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着怀孕的恐惧，但是张爱玲在这个小镇上与赖雅相聚的那些日子，应该是愉快幸福的。毕竟一个男人开口向你求婚，虽然不能承诺任何未来，但是，此时此刻，他是爱你的。对于孤身飘零的张爱玲来说，在美国有一个家，比什么都重要。
自己爱的人正好爱着自己
想象一下，小镇上，两人晚餐后手挽手地漫步在树林边的小河上。正值盛夏，绿树成荫、河水悠长，两个人不用说什么，好多的话，有足够的时间留着以后慢慢讲。走在他的身旁，看时光、河水慢慢流淌，这比什么都重要。在美国，张爱玲一直在寻找落脚的地方，但找到的都不是家，只是宿舍。就像当年在学校一样，随时都可以离开，随时都可以解除，没有长性，没有安全。不像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答应给她一个家。虽然家在哪里，一切都还需要确定，但是，当这个男人开口向她求婚的那一刹那，家，就是他了。听着自己欢喜的笑声，她一时间有点恍惚，自己只有在27岁之前，曾经这样开怀过。那时候，很多笑，是为了另一个男人。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这样心无旁骛的大笑了。虽然这样的笑，曾被母亲批评为没有淑女风范。但，此刻，能做自己真的很好。
就这样，张爱玲和赖雅把他们唯一的孩子打掉了。
赖雅，对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往往是“闯了祸就跑的”。这次，不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有什么魔力，让他驻足难逃。走在她的身边，听着她不时爆发出来的爽朗的大笑，自己也觉得满心欢喜。河水无声地往前，把树的影子一幕幕地带走。很像自己笔下的好莱坞电影里男女主人公定情时的幕布背景。两岸蔷薇枝头累累，不少都垂到河面上。看那河水在花枝前打一个盹又急急地往前赶。他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幸福地叹了口气。或许，冥冥中一切都是注定的，生来两个人就要相遇、相亲、相爱。
恐怖到极点的一刹那间，她扳动机钮。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他的人生，从父母离开德国来美国定居，从他二十多岁在麦克道威尔基金会戏剧节有一部戏剧入选，到他离开好莱坞到各个文学营地去，难道都是为了几十年后在这个麦克道威尔基金会的营地里，碰见这个中国女人吗？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眼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
爱情是美妙的，现实却不能容你做梦。婚前，赖雅不得不老实地告诉张爱玲，自己一个人糊口还行，但养不了家。对于赖雅的实际状况，张爱玲早猜得了个七八分。跑到免费营地来的人，经济条件都不会好。不管怎样，当你四旁无依时，有一个你对他很有好感的人愿意接纳你，那么钱不钱的，就都不算什么。炎樱不是说过“一个头比两个头”好么？当然，她这句玩笑话是指枕头上。现实中，不也是这样吗？两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情，总不见得就过不下去，不是还有一句话：两人同心，其利断金。
……
赖雅是张爱玲在这个庞大陌生国度上的亲人。
“我没出去，”他说，“就在楼梯口，听见电梯上来，看见他进去。刚才我去看看他们这里有些什么，看见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杀了这狗娘养的。”
1956年8月4日，张爱玲与赖雅在纽约结婚。这次婚礼，炎樱也参加了。
没一会，汝狄回来了，去开碗橱把一把劈柴斧放还原处。这里有个壁炉，冬天有暖气，生火纯为情调。
在外人眼里，这对异国夫妇实在相去甚远。赖雅不仅是一个作家，他混迹于文学圈，更像一个文学活动家，朋友、应酬满天飞。而张爱玲即使在最飞扬的年头，也视交际为畏途。
他（打胎的）走了。
任何与政治挂钩的事情，张爱玲都不肯与此沾边。就算当年与胡兰成、与左翼文学，她都不是站在政治上来考虑的。而赖雅当时恰是著名的左翼文人，要是在中国，他就属于张爱玲最不愿意与之为伍的那群“超人”。
……
赖雅还大张爱玲29岁，结婚这年，张爱玲36岁，赖雅却是望七的老人。
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生活中总有传奇。这对夫妻，相处得很好。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
赖雅与前妻所生的女儿在谈到父亲对张爱玲的感情时，是用“痴爱”这个词来形容的。无独有偶，炎樱后来谈到赖雅时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如此痴爱另一个人。
她穿上黑套头背心，淡茶褐色斜纹布窄脚袴。汝狄只喜欢她穿长袴子与乡居的衣裙。已经扣不上，纽扣挪过了，但是比比说看不出来。
张爱玲在写给朱西宁的信里说：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很多年后，孑然一身的张爱玲，接受了詹姆士·莱昂的采访。这位布莱希特的研究者，之所以采访张爱玲是因为赖雅是布莱希特的好朋友，当年布莱希特流亡美国，赖雅提供了最为热情和周到的帮助。后来，布莱希特蜚声文坛，研究者甚多。但凡研究布莱希特，都不会忽略他流亡美国时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与一个人有关联：那就是赖雅。
