无法应付大量涌入的人，来不及分配工作。人们已经被拖垮了，早已习惯了他们无法做主，而是被当作货物一样随意处置。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省去了一个个中转营的漫长旅途，他们被从布赖洛夫直接送到了莱比锡。可能正因为此，当地的劳动局才晚了三个月签发劳工证。
1943年8月，党卫队地区总长埃里希·希尔根费尔特写信给海因里希·希姆莱：
到达中转营后，登记，清点人数，检查劳动能力，分类。她们须进行消毒，身上有毛发的部位被喷洒着一种类似煤油的液体，或者，她们必须脱掉所有衣服，连同衣服行李在所谓的杀虫间进行消杀。如果有淋浴的话，她们可以淋浴。布赖洛夫的中转营估计也属于那种除了休耕地以外别无他物的营地，那里只有一块空地，人们必须露天坐在地上等待继续被运送。很多人虚弱病倒，又得不到任何食物，只能睡在又脏又冷的地上，忍受风吹雨打。这些营地里的死亡率同样居高不下，很多人根本到达不了目的地。
只有一个选择。要么不让这些孩子活着——那就不要慢慢饿死他们，用这个方法还得从国民食品中抽走不少升牛奶。得换个无痛无害的方法。要么有计划地把这些孩子养大，让他们将来充当劳动力。那么就好好喂养他们，这样将来他们才能被完全合格地投入劳役。[6]
我盯着中转营的照片细看了几个小时，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猛然发现二十四岁母亲的面孔。年轻妇女，戴着头巾的女孩，她们拿着纸皮箱子和行李布包，有些几乎还是孩子，穿着破衣烂衫。所有人惊恐万状，不知道会被从家乡的城市和村庄带往何处。数不清的无名氏，只成了一堆数字。她们每个人都是我的母亲。
显而易见，希姆莱采取了党卫队地区总长的第二条建议，因为至少出现了一些托儿所，接收了新生儿，并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照管。照此看来，负责劳动力调配的人直到战争最后阶段还没明白，所有力气都白费了，很快将不再需要劳动奴隶。
我在互联网上利用各种各样的关键词来搜索位于布赖洛夫的过境营，正如我猜想的，一无所获。谁会把整个欧洲境内数不胜数的中转营[3]、过境营还有筛选营全部记录下来呢！我在地图集上找到布赖洛夫，它位于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地区，我随即想起来，我在寻亲时手指曾经划过这块地方。我的外曾祖母，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家族出自这一地区，我在十八世纪的一本奥地利贵族百科全书上找到——雅克布·茨维拉赫，被封爵为冯·爱伦施泰特，瓦拉几亚第一陆战队团部上尉。我的母亲知不知道她在另一个世界的第一站，瓦拉几亚地区的布赖洛夫，是她父辈先人的出生地？她知道她的家族过往吗？或者我知道的家族史比她知道的还要多？她对她的出身和起源，是不是像我对我自己的出身一样，所知少之又少？她是不是一个不仅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的人？
莱比锡一片混乱。越来越多的营地和厂房被击中炸毁。无主的强制劳工满城转悠找寻栖身之处和可食之物。他们被当成抢劫者，成了党卫队和德国武装力量临时军事法庭肆意捕杀的猎物，罪名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工作岗位根本不存在了。成千上万的强制劳工因为德国人害怕他们提供证词和报复而被枪杀。
我父母搭乘的那艘船，最终抵达了罗马尼亚，但是抵达哪个港口，我不知道。美国机构的文件中显示，下一站是布赖洛夫过境营[2]。布赖洛夫（brailov）是这个城市的英语名称，位于多瑙河下游的腹地。这艘船可能是一直开到那里，也可能是停靠在罗马尼亚黑海一侧的大港口康斯坦萨，再从康斯坦萨转火车到达二百公里外的布赖洛夫。无论如何，我父母已经抵达了世界的另一边。罗马尼亚是德国的战时同盟国，在罗马尼亚的疆域上，苏联体系再也无法触及他们。我母亲仍旧无法相信，但是他们一直以来认为没有可能的一切发生了：他们逃脱了，真的逃脱了。他们得救了，获得了自由。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这样。
但是，美国人终于还是来了。美国陆军走进营地棚屋，宣布：你们自由了。他们笑着说道：战争结束了。然后分发香烟和巧克力。
按照路线，撤离敖德萨前往罗马尼亚的德国船只实际运载的货物一般是德国军工业需要的战略原材料，一并搭载的强制劳工，不过用来作为抵挡苏联军队的人肉屏障，苏军从空中对敌军船只进行攻击。甲板上聚集着成百上千人，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恐惧万分，部分人甚至叠在一起，而抵挡风雨严寒的只有顶棚。有时，苏联的轰炸机飞行员没有看到船上载人，还有时，为了击沉一艘德军船只，牺牲同胞也在所不惜。于他们而言，这些人不过是叛徒、通敌者，既然爬上了敌方的船，他们的生命就一文不值。仅一次这样的进攻，就有八千人在黑海的洪流中丧生。
