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楼里住着一个德国女人，她的身躯庞大如同一只猛犸象，没有前门牙。人们在背后议论她，说她为了款待她的情人，偷了商店里的咖啡豆和烧酒。她的丈夫骨瘦如柴，患有肺结核，经常坐在院子里拿着瓶啤酒喝，然后咳嗽，咳出血来，在太阳下晒着瘦弱不堪的身躯。大约十岁的女儿脖子细细的，一头浅褐色的卷发，是她母亲的女仆。人们瞧见她擦楼梯，打扫院子，买东西拖回家，擦窗户。冬天，她还得去煤店买煤，总是只买一点，因为没钱。她瘦弱而又面无血色，可能被她的父亲传染了肺结核。整整一个冬天，她每周拉着一辆排子车从院子里走过，车上装着一堆硬煤和一些煤砖。
难民楼里最粗暴最爱打人的克莱勒先生，和他家人偏偏住在我家楼上。他是一名重度酗酒者，定时暴揍他的妻子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安娜丽瑟，他施暴的时候，我们家的天花板仿佛立刻要坍塌下来。母亲和我恐惧万分地蜷缩在一起，听着楼上雷鸣般的轰隆声，隐约的家具被砸声，克莱勒夫人和她女儿的尖叫声……整个院子都听得一清二楚。安娜丽瑟是理发师，她把挣的钱全部藏了起来。据克莱勒夫人后来向我的母亲透露，他殴打她们是为了这笔钱。克莱勒先生翻找女儿藏匿的钱，最后在缝纫机里找到了。很快，美丽又有志气的安娜丽瑟的人生翻了篇。她嫁进了主街上又堂皇又有声望的皮具店家，从最底层一跃进入受人尊敬的富裕中产阶层。在我当时的理解中，她到了最远的星星上面，遇到了最大幸运。她穿着白色婚纱，牵着新郎的手，从我们楼房门前停着的一辆天蓝色欧宝敞篷车里走下来。这成为难民楼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轰动一时的事件。女儿婚礼后不久，克莱勒先生中风了。从此我们头顶上安静了，只是偶然还能听见他沙哑的咒骂和低声的呻吟。
我们的房屋主管汉什先生也是德国人，一个不起眼的年长男人，他从早到晚倚着窗户，疑神疑鬼地看守着院子里的草坪，他眼中的绿色德国圣物。只要我们当中有人胆敢把脚伸到草坪上，或者一个球滚进去，或是有人想穿过草坪抄近路，他就大喊大叫，“你这么做要倒霉的”。夏天，家家窗户开着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听见汉什先生全天都在大声叫喊和警告，他根本没法让我们这些霍屯督人遵守秩序。
我想起一对德国双胞胎，两个留着板寸的金发年轻人，身穿时髦的细方格花纹夹克，两人是油漆工，每天一起上班，一起回家，从来都是一副讳莫如深的表情。他们的母亲，一位安静的胖夫人，头发一丝不苟地盘着，推着她的残疾丈夫穿过院子。一家四口像隐居一般，从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也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半个字。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在难民楼里生活是她新一轮痛苦的开始。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是个灾难，现在她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公寓房，她终于不得不承担起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父亲对她的耐心到了尽头，他不再帮她分担任何家务，从此她只得独自做所有事：做饭、打扫、洗衣服、补袜子、熨衣服——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和社会里天生该完成的所有工作。
渐渐地，一些德国人也搬进了难民楼。我们不喜欢他们。他们是入侵者，让本来只属于我们的狭小空间变得更小。毫无疑问，他们觉得入住难民楼是一种耻辱。虽然他们也属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人，但是身处曾经的强制劳工中间，肯定让他们感觉像被扔进了垃圾堆。
她在瓦尔卡营中还能和一些人交谈，分享她故乡的回忆，最重要的是还有安德烈·萨哈洛维奇，坚定不移地用他虔诚的信仰来对抗她的无望，也许他就像她的父亲。而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她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无依无靠，四处碰壁，不仅在她身处的德国环境中，不仅在难民楼中——作为“俄国女人”她不属于这里。还有她的婚姻，这段婚姻变成了她的地狱。
还有德舍米拉的母亲，从开着的窗户里整天都能听见她的悲叹，怪德国小孩们把她的小女儿扔进了雷格尼茨河。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人在外面，只有我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仔细听着一声声陌生的痛苦哀叹像波浪一般，时起时伏，有时沉默，有时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从昏暗的窗户里传出来。德舍米拉曾经住在窗户后面。院子里张贴着所有重要新闻的电线杆上，如今贴了一张单子，上面写了德舍米拉的葬礼何时举行。一起没人预料到的谋杀，却没人为此受到惩罚，德国警察根本不会去追查。
在我被天主教学校无条件拒绝后，我进入了新教国民学校二年级。新教国民学校起初也不愿意收我，因为我信仰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但是最后校长出于怜悯特别准许我入校。在营地学校里，我和其他孩子并无两样。而在新学校里，我从第一天起就和别人不一样，被另眼相看。
和难民楼里的许多人一样，一个年轻的捷克人也身染肺结核，一种属于战后穷人中危及生命的疾病。他在不久前刚娶了一个德国女人，但却总在外面院子里拉手风琴，演奏《罗莎蒙德》《蓝色多瑙河》以及我们不熟悉的捷克曲目。我有点爱上他了，因为他的演奏如此美妙，尽管他的眼睛充满了悲伤，曲调中却洋溢着不倦的几乎狂热的轻松愉悦。一天，当他妻子下班回家时，发现他倒在地板上，死了。他脸朝下躺在血泊中，血全是从他被结核腐蚀的肺里咳出来的。
学校地处城市公园古老斑驳的城墙后面，学校大门上有城市的盾形纹章，上有两条鲑鱼。每天早上，我走进学校如同走进冥府的深渊，二十三个孩子在深渊里等着我。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战争结束时出生的，从喝第一口母乳开始就吞下了对俄国人的仇恨，才七八岁已经知道俄国人是劣等人，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人。老师朔尔小姐，一个日耳曼金发女人，铁青色的眼睛，从没放下过手中的藤条，也从不吝啬人人惧怕的打手心，她并不是我的保护神，恰恰相反，她讲述俄国人的残暴、对杀人的贪婪和兽性，这直接促使了我的同学们大肆攻击我。我是所有孩子的出气筒，用来释放他们积攒的攻击冲动。这些孩子的家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魂不散，他们如此被教育，并在战后密不透气的沉默中忍受窒息般的气氛。通过对我的暴力袭击，他们获得一丝短暂的喘息。
还有一个阴郁的、沉默寡言的像大力神一般的男人，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总是和一个来自吉普赛棚屋的矮小女人经过院子。女人身穿一件男人的夹克，几乎长到脚踝，下面露出黑色裙子的褶皱裙边。我从来没见过两人说话，也许他俩听不懂对方的语言，或者根本无话可说。女人身上的金色首饰发出叮当的响声，油得发亮的头发上带了一朵鲜红的假玫瑰花。她就这么永远淹没在巨大的男式夹克中，走在沉默寡言、目光慑人的大力神旁边，像逃过了毒气室一样愉快。
比起每天课间休息的暴力攻击和放学后的追逐驱赶，更让我害怕的是嘲讽，我的德国同学靠冷嘲热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最有效的武器。朔尔小姐从来不叫我的名字，而只称呼我的姓，可她并不会正确发音，我的姓应该是沃丁，可她说的是多温，然后我的同学就叫我“傻子”[4]。“傻子”是我在学校里的绰号。他们嘲笑我的一切，嘲笑我的脚、我的头发、我的鼻子还有我穿的衣服。有一次我因为害怕，在黑板前尿失禁，自此他们就叫我“撒尿人”，还叫我“臭人”。“傻子没穿内裤，傻子从不洗澡，傻子臭烘烘，俄国人在马桶里洗土豆。”每当教室里少了东西，一块橡皮或者一个卷笔刀，嫌疑立刻会落在我头上。德语有句谚语，撒谎者会偷窃。我总是撒谎，理所当然也是个贼。只不过才提到“偷”这个词，血液就已经冲上我的头顶，坐在长凳上的我满脸通红，这简直显而易见地证明对我的怀疑确凿无疑，尽管我从来没有侵占过德国人的财产。
还有我的秘密朋友，来自西伯利亚的法丽达。她被禁止和我一起玩耍，因为我引诱她一起去城里冒险，去河谷草地和采砂场一带闲逛，一直逛到天黑。没有人知晓我们亵渎神灵的罪行：我们俩在河谷草地上出乎意料地打开了一扇并未紧锁的门，门通向一间小礼拜堂。外面烈日当空，而礼拜堂里凉爽，寂静无声，散发出一股腐烂气味。我们打量着礼拜堂里整排的椅子，头戴五角星花冠、身披浅蓝色法衣的圣母和沉重的青铜烛台。我们用手抚摸着精美的白色圣坛台布，把手指伸进圣水盆，盆里的水存放已久，闻上去已经腐坏。我们盯着德国的基督，他的肋骨露在外面，只裹了一块遮羞布，高高悬挂在圣坛之上的木制十字架上。法丽达的父母是穆斯林，她对基督比我还要陌生。我们不知道该对我们的重大发现做些什么，法丽达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勇气，用手指去摸被长钉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脚上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可是奇怪的是，居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德国基督连睫毛也没动一下。我们摇动十字架，他也毫无反应。我们骂他，他也无动于衷。我伸手打了他的胫骨，处于不可触碰的高度的他轻轻颤动了一下。然而，并没有闪电劈在我们头上，我们开始对着德国人沉默的神灵吐唾沫，我们把花从圣坛上的花瓶里拽出来撕扯，把又湿又滑、半腐烂的花茎扔来扔去。我们大肆破坏了很久，直到荆冠从黏土救世主的头上掉落下来，摔碎在石头地面上，我们方才从破坏行动中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之后，我们飞也似的逃走了。我们穿过田野，跑过成熟的庄稼地，这样要追捕我们的人就看不见我们的踪影了。我们确信，假如有人发现了我们的亵渎行为，肯定会把我们永远关在监狱里。
就算我偷，也只是从我母亲的钱包里偷钱，为了能在上学的路上买个美式甜饼，或者至少能在面包房买个小圆面包，可以作为德式课间餐的替代品。别的孩子全都带课间餐到学校，可我的母亲却准备不了——因为她没法笔直地切面包片，因为我们没有放在面包上的食物，也没有包裹面包的食品用纸，加上她觉得自己虚弱多病，以至于每天早晨我必须去学校时，她根本没办法从床上起来。最严重的看来是思乡造成的永无休止的神秘疾病，这让她越来越虚弱。她几乎每天都要提到她早逝的父亲，提到她的哥哥，她是那么爱他，当然还有她母亲，她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她一边说一边哭，越来越像个泪人儿，我不明白，她到底失去了什么，能给她带来如此长久的、无底洞般的痛苦。有时，她坐在厨房餐桌边，用一支铅笔勾勒一些人的面孔，其实永远是同样的面孔。我想，她给我讲过的玻璃城里的居民就是长着这样的面孔，冰冷的双眼凝望着一片虚无。她把这些画放进我们厨房餐桌的抽屉里，几乎每天又多出几张。
我脑海中有关难民楼的灰色记忆迷雾中，冒出几个印象深刻的人物来。一个叫玛丽安卡的波兰女人，身材高大、因酗酒而浮肿，她接触过的人好像全部从她手中滑走了。她在居住点里明显没有固定住所，而是一阵子住这里，下一阵子又搬到那里，带着她的一堆孩子从一个男人家辗转到下一个男人家。每个男人都会让她肚子又大了起来，揍她，然后把她赶出家门。最后她住在我们的邻居，一个装着一只玻璃眼珠的罗马尼亚人家里。在她死于肠梗阻后，她的一堆孩子和邻居住在一起。邻居不知道该拿这些孩子如何是好，只得留下了他们。多数时间，他都待在外面院子里，一边喝啤酒一边喋喋不休地捍卫他的男性尊严，到处寻找他养活的、无名无姓的孩子们的父亲。
