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出访；这位新来的客人拜访了本城所有的达官显贵。他晋见了省长，原来省长也像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不瘦，颈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还有人说，他已被提名授予星形勋章；不过，他是个大好人，有时还亲自在镂空纱上刺绣呢。然后他去见了副省长，然后又见了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包税人、官办工厂督办……可惜，很难把本地有权势的人物一一列举出来；但指出一些也就够了，来客对拜访表现了非同寻常的劲头：甚至还向医疗管理局的视察员和本城建筑师登门致意。然后又坐在小马车里，久久寻思，还有谁该去拜访，可是城里再也没有其他官员了。他在与这些当权者谈话的时候，对每个人都十分巧妙地投其所好。对省长他仿佛不经意地提到，进入他治下的省份就仿佛进入了乐园，到处是天鹅绒般的道路，而善于任用贤明官长的政府是值得高度赞赏的。在警察局长面前他对城里的岗警大加赞扬；而在同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时，虽然他们还只是五等文官，却竟有两次错把他们称为大人，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其结果是，省长当天就邀请他出席他的家庭晚会，其他官员也有的请他赴宴，有的邀他参加牌局，有的约他喝茶。
时，那些玻璃珠子就跳动着叮当作响，那挂满一面墙壁的同样的油画，总之，到处都千篇一律；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一幅画上描绘的仙女，那一对硕大的乳房必定是读者诸君从未见过的。不过，这种造物的奇观在各种历史画幅中倒是屡见不鲜，这些画儿不知在何时、从何地、由何人带进了我们俄罗斯，有时甚至是我们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在导游的推荐下从意大利买来的。绅士脱下便帽，解下脖子上色彩艳丽的三角毛围巾，这是妻子亲手给丈夫编织的那种围巾，她还要殷殷嘱咐该怎样戴才好。至于单身汉，我就说不准是谁为他们效劳了，只有天知道，我可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围巾。绅士解下围巾后，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客栈里常备的各种菜肴，比如说：好几个星期来就为旅客备好的菜汤和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常备不缺、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就在给他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的时候，他让那个仆役，或者说伙计，讲了种种闲言碎语：以前开这家客栈的是谁，现在的东家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是不是大坏蛋，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他是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还是在文明的俄罗斯都有很多令人敬重的人物，他们在客栈里不跟仆役聊上几句，是吃不下饭的，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跟仆役开个玩笑。不过，来客所提的也不完全是空洞无谓的问题；他非常明确、详细地打听：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是谁，——总之，他没有遗漏任何一位重要的官员。不过，对所有那些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认真，虽然并不是出于关切：谁有多少农奴，住得离城多远，乃至脾气如何，以及是否常到城里来；他还仔细地询问了地方上的情况：省内可曾有过什么疫情，诸如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等等，而且总是问得那样周详而认真，显然不是仅仅出于好奇。这位先生举止间自有一种气派，擤起鼻涕来特别响亮。不知他是怎么搞的，只听他的鼻孔会发出吹喇叭似的响声。