ATG的领导和职员们早已四散而逃。劳工们毁掉公司领导的办公室，蜂拥进储备物资的棚屋，贪婪地哄抢食物、果酱桶、圆面包和圆形奶酪。在城里，他们洗劫德国商店，把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都塞进嘴里，他们在大街上点火烤肉。城里所有营地里的人重获自由。他们跑出来，在大街上称兄道弟，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法国人和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塞尔维亚人，每个人欣喜若狂。德国人恐惧万分，设置了路障。矛头调转了过来：优越的主人沦为失败者，而奴仆摇身变成了胜利者。成千上万的劳工穿过城市，所有人都没了工作，再也不需要强制劳工。其中部分人徒步踏上了回乡的路，另一些人在漫无目的地乱转，全是些没人管的、凄凉的、潦倒衰弱的人，他们一群一群地在路上蹒跚。一夜之间，新的一类人产生了：Displaced Persons，简称DP，居无定所、流离失所的人。几百万一无所有、无名无姓的斯拉夫人，很快又引起了美国解放者的怀疑。和斯大林一样，美国人也怀疑他们和德国人勾结，美国军报《星条旗》把他们称为犯罪的流浪汉、法西斯主义者和布尔什维主义者。
我仿佛看到，人们被一批批地驱赶到敖德萨港口，船已经在岸边等待，所有人被赶上甲板。不久，母亲看着黑海海岸远去，乌克兰的蔚蓝天空永远消失在视线中，沉入波涛汹涌的大海。她没有时间哭泣，她清楚，在接下来的几小时中她可能死去，因为德军联合舰队在撤退中必然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轰炸。
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把所有苏联公民强行遣返回国的决议不仅合了德国人的心意，他们不再需要这些血已榨干的劳工，而且害怕劳工们采取报复；决议同样也是美国人的意思，他们希望能尽可能快地重建秩序。几百万被运送到德国的劳工开始被遣返，等待他们的是回国后斯大林的制裁，直到生命尽头这些人都是悲惨的存在。斯大林视强制劳工为叛国者和通敌卖国贼，斥责他们没有反抗敌国的剥削，而与此同时，其余千万同胞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被枪毙，其余人被直接从德国的劳动营送到苏联的劳动营，中间没有任何过渡。绝大多数人余生只能挣扎在社会边缘，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靠父母或者亲戚艰难度日，他们也根本不被允许上大学。他们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还被隔绝，因为所有人都害怕与返乡者“叛徒”接触。另外，女性强制劳工还被视为德国人的妓女。
随着母亲越来越接近德国，她离我却越来越远。她在乌克兰生活的序幕才刚刚在我面前出乎意料地完全揭开，可我从来找不到任何有关她在德国服强制劳役的信息。我只知道，我父亲的劳工证上写了什么。追溯她赴德国的路线时，美国机构的文件给我提供了定位帮助，剩下的只有靠我独自重溯历史。文件并没有告诉我，我父母从敖德萨到罗马尼亚途经的哪条路，但是我的回忆帮助了我。我想起他们经常提到一次乘船经历，船上有危及生命的苏联炸弹。
直到几十年后，联邦德国才把向曾经的强制劳工支付赔偿金提上议程。申请赔偿金的被强制遣返者，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曾在德国服强制劳役。只有极少数人能拿出证据，因为文件或者在战乱中丢失，或者因为对苏联国家机器的恐惧而早已被销毁。而对于他们长年遭受的苦难来说，那些赔偿金不过是杯水车薪。
1944年4月10日，敖德萨被红军夺回——我的父母在最后时刻离开了乌克兰。他们到底是自愿离开还是被从敖德萨运走的，我无从知晓。但是，那时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在德国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也许他们只能在鼠疫和霍乱中选择一个，就像在德国强制劳役和留在乌克兰等死中选一个一样。他们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想通过德国逃往美国，我认识的他们一直是这么期望的。美国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德国只是无法避免的中转站，而强制劳役是他们为了去美国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或者，上述中没有一条符合当时的情况，他们当真只是想前往敖德萨，却在当地被抓住，然后被强行运走，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