唯一能短暂地把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只有一件事，唱歌。唱歌是我们的魔法，可以驱散妖魔鬼怪。我们的保留剧目不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还有我在学校学的而我的父母也喜爱的德国歌曲，如《到处是寂静的夜》《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在那里的雪山中》，等等。通常是母亲用她清亮的女高音开头，接着是我，然后是父亲。父亲其实是男高音，但因为他不像母亲能跟唱德语歌词，所以他用没有歌词的低音转调给我们伴奏。他的伴奏好似低沉的钟声，为我们的德语歌曲增添了一丝俄罗斯情调。夏天，常有邻居聚在我们家敞开的窗户下倾听我们唱歌，还鼓掌喝彩。我们的私人演唱会带来了双方短暂的和解。每当我们全家一同歌唱时，我们三人也重归于好，感受到家庭的归属感。
作为俄罗斯人，我们不单是德国人公认的政治敌人，还是我们所在居住点的局外人。某天晚上，一场针对我们的类似集体迫害的可怕事件酝酿在即。醉汉聚集在我家窗户下面，叫骂诸如“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党人”的词汇——所有语言中这些词是一样的。一块石头夹杂着玻璃碎片飞进我们的房间。
放学后，如果我没有一直被追赶到难民楼，或者我的同学们没兴趣再嘲弄我，让我能有一丝平静时，我会绕道经过公墓。先穿过城市公园，经过浓密的垂柳，它们的叶子垂挂在深色布满淤泥的池塘上，再经过公园。公园里，德国人坐在彩色的遮阳伞下吃着冰淇淋。我的目的地是遗体停放室，室内能看见存放在敞开的棺木中的死者，这些神秘的死人吸引着我。我仔细观察死去的德国人的面庞，玻璃柜后面的他们，脸上露出庄严肃穆的平静，身体两侧放着深色的柏树枝和白色的蜡烛。我细细研究他们闭着的双眼、嘴巴、头发，还有白色棺木盖子上交叠的双手。有一次，我观察到一只苍蝇在一个老妇人又小又干瘪的脸上散步，它从她的一个鼻孔进去，随即又从她张开的黑漆漆的嘴巴里飞了出来。我被一个念头纠缠着，死人不是真的死了，而是还能听见和感知，他们将会被活埋，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其实活着。我总是等着，他们其中一个睫毛会抖动，或者嘴角抽动，就像我的母亲每次晕倒时都会躺在地上像死去一样。从父亲那里我才得知，她不仅继承了一位亲属的精神病，还继承了一颗过于小而且虚弱的心脏。她的心脏突然攫住她，她就会倒地。我早已熟悉这个游戏，可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我试着叫醒母亲。我掐她，拿东西砸她，拽她的头发，我越来越恐慌，因为她一动也不动，我大喊大叫，一直打她，直到她的嘴角浮出了一丝浅笑，轻巧地站起身，还因为我对她不停地动手动脚而惩罚我。我不清楚，我心里到底哪种愿望更强烈，是希望她真的死去，还是害怕有一天她真的无法苏醒过来，或者她真的像成天恐吓我的那样，去投河自杀。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因为我担心醒来以后她就不在了。我在她的脚上系了一条绳子，把绳子的另一端拿到了我床上，紧紧地攥在手中，心惊胆战，既担心她出事，同时又害怕她离开。
母亲应该感觉到了双重的陌生。在瓦尔卡营中有无数被强行遣返回国的俄国人、乌克兰人和苏联其他国民，好歹他们还说俄语，但是这里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最终我们来到一个东欧式的巴比伦国度，陷入语言的混乱中，只能听懂和自己语言类似的词。除了我们，只有一个俄罗斯人，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可他并没有在此久住。他是那么强烈地想家，连死也不怕。尽管我的母亲苦苦恳求他留下，可是他还是在攒够了车票钱后，拄着拐杖毅然踏上了回俄罗斯的路。他承诺会给我们写信，但是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他也像泽甘恩科斯夫妇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有一次问我，是更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还是愿意和她一起投河，带上我幼小的妹妹。“不疼的。”她对我说，由于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而且又不疼，我立刻同意一起投河。我甚至觉得，她愿意带上我简直是对我的嘉奖。
新住所不再给我们发放饭食，我们每个月必须去市政厅领一次救济金，设法自行解决膳食。慈善组织赠给我们一些家具，其中有一个带小窗的厨房碗柜、一个笨重的外国箱子，闻上去一股霉味和香烟味，还有一个古旧的带有花饰的五斗橱，这些在今天会被当作古董，而当时只能算是破烂。那个时候，房屋、家具，还有人，整个德国焕然一新，是从头开始、忘却战争的时代。正因如此，地处城市边缘的难民楼才不受欢迎，它们会让人们回忆起没人想重提的往事。瓦尔卡流亡营的臭名跟随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又成了野蛮人，成了一群会犯罪的流氓无赖。
母亲、妹妹和我去投河也许是以后的事。河水先找上了我们。连日的倾盆大雨后，一向平静的雷格尼茨河涨成了湍急的褐色洪流，吞没了树木和碎石。河水还在上涨，很快，我们的院子进了水，起初只是一些水洼，孩子们还觉得有趣，光着脚在水洼里蹦跳取乐。水洼很快变成了连成一片的水塘，漫到我们的房门前，起先平静无波，渐渐地开始波浪起伏。我整夜地醒着，不敢睡觉。可能我们已经在水中了，也许水已经漫到了窗前，下一刻就会冲进房间把我们全部淹没。幸好这次的水只是恐吓。院子里的水又飘荡了几天以后，慢慢退了下去，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退走了，正如它神秘的到来一般。雷格尼茨河又重新变回了那条田园般宁静安逸的小河，如同往常一样，泛着蓝色的波光，穿过我们楼房后面的乡间。只是田野和草坪全被水冲毁了，还有我们在岸边的小菜园，小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和南瓜供给了我们整个夏天。
搬新住处的时候母亲没有同父亲和我一起，而是之后直接从医院过来。我站在新厨房的窗前，看着她从停在院子里的一辆汽车中下来。她看上去并没有搬新家的欣喜，脸上流露出无穷的绝望和平静的无望。她怀中抱着一个白色包裹，里面是我的妹妹，一个安静的、柔美的女婴，露出一绺黑色头发，才这么小就仿佛是和我母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在我眼里，她是个谜一般的小生物，从不喊叫，而是很满足，无欲无求地躺在她的小床里，多数时间在安睡。
然后那一天到了。那天，我的父母坐在收音机前，仔细聆听掺杂着许多杂音的俄语广播，新闻间隙还播放了巴赫的曲子。斯大林濒临死亡了。我母亲从来没有像害怕斯大林一样怕过谁，也没有像憎恨他一样恨过谁。一个个头矮小、胳膊僵硬的格鲁吉亚人，鞋匠和农奴的儿子，原本姓朱加什维利，自己改名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般的”。母亲除了把他称为怪物外，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可是现在，他快要死了，这竟让我的母亲感到一丝难过。她倾听着巴赫的曲子，抹去了眼角的一滴眼泪。“可是他是个坏人啊。”我惊讶地提出反对意见。“是的，他曾经是坏人，”我母亲说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首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她口中听到她相信公正的上帝存在的话。
城市在战争中完好无损，老城区之于我宛如德国童话一般。夏日里，始建于中世纪的市政厅的木框架结构立面被五彩斑斓的鹳草覆盖。寂静无声、迷宫般的小巷，小木房子紧挨着，门窗永远紧闭。城里有一条小河，水流湍急，一个木制水车旋转着。斑驳的城墙上矗立着哨塔，射击孔清晰可见。曾经的皇帝行宫早已风化侵蚀，壕沟仍在。通往号称省中省——“弗兰肯小瑞士”（Fränkische Schweiz）的城门，如今只会让众多因战争致残的人回忆起曾经的灾难。去过俄国的男人们——我却没有去过，有的现在只剩下一只胳膊，空荡的夹克袖子垂在身旁，有的戴着一只黑眼罩，还有人拖着一条腿，拄着自制的木头拐杖踯躅而行。美军坦克也成了日常生活一景，往往一辆或者一整队穿过狭窄的街道，震得整座小城都在晃动。美国大兵坐着敞篷的吉普车，把糖和口香糖撒向满怀期待站在街边的孩子们。为了购物而进城的周边村庄的农妇，还穿着古老的法兰克民族服装。数年后，一部美国电影在此拍摄，片名叫《暴雨狂云》，电影主要讲述了小城居民的双重道德和迫害者心理，由克里斯汀·考夫曼饰演的影片女主角，和我的母亲有一个共同点：她也在雷格尼茨河里自杀身亡。
斯大林死后，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事可以改变一切。我们现在能回乌克兰了吗？这个世界将会再次从头开始吗？乌克兰又变回一个自由的国度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想到了这些问题，如果是，那么他们应当立刻认识到，斯大林的死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即便是在所谓的解冻时期，苏联依旧是一个对外封闭的集权国家，我的父母仍旧会被视为国家公敌、叛国者和通敌者。尽管如此，德国官方机构每次传唤我父母时都要求他们尽快返乡，至于他们回到苏联将发生什么，官方机构不感兴趣。母亲总是哭着从这些机构回来，看上去像被责骂过一样。
妹妹的出生恰逢我们搬迁到新住处。尽管瓦尔卡流亡营在六十年代中期才解散，但是1952年我们已经搬迁。这一年中，美国人把流离失所者转交给新成立的德国难民机构管辖，流离失所者因此获得了新的身份。即刻起，他们不再被称为流离失所者（Displaced Persons），而是“无家可归的外国人”（Heimatlose Ausländer）。他们没有国籍，但是有留在德国的权利。在纽伦堡北边的一座法兰克县城的外围，为一小撮“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建立了一个居住点，类似一座小型的瓦尔卡流亡营。只不过这不再是临时落脚处，而是一个固定的住所，对于大多数流离失所者来说，这是他们在德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住所，是终点站。当地人把给我们建造的，位于雷格尼茨河边的住宅区称为难民楼。我们新的飞地，比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还要舒适得多。它不再是棚屋，而是真正的石头砌的房子，四栋房子围成一个菱形，中间的庭院里栽种了三棵新梨树，东欧的居民看到应该会想念他们的故乡。每家分到一间公寓套房，配备自来水、电、一个带有热水贮槽和内置烘烤箱的大铸铁炉灶，还有难以置信的奢侈——自带热水锅炉的浴缸！我们的居住区位于城市最外围的楼房背后，这些楼房又小又高低起伏，同样也地处柏油马路的后方，从地理位置上看，几乎就是我们居住的楼房而不属于城市。尤其是在炎热的没一丝风的白天，空气里弥漫的全是把动物骨头加工成胶料的“骨头工厂”散发出来的腐烂的臭味，当地人称之为“毒气”。工厂排放的废气和邻近巧克力厂散发出的甜腻浓稠的香气混合在一起，变成一种令人头昏脑涨的、独特的气味鸡尾酒。
移居美国的希望不久后也破灭了。我们已经多次提交了签证申请，而现在，父亲在例行体检后接到通知，他患有肺结核。众所周知，美国只欢迎身体健康的人，父亲患有肺结核的诊断成为最终的、不可逆转的拒签理由。而且，这一诊断是父亲的死亡威胁，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威胁，因为我们全都有可能被传染，只是还不知道而已。骤然间，除了偶然得过几次疟疾之外还从未患过病的父亲，成了我们中间身体最弱的人，比整天病歪歪的母亲离死亡更近。
