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用中性笔或是钢笔，手写毕竟也是个体力劳动。为了敲键盘，我过度锻炼了第一关节，结果连笔都握不动了。自从高中改用键盘打字，我一次都没手写过小说。森见登美彦的卡夫卡化计划，必须从磨炼体力开始。这计划也太过远大了。
第一，我根本上缺乏在笔记本上写大量文字的体力。
第二，手写时非常难推敲词句。
但那都是不可能的。
若是没有推敲，我写的文章必定不值一读。我认为真正擅长写作的人，就是不必在措辞上纠结太久的人。可是我呢，必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把文章打磨好几遍，否则就难以达到满足的状态。我还会把同样的内容写两遍，把标点的位置改得怪异些，把主语改得怪异些，一直修改到极限为止。我没法儿行云流水地写作，正是因为没有掌握自己文章的节奏。正如上文中写到的“发现”那样，如果不经过“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阶段，就很难写出来。
就不必像商务精英一样到处捧着台电脑了。笔记本很轻，动笔也快，更不占地方，在哪儿都能写。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去鸭川河畔写小说，简直就是小说中的场景嘛！看到我这副英姿，正在跑步的美女一定会爱上我的。还能去咖啡厅写小说，这样也特别像个“小说家”呢。我自己都要爱上自己了。旅途中还能在列车座位上写作，然后把笔记本递给旅馆邂逅的黑发少女看。“后面怎么样了呢？”“我也不知道。谁知道明天的风朝哪边吹呢？”一定能够来上这段光想想就起鸡皮疙瘩的对话。
第三，有截稿日的问题。这是最可怕的。
那样一定开心极了。
我如果在鸭川河畔悠然地翻开笔记本，信笔书写，恐怕会华丽地错过截稿日。如果为了赶着截稿而在血淋淋的手中握上一支笔，发了疯地冲向书桌……就一点都不美好了。我一直想成为有气量说出“截稿日尽往矣，往者不追”的人，可如果气量大到了那种程度，也许就不再是森见登美彦了。
我要是也能像卡夫卡那样写作，该有多好啊。我心想，干脆我也带着小小的笔记本，钻进小小的工作室去吧。然后写什么都不打草稿，根本不去想故事的走向，信笔写下去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截稿日就是万恶之源。
对了，我的书桌下面囤了堆积如山的笔记本。大约两年前，我太过害怕写不出小说来，便兀自妄想“如果多买些笔记本，也许就能文思如泉涌了”，下班之后就老往文具店跑。结果，笔记本再多也没改变我灵感的产量，于是发现了“灵感守恒法则”。我终于意识到有空去买文具用品还不如多写几笔，可那时已经留下了够用十年的笔记本。
我没法儿“不写草稿”，总是在张罗筹备，也是因为一想到“万一到截稿时还写不完”就会心神不宁。所以我会提前思考故事走向，时常写下笔记。这就是我一切不安的来源。啊啊！好心烦！
我经常会这么想。
有时准备了太多，反而会起反效果，不是吗？
写文章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时常会写着写着遇到新发现。有时登场角色会做出自己都未曾想过的事情，有时能够不经意地完成恰到好处的描写，有时随便写的词语却推动了新的情节发展。即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发现，也总是令人愉快的。接二连三的发现能将原本的自己向前推得更远。我认为这就是写文章的乐趣。假如不依靠写文章的这种机制，本就没什么深刻思想的我是不可能写出取悦读者的文章来的。我的脑袋能想出来的故事是很有限的，也许让文章自己想出来的故事比我动脑想的更有趣呢。
完全不做准备，一边写一边摸索思考，不也是个好方法吗？
倒不是自诩神童，其实我也有那样一段时期。从小学到初中的那段时间，我根本不记得有过“组织构思”或是“思考登场角色”这种经历。当时我用的就是原稿纸或是大学笔记本，直接用铅笔沙沙地往上写。我的故事都是写着写着就会从后面几行生生地冒出来，我也从不重写，只要能写到最后，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么一形容，我仿佛成了真的神童。为了防止引起误会，我要重申一下——我并非神童。
不正是这样才能写出更出人意料的文章来吗？
这简直是帅过头了吧！
不就能写出更加胡作非为的文章，让大小姐高声叱责般说出“你这么写下去，到底要怎么收拾残局啊？”之类的话了吗？为了赶上截稿日，一般不都会编些中规中矩的故事情节吗？这一切不都仅仅是权宜之计吗？大家不如扪心自问一下！
池内纪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了卡夫卡的笔记本。据说卡夫卡从不写小说构思笔记一类的东西，就躲在小小的工作室里，不打草稿地往笔记本上写文章。如果写了一些觉得不对劲，就立刻用线画掉，再写别的。如果有了“手感”，就会继续写下去。
于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没打草稿写完了这篇文章。
我如此下定决心。
目前，我还正在扪心自问中。
这篇文章我要不打草稿地写完。
（《yom yom》2008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