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珍爱自己的工作。”
“仅此而已？”
韦罗妮卡·克雷的办公室位于这个大盒子里的一个小盒子里，里面只有一张简单的松木桌和几个文件柜。墙上贴满了未破的案子和未逮捕的嫌疑人照片。其他人都把未完的事塞进抽屉或写成日记，探长却把它变成墙纸。
“我们叫她老大。”
她穿着黑衣服，正在吃早饭。文件上放着一个甜面包和一杯咖啡。
“那探长呢？”
她吃了最后一大口，然后收拾笔记。
“大多数人都有。”
“我有个案情通报会。你可以去听听。”
“这里每个人都有外号吗？”鲁伊斯问。
案件调查室里干净、现代、敞亮，中间只有可移动隔板和白板。一面白板上贴着一张照片。旁边是克里斯蒂娜·惠勒的名字。
他的手足有拳击手套那么大。我感觉自己一下变回了十岁。
那群警察大多是男的，克雷探长进去的时候，大家都站了起来。十几个警员被派来参与调查，虽然这件事还没有被列为谋杀案。除非这支特遣部队能在五天之内找出动机或嫌疑人，否则掌权者就要把此案交给法医来决定了。
“我是探员阿博特，”他说，“不过你们可以叫我和尚。其他的浑蛋都这么叫我。”
克雷探长舔了舔手指上的糖霜，然后开口说道：
我们在楼下等人来。金属安全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子黑人几乎要低下头才能走过。我的第一个设想就错了。他并不是获释人员。他在这里当差。
“上周五下午五点零七分，这个女人从克里夫顿悬索桥上跳桥自杀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拼合出她生命的最后几小时。我想知道她去了哪里，跟谁说过话，以及看到过什么。
警察局对面，圣三一教堂被木板围了起来，里面空无一人。一个老太太在门廊下躲雨。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弓着身子，像一根烧过的火柴。
“还要询问她的邻居、朋友和生意伙伴。她生前是个婚礼策划师。她的公司有资金上的问题。去问问那些常见的嫌疑人——高利贷者和放款人——看他们认不认识她。”
有人在砖墙上画了涂鸦：阻止警察杀人如麻。结束国家恐怖主义。
她大致说出了从周五上午开始各个事件的时间轴。克里斯蒂娜·惠勒在有福婚庆公司的办公室待了两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十一点五十四分，她的固定电话接到一通来电，是从西野购物广场和锡安巷拐角处的公共电话亭打来的，那里刚好能够俯瞰克里夫顿悬索桥。
三一路警察局是一栋封闭的建筑，低楼层一个窗户都没有，就像一座为防止围攻而建造的碉堡。它完美地展示了当代执法机关的模样，每个角落都安着监控探头，墙上还带着尖刺。
“这个电话持续了三十四分钟。可能是她认识的人打来的。也许她安排好了跟他们见面。
“都是这样。”
“她的手机一响，固定电话就挂了。两个电话可能是同一个人打的。”
“周一走的。只不过感觉上比这更久。”
克雷探长朝一个操纵投影仪的警员做了个手势。一幅包括了布里斯托尔和巴斯的地图被投射在她身后的白板上。“电信工程师正在定位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机信号，绘制她周五开车从家去利伍兹公园可能的行驶路线。
“她走多久了？”
“我们有两个目击证人。这些证人需要重新询问。我还要周五下午去过利伍兹公园的所有人的名字。我需要知道他们去那里的原因以及他们的家庭住址。”
“很好。”
“当时在下雨，长官。”一名警员说道。
“这个更有诱惑一些。她还好吗？”
“这里可是布里斯托尔——一直都在他妈的下雨。还有，不要叫我长官。”
“那朱莉安娜呢？她今天下午就到家了。她会想见见你的。”
她看着人群中唯一的女警员。“阿尔菲。”
“这两个我都可以不要。”
“是，老大。”
“你不能回伦敦——现在还不行。你才刚到。你还没在巴斯逛逛呢。来了西南部，就不能不逛逛巴斯。就像去了洛杉矶却不跟帕丽斯·希尔顿睡觉一样。”
“我要你仔细检查性犯罪人员的档案，给我一份住在利伍兹公园方圆五英里之内的所有变态的名单。我要你把他们按犯罪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类，以及他们最近一次被指控和释放的时间。”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的，老大。”
“为什么不呢？”
探长移动视线。“琼斯和麦卡沃伊，你们俩去查看监控录像。桥上有四个摄像头。”
“你确定想让我去？”鲁伊斯问。
“哪个时段？”其中一个问。
我跟韦罗妮卡·克雷约好了在布里斯托尔的三一路警察局见面。
“从中午到下午六点。六小时，四个摄像头，自己算一下。”
“那也是个讨人厌的小浑蛋。”
“我们到底在找什么，老大？”
“他是个侏儒！”
“记下每一辆汽车的车牌号，然后在车牌自动识别软件里查一下，看有没有车是被偷的。和阿尔菲交叉核对名单。我们说不定能撞大运。”
“有人打过他吗？”
“你说的可是一千多辆汽车。”
“他一直那样。”
“那你们最好马上开始。”她转身面向一个穿着短袖上衣和牛仔裤的警员。她叫他“猎人罗伊”——又是外号。名字很适合他。
“他说自己叫奈杰尔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想把我拉出去，跟我打一架。”
