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笑话？”
查莉收回钓线。“我给你讲个笑话，爸爸。”
“一个下垂的乳房对另一个下垂的乳房说了什么？”
她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医院里。雨水顺着她房间的窗户往下流。那时，她说她爱我，但不能跟我一起生活了。这次，她没有给我任何安慰。她说这一切都怪我。她说得对。是我的错。我每天都抱着这个想法，紧紧地盯着查莉，寻找任何创伤后压力症的迹象。我也观察朱莉安娜，想知道她是如何应对的。她做噩梦吗？她会带着一身冷汗醒来，然后去检查门窗上的锁吗？
“说了什么？”
朱莉安娜还没有申请离婚。也许她会申请。我做了一项交易。一项协议。我说只要她活着，她说什么我都愿意做。她让我搬出来。我搬出来了。我现在住在韦洛，酒吧对面。
“如果再得不到支撑，我们就成睾丸了。”她大笑起来。我也笑了。“你觉得我应该讲给妈妈听吗？”
我点点头，仰起脸，感受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这些温暖、凉爽而晴朗的日子让我倍感舒适。它们告诉我夏天快到了。夏天很好。
“还是不要了吧。”
“她岔开了话题。”
我还把自己当成已婚男人。分居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我的内心还无法接受。酒吧老板赫克托想让我加入离婚男士俱乐部，他在其中是非官方主席或会长。他们一共六个人，每月聚一次，去看电影或在酒吧里坐着。
“她怎么说的？”
“我没有离婚。”我对他说，但他觉得这只是个小小的技术问题。然后，他就对我大谈跨过浅滩，回到主流中来。我告诉他我不是个爱加入各种俱乐部的人。我不是任何东西的会员，健身房、政党或宗教。我疑惑他们在离婚男士俱乐部里会做些什么。
“问过。”
我不想独自一人。也不要空荡荡的漫长时光。这让我想起糟糕的大学宿舍，那时我离家在外，也找不到女朋友。
这个问题像鱼钩一样刺中了我的胸口。也许这就是蚯蚓的感受吧？“不知道。你问过你妈妈吗？”
这不是说我不能独自生活。我觉得没问题。但我禁不住想象朱莉安娜也是这么想的，想象她会意识到在一起比分开更开心。妈妈、爸爸、两个孩子、猫、仓鼠，我还可以带上狗。我们可以购物，付账单，选学校，看电影，像其他的已婚夫妇那样彼此讨好，在情人节和周年纪念日送上鲜花。
“你觉得你和妈妈还能重归于好吗？”
说到周年纪念日，今天就是一个特别的周年纪念日：埃玛的生日。我得在三点之前送她回家参加生日聚会。我们收回钓线，收拾好野餐篮。硝烟身上又脏又臭，两个孩子都不愿挨着它坐。
“当然。”
车窗一直开着。一路上尖叫声、笑声不断，到家后，她们跌跌撞撞地跑出车门，假装我放了毒气。朱莉安娜站在门口看着。她在篱笆和信箱上绑上了彩色气球。
“我能问你个事吗？”查莉歪着头说。
“看看你，”她对埃玛说，“你怎么弄得湿漉漉的？”
我还收到了海伦·钱伯斯和克罗艾的消息。她们从希腊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海伦开旅馆，克罗艾即将去帕特莫斯当地的一所学校上学。她们在卡片上说的不多，重点是表示感谢。
“我们去钓鱼了，”查莉说，“我们什么都没钓到。”
我没有收到吉迪恩·泰勒的任何消息。没有军事法庭或官方声明。似乎没人知道吉迪恩被拘留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审讯。我听韦罗妮卡·克雷说，警方的直升机离开布里斯托尔之后又被迫降落了。显然，吉迪恩设法用眼镜框打开了手铐。他逼迫飞行员在一块田地里着陆，但按照国防部的说法，他很快就被重新逮捕了。
“除了肺炎。”朱莉安娜说着催她们上楼洗澡。