强制遣返回国期间经常出现可怕的场面。苏联籍的流离失所者扑倒在美国人脚边，乞求美国人，就算枪毙他们，也不要把他们遣送回苏联。有些人因害怕斯大林的报复而自杀，在棚屋里自缢。他们被暴力胁迫运送到德国，被榨干了最后一滴汗水，而现在还要被强制遣返回国，听任毫无怜悯之心的暴君肆意摆布。
我的名字意味着，我父母曾经得到过我的姑婆娜塔莉亚的庇护。娜塔莎是娜塔莉亚的爱称，据我推测，我母亲是为了感谢她的姑母，一位温柔羞怯、眼神中透着虚妄的女性，所以给我取了她的名字。姑母是乌克兰最后一个和她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人，她用姑母的名字给她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取名。
对于战前生活在波兰国土上并从当地被送至德国的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还有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有特别规定。这些人可以自由选择是遣返回国、留在德国还是流亡他国。这一政策漏洞救了我的父母。一个美国人在我父母出生地那栏填上了“克拉科夫”，虽然上面清楚写着我的母亲在马里乌波尔，父亲在卡梅申和马里乌波尔生活，两人被从敖德萨运送到德国，和波兰毫无瓜葛，运送的起点还是被填写为克拉科夫。这是美国文件中的巨大谜团：到底是我父母撒了谎，还是美国大兵的慈悲之举，或者根本是他缺乏地理常识。无论如何，小小的一个“克拉科夫”奏效了，保住了他们没有被强行遣返——所以，我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德国出生的。
美国机构的文件显示，我父母逃亡的第一站是敖德萨。可能他们在离开马里乌波尔时，还没打算去美国，或许他们只是想去敖德萨，当时的敖德萨还牢牢掌握在德国占领者手中。他们在黑海边的敖德萨待了整整八个月，至少美国机构的文件中是这么记录的。母亲的职业那栏空着，父亲那栏填的是簿记员。之前我一直以为，他在战乱中从俄国流落到了乌克兰，现在一切真相大白，早在1936年起，他就已经在马里乌波尔生活，做着簿记员的工作。出自1947年、几乎无法辨认的美国机构文件给我提供了有关他的信息，这些他从来没告诉过我。而这些信息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1945年7月，美国人从萨克森撤离，把这部分德国土地转让给了苏联红军。我的父母又落入了苏联政权之手，到了德国也没能逃脱这一宿命。他们又一次逃走，这次是往纽伦堡方向，美占区中邻近的大城市。此地在不久的将来将举行审判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大审判，其中，强制劳役被定为反人类罪行。弗利克公司也将被起诉。一名ATG员工发誓宣称，德国工人和外籍劳工之间没有区别，外籍劳工的待遇无可指摘，德国的劳动营领导对于外籍劳工非常欣赏和喜爱。他还继续说道：
母亲携带了哪些东西踏上未知的旅途？我知道的有那尊圣像，古老的纯金底座上手绘了俄国东正教最重要的圣人群像，圣像现在挂在我家的墙上，是我唯一一件珍贵的家族遗产。还有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她戴着头巾的单人照，仿佛她为了给自己留作纪念带上的。还有结婚证书和一些文件，我孩提时把文件全毁了。另外还有两本小的俄罗斯诗歌小说集，她经常给我读书中的诗歌和故事。书已经被我弄丢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被翻坏了的，几乎变成土黄色的带着霉味苦味的书页，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还能背诵出，普希金笔下那只博学的猫，被金链子拴在一棵橡树上，日夜围着树绕圈；莱蒙托夫笔下的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它把什么抛在故乡？母亲的家早在很久以前就被陌生人占据。她最后一次穿过大宅拱门时，这几样和其他东西一起装在了她的行李小包中。她的保姆托尼娅也许帮她一起收拾行李，也许还陪她走了一小段路，帮她拿着行李。好心的托尼娅，她的第二个母亲，给她换尿布，把她抱在怀里，教会她唱乌克兰的歌谣——母亲和托尼娅也要永远告别了。
当然，一名外籍劳工过的不可能是天堂里的生活，因为他远离家人，背井离乡。要我说，对待他们是完全公道的，公司领导倾尽所能给外籍劳工减轻生活上的负担。……按照当时的条件，伙食可以称得上好。……公司领导在配给之外，还靠一己之力在莱比锡周边乡村购置了大量食物，特别是土豆和蔬菜，提供给外籍劳工。工人们多元的需求也同样受到了真正的重视。……还会定期给外籍劳工安排文艺生活。ATG的营地长期被作为模范营，直到一些营地被空袭毁坏，其余营地不得不合并，营地看上去才不像以前一样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绿地中那么好了。