“去查一下她的合伙人，西尔维娅·弗内斯，还有她们公司的银行账户，看看主要的债权人都是谁，有没有人追得比较紧。”
“奈杰尔。”
她提到了食物中毒事件。一个新娘的父亲想要赔偿，威胁要起诉。猎人罗伊将其记了下来。
“太诱惑了。我见了几个当地人。有个侏儒。”
克雷探长把一沓文件扔到另一名警员的腿上。“这是过去两年间发生在利伍兹公园的所有性侵或不雅行为投诉，其中还包括裸身太阳浴和露点。我要你把他们全部找到。问他们周五下午都在做什么。让D.J.和卷毛跟你一起去。”
“太吵了，是吧？”
“你觉得是性犯罪，老大？”卷毛问。
“离酒吧太近了。”
“那个女人赤身裸体，肚子上写着‘荡妇’。”
“你在‘狐狸和獾’的房间怎么样？”
“那她的手机呢？”阿尔菲问。
鲁伊斯从座位上的托盘里拿起一杯外卖咖啡递给我。
“还没有找到。和尚负责搜查利伍兹公园。没有任务的都跟着他。你们要敲门，走访当地人。我要知道有没有人举止怪异，过去几周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麻雀放屁了？熊在树林里大便了？你们懂我的意思。”
“死亡和破坏，再平常不过了。一个美国孩子在高中校园里拿枪乱射。你在学校餐厅里卖自动步枪，就会发生这种事。”
一张新面孔出现在通报会上。他身着纽扣锃亮的制服，警帽夹在左臂下。一个高级警官。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问。
警员们迅速站起身来。
我在心理学院外面的台阶下跟布鲁诺分开。鲁伊斯正在他车里边看报边等我。
“继续，继续。”他用“假装我不在”的口吻说道。克雷探长做了介绍。副局长福勒个子不高，肩膀宽阔，握手有力，神气得像一个在战场上督战的将军。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
“这是浪漫。我尽量不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一位什么教授？”他问。
“所以你是说你更愿意依偎在一个比你年轻一半的研究生的怀里吗？”
“心理学，长官。”
“哦，老天，不！可能是友情吧。”
“你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说一种疾病，“你是哪里人？”
“听上去是爱情。”
“我出生在威尔士。我母亲是威尔士人。”
“应该是吧，”他谨慎地说，“奇怪的是，我挺喜欢她打电话的。我八年前跟她离婚了，但发现我还是很在乎她对我的看法。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听说过威尔士兔子[2]的定义吗，教授？”
“她很伤心。”
“没有，长官。”
“当然，现在一切都变了，”布鲁诺说，“她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想跟我聊天。”
“加的夫处女。”
我们走下站满人的台阶，穿过广场。
他环顾四周，等着大家的笑声。笑声如期而至。他这才心满意足地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把帽子放在桌子上。帽子里面放着他的皮手套。
“我们的婚姻，老伙计，就像一部品特[1]的戏剧：充满了深刻的沉默。”
克雷探长继续做指示，但马上就被打断了。
“你们不联系了？”
“这为什么不是自杀？”福勒问。
“这意味着要给她打电话。”
她转身面向他。“我们正在重新审视此案，长官。受害人写了一个求救标志。”
“这很难办吗？”
“我还以为大部分自杀本身就是一种呼救行为。”
“我想我可以问问她。”他犹豫地说。
探长犹豫了一下。“我们认为是跟惠勒女士通电话的人让她跳下去的。”
“我很抱歉。她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娜是什么时候？”
“有人让她跳，她就跳下去了——就是这样？”
“是的。莫琳很受打击，可怜的老女人。她都吓坏了。”
“我们认为她可能受到了威胁或恐吓。”
“我都不知道你结过婚。”
福勒微笑着点了点头，但举止间透着一种暧昧的屈尊俯就。他转身看着我。“这是你的观点，对吗，教授？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被威胁或恐吓到自杀的？”
“我前妻以前跟克里斯蒂娜是同学。”
“我不知道。”
“你认识她？”
“你不知道？”
“一个多好的女人啊。”
我能感觉到自己下巴发紧，面部僵硬。碰上恃强凌弱的人，我就会这样。我在他们身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的。”
“所以你觉得有一个神经病让这女人跳桥自杀？”
我想象着鲁伊斯的模样，告诉他不漂亮。布鲁诺跟我并肩走着。“上周桥上发生的事太糟糕了。太可怕了。”
“不，不是神经病。我没有看到证据显示他有精神疾病。”
“她漂亮吗？”
“什么？”
“我要去见个人。”
“我觉得贴上‘神经病’或‘疯子’之类的标签没有什么帮助，反倒会给凶手提供一个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或让他以精神错乱为由要求减轻罪责。”
“听着，老伙计，想跟你一起吃个午饭。”