悬索桥上的那个下午已经过去六个月了。秋天和冬天也已经过去。达茜在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跳舞。她还跟鲁伊斯住在一起，时不时威胁说如果他不停止把她当孩子看，就搬走。
现在我们的谈话中有种抽象的亲密。她还是我当时娶的那个女人，棕色头发，美丽动人，将近四十。我依然全心全意地爱她，只是没有了彼此交换体液、早上在对方身边醒来的欲望。每次在村子里见到她，我都不禁想：她究竟看上了我什么，以及我怎么能放她离开？
搬出伦敦以后，季节的变更更加明显了。死亡与重生的循环。树上开满了花，每个花园里都有盛开的水仙花。
“你不该让埃玛弄湿自己。”她说。
在此之后，我只好放弃。现在我一边用面包钓鱼，一边看着埃玛。她坐到了一个水坑里，把眼子菜弄到了头发上。她完全忘记了关于虫子的辩论。硝烟跑去追兔子了。
“对不起。她当时玩得很开心。”
“对。”
硝烟正在花园里折腾，追逐一只松鼠，蹂躏着春季的花儿。我尽力叫它回来。它停下来，抬起头看着我，仿佛我极度明智，然后又跑开了。
“肢体语言。”
“埃玛的生日聚会都准备好了吗？”我问。
“我可以读懂它的肢体语言。”
“她们应该很快就到。”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说虫语。”
“来多少个？”
“不。它在说：‘求求你不要把那个大钩子插到我身上。’”
“日托中心的六个小姑娘。”
“它蠕动，是因为它是一条虫。”
朱莉安娜两手插在围裙前面的口袋里。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像这样消磨时光，聊聊暴雨，聊聊要不要清理排水沟或在花园里施肥。我们都张不开口，也不知道如何分享我们之间残余的温存。也许这也是一种哀悼吧。
“你怎么知道？看，它在蠕动。它想逃走。”
“那个，我最好去把埃玛洗刷干净。”她说，两手在围裙上搓着。
“它就是一条虫子。它没有感情。”
“好的。告诉孩子们，我周中会过来看她们。”
这时，我尽力跟她解释，蚯蚓是无性繁殖，所以没有家人，但这却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查莉有考试。”
“万一它被吃了，它的家人想它了呢？”
“那就周末。”
查莉采用了文森特·鲁伊斯式钓法，既不用鱼饵，也不用鱼钩。这并不是出于哲学上的原因（或是喝了啤酒的缘故），而是因为她鼓不起勇气把一条“活生生、喘着气”的蚯蚓放到鱼钩上。
我对她露出胜利的微笑。我的身体没有发抖。我转过身，甩着手臂，昂着头，朝汽车走去。
我们在一条离公路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小溪里钓鱼。要穿过一扇农场的大门，走过一块田地才能到达溪边。长满青草的河岸上铺了一块野餐垫，就挨着碎石滩。
“嘿，乔，”她喊道，“你看上去开心了些。”
我时刻注意着埃玛，她正在跟硝烟玩耍，这是一只金色的拉布拉多犬，是我从动物收留所里领养的。它对人很热情，觉得我是世上最聪明的人类。不幸的是，除了忠诚，它几乎一无是处。当看门狗吧，我一到家它就叫个不停，却完全无视陌生人，除非他们已经在房子里一个多小时了，那时它才开始狂吠，仿佛它刚好发现米拉·韩德莉[1]破窗而入。孩子们都很喜欢它，所以我把它领回了家。
我又转身看向她。“你真这么看？”
“没有。”查莉说。
“你笑的时候多了。”
“有鱼咬钩吗？”
“我很好。”
山谷的对岸，透过冒出新芽的林木，依稀可见道路蜿蜒绕过一座教堂，翻过山脊后不见了踪影。
[1]英国人，与同伙伊恩·布雷迪于1963年至1965年间杀害了五名儿童。
这是一个典型的春日，雾气早早散去，天空高远而湛蓝，仿佛太空不可能是漆黑一片。溪水清澈，靠近岸边的地方水很浅，水下的碎石干干净净，旋涡围着水草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