我真的感受到了奎宁带来的效果，我能跑得更快，而且跑得更久，在我体内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未知的能量，几乎无懈可击。也许受我和母亲之间的斗争刺激，我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不再听从别人允许我做什么不允许我做什么，几乎不待在家里，还张口就撒谎。谎言是我童年的污点，一个我无法逃脱的诅咒。我撒谎简直成了强迫症，没有任何缘由也不具任何意义，谎话张嘴就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嘴里从来吐不出真话。绝望的母亲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她采用了《旧约》里的惩罚措施。她在墙上钉了一块巨大的纸板，用粗体黑色字母在纸板上写下：娜塔莎欺骗她的母亲。俄语和德语各一遍。我不能去外面，不然就得当众出丑。每当有人进屋时，会先瞥见墙上的字，再看向我，我羞愧得脸颊发烫。我最害怕安德烈·萨哈洛维奇来，他的目光让我感觉如同被火焰炙烤一般。他真的来了。他在纸板前站住了，戴上眼镜，长时间并且仔细地读了我母亲的字迹。“您在对您的孩子做什么，叶芙根尼娅·雅科夫列芙娜？”他气愤地质问我的母亲，“您是一位知识女性……这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希特勒式的无神论的法子？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什么人了？！”他又难过地接过话头。我看到母亲的脸红了。矛头调转了方向，现在她成了羞愧的一方。她目光低垂，转身对我轻声说：“你可以出去了，去玩儿吧。”
我们一家四口必须去德国健康局。我们拍了X光片，抽了血，因为必须检查我们是否被感染。几天之后，门铃响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门外站着一位健康局的医生，他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灰色西装打着领带。他屈尊亲自来难民楼找我们，告诉我的母亲，不用担心，我们所有人是健康的，美国医生只是误诊，父亲的肺上不过是一个老早的钙化斑点，可能来自他早年间的一次肺炎。母亲请他进屋，并请他喝添加果酱的茶，果酱是她用河边我们自己小园子里采摘的覆盆子熬制的。这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甚至喝了第二杯，并和我母亲亲切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德国人这样说话。后来，母亲说，是上帝派了这位医生来找她。她确信，父亲的肺结核并不是误诊，而是美国人无耻的谎言，他们毫不掩饰地拿这么可怕的疾病当借口，目的是永远赶走我们这样的穷人。
但是安德烈·萨哈洛维奇带来的奶油状的、甜甜的小蛋糕简直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想，母亲曾给我讲过的《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经过沙漠时从天而降的神赐食物应该就是这种味道。不过，安德烈·萨哈洛维奇不仅带来了甜食，还带来了一种苦味的黄绿色粉末：奎宁。据说这种粉末包治百病，可以治疗母亲的风湿、头痛、心脏疼痛、胃痛，还有其他所有的不仅折磨她的精神，还摧毁她身体的病痛。我也得按时吃这种粉末，餐刀尖那么多。然而母亲和我每次吃完后，都要立刻喝一大杯水，因为粉末苦不堪言。可是安德烈·萨哈洛维奇不用水就能吞下苦药，连眉头也不皱一下。“它不苦，”他说，“只是我们认为它是苦的。”
但是这次惊吓改变了我的父母，他们放弃了移居国外的尝试，而失业的父亲想到的创业点子在酝酿成熟。他打算建一个养鸡场，至少买一百只母鸡和一些公鸡，产下的鸡蛋供应德国店铺，屠宰的鸡拿来供应火车站周边的大酒店。通过母亲的帮助——母亲在父亲和德国人之间一直充当翻译，父亲在主街上的城市储蓄银行提交了一份贷款申请。母亲不相信我们能从德国人手中拿到贷款，可是在我的父母于银行和德国机构之间奔波往返了几周后，贷款批了下来。数额是令人难以置信，听着发晕的天文数字：一千马克。
安德烈·萨哈洛维奇每次来我们家时，不仅随身携带《圣经》，而且还经常带着同样用报纸包着的，他在家用煤油炉烤的小蛋糕。和我们每日的营地饭食，黏糊糊的汤或者麦糊相比，这美味简直来自另一个世界。营地饭食我只能吃几勺，多了根本吃不下去，这导致我当时瘦到威胁生命健康的地步。德国红十字会赞助我这个营养不良的战后儿童去休养。我必须再在巴伐利亚州山区的某个“饲养所”参加两次这样的休养，可我回来时变得比去之前还要瘦，因为那里的德国食品，土豆面粉丸子、血肠、烧牛肺、巨大的蒸面条我咽不下去，强行塞进我嘴里的所有东西，立刻被我吐了出来。
市里允许父亲只需缴纳少量的租赁费就能得到雷格尼茨河边的一块休耕地，在此建养鸡场。一个上了年纪、有胃病的阿塞拜疆人帮助父亲一起搭建。他的报酬是在养鸡场的鸡舍边建一个可居住的棚屋，作为他的第二住所。他自己的家在难民楼，和女儿、女婿以及四个孙辈一起挤在和我们一样狭小的两居室里。
据我观察，萨哈洛维奇和我的母亲之间是一种纯粹神秘的、宗教式的关系，是一个救世主和一个受到阻碍的、背叛信仰的修女之间的关系。母亲想通过他转变观念，再次相信万能博爱的上帝是存在的，她曾经对上帝的存在笃信不疑。她全神贯注地倾听他说话或是读《圣经》，可是他们的会面几乎总以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争吵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我只能听明白，安德烈·萨哈洛维奇为上帝辩护，而我母亲控诉上帝，可能是为了那些她曾经目睹过的事情。我真的很想看看那到底是些什么，这样就能理解她的感受，知晓她永无止境、深不可测的痛苦的秘密来自何处。我害怕这种痛苦，但是我想感受一次，仅仅一次。我总在他们争吵之后虔诚地祈祷：“亲爱的上帝，请让我感觉我的母亲感觉到的，只要一瞬间就好，这样我就可以理解她。”
从此，父亲整天不在家，可是我们生活在更大的恐惧和惊吓中，害怕他晚上回家的那一刻。每天晚上，我们从窗户看见他多半喝得酩酊大醉，骑着自行车从工地回来。现在，他在外工作，而我们才真正开始履行女性义务。
白天，父亲不在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虔诚的男人来我们家。他是俄罗斯人，看上去像我们俄国挂历上的列夫·托尔斯泰——尽管托尔斯泰已经过世很久了，但我们还是把他的像挂在棚屋的墙上。安德烈·萨哈洛维奇矮小，瘦削，素食主义者的肤色，脸上有稀疏的白胡子。他曾是一个矿场里的强制劳工，总是随身携带一本报纸包着的《圣经》。父亲认为，此人对我的母亲造成了不良影响，他引发了母亲的精神病，还怀疑两人之间有奸情，因此禁止母亲继续和他碰面。每当母亲再次威胁我，要把我交给父亲暴揍时，我也威胁她：“那我就告诉父亲，安德烈·萨哈洛维奇又和你见面了。”
每天，母亲和我不得不和家里的脏乱无序进行无望的斗争。父亲把我们家称作猪圈。我们没人真的去过德国人家里，但是父亲总是拿母亲和德国女人比，他说，德国女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整洁到可以把东西放在地上吃，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这在我们家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无论我们多么频繁地用鸡毛掸子掸灰，擦地，脚下总有沙子嚓嚓作响。我们没法把脏东西归到该去的地方，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我们的抹布，还有用来擦地的水总是不干净。也许我们房间里陈旧的、一半报废的家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分解，我们怎么打扫也跟不上不断产生的灰尘，也可能这些家具本身就脏，我们要不断擦拭。除了脏，就是乱，我们真是毫无办法。我们家里总是要翻东找西，尽管我们永远都在收拾，可东西就是没有个固定位置。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杂乱无章。
有时候，母亲会讲述她以前在乌克兰的生活，她曾经打算进入一家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讲完她哭了，并说现在的生活是上帝对她的惩罚，因为她没有听从祂的召唤。我知道修女是不能有孩子的，所以我问她：“那我呢？如果你成了修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她用布满愁云的眼睛注视着我。“倘若你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许会好些。”她说道，“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然后她的双眼又望向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那里没有我。
还有，母亲做的饭菜不合父亲的口味。有一次，父亲竟然在他的罗宋汤里吃到了一张十马克的纸钞，不知道这张钞票是通过哪种匪夷所思的途径到了锅里，又是如何正好落到了父亲的盘中。母亲的脸色煞白，我也是。父亲盯着母亲，好像他马上就要打死她一般。然后，他把盘子一下扫到了地上。霍乱，寄生虫，贱货。他大吼着，母亲颤抖着把地上的碎片一片片捡起来。他踹了她一脚，她倒在地上，脸栽在地上的那摊汤汁中，碎片划伤了她的颧骨，鲜红的血滴进了红色的罗宋汤里。
不只是父亲在做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也是。一个令人厌恶、身体肿胀，总是戴着一顶发网的男人，说着结结巴巴的俄语，从窗户里招手让我过去，到只有他一人居住的棚屋里。我必须脱下内裤，掀起裙子跳舞给他看。我既害怕又恶心，但是裸露自己展示给他看却并非毫无乐趣，我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在暗中掌控他。他眯着眼睛盯着我，一边摇晃着他裤子里翘出来的令人费解的长物件，一边呻吟。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知道，从这个谜一般的身体部位里很快会喷射出牛奶一样的液体，然后被男人用手帕接住。于是我的表演就结束了。他把耷拉下来的长物件重新藏进裤子，警告我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还给了我十芬尼。我拿着我的报酬跑到小卖部买了樱桃味的棒棒糖还有口香糖。这种表演一再重复，直到有一天，男人抓住我，想把长物件塞进我嘴里。他许诺给我五十芬尼，如果我愿意的话。虽说五十芬尼是一笔巨款，可我实在没法克服我的恶心。我拼命挣脱逃开，从此结束了我的秘密赚钱生涯，继续抑制我对甜食的迫切渴望。
我隐约回忆起另一件有关父亲的危险事件。我们母女三人，母亲、妹妹和我，为了躲避危险，蜷缩在卧室的床上。突然，门被猛地打开，灯光照进了黑暗的房间。父亲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显然又是烂醉，他扶着门框，口齿不清地说着母亲的“白嫩的小手”，她的“蓝色血液”还有“天生的精神疾病”。母亲双臂紧紧地搂着我们姐妹俩，对着父亲大喊：“不要打孩子，请不要打孩子！要打就打我，放过孩子！”如果她在乌克兰，她可以抛下父亲逃走，和他离婚，但是在德国，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父亲摆布。
放学后，我总在营地里游荡。我记不起其他的孩子，只记得一片完全荒芜的、褐色的，仿佛被火焚烧过的空地，上面没有一棵树。可是跑得再远也摆脱不了我的父母，因为营地的占地面积虽然比工厂大院大很多，可它是一座监狱，周围一圈耸立着布满铁丝网的墙。只有营地入口的哨兵打开道口拦木，才可以进出。