1943年8月的一天，我母亲最后一次穿过大宅饱经风霜的拱门。那个时候，城市看上去是什么样？整个马里乌波尔在燃烧，被炸毁。同年，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特派员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故乡给我母亲留下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巨大的毁灭。德国将战败的事实早已清晰明了，但是德国士兵直到最后一刻仍在毁灭马里乌波尔剩下的一切。他们狂怒地炸毁一座又一座建筑，用火焰喷射器点燃还未损坏的住房的门窗，他们毁坏学校、幼儿园、图书馆、谷仓和蓄水池，把尽可能多的土地化为焦土。
起诉人给出的是另一番结论：
在上路逃亡之前，他们结婚了。结婚证书复印件的背面显示，他们是在德国占领者撤退前六周结的婚，似乎明显忽略了苏联军队将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事实。之后，他们作为夫妻踏上了漫长的旅途，这样他们途中不被分开的几率要大一些。
弗利克康采恩下属所有企业的条件都非常差。许多人的居住条件极其糟糕，工作时间过长。他们人为制造恐惧，剥夺人身自由，造成劳工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各种手段的虐待如鞭打经常发生。[7]
我不知道父亲在德军占领马里乌波尔期间做过些什么。也许他比母亲有更多的理由躲避卷土重来的苏联当权者，可是如果母亲的罪过至今不过是出生于人民公敌、大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家庭，那么现在她成为德国劳动局的员工，变成德国劳工运送机器上的一个小小齿轮，简直罪上加罪，她是积极的反苏联罪犯，背叛祖国，勾结敌国。被送到劳改营已是她将面临的最轻的惩罚了。如果她落入卷土重来的苏联人手中，可能会被就地枪毙。
审判中列出姓名的被告中有弗里茨·绍克尔，我父母的最高领导。我恰恰是在纽伦堡方言中长大的，那正是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说的语言，他的德语是我学的第一种德语。他深受法兰克地区方言的影响，以至于在审判中他一再被要求语言表述必须让人能够听懂。得知自己被判处绞刑时，他当场号啕大哭。他坚信对他的审判结果是因为翻译错误。
读这篇文章时，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母亲，她靠着火车站棚屋的墙，和其他妇女一起轻声唱着乌克兰民谣，可是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在这样的画面中找到她的身影的。她不是走陆路，而是走水路跨越黑海离开乌克兰的，像她舅父瓦伦蒂诺曾经那样。我的记忆和一家国际寻人组织寄给我的当时美军占领区管理机构的文件相符。我呆呆盯着文件，这些幽灵般的材料向我证实了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的事实。严重泛黄的纸上并没有标注日期，但它的确是关于我父母的报告，和他们提出的众多移居美国的申请有关。他们旅途中停留的站点毫无疑问说明了他们是在躲避红军。
弗雷德里希·弗利克否认了每一项罪名，并把自己粉饰成国家社会主义暴力统治下的牺牲品。对他的判决很轻。他被判处监狱服刑七年，三年之后被释放，很快就一跃成为新成立的联邦德国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康采恩是唯一一家没有向奴隶劳工支付赔偿金的公司。苏联军队拆除了位于莱比锡的ATG，把工厂机器运回苏联，炸毁了工厂厂房。
在我们面前，靠近棚屋的墙边，站着一队乌克兰女人。她们三人一组，沉默地摆着臀部向前挪动。她们手臂挽着手臂，紧贴着，如同风中摇曳的草秆。她们每人有一小行李卷，放在面前地上，里面只有衣物、一口煮锅和一柄汤匙。风刮着棚屋的顶。然后我们才听出，她们的队伍不是沉默无声的，她们在非常轻声地哼唱一首轻柔的歌。妇女们面前站着身穿皮毛大衣挂着枪的哨兵。一个中士抽着烟走来走去，火车汽笛发出刺耳的声音，随即一列黑色货车驶进站台。我们没有往前迈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妇女，其中一个走到我们附近的时候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也打量着尼克莱和弗拉迪米尔——两个带着袖章的辅助工。