怀孕期间乳房较饱满，在浴缸里一躺下来也还是平了下来。就像已经是个苍白失血的女尸，在水中载沉载浮。
与以往不同的是，张爱玲对这个陌生人敞开了心扉。她对赖雅的文学成就有着客观慎重的评价。没有因为他是她的夫，刻意拔高。
急死了，都已经四个月了。她在小说上看见说三个月已经不能打了，危险。好容易找到的这个人倒居然肯。
从她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懂他，很深。而且她爱他。
十几年后她在纽约，那天破例下午洗澡。在等打胎的来，先洗个澡，正如有些西方主妇在女佣来上工之前先忙着打扫一番。
平实也是一种幸福
数日的盘桓，两个人作出了一致的重大决定：结婚，但不要孩子。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实。
不过，这封勇敢的求婚信，还没有寄送到当事人的手中，当事人就赶来了。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一切都生疏，连下一步该怎么做她都不知道。这时，她太需要一个肩膀靠一靠了。
赖雅生性仁厚，一旦与谁有了感情，天长日久，情感愈加浓烈。张爱玲与其在一起的生活，不像原来与胡兰成那样，两个人“坐而论道”，喜爱的都是对方的锦口秀心。赖雅承担起家庭中繁杂琐碎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不仅是张爱玲嫌麻烦的，也是她不擅长的。
这件事情，赖雅做得很男人。他当天提笔写信向张爱玲求婚，这时窗外大雨倾盆，赖雅冒雨跑到邮局，把这封信投进了绿色的邮筒。赖雅下定决心步入婚姻的殿堂，着实不易。因为他每个月就只有50多美元的养老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更别说支撑一个家庭了。我想如果没有对一个女人强烈的感情，一个男人是不会这么快就下决心的。
赖雅看出这个中国女人在文学上有自己的抱负和野心，也有自己的天赋和才华；而对于他自己，虽然年轻时得到过很多光环，但现在他对文学已没有太多的诉求。他心甘情愿地做起了这个家庭的后勤。诸如买菜、做饭、打扫卫生、跑邮局寄稿件、上银行、到杂货店购物之类的琐事，基本上赖雅一人就解决了。虽然整个家庭的经济基本上是张爱玲在承担，但是，赖雅从另一个层面给了张爱玲温暖和爱，这才是家的感觉。
想必，当她得知自己怀孕后是怎样的恐惧和无助。何况她从来没有过怀孕的经验，与胡兰成时没有，如《小团圆》中和燕山一起时，亦没有。
而在一些大事上，赖雅也遂张爱玲的愿。张爱玲对乡下清静单调的环境难以忍受，喜欢大城市喧闹鼎沸的生活，这多么像当年她在香港、在上海，在那些高高的公寓阳台上听电车声、看圆月、吃盐水花生留下来的生活习惯啊。这也是她最享受最喜好的城市之声。
以张爱玲的个性，如果是她自己能解决得了的事情，她也不会写信去告诉赖雅。何况，这么一写，极容易让人误会是那种拿事儿要挟男人的女子。
赖雅虽然喜欢乡下简单的生活，但是为了张爱玲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打算，与张爱玲一起申请去一些大城市的文艺营地，后来又在繁华热闹的旧金山定居。
九莉笑道：“我不要。在最好的情形下也不想要——又有钱，又有可靠的人带。”
这个男人是很宠张爱玲的。
“生个小盛也好，”起初汝狄说，也有点迟疑。
天气好的时候，赖雅会给张爱玲当导游，与她一起领略美国城市的各种美。他们到过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张爱玲曾经说过，只要有赖雅，只要是赖雅陪着她，那么这个城市整个都是她的。这是多么饱含深情的依恋。
同时，两人经济上都比较拮据。负担自己都够呛，还要加上一个孩子，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空时，他们手牵手去看电影。不要忘了，赖雅可是给好莱坞当了12年编剧。听赖雅谈起好莱坞电影的各种八卦趣闻，张爱玲乐得哈哈大笑。而这些电影张爱玲并不陌生，她也是一个影迷。当年在上海时，她曾经如痴如醉地追捧过每一部电影。
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赖雅是那种天生的乐天派，与他在一起都会被他的温暖、热情所感染。他常常带着张爱玲走街串巷，吃遍小吃，领略当地风光。这些地方，于他来说多半是旧地重游，他熟门熟路、热情周到、谈笑风生、幽默风趣，给整个行程增色不少。有一年张爱玲过生日，他还带着对脱衣舞表演好奇万分的张爱玲一起去观看。当爱情坐实在生活琐事上时，不见得都变得平庸，反而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恋。
……
还不仅如此，赖雅更是张爱玲了解美国、进入美国社会的向导。有了赖雅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老师”，张爱玲才能迅速地了解这个陌生的国度，包括各种政策、福利、责任、权益。可以说有了赖雅这样一个当地人，张爱玲才有了被认同感。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
