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和化学的考试中，莉迪娅也因为会乌克兰语而受益匪浅，这必须要感谢她的保姆托尼娅，是托尼娅教会了她乌克兰语。大多数教授只会“让人丢脸”的俄语，在乌克兰革命后，俄语被宣布是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姑母叶莲娜的丈夫建议莉迪娅好好利用这种局势，而莉迪娅把这出闹剧演绎得精彩绝伦。在物理和化学的入学考试中，莉迪娅用毫无顾虑的目光直视老教授的眼睛，强调她只会说乌克兰语。可怜的老教授只好换成乌克兰语讲述考题，说得舌头快要打结了，然后莉迪娅对着他胡说八道一气，他当然听不懂莉迪娅说的是什么。十分钟后，害怕得汗如雨下的老教授让莉迪娅离开了考场，给了她一分。[4]
莉迪娅最大的障碍是数学。她向来对数学一窍不通。高于二加二的算术题她就不会了。但是她太走运。当她站在讲台前，毫无头绪地看着教授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好的考题时，突然教授被外面的人叫了出去。另一个考生，一个数学天才，从座位上跳起来，以闪电般的神速在黑板上写下了答案。教授回来了，没起半点疑心，莉迪娅通过了考试。作为回报，莉迪娅在下一场用乌克兰语写作的考试中，为完全不懂乌克兰语的数学天才完成了作文。两人都冒了巨大的风险。倘若他们被发现，不仅会被即刻逐出大学，而且很可能还被安上阴谋破坏的罪名。
文学、历史和地理的考试对莉迪娅来说不是难题。“如果您是工人阶级出身的话，”最后人们如此对她说道，“您可以立刻算作我们大学的学生了。”无从得知，为什么莉迪娅如此坚信自己会被录取，她根本没有动过其他念头。事实是，几天之后，她在大学秘书处门上的公告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公告上列出了所有被录取者的姓名。
因为新苏联人必须接受全面培养，因此大学申请者要通过所有经典科目的全方位考察。让教授们进退两难的是，必须占据大部分入学名额的工农子弟，几乎达不到入学要求，他们没法通过高难度考试。但是，如果让过多的来自受过教育阶层的申请者入学，那教授们丢掉的就不只是教授职位，还有他们的脑袋。不过，大多数工农子弟得到了工会或者集体农庄党委会的推荐，免去了入学考试。
对莉迪娅而言，大学是个神圣的地方。这里有全世界的知识，保存着人类发展史的见证。每天，走进门厅时，她的目光最先落在门厅上方，栏杆柱平台内的巨型雕塑上：那是一个地球仪，上有地图集，地球仪中间还有一个大钟。每次目光触及大钟，她都会想起她的父亲，父亲以前也在这所大学上学。还是一名年轻大学生的父亲走进这栋大楼时，也曾看过大钟的金色指针指向的钟点。
莉迪娅在敖德萨可以住在姑母叶莲娜家，她的伙食由叶莲娜和另一位姑母娜塔莉亚分摊，早饭和晚饭在叶莲娜家吃，中饭则在娜塔莉亚家吃。进苏联大学前，必须先参加入学考试，问题的关键在于，莉迪娅到底能不能参加入学考试。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叶莲娜丈夫身上，他是一位画家，还在大学里担任讲师。他虽然娶了一位贵族，自己也属于“堕落的知识分子”，在新教育系统下神圣讲堂里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尽管如此，不知道他用了何种手段，克服了重重困难，给侄女弄到了入学考试的名额。
苏联时期，大学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规定了固定的课程表以及必修课程。文学专业的学习包括历史学、心理学、日耳曼学、语言学和军事学。历史学教授是一位高大瘦削的男人，他长鼻子，每节课都以耳熟能详的学者编年史的一段引言作为开场白：“波里安人住在普里皮亚季河边，德列夫利安人住在第聂伯河边。”他对于遥远的历史事件数如家珍，仿佛自己经历过一般。这么一位才华横溢、诙谐生动的教授，却很快再也没有出现在课堂上。大家都在私下议论，说他被逮捕了。可有一天他又出现了。他把他的长鼻子凑近教案，再一次用波里安人和德列夫利安人开场。不久，他又消失了，这次是永远消失。取代他的，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有着一张肥胖又通红的脸。从此，历史课只剩下阶级斗争，人民永远是驱动力，被霸权阻止，所有的统治者和将领全部仅仅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学会这样的历史自然十分简单，年表只字不提，可能讲师自己都弄不清楚事件的先后顺序。学生们必须尽可能踊跃地发言，否则他们会因为上课表现不积极而得到低分。讲师仔细听完学生的发言后，依次给他们做出判决：偏离正确路线分子、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主义者、沙皇主义者，等等。
莉迪娅·伊瓦申科（1911-2001），叶芙根尼娅的姐姐，约1935年
心理学教授给学生们解释道，“心理”是灵魂，但是实际上灵魂并不存在。每个人出生时是一张白纸，是社会在这张白纸上留下记号。在他给时代加上如此赞许之后，他那堂十分巧妙又新奇的课才正式开始。有时候，他会突然用让人害怕的目光扫视大家，一一列数有害的理论，比如西格蒙德·弗洛依德、约瑟夫·布洛伊尔还有其他心理学家的理论，他也没放过莉迪娅的姑父——格奥尔吉·切尔班诺夫，严厉地谴责他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他认真列举了所有传播错误的、有害理论的书籍，学生们心领神会，一下课立刻开心地跑去图书馆借阅。
无论如何，我约莫知道，她上大学期间是苏联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所谓的“大恐怖”时期，这一时期内“大清洗”达到了顶峰。据历史学家估计，三百万至两千万或者甚至更多的人被吞噬——各种数据之间差别巨大。对于母亲来说，上大学应该是一项极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她并没有像和她相同出身的其他人一样藏起来，而是抛头露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恰恰是她有勇气出头？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自始至终都很饥饿。直到在德国生活的最后几年，饥饿始终是她生活中不变的常数。可能其他人也饿，饥饿使他们落入了德国占领者的手中，因为他们幻想在德国可以得到更多食物。我回忆起，她吃东西时，眼中总是带着恐惧的贪婪——总是如此，好像下一秒就会有人把食物从她面前夺走一样，好像她在从事一项被禁止的活动。为了不饿肚子她一直吃，停不下来，可是她的身体似乎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一直保持着饥饿时的状态，尽管她吃得很多，却始终消瘦，身材像个营养不良的孩童。
语言学教授掌握的语言超过十二种，他最爱的语言却并不是乌克兰语，而是波斯语。就因为此，招致了大学生基层党组织的不满。一场愤怒的风暴后，他强调：乌克兰语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俄语在某一地区的特用语。爱国积极分子们怒骂他，诽谤他，可他们没有根据。最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希望把教授从大学扫地出门。但是，教授是众多外国学会的成员，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和全世界数不胜数的学者有书信往来。他的来头实在太大，那些年轻的、恶毒的、“狂吠不停的小狗们”在他前面不值一提。有人建议他去国外，他拒绝了。面对源源不断的各种攻击，他无动于衷，总是一再声明：“我没读过列宁的书，我没有时间。”莉迪娅有一次有幸和他一起排队等着拿面包。她不动声色地把自己那份口粮塞进了教授的包里。
莉迪娅离家时，我母亲八岁。和大姐分别让她难受了吗？她会想念大姐吗？我该如何设想她那时的生活呢？她也像大姐一样，由母亲在家授课吗？还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学校上学了？她也像莉迪娅一样被严格排斥在外，还是尽管出身不好，但是因为她比大姐温柔可亲而引起了周围人的同情呢？马里乌波尔没有大学，那她后来是在哪里上的大学？她也住在敖德萨的姑母家，还是被哥哥谢尔盖接到了基辅，因为他在基辅音乐学院上学并且背后有一位有权有势的资助者？
巴赫曼教授是一个充满活力、幽默感十足的男人，一位日耳曼学学者。在他的教授下，莉迪娅的德语学得极佳，几十年后还能几乎不查字典而通读歌德以及E.T.A.霍夫曼的书。大学毕业后很多年，在劳改营的营地上，莉迪娅去给她的油灯取煤油。一个身穿夹克、头上裹着沙普卡冬帽的犯人，花了很久才填好了她的物资分配许可证，询问了她的姓名，给她装煤油时又耗了很长时间。“您认不出我了吗？”最后犯人问她。莉迪娅真的认不出他是谁。他苦笑着。莉迪娅猛然意识到，站在她面前的是巴赫曼教授。他是一位太好的老师了，根本没法在大学待下去。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莉迪娅要转很多次车，还有一段要在火车顶上度过。她还年轻，无论如何，她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旅途中，她意识到必须隐瞒自己的出身，如果说出实情，她必将举步维艰。她一边在车顶吹着风，一边编造好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模范履历。
教军事理论的老师，完全符合人们对这个职业的设想：粗壮结实，一脸粗野的表情。“起立！”每次他进门都咆哮。一个在内战中失去双腿，只能拄着拐杖费力行动的大学生，坐着没动。“放肆！”他开始吼叫，“这是对军队纪律的蔑视。立刻起立！”
莉迪娅的父母震惊极了。他们依旧像以前一样忍饥挨饿，并把希望寄托于莉迪娅毕业后能够工作贴补家庭。此外，他们还为女儿担心，在如此不安全的时候还要离家远行。抛下父母和弟妹在家挨饿受穷，莉迪娅难掩负罪感，可是，对她而言，留在马里乌波尔与死无异。她反对母亲期望她“嫁个好人家”，把她的所有家当拿到市场上变卖，剪掉了辫子，买了一张前往敖德萨的火车票，只身上路了。
“对不起，老师同志，”一位学生委员哆哆嗦嗦地说道，“他是残疾人。”
毕业之后，莉迪娅接连几周在劳动局排队找工作，但是因为出身没有任何机会。新社会没有一个地方想要她这样的人，到处都把她当作一个没有生存权的刑事犯罪分子。大半年里，她靠给人上私人补习课度日，每次课以一顿午饭为报酬。然后她做出了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她想去敖德萨上大学，读文学专业。尽管她知道，她的出身在新的大学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现在的大学名额首先考虑工人和农民子弟，但是她想至少尝试一下。当然，她既不可能获得任何奖学金，也无法得到大学宿舍的居住名额，可是敖德萨有她的两位姑母——叶莲娜和娜塔莉亚，虽然她俩也一贫如洗，但是却已经做好了在大学期间庇护侄女的准备。
“请您闭嘴。立刻起立！”残疾同学努力尝试用拐杖支撑起身体，但是又跌坐回板凳上。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声响，他的拐杖掉落在地。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老师觉察到了群众的愤怒，只得自己退一步。“同志，您可以坐着。”
对莉迪娅而言学校生活是噩梦。在学校中，她最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不合群，直到离校她一直是个局外人，一个被仇视的怪人。她不好的出身是她的原罪，是她无法抹去的烙印，慢慢地我领会到，同样的一切对于我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总是提起，她深深扎根于乌克兰世界，和那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因为出生于和她姐姐同样的家庭，她必然也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作为外人在德国生活，对她而言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新的体验，而是一种她早已熟悉的生活的延续。从头到尾，我对她的设想全错了。她根本不是一个被切断根的人，她从一开始就无根无源，自出生起即流离失所。
在军事理论的实践课上，学生们必须学习行军，在泥泞中匍匐前进，还必须学习射击。莉迪娅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套在身上的制服快要把她淹没了，军大衣拖到脚踝，她每走一步，套在鞋子外面的靴子都会掉下来。她严重近视，右手一点力气都没有，射击差得惨不忍睹，有一次还差点打到老师。老师气得脸色煞白，满脸通红地跑过来。“伊瓦申科同志！”他大吼道，“站着别动！放下武器！出列！”莉迪娅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以后她再也不用上实践课了。不知为何，老师还是给了她两分的成绩。
在她的小组里，还有家里开箍桶作坊的邻居的儿子——斯拉瓦·勃朗施坦。以前，他和莉迪娅在院子里一起玩，现在他不想再和莉迪娅扯上任何关系，因为她出生于被视为“人民的敌人”的家庭。他经常大声宣告：“我的叔叔是党内最重要的人，全苏联最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谁都知道这个名字背后是托洛茨基，列宁之外全国最有权势的人。大家对斯拉瓦又羡慕又害怕。可是没过多久，化名托洛茨基的勃朗施坦就被宣布为“犹太裔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并被撤销职务。“斯拉瓦，”孩子们在学校里嚷道，“你叔叔被开除出党啦！小心点儿，你们不要受到追究哦！”斯拉瓦轻蔑地啐唾沫：“我们和这个家伙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姓勃朗斯坦，他姓托洛茨基！”
热烈的讨论一直在继续：到底应该用哪种语言授课，是乌克兰语还是俄语。大量学生、执政党以及乌克兰作家协会偏爱乌克兰语。所有有关俄语的提议全部遭到长篇大论的谩骂。大学楼门厅里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布告：“校内禁止说俄语。”可以说德语、依地语、英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但是所有人都会说而且都能懂的俄语，却被禁止。
让她丢脸的事还包括她没有教科书，因为父母买不起。莉迪娅借着给一对没有学习天赋的双胞胎姐妹代写作业，获得了可以使用她们的书的机会。有时候她们俩还把自己的课间点心分一些给莉迪娅。莉迪娅没法拒绝，因为她总是很饿，可是背地里她又感到羞愧。