可是，这看来挺简单的优点却赢得了客栈伙计对他的很大敬意，他一听到这种声音，就一甩头发，更恭敬地挺直高高的身躯，俯首问道：您有什么吩咐？饭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在沙发上坐下，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的客栈里，靠垫里塞的不是松软的羊毛，而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东西。这时他打起哈欠来，便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睡了两个小时。醒来之后，他应客栈伙计的请求，在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报告警察局的有关部门。伙计下楼时，一字一顿地读着纸片上的字：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因私。就在伙计逐字琢磨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已经出去参观这座城市了。看来他对城市是满意的，因为他发觉，这座城市比任何其他省城都毫不逊色：砖房呈炫目的黄色，而木屋是朴素的暗灰色。房子有一层、两层和一层半的，都带有阁楼，在省城的建筑师们看来，这样的阁楼是很漂亮的。有些地方这些房屋仿佛隐没于宽阔如田野的街道和没有尽头的木栅栏里；有些地方房屋拥挤在一起，于是人来人往而显得更有生气。偶尔遇见被雨淋得褪了色、画着8字形小甜面包和皮靴的招牌，有的招牌上画着蓝色长裤并写有某个裁缝阿尔沙夫斯基的姓氏；有一家商店是卖鸭舌帽、大檐帽的，题字是：外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1]；有一处画着一张台球桌和两位身穿燕尾服的游客，在我们这里的剧院里，在最后一幕登上舞台的来宾就是穿的这种燕尾服。画中的游客手持球杆瞄准着，双臂微微后缩，双腿斜撑，仿佛做了一个芭蕾舞的腾跃动作而刚刚落地。其下写着：“台球房在此。”有些地方干脆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胡桃、肥皂和肥皂似的姜饼；一家小酒店画着一条肥鱼，鱼身上插着一把餐叉。过去最常见的是暗淡褪色的双头鹰国徽，如今赫然换上了两个大字：酒家。马路到处都不大平整。他顺便还看了看市里的花园，园中栽着细小的树木，根系尚浅，下面用三角形支架撑着，支架都用绿色油漆刷得非常漂亮。虽然这些小树还没有芦苇高，报上却在描写节日彩灯时写道，由于地方长官的关怀，我们有了美化城市的花园，树木荫翳，给人们带来盛暑中的清凉，此时目睹人们对省长先生满怀感激之情而心灵震颤、泪如雨下的情形，实在令人深为感动。他详细问了岗警，如果有事要去议会、政府机关，或去见省长，怎样走才能近一点。然后他去看看穿城而过的河流，顺路扯下了一张钉在电线杆上的海报，以便回去后细读；他凝神望了望在木板人行道上走过的一位风韵不俗的夫人，她身后跟着一个身穿勤务兵制服、手提小包裹的男孩，于是他再一次打量一下周围的一切，仿佛要好好记住此地的情景，便踏上归途。在楼梯上由客栈伙计轻轻搀扶着直接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喝完茶，他在桌旁坐下，吩咐送上一支蜡烛，从口袋里摸出海报，凑近烛光，略微眯着右眼看了起来。不过，海报上值得注意的东西不多：上演的是柯楚布的剧本，由波普廖文出演罗拉，演柯拉的是少女齐娅勃洛娃，其余人物就更无足轻重了，他却看了全部名单，一直看到池座的票价，并且知道了海报是由省政府印刷厂印刷的。然后又翻到反面，想知道还有什么没有，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揉了揉眼睛，把它折好，放进自己的小箱子，他有一个习惯，碰到什么就藏到这只小箱子里去。结束这一天的，似乎是一道冷盘小牛肉、一瓶酸菜汤和呼呼大睡，正如在我们辽阔的俄罗斯国土上，某些地方所说的，睡得鼾声如雷。