1958年9月30日，是张爱玲38岁的生日。没想到那天早晨，秋雨飒飒，气温一下子下降好多。刚开始还是小雨，慢慢的，雨变大了。雨滴打在窗玻璃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大大的圆。树叶夹着雨飘落一地。有些黄尽，有些却还有半成绿意。怎不敌这秋风秋雨，一起都掉了下来。
1956年7月5日，张爱玲的一封信寄到正在萨拉托卡泉镇的赖雅手上，信中说自己怀上了赖雅的孩子。这个消息对两个人而言，都不会带来新生父母的那种喜悦。张爱玲自己就是孩子一样的人，胡兰成就从她的身上发现孩子气质的存在。而她日常生活中能力的欠缺，也使她根本没有精力来照顾小孩。她本身也不喜欢小孩，对生育这件事充满恐惧。
赖雅望向窗外，不知道这雨何时才会停。这时，联邦调查局派人来核查赖雅某项债务问题，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但就这么着也没能影响赖雅的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这些人快点离开，雨快点停下来，好让他们的好戏开场。
如果没有一桩意外，她与赖雅，可能就靠着书信往返，亦或相约于某个免费的写作营地，让两地情亦浓亦淡、亦亲亦疏地牵连。爱，不能坐实在琐碎平凡的家庭生活时，就只能飘荡在旅途间。
还是天公作美，联邦调查局的人走后，天也放晴了。他们的庆典说起来真的很简单。就是先去邮局寄了封信，然后回家晚餐。接着张爱玲梳妆打扮，两个人看了一场电影。再回到家中，吃完剩下的饭菜。看起来好平常平淡的内容，张爱玲却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
结婚，但不要孩子
或许真的不需要惊涛骇浪的惊喜，相爱的人能手牵手没有任何干扰没有任何顾虑地做一些平淡的事情，也觉得幸福和满足。
当年胡兰成匿名潜逃，张爱玲一直给他汇钱汇物，情伤分手之际，还给了他30万元的“分手费”。这是因为，她知道，胡要继续逃亡，又不敢光明正大地谋生，手头无钱。与赖雅，日后俩人的生活也是她一人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后来从美国回香港写剧本赚钱养家，熬得两眼因溃疡而出血。这样一个女人，大家却因为她难以接近，而说她“冷”。哪知她一旦为一个人付出，就这样掏心掏肺、肝胆相照。两个男人，两次婚姻，都只差要了她的性命。
平常生活中才直见“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真实。
身处拮据的张爱玲，一双慧眼早就看出这个也来营地获取免费居住和写作的美国男人，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她亦不要他负担什么。反而，临别赠金。这一举动，在当时她自己的那种状态来看，似比虞姬对项羽的理解，让人唏嘘。
命运让你痛，你却要回报以歌
1956年5月14日，莺飞草长。这天，是赖雅在麦克道威尔营地的最后一日。张爱玲坚持送到车站。站台前，张爱玲向赖雅倾诉了自己在美国的困境，却不是让对方承担自己。面对这样一个“饱藏强烈能量”的男人——多年以后张爱玲这样形容，她更多的是敞亮自己的状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一切。虽然，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将来明确的打算，但是，这个男人给了她安全感和温暖感。所以，面对他，一切都是自然。
幸福的生活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生活也有不同的不幸。在开始与赖雅的这几年的生活中，欢愉中有时也有愁云。结婚才两个月的时候，赖雅就中风了。事实上，早在1943年他就有过一次轻度中风，1954年63岁时再次中风住院。这是第三次，使他变得非常虚弱。1956年年底时，他的病又一次复发，因面部神经麻痹再度入院。所幸的是，他就像一个打不倒的铁人，总能从病榻中站起来，再一次面带微笑。可赖雅的病无疑给他们的生活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赖雅不仅是她的丈夫，更是她的家、她的全部，是温暖她的那束光。现在，这束光，随时都可能熄灭，平静的生活就像汪洋里的一叶小舟，谁也无法预测下一刻是一如既往地前行还是瞬间就被汹涌的波涛打入海底。
这时新罕普什尔正是漫天大雪，皑皑白雪阻挡了一切出路。这两个人，不问前路地相爱了。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爬满了蚤子。
孤身一人前途无着落的张爱玲，这时碰到赖雅，一下子从脚底暖到了心窝。赖雅就像一团火苗，发出光和暖，温热了这个中国女子。
张爱玲19岁时参加《西风》杂志三周年纪念征文比赛时写成的《天才梦》里，一语成谶。
赖雅天性热情友善，对人总是一股脑的热肠子。写作营地的晚餐后，他不是与人高谈阔论、玩纸牌游戏，就是来者不拒地帮人改稿子。他像一道火焰，热烈洋溢地释放着自己的光芒和热量。
与贫穷疾病、生老病死这些压力相比，最让张爱玲痛心的是，她的“美国天才梦”没有如愿以偿。当她艰辛完成的《粉泪》竟然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出版时，她一下子被打垮，病倒数日，一个月之后才恢复过来。两年后，炎樱来信又谈到此事，她不禁再次落泪，情绪低落到极点。有一次，夜里她梦到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她觉得很丢人。第二天一早她心痛无比地向赖雅描述梦中的情形。这些，都是她在美国文学梦一再受挫后的反应。