然后她碰了碰旁边的妇女，整列妇女像书翻页似的慢慢转过头来，打量着两个辅助工的脸，盯着他们的袖章看，之后她们又一个接一个，沉默着转过头去。两个辅助工脸色煞白，嘴唇颤抖。货车停止轰隆作响，冒出褐色的烟雾，温热的一团。我以为，辅助工会避开烟雾，但是他们站在原地没动，像冻住了一样。货车的拉门被打开，露出了一个个空洞，妇女们沉默着拿起行李，中士大声喊着：“走，走，快走！”把妇女们往前赶。突然弗拉迪米尔大叫一声，扔下了电缆线轴，冲向火车。一个已经转过身的女人，再次转过头来，弗拉迪米尔喉咙咕噜作响，叫出一个名字，一个哨兵冲过去，推搡着他，咆哮着叫我们滚开。弗拉迪米尔攥紧了拳头，而哨兵拿起了枪。我把弗拉迪米尔拽了回来，他感觉到我的手撘上他的肩膀，缩了缩肩，接着转身离开，低垂着头摇晃着向棚屋后面走去。尼克莱一声不吭地站着，两腮一鼓一鼓的。妇女们消失在车厢的黑暗中。我好像第一次看见其实已经在货车车站目睹过几十次的场面，我也无数次地用电报传递信息：劳工被送到德国，送到柏林或者维也纳，或者埃森，或者汉堡。但是现在我看到，我的老天，她们脚上没有穿鞋，只有一些破布还有水泥的袋子围着前胸和后背。没有人有被子，车厢里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炉子，地上只铺了薄薄的一层谷壳，窗户栅栏上挂着冰。中士走上前来。“您在这里张着嘴呆望什么？”他低声问道。我汇报了一声，然后赶紧和尼克莱拿起电缆线轴，离开了。弗拉迪米尔倚靠着火车站前的一棵树，双眼紧闭，像被霜冻了似的发抖。我把手放在他肩头，想找些话来安慰他。我想对他说，基辅来的妇女们穿戴得要好一些，她们会在德国好好住下的，但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拿出烟盒，给每人一支烟。我们抽着烟，听着火车的隆隆声越来越快又越来越小，汽笛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之后隆隆声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是他的女朋友还是姐妹？我想问，但是我没有开口。[1]
我再一次问自己，我的父母是如何能在躲避苏联人的逃亡途中，从一个地方成功到达另一个地方的？这次从莱比锡到纽伦堡，要在已毁坏殆尽的德国境内穿越三百公里。他们买了车票，乘坐火车？他们还有钱买车票？到底还通不通火车，还是铁轨全被炸断了？他们是不是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挪，坐一段火车，再步行一段？几百万人也和他们一样在路上，流离失所的人、各个国家的强制劳工、被解放的集中营的犯人和战俘、被疏散后想回家的德国人，无数被从西里西亚、东普鲁士和波西米亚逐出家园的人。所有人带着他们最后的家当向西行进，独自一人或者成群结队，这既是历史上最大的人类迁徙之一，也是“千年帝国”的世界末日。
我的一位前东德的朋友让我关注一本于1962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版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弗朗茨·菲曼写的短文，当中他回忆了曾经在乌克兰境内前线上的经历：
我的父母和一对乌克兰夫妇同行，他们不是在莱比锡结识的，就是在逃亡路上结识的。当他们一行四人抵达纽伦堡时，才发现这座城市已经所剩无几。英国皇家空军在最后一次大空袭中，仅半小时就在法兰克地区首府上空投下了六千个爆破弹和一百万个燃烧弹。整个城市化为一片恐怖的废墟。但是尽管如此，我父母又一次躲过了苏联人。
然而，战争需要源源不断的产品输出，德国的胜利要依靠从还有男劳力的国家进口奴隶劳工，特别是苏联，准确地说是从乌克兰。希特勒任命纳粹模范省长官弗里茨·绍克尔为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后者是法兰克地区邮政公务员和女裁缝的儿子，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被称为“法老时代以来最大最残暴的奴隶主”，他一边号召“终于能摆脱人类忽略掉的最后渣滓”，一边下达了开始抓捕的命令。乌克兰是“猎人们”偏爱的行动地区。东方劳工中的绝大部分是乌克兰人，他们被视作最低等的斯拉夫人，在纳粹种族等级制度里，比他们更低级的只有辛提人、罗姆人和犹太人。他们在大街上被抓，在电影院、咖啡馆、轻轨车站、邮局，所有能抓得到的地方被抓捕。进行大搜捕的警察把他们从家中、地下室还有藏身的棚屋里，驱赶到火车站，装进运牲畜的车皮送往德国。无数人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特别受欢迎的是青壮劳力——大量货运车皮装满了乌克兰青少年，天天开进德意志第三帝国。但是渐渐地，也开始运送四五十岁的人。最后，连年老体弱的人也运送。一个个的村庄，全村人被强行遣送，包括祖母和她们的孙辈，无人的村庄被一把火烧光。起初，奴隶劳工的最低年龄定为十二岁，之后又降到了十岁。而且不仅如此，根据1942年春颁布的规定，乌克兰所有十八岁至二十岁之间的青年人必须在帝国服劳役，为期两年。近万名强制劳工被日复一日地送往德国，所有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须按照弗里茨·绍克尔的命令安排：花费最低限度的开支，使他们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劳动效率。