文学研讨课上探讨的主题不言而喻。大家要用长达三四个小时来讨论普希金和果戈里到底是小地主还是大地主。学生们必须数出格里博也多夫在喜剧《聪明误》里使用了多少连接词，因为据说从连接词的数量可以推断出格里博也多夫的世界观。莉迪娅得到的任务是，从“农业的角度”写一篇有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文章。
莉迪娅立刻尝到了她之前所受教育的苦果。学生必须保持教室的整洁，他们要扫地、擦桌椅和窗户，冬天自己剪报纸糊上窗户的缝隙防止窜风。还要自己在外面大街上收集取暖材料拿来给教室里的小圆铁炉生火。莉迪娅遇到了双重阻碍：一是她对这些日常活计一无所知，二是她只会用左手，和周围使用右手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快，她周围的人开始责骂她，不仅骂她是堕落的资产阶级，还骂她是退化的人，是个废人。老师们禁止她用左手写字，为此她只好坚持不懈地练习，才从左手换到了右手，但是每次学校作业还是只能得到五分，因为她的字是“涂鸦”，还因为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不受欢迎。
学生们依照“工人尖兵走进文学”的指示去工厂发掘人才并组建文学社团。如果一个工人符合标准，那么意味着他体内潜藏文学天赋，属于培养对象。莉迪娅的一些同学靠“发掘人才”赚了不少钱。他们在工厂里找一个“作家”，把自己的文章塞给“作家”并以他的名字发表，得到的稿费双方平分，皆大欢喜。
苏联的学校里不再有班级，只有小组。“班级”这个词只用于定义社会阶级。法语作为外语被取消了，因为外语是资产阶级的语言。另外，学校也不再教授语法，语法是多余的累赘。历史改名为“革命运动史”。
工人尖兵走进文学，而文学专业大学生走进生产。为了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目标，莉迪娅被分配到黄麻纱纺织厂工作。“接班人”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要搭乘轻轨在路上颠簸将近一个小时。有时候她和同学在路上站着也能睡着。她们在工厂入口把通行证递给师傅查看后才能进入车间。走进车间后，她们倒在黄麻纱堆里又睡上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听到党内积极分子警告和恐吓，她们才醒。
从这时开始，莉迪娅坚持要和其他孩子一样去学校上学。她的母亲不同意，可当莉迪娅以绝食抗争，超过一周没有吃任何东西后，玛蒂尔达领教到了女儿的不屈不挠，怕她饿出病来，终于让步了。托尼娅给莉迪娅缝制了帆布书包，买不到墨水，就弄了一小瓶高锰酸钾，托尼娅还用外祖父的旧账本制作了两个本子。
她们必须通过实践熟悉车间的整套生产过程。莉迪娅要把一个巨大的沾满灰的黄麻纱球打开，整平，然后把麻纱线抛一个弧线扔到流水线上。这工作本来应该由一个高大有力的男人来完成，而不是一个特别矮小又饿得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莉迪娅经常挨骂。每次她试图打开一个麻纱球时，都会顷刻被一大团灰包裹，她不停咳嗽，连气还没喘上来，下一个麻纱球紧接着又滚了过来。离开车间后她几乎咳嗽了大半年，直到把所有黄麻纱灰全部咳出来。
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和丈夫直到现在都并未受到劫掠和没收财产的影响，还居住在一处宽敞舒适的革命前建筑风格的老式楼房公寓中。公寓里很冷，孩子们穿着大衣坐在巨大的起居室桌子边，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套着一件报纸做的背心。莉迪娅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她很开心。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把她从隔离中解救出来，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一员，属于一个小的、秘密的、由不容于社会的怪人组成的团体。而且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允许她用左手写字，她明白莉迪娅只能这样，莉迪娅的手无法遵从常规。可是莉迪娅的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短短几周之后，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和她丈夫就被作为人民的敌人逮捕，并被流放到偏远的省份。
两周后，她必须到纺纱车间工作，车间里排着一长条纺纱机，震耳欲聋。因为近视，莉迪娅看不到纱线的断头，总是无法正确调整。工头骂她，车间主任也注意到了她。她似乎要大难临头了。在工人占主导的国家里，一个女人有一双不中用的、娇生惯养的手，无法适应劳动，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糟？
最终，莉迪娅拒绝上课，而玛蒂尔达对于女儿的顽固无计可施，只能把她送去家庭教师那里。每天，莉迪娅去一位名叫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的老师家，那里有一群孩子。其间，人们又可以走上街头而无须担心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枪战。政治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无政府主义也已倒台，空气中开始弥漫着充满秩序的气息，人民的父亲——最高统帅斯大林即将上台，开始他长达三十年的统治。
第三站织布车间拯救了莉迪娅。车间里用原始的、手动的织布机制造粗麻布织物。莉迪娅能看清织布机用的粗线，立刻找到断头，然后灵巧地把缠在一起的纺线解开。她学习打结并且很快就能毫无困难地操作织布机了。师傅开始表扬她，常常让她独立工作。在第二周的末尾，她已经是一名工人尖兵。为此，食堂给她加了一勺麦糊和一个白菜馅饼。有一天，车间主任甚至找她谈话：“真是个聪明的姑娘！你在大学能学到什么啊？文学？是你自己把生活变得艰难了。文学又不能填饱你的肚子。留在这里，我们会给你一间宿舍，你会得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资，而且工人尖兵每周还能分到额外的口粮。你将属于工人阶级，而不再属于直不起胸膛的知识分子。”后来，莉迪娅还经常想起工头的这番话。如果她听从了工头的建议，她以后的生活会省去很多麻烦。
玛蒂尔达的私人授课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她不需要教莉迪娅读书认字，莉迪娅早就无师自通了，可是学习写字变成了母女间的一场角力。莉迪娅不仅对日常生活技巧一无所知，而且还是个左撇子。玛蒂尔达不能接受左撇子。她认为女儿用左手写字是发育失常，她将其归咎于莉迪娅反叛乖张的性格。莉迪娅一用左手拿笔，就会被尺子打手。莉迪娅大哭大闹，还偷偷把母亲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买的昂贵的笔扔进了炉子。学刺绣时情况更糟，因为莉迪娅的右手根本不适合这种需要精细技能的活儿。
渐渐地，她和一些同学交上了朋友。我在她的回忆录中又看见了出现在卷宗里的名字：安娜·波卡，萨拉·波尔特曼，安娜·爱德施坦因，列夫·波兹南斯基，还有对莉迪娅产生巨大影响的贝拉·格拉泽尔，移居美国的俄裔犹太人的女儿，她才刚回来不久。她母亲离婚了，带着她从“该死的资本主义世界”逃到了共产主义天堂。贝拉身上的美国光环还没消散。她穿着丝袜和时髦的系带鞋，一身查尔斯顿连衣裙和紫色的毛皮大衣。一位具有独特魅力的年轻女性，受过别样的教育，具有刀子般锋利的批判性头脑以及强烈的自由意愿。她逐渐让莉迪娅理解到，在苏联所见的一切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天堂，而是腐败的、背叛了工人的寡头政治。她讲出来的是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她小心翼翼地向莉迪娅透露了“解放无产阶级小组”的工作，这是她建立的地下活动组织。随着时间推移，莉迪娅成了贝拉的同盟，定期和贝拉及其他小组成员聚会。对于莉迪娅来说，小组是她唯一可以开诚布公自由表达想法的地方。正因如此，小组对她至关重要，因为她害怕适应周遭环境的压力，害怕无法保持伪装而说错话或者做错事，进而给她的生活带来严重后果。小组如同一个保护空间，一次喘息的机会，在无所不在的监视机器眼皮下的一次短暂藏匿。
她十二岁了，可从来没上过学。玛蒂尔达还是一如既往地坚信，新国家只是一个噩梦，他们下一刻就会从噩梦中醒来。而且，当时还没有义务教育，玛蒂尔达坚定地让莉迪娅远离苏联的学校，自己教。她教授的科目包括数学、法语、俄罗斯历史、文学、地理、刺绣以及宗教。此外，还教她如何布置一餐六道菜的桌子，如何行宫廷屈膝礼，如何跳芭蕾舞——都是莉迪娅未来生活中肯定根本不会用到的。她从来没教过莉迪娅做家务，玛蒂尔达认为，像她这个阶层的人是不会手里拿一把扫帚的，很可能她也是这么教我母亲的，认为我母亲以后的生活会有佣人伺候。她把自己曾经学的全教给了女儿们，她无论如何都不愿接受，她出身的那个世界已经永远消失了。家里所有基础的家务都是托尼娅操持，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真的从来没碰过扫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她那双从没做过粗活的手完成德国的强制劳役的，但是也许不太复杂，大概那是一些简单的劳动，从早到晚站在流水线边重复的那种。她缺乏生活能力的灾难其实真正始于强制劳役后，始于自由生活中，当她第一次要煮一锅汤，要点燃炉子，要缝一粒扣子的时候。
在不断进行的大规模扫盲运动中，大学生们必须为能上大学这一特权付出代价。莉迪娅被选中，教一间制鞋工厂的工人们读写。工厂一共有两百名工人，其中九名工人被以“不透明”的方式选中，参加学习。工厂大楼里收拾出一间教室，还把列宁画像和红旗作为装饰。
就在这时，她的回忆录中出现了一个地名，我在寻亲过程中见到过：赫尔松。就是在那里，幼小的谢尔盖坐在第聂伯河边的树杈上，拍摄了照片。现在我得知，赫尔松还有一个舅父叫安东尼奥，他有一个还没被充公的葡萄园。全家人很可能经常去这个依旧完好的避难所，还是幼童的母亲也许光着脚在草丛里跑，在第聂伯河里洗澡，其实应该有人教她游泳的——她从来没学过游泳。无论如何，莉迪娅在葡萄园度过了整个夏天。清新的空气，可口的食物，当地的宁静产生了一个小奇迹：秋天，她痊愈了，返回了马里乌波尔。
才第一天，莉迪娅就发现，这九名制鞋匠会读会写。她一脸困惑地看着他们。其中年纪最大的学生给她提出了一个真诚的建议：“根据规定我们得完成既定计划，老师同志。”制鞋匠学习小组的三个月实际上变成了：每天晚上下班后以最快速度做听写，尽量用不流畅的字迹，再加上一堆拼写错误和语法错误，莉迪娅用红墨水笔一一纠正。听写之后，她给他们朗读小说和诗集里的节选，或者给他们讲她自己轻松编造的故事。制鞋匠们听得聚精会神。
一天清晨她醒了，发了疯似的想吃巧克力。她从来没乞求要得到什么，因为她深知父母有多穷，但是这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她哭了起来，哀求着。玛蒂尔达去买了一百克“矢车菊”牌巧克力糖，每天，莉迪娅可以得到半块从中间切开的糖。她的确渐渐好转，可是又患上了疟疾，生命又一次受到威胁。直到父亲费了很大劲，不知从哪里搞到了奎宁。药物立刻见效，但是却给莉迪娅留下了后遗症，终生听力受损。疟疾之后她又得了西班牙流感，姑母瓦伦蒂娜之前就死于此流感。好不容易从流感中活了下来，之后又被确诊感染了肺结核。
培训的最后，一位身着军服戴着红围巾的干练女士负责检查学生们的进步情况。学生们向她展示了写得满满的本子，上面的错误全部被纠正过；读报纸时，他们结结巴巴，有的地方还故意卡壳。女干部对学生和老师非常满意。她表示，希望工人们能够很快阅读报纸并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讨论，然后就离开了。
莉迪娅恢复了体力，但是她因为饥饿身体变得很虚弱，非常容易被感染，以至于一次接一次地患重病。以前家里有位家庭医生，一个寡言少语的老人，对病人进行听诊，叩诊，查看病人的喉咙和眼睛。每次问诊结束后，玛蒂尔达都会请他喝一杯摩卡配小饼干，然后递上一个装着诊金的信封。现在，没人有家庭医生，所有人全被指派到居住区的门诊所就诊。有一天，莉迪娅发高烧并且头疼剧烈时，一个胖胖的、满脸堆笑的金发女人只看了第一眼就给出了诊断：“典型的脑膜炎，无药可救了。”母亲默不作声，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那位老医生。莉迪娅情况糟糕极了，连眼睛也睁不开，也说不出话来，身体轻得好像一片羽毛，整个人飘浮在床上。但是她还能听见声音，她听见医生说：“您可能必须要和您的女儿告别了，玛蒂尔达·约瑟夫芙娜，她没什么希望了。”莉迪娅没法表达，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就在这一刻她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死，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然后，她的身体又重新落下，掉到床上。
因为这出滑稽戏演得好，莉迪娅得到了歌剧票作为奖励，此外，她和她的学生们还得到了休假券，可以一起去克里米亚半岛，去雅尔塔、阿卢普卡、阿卢什塔和塞瓦斯托波尔。莉迪娅终于能在酒店里饱餐，享受单独的酒店房间和在大海里游泳了。她的学生们互相打赌，向她大献殷勤。她不想让他们难过，她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心有所属，但是她爱他们所有人，这样他们才接受。
在托洛茨基的推动下，NEP即新的经济政策启动后，包括率先实现农业和贸易自由化，供给状况几乎一夜之间得到了改善。不久，店铺里几乎能买到所有东西，街头贸易蓬勃发展，饭店打开了关闭已久的大门，海滩上甚至又举办起了疗养地音乐会。
度假回来后，她获得了每教一个学生九个卢布的报酬，心怀感激的制鞋匠们送给她两双极好的夏季高跟鞋留作纪念。她拿着这笔钱，穿着新鞋踏上了第一次回马里乌波尔的路途。然而，一到家就不得不立刻面对家中的穷困。她的父母和弟妹在饿肚子。父亲雅科夫的收入少得几乎没有，他变得年老体弱，双目几乎失明。母亲玛蒂尔达必须把法庭卷宗念给父亲听，还要帮他完成笔头工作。托尼娅在纺织厂找到一份工作，但她仍然继续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甚至拿出钱来贴补家用。我母亲十岁，在上学。谢尔盖已满十五岁，正在参加“为饥馑掘金”运动。他虽然自己饥肠辘辘，但是仍旧帮忙清空城市里的教堂和犹太教堂，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如金银、钻石、红宝石和其他宝石从建筑物上撬下来，送到收集点。这份工作让他每天可以领到一小份口粮。
最后时刻，救援到了，是美国人伸出了援手。一个名为ARA的组织派出的运送食品的船只抵达马里乌波尔，并在城里设立了饥荒救助站。在仔细审查后，母亲家被划定为需要援助的家庭。那些同样幸运的人，还有尚能支撑身体挪到食品分发点的人，每天能领到一碟玉米汤、一份牛奶玉米糊和一杯可可，另外还有一块蓬松无味的白面包。