我幼小的妹妹永远是那个温柔、安静、内向的孩子，正如她出生后那样。她继承了母亲的黑发，苍白的肤色和蓝色的好似蒙了一层薄雾的眼睛。我和妹妹无话可说，因为我总得照顾她，我不知道该和她说点什么才好。有一次我为了能自己清静清静，把她绑在桌腿上。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就像她承受着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每当我们能有一点稀罕的好吃的，比如一些樱桃，我多半能享受到双份，我立刻把我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下肚，而我妹妹却长时间只看不吃。她把樱桃一颗颗地放在手中，聚精会神地从各个角度观察每一颗樱桃，然后用它们在桌上拼出一个神秘图案，时不时用一颗换掉另一颗，好像她在独自摊摆纸牌。她把享受美食这件事一推再推。她应该早就知道，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因为每次的结果都如出一辙。我不需要从她手里拿走任何东西，我只需请求她给我，甚至，我其实并不需要求她。她很自然而然地给我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她给我每一颗樱桃时都带着仁慈的微笑，直到最后一颗，她才迟疑了一下。她也想至少吃一颗，只吃一颗就够了，可是她没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她办不到。她了解我对吃的渴望，只能把最后一颗樱桃也给了我，优雅极了。
我和父母之间展开了一场语言战争。他们拒绝听我说德语。父亲是真的听不懂，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也不会德语，母亲德语说得比周围所有人都好，可她不愿意听我说。而我不愿意再听她说俄语，我根本不想再和她扯上任何关系。我们经常大吵，她试图打我，我从她身边溜开，而且她的巴掌实在是太轻了，不会让我感到疼。她在我面前毫无权威可言，我不害怕她，我只害怕父亲的巴掌。父亲很少打我，只在母亲把我交给他处置时才会动手。这是母亲对付我的唯一手段，也是唯一能让我害怕的一招：“我告诉你父亲。”当我泪流满面地用俄语为我的无礼和谎言向她赔礼道歉时，有时候母亲会饶过我，但是大多数时候她会执行对我的裁决。晚上，父亲结束秘密工作回家，多半是醉醺醺的。他是那种酒精发作攻击型的人，母亲的告状来得正是时候。他把我叫作霍乱，寄生虫，脏水沟，一只手紧紧揪住我，另一只手像把斧子一样劈下来。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刽子手，是判决执行机构。
我体内经常性的饥饿感和缺乏感，妹妹看来并不了解。最让我倍感煎熬的是对其他孩子的羡慕，我不仅羡慕德国孩子，而且还羡慕难民楼里的孩子。我也好想有一个会煎土豆和烤蛋糕的母亲，她能为我们的窗户缝制窗帘，不会因为觉得捡起零钱很丢人就不拿店铺放在桌上的找零。在学校里，我总是被嘲笑，因为我的长袜上有洞，因为我在手工课上只得到五分。“这样可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女孩，”老师朔尔小姐说道，“就你这样，其他科目也不会好。”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污点：我不是德国人，我撒谎，还偷东西。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孩。德国孩子的母亲会用缝纫机，会织毛衣，而我母亲连一个纽扣都不会缝，对于手工活她更是一窍不通。她没法给我演示如何绣十字绣，如何从左边针脚开始编织，如何使用编织钩针。显而易见，我继承了她的“白嫩小手”，我的针脚总是从钩针上滑下来，然后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其他人已经可以织袜子了，而我还一直在织锅垫。
这是一所只有营中孩子上的学校，所有人必须先学习德语。因为母亲早在工厂大院的仓库里就教过我俄语，所以刚入学时，我的俄语已经到了能读会写的程度：我知道伊万·克雷洛夫[2]的寓言，还有萨莫依尔·马尔夏克[3]神奇的儿童故事，我能流利地背诵出至少一打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诗——但是德语对我来说依然还是一种背景杂音。随着我进入德语学校上学，情况骤然发生了改变。德语词汇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就像所有的词汇蕴藏在我身体里面，只等觉醒的一瞬间。德语成为一条强有力的缆绳，立刻被我一把抓住，借助它，我希望能一跃而起，进入德语的世界。尽管我暂时接触不到那个世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它的一部分。
夏初，父亲建好了他的养鸡场。养鸡场位于雷格尼茨河边的偏远休耕地上，一百只白色来亨鸡在草坪上散步，还有一些白色的、鸡冠鲜红肥大的公鸡。木头鸡舍像极了瓦尔卡流亡营的棚屋。鸡舍有两扇活动板门，母鸡们可以通过狭窄的鸡舍梯子到户外去。阿塞拜疆人的简易房只是鸡舍分割出去的一部分，房里放着一张他自己做的床，还有一扇小窗。父亲还建了一个菜园，他给我看如何在一个小南瓜上刻上他的名字，然后整个夏天可以观察南瓜表面的字母随着南瓜一起变大。一只叫艾达的德国牧羊犬，拴着狗链趴在狗窝前，舔我光着的脚。
对我来说，瓦尔卡营首先是一个有德语学校的地方。入学第一天的照片佐证了这一点。二十九个孩子排成三行，站在破败的棚屋前。两行女生站着，一行男生盘腿端坐在女生前。四个孩子没有书包，最明显的金色头发的我是其中之一，但我还是满心欢喜。
母亲经常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农场，因为我们必须帮父亲劳作。遥远的路途中，母亲用一个装了拉手和轮子的木板拉着妹妹，因为她还太小，没法走那么远的路。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一直走啊走，天气炎热，我们又累又渴，但是路好像没有尽头。有一次，当我们终于走到农场时，母亲停在大门前，呆呆地望着父亲为妹妹和我搭造的木头秋千出神。“秋千上挂着一具骷髅。”她毫无感情地说出这句。我什么也没看见，可是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色煞白，像被秋千的木板和支架催眠了一样，直愣愣地盯着秋千在空中前后摇晃。
噪音让我的母亲更加觉得无家可归，不过反正她也没有家。她捂住耳朵，起身跑出棚屋，因为棚屋里除了噪声，她还受到患有妄想症的邻居的折磨。一个上了年纪的爱沙尼亚女人，透过薄薄的墙板，用俄语不停地疯狂咒骂她。不知为何，这个精神错乱的女人把所有仇敌的形象全部投射到我的母亲身上，她骂母亲是女共产党、犹太娼妓、美国间谍、纳粹轻浮少女。母亲没办法反驳，有时候她一整天都以泪洗面。她永远都在哭泣。她最严重的病是思乡，对故乡的思念不间断地折磨着她，就像口渴，永远不会减弱，只会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有一天因此死去。
这段时间，她的话变少了。她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魂不守舍，越来越频繁地告诉我们她要去投河。与此同时，她又显得毫无压力，轻松愉快，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般模样。她突然开始梳理她乌黑的长发，并且尝试新发型，她时常站在镜子前，长时间端详自己，而后惊叹，就好像她忘记了自己长什么样，或者第一次看见镜中的自己一样。父亲在养鸡场工作时，她就期待德国健康局医生到我们家来。自从他第一次来我家后，经常白天来造访。她会穿上有花饰带有褶皱下摆的黑色连衣裙，在裙子上牢牢别上那枚纽伦堡工厂主送给她的蝾螈胸针。她突然开始和妹妹还有我打趣，又重新唱起了《蓝手绢之歌》，曼妙的歌声飘荡在河边的风中。有时候，她还哼唱起小调《在满洲的山上》，一首古老的俄罗斯华尔兹曲调，想必她的母亲也曾经哼唱过，还一边唱一边随着节拍转圈，又猛地停下，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脚，仿佛不能理解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又仿佛她必须检查这双脚是否真的属于自己。
瓦尔卡营中，母亲每日受到噪音的折磨，以至于她无法习惯嘈杂的声音。在劳动营里，听觉上可能稍稍能忍受些，因为所有人在辛苦劳作一整天后倒在木板床上沉沉睡去。而我们居住的瓦尔卡营中，人们生活在噪音中，白日里无所事事，绝大多数人饱受被现代人称为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之苦：失眠、噩梦、恐惧、易激动、抑郁、精神错乱、难以控制的攻击性以及其他很多症状。除此之外，还有身体疾病，不少流离失所的劳工刚被释放就死于身体疾病。棚屋狭小的空间里，紧张的情绪在共振。没人小声说话，为了能在一片喧闹中说话被听见，所有人都在喊叫。吵架声、号泣声、大笑声此起彼伏，能听到旁边人的每一句话，每一声喷嚏，每一声叹息，所有的声响汇成一种巨大的永不停息的杂音。尤其是在冬天和天气不好的时候，长而昏暗的走廊变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他们不断地被着急去厕所或者拿着容器赶去走廊尽头接水的人大声呵斥轰开。
那位年轻的健康局医生名叫威尔弗里德，身材高大得如果我想看见他的脸，我得像仰望一座教堂塔楼一样抬起头来。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明亮，他的头发、他的西装还有眼镜后的双眼。他每次来我家时都带东西给我母亲，橙子和巧克力、一瓶深色小瓶子装的法国香水，有时是一个挂钟，此后那个挂钟就一直挂在厨房收音机上方嘀嗒作响。他坐在一把我们从慈善捐赠得来的椅子上，仔细倾听母亲讲述她的人生。也许他是第一个向我母亲提问的德国人，又或许其实是长久以来第一个对母亲的人生经历感到好奇的人。对妹妹和我来说，也从来没有一个德国人如此和蔼可亲。他亲切地称妹妹和我为“白雪公主”和“红玫瑰”，他和我们开玩笑，把幼小的妹妹放在他膝头，和她玩骑马游戏，妹妹开心得不得了，她喜欢这个一上一下的游戏。记不清楚哪天了，母亲让妹妹和我去外面院子里玩，天气不好的话可以去别的房间。在其他房间里，我透过门听见了窃窃私语的德语，时而低语时而大声，全是些我听不懂的话，能听懂的只有母亲惊恐而抗拒的“不，不要”的声音。然后又是轻声低语和唉声叹气。
这段时间，我发现母亲显出了怀孕的征兆。她不过三十出头，但在我的记忆中，她苍老，憔悴，满脸病容，中分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她身穿一件绿白相间的裙子，褶皱裙边被隆起的肚子撑得高耸起来，消瘦的身躯上如同贴了一个巨大的球。当我问她为什么肚子这么大时，我看见她和父亲相视一笑——这是我记忆中罕见的父母表露亲密的瞬间。我从没见过他俩拥抱，更不用说亲吻对方或是其他温柔的举动。我几乎整个童年都和他们在一间屋里睡觉，如果他们发生性行为——他俩之间毫无爱情可言，按理说我应该就在旁边。但是，要么这些发生得完全隐秘，毫无声响，要么就是我在黑暗中看到过，因害怕极了，我幼小的大脑立刻把可怕的场面压了下来。
不知何时，威尔弗里德不再来我家了。母亲对此未置一词，她再次像只蜡烛般渐渐熄灭。她像冻结了一样。她的身体萎缩了。她再也不去照镜子，再也不唱歌，并且再也不开口说话。
我们住在一个木棚屋中，虱子和跳蚤整夜整夜地折磨我们。下雨时，雨水从屋顶缝里漏下来，我们必须迅速摆好所有可用的容器接水。变形的窗户关不紧，炉子里的火不通风，直冒浓烟。整个冬天，我们被冻得够呛，咳个不停。在这期间，我把所有常见的儿童疾病得了个遍，从麻疹到流行性腮腺炎，从水痘到百日咳。
在此期间，事情变得明朗，父亲的生意远不如他设想的那般顺遂。城里没有一家店铺愿意购买他的养鸡场产出的鸡蛋，所有商铺早已有固定的供应商。显然，他没有考虑到潜在的问题，完全忽略了他的鸡蛋对于德国商铺店主来说太贵了。他原本打算靠新鲜的鸡蛋来卖个好价钱，可我们的鸡蛋的确过于昂贵，以至于堆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绝大多数鸡蛋我们自己吃了，还分给阿塞拜疆人和他的多口之家。偶尔也有难民楼里的一两个邻居来敲我们家的门，成为我们的顾客，但是顾客人数少得可怜。就算在我们这儿，大多数人也宁愿去德国店铺也不愿意从我们手里买。