福勒的脸比衬衫纸板还要僵硬。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
我离开教室时，布鲁诺·考夫曼截住了我。
“我们这里有些礼节，奥洛克林教授，其中之一就是要用‘长官’或正确的头衔来称呼高级警官。这关乎尊重。我觉得我理应得到尊重。”
南希噘着嘴坐到座位上。她身边的人都在奋笔疾书。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考试不考这个。
“是的，长官，是我的错。”
“你可能是对的。我想让你们考虑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们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源自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记忆呢？我们是自己生活的产物，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映射，我们出生时并没有人提前为我们绘好蓝图。我们被从外部照亮，而不是内部。”
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他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但此刻又恢复了自制。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和手套，离开了案情分析室。没有一个人动弹。
“是的。”
我看着韦罗妮卡·克雷，她低着头。我让她失望了。
“也许吧。你觉得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种自我意识、自我感觉，以及独一无二的个性吗？”
简报会结束了。警员们解散了。
“那我们的自我意识呢？”她问道，“这肯定表明我们不只是机器吧。”
往楼梯走的时候，我对探长表达了歉意。
一只手举了起来。竟然有人提问！是南希·尤尔斯——校报的记者。
“别担心。”
“所以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只是血肉之躯，由神经元和神经组成的一台完美的机器吗？我们身体里有没有一个我们看不到或无法理解的灵魂呢？”
“我希望自己没有树敌。”
“大部分人可能都认为心脏或者头脑是符合逻辑的位置。你们猜得跟我差不多。科学家们已经用X光、超声波、核磁共振和断层扫描绘制了人体每个部位的图像。人体被切片、切块、称重、解剖、针刺和探测了四百年，但到目前为止，没人发现我们体内有什么秘密隔间、神秘的黑点、神奇的内在力量或耀眼的光芒。瓶子里没有妖怪，机器里没有鬼，也没有疯狂蹬自行车的小人。
“那个家伙每天早上都会吃混账话药片。”
阵阵笑声表明他们都在听。
“他以前参过军。”我说。
“历史上的每种宗教和信仰体系都声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力量——灵魂、良心、圣灵。没人知道这个内在力量住在哪里。它可能在大脚趾里，在耳垂里，或在乳头里。”
“你怎么知道？”
还是没人接受。
“他把帽子夹在左臂下面，这样他的手臂好用来敬礼。”
“我这儿还有手套。”
探长摇摇头。“你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情？”
没一个人动弹。
“因为他是个怪人。”鲁伊斯回答。
我戴上橡胶手套，双手把那个有弹性的灰色器官捧了起来。上面的液体滴到了桌子上。“有人想上来捧着她吗？”
我跟着他走出去。一辆没有警方标识的警车停在卸货区。司机是一位女警察，她打开副驾驶车门。韦罗妮卡·克雷和和尚要去利伍兹公园。
“这是布伦达，”我解释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真名，但我知道她死亡时四十八岁。”
我祝他们好运。
我抓着白布的两个角，手腕一抖。布翻滚着落下，露出了一个悬浮在福尔马林中的人脑。
“你相信运气吗，教授？”
我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硕大的广口玻璃瓶，一块白布盖在上面。这是我给他们的惊喜。我知道他们都在琢磨我要给他们看什么。我已经让他们等得够久了。
“不相信。”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学生，他们都哈哈大笑。新生周结束了。他们看上去更健康了。有三十二个学生来到这个设计得无比现代却无比丑陋的教室里上课。低矮的天花板下面是纤维板组成的墙壁，板子还被螺钉固定在了涂了漆的桁架之间。
“那就好。我也不信。”
“这样更好，”他还强调道，“现在螃蟹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了。”
[1]哈罗德·品特，英国剧作家、导演。
我曾经有位病人，他坚信自己脑袋里装满了海水，里面住着一只螃蟹。我就问他，他的脑子去哪儿了，他跟我说被外星人用吸管吸光了。
[2]即威尔士干酪吐司。将含有素酒、牛乳等的酪乳汁涂到面包上后烤制而成的一种传统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