莉迪娅发觉，家里没人在等她回来，她回家只不过徒增了一张不受欢迎的吃饭的嘴。她很乐意帮助家里，只要她知道该如何做。但她必须立刻回敖德萨，因为她收到了姑母的消息，敖德萨发生了变化。叶莲娜的儿子结婚了，现在儿媳也住在她狭小的公寓里，没有地方再给莉迪娅了。而娜塔莉亚则收留了她朋友十六岁的儿子，因为她朋友夫妻二人同时被捕，她没有办法再继续负责分摊莉迪娅的伙食。
内战把马里乌波尔彻底毁了。1922年，城里一家尚能运作的工厂也没有，商铺里全部空空如也。劫掠的团伙还一如既往地在城里横行，每天还有新发生的吃人事件上报。我母亲家里，没有人还有力气能够起床，所有人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就连他们的父亲雅科夫也虚弱到没有力气去上班，仅有的一丁点儿定量面包也没有了。家里的藏书早就拿去换成了食物。莉迪娅还一直在读仅存的几本书，可是最后，她连捧书的力气也没有了。可能也没人还有力气把我母亲从小床里抱起来，给她换尿布。她两三岁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和如今那些饥荒国家的小孩一样，骷髅般的身躯上一个鼓鼓的小肚子，睁着大而空洞的双眼？
这个消息对莉迪娅是个沉重的打击。接连好些天她心灰意冷，然后，她心里那股执拗劲儿又冒了上来。她大胆地决定，仍旧回敖德萨。她脑海里浮现出一幅画面：如果她站在姑母叶莲娜家门口，姑母也不好轻易赶她走，任她无家可归。她的想象成真了。叶莲娜让她进了门，甚至端来一碗汤，给刚下长途火车的她喝。只有一张折叠床可以供她睡觉，但是不管怎样，她又回到了敖德萨。
取水之后，要拿着这些沉重的容器爬一小时山才能到家。至少太阳终于下山了，能稍稍凉快些。回到家中，母亲把父亲每日能领到的两百克面包切成六份。此外，每人一杯烧开的水和半个青绿色的番茄。
第二天，莉迪娅立刻冲出门找工作。外面大雨如注，她浑身湿透，可是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她。她被雇用成为一个粮票分配点的帮工。一整天她都坐在昏暗的窗口边，检查证件，分发粮票，窗口前的人们排着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队伍。薪水少得可怜，钱还不够她填饱肚子——她现在必须自己负责伙食，更别提拿多余的钱来贴补姑母叶莲娜的住宿费了。
在泉水口要等很久，因为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只是一条涓涓细流。没人站着等，所有人一到目的地，立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长长的队伍缓慢向前移动，莉迪娅看见草里躺着一个男人，四肢张开，一动不动，脸部上方一堆绿头苍蝇在飞。他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正在死去。托尼娅在胸口画了十字，然后立刻移开了目光，已经见过了太多尸体的莉迪娅则几乎无动于衷。
这个时候，贝拉·格拉泽尔伸出了援手。她利用和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关系，给莉迪娅在图书馆谋了份差事。莉迪娅负责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把书从书架上搬下来，拖到借阅处，再从还书处把书拖回放回书架。这份工作很费劲，但是挣得比之前那份多一些，而且在图书馆工作让她感觉好多了。在折叠床上短暂地睡一觉后，莉迪娅赶紧起身出门，经常早早地就到学校了。她没有钟表可以看时间，可是绝对不能迟到。有时候她在校门口的台阶上又睡着了，因为校门还没开。
人们必须到山脚下的泉水口取水。托尼娅冲在最前面，她肩头挑着两个桶，一手还提了一个，不知哪来这么大的力气。玛蒂尔达还没从生产中恢复过来，她只提得动两个小桶。队列的最后是莉迪娅和谢尔盖——莉迪娅拎一个大水壶，谢尔盖拿一个小水壶。父亲不在队列中，他得上班，为了至少能挣到每天的定量面包。一个女邻居负责照看我的母亲，幼小的叶芙根尼娅。灼热的烈日下，很多人捧着家里的各种家什，没精打采地在路上挪动，仅剩最后一点力气。
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压抑，越来越没有前景。人们挤在最狭小不堪的空间里生活，而且所有人只为自己活，每个人只忙着生存下去。商店里，除了干巴巴的李子做的不加糖的李子酱之外，什么也没有。大学食堂里最好的伙食是稀麦糊汤，浓稠些的麦糊作为主菜；差一点的伙食是白菜汤和蒸白菜。莉迪娅多数时间里不吃早饭，有时候她在大学餐厅买到一块油煎豆腐饼，能啃很久，因为豆腐饼硬得像橡胶一样。
夏天来临，所有庄稼遭了旱。马里乌波尔的树干枯了，脚下的柏油开始融化。没有水，下水道全部爆裂，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霍乱和伤寒，尸体横陈在大街上。经常过了好几天，才有人来把尸体扔到马车上拖走。炽热的空气被腐臭污染。
春天，为了促进集体农庄的组建，与文盲继续作斗争，大学生们被派到附近的村子。在所谓的集会上，莉迪娅要在农民面前夸夸其谈，给他们描绘集体农庄中全面发展的新苏联人的光明未来。时值1932年，正是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的开始。Holod在乌克兰语中是“饥饿”的意思，mor源于moritj，意为“折磨，痛苦”。直至不久前，乌克兰还因其肥沃的黑土地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现在却变成了停尸房。斯大林的大型集体化试验，后来被作为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记录在册。
所有人集中力量细心照顾了玛尔法一阵子之后，托尼娅把她带到一个亲戚家暂住。亲戚住在下城的一个土屋，他以在内战中丢了一条腿为幸运。“现在他们再也用不上我了，”他说，“丢了一条腿，但是捡回一条命。”
尽管正值播种的季节，但是没人在田里干活。所有农活全部停滞。没收农民财产使整个乌克兰的农业陷入瘫痪。被赶出农场的农民们无所事事，到处瞎转悠，窝在潮湿的地上，大多数妇女带着她们瘦弱不堪、病歪歪的孩子们。不愿意上交财产集体化和进入集体农庄的男人们，不是被送到劳改营，就是被杀。整个农村饥荒遍地。没有人埋葬死者，尸体在倒地的地方就地腐烂。到处笼罩着疯狂，充斥着人吃人的惨剧。
一天晚上，响起轻轻的敲门声。莉迪娅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奇怪的生物。那个生物有极度肿胀的躯干，两条光着的、瘦得像棍子一样的腿，皮肤仿佛包裹在涨得通红的橘子外面，肚子那么鼓，看上去只要轻轻一戳，肚皮就会爆炸，里面的一汪水全部淌在地上。这个怪物用几乎听不见的沙哑声音问托尼娅在不在。托尼娅跌跌撞撞跑过来，惊叫着哭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玛尔法。托尼娅帮玛尔法脱下衣服，把爬满虱子的破衣服扔进炉子里烧了，之后给她洗了澡。莉迪娅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词：强制集体化。没收财产小分队把玛尔法村里农民的所有东西全部剥夺，包括最后一只小鸡，最后一颗谷粒。只有一口袋南瓜种子没被他们发现。几个月后，当种下的南瓜成熟时，村子里所有人都变成了橙色，就是玛尔法身上这种颜色。这是南瓜的颜色，南瓜是这些垂死之人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食粮。玛尔法全家都饿死了，只有她，不知费了多大力气才来到马里乌波尔，找到了妹妹托尼娅。
大学生们从农村回来后，纷纷吹嘘自己为集体化做出的贡献，夸口他们说服了多少农民，镇压了多少次农民起义。莉迪娅的报告全是共产主义修辞，满篇毫无意义的数据和对斯大林语录的引用。“你还可以做出更多成就，姑娘，”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对她说，“只是还需对你稍加打磨。”
很多人吃猫吃狗。所有的猫狗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吃人。听说有女人用食物把孩子引诱到家中杀死，然后拿来做肉馅和肉排。玛蒂尔达把她从市场买回来的碎肉冻切块时，发现里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找不到凶手。还有人说有个女人把自己的婴儿杀了，肉煮了，还把肉汤给另外三个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门，在一个废旧仓库里上吊自杀。
有一天，舅父瓦伦蒂诺突然出现在敖德萨。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莉迪娅还是个孩子，后来有一天，外祖父家曾经的司机号称带她开车兜风，把她带到舅父家的德国园丁那里，之后司机连人带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从未忘记舅父宅邸废弃荒芜的景象。当瓦伦蒂诺突然出现在叶莲娜家门口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以为舅父早已不在人世了。舅父对于这么长时间的经历只字未提，但是显然他不知采取了何种办法，成功保住了部分财产，不然他不可能有钱住酒店。他讲了安东尼奥的事，莉迪娅曾在安东尼奥的赫尔松葡萄园里休养，并从肺结核中康复。安东尼奥的财产被没收后，和妻子女儿一起被遣送西伯利亚，患有骨结核的女儿在那里没有半点存活的机会。瓦伦蒂诺舅父想方设法把安东尼奥一家也弄到敖德萨来，然后再和他们一起通过黑海前往罗马尼亚。
有一次父亲带回一口袋抵薪水的姜饼，到家后打开才发现，其中一面全部发霉了。但是这种小事算不上什么困难。托尼娅把硬成石头一样的糕点放在锅里蒸，还用它们来熬米糊。
他住在敖德萨期间，多次请莉迪娅去餐厅吃饭，还给她买了一些急需的必要衣物。一切像在梦里或者童话中一样。她回想起孩童时期和母亲一起在舅父宅邸里度过的快乐时光，好似她看过的小说里的经历。
谢尔盖也帮忙弄吃的，他用弹弓打外面的乌鸦，打到后拿给托尼娅煮肉汤。乌鸦的肉硬邦邦的，怎么都咬不动，只能整团吞下去。
几周之后，瓦伦蒂诺的哥哥安东尼奥一家经过了不为人知的艰险和东躲西藏，真的来了敖德萨。瓦伦蒂诺用一笔高达天文数字的钱给一家三口赎身，把他们藏在港口的一个渔民小木屋中。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艘快艇将把他们这些逃难者全部带往罗马尼亚。莉迪娅和瓦伦蒂诺告别时，难过地拥抱了他。她知道，再也见不到她的舅父或者父亲了——到底是舅父还是父亲，只有她母亲清楚。后来她听说，瓦伦蒂诺和安东尼奥一家成功逃到了法国，继续从事葡萄种植。
有一次，托尼娅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些剩的油料作物渣滓。她和玛蒂尔达用绞肉机把这堆坚硬的渣滓搅碎，拿蓖麻籽油煎了些碎团子。可是这些团子带来的伤害比饿肚子的伤害更大，因为全家人吃完后难受极了，他们的身体没法消化这些渣滓，又全呕吐了出来。
告别时，瓦伦蒂诺给了莉迪娅六个沉甸甸的银汤匙，上面有“德·马尔蒂诺”字样。靠这些汤匙，莉迪娅挨过了半年。每个月，她把一个汤匙拿到一家和外国人交易的典当所换钱，尽管店里根本没人还和外国人打交道。铁幕早已把其他国家隔绝在外，“外国人”也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敖德萨人把他们最后一点儿值钱货，最后一件首饰或是最后一套旧餐具变卖掉。乌克兰大饥荒期间，这种典当所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尼古拉二世在位时期的橙汁、巧克力、火腿、咖啡，还有鱼子酱。莉迪娅用一个银汤匙换来的钱足够买一个月的粮食、油和干蔬菜。在家时，她在叶莲娜的厨房里煮汤或者荞麦粥。
幸亏还有亚述海。丰富的渔产使很多人免于被饿死。人们蹚水到膝盖深处，用枕套捞鱼。但是亚述海里的鱼并不是取之不尽的，慢慢地，就连海中的食物来源也枯竭了。父亲在不用工作的周日早晨，带着鱼竿去港口，如果幸运的话，晚上会带些瘦巴巴的海鱼回来。
后来，她意外发现了一个收入来源，那就是文具店里能买到的透明描图纸。她和娜塔莉亚姑母偶然发现这种描图纸中有一层是上等细亚麻纱制成的。她们把纸泡软，煮沸，一直煮到细亚麻纱这一层脱落下来。等到细亚麻纱晾干、熨平之后，就能用来缝制精美的内衣，拿到市场上出售或者换食品。娜塔莉亚姑母当然没有缝纫机，她只能大半夜坐在厨房的灯下用针缝制。不过问题在于，她们没办法经常购买大量透明描图纸，不然会引人怀疑。最后，娜塔莉亚的女儿安聂诗卡想出了解决办法。她工作的地点，也就是图书馆的档案室，就有大量用透明描图纸绘制的图。由于墨水没法通过烧煮从细亚麻纱上褪去，所以莉迪娅和姑母缝制的这批衬衣、短衬裤和胸衣上有神秘莫测、残缺不全的技术绘图图案。尽管如此，这批“精品货”还是在黑市上很畅销。她们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警察无所不在，幸运的是，她们从未被发现。
胜利的一方布尔什维克党为了表彰雅科夫在内战中的贡献，给他预审法官一职作为奖励。他的薪水起初还够养活全家，可在迅速恶化的通货膨胀之后就不再值钱了。“钱不值钱了”成了当时的口头禅。没人知道，为什么钱会贬值，到底会贬值成什么样，从来没有一下出现过这么多钱，同时却又不值一文。雅科夫一拿到薪水，立刻到市场上把所有钱换成食物，因为很可能第二天就什么也买不到了。有时，薪水以等价物的形式支付，所有人用全部东西换食品。作为一名预审法官，雅科夫经常碰到所谓的霸王条款官司。比如一个男人，已经把全部财产拿去换了食物，最后卖掉了居住的小屋，只能换来十个土豆煎饼。
莉迪娅继续通过敖德萨的乌克兰化[5]规定获得额外收入。把俄语的企业规章制度和操作手册翻译成乌克兰语，能得到不错的报酬。还有一次，她负责测试邮局员工的乌克兰语。她给他们做听写——考生们只会俄语，最多只能听写出一半，还满是错误。莉迪娅给他们打了“不及格”，这样一来，所有邮局公务员都得被迫参加乌克兰语辅导课。感谢她的乌克兰保姆，莉迪娅的乌克兰语完美到每个人都认为那是她的母语。这不仅帮她获得了急需的收入，而且还给她增添了性命攸关的无产阶级保护色。
我的母亲叶芙根尼娅，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他把他离家后出生的小女儿抱在怀里，小女孩开始大哭，因为她害怕这个陌生男人。这大概是我母亲和她父亲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大学的最后一学年中，仍旧有人试图把她赶出大学。没有任何缘由，一夜之间她就被要求缴纳高昂的学费，谁都清楚她根本付不起。在几乎已经准备放弃时，她想到了最后一张也是唯一的一张王牌，这张牌还从没用过。虽然从根本上说此举是欺骗，因为她父亲很久以前就和苏联脱离了关系，但是莉迪娅想方设法搞到了法庭判决书，判决书中写了她父亲由于参加推翻沙皇的工人革命运动被判流放二十年。她把这张判决书和一封信交到了校长办公室。第二天，当她经过门厅公告栏时，在张贴的“本校最优秀的学生”名单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学费也被免除了。