营中居民一天得到三顿现成的、装在餐盘中的饭，必须要去食物分发处自取。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能领到十二块半马克的零用钱。每两天供电一次，木棚屋和石屋轮流。每个棚屋大约住三十个人，配备一个厕所和一个水龙头。
至少火车站旁边的大酒店还买了一些父亲拿过去的鸡，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不过，这些生意的前奏是一种可怕的演出。父亲追赶母鸡，母鸡四散逃开，它们好像已经知晓父亲的意图。当他终于抓住一只鸡后，一斧子砍下了鸡头。即使这样，他还得牢牢抓住鸡的身体，因为鸡还在试图顽强抵抗并发疯般扑棱着翅膀。有一次，真的有只鸡成功逃脱，没有头还能扑扑振翅，还飞了一小段，鸡血在空中喷溅，直到跌落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距离被砍下的鸡头足有百米远。
同盟国希望从被解放的劳动奴隶那里收获感谢和顺从，可是他们错了。德国的劳动营夺走了他们对权利和秩序的信仰，他们没有道德感，仍旧被视为无法控制的、好斗的人群。瓦尔卡营是一个因为无政府、犯罪率高居不下而出了名的让人生畏的地方，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地方——各种族间有的相互交好，有的互相仇视，一个可能是全世界名声最坏的罪恶之城。每个人都在追求一样活计，一份收入和一种存在。所有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营生共存着。一些人在翻找垃圾堆里的废铁和其他还能用的废料，还有人走私免税香烟、贩卖色情照片、从事胰岛素和其他药品交易、夜间潜入小卖部盗窃、设欺诈赌局、以偷窃和欺骗为生。争吵、斗殴是家常便饭，刺杀、谋杀和自杀层出不穷。在德国人的认知中，斯拉夫人就是霍屯督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证实了德国人的所有偏见。纳粹的煽动宣传机器把斯拉夫人描绘成野蛮、危险的动物，甚至还长着角和尾巴。德国人依旧活在担心被报复的恐惧中，可是此类事件几乎从未发生过。营中居住者只待在原地，活在和德国人分割开的世界中，只有德国警察长期驻守此地，几乎每天进行一次大搜查。就连我的父亲也在做着某种见不得光的勾当，提也不能提。我母亲活在持续的恐惧中，害怕警察会找上我们。
每周末放学后，我都得去兜售鸡蛋。我按响德国人家的门铃，然后说：“养鸡场新鲜鸡蛋。”楼梯间里格外凉爽，死一般的寂静，而且真的干净到可以把东西放在地上吃。从打开的门望去，我第一次瞥见德国人家里面的样子，地毯、灯罩、橡皮树和其他东西，全是我们家里没有的。德国女人烫着卷发，系着围裙，穿着家居鞋，这些我同样也没见过，这一定都属于德国人保持干净整洁的秘诀。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想买我们的鸡蛋。“哪家养鸡场？”她们问道。“到底是哪里的养鸡场？哦，原来你是难民楼来的啊……你的鸡蛋卖的也太贵了，维曼家的每个要便宜三芬尼。”我为出自难民楼的昂贵鸡蛋羞愧不已，我真宁愿把鸡蛋送给德国女人们，还衷心感谢她们愿意接受。
这座美国人管理的流亡营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边境上的城市瓦尔卡命名，但是苏联人在名字前加了个S，并称之为斯瓦尔卡，德语意为垃圾堆。正如波罗的海城市瓦尔卡一样，瓦尔卡营不久被划分为两部分：东边一半被用作关押纳粹高层，直至1949年；西边的一半留给流离失所者居住。受害者和凶手几乎门靠门，荒废破败的帝国纳粹党党代表大会会场落到和我们完全相同的命运：再也没用了。在这片石头沙漠上，巨大的看台下方，美国大兵正在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的地方玩橄榄球。
可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增添了我的羞愧，因为我把父亲定下的鸡蛋价格擅自提高了一到两芬尼。某个周六下午，我提着沉重的篮子慢腾腾地挨家挨户走过，虽然疲惫不堪，但是我卖出了三十个鸡蛋，我净挣了三十，甚至六十芬尼。我可以用这笔钱在面包店买一个巧克力手榴弹面包，剩下的钱存起来买一个笔盒，一个真正的德国笔盒，全班同学都有，除了我。有一次我挣的钱多到足够我去看下午场的《兰巴雷内之夜》——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原始森林建立医院的故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看的第一部电影，好几天后我还恍惚得像做梦。
位于纽伦堡长水区的瓦尔卡营的棚屋，直到1938年一直被用作帝国纳粹党党代表大会列队行进和万字旗神圣庆典参加者的住处。后来，又被暂时用来关押苏联战俘。当我们搬入瓦尔卡流亡营时，这座由棚屋组成的“小型城市”中住了来自三十个国家的四千名流离失所者，其中大部分人自战争结束起就居住在此，他们不知道被解救后的生活如何开始。几十种语言杂乱无章，嗡嗡作响，几乎没人会德语。所有人只有一个共同点：在希特勒的帝国中服过强制劳役。当初抢手的劳动奴隶如今失了业，成了帝国战败后剩余的累赘。
即使没有我的蒙骗伎俩，才九岁的我也明白，父亲的养鸡场完全失败了。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晚上经常要饿着肚子睡觉。母亲暂时找到了解救的法子，开始在家做活。这项工作她倒是做得很好。每周会有一大包原材料送到我家，然后，母亲和我坐在厨房桌边，制作并粘贴假花。先把小的浅色玫瑰贴上一片绿色叶子，放在有洞的木板上晾干，然后放在花秆上，每十二支扎成一束。除了粘贴花，我们几乎什么也不做，连上学也变成了次要的，我也几乎不再跑到外面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属于我们的沙砾堆和河谷草地游荡玩耍。我只坐在厨房桌边，不停地粘贴，尽管手指和眼睛因为胶水而刺痛，依旧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我和母亲比赛，我俩都越来越快，可是，就算我们贴得再多，挣的也不足以糊口。
后来不管我们过得多差，我的父母始终没有把这件首饰拿去换钱。母亲离世后，我自己佩戴了很长时间，后来不知何时不小心把它遗失了。可是，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位勇敢的工厂主到底是谁。他让我们在他的土地上非法落脚长达近五年之久，他赠予母亲的胸针价值不菲，不亚于那笔弗雷德里希·弗利克拒绝向强制劳工支付的补偿金。我忘记了这位神秘的大善人的名字，或者我从来就不知道。有一次我为了找寻工厂主的踪迹而重回故地，开车来到纽伦堡和菲尔特的交界，找到我们曾经居住的仓库所在地时，已经物是人非。工厂不见了。眼前只有大市场和快车道，当年的火车道口还在，火车依旧疾驶而过。
再这样下去难以维持生计。父亲决定，再次靠他的歌喉去试试运气。他加入了一个哥萨克合唱团，该团全年在欧洲各个音乐厅和教堂巡回演出。父亲把母鸡数量大幅减少的养鸡场交给了阿塞拜疆人，收拾出了一个巨大的厚纸板行李箱，箱子是靠母亲从慈善机构弄来的，然后上路去了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合唱团管理部门。巡回演出的大巴车在那里启程。我不知道合唱团成员是否真的是哥萨克人，或者只是特地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哥萨克在德国人心目中显得格外浪漫。不管怎样，合唱团成员有伊万·雷博洛夫，他后来因音域被称为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出名，可是他其实和俄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德国人，既不叫伊万也不姓雷博洛夫，本名叫汉斯·李波特。
母亲从一开始就害怕的意料中的那天，最后还是到来了。我们不知道德国官方机构到底为何责令我们搬去瓦尔卡流亡营。工厂主没法再帮助我们。他的法子用尽了。告别时，他送给我的母亲一个贵重的老式胸针：金色的蝾螈背后镶嵌着小而璀璨的祖母绿宝石。
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现在的日子。几乎每天去一个新的城市，晚上睡在酒店，吃在饭店。他寄钱给我们，还寄彩色明信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中有小房子，广阔的荷兰郁金香花田，埃菲尔铁塔，一位西班牙弗拉明戈女舞者，手中拿着响板。妹妹用这些明信片在我们很久没打扫过的地板上玩她的神秘纸牌游戏。母亲从来不看明信片，父亲寄来的钱，她也漫不经心地放在桌上，妹妹和我可以随心所欲拿去。我们买了一大堆法兰克香肠、樱桃味道的棒棒糖，还有冰淇淋小蛋糕，把肚子塞得满满的，简直要吐出来。以前，每当街上路灯亮起的时候，我必须在家，而现在母亲不关心我在不在家。我几乎不再去学校，而是在外面闲逛到天黑。母亲偶尔去养鸡场拿鸡蛋回来，但是她这么做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我不再拿去兜售的鸡蛋，就堆在我们的地下室，任其腐坏。当有难民楼里的顾客按响我家的门铃时，母亲也不去开门，她不再给任何人开门，就像根本没听见门铃一般。一位邻居察觉到了我家的异样，给我们带来了蛋糕。可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吃蛋糕，她说蛋糕有毒，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一天，我在绿色灌木丛后，德国工厂主家的房子前发现了一个小女孩，她是我在工厂大院里看见的第一个和我同龄的人。尽管我被明令禁止不许靠近工厂主家，但是那个陌生的小女孩站在花园大门后向我招手示意，我实在难以抵抗这种吸引力。她和我面对面站着，好奇地打量对方。小女孩穿了一条浅色蝴蝶袖连衣裙，一头棕色的卷发。她笑着打开了花园的门，我第一次踏入栅栏后的未知领域，走进了决定我们生死的主宰者的王国。小女孩向我展示她的洋娃娃，它像活的一样，眼睛可以睁开和闭上，还会叫妈妈。我接过洋娃娃抱在手中，激动得都要眩晕了。小女孩还有一辆儿童双轮滑车，她给我看如何骑车，还让我也骑上去试试。但是我并没有试成。因为母亲揪住我的领子把我硬拖出了花园。我因为跟不上她的脚步，摔倒在地，被一路拖着穿过整个工厂大院，从废铁和玻璃碎片上拖过，我的膝盖化脓了好几周。无论我多么期盼见到栅栏后的小女孩，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只有右膝的伤疤让我时至今日还会想起她。
我们不再打扫房间，只是有时我还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些碟子，或者把垃圾扔到地下室的大垃圾桶里。屋里的一切肮脏不堪。妹妹和我不再有干净的内衣可换。已经秋天了，晚上家里变冷，可是我们没有取暖，因为我们没有木头和煤。
通常我会为出门游览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被母亲抓到现行，受到的惩罚通常是光屁股用皮带抽十下。这是我和她的约定，我可以在疼痛和放弃游览之间选择。我母亲既不厉声责骂我，也不生气，她只是履行我们约定的条款。我选择了疼痛，那我就能挨。皮带抽在身上像火烧似的，可是，我婴儿时放声大叫得有多响，我现在装死装得就有多好。我从来不在母亲面前抽搐一下，也不会因为疼痛发出一声呻吟，因为那会告诉她罚得有用，我被她打伤了。