反而面对一个放松、不带任何目的的陌生人，张爱玲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就像在旅行途中，窗外是飞驰而过的风景，列车轰隆。对面坐着一个温和的男人，他和你聊着诸如天气、阅读等话题。这时，你不再需要任何戒备和矫饰，也随意闲散地说着话。有时候，还会掏几句心窝子。谁都知道，火车一停，这辈子就很难再遇见。
为了养家糊口，张爱玲不得不把半个身子探回母语世界。多年来，在香港给她寻求剧本写作并付给她最高稿酬的好友宋淇，一直帮她。人们常说张爱玲自爱得自私，亲情爱恋在她身上常常毫不留情地一刀斩断，写的文字看透人间冷暖，为人处事也通常决绝。
或许是因为大洋彼岸的陌生，谁管你是不是李鸿章的后代，也不会去读什么《孽海花》，更没有读过《金锁记》或《封锁》。盛名难却，有着这些累赘外衣的张爱玲常让人觉得难以亲近。其实不是她倨傲，而是她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言行才能不辜负那些窥看的欲望。
但是，当皇冠出版社的编辑为她挡了一篇住在洛杉矶的女作家D小姐因参访她不得，转而翻看“采访”她的垃圾物品的报道时，她给出版社的编辑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有了第一次短暂的谈话。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张爱玲给赖雅留下了“端庄大方、和蔼可亲”的良好印象。这个形象与张爱玲留给读者的感觉截然不同，与胡兰成第一次见她更不相同。
有时候片刻的肝胆相照也就是永久的印象，我珍视跟您这份神交的情谊，那张卡片未能表达于万一，别方面只好希冀鉴谅。
想象着两个人的第一次会面，真像是美国好莱坞电影里英格丽·鲍曼碰到爱德华大夫时的情景。这样一个高大、英俊，穿西裤、衬衣谈笑风生的男人，是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同样，在她自知来日不多时，她把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留给了宋淇夫妇。就因为当年他们夫妇俩曾经帮助过她。
那个大鼻子的高个男人就是赖雅。这次见面两个人并没有交谈。
这就是张爱玲，对自己母亲写信来求临终一见，终还是把信搁下，隐忍不发。对着一个素未谋面的编辑却能写下“肝胆相照”这样的字眼。同样的人，为何一个看似寡情，一个却形似深情？
这时沙发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吸引人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过去。张爱玲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正站在格子布沙发后面侃侃而谈，鼻子挺拔且大。他热情洋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眉宇舒展自然，身旁聚集着好些人。人群不时“轰”的一声笑出来。声音最响亮的，仍是那个男人。张爱玲心想：这种口若悬河的说话方式，势必口沫四溅，坐在沙发上的秃顶男人不知作何感想了。等会儿回到房间后，张爱玲一想到这里，就大笑出声来。她还是上海时的那个样子，不笑则以，一笑，就是开怀大笑，乐出声。抿口浅笑，似乎她学不会！
仔细想想也想得通，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切都依从自己的内心，对人对事绝没有半点勉强，一边可以拥有浓烈柔情，一边又可以云淡风轻。同时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简单到常人觉得没有人之常情，又亦或简单到让人接受起来分量不轻。
1956年3月13日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营地幽幽的大厅里，炉火发着银蓝的光。新罕普什尔的冬天异常寒冷，谁也不知道几天以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即将袭击这一地区。由于冷，大厅里游乐、闲谈的人不像往常那么多，初来乍到的张爱玲带着新鲜的目光，暗自打量这里的一切。巨大的吊灯自天而降，一个个黄色的小灯泡紧密地挤在一起，发出暖暖的一团一团的小火焰。大厅的木质桌子上了年头，桌子四周一圈，磨得锃亮光滑。有些地方，似乎着了酒，深一块浅一块，像是白兰地。也不知是哪个粗心的人洒的。
剧本写作其实并不是她所愿。多年后，当詹姆士·莱昂采访她时，对于赖雅的编剧创作，她认为正是在剧本写作时过多地运用套路模式，以及取悦观众的剧情安排，这些公式和窍门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张爱玲不仅深深地懂得赖雅，同时，她还了解剧本写作。从她给香港电影圈写剧本开始，她就明白这些驾轻就熟的题材、故事，可以说都是某种公式的派生物。只要熟悉公式，加入适当的技巧，把人物填充进去，一部剧本也就完成了。而这种东西写多之后，创作者的开拓思想会被削弱，落笔处更会缺乏个性。如果创作者本身没有很强的抵御能力，更容易被这种模式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完全都是套路的东西，自己的文学之路却越来越窄。