关于父亲是怎么从内战的战场上回来的，莉迪娅没有记录，她只顺便提到了此事。也许她在写回忆录时加快了速度，因为她担心自己时日不多，或许她在八十高龄时只能模糊地回忆起久远的事情。五十八年前她被捕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她的父亲在她流放期间去世。“我们想错了，”莉迪娅被捕后他说道，“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想要的！我战斗不是为了失去我的女儿啊！”
莉迪娅短短三天就写完了她的毕业论文，完全符合了那句谚语：“纸上什么都能写”[6]。她把乌克兰作家柯秋斌斯基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进行比较，然后凭空捏造，说高尔基的作品受到了柯秋斌斯基的巨大影响。她的指导老师很惊讶，因为对这个结论闻所未闻。另外还让导师惊讶的是，莉迪娅的论文是用俄语写的，但是莉迪娅和他解释说，她是以此感谢大学教会了她娴熟地使用俄语。这些胡说八道，让她得到了一分的优秀成绩。她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她现在是文学讲师了——很圆滑的，上面并未标明到底是俄国文学还是乌兰克文学。
这些人和其他新来的住户行为举止十分随便。厨房里的水管能供水时，他们深更半夜还不断敲门取水。玛蒂尔达还要数他们取水的桶数，因为水费得她来支付。不过大宅里的水管很快被封了，所有人都得去外面的水泵处取水。每次大宅一停电，住户就认为是资产阶级前房主妄图损害工人阶级利益。起初，玛蒂尔达还试图保持厕所的整洁，然而这是个徒劳的尝试。很快，厕所就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只能让人把它用钉子钉死。
她在大学图书馆的职务已经升级为阅读室主管，然而这份工作却以轩然大波结束。她申请休假三周被拒后，就再也没去过图书馆。三周后，她看见图书馆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上面写着：旷工者莉迪娅·伊瓦申科严禁入内。但是，这对她再也无法产生任何影响，反正她在敖德萨的日子也到头了。
最后还有一家叫瓦耶纳。家里有六个孩子，洛瓦和克拉拉是六人中最大的，契卡分子，两人永远穿着皮衣，皮带上挂着手枪。中间两个孩子哈依姆和艾特佳，感染上了肺结核，死了。两个小的蕾切尔和马伊姆在外面院子里跑来跑去，骂莉迪娅和谢尔盖是“没落愚蠢的知识分子”。莉迪娅反击：“你们是野蛮的，蠢驴一样的无产者。”
善良的姑母娜塔莉亚用旧裙子给她改制了一条连衣裙，是时兴的“电子荧光色”，此外还用从透明描图纸里取得的上等细亚麻纱缝制了一件波列罗背心，让莉迪娅参加毕业庆典时穿。为搭配这身服装，莉迪娅还穿上了制鞋匠送的时髦高跟鞋。党和斯大林同志掏钱赞助每位毕业生一个油煎土豆饼、一份包括一个甜面包和一杯茶的餐后甜点。莉迪娅发现，她不是唯一装成单纯的乌克兰乡下姑娘的人。当天晚上最惬意的部分开始时——跳舞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大多数人全然忘记了他们必须说乌克兰语，愉快地说起了俄语。
还有个阿罗诺夫姓的犹太人家庭。家里三个女儿打扮得像玩偶一样。之后她们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继承人降临人间。父母非常具有时代精神地给儿子取名为“Kin”——共产国际的缩略词。其他人把他们家的孩子们叫作“拖拉机”“能量”“火车头”或者“托洛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组合。
莉迪娅回到了马里乌波尔。当下，她的主要任务是资助她的弟弟和妹妹完成学业，减轻父母的负担。对于自己的未来，她并没有任何打算。她既没有考虑过从事哪种职业，也没有想过组建自己的家庭。所有事情只是以生存为中心。
还有个契卡分子和他的一家子。人们很少见到他，因为他夜里“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女儿和莉迪娅一般大，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暗示，像莉迪娅这样的“历史残余”在内战中会被她父亲枪毙。大多数时候，她的母亲会在女儿背后出现，为她正名：“这人可不是你的朋友。一个资产阶级居然因为疏忽留了下来。”
她在《亚述的无产者》报社找到工作，做编辑兼翻译。工资勉强可以接受，此外食堂还提供一份免费午餐。晚上，编辑定稿后，她在一家炼钢厂教工人读写。两份收入终于能让全家人差不多填饱肚子，父母的精神看上去也好多了。
有名格鲁吉亚军人带着妻子和很多孩子住在房子里。他穿着切尔克斯式服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军刀和一支枪。他因在内战中受了伤，留下了一种怪癖：每隔一会儿就会扯着脖子朝天发出号叫。
她在报社大约工作了几周。一天，临近收稿截止时间时，进来了一则报道，要求必须在第二天报纸的显著位置登出。那是一则关于召开党内积极分子集会通知的报道——会议将于次日六点在文化宫图书馆前厅举行，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到场。莉迪娅把这篇简单的报道翻译成乌克兰语后，送到了印刷间。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就爆发了一场骇人的风暴。党内积极分子早晨六点睡过头了。当他们惊慌失措地在文化宫碰头时（不到场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却惊讶地发现，主席没来。然后大家发现，集会的时间不是早晨六点，而是晚上六点。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到底是谁写错了，是报道的撰写人还是负责翻译的莉迪娅。但是以此为开端，潜伏已久的灾祸露出了苗头。莉迪娅受到公开攻击和刁难，周围人盯着她，问她刁钻的问题，还突然对她看什么书感兴趣。一个女同事意外的亲近，每天晚上陪她回家，打听她的生活。莉迪娅向来孤身一人，所以对和人同路闲聊丝毫没有防备。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我母亲出生时的世界，是一个被极度束缚的世界，是所谓“压缩的”时代。莉迪娅原本认为，只有空气和干草才能被压缩，但是后来发现——原来人也能被压缩。首先，统治阶级的“可移动”财产被夺走，然后是不动产。渐渐地，外祖父的大宅里挤进了越来越多的人。这栋房子中没有一个人是属于自己的，所有住客只剩下一个肉身，为了争夺多几厘米的空间，他们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在不停地抗争。莉迪娅还记得其中几个。
当她收到一份敖德萨发来的电报时，她立刻明白自己已身处险境：妮娜生病了，你赶紧打疫苗。“妮娜”是贝拉的假名，“生病”是指她被捕了。直到后来，莉迪娅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33年11月9日晚上，她同事亲切地陪她一起从编辑部走回家。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空气柔和，花在花园里绽放。这是她生命中最后一个寻常的夜晚。
其实，莉迪娅写道，我母亲的洗礼应该在前一天举行，但是那天他们不得不在地下室度过，因为外面的枪击一直不停。人们甚至不能走到门前，因为院子里的子弹像下冰雹似的满天飞。在教堂的洗礼之前，莉迪娅简明地写了标注：我的妹妹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第二天下班后，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炼钢厂教课。工人们虽然辛苦工作了一天疲惫不堪，但是他们仍规规矩矩地认真听讲。大约半小时后，门被轻轻打开了，学习部的头儿示意她到外面来。莉迪娅向学生们致歉后，走了出来。门口站着两个便衣，请她跟随他们走。她还想回去告诉学生们一声，顺便拿上自己的公文包，但是那两个男人认为她完全多此一举。在昏暗的路灯下，两个男人向莉迪娅出示了一张盖了章的文件。随后，只听见刀子般锋利的一声：“您被捕了！”
我注意到，他的死亡时间和我外祖父是同一年。两者之间有关联吗？会不会是保罗·哈克告发了雅科夫？他是不是曾有过选择，是成为叛徒还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清楚，秘密警察有的是办法和手段撬开他的嘴。保罗·哈克和外祖父是不是旧同志、同路人而被归在同一个刑事诉讼卷宗里？当时我的母亲已经年满十七岁，她的教父被枪毙，或许只因为他是德国人？因为在当时只要是外国人就有间谍的嫌疑，从而被划为敌人。
她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公务车带回家。在车上，她才想起家中抽屉里有成为罪证的材料：贝拉在卷烟纸上的宣言中把党称为敌对工人的团体，并呼吁掀起一场针对实行恐怖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革命。另外还有很多贝拉的信件，信中她毫不掩饰地敦促莉迪娅，通过在马里乌波尔的工厂里组建文学社团来建立和工人们沟通的渠道，并对他们进行宣传鼓动。来自敖德萨的警告并没有让莉迪娅意识到及时销毁这些证据。她不明白，自己怎么能如此粗心大意。
我在俄罗斯网站上的一个牺牲者名单中找到了保罗·哈克的名字。1937年，他被当作人民公敌逮捕，并被三人小组审判。在判决书后面标着三个字母：WMN。康斯坦丁告诉我，这是俄语wysschaja mera nakazania的缩写，意味着最高刑罚。三人小组裁决的时长一般不会超过五分钟，判决立刻执行。也许德国人保罗·哈克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处境就被逮捕，然后立刻被子弹打穿了脑袋。
家中被搜查时，莉迪娅低声告诉母亲她被捕了。整个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每条缝隙都没放过，莉迪娅藏在书背面和夹层中的贝拉的信和宣言全被搜了出来。夜半时分，莉迪娅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部。她和我的母亲，曾有过最后一眼目光交流、说过一句告别的话吗？她们姐妹俩再也没有见过面。当莉迪娅于耄耋之年写下她的故事时，已和我的母亲分别六十余年，只剩下回忆，也许她已无法再辨认出她的样子。
根据教区记事簿记载，我的母亲于1920年4月30日在马里乌波尔最大也是最华美的教堂——圣查兰皮天主教堂受洗。不久之后，这座教堂也将永远消失，和其他教堂遭受的浩劫一样，先被洗劫一空，然后被炸毁。我母亲的教母是姨母艾雷奥诺拉，她曾在叶伊斯克生下手指残缺的女儿，教父是保罗·哈克，一位和瓦伦蒂诺家的园丁埃里希·克拉费尔特一样的德国人，是马里乌波尔的荣誉市民。我们家族和德国人之所以有一种亲和性，很可能源于我外祖父，因为他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安娜·冯·爱伦施泰特的儿子。到底是什么风把保罗·哈克吹到了亚述海边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他究竟做出了什么特殊贡献而获得了荣誉市民的称号？还有，他为什么和我母亲的双亲关系密切，让他们选择一个德国人成为自己孩子的教父？
指挥部里的审讯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之后莉迪娅能在审讯室的沙发上睡几小时。随后，一个穿制服的人叫醒她，命她跟着走。她穿上大衣，拿上弟弟谢尔盖送来的小行李卷。谢尔盖大骂她是祖国的叛徒、变节分子，自私主义者，给全家带来了不幸和灾祸。或许这是姐弟俩最后一次见面。多年后，谢尔盖已经去世，莉迪娅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很长时间无法原谅自己的弟弟，直到后来她才明白，弟弟是被迫和她划清界限的。只有这样，他才能保全其他人，才有可能保护自己免遭后续的灾难。
1919年的一个夏日，莉迪娅和谢尔盖的父亲雅科夫意外现身了。他偷偷离开了内战前线，在家里待了一夜。但是，这仅有的一夜后果是沉重的：玛蒂尔达有了身孕。我的母亲即将来到这个世上。她的生命始于炎热的，逃离内战的一个夏夜，马里乌波尔“城市上层”的一座被洗劫一空、荒芜破败的大宅里。一个五十五岁的男人和一个一夜之间白了头的四十二岁的女人，在忘我的瞬间轻率地制造出了一个两人都不想要的孩子。也许当时他俩迫切地渴望着彼此，也许当时他们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拥抱对方。雅科夫的儿子安德烈已经在内战中身亡，而他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又要离开，再次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战，他坚信他的信仰最终能带来和平。两个孩子，这一夜过后将变成三个孩子，这对玛蒂尔达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一场灾难。她觉得她的年龄实在太大了，难以再应付一次怀孕生产，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还能再养大一个孩子。
出门后，莉迪娅被囚车送到顿涅茨克的地方监狱，剃了光头，单独关进一间囚室。囚室昼夜通明，里面只有一张冰冷的木板床和一个茅坑。起先几周，她每天被带出去审讯，问的全是同样的问题。然后，审讯突然终止了，她就像被丢在土牢里，完全被人遗忘了。虽然老鼠和蟑螂让她备受折磨，但是她十分享受一个人待着。在长期“被压缩的”蜗居之后，独处对她来说是种幸福。从此，她爱上了思考，她终于有了时间。她闭着眼睛躺在木板床上，思考着她的生命，除了未来。
“母亲一夜白了头。”莉迪娅写道，由此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之一。那张照片上，我年轻的母亲和一位白发女性一起。玛蒂尔达四十三岁生下我母亲时，已是满头白发了。一个白发的产妇，一个白发的哺乳的母亲。她也许之前和我的母亲一样，也和家族里的每个意大利人一样，满头黑发，但是我的母亲从未见过她之前的模样，她一夜间就如同苍老了二三十岁。第二天早上，莉迪娅在才四岁的弟弟的头上，竟也发现了几根白毛，她自己也有一缕头发变白了。那一夜之后，他们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度日，也是在那一夜，莉迪娅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