当妹妹和我临睡前习惯性地跪下默念晚祷告时，我们的母亲开口说道：“上帝不存在。”随即禁止我们祷告。第二天，她却在胸口画十字，开始哭泣，并且命令我们继续做祷告。她时常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白衣修女从窗外走过，院子里的梨树在燃烧。还有一次，她看见厨房里有条蛇逼近，她吓得直向后退，背紧贴着墙大声尖叫。多数时间里，她只是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呆呆出神。不管我们怎么晃她、掐她，拽她的头发，都无济于事。她承受着一切，毫无半点反应。“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投河？”有一次我问她。她这才开口说话：“很快就去。”
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就会通过一条窄路跑到大街上，然后我就站在街上张望。我观察德国的房子，那种体面的石头砌成的大房子，它们如同宫殿，让我惊讶不已。德国人在窗户上挂着白色的窗帘，窗玻璃后面放着绿色的盆栽植物。我充满渴望地盯着面包店橱窗里我不认识的撒了糖霜的蛋糕。当我们有钱时，母亲会到面包店来买德国黑面包，黑面包的口感和蓬松的美国白面包非常不同。我观察德国人的脸，他们的眼镜、头发，手提包、雨伞还有帽子。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还有德国小孩。他们用粉笔在人行道上画格子，然后从一个格子跳到另一个。我好奇地仔细听这种陌生的语言，这些不一样的，我听不懂的语音，我预感到这是一把通向德国世界的钥匙，一个有水龙头和电的世界。
有一天，她的双眼突然恢复了生气。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我的跳绳，开始勒我的脖子。她坚信我是撒旦之子，是她在这世界上生下的坏人。她必须杀死我，因为是上帝命令她这么做的。还有一次，为了躲避她，我藏在床下，她把我拖出来，拿了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没命地号叫，她才放开了我。
我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工厂大院里度过的。我玩废铁或者坐在仓库的门槛上望着来来往往经过的火车，想象着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母亲苦于思乡，而我则想去远方。我一直在想，工厂大院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不能离开大院，因为大院后面是宽阔危险的莱厄大街。当有人穿过大院时，我就利用机会显摆我的德语。我迅速地连着说完你好和再见，我不明白为什么德国人会笑。
在此之后，我尝试杀死她。我悄悄把针放在床上，希望在她睡觉时针扎进身体，顺着血液流到她的心脏。她自己曾和我说过可以用针来玩这样的把戏。我整夜屏住呼吸，可是第二天早晨，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起来了，似乎完全没有发现床上的针。
我的母亲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单独留在了仓库中。她失去了外界唯一保护她的人，失去了她在德国的乌克兰小圈子。她可能一瞬间完全觉醒过来，她真的永远和乌克兰分开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个仓库，她再无容身之地。仅有的一个栖身之地，还得感谢一个德国工厂主的慈悲，她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个国家，永远是一个被排斥的外来者，听任一个看上去憎恨她的男人摆布。很可能当时我已经觉察到，她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常常想疏远我，离开我。或许在那个时候，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只有四岁的我开始担负起照顾她的责任，一直害怕会失去她的恐惧，自我出生起就有了。
我知道，我们家不久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晓。我没法告诉任何人，也无法拉响任何警报。我无计可施。从头到尾，我寄希望于有人能够察觉我家的异样，可是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任何事。父亲现在在哪儿，我一无所知，我也从来没有动过打电话向他求助的念头。
泽甘恩科斯夫妇答应会给我们写信，可是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得到过他们的消息。母亲所有糟糕的预感看来全被证实：我们难友乘坐的前往巴西的船肯定是沉没了。后来我们不知道从何处听说，他们以更残忍的方式死去，巴西的食人族把他们杀了，还吃了他们的肉。也许这只是俄罗斯式粗野残暴的恐怖想象，就像我后来经常遇到的那样。
母亲有位俄罗斯女友名叫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她不住在难民楼中，而是和她的德国丈夫住在位于维因噶尔特小道的房子里。在她家，在一间铺着地毯、墙上挂着油画的房间里，我曾经听过母亲弹奏钢琴。那曲调是那么的美妙和忧伤，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钢琴曲。回家路上，母亲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她弹奏的是弗里德里克·肖邦的《雨滴前奏曲》，这位波兰作曲家在贫穷中英年早逝。我真想跑到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家，请求她的帮助，然而，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和她定期互相拜访，但是后来，她丈夫禁止并中断了这种互访。他得注意他律师事务所的名声，他不愿意他的妻子与难民楼的人有来往。
我们的同屋泽甘恩科斯夫妇足够理智，他们料到没有机会能拿到美国签证，就提交了移民巴西的申请，不久后收到了签证。我还记得，当巨型怪物载着我们的同屋和他们的家当从工厂大院嗒嗒开走时，我突然感到不可抑制、不知所措的痛苦，我才明白，原来我当作游戏的事情成真了。身边的人，我认为理所当然、不可侵犯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会离开的，他们会永远抛下我，不管我愿不愿意。我想死，自己挤进了仓库和工厂之间的缝隙，里面有老鼠，一切都在振动，除了工厂机器的轰鸣声，什么也没有。为了找我，母亲在大院里奔走了几个小时，正当她无计可施，打算向德国警察求助时，她的手电筒照到了缝隙，她发现了我。尽管她非常瘦削，她还是挤不进缝隙，缝隙的空间只够容纳幼儿的身躯。她只能请求我自己出来。我才刚出来，浑身脏透了，满脸泪水，整个人冻得完全呆滞，父亲的巴掌就已经落到了我的身上。母亲拽住他的夹克大喊着让他住手，他还是打了我很久，直到我躺在地上，温热的血从鼻子里滴下来。母亲扑在我身上叫嚷着，她一直叫嚷着，父亲已经回到仓库坐下喝起了酒，她依然没有停止叫嚷。那些日子，父亲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母亲又开始称我为撒旦之子了，她拼命摇晃我，我几乎失去意识，我挣脱开去，冲进卧室并把门反锁。然后我拿起剪刀，怒火中烧地把母亲衣柜里的所有衣服，一件接一件地剪坏。我一直破坏到除了母亲身上穿的，没有一件衣服幸免。当我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时，我宁愿立刻跳窗逃走，但是外面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不知过了多久，我除了把门打开，别无他法。我攥着剪刀傻站在门口，等着母亲进来。当她终于迈进卧室，看见地上一堆被剪坏的衣服时，她愣住了，但是她脸上立刻浮现了一丝游离出神的微笑。“你做得很好，我的女儿。”她一边说一边温柔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你做得非常好。”
母亲潜意识里害怕得到签证。她确信乘坐的船会在半路上沉没，从敖德萨横渡前往罗马尼亚途中的厄运会再次突然落在她头上。但是，她的恐惧完全没有来由：我们属于申请签证被拒的绝大多数之一。只有少数的幸运儿能够前往应许之地，其余的人必须回到各自的流亡营，而我们回我们的工厂大院。母亲根本不相信我们能拿到签证。幸运这种事从来没在她的生活中发生过，去美国让她觉得是对留在乌克兰被禁锢被折磨的同胞的一种背叛。就这点而言，回仓库也许对她来说等同于回家。
从这一刻起，她完全不再开口说话。我请求她、乞求她，我用力摇她，但是她始终一言不发。她又开始目光游离地呆坐，她在另一个神游世界中到底看见了什么，从她的目光中没有透露出分毫。
在我记忆深处，那段时间中，在流离失所者聚集地见过的所有梦想前往美国的人里，我只记得那对俄罗斯双胞胎姐妹。我康复了，拉着母亲的手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了扎着蜂蜜色粗辫子的双胞胎。她们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得到了签证，能和父母一起去美国了。那一刻，在德国战后荒凉的大街上，粗糙脏乱的兵营之间，她俩散发出自由又幸福的神秘国度之光，昭示着遥远的不一样的世界，也许那里有治疗一切的神效药膏。
十月十日那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我去上学，学校里没人在乎我经常旷课，即使是新来的老师也明显没有把我算成她的学生。我回到家，又开始习惯性地喋喋不休，我说话就像瀑布一样倾泻，没句号也没逗号。我拼命地说，告诉我的母亲，我们班第二天有学校郊游，去瓦尔贝尔拉。然后，母亲突然开口了：“明天你不要一起去。”接着再次一言不发。我向她解释，明天我必须参加郊游，这是学校的要求。我大哭大叫，用脚猛跺地。“我必须一起去，”我大声嚷嚷，“所有人都去的。”可是她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时值冬天，兵营里寒冷刺骨，所有人都在咳嗽。我也患上了肺炎。夜里，我们睡在挤满了陌生人的大厅中。迷迷糊糊，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黑色兔子压在我胸口，黄色眼睛在黑暗中恶狠狠地凝视着我。它重极了，压得我不能呼吸，我浑身滚烫，喘个不停，拼命想吸进空气。随后，我感到了母亲冰凉的手指，她在我胸口涂抹着绿色的神效药膏，是美国医生开的。我从来没有像盼望药膏一样渴望过任何东西。药膏的辛辣味直冲进我的鼻子，我立刻得到了解救，又有空气进入了我的身体，那只可怕的兔子消失了。
我愤怒地冲出家，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永远都是如此。我永远被禁止做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德国孩子来说，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甚至是必须做的。永远只有一句：我们不是德国人。而我不可能知道，这次母亲的话不是禁令，而是一个预言。明天你不要一起去——这是我从她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流亡营中的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活在将来能前往美国的希望中。美国人在占领区内设立了美国大使馆临时代表处。流离失所者提交的赴美申请材料审查期间，这些人统统被安置在一个灰色的兵营模样的地方。去那里大概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出门旅行了，可是我却一点也记不起来。我只记得那些破败的兵营，还有那个美国女人。我在有穿堂风而且摩肩接踵的走廊里排了整整一天队后，终于见到了一个美国女人。她一边用不连贯的俄语向我父母提问，一边用她涂着闪亮的鲜红色指甲油的手指，以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在铁制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她烫着一头银色的卷发，涂着红得耀眼的唇膏，嘴里叼着一根冒着烟的香烟。香烟味儿和一种不知名的香水味混杂在一起。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来自于她。