在这里，她遇见了——赖雅。
想一想，好莱坞本来就是一个只看是否卖座、只认票房的光怪陆离的圈子，它哪里管你“严肃作家”的梦。而这个声色利诱的圈子，多的是人趋之若鹜。赖雅能在里面写12年的剧本，既是幸也是不幸。
张爱玲在救世军的女子宿舍住得并不久，第二年，也就是1956年，她得到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同年2月，她搬到该基金会所在地——新罕普什尔州。
1961年夏天，张爱玲打算为她计划写作的英文小说《少帅》到台湾搜集资料，同时她想去香港寻找更多的谋生机会。赖雅虽然不情愿，但也没有理由阻止她。就这样，10月，张爱玲离开旧金山飞往台北，带着她对新机遇的憧憬。计划写作中的《少帅》是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她指望着能以这个美国人比较熟悉的人物故事来打开美国文坛的局面。同时，香港那里等着她的工作是要把她钟爱一生的《红楼梦》改写成一部上下集的电影。这些都是她很喜欢做的事情，更可喜的是，她开始受到台湾一些文艺圈子的追捧。
赖雅，你也在这里吗?
另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6年，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母语圈子。在这个国度，不被认可带来的陌生感、距离感，始终折磨着她。这次，终于拿到绿卡，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终于可以不再为绿卡而心悬上下；终于可以放心地离开，不用担心回不来。张爱玲选择这个时间回台湾香港，颇值得玩味。
在胡适之的身上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窥到自己的写作命运。她接下来的事业也不顺利。当年美国人对《秧歌》的热情，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要他们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根本难以办到。就算是21世纪，中国文学想在英文写作中打出一条路来，也是万分艰难的。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或者华裔，总不可避免地要把文本异化为外国人领会异邦的窥看镜。不怪、不惊、不奇，似乎就不能入他们的法眼。
回到有着同样审美和观念的环境，听着熟悉的母语，看着相似的面孔，这些都让她放松。就像我们在水里憋久了，猛地冲出水面，重重地舒坦地深呼吸，是那样的痛快、恣意。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采访张学良的愿望落空了，其实想一想都能知道，此时张学良还被软禁，怎么会允许人采访呢？但这没影响她的心情。因为此时，她在台湾已有一帮追随者。夏志清后来广为流传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为张爱玲开辟一章。这一章最初曾以论文的形式出现，1957年由夏志清的哥哥夏济安翻译后刊登在台北的《文学》杂志上。夏济安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授，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经由夏济安的推荐，夏志清的文章无疑引起了这些日后成为台湾文坛著名人物的文学新人对张爱玲的关注，或者说是敬意。
后来张爱玲写了一篇《忆胡适之》的文章，怀念与胡先生的点滴交往。在众多的追忆胡适之灿若星辰的学术生涯的热闹文章中，这篇读来悲风凉凉的小文，细腻传神地折射出了胡适之当年在美国的一些际遇。张爱玲深深体会到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落寂心境。
这样的一次旅行让张爱玲兴致甚高。因为读了王桢和的小说《鬼·北风·人》，看到里面对花莲的描写很感兴趣，还安排了一次花莲之行。按照计划，她还准备从花莲去台东、屏东，参观屏东的矮人节，而后取道高雄回台北。
胡适之先生对这位晚辈很关心，担心她孤身一人寂寞可怜，感恩节邀请她去中国馆子。他又去她居住的女子宿舍探望她，看到张爱玲在这样的环境下还精神抖擞地思考写作，对张肯于吃苦，没有虚荣心颇有赞赏之意。
可是刚到台东，张爱玲就接到消息：赖雅严重中风。
张爱玲看到这位当年在国内呼风唤雨，神明一样的人物，在美国是这样的境遇，她会不会暗自心惊，且惊且恐。大洋彼岸的人对中国文化是这么的陌生和拒绝。而她的写作又该何去何从？英雄末路尚且如此，她的路又该怎么走？
算起来她离家不过十来天，回不回去，这样的问题让她左右为难。当时她离开美国时只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钱买回程票，她是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想着要在香港大干一场的。现在连香港都没看到，她怎么心甘？庆幸的是，赖雅的病情也基本稳定下来，而他这一病也需要更多的花费。带着矛盾的心情，1961年11月，张爱玲到了香港。