三周后，她被从地下牢房放了出来，饿得半死，眼睛被囚室里的长明灯刺得几近失明。人们把她带回了她厄运的起点敖德萨，她被转到拘留待审监狱。这里不再是单独隔离牢房，而是十一人一间的狭小女囚室，十一个女犯人整天为了争抢八个木板床吵闹不休。莉迪娅多数时间睡在地上，但是偶尔会有一名二次被捕入狱的德国年轻女共产党员，让莉迪娅和她挤在一张木板床上，小声指导莉迪娅在审讯时如何做出正确的反应。有一天，她透过铁窗看到了贝拉·格拉泽尔，两个穿军装的人正押着她穿过监狱的院子。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她。
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举起手来！”有人大叫一声。又有陌生人冲了进来，这次是身穿制服的人。他们解除了两个便衣男人的武装，把他们拖进庭院。随后传来喊叫声和枪声。后来才知道，是托尼娅成功躲进厨房，从厨房的窗户爬了出去，找到了“红色军人”来解救危难。
关于审讯，莉迪娅只字未提。她只写了一个特别事件。她认出审讯者中的一人是斯拉瓦·勃朗施坦，她曾经的邻居和同学。在学校里，他起先和其他人一起排斥她，后来又同她搭讪。而现在他开始报复她。他在审讯室里强暴了她。强暴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用在女被告人身上的有效审讯方法。之后，莉迪娅请求斯拉瓦给她纸笔，她想写供词。他沾沾自喜，自己的方法果然奏效。但是莉迪娅写下的并不是供词，而是告发信。她告发斯拉瓦故意隐瞒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告发他对国家的仇恨，还有他父亲的箍桶作坊，直到革命前还雇了二十个人做活，只给很低的薪水。第二天，莉迪娅又被带去审讯室时，在走廊上碰到了斯拉瓦。他脸色像粉笔一样煞白。“你这个脏货！”他窃窃地叫骂。其实，离他向莉迪娅借书的那天并没有过去很久，莉迪娅至今仍旧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借的是一本消遣的厚书，《爱的天使》。“不，不，”她走过他身边时匆匆回道，“我是爱的天使。”几天后，她看见他浑身是血，被人拖过监狱走廊。
随后，有人试图破门而入。虽然大门是沉重的橡木做的，但是粗暴的撞击让人怀疑它能否经得住。玛蒂尔达去开了门。两个身穿便衣的男人闯进来，带着火枪、刺刀和手枪。他们劈头盖脸朝玛蒂尔达一顿谩骂，向她索要钱、金子和宝石。玛蒂尔达向他们极力保证，她什么也没有，她的所有东西全被抢走了，可是没人相信她。两个男人搜遍了整个房子，还在地下室用刺刀割开罐头，因为他们认为罐头里面藏了值钱的宝贝。他们越来越生气，因为什么也没有找到。“睡觉，孩子们，睡觉。”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命令玛蒂尔达站在墙前。然后用手枪指着玛蒂尔达。玛蒂尔达没有说话，没有喊叫，也没有反抗，只是无声地用一条羊毛围巾裹住了自己，她的目光越过两个男人的头，看向远方。
将近五个月的拘留待审后，莉迪娅被带进了一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小隔间，有人要求她在判决书上签字。透过一扇虚掩的门，她听见两名监狱工作人员的对话。“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这一块的定额指标，”其中一个人说。“但是教师这一块我们还落后，要追上。”另一个人回道。
一天晚上，玛蒂尔达和托尼娅站在窗边小声说话。又停电了，房间里只有一盏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远处能听见枪响。“祈祷吧，孩子们，”玛蒂尔达说，“祈祷不让坏人来找我们。”两个儿童床的床尾贴了小的圣像，莉迪娅床尾贴的是神圣的殉难者莉迪娅，谢尔盖的床尾是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每晚睡前，姐弟俩都会跪下，双手合十祈祷。莉迪娅习惯了每晚的睡前仪式，认为上帝是家里的一位朋友。有时候他俩还和上帝商量事情。这个晚上，他们依然跪下祈祷，莉迪娅满含热泪地请求上帝保护他们不要受到坏人的伤害。最后，他们在胸前划十字，带着完成使命的满足感，满意地爬上了床。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二十三岁，身高只有一米五四，在长时间的拘留待审后瘦得只有苍蝇一般轻的莉迪娅，竟然被认为是极度危险的犯人，由两名武装士兵陪同，乘坐单独预留的一节火车车厢，一路押送至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几千万被审判的人，是不是每个都像莉迪娅一样，被劳师动众、舒舒服服地送到了目的地？两个士兵直到莫斯科也没和她说过一个字。她每日两次得到一杯茶，还有面包配熏肉。每次如厕有人陪同，并且不让关门。到了莫斯科，他们离开火车，乘坐一辆囚车到另一个火车站继续前往摩尔曼斯克；还是单独一节车厢，换了两个士兵陪同，但是状况有所改善。窗户没有挡板，她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四处冰雪覆盖，人烟越来越稀少。
城里的枪击扫射开始变本加厉。马里乌波尔再次落入内斯托尔·马赫诺手中。他的黑军驾驶着马车，全副武装，穿过街道，四处劫掠。为了保命，所有人紧闭门窗。
1934年4月1日，她抵达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在接收新犯人的棚屋里，一个年轻的犯人友善地和她打了招呼，登记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犯人，莉迪娅加了一句注释，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尤里。
穿越平静的、波光粼粼的蓝色大海回家，是她们最后的快乐。她们先前躲避的一切，在马里乌波尔才刚刚开始。从港口回家的路上，她们就目睹了噩梦般的一幕：大街上有棺材经过，棺材里发出窒息前的叫喊还有敲击声。白色近卫军把代表红色的布尔什维政委关在棺材里游街示众，警告和布尔什维克串通的人。
登记之后，她“自由”了，她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天上只有几颗硕大而遥远的星星闪耀着，她穿着轻薄的低帮鞋和薄大衣站在雪地里。流放者被放逐到野外，他们必须自己应付一切。谁都知道，他们没法逃跑，这里辽阔偏远，除了森林、沼泽、熊和狼之外别无他物。远处有些微弱的灯光在闪，可是莉迪娅才刚走了两分钟，就被一个掉落的冰锥吓呆了，没法辨认出通向光亮的路。她无计可施，又走回接待棚屋。
到达叶伊斯克时像做梦一样——晨光带着雾气，洒在镜面般光滑而平静的海面上，边上是宁静的白色沙滩。夜间大自然的狂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内战尚未波及的狭长地区，大家度过了将近两个月平静的假期。她们住在一间舒适的供应膳食的小型私营公寓里，每天能吃到简朴的一餐，还能在犹太面包房买到新鲜出炉的、香喷喷的贝果。市场上有人在卖葡萄和桃子，莉迪娅几乎忘记了还有这些好吃的。她们一整天待在沙滩上，不是游泳就是躺着晒太阳。渐渐地，每个人都长胖了一点，开始恢复从前的模样。之后，玛蒂尔达的妹妹艾雷奥诺拉在当地医院产下一个女婴。婴儿的每只小手上只有一根大拇指和一根小拇指，中间缺了三根手指——一位钢琴家的孩子，却带着残缺的双手来到人间。这可能与母亲在孕期经历了太多的恐惧和惊吓有关。
尤里不只在这个晚上救了她。很可能因为有他，莉迪娅才能在劳改营里存活下来。从莉迪娅的儿子伊戈尔那里我得知，他的父亲尤里出身于一个著名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家庭，自己不愿意继承家族事业，而是希望成为工程师。由于妄议斯大林最信任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贬损他是“阿谀奉承之人”，尤里被流放五年。现在他虽然不过是个劳改营的犯人，但却是有特权的犯人，一个深受营地领导喜欢的有才华的年轻工程师，这点至关重要。这个晚上，他把莉迪娅带到一间有取暖设施的妇女棚屋，让她接下来几天住在这里。尽管没有木板床，但她可以睡在暖烘烘的炉子边的地上。妇女们大方地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她，然后几乎偷走了她行李小包里的所有东西。
尽管几乎没人再有任何财产，洗劫仍旧在继续。玛蒂尔达决定，带着孩子们和她为躲避枪击从圣彼得堡逃过来的怀孕的妹妹艾雷奥诺拉，暂时到亚述海的另一边——苏俄避难。她仍旧相信，眼下发生的一切只是一阵喧闹，随时会烟消云散。在拥挤不堪的港口，她想方设法弄到了四个座位。那是一艘破旧的船只，船上挤满了同样打算离开的人。半夜，他们遇上了飓风。这条又小又锈迹斑斑的船如同湍流里的弹球，嘎嘎作响，仿佛随时会解体。玛蒂尔达紧紧抓住盥洗池的边缘，不停呻吟，而莉迪娅感觉头朝地脚朝天。有人大喊着：“救命，我不行了，把我扔进水里吧！”后来得知，叫喊的是吉娅妮娜·桑古伊内蒂，德·马尔蒂诺家的一个亲戚，因为害怕和晕船没法控制自己而拼命大喊大叫。
分配给莉迪娅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幼儿园里看护级别较高的营地干部的子女。那些母亲对待莉迪娅像对待农奴一样。但是，这个岗位让她在一间设施较好的女子棚屋里有了自己的木板床，能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食堂的食物券，还可以吃孩子们剩下的食物。可是幸福很短暂，由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莉迪娅和孩子们在一次找莓果的途中陷入了沼泽地。最后关头，当不少孩子已经开始往下沉的时候，一个看守士兵在远处发现了他们，把他们带出了死亡区域。莉迪娅立即被幼儿园开除，不过她应该庆幸，她的流放期没有因此被延长。倘若哪个特权干部家的孩子在沼泽里丧生，后果将不堪设想。
某天，莉迪娅和托尼娅在城里，为了能搞到些吃的，她们去了曾经的企业家俱乐部，入口处的封条木板上写着新名字——“劳动人民的宫殿”。托尼娅牵着莉迪娅的手勇敢地走了进去。大理石台阶上铺着红地毯，到处都是穿着靴子、皮夹克，头戴皮帽子的人，通过开着的门可以瞧见房间里奢华的装饰。莉迪娅惊讶地认出其中一间屋子里放着外祖父的洛可可式写字柜，还有外祖母的梳妆台。“天哪，”托尼娅小声说，“你外祖父母的家具。”空荡的大厅里，破碎的窗户玻璃片散落在地板上，莉迪娅看见黑色的三角钢琴立在那里，正是她弹过还用来作曲的那架。钢琴被当作吧台，上面堆满了空瓶子、肮脏的杯子，还有烟灰缸。在新开的“劳动人民的宫殿”餐厅里，每人可以免费领到一个俄式馅饼。莉迪娅一拿到馅饼立刻狼吞虎咽，而细心的托尼娅则飞快地又拿了两块塞进手提包。后来听说，一名契卡分子在这架昂贵的雅克布-贝克尔钢琴上找到了乐趣。他让人把钢琴抬去他家供妻子学习。
为了不去伐木，莉迪娅开始自己找工作。她乘坐所谓的“咕咕鸟火车”，在幅员广阔的营地内，从一个流放区到下一个流放区，到处推荐自己。“咕咕鸟火车”由一个小型的蒸汽火车头和一个装载大块木料的拖车组成，大木头用来给火车头加热蒸汽，同时也被当作座位。有一次火车因为燃料用尽，在丛林沼泽地区抛锚了，必须再砍新的树做燃料，一名同车的乘客就建议莉迪娅一起徒步十五公里到下一个流放区。那是一个明亮得白晃晃的夜晚，可是没走多久，他们就进入了一片沼泽地，不得不在铺着木枕的火车轨道上走完剩下的路。莉迪娅的同伴有双大长腿，枕木间距对他来说也就一步，但是莉迪娅只能从一根枕木上跳到下一根上。她跳了整整十五公里。有一回她没踩稳，掉了下去，她的同伴必须立刻把她从冰冷污黑的泥沼中拽出来，因为她已经开始被泥沼往里吸。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巨大的棕熊靠近了他们。棕熊在这里到处转悠，夜里还会闯进流放区寻找食物。幸好沼泽隔开了饥饿的庞然大物。
有一天，来了一帮不知道什么委员会的人，号称要完全合法地没收“资产阶级的剩余财产”。聪明的托尼娅把生活必需品藏在一个大柜子里，并告诉委员会的成员们，柜子里的东西是她的个人财产，没人能拿走她这个无产阶级的任何东西。当他们仔细地检查每个房间，不放过经手的一切，把它们统统装进巨大的麻袋时，托尼娅大声嚷起来：“不，这个我还要，人民的财产我也有份！”家具和地毯被装上马车，还有莉迪娅最爱的间壁装饰。吊灯被从屋顶卸下来，窗帘也被从窗户上拽了下来。最后，三角钢琴也被抬了出去。永远，莉迪娅写道，音乐从家里永远消失了。
没人想雇用一个“政治犯”。经过几周徒劳无功的求职，又是对莉迪娅产生了羞怯爱意的尤里帮助了她，让她成为一个罪犯流放地的老师，教未成年的犯人。她刚到营地时，求生的本能让她立刻抓住了第一根救命稻草——尤里，可是现在尤里已不仅仅是一根救命稻草，而是一根粗壮的缆绳，他帮助她，把她从营地的危险地区解救出来。她不可能承受得了长期的重体力活，就这点而言，能当老师等于救了她一命。可是，这份新工作意味着要和尤里分开。名为极圈的少年儿童流放地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边，距离尤里工作的技术指挥部所在地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二十公里。在莉迪娅去新的工作岗位前，她和尤里结了婚。只有成了夫妻，他俩才能得到偶尔相互探视的许可。
每次托尼娅周日去教堂，总能碰见穿着莉迪娅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衣服的人。有一次她还看见一个小女孩身穿白色的北极狐大衣，正是莉迪娅坐马拉雪橇时穿的那件。但是雪橇早就不在了，车棚也空空荡荡。马车、全部的马还有雪橇全被内斯托尔·马赫诺的黑军抢走了。
极圈流放地里生活着两千名八岁到十七岁的少年。他们是街头流浪儿、孤儿或是犯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已经是罪犯，甚至是杀人犯。莉迪娅分到了女性教工棚屋里的一张木板床。一个塞满锯木屑的大口袋用来做床垫，有人当面交给她一个铁碗、一个杯子和一把汤匙。夜里烧小圆铁炉取暖，烧炉子的木头需要妇女们自己到森林里捡，不过反正有的是木头。夜间，妇女们用大树根挡住棚屋的门，以防入室窃贼和熊。中午，莉迪娅可以在教工餐厅吃饭，晚上，她分到一份口粮拿回家。有时候妇女们会到周围森林里找些蘑菇和越橘来改善伙食，但必须得特别小心暗处的沼泽地。
很长一段时间，谁都可以在房子里自由出入，前房主不得抱怨半句。外祖父朱塞佩曾经的办公室，暂时被红色骑兵部队的头领谢苗·布琼尼[3]的秘书征用了。这对住在房子里的人倒是件幸运的事，因为他的存在至少可以保证家里短期内不再被打劫。有时房子里又进驻了不知哪位将军，还带着情人，有时又是某位秘密工作者的妻子，他们离开时把仅剩的钟表镜子也顺走了。
国家为了犯罪青少年的改造教育，找来了八十个老师。每个班级上课时，都有一名武装哨兵在场。莉迪娅不了解情况，拒绝武装哨兵在场，她想和她的学生们单独在一起。人们警告她，但是她坚持自己的想法。当她第一次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全部规规矩矩地起立。二十五个身穿白衬衫的男孩，看上去很整洁，而且彬彬有礼。给他们介绍了莉迪娅的校长才刚刚走出教室，教室就炸了锅。各种挖苦的、极尽下流的话向她袭来，还有学生宣布要好好招呼一下这个“玩具娃娃”。莉迪娅想赶紧逃走，但是门已经关上了。而且，就算成功逃出教室，外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她很可能会因为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而被关数日禁闭，然后再被派去伐木。