我那天很晚才回家，比平时还要晚。当我把钥匙插进家门的钥匙孔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可是门打不开。我使劲推门，门稍稍往后开了一点，然后我突然听见年幼的妹妹悲恸的叫喊声。她给自己设置了重重障碍，把我们家所有的椅子全部靠在一起并且摞在门口，搭建了她的堡垒。我再次大力地撞门，伴随着一声巨响，椅子们掉落在地。我冲向走廊，一眼看出来，妹妹生病了。她的眼睛烧得发红，她的手臂上、脸上布满了红点。以前我得麻疹时也是这般模样。
有时候，她给我讲神秘的玻璃之城的故事。城市中的一切全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家具、街道，就连居民脚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带着一块雪白的布走来走去，他们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细小的灰尘，拂去每一小团细微的雾气。我不知道她给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表达什么，这座闪亮得耀眼的城市代表了什么。也许它是肮脏的穷人世界的反面，是她生活世界的反面？可能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或许在当时，玻璃城的画面已表达出了她对无感和死亡的渴望。
母亲不在家。第一次这么晚了她还不在家。如果她出门，也只是去养鸡场拿鸡蛋，即使那样她也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个点，雷格尼茨河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妹妹想不起来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她发着烧，完全糊涂了。我们坐在厨房桌边等着。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收音机上方健康局医生送给母亲的挂钟在嘀嗒作响。我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指针每分钟往前跳动一次。挂钟下悬挂的日历上，今天的日期下面被画叉做了标记。
母亲生活的环境——最初是乌克兰的，然后德国的，长时间给她灌输自卑感，即使她努力尝试至少获得哪怕一丁点儿自信，还是立刻被她丈夫先发制人占了上风。他从前对她的爱，看来也所剩无几，现在她对他来说，明显成了累赘。在德国，她唯一指望能爱她的生物，就只有我。也许她一半是为了安慰我，一半是为了抗议我的反叛，所以告诉我，她不是我真正的母亲。按照她的说法，我真正的母亲和我一样有一头金发，是一位美丽的德国女人，她住在一座有家具、有自己水龙头的体面的房子里，并且终有一天会接我走。她还和我讲了摩西小时候的故事：他被母亲装进一个小篮子，放在尼罗河上漂流，被一艘船上的国王的女儿发现救了上来。她给我唱俄罗斯歌曲《咕咕鸟》，咕咕鸟丢了自己的孩子，然后不停地用悲伤的声音呼喊着寻找它。所有的一切都让我相信自己是个弃儿，我既着迷又抗拒。一方面，我宁愿自己是德国母亲的孩子，可以住上好的德国房子，就像德国工厂主家一样。他的家位于工厂大院的尽头，在一个种着果树和玫瑰花的花园里；另一方面，我陷入无尽的悲伤，因为我竟然不是我母亲的孩子。我开始哭，开始大喊大叫，大吵大闹。母亲应该告诉我，她欺骗了我，她就是我真正的母亲，但是她从来没这么说过。
也不知几点了，我走进卧室，拿被子给妹妹盖，她在打寒战。我立刻发现了房间里的变化。房间墙上一直挂着母亲个人照的放大照片，相片中她带着乌克兰头巾，展示着惊人的美貌。而现在，墙上的照片被拿了下来，放在床上，照片被从中间撕成两半。
有一回，父亲从黑市上带回来一辆又重又老旧的男式自行车，还有一次带回来一块小巧的女士腕表。母亲从来没有过这种好东西，不敢戴如此贵重的腕表。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德国人看不起我们，我想向他们证明他们错了。某天，我拿着这块漂亮的带着金色表链的手表，在工厂大院里拦下了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起先他笑着直摇头，但是我用有限的德语词汇和相应的手势告诉他，他可以直接把表拿走——这种手表我们多得是——他小心地环视四周，飞快地接过了这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塞进裤子口袋，骑上自行车飞也似的走了。之后的几周内，母亲一直在找这块腕表，比起丢失手表，她更害怕父亲认为是她疏忽才把礼物弄丢了。关于这块无影无踪消失的手表，他俩争吵了好久，父亲一再拿这块表说事，指责母亲的没心没肺，不负责任。
我跑去找法丽达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失踪了。法丽达的父亲按铃把德国房管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家里有电话，打给了警察。法丽达的母亲把高烧的妹妹从家里接了出来，安置在她家中。而我，给开汽车前来的两名警察指通往养鸡场的路。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清冷的夜里，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岸边行驶，河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尽管如此，我们也有所谓的日常生活。父亲除了作为俄罗斯娱乐艺术工作者，为美国大兵唱歌之外，还有其他工作。他把他报酬的一部分，一些美国香烟和巧克力拿到黑市上去交换物品。另外，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还捡废铁。这简直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就住在一大堆废铁里，但是那堆废铁全都不属于我们。每天晚上，当父亲为美国人唱歌时，母亲和我必须把父亲白天在路上捡到的废铁分类。煤油灯下，我们坐在地上分拣。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可以把好铁和不好的铁分开：吸铁石。我母亲给我演示，用吸铁石不仅可以让铁块跳起来，甚至还可以让铁块在地上移动，完全不需要接触，铁块会一直跟着吸铁石。这种就是好铁，我们要从不好的铁里面大海捞针挑出来。第二天父亲可以拿到金属废料商人那里卖些钱。用卖废铁的钱，我们能买到德国黑面包、白菜、甜菜还有盐。
阿塞拜疆人睡眼惺忪地从他的棚屋里走出来，看到警察吓了一大跳。他否认见过母亲，说她今天并没来过养鸡场，最近她不经常来养鸡场。拴在链子上的艾达在哀鸣，它琥珀色的眼睛是在一片漆黑中唯一能看见的东西。蠢笨的公鸡在夜里还在打鸣。
除了铁路巡道工，其他人也反对一帮俄罗斯无赖住在工厂大院里。夜里常常能听见仓库前的脚步声、小声说话声、膝盖咔嚓作响声。有时突然有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仓库窗户上，有时还有人摇动仓库门。婴儿哭叫起来，母亲跳起身惊慌失措地捂住孩子的嘴。没人知道是谁在外面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是流浪汉，还是贼？但是我们这里有什么好拿的？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像巡道工那种仇视俄罗斯人的人，他们总是吓仓库里的非法居民，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让他们陷入极大的恐惧，也许还想直接了结他们的生命。
“母亲在雷格尼茨河里。”我对警察说道。他俩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我说：“哎，瞎说的。”但是回程的路上，他们用携带的聚光灯照向河里，以极慢的速度沿着河岸往前开。我害怕极了，害怕在聚光灯光柱中陡然看见母亲躺在岸边的尸体。然而，眼前只有黑色的河水。
威胁我们的幽灵名叫瓦尔卡[1]，巴伐利亚州最大的流亡营，因为营中灾难般的境况臭名昭著，所有流离失所者都对其恐惧万分。这个营地其实就在我们住处旁边，位于纽伦堡长水区。如果我们不能继续住在仓库，我们就得去那里。作为水的掌管者，铁路巡道工成了我们最后的主宰者，他决定了我们是否要去瓦尔卡营。他看上去像在积攒怒气和勇气，为了不理会工厂主的意愿，也许甚至连工厂主也一并告发。他用怀有敌意，同时又贪婪的目光盯着我年轻的母亲，母亲穿着一条旧裙子，站在他面前，等着水龙头里流出的细流装满她的两个水桶。每一刻都仿佛有事情会发生，悬着她生命的丝一般的细线会突然断开，她必须去瓦尔卡营。她经常哭着回来，拎着两只沉重的桶，肩头都被水桶拉得坠下来，脸上写着“我再也受不了”的表情。父亲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敏感，认为她歇斯底里，整天哀叹，一点用也没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得他来做，在汽油炉子上煮汤，缝补衣服上的洞，还要去挣钱维持生计。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至少把仓库弄干净些，把水打满。
那天后半夜，我也睡在法丽达家里。第二天，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接走了我，把我带到维因噶尔特小道的她家里，母亲曾经弹奏钢琴的地方。我害怕她的德国丈夫，他肯定会对我的到来很生气，但是他只是透过眼镜，用意味深长而悲伤的目光注视着我。
仓库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我们用挂在窗户把手上的煤油灯照明，而水则必须去工厂大院另一边的铁路巡道工的小屋去取。母亲为了能尽可能少地去那里，一次拎两只水桶。铁路巡道工依然忠于纳粹，毫不掩饰对俄罗斯人的仇恨。他没有拒绝让工厂大院里的低等人用他的水龙头，完全只是慑于工厂主的威严。工厂主允许我们住在他的地盘上，巡道工不敢反抗。尽管如此，母亲每次都不知道，巡道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她还能不能把我们生活必需的水打满。
接下来的两天中，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总是想和我说些什么，可是欲言又止，她摇了摇头，开始哭泣。“我做不到，”她啜泣着，“我做不到。你的母亲只是离开了，去熟人那儿了，她很快会回来的。”我很惊诧。母亲会去找谁了呢？她谁也不认识啊。如果去熟人家的话，她肯定会穿上她那双漂亮鞋的，可鞋还放在家里走廊上。
我们不仅要和同住的夫妻分享仓库的空间，还得和积满灰尘的废铁条分割地盘。这些铁条不知为何存放在这里，散发着刺鼻的铁锈味，让所有东西闻起来都像铁锈：我们的衣服、头发、被子，还有我们吃的白面包。我们没有柜子也没有存放物品的地方，我们把全部家当放在这些铁条上，不小心碰到就会把手指染红。工厂机器隆隆运转，一整天仓库都在跟随节奏振动，习惯了的我们，后来几乎听不到隆隆声，也听不到火车的轰鸣声，尽管火车就在不远处穿过铁路路堤。多数是运载沉重货物的货车，拖着铁皮车厢，车轮在战后垮掉的铁轨上隆隆作响，把看不见的货物不间断地送往看不见的终点。