不过此时的胡适之先生，并没有享受到在大陆的地位，在美国没有受到追捧。美国人哪里了解新文化思潮、哪里懂得五四运动。胡先生曾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过：在这边写文章都是要改的。想当年胡先生在国内学术界、社会上是怎样的地位和身份？仅他这一句话，就一言难尽。炎樱在外面打听了一下也说，这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三次到香港，也是最后一次回到祖国。
我真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作者按：指《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效果单止产生了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但是这次香港已经不复亲切。电影界的情形与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50年代初的香港的电影圈大不一样。电影公司对编剧不大重视，一切都是老板和导演说了算。剧本会被随意篡改，编剧也得随时根据导演或者老板的意思修改脚本。
到美国后，张爱玲拉上炎樱一起去看胡先生。说起来，他们两家还是旧交。胡适之父亲的仕途起点，是张爱玲的祖父提携的。她的母亲与姑姑也与他同桌打过牌。胡适之如此认真对待张爱玲，或许有一些还张家的恩的情分，但也确实是欣赏张爱玲。
她需要改写成上下集的《红楼梦》本子，一再修改，很长时间都没有通过。这期间，她甚至完成了另一个剧本。《红楼梦》改写未遂，她就拿不到稿酬，那么她的香港之行就完全失败了。所以，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她仍然不得不加班加点，眼睛写出血来，也不忍放弃。更让人心惊的是，修改过程中，听说另一家电影公司居然也抢着要拍《红楼梦》，而现在这家公司可能要放弃这个计划，这更让她心急如焚。
后来，胡适之先生还把他读过的那本《秧歌》寄还予她。上面通篇浓圈密点。恐怕没有任何一篇评论能如胡适之先生通篇圈点的书这样沉甸甸的了。
夜深人静时，在狭窄的居室里，从窗口望着遥远的月光，而此时，香港的月亮是那么的陌生和冷漠。这个她一再认为能给她带来好运的“朵云轩信纸上的一滴泪”，这个有着强烈冲撞的鲜艳色彩让她喜欢的地方，这个不同文化种族大杂烩的地方，第一次让她如此心凉。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作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功夫。
在香港盘桓几个月后，张爱玲才与赖雅联系上。之前她写的信之所以石沉大海全是因为她弄错了地址，现在得知赖雅病情大见好转，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赖雅每一封来信，都催促她早日回去。如果说两人的婚姻，一开始多是张爱玲依赖赖雅，那么此时，久病年老的赖雅不仅从身体上，从心理上也开始依赖张爱玲了。每一封来信，他都盼着她回家。
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把自己写的《秧歌》寄给胡适。信上写：希望这本书能“有一点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这正是胡适对其钟爱的《海上花》所下的考语。数月有，胡先生回信，对这本书肯定有加。
家，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非比寻常。孤独、失意、沮丧的人，只有回到家中才能温暖。那份依赖和依恋，不仅是疗伤的良药，更是生活下去的希望。
但张爱玲安之若素。
赖雅在信中告诉张爱玲，他找了一处新家，就装修风格，他们在信中还讨论了一番。对于营造一个温暖的家，两个人都很用心。可见，他们彼此是非常珍惜对方的。
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就这样，虽然香港的事情悬而未决，1962年3月16日，张爱玲铩羽而归。
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美国纽约。她在这里举目无亲，一开始不知落脚何处，过了一段时间听炎樱的熟人介绍搬到一个女子职业宿舍。这个住处是救世军所办，是慈善机构建立的济贫性质的简陋房子，条件艰苦、环境也比较恶劣。投奔者大多是贫寒、失业的人。
这一次远东之行，可以说收获甚微。但当赖雅在华盛顿机场迎接她时，他并没有看到一个愁容满面、疲惫不堪的张爱玲。或许是因为看清了现实并接受了现实，她反而有一份放松。或许是因为看清，她对自己的将来有了新的调整和计划。回到美国的张爱玲显得生机勃勃。我想这份生机的后面，还有一种昂扬的斗志。
美国梦与胡适
分别了半年的两个人，在赖雅选中的公寓里面安顿下来，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虽然没有采访到《少帅》的主人公，她还是投入写作，同时继续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
这次离开香港，前路根本看不清，但她也敢。
人生就是一场场考验