还有一次，两个醉汉闯进来要酒喝，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一瓶烈酒，把酒喝光后还想煎鸡蛋。他们把一个威尼斯水晶盘子放在火上，把鸡蛋倒了上去。盘子裂开了，发出了巨大的破裂声。两个醉汉笑得直不起腰来，一声接一声地大叫着：“资产阶级死啦！资产阶级死啦！”
她决定以攻为守。她尽可能简洁明了地向学生解释道，如果他们自己计划干点什么，肯定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而且最后会有人把他们全部枪毙。不过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过分苛刻地对待他们，至少先尝试一下上课，可能会好一些。学生们立刻提出反对意见：“我们才不稀罕你的课！”莉迪娅开始手足无措，她像《一千零一夜》里的舍赫拉查德一样，讲自己编的故事。刚开始，学生们哄堂大笑，还挖苦她，后来教室里越来越安静，男孩们的脸也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当下课铃声响起时，他们全都抗议：“我们不要休息，继续讲！”莉迪娅告诉他们，她现在累了，明天才能继续讲故事。而且她还必须把规定的内容给他们讲完，否则她会被解雇。她建议上课时先尽可能快地把课程学完，然后再讲故事。学生们同意了。
一天清晨，莉迪娅被一片嘈杂声吵醒了。她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睡衣跑进了会客室，声音是从那里发出的。她看见一个陌生男人，头戴一顶皮礼帽，黑色战地上衣，下身马裤和长靴，皮带上挂着空剑套和手榴弹。他挥舞着军刀在空气中划着弧线，发出令人害怕的声响。有几次刀刃划到沙发上，发出沙发套裂开的声音。莉迪娅发现，她母亲和托尼娅满脸惊恐地躲在房间角落。那个男人咆哮着：“立刻给我拿条裤子来，要黑色的！不然你们都得死！”玛蒂尔达向他发誓，她没有黑裤子，她所有的东西全被夺走了。但是男人不相信，越来越狂暴。突然，佣人通道的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小婆婆”突然出现在了房间里。像往常一样，她的衣着和发型一丝不苟。“这里发生了什么？”她客气地问道。“我们能为您做些什么，我的先生？”闯入者顿了一顿，随即又继续重复了他的要求，这回嗓门小了点。“好极了，年轻人。”“小婆婆”答道，“请您去服装店吧！”她一边说一边友好地朝着陌生男人点了点头，随后又消失了，无声无息，如同她出现时一样。玛蒂尔达的脸色变得煞白，她请求男人的宽恕：“请您原谅，我家老太太，她的精神不是太正常……”“可是这么高贵，”男人语无伦次地嘟囔着，“这么高贵……”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会客室几乎被洗劫一空，他飞快地从支架上拽下一个青铜灯具，跑了。
第二天，当她胳膊下夹着二十五本练习簿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唱着小调儿欢迎她：“小婊子，小婊子来了，小婊子给我们讲故事！乌拉！”莉迪娅装作没听见，放下本子，脱下大衣挂在钩子上。转过身来发现，本子不见了。她问他们，但是学生们又齐声回她，教室里根本没有本子，一定是她记错了。
唯一留在家中的佣人是司机。一天，他邀请莉迪娅坐外祖父的汽车去兜风。莉迪娅已经很久没坐过汽车了，很是激动。她穿着夏天的薄连衣裙，像往常一样赤着脚，爬上了敞篷的后座。司机以飞一般的速度驾车穿过街道，很快到了舅父瓦伦蒂诺的乡间宅邸外。司机把车停在德国园丁的住所外，一言不发地下了车，留下莉迪娅一人。他打算干什么？难道想以前雇主的外孙女为人质，和园丁协商谋夺瓦伦蒂诺的财产？宅邸看上去空无一人，窗户紧闭，门前的砖石缝里杂草丛生——没有瓦伦蒂诺的半点踪迹。莉迪娅四处徘徊，天已经黑了，她开始觉得冷了。最后，她钻进一大堆葵花籽里躲起来，葵花籽还带有白天吸收的热量。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被手电筒的光照醒了，是司机。“我们走吧，小姐。”司机说道。他讥讽地冷笑，又纠正了刚才的话：“当然我是说，曾经的小姐。”他把莉迪娅带回家，让她自己下车，然后他开着外祖父的车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当莉迪娅赤着脚，浑身脏兮兮，因为冷而颤抖着走进屋子时，托尼娅如释重负地发出一声尖叫。她和母亲已经找了她几个小时，以为她会永远消失在城市纷乱的夜色中。
莉迪娅必须应对一下眼前的局面了。她想起校长曾经好心建议她选出一名班长。班里有个目光清澈机敏的男孩在第一天就引起了她的注意，他说自己是伊万诺夫26号。后来莉迪娅得知，这个流放地的所有人都叫伊万诺夫，只以编号来相互区分。真实姓名从来不能泄露，谁泄露了谁就会被小组严惩。有一次营地领导通过许诺给好吃的、好衣服，甚至许诺吸收加入先锋组织，成功诱使一名年轻犯人吐露了他的真名。人们给他系上了红领巾，好酒好菜款待了一番后，让他回到棚屋。第二天一大早，有人发现他被红领巾勒死在木板床上。
不断有新的组织成立。有一次，人们在大街上观看一种新式游行。几十个青年男女一丝不挂地跑过街道，只有肩膀上挂了一条红色字幅，上面写着：“结束羞耻！”围观群众笑成一团，嘘声一片。莉迪娅和谢尔盖在街上将各色子弹收集起来玩红白棋。莉迪娅的朋友玛莎告诉她：“我不能再和你玩了。你妈妈是白的，我妈妈是红的。”
课后，莉迪娅查阅了伊万诺夫26号的档案，想定他为班长。这个有着清澈蓝眼睛的十六岁男孩，已经杀死了三个人。他用枕头把自己的祖母捂死了，就为了抢她的钱，可祖母的钱全是省下来给他的；一次入室盗窃中，他用榔头敲碎了一个男人的头，最后他还枪杀了一名警察，当时他才十二岁。
几乎每天都有不请自来的人走进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这幢豪华的大宅，他们到处转悠，四处张望，在找着什么。一天晚上，两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并开始用他们的刺刀割走廊墙上的电话线。“您为什么这么做？”玛蒂尔达想弄清楚究竟，她请男人们拿出证件。其中一个男人在她面前挥舞着拳头：“这就是证件。”随后他又指了指他的左轮手枪：“还有这个。”
莉迪娅犹豫了。有一次利用时机，莉迪娅和他聊起了消失的练习簿。这才得知，学生们不仅用纸来做游戏牌，还制作伪钞，制作水平高到从来没人识破他们的花招。他们是不允许在营地小卖部购买物品的，按规定，他们不可以拥有钱。所以他们把假钞卖给其他营地的人，然后以香烟和古龙水的形式按比例抽头，古龙水因为含有酒精被他们拿来喝。他们玩牌时会下很高的赌注。如果有人输掉了自己的声音，就只能学鸡咕咕叫或者学狗叫。玩家用自己的口粮、中饭、唯一的一双鞋，有时甚至用生命来下注——没法更多，这是他们仅有的了。
一天夜里，莉迪娅从门缝中窥见外祖父和他儿子费德里科坐在灯下，面前桌上堆着如山的金币。他们从金币里拿出一摞又一摞，用报纸包好。“现在他们要溜了，你的这帮好亲戚，资本家们！”从莉迪娅身边走过的一个还没离开的女佣发出嘘声。第二天，外祖父和费德里科真的消失了，显然是永远不会再出现。至少，莉迪娅再也没有提到过两人。又留下了一个盲点。现在我总算知道了，我的母亲出生后，没有见过她的意大利外祖父母。可能他们被人杀了，也可能被带到了劳改营，又或许他们带着金子成功逃亡了。
有一次，一个输掉性命的人，顺从地跟着赢了的人走。两个十一岁的孩子，往下走到一个山谷中，在那儿，赢家用绳子把输家的手绑住，开始用一把钝剃须刀割他的喉咙。早已习惯了营地严酷纪律的孩子，起先不怕死地一动不动，然后挣脱跑开，一边跑一边大叫，血流如注，往上跑了没多久哨兵就来了。这孩子被带去医疗站，肇事者的判决立刻下达。他们用枪指着他的太阳穴，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叔叔，我再也不敢了。”他小声说。随即一声闷响，男孩倒下了。
我母亲当时还没出生，家中一切已经变了样。玛蒂尔达和两个孩子留在家里，她的丈夫雅科夫和继子安德烈走上街头，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战。渐渐地，佣人们一个接一个消失，还带走了他们能够拿走的所有东西。有一天，莉迪娅打开浴室门时，看见女厨师达利亚正用外祖母的丝质晨衣包裹洗手盆，把它们一起扔进一个大篮子里。“这都是外祖母的东西！”莉迪娅激动地大声喊道。女厨师却说：“我们现在是共产主义了，你的就是我的。”她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但是我的可不是你的。”
当莉迪娅给学生们讲故事时，她观察到，这些长时间没听过正常词汇的半大小子们身上正在发生改变。他们的面色变得柔和、平易近人起来。有时候他们会提幼稚的问题，会提出真诚的观点。随着时间推移，有一种类似友谊的东西在他们和莉迪娅之间萌生，但是莉迪娅从来没有忘记，她面对的是些什么人，她一直小心翼翼。
几天之后，枪击开始。人们开始用石块砸窗户。愤怒的下层民众试图冲进富裕的德·马尔蒂诺家。管家成功平息了众怒，他依然向着自己的主人，但是这一次，是在劫掠、无政府主义盛行、恐怖肆虐以及长期的恐惧开始前的最后一次平静收场了。马里乌波尔的多个政治团体正在抢夺政权，一会儿这个团体上台，一会儿又是另一个夺权。为了躲避大街上不停歇的胡乱扫射，人们躲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人们从挂在银行大楼的旗子辨认每次争斗的胜利者。沙皇旗代表白色近卫军，红色旗代表布尔什维主义者，黄蓝旗代表民族主义者西蒙·彼得留拉[1]，黑色则代表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赫诺[2]。五年内战期间，马里乌波尔的政权更迭了十七次。最危险的是那些不挂旗子的胜利者。他们进行了最野蛮的袭击和洗劫。
极夜和漫长的昏暗无光导致莉迪娅在业余时间睡得越来越久。那里，白天经常只有一两个小时日照，而且，即使有日照，天空也只显现出一丝灰色。有时白雪在黑暗中闪着光，有时人们看见硕大明亮的星星挂在天空，还有不断变幻的童话般的极光。可是，莉迪娅越来越疲累，越来越没有力气。有一次她在周末断断续续地睡了二十个小时。医生诊断她患上了坏血病，她应该多吃莓果和大蒜，多喝松针煮的汤水，并且睡前散步。说起来容易，流放地里根本没人散步。比熊、狼和无主的咬人的狗更让莉迪娅害怕的，是这里的人。
看到这段，我不禁问自己该如何去理解这些。外曾外祖父母是太幼稚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他们难道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女婿的政治目标就是推翻并打倒像他们这样的人？
一天早上，她怎么也没有办法从木板床上爬起身。她知道，如果她没请假就旷工的话，就会面临被关禁闭的风险，但是她实在没有气力起身，身体沉重得像块水泥，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呆望着深色的棚屋天花板。她清楚，自己是再也没法起来了。同屋的女同事们对这种情况再熟悉不过了，她们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莉迪娅，用小圆铁炉给她煮了医生建议的松针汤水，还往里面加了一勺珍贵的越橘果酱。
从那时起，莉迪娅就眼巴巴地盼着革命。她的确没等多久。短短几周后，革命开始了。开始一派喜气洋洋，一点儿也不惊心动魄。大街上是嬉笑的人群，唱着不知名的新歌曲，手中挥舞着小红旗。就连莉迪娅父母也和外祖父母以及其他亲戚一起庆祝。他们高唱马赛曲，拿着香槟酒碰杯。为了自由！会客室中沙皇一家的画像也被拿了下来。一片歌舞升平，崭新的民主时代终于来临了。
第三天，同事们讲了一则学校的故事给她听，把她的精神又提了起来：她不在校期间，有一位重要的教授从列宁格勒来到流放地。他听说了很多卡累利阿改造教育学校的有名事迹，想利用这次机会，给莉迪娅的学生们上一节试验课。一位年轻女教师上课时拒绝哨兵在场的故事传到了他耳朵里，所以他也想按照这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试试。校长还没向班里学生介绍完教授，班长伊万诺夫26号就站起来问，他们年轻美丽的老师到哪里去了，这个让人讨厌的糟老头子想干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同学们最粗野的谩骂和越来越大声的吼叫。教授想为自己辩解，并开始上课，但是叫喊声越来越粗野。当他终于忍不住用拳头敲桌子叫学生们安静时，学生们抄起墨水瓶向他砸去。他吓得半死，浑身墨水逃出了教室。整个班被关了四十个小时的禁闭，可是即使在去禁闭室的路上，学生们还在重申，他们绝对不允许有人把他们的老师弄走，他们想她立刻回来。
莉迪娅气极了。她知道寄生虫和臭虫、跳蚤没什么两样。她冲进了她父亲的工作间，父亲工作时不允许别人打扰，但是这一次，她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爸爸，外祖母说我们是寄生虫。是这样吗？”她气喘吁吁地问道。父亲拿下眼镜，用他那双严肃至极的棕色眼睛注视着她。“是的，女儿，的确如此。”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不过，很快这一切就将改变。革命之后，不再有富人和穷人，我们也不再是寄生虫了。”
莉迪娅回到教室那天，劝告学生们要遵守纪律，他们不仅很不礼貌地对待了一位老人，而且还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严重后果。但是男孩们坚持，就应该对那样的屎壳郎采取果断措施，并强调，他们不会让莉迪娅出事，她处于他们的私人保护之下。
冬天，莉迪娅最喜欢坐马拉雪橇，比坐汽车还喜欢。外面飞雪时，她恨不得每天裹着皮草爬上雪橇，在飘舞的雪花中飞跃，听马挽具上的小铃铛叮当作响。当她有一次鼓足勇气请求外祖母让她多坐一次马拉雪橇时，外祖母居高临下地打量着她：“你们家里有马吗？有马车夫吗？你们一无所有。你们不过是寄生虫。”
莉迪娅某天突然注意到，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勤奋过，他们对她几乎带着一种温柔的关心，不让她离开他们的视线范围。伊万诺夫26号小声告诉她，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把莉迪娅当赌注赌输了。所以莉迪娅暂时不能单独迈出一步。每天早晨她要出发去学校时，真有不少学生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下课后他们护送她回棚屋。
在这里，莉迪娅度过了童年最美好的时光。瓦伦蒂诺舅父和她一起玩多米诺牌，还让她在背上骑马。舅父在旁，母亲也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轻松愉快，温柔可亲。尽管她弟弟的仆人可以做任何事，母亲还是自己采摘莓果，在露天厨房里熬制果酱。晚上，瓦伦蒂诺搬出留声机，放上唱片，和玛蒂尔达在露台上跳舞。此处莉迪娅突然附上一句：父亲从来没去过小舅子家的乡间宅邸。这句话旁边并没有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果莉迪娅想在她的回忆录中暗示她母亲和弟弟之间的关系暧昧，那正是此处。