他们瞎转了几个小时，天上下起了雨，天色渐暗。在纽伦堡和菲尔特两城交界处的一个工厂大院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没有上锁的简易仓库，很明显这是隔壁铁器厂的地盘。他们钻进了仓库，希望能在一堆旧铁条中睡上几小时不被发现。母亲并没有料到，她的哥哥谢尔盖也在德国，而且正在她逃出来的苏联占领区为红军战士演唱俄罗斯歌剧咏叹调。她也没有料到，她的母亲还活着，但是因为战争，和女儿莉迪娅一起被逼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尽头，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几乎和中国接壤。又湿又饿、疲累得几近晕倒的她在坚硬的木板地上睡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还在动。孩子引起的惊吓，一直伴随她进入无梦的睡眠中。
起初，这些煽动宣传的确奏效。不是所有的东方劳工都是被暴力遣送的，一开始很多人自愿报名。后来，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第三帝国的工作及生活条件和天堂根本毫不沾边。最初是隐藏在信中的消息，例如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在给妈妈的信里画了一朵花，花是约定好的信号，代表他过得很差。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遣送工人拖着垮掉的身体从德国回来，他们是被驱逐回乡的，因为他们不能再被当作劳动力使用。他们讲述的真相，让那些满怀憧憬报名去德国工作的人们希望迅速破灭。德国军工业面临严峻的问题，因为德国男人全部上了战场，没有劳动力可用。
注释
德国需要你！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已经在自由、幸福的德国工作。你还在等什么？在德国工作期间，我们会为你照顾好故乡的家人。
[1]出自弗朗茨·菲曼：《斯大林格勒的每个人》，《弗朗茨·菲曼文集》第三卷，罗斯托克：Hinstorff出版社，1993年。
布尔什维克专员们毁了你们的工厂和工作岗位，夺走了你们的工作和面包。德国会给你们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在德国，你们将获得极佳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按合同和工作成果获取报酬。我们将特别优待乌克兰工人。为了让你们能够在符合你们需求的条件下生活，并保持你们的文化习惯，我们将为你们建立独立的居住区，里面应有尽有，一应俱全：电影院、剧院、医院、广播电台、浴室等。乌克兰人将居住在明亮、设施完善的房间里，并且获得和德国工人相同的伙食。除此之外，考虑到所有民族的饮食特点，企业厨房将专门为乌克兰工人制作乌克兰饺子、红烧牛肉、格瓦斯等。
[2]过境营为“二战”时期轴心国设立的营地，供战争难民、战俘及强制劳工跨越边境前暂住。——译者注
乌克兰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3]中转营为“二战”时期轴心国尤其是德国设立的集中营的一种，一般为监狱加劳改营一样的设施。除了犹太人还关押很多其他普通罪犯和战俘，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可能只是临时关押场所，不久就会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译者注
当年，大批乌克兰人开始是在占领者无所不在的煽动宣传下被送往德国的。不管走到哪里，苏联居民都会受到煽动，让他们报名去德国工作，承诺他们到德国就像进了天堂。洗脑无处不在，电影院的开场序幕、广播电台每个频道，所有工作地点、所有火车站、所有剧院……所有公共场所，还有所有大街小巷。大幅的彩色海报上画着幸福的乌克兰人坐在德国先进的流水线边，戴着首饰的乌克兰家务帮工在准备烘焙德国的周日糕点。乌克兰女佣特别受欢迎。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五十万乌克兰妇女到德国从事家政服务，以减轻德国妇女的负担。媒体天天宣传：