维因噶尔特小道到墓地的路很远，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飞毛腿。我飞奔着，一次也没有停下过，从城市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停尸房前。我的母亲，她在里面。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扇玻璃后看见她。虽然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站在这里端详她，总有一天她经常和我们玩的邪恶游戏会成为现实。现在，再去摇晃她，掐她，都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再也不能逗她发笑，我做不了任何事来对抗她的死亡。长久以来，我的想象纠缠着我，玻璃后的死人是假死，尽管他们能够听到和感知一切，但他们没办法使人察觉。然而，我的母亲再也感知不到任何事，这点我很清楚。现在，她是真的死了。
工厂大院里的废旧仓库由两块狭小空间组成。朝向院子那边住着父母和我；紧挨着工厂墙壁的后半边住着另一对夫妻。我早已忘记他们的名字，可是在我试图说出的一瞬间，它们又从我的记忆深处冒了出来，立刻出乎意料地和那个熟悉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泽甘恩科斯。我想不起来他们的长相，但是回忆起的名字至少向我证明了他们的确存在过，并且很久之前已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我想，她该有多高兴，再也感觉不到生活给她带来的苦痛，这些苦痛折磨了她那么久。或者，她在最后一刻还是回头游向岸边，如果她会游泳的话？她在最后一刻不是自愿死去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十月冰冷的河水。我琢磨着，也许她不是溺水身亡的，而是在她走入冰冷彻骨的河水后，还未溺水前，她又小又虚弱的心脏就已经停止跳动，裂成了碎片。
对我父母的怀疑并没有得到证实。他们不仅没把我父母送到流亡营，相反，父亲还被美国人雇用了。他那充满力量的，自童年起在俄罗斯教堂唱诗班里训练出来的男高音成了他在德国的资本。他的演唱事业开始于纽伦堡的一家剧院：他和其他来自苏联的流离失所者一起演唱俄罗斯著名歌曲。美国大兵愿意听这个。支付给他的全是些精美食品，其中大部分是德国战后民众做梦也得不到的：白面包、罐头奶酪、加盐黄油、奶粉、好彩香烟、块状或者罐装的好时巧克力……固体和液体的巧克力是我童年的基本食物。
黑色的头发散落在白色的棺枕上，她看上去变得陌生起来，像德国童话书里的白雪公主。她右边面颊上，眼睛下方，有一块瘀青。她在水中撞到了什么？她的双手被交叉摆放在棺盖上，和旁边两个今天被送来的死者一样。但是她的手中没有摆放十字架。她的棺木前也没有安放花环和花束。她躺在那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和旁边的两个死者相比，像完全躺在另一个地方。
我的父母被捕，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人怀疑他们和纳粹勾结，就像他们怀疑所有战后仍留在德国的苏联强制劳工一样。奇怪的是，只有我的父母被军警带走了，而和我们同住在仓库里的另一对乌克兰夫妇却没有，他们也同样逃脱了强制遣返回国。我饥饿的父亲在监狱里绝食，以此来迫使美国人释放我的母亲。没有她的奶水，留在同住的乌克兰夫妻那儿的婴儿不可能活下去。如果不是因为牵挂我，监狱对母亲来说简直是天堂般的存在。这么长时间里，她第一次可以吃饱肚子，又温暖又没有婴儿的哭喊声，她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是父亲的绝食奏效了，一周后，母亲被释放了。之后没多久，父亲也重获自由。
后来我才得知，在河岸边，距离她毫无生气的躯体不过百米的地方，找到了她的灰色大衣，这是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最后一件衣服，袖口的丝绒早已磨损。她把大衣脱了下来，整齐地叠好，放在草地上。也许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此处，可能就是她在日历十月十日下方打叉的那天。这些全部是她留下的符号：日历上的叉号标记，撕开的照片和岸边的大衣。她为什么把大衣脱了下来？难道她不知道大衣的重量可以帮助她下沉吗？
一天夜里，她和我的父亲被美国军警逮捕了。我不可能记得当时的情景，那画面一定来自后来听父母讲述了多次后我自己的幻想，可是，我仿佛真的看到了一样，通过黑色幕布上的一个小洞目睹了当时的场景。仓库墙前站了两个赤裸的人，高举双手。一束神秘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光照亮了他们。可能是两个人偶，但是我很清楚，那就是我的父母，我从背后看见他俩蜡像般的身体，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他俩按在墙上。只有那么一瞬。然后那束光熄灭了，一切又陷入了黑暗。两个站在墙前，毫无抵抗能力的赤裸的人的画面却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这到底是我亲眼所见还是我幻想出来的？那画面对我来说，是这个世界的开始。
她死的时候，城里公园般的旧墓园中已经没有空余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园恰好才刚刚开始建。时至今日，新墓园外观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区，前面有漂亮的花园。花园曾经是一块建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刻着俄语铭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机和推土机犁过的荒漠中。后来，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几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张左右颠倒的结婚证复印件和一个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圣像——可能是家族财产中的一件，意外在没收充公中幸免——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东西还存在于世。
从第一眼，她就觉得面前这个硫磺色皮肤、青蛙一样、头上还长着白色和金色的绒毛、永无休止哭号的小生物，既不像她，也不像她的丈夫。从一开始她就感觉身体里面酝酿着邪恶的东西，她生下了一个小怪物，一个不断号叫的婴儿，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这孩子安静下来，对她来说这简直是一种身心折磨，是一种全新的暴力。她已经受够了暴力之苦，她被暴力损坏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一个把她的乳房咬得生疼的婴儿，婴儿只能喝到少得可怜的奶水。她给婴儿提供的一切全被拒绝，她把婴儿抱着走来走去、摇篮般轻轻摇晃、对她好言好语、给她唱歌、轻吻她、抱紧她，可所有的一切努力却只是让哭喊声越来越大。这婴儿是哪里疼吗？身体里充满了她遗传的恐惧吗？还是她生病了，病得很重，快要死了？她不能理解婴儿这种粗暴的长时间的索求，有时她甚至觉得婴儿是在恨她，哭喊着要另一个母亲。她把她抱在怀里摇晃着，因为绝望和筋疲力尽而哭泣。她害怕自己，害怕自己为了让婴儿彻底安静，好让她终于能睡上一小时整觉，而失控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来。
我长时间注视着玻璃后的她，直到天色变暗，墓园的大门将要关闭，我不得不离开。她的面庞遥远而神秘，没有透露半分她死时的情形，也没有透露，为什么最后她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
在德国医院的妇产科时，我的母亲无人陪伴，当时她也许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和惊慌失措。不管顺利与否，她只能任人宰割了。医院里的人不仅把她视作一个斯拉夫低等人，她的血会弄脏产房，而且还把她视作苏联胜利者的化身，代表了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他们杀害了几百万德国父亲和儿子，是德国的谋杀者、劫掠者和强暴者，还占领了德国大部分领土。她赤裸地躺在那儿，疼得快裂成碎片，却逼受害者给她接生。她能感受到这一切吗，还是生产这种天然的暴力和痛苦淹没了其他所有感知？将近清晨七点，她这个营养严重不良、体力极度衰弱的产妇，出人意料地产下了一个强健的女婴，女婴刚出生就染上了新生儿黄疸。
注释
1945年12月的一个夜里，我母亲临产了。因为我的出生证明上写的出生地是菲尔特，所以我知道，我不可能是在纽伦堡的仓库里出生的，很可能我是在菲尔特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我只能猜想母亲是怎样到医院的。这里距离纽伦堡和菲尔特的边界不足几百米，也许我父亲陪着她在黑暗的冰天雪地中步行，她在每两次还不太频繁的阵痛之间加紧脚步。或许有人叫来了救护车——那只可能是德国工厂主了，他住在工厂大院的另一端尽头，家里有电话。
[1]瓦尔卡营地，专为安置所谓的流离失所者而建。1946年，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利用先前的战俘营改建而成。营地名瓦尔卡来源于“一战”中被一分为二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边境城市瓦尔卡。——译者注
母亲总是活在恐惧中。工厂主可以随时收回我们的住处，管理部门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有人会举报我们，简而言之，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我们头顶，我们随时可能被驱逐并遣送到流亡营。住在仓库里的日子是掰着手指头一天天过去的，五年中，德国工厂主一直冒着被惩罚的风险，为我们撑起保护伞，给我们提供庇护。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我母亲动人的美貌吸引了他，所以他从来没想过要把这个无人保护的、流离失所的女人和她的伴侣一起赶走，还是他也用过强制劳工，现在想给无家可归的斯拉夫人提供一些补偿？
[2]伊万·克雷洛夫（1769—1844），与伊索、拉·封丹齐名的寓言作家，诗人。他一方面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另一方面将民间语言引入，为俄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的他和普希金互相推崇看重。《鹰与鸡》《大炮和风帆》《农夫与蛇》是他脍炙人口的作品。——译者注
他们是如何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度过逃亡后的最初阶段的，我并不知晓。也许德国工厂主不仅把简易仓库留给了他们，还帮他们找到了食物来源，弄到了“家具”。我还能记起有哪些“家具”：行军床、红十字会的被子、一盏煤油灯、一张桌子。在仓库又小又歪、一半不透光的窗户下，我总会把桌子看成一个站着的鬼怪。应该还有一个炉子，不然我们在这个老旧、腐朽又简陋的住处里根本无法挨过五个冬天。
[3]萨莫依尔·马尔夏克（1887—1964），儿童剧作家、翻译家。高尔基称其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从偷偷躲进纽伦堡工厂大院的简易仓库那夜算起，已经过去了五年。工厂厂主，简易仓库的所有者，看来是一个很特别的德国人。他并没有把斯拉夫下等人赶走，而是同情他们，允许他们在他的地盘上避难，但是他的举动违反了同盟国的规定。流离失所者不允许自行寻找落脚地，他们必须住在特定的流亡营中，营中虽然有监管，但是提供基本供给。不过，显然我的父母和同伴宁愿像鸟一样自由，尽管不稳定，但总好过住进新的营地。
[4]德语中“傻子”发音为多芬因，接近多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