跨年之际，莉迪娅被准许去丈夫所在的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住上几天。她没有告诉她的学生们，而是下课后静悄悄地去办公室拿上她的通行证，很快就走到了矗立着哨塔的栅栏边。哨兵检查了她的通行证，只需片刻她就走出流放区，站在大门外。她面前是一条穿过极夜长达二十公里的路。外面的气温只有零下十五度，明亮的月光照着一条宽阔的林间小道，四周一片寂静。她迈着轻快的脚步，满心欢喜地盼着见到尤里。她了解当地的规则，把装有物品的公事包拎在手上，而把通行证和钱藏在衣服下面。树枝发出咔嚓声，可是她并未在意——可能是松鼠，因为这个季节熊还在洞里冬眠，狼通常会靠近居住区行动。可是她还没看清，就被黑暗中窜出来的什么东西扑倒在地。是两个人。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坐在她胸口上搜身，另一个乱翻她的公事包。“把钱和通行证交出来，否则你就完了！”男人小声命令她。莉迪娅把身体往雪里一埋，使出全身力气开始大叫。第二个男人暴跳如雷，粗暴地抓住她的腿，腿骨发出了咔嚓声。突然一声枪响，接着是马蹄声，骑兵巡逻队来了。两个男人逃进了森林，莉迪娅被拉上了马，带到了火车站。一辆救护车在那里接她，把她送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在病房里，她的腿被复位了。第二天，人们抓住两个男人给她指认。莉迪娅看着两张又脏又狡黠，带着乞求的眼神的脸，她摇了摇头。她知道，就算她并没有指认，他们也会吃苦头。
到了夏天，玛蒂尔达的弟弟瓦伦蒂诺经常派来一辆马车，接玛蒂尔达和孩子们去他的乡间宅邸。宅邸位于马里乌波尔周边的一座巨大花园中的山丘上，在屋顶露台上可以俯视蔚蓝的大海、白色的沙滩和港口的船只。庭院中有潺潺的泉水，台阶边伫立着两只石狮子。巨大的花园一直延伸到海边，由一位名叫埃里希·克拉费尔特的园丁打理，他是瓦伦蒂诺特地从德国请过来的，住在宅地的一所小房里。一条条林荫大道穿过整座花园：一条树荫大道，总是十分凉爽，因为没有一丝阳光照进树枝搭造的绿色屋顶；还有一条阳光大道，玫瑰花丛中放着躺椅供日光浴，疗养各种各样的冬日疾病。其余的林荫道上种满果树和莓果灌木。穿过一片小型花海，各种颜色的花搭配在一起，光彩夺目，每个季节的颜色各不相同。穿过一条狭窄的石头台阶，可以往下走到沙滩边的更衣室。晚间，有客人来时，整座花园被装饰的彩色灯串照亮，人们喝着意大利葡萄酒，香槟，品尝自制的冰淇淋。
自由的日子结束后，当她拖着一条仍然疼痛不已的腿回到流放地时，没人问她发生了什么。倒是她的学生们简短地告诉她，危险已经过去，她不再需要特别保护了。莉迪娅不明就里，但是她感觉到，她现在属于“家庭”的一员了。
有一天，她独自爬上屋顶，往空中迈了一步。她很幸运，没有掉到石板路面上，而是跌进了一个沙堆，沙堆刚巧在大街上她跌落的地方。她的女巫生涯以严重的瘀伤和脑震荡而结束。
教室里冷极了，学生们在写字前，得把墨水瓶放在衣服里面焐一焐才能化开冻着的墨水。有时连续几周暴风雪肆虐，整个世界陷入黑暗，教室里必须全天开灯。有时教室里寂静无声，只能听见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一束阳光仿佛从虚无中冒出，照进来。所有人如同触电般放下笔涌向窗边。在一片永恒的深灰色中，一条细而亮的阳光的边缘，仿佛触手可及。还没持续一分钟，发光的镰刀又落到了地平线下——一瞬间的光亮，一束照进地狱的希望之光。
每天早晨，母亲都试图把莉迪娅一头乱蓬蓬的黑发理出头绪。她用各种各样的头梳和毛刷，试图把不服帖的儿童毛发弄顺。“你就是我们的小女巫。”她开着玩笑，却并没有意识到，女儿对她的话有多较真。莉迪娅从童话书中知道女巫是会飞的，她暗地里相信自己也会飞。作为一个女孩，她和邻居家的男孩们在紧挨着的房顶上跑来跑去，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有时脚下踩的瓦滑落下去，男孩们吓得大叫，可莉迪娅一点儿也不害怕。她跳得很有把握，确信自己不会发生任何事，重力在她身上也不起作用。
一天，莉迪娅被叫到了营地领导办公室。领导问她在流放地过得如何，有没有什么不满。然后问她爱不爱她的祖国。她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这种问题专门用来问那些将被安插为密探的人。的确，领导需要她的协助来除掉一个“有害分子”，她的一位同事，自然课的老师根纳季·彼得洛夫。莉迪娅没有否决这个“要求”，她明白，如果拒绝，她的流放期将会大大延长，不过她决定装傻。一周后，她向营地领导呈交了一份报告，里面写道：刑事犯P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脸剃须，给试验花盆里的新芽浇水，然后到食堂吃荞麦粥；课上，他讲了豆子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发芽能力，还因为一个学生的指甲太脏批评了他；他抱怨背痛；等等。营地领导办公室的人向莉迪娅解释，她把任务理解错了，他们需要的是让彼得洛夫身败名裂的材料，而不是流水账。莉迪娅努力点了点头，可下次又交了一份类似的报告上去。这终结了她在著名的极圈改造教育学校的任职生涯。她被认为智力缺陷而被开除了。
除了歌声之外一贯冷冰冰的母亲，莉迪娅写道，她的歌声充满了温暖、魔力和柔情。玛蒂尔达的歌声是莉迪娅童年最大的快乐。虽然她不给莉迪娅念童话书，但是当托尼娅带孩子们上床睡觉时，她会来到房间和孩子们道晚安。她离开前，坐在窗前开始轻声歌唱，唱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催眠曲，“睡吧，我可爱的孩子，睡吧，我甜美的孩子……”“摇篮曲，摇篮曲，我该把这孩子给谁……”母亲低沉、神秘的歌声意味着安全，意味着莉迪娅的故乡，歌声每天陪伴她在这一天的末尾，幸福地进入梦乡。
最后一个工作日，她在营地小卖部买了二十五个鱼钩，送给每个学生作为告别礼物。男孩们极度沮丧，但是他们没有提出抗议。他们知道营地的规则是不容改变的，莉迪娅也不是自由之身，她同样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读到外祖母歌唱时，我竟没有丝毫印象。母亲不可能从来没和我提过外祖母的歌喉，她自己会唱歌肯定是来自外祖母，当然无疑也来自哥哥谢尔盖。她不哭泣、不默默出神的时候，总是在唱歌。她刷洗餐具的时候唱，扫地的时候唱，站在镜子前梳头时也在唱。我们都唱歌，几乎每天一起唱，我还弹手风琴，甚至还半夜爬起来，像患了夜游症一样，面前放着谱架，闭着双眼弹。父亲孩童时期是家乡俄罗斯教堂唱诗班的一员，之后做了唱诗班领唱。在德国强制劳役结束后，他的歌喉成了我们活下去的经济来源。起初，他给想听俄罗斯歌曲的美国占领者唱歌，他们给我父亲一些东西作为回报，之后他又作为哥萨克合唱团的一员，靠唱歌挣钱。也许我的父母早在马里乌波尔就唱歌，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声在一起既美妙又和谐，所以我的母亲才爱上了父亲。无论如何，他们俩的共同之处——曼妙的歌喉，以及对歌唱的热爱，也遗传到了我和妹妹身上，妹妹大学学习音乐并成了歌剧演唱家——她追随舅父谢尔盖的足迹，可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舅父的存在。在德国学校里，我总是歌声最好听的那个。歌喉是我的优点，我拥有的唯一的俄罗斯式优点。当母亲、父亲、妹妹和我一起歌唱时，当我们的歌声汇聚到一起时，这个家才真正存在，我们才是“我们”，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我们”。
她还需在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一家木材厂工作两个月，流放期就结束了。其间，尤里也重获自由。他们有了儿子伊戈尔，将近八十年后，我会在西伯利亚的米阿斯找到他。莉迪娅在一所普通学校当老师，她丈夫则在一家冶金联合企业担任工程师。夫妻俩和孩子一起住在一间没有水电的土屋里，但是夫妻俩心里明白，暂时先坚守在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安全之地对他俩更好些。莉迪娅得出了一个悲伤的结论：我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晚上，在忙碌了一天后，外祖父朱塞佩时常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在海上出生然后被抛弃的儿女们会过来，有时候住在圣彼得堡的钢琴家女儿艾雷奥诺拉·德·马尔蒂诺也会回来。大家吃喝闲聊，话题总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大革命已经预示出的恐怖景象。有时候还会有人坐在雅克布-贝克尔钢琴旁弹奏一曲。有时候外祖父会说：“来，玛蒂尔达，给我们唱首歌。”莉迪娅的母亲嗓音与众不同，动听而低沉，她用这温暖的女低音唱那不勒斯的歌曲、歌剧咏叹调、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的浪漫曲。通常给她伴唱的是她的弟弟瓦伦蒂诺。
当莉迪娅和家人隐居在西伯利亚的丛林沼泽中时，我的母亲和她的母亲玛蒂尔达还有托尼娅可能在马里乌波尔勉力支撑。父亲雅科夫已经离开人世，弟弟谢尔盖在基辅的音乐学院上学，莉迪娅相隔遥远。也许我的母亲看上去和旧照片里的一样，就是她和她白发苍苍的母亲合照的那张——年轻消瘦，黑色的刘海，眼神中混合着让人惊愕的无邪和聪慧。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她和母亲的关系令母亲满心忧虑，母亲已年过六旬，作为曾经的大资本家的女儿，政治上一直遭迫害。我母亲是不是终归某天会抛下她一人，远赴敖德萨上大学？我母亲是不是也同样栖身在姑母家，在一个姑母家吃中饭，另一个姑母家吃晚饭？她是不是也必须数格里博也多夫在《聪明误》里使用了多少连接词，在军事课上学射击，把麻纱球抬来抬去，还要教邮局员工学乌克兰语？她也从保姆那里学会了乌克兰语吗？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在那个年代，优秀难道不是专门留给工人农民子弟的吗？
莉迪娅三岁还住在华沙时，她母亲开始给她上钢琴课。莉迪娅憎恨练习音阶，憎恨指法练习曲，但是她却能作曲。她根本不需要多做什么，只需要跟随内心中的曲调，和弦之后接着弹出下一个和弦。如同她看书一般，只不过在钢琴上她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耳朵在听。钢琴的琴键是一个个的字母，可以拼出单词和句子。有一次，母亲把头探进门里。“你为什么弹这么复杂的曲子啊？”她问道，“这曲子对你来说还为时过早。”她对女儿的天赋一无所知。
1941年，莉迪娅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她得到了学校工会领导发给她的一张休假凭证，凭借这个可以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三周。对于她这种政治出身的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能出生要归功于这件事。莉迪娅的丈夫要上班，无法独自照顾年幼的伊戈尔，本来她根本没法度假，但是在极圈的漫长岁月后，能去克里米亚半岛度假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莉迪娅给她在马里乌波尔的母亲发去了电报，问母亲能不能到她家来住上三周，帮她照料还没见过面的孩子，她的外孙。然后，六十四岁的玛蒂尔达真的踏上了去遥远的卡累利阿的路途，却并未预料到战争将切断她的归路，她再也回不了马里乌波尔，也再也见不到她的女儿叶芙根尼娅。
莉迪娅羡慕其他孩子，他们的母亲会给他们读童话书，她的母亲却从来没这么做过。也许这促成了她才刚刚五岁，在没有任何外界的帮助下就学会了看书。至于如何做到的，后来她自己也记不起来了。她用手指指着，逐个字母学习，直到她逐渐领悟出每个字母的顺序。她完全陶醉其中，不停地看啊看。看完童话之后，她就从父母的藏书中拿。才六七岁，她已读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伊万·克雷洛夫的寓言，列斯科夫的《图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她沉浸在成人的世界里，并且深信她读懂了书中的每一个词。
如果莉迪娅没有得到休假许可，那我的外祖母就不会长途跋涉前往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我的母亲就会走向另一条路。她不会嫁给我的父亲，她甚至很可能根本不会认识他，而且也根本不会被强行遣送去德国。她不会在战争中抛下她的母亲，她肯定会藏起来不让德国人发现。她会留在马里乌波尔，也许后来她会生下另外一个孩子，但不是我。我是一张休假许可的产物，是不知道哪位苏联干部出于无法理解的原因给我的姨母——一个曾经的反革命分子的一张休假许可带来的后果之一。
莉迪娅常常独自一人。她母亲有很多钢琴课学生，可以整天听见他们在练习音阶和练习曲。她的父亲不是在律所，就是去参加布尔什维主义者的秘密集会，从来都没有时间陪她。谢尔盖还太小，没法和莉迪娅一起玩，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烈已经成人。他跟随父亲的脚步加入内战当中——才几天就送了命。
莉迪娅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度假的快乐还没持续一周，第五天或者第六天清晨，她被远方传来的隆隆声惊醒。这并不是人们第一反应中的雷雨，而是战争的开始。德军突然袭击苏联。所有住客必须离开旅馆，乘大巴至辛菲罗波尔，从那里再继续乘坐拥挤的火车。田里成熟的大麦在燃烧，为了避开轰炸机，火车往前开一小段，又退后，再往前开一小段，再退后。人们惊恐万状地叫喊着，莉迪娅乘坐的车厢里，一个赤着脚的年轻女人，裙子突然被鲜血染红了，她怀里的孩子不幸被炸弹碎片击中。
莉迪娅一直有点怕她母亲，虽然母亲从未惩罚甚至从未责骂过她。她总是用半带严厉半带嘲讽的目光看着莉迪娅，所以莉迪娅从没搞清过，到底母亲是在责怪她还是只是拿她寻开心。她从来没想过在母亲身上寻找保护、温暖和呵护。这一切都是她从乌克兰保姆托尼娅身上得到的，托尼娅亲热地拥抱她，逗她笑，她还从托尼娅那里学会了乌克兰语，一种被她父母认为低级的俄罗斯方言，正是这方言后来救了莉迪娅的命。
到达哈尔科夫后，火车无法继续前行，因为铁轨被炸断了。火车站周围的房子着了火，大街上到处躺着人。莉迪娅揉了揉眼睛才发现，这些人不是在睡觉，而是死了。她在惊慌失措不断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方向，当她终于走到了另一个有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站时，站台已经关闭了。个子矮小的她竟然翻过了铁栅栏。火车开始启动，她把箱子从一扇打开的窗户扔了进去，车厢里的人伸手把她从另一扇窗户拉进了火车。三天中，火车时而前进，时而退后。车厢里没有吃的，没有饮用水，脏污溢出的厕所散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