轮船起航时，她一定两手紧紧地抓着船栏，屹立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前方是一个茫然无亲、人地生疏的国度，咫尺天涯。一切都是未知，遥远又渺茫。或许，一个家族都会有些特别的脾气不自觉地传承下来。打她祖父那一辈开始，坚硬就像炮烙一样印在身上。张爱玲痛定思痛与胡兰成分手后，再没有与他有任何瓜葛，断得个干干净净。而她晚年像她崇拜的嘉宝一样，离群索居，也干净利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政策放松，她有机会回上海探亲，但都婉转地拒绝了：“去过的地方就不想再去了。”但凡她存心想对谁关上心门，都做得很彻底。
20世纪60年代中叶，赖雅瘫痪在床，丧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这时，张爱玲更得埋头写剧本赚钱养家。不仅如此，她还得扮演护士、义工的角色。不擅长家务的她，要去照顾一个大小便失禁的人。这些困难她都只能一个人扛着。可见，这时她生活和精神上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1955年，正是秋风飒飒之时，她乘船离开香港。前往陌生的国度——美国。
雪上加霜的是，一直给她在香港联系剧本工作的宋淇，离开了电影公司。而写剧本一直是她经济上很大的来源。她不得不从所住的公寓搬到黑人区中福利性质的廉价住所。同时，她重新联系美国新闻处，寻求更多的翻译工作，并将美国之音的一些西方名著改编成广播剧。
这次，她成功了。
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个有着强烈的文学梦、文学迷的人来说，没有文学创作，不能写作自己喜欢的文字，其实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于常人来说难以理解，但对于她来说，简直比掏心掏肺还痛苦，完全是抽掉了她生命的轴心。成天对着一个病入膏肓，已不可能康复的人，她会是怎样的心情？
翻译期间，张爱玲投入精力最多的还是她的创作。这一次，在香港的三年，是她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她写出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部长篇。1954年，《秧歌》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时，她根据1953年美国的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到美国，可以向大使馆提起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后人推测她此时的状态，常常用她在港大读书经历港战时，写成的《烬余录》来判断。那时日本人攻城，18天后香港沦陷。时间虽然不长，但全城人还是经历了一次生死场。张爱玲她们这些港大的学生也不例外，逃难的逃难，没有地方可逃的人，为了有口饭吃，就去做看护。
好在她后来在美国新闻处找到一份差事，翻译了不少英文作品。工作期间，她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后来成为她工作上最重要的支持者——宋淇、邝文美夫妇。这两口子后来一直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张爱玲身后，把自己的所有版权无偿地留给了他们。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张爱玲或许并不知就里，贸然辞掉奖学金离开学校，不仅让这位教授大为生气，校方还让她补交学费。日本一行，还有“后遗症”。不久以后，当她应征当译员时，人家对她的身份进行调查，还有人怀疑她是共产党间谍。说好到港是为了读书，学业都没完成就神秘赴日，行踪如此不定，也难怪有人猜疑。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盹，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香港。这时她在港大的后路已经断了，就在她请辞奖学金时，关于到底给不给她奖学金的讨论还在激烈地争辩着，帮她申请到复学许可的那位老教授，正在为她据理力争。老师们都知道，当年日本人打进香港时，张爱玲可是一连拿了两个奖学金的，这样的成绩毕业以后可以直接保送进牛津大学。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殿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原本她认为日本是去美国的一条捷径，但没成功。关于她这一趟去日本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坊间有人说，她去投靠炎樱时发现炎樱与胡兰成在一起。不知道真假，但我想她在日本的经历一定很不愉快，否则，她一定会留下些文字写下记忆。按照她的个性，三缄其口的事情，都是让她痛彻体肤的。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但是，张爱玲不要这样的人生。上海写作的经验，使她对自己充满信心。她不是从小立志就要做林语堂吗？她也有用英文写作的信心。所以，去美国一搏，像林语堂一样受人欢迎，就是她最大的目标了。再加上香港离大陆太近，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她像许多留在香港的人一样，对这个殖民地的前景忧心忡忡。香港总给她不安全之感。所以，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她居然匆匆写信给校方辞掉奖学金，登船去了日本。