这位新来的客人似乎不愿多谈自己；要是说起来，也是一些套话，故示谦虚，而且在这种场合他的谈话总是带有一点儿书卷气，他说：他是这个世界上不足挂齿的虫豸，不值得对他过多地眷顾，他一生饱经风霜，由于维护真理而仕途受挫，有过很多甚至会危及他生命的遭遇，而现在但愿安分守己，找一个终老之地，来到贵市以后，自当晋见本城的达官贵人。——这就是省城的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一切，而此人不久就抓住机会在省长家的晚会上一展风采。对晚会的准备工作占去了两个钟头多点儿的时间，而这位来客在修饰打扮上所显示的细心，在哪里也是罕见的。午睡片刻之后，他吩咐伙计伺候他盥洗，于是他用舌头把双颊顶得鼓起来，用肥皂擦洗了好久；然后，从伙计的肩上拿起一条毛巾，直冲着伙计的脸嗤了一两下鼻子，便从耳后起擦遍了他那胖胖的脸蛋。然后对着镜子穿上硬胸，拔掉钻出鼻孔的两根鼻毛，随即穿上越橘色带花点的燕尾服。打扮好以后，他坐上自备马车，沿着无比宽阔的大街驶去，偶尔闪过的窗户把昏暗的灯光投射在街道上。不过，省长的府第却灯火辉煌，就是要举行舞会也行;一辆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亮着风灯，台阶前站着两个宪兵，远处传来前导马御手的吆喝，——总之，气派十足。走进大厅，乞乞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了一会儿，因为烛光、灯光、夫人小姐们衣衫的闪光实在是太晃眼了。这里那里，黑色燕尾服分散地或成群地闪来闪去，就像七月的盛夏在亮闪闪的白色精制糖块上爬来爬去的苍蝇，而这时年老的管家婆正在敞开的窗前砸着糖块，把它分成亮晶晶的碎片；孩子们都围成一圈，好奇地看着她那不断举起大锤的粗糙的双手的动作，而被轻风惊起的空中苍蝇连队，俨然主人似的，大胆地飞了进来，趁着她老眼昏花、光线晃眼，纷纷落在糖块上，有的散开，有的密密麻麻地挤成一团。在这富足的夏天，它们早已饱食了随处都有的美味，眼下它们飞来并不是为了觅食，而只是要一显身手，在糖块上来来去去地走一走，前腿或后腿彼此蹭一蹭，或是在自己的翅膀下挠挠，或者把两只前腿伸到头顶上搓搓，转身却又飞走了，接着又同新的惹厌的空中连队一齐飞回来。
在仆人们张罗、磨蹭的时候，绅士来到了公共大厅。这种公共大厅是什么样子，旅客们都很熟悉：那同样刷上油漆的墙壁，墙壁上部被烟斗冒出的烟熏得黢黑，四周被南来北往的客人，尤其是本地商人的脊背蹭得发亮，因为每逢赶集的日子，商人们往往六七个一伙来这儿喝上两杯茶；那同样满是烟炱的天花板，同样满是烟炱的枝形吊灯和许多垂挂着的玻璃珠子，跑堂的在磨损的漆布地面上来回奔忙，一面麻利地舞动着托盘，托盘上放着无数茶碗，宛如海滩上密密麻麻的鸟群，每当这
乞乞科夫还来不及把四周打量一下，省长就已经挽住了他的手臂，并且当即把他介绍给省长夫人。这位来宾此时也并没有惹人笑话：作为一个官衔不太高也不太低的中年人，他说了几句符合自己身份的颇为得体的恭维话。当成双结对的舞伴把人们都挤到墙边以后，他背着双手，有一两分钟非常留心地打量着他们。——很多女士衣着考究而入时，其余的人只能穿着省城里买得到的衣服。这里的男人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瘦瘦的，他们总在围着女士献媚；其中有些人，你很难看出他们与彼得堡人有什么不同，他们也和彼得堡人一样，很细心地留着精巧而有风度的连鬓胡子，或者干脆是一张体面的、刮得颇为光洁的椭圆脸，他们也随随便便地挨着女士坐，也和彼得堡人一样说着法语同女士们调笑。另一种男人是胖胖的，或者像乞乞科夫一样，也就是说，不太胖，可也并不太瘦。这些人恰恰相反，他们斜眼瞟着且躲着夫人小姐，只是四处张望，看看省长家的仆人是不是在哪里摆开了打惠斯特的牌桌。他们的脸是胖胖的、饱满的，有的脸上还长着疣子，有的人脸上还有几点麻子，他们的头发既不是凤头式，也不留一绺绺发卷，也不是如法国人所说的那种狂放式；他们或者剃成平头，或者把头发梳得平平整整，而脸上的线条大多是圆弧形，而且有力度。这就是城里受人尊敬的官员们。唉！世间的胖子可比瘦子更善于料理自己的事务啊。瘦子大多是按照私人的委托办事，或者只是挂个空名，到处晃来晃去；他们的存在太轻飘、空虚而太不可靠。胖子们则从来不要虚衔，总是占有实职，他们一旦在哪里坐下来，就坐得稳当而实在，纵使身下的位子崩裂、塌陷，他们也不会从位子上掉下来。他们不爱表面光彩；他们的燕尾服不像瘦子们那样剪裁合体，然而他们的那些装着贵重物品的小匣子里却琳琅满目。瘦子在三年里没有一个农奴不抵押给了当铺；胖子安安静静地说不定在城市边缘的某处就有了一幢房子，那是他用妻子的名义买下的，然后在城市的另一端又有了一幢房子，接着在城郊置下个小村子，然后又置下有大片经营用地的大村庄。最后，曾为上帝和皇帝效力，赢得普遍尊敬的胖子挂冠而去，搬了家，当上地主，成了风光的俄罗斯地主老爷，他慷慨好客，美美地过着他的日子。——而他死后，又是瘦瘦的继承人把老子的财产很快地挥霍殆尽，这在俄罗斯是屡见不鲜的。不必讳言，当乞乞科夫审视着人群的时候，他心里几乎就是在这么想，其结果是，他终于走到胖子们那边去，在那里他遇到的几乎都是熟人：有两条黑黑的浓眉的检察长，他的左眼微微眨巴着，那样子仿佛在说：“走，老弟，到另一间屋子里去，我有话要对你说，”其实他是不苟言笑的，还有邮政局长，矮个儿，倒是爱说俏皮话，是个哲学家；还有民政厅长，为人审慎而亲切。他们都像老相识一样欢迎他，乞乞科夫微微侧身，频频点头致意，而心里不无得意之感。