[4]外交部前官员记录，出自乌尔里希·海尔伯特：《德国外国人政策史：季节性劳工、强制劳工、外来劳工和难民》，慕尼黑：C.H.Beck出版社，2008年。
关于父亲第一个家庭的命运，我无从所知。但是这个家庭的存在证明了我母亲和我的一个共同点：我俩都在我们父亲的第二个家庭中出生，都是年纪较大的男人的后继子女，他们结束第一段婚姻后又娶了年轻许多的妻子。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可能留在了西伯利亚，共同的儿子被他带回了华沙。那我父亲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认识我母亲时，到底是已经离开了第一个家庭，还是在当时追捕犹太人的背景下抛妻弃子，只为了和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跑到德国？他的前妻和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是已经被纳粹杀害了，还是在我父母相识时已经不在人世？这些事情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往事，毫无疑问肯定远远不止这些，秘密全部被我父亲带进了坟墓。1989年，母亲离世后的第三十三年，白发苍苍、又盲又失语的父亲在德国一家养老院中去世。
[5]ATG员工在纽伦堡弗利克审判中的发言，节选自国家档案集外国记录，M891-33，RG 242。
她嫁给他时，知道他的前妻是个犹太人，并且和他一起生了两个孩子吗？我后来才得知他之前的那段婚姻。对我来说，那是我父亲阴暗的履历里最不光明正大的一面。他从来没有讲过他在苏联的往事，过往在他心中尘封，如同被封在一个保险柜里，也许他自己也不曾拥有过柜子的钥匙。在我母亲死后，他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她——就像她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妹妹还有我，和他这么一个捉摸不透的、自我放逐的人一起留在了人世。除了他反复无常的突发暴力举动之外，我们看到的他只是沉默，喝酒，抽烟，看厚厚的俄语书，他每个月让慕尼黑的托尔斯泰图书馆给他邮寄一大包书。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和我们讲革命前在卡梅申的生活，介绍传统的宗教节日、婚礼和葬礼，他在教堂唱诗班是怎么唱歌的，还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汁的西瓜是在永无穷尽的伏尔加河岸边生长的，相比而言，德国的易北河就是条小溪。可是他见过易北河吗？他透露的关于自己的唯一一条重要线索是，在他十三岁时父母得伤寒死了，他靠变卖父母的小房子换来的一口袋面粉，让自己和三个弟弟没被饿死。几十年后，我从莉迪娅的回忆录中得知，这就是她父亲作为预审法官碰到的那种所谓的“霸王条款生意”。
[6]一位被委派到莱比锡的俄裔强制劳工的报告，出自“纪念·责任·未来”基金会录音，柏林。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使我父亲离开俄国去了乌克兰，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相识的。但是我相信，这些都发生在战时，是战争促成了这桩婚姻。也许，对斯大林的憎恨也在其中起了作用，我的表兄伊戈尔就认为他父母最大的共同点正是这种憎恨。可是更加重要的是，我母亲在战争地狱里，除了托尼娅别无他人，她得靠自己挣钱过日子。也许她在孤寂和对死亡的恐惧中轻易跟随了承诺给她保护的人。这个来自伏尔加河的俄国人比她年长二十岁，拥有她不具备的能力。他可以斗争，可以排除万难，活下去。一个长相英俊，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可能立刻吸引了她。对他来说，她是意料之外的幸运收获——一个年轻姑娘，还带着革命前精英阶层的光环，是他这种身为小百货商人的儿子绝对接触不到的。而她，年轻美貌，纯洁，而且未经世事，轻而易举就落入他的手中，简直是战争送给他的礼物。她被他的长处吸引，为他激烈而霸道的追求着迷，她体会强烈的初恋，因为处于死亡无处不在的战争中而显得更有存在感。
[7]原告在纽伦堡弗利克审判中的发言，出自《绝对战争，绝对利益》，《时代周刊》第34期，2004年8月12日。
1941年10月8日，我的母亲二十一岁。马里乌波尔被德国军队占领，旨在杀害斯拉夫人，给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间的巴巴罗萨行动开始。马里乌波尔被占领时有二十四万居民，两年后只剩下八万五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