大家总是用这篇文章来分析，认为张爱玲此时此刻对赖雅也是这样的心情。
可惜的是，每个人都只能当马后炮的诸葛先生，谁能提前参悟人生？看别人或许还能旁观者清，看自己更是看不透，只能一步一探。不知道接下来的那一步，到底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峭壁。有些人干脆按部就班地等着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人生也好。有时，惊险过了都还不知；有时，运气也会掉下来。
其实这些看似冷血的描写，仅仅是战争中，一群年轻学生的写照。张爱玲冷静地，没有粉饰、也不夸张地写出来，她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性。但并不是她的全部。
张爱玲拿着港大的复学证明，去学校报到了。可以判断她的终极目的地不是香港。一纸文凭于她来说，也没有任何吸引力。照我的想法，她要是好好地把书读完，拿到文凭，留下来做一个老师，一边授课一边写作，过着安稳的日子。日子越久越吃香，就算到古稀之年，也还有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张迷”追捧。她要的不就是一个“现世安稳”吗？
有时候，文学造诣很高的人，为文与为人常常能泾渭分明。所以以此文来推测张爱玲，实在是欠妥。
好在她终于拿到香港大学允许她复学的证明。否则，可能要不了多久她就会走“时代超人”傅雷的路子。
当年，为了那个胡姓男人，她跨过诸江丽水、颠沛流离地去找他。为了与赖雅的生活更好些，她写作写得两眼流血。这些事情，又是常人能够承受并坚持的吗？
或许她对大陆的政治空气太陌生也太恐惧，所以她才会借《浮花浪蕊》中洛贞的心境道：“自从罗湖，她觉得是个阴阳界，走阴间回到阳间。”离开前夕她报了一个旅行团，去了一次西湖。这是她为自己离开大陆搜集写作素材。当时一桌游客吃饭，她只喝了点烧头，碗里的东西剩着。同桌的人犀利地瞪她一眼，她赶紧把头埋在碗里，心想幸好只是萍水相逢，就算走不成，日后他们也找不到她。还有一次，她去参加一个文代会，就她身上的旗袍网线纱衣分外刺眼，连自己坐在座位上，也觉得不自在。这些感觉，都让敏感的她如大祸临头。再加上与胡兰成的一段姻缘，说什么她都脱不了干系。
我想，面对病床上终不可康复的丈夫时，张爱玲更多是哀伤而不是愤怒。或许也有抱怨也有失望，但，当看着一直紧紧拉着的手，渐渐地放松时，心中的痛苦又哪是旁人能够理解的？
真是庆幸，要是她没有走成，接下来的各项政治运动，张爱玲可能都熬不出来。
张爱玲曾经尝试请人来照顾赖雅，自己前往营地写作挣钱。但是别人的照料难以周到，这一尝试还是行不通。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7月，她持港大证明经广州抵达香港。过关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虽然护照上面她用的是别名，可是民兵一眼就认出她就是那个在上海写小说的作家张爱玲。在那个没有互联网，不能进行人肉搜索的年代，可见她当时真是红遍了半边天。所幸当年海关并不像后来这么严格，民兵没有为难她，问过也就放她过去了。
1967年，她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此外，位于麻州康桥的雷克德里芙大学也向她发出邀请。这一次她把丈夫带在了身边。
翻看她各个时期的照片，唯独与赖雅在一起时脸上呈现出来的是平和与幸福。求学时期，她的照片多半显得木讷茫然。在贵族学校求学，自己除了成绩又没有其他可以攀比的东西，一心就想到英国去，闷头学习，整个人显得呆呆的、恹恹的。当时她在学校的寝室最乱，常被拿出来当“脏乱差”的典型。但她也只是淡淡说一句“我忘了”，来掩饰心底的波澜。成名上海后，她的那些照片，得意又张扬。脸庞无一例外都是高昂着的。我总觉得她过度地透支了这份喜悦，转而命运直下，痛别胡兰成、离开大陆、别走香江。
1967年10月8日，生命落幕了。赖雅离开了。
让人遗憾的是，她的两任丈夫，不仅没有照片，更没有片言只语。那个胡兰成，伤了她的心，让她看透这个人，不屑一提也罢。但是，赖雅，这个痴爱她的男人，也不着一字。或许不放也好，免得让人一边窥看，一边还要嚼舌头。不过，真有点替张爱玲遗憾。与赖雅在一起的11年，这个高大的美国男人，终于让她有了家的感觉。
后来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采访张爱玲时说：
75岁的张爱玲1993年完成了《对照记》，这是一本关于她和家人的照片册。当时世人都还不知道《小团圆》。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照片，成为大家了解张爱玲家族、了解她人生的一个间接底版。
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辞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浮花浪蕊
赖雅去世时76岁。这时张爱玲47岁。照理说，她还有爱人或者婚姻的机会。但从此，她关闭心门。赖雅去世多年后，她仍冠以他的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