就在这时他认识了非常谦和有礼的地主马尼洛夫和看上去有点儿笨拙的索巴凯维奇。此人刚一见面就踩了他的脚，说了声：“对不起。”当即有人塞了一副扑克牌给他，邀他打惠斯特，他也彬彬有礼地收下了。他们坐上牌桌以后，直到晚饭前就不曾站起来过。一切谈话都停止了，就像人们终于专心致志地干起正事时那样。虽然邮政局长非常能说会道，但是连他在把牌拿到手以后，脸上也露出了钩心斗角的神气，下唇抿着上唇，而且打牌时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姿态。每出一张大牌，他就用手使劲击一下桌子，而且嘴也不歇着，如果是王后，他就说：“牧师老婆来了！”如果是国王，就说：“唐波夫的乡巴佬来了！”民政厅长说的是：“而我揪他的胡子！而我揪她的胡子！”有时在把牌甩到桌上时，只听他们这样说道：“咳！管它呢，没牌打就打红方块！”或者干脆叫道：红心！小心肝！黑桃花，或是桃黑子！黑桃乖乖！瘟黑桃！甚至干脆：桃儿！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用这些称呼给扑克牌的花色改了名儿。打完牌通常会吵起来，而且嗓门很大，我们的那位来宾也争吵，可是吵得似乎特别高明，大家都看到他在争吵，却吵得令人愉快。他从来不说：“您出牌，”而是：“您请出牌，我有幸吃了您的小二子啦，”如此等等。为了在某个方面和自己的对手们相处得更加融洽，他总是递上他那镶嵌着珐琅的银质鼻烟匣，而匣底有两朵去烟味的芬芳的紫罗兰。这位客人特别注意的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地主，马尼洛夫和索巴凯维奇。他当时就把民政厅长和邮政局长叫到一边，打听他们的情况。向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说明这位客人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而且细致周到；因为他首先问起，他们各有多少农奴，田庄的状况如何，然后还问到他们的名字和父称。不久他就使他们完全为之倾倒。马尼洛夫还远没有过中年，有一双甜甜的眼睛，笑起来总是眯缝着，对他更是着了魔。他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恳切地请他务必赏光到乡下来，据他说，村子离开城门只有十五俄里[2]。对此，乞乞科夫彬彬有礼地颔首致谢，并且诚恳地握了握他的手，答道，他不仅乐于从命，而且认为是义不容辞。索巴凯维奇也简单明了地说了一句：“也请到我家去，”一边脚在地上蹭了一下，脚上的长筒靴尺码之大，未必哪里还能找得到相配的脚了，尤其是巨人在罗斯已行将绝迹的现在这个时代。
就在新来的绅士察看自己的房间时，他的行李被送了进来。先是一只白色皮箱，它有点儿磨损了，说明这并不是它第一次经历旅途的颠簸。皮箱是马车夫谢利凡和听差彼得鲁什卡拿进来的。谢利凡穿着一件光板皮袄，是个矮子；彼得鲁什卡，三十岁上下的小伙子，穿一件肥大的旧常礼服，显见得是老爷穿过的，小伙子看上去有点儿严厉，厚厚的嘴唇，大大的鼻子。随后拿进来的是一个红木匣子，上面镶着用桦木节疤拼出的花纹，还有几个靴楦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炸鸡。东西全拿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去马厩照料马匹，听差彼得鲁什卡开始在小小的外间安置下来，那是一间很暗的陋室。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大衣带了进来，随之也把自身的一股气味带了进来，这气味又沾上了随后带进来的装着仆役的各种行头的大口袋。在这间斗室里，他靠墙安了一张窄窄的三条腿的床，铺上一条褥子似的东西，它压得实实的、扁扁的，好像一块煎饼，兴许也像他向旅馆老板讨来的那块煎饼一样油乎乎的。
第二天乞乞科夫出席了警察局长家的午宴和晚会，从午后三点坐下打惠斯特，一直玩到了深夜两点。在那里他无意中结识了地主诺兹德廖夫，此人三十上下，是一个很活跃的小伙子，没说上三句话，就对他以你相称了。诺兹德廖夫同警察局长和检察长也以你相称，而且很友好；不过坐下赌大输赢的时候，警察局长和检察长都非常留心地看着被他吃掉的牌，而且几乎对他所出的每一张牌都密切注意。第二天，乞乞科夫又在民政厅长那儿消磨了一个夜晚，厅长是穿着沾上了油渍的长袍接待客人的，客人中还有两位女士。后来他又参加了副省长家的晚会，出席了包税人的大宴、检察长的小宴，而这小宴也和大宴一样价格不菲；还出席了晨祷后市长的冷餐招待会，这一席冷餐也和宴会一样所费不赀。总之，他在住处待不上一个钟头，只是睡觉才回客栈。