后来我母亲也在庭院里玩耍，那里能听到隔壁箍桶作坊的声响。作坊在一面由深色柏树掩映的墙后，属于邻居犹太家庭勃朗施坦的宅地，当时还没人能够预料到，这个家庭里走出了一位后来被称作列夫·托洛茨基的人，他的侄子在莉迪娅的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庭院中弥漫着丁香和野蔷薇的香气，房子立面爬满了蜿蜒向上的葡萄藤。庭院后方是马厩，里面养着三匹马，马车夫每天给它们喂食和刷洗。工具棚中停放着两辆马车，一辆日常使用，一辆节日时使用，还有一副巨大的马用雪橇供冬天使用。挨着工具棚建有一个车库。当时在整个马里乌波尔只有两辆汽车，其中一辆就属于莉迪娅的外祖父朱塞佩。
火车终于在晨曦中抵达列宁格勒。人们远远地望见熊熊燃烧的食品仓库，火焰直冲天空。尽管在下雨，但是整座城市被火焰照得通亮。阻塞气球悬在空中，要阻止德军的“梅塞施密特”，即重型轰炸机坠机。莉迪娅刚成功从列宁格勒城里走出来，城里的居民就立刻被包围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超过两年之久的军事封锁开始，近百万人被慢慢地活活饿死。城里再没有一只狗，没有一只老鼠。人们吃光了所有东西，他们的鞋垫，贴墙纸的糨糊，还有尸体。
外祖父母的仆从除了两个女佣，还有一个女厨师、一个洗衣妇、一个管家、一个马车夫和一个汽车司机。只有女佣才能直接和外祖父母说话，其他人只能通过她们给外祖父母传话。有一回，莉迪娅来到厨房，正好佣人们在一边吃午饭一边闲聊。见她进来，大家不再作声。“有何贵干，小姐？”一名女佣问道。只听见有人小声说道：“这里哪来什么小姐啊？她只不过是吃外祖父母施舍的闲饭罢了。”莉迪娅觉得受到了侮辱。“我父亲是有工作的！”她倔强地反驳道。厨师给了她一大捧瓜子，莉迪娅跑开了。
莉迪娅从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火车站赶回家。她的儿子伊戈尔、丈夫还有她母亲都还活着。尤里不用上前线，因为在征兵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肺结核。这不仅救了他自己，还救了全家人。莉迪娅写道，没有他的话，她和幼子还有年迈的母亲不可能活到战争结束。战火也烧到了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空袭不断，总有飞机在空中相撞，燃烧的碎片从天而降。苏联士兵用他们的原始武器射击德军战机，而德军飞行员以机枪排射还击。玛蒂尔达在屋外晒衣服，愤怒地嚷着：“不要再乱扫射了！这儿有孩子，你们看不见吗？！”
大宅的所有者，莉迪娅和谢尔盖的外祖父母居住的部分，同博物馆毫无二致，屋里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让人惊叹的物品：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地毯，非洲的象牙人物雕，波斯的珍贵马赛克镶嵌画和箱子，锡兰的令人恐惧的面具，硕大的、能听到遥远大海声音的贝壳，阿拉伯的挂毯，日本的瓷人，威尼斯的水晶碟……还有更多的奇珍异宝，全部是特蕾莎和朱塞佩航海途中带回来的。桌上摆放着果篮以及插满鲜花的花瓶。招待客人、奏乐跳舞的会客室里，供奉意大利祖先的画廊正中挂着一幅沙皇一家的画像，下方是红衣主教以及意大利使者在葡萄牙的画像。还有朱塞佩父亲的画像，那个来自那不勒斯的石匠，一个肩膀宽阔、光头，戴着单片眼镜的男人。沙龙室内雕梁画栋，如镜面般光滑的地板，是莉迪娅偷偷玩的滑道。最吸引她的，是一间房间里两个镶了镜子的间壁。当她站在其中一面镜子前，她的镜像会被对面的镜子反照回来，镜子又再反射反照回来的镜像，在那里她能看见无穷无尽的自己。
有一次空投下来很多传单。传单一面上画着一个农民，脚穿草鞋，身上裹着破布，身后还拉着犁，标题为“俄罗斯农民在苏联政权下的生活”。另一面，还是这个农民，但是满面红光，戴着毡帽，脚蹬皮靴，坐在一辆崭新的拖拉机上，标题为“俄罗斯农民在德国元首统治下的生活”。偶尔，尾部带有纳粹万字符标志的歼击机飞得地面上的人能看清机舱里德军士兵的脸。
我的意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和朱塞佩的豪宅，简直是穷亲戚的聚居地。除了雅科夫一家，同住的还有玛蒂尔达的哥哥费德里科，他帮父亲打理店铺，住在一个简陋的套间里。此外，还住着帕切莉家的“小婆婆”和阿莫雷蒂家的“大婆婆”。“大婆婆”的绰号来源于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还有她华丽的、一直垂到膝盖的大辫子。早先她嫁给了一名俄罗斯贵族，丈夫在轮盘赌中输掉了全部家当并死于肺结核。自此，这位早早丧夫、丧尽家产的“大婆婆”就住在了妹妹特蕾莎家中。“小婆婆”也有相似的命运。她的确身材娇小纤细，有着令人为之疯狂的美貌，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弯，变成了驼背。拥有众多酒窖的父亲，给她提供了极佳的教育。她会多种语言，因充满智慧的谈吐及无懈可击的教养而引人注目，成为沙皇的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宫廷女官。她嫁给了一名相貌出众但是赤贫的军官，可丈夫却无法接受娶一个驼背为妻，把她的嫁妆挥霍一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一天，“小婆婆”再次出现在马里乌波尔。对于提问，她一律回答得极其简短，通常只说：“我不知道，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大多数时间，她沉默不语。
莉迪娅的一个学生受伤了。他躺在地上，内脏从肚子里流了出来。莉迪娅弯腰把沾满血还热乎乎的肠子捧在手上，防止肠子掉落在地。男孩没命地号叫。两个卫生员跑过来，把男孩抬上担架。在去野战医院的路上，莉迪娅一边跑一边继续用手牢牢捧着男孩的肠子。跑到一半的时候，莉迪娅几乎要恶心得晕过去，但是卫生员的严词训斥又让她的血液重新涌到头部。野战医院门口，一名卫生员朝莉迪娅迎面跑来，给了她一个搪瓷碗，她赶紧把肠子放进去，男孩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她听说，男孩活了下来。
玛蒂尔达富有的母亲特蕾莎·帕切莉，傲慢地俯视着出生于乌克兰破落贵族家庭的女婿。她对于雅科夫家里只雇了托尼娅一名保姆以及餐桌上只有三四道菜嗤之以鼻。虽然在华沙，她女儿有宽敞的住所，但是现在回到父母家中，女儿不得不靠教授钢琴课来赚钱。
当地越来越多的居民逃走了。被遗弃的房子和商店的门敞开着，没人理会。无主的母鸡和牛遍地跑。一个赤脚的女人尖叫着，怀里抱着她生病的父亲。整村人被杀死的消息不绝于耳。
玛蒂尔达的父亲，朱塞佩·德·马尔蒂诺，富得流油的意大利商人，把整座城市最华丽的宅第之一，位于尼古拉耶夫斯卡亚大街大宅的一侧厢房给女儿及其家人居住。而玛蒂尔达的姐姐安吉丽娜和她的希腊丈夫及孩子居住的“白色宅邸”更奢华。马里乌波尔城里最光彩炫目的舞会和花园聚会都在“白色宅邸”中举行，那里还举办过音乐会以及慈善抽奖。和姐姐不同，玛蒂尔达和父母住在一起，教授钢琴课，丈夫雅科夫大学学过法律，只找到了法官助手的工作。雅科夫回到马里乌波尔后，立刻重操旧业，又和布尔什维克凑在一起，这些人来自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被禁的派别。雅科夫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为何娶了大资本家的女儿？他如何能和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岳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关于这些莉迪娅只字未提。对我来说，这并不是她回忆录中唯一的盲点。
十月，莉迪娅和家人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他们乘坐货车穿越了整个俄国，跨越了近五千公里，经过一个多月的奥德赛之旅，穿过了战火熊熊燃烧的国度，不停地前进又后退，一直到了中国边境。部分被疏散的人死在了半路上，其余的人在冰天雪地的夜晚被扔在了哈萨克斯坦的野地里，听天由命，大多数人命丧荒野。尤里成功徒步到了阿拉木图，驾着一辆马车回来接家人。
雅科夫和家人住在“上层城市”，那里直到大革命都是给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居住的“保留地”。有餐馆和酒吧，有“太阳俱乐部”，有大陆酒店和帝国酒店，有希腊式的酒菜馆，意式小餐馆，还有剧院，大集市以及价格高昂的商铺，许多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一座天主教堂，数个犹太教堂，一座意大利居民建造的罗马天主教堂以及一座波兰教堂。街上行驶着出租车，有人在卖热腾腾的散装俄式馅饼，还有吉普赛人在揽客看手相。每个周日，管弦乐队都会在城市公园中演出。
最后，莉迪娅写道，多亏了尤里和这场战争，他们把护照烧掉，销毁了被定为所谓人民公敌的所有证据，然后对阿拉木图的官方机构坚称，他们的护照在战乱中遗失了。当地人相信了，给他们发了新的护照。莉迪娅又成了一张未被描画过的白纸，一个全新的人。她可以再次从头开始。
位置比较靠边的，停靠船舶和卸货吊车的港口背后，是两片巨大的法国人建造的铁棚屋群。在这里工作和住在独立居住点的人们，条件比港口工人好不少。砖石堆砌成的房子里有水有电，工资刚好够填饱肚子。工厂高大的烟囱夜以继日在城市上空吐出污浊的废气，换班结束的汽笛声取代了马里乌波尔居民的钟声。
注释
第三层遍布贫穷犹太人的小木屋和隔板屋。这里有人人渴望得到的火柴、鞋带、剃须毛刷、煤油、锈蚀的钉子、旧书、甜瓜、玉米棒、小米、盐石、祈祷披巾，所有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都有。这里也到处是半裸的、邋遢又饥饿的孩子，男孩子留着犹太人传统发式，鬓角两边垂着卷曲长发。
[1]为了维持乌克兰独立自主，十月革命后，西蒙·彼得留拉开始组织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军队与苏联红军、白军作战，后与波兰结盟共同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后失败，流亡法国。——译者注
城市下方边缘住着渔夫，比渔夫地势略高、住在丘陵之上的是工人，主要是港口工人。他们住在木屋、土屋、简易仓库或者隔板屋里，那里拥挤不堪，工人们又苦又穷。当时没有下水道，没有供电，人们还必须拎水桶去泉眼处打水。泥泞的地面恶臭扑鼻，咬人的蚊虫到处都是。饥饿的孩子们在污泥里玩耍，而他们的父亲在喝酒。疟疾、霍乱和伤寒肆虐。夜间，人们在棚屋里点燃松木火把照明。
[2]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黑军在乌克兰地区与白军和红军为敌独立作战，并建立了乌克兰自由地区，成为该地区的军事领袖。最终流亡国外，客死他乡。——译者注
当时，马里乌波尔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城市。有乌克兰人、俄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土耳其人、波兰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城市位于丘陵之上，在城里任何一处都可以看到以渔产丰饶而出名的亚述海。每当巨大的鲟鱼群和梭鲈鱼群游过时，平静的海面如同沸腾一般。
[3]谢苗·布琼尼（1883—1973），苏联最早的五元帅之一，骑兵统帅。七十年军旅生涯中，参加过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四次大战争。1920年，领导的骑兵队在波苏战争中将波兰军队驱逐出乌克兰，随后在卡莫罗战役中失利。——译者注
雅科夫在华沙一所高级文理中学谋到了历史老师的职位，收入微薄，但是他娶了一位出身意大利家庭的富家女，娘家家产丰厚。婚后，夫妻俩住在老城中心一处宽敞的公寓套房里，雇了一个波兰厨师、一个俄罗斯女佣以及一位英国家庭教师——维格摩尔小姐。维格摩尔小姐总戴着一顶前后帽檐完全一样的小帽子，雅科夫称她为“哈喽-拜拜小姐”。还在幼童时，莉迪娅就已经会说三种语言了，她总是把它们混淆。另外，她的父亲还会俄罗斯贵族的语言——法语，而父亲还会的德语是来自波罗的海德意志三国的母亲安娜·冯·爱伦施泰特教的。他们的起居室里放着一台昂贵的三角大钢琴，极具音乐天赋的玛蒂尔达用它弹奏肖邦和莫扎特。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全是波兰的知识分子、音乐家和诗人。雅科夫被准许去瑞典和英国旅行，在那里，他和当地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秘密会面。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华沙大手大脚地过日子，和全家人到时髦的波兰疗养地瓦津基公园度假。1915年德军进入华沙，结束了他奢华的流放生涯。雅科夫获准返回马里乌波尔。历时二十年，他又恢复了自由身。他回到故乡后不久，我母亲的哥哥谢尔盖出生了。
[4]德国的考试评分体系的五分制和苏联相反，一分为优秀，二分为良好，三分为中等，四分为及格线，五分为不及格。此处作者把苏联的五分制转换为德国的五分制，便于德国读者理解。——译者注
正如我之前猜测的，玛蒂尔达·德·马尔蒂诺并不是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莉迪娅的童年是和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烈一起度过的。安德烈是雅科夫在流放地结婚生下的孩子，他第一次来到华沙时双眼睁得老大。
[5]乌克兰化，是指随着布尔什维克占领乌克兰，为纠正以往俄帝国的同化政策，积极扶持乌克兰语、促进乌克兰文化发展的本土化政策，涉及教育、出版、政府和宗教等各领域。1923年7月《关于对教育和文化机构乌克兰化的执行法令》被视作乌克兰化计划的开始。20世纪30年代初，乌克兰化政策突然逆转，“大清洗”意味着苏联乌克兰化政策的终结。——译者注
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因为革命信仰被罚流放二十年。流放期的最后时期，他被允许在国家监管下住在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边缘的华沙。我母亲的姐姐莉迪娅，1911年就出生在那里。
[6]德国谚语，意为纸上什么胡言乱语都可以写，但不都是真实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