这位客人似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应付自如，俨然一位上流人物。不论话题涉及什么，他总是能应对如流：如果别人谈起养马场，那么他也谈养马场；别人谈起良种犬，他也能在这方面提出很内行的意见；要是谈话涉及税务厅所了结的一起侦查，——他的谈话表明，他对诉讼中的种种勾当也不无了解；倘若议论打台球，他也精于此道；要是谈到道德，他同样会侃侃而谈，甚至两眼含泪；至于酿制烧酒，他对酿制烧酒也颇为内行；关于海关督察员和官员，他议论起来，仿佛他本人就既当过海关官员，也当过督察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善于使这一切显得稳重得体，善于保持良好的风度，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而是恰到好处。总之，不管怎么看，他都是一位谦谦君子。所有的官员对他的到访都深感满意。省长说他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检察长认为他精明强干；宪兵团长说他是学者；民政厅长说他学识渊博而又值得尊敬；警察局长说他可敬可亲；警察局长的太太说他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索巴凯维奇是很少说别人好话的，他从城里回到家中已经很晚了，他脱光衣服，上床躺在瘦削的老婆身边，连他也对她说道：“小心肝，我参加了省长家的晚会，在警察局长家里吃了午餐，还结识了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这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夫人对他的回答是：“哼！”又踹了他一脚。
情细节。这家客栈的门面和它的内部倒也相称。门面高而窄，分两层；底层没有抹泥灰，就那么露着暗红的砖头，由于风吹雨淋砖头更加晦暗了，而且本来就是脏兮兮的；上面一层涂着那种常见的黄色；楼下是几家卖马轭、绳索和面包圈的小铺子。在拐角的小铺子里，或者不如说在一个窗口，只见一个男人在卖加蜂蜜和香料的热饮，他有一个赤铜茶炊和一个与茶炊一样红彤彤的脸蛋，所以从远处望去，会以为窗台上放着两个茶炊，要不是一个茶炊上长着黑胡子的话。
这种使客人颇为得意的舆论在城里形成了，而且一直保持到他的一个奇怪的特点和所干的勾当，或者如外省人所说的蹊跷事儿，几乎使满城的人大惑不解为止。关于这件蹊跷事儿，读者不久就会知道。
轻便马车驶入院子，上来迎接绅士的是客栈的一个伙计，就是在俄国小酒店里所称呼的跑堂，他是那么机灵活泼，叫人简直看不清他的面貌。他手里拿着餐巾忙不迭地跑了出来。颀长的身躯裹着一件长长的线呢常礼服，常礼服的后身几乎遮到了后脑勺。他甩一甩头发，忙不迭领着绅士走上一条木头楼梯，去看上帝赐给他的房间，——那种大家都熟悉的房间，因为客栈也是那种众人皆知的客栈，换句话说，就是省城里常见的，旅客花两卢布就可以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住上一宿，房间里角角落落趴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一扇通往邻屋的门总是被橱柜堵着。另一边的邻居沉默、安静，却非常好奇，一心想知道过路客人的详
[1] 瓦西里·费奥多罗夫是俄罗斯人的姓名。
省城NN市，一辆相当漂亮的带弹簧座和折篷的轻便小马车正驶入一家客栈的大门。这是单身汉常坐的那种小马车，比如退伍的中校、上尉，拥有百来名农奴的地主，总之，是所有那些被称为中等绅士的人们。坐在这辆小马车里的绅士不是美男子，但也并不丑陋，不太胖也不太瘦；不能说他老了，可也不能说很年轻。他的到来丝毫没有在省城引起什么轰动，也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动向。只有两个俄罗斯汉子站在客栈对面的小酒店门口发了点儿议论，不过主要是议论马车，而不是车里的人。“你瞧瞧，”一个对另一个说，“这车轱辘算啥玩意嘛！你觉得咋样，要是去莫斯科，这样的车轱辘能行吗？”“能行，”另一个回答。“要是上喀山，怕就不行了吧？”“上喀山不行，”另一个又答道。谈话也就到此为止。噢，还有，在马车驶近客栈时，迎面来了个年轻人，他穿一条又紧又短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赶时髦的燕尾服，里面露出一袭白色胸衣，是用图拉产的饰有青铜小手枪的别针别住的。年轻人回头朝马车瞅了一眼，一只手摁住了差点儿被风吹落的便帽，就继续走他的路了。
[2] 1俄里等于1.06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