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位医生上去了。那是一次极费事的攀登，必须把两架梯子连结起来。他下来说：“请神父上去吧。”
他不回答。他已经半僵硬了。他能爬上树顶简直是奇迹出现了。我们准备了一张收橄榄时用的那种大布单，派二十来个人撑着布单，等待他摔落下来。
我们事先已商量好让一个唐·贝利克莱神父上去试一试。此人是他的朋友，在法国人执政期间是立宪派教士，在还没有禁止神职人员入会时参加过共济会。吃尽苦头之后，新近被主教恢复神职。神父穿着祭礼服，托着圣体盘，后面跟着辅祭人，在那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好像是闲谈了几句，然后就下来了。“他接收圣礼了，唐·贝利克莱，是吗？”
“你在上面做什么呀？”
“没有，没有，但是他说很好，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没能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话来。
一天早上，我们看见他不在床上也不在椅子上，当大家抬头向上看时，都吓坏了：他爬到了树顶上，骑坐在一根极高的枝头上，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
撑着布单的人们累了。柯希莫坐在树上，纹丝不动。刮起风来，是西南风，树梢摇曳，我们准备好接人。就在这时候天上出现一只热气球。
他的病情恶化。我们把一张床抬上树，成功地把床架平稳，他很乐意躺在上面。我们有些后悔没有更早一些想到。说实话，他并不是要存心拒绝舒适的享受，尽管生活在树上，他总是设法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于是我们赶紧提供其他的方便：一些替他挡风的席子，一顶帐子和一只火盆。稍微好一些了，我们送上去一张安乐椅，把它固定在两棵树之间。他开始坐在椅子上度过白天的时光，裹着他的被子。
一些英国的气球驾驶员在海边做飞行练习。那是一只漂亮的大球，装饰着彩穗、飘带和花结，挂着一个柳条吊舱，里面坐着两名军官，尖尖的三角帽，金光闪闪的肩章，用望远镜观看下面的风景。他们把望远镜对准广场，观察树上的人、摊开的布单、人群，真是世界奇观。柯希莫也抬起头，注意地望着气球。
不行。他摆摆手做了否定的表示。他几乎不再说话了。有时候，他起身，用被子连头裹住，坐到一根树枝上晒一会儿太阳。更远的地方他去不了。那时有一个平民老太太，一位神圣的妇女（也许是他过去的情人），去给他清理换洗，给他送热的饮食。我们把木梯子靠树干架着，因为时时需要有人上去帮助他，也因期待他什么时候决定走下来（别人这么想，我可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树下广场上总是有一群人来陪伴他，他们互相之间闲聊，有时也同他说一两句，虽然他们知道他不想再说话了。
正在这时热气球被卷入从西南吹来的旋风中，开始像陀螺一样飞快转动起来，向海上飘去。飞行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动手减小—我想是气球的压力，同时抛出锚，以便抓住什么支撑物。锚带着长长的绳子在空中飞舞，闪耀着银白色的光，随着气球斜向飘行，现在飘到了广场上空，在大约与核桃树尖相齐的高度上，我们很担心碰到柯希莫。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一瞬间后将目睹的事情。
我爬上梯子。“柯希莫，”我开始对他说，“你活了六十五年了，怎么能继续待在树上呢？你想说的你都说了，我们理解，你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在你可以下来了。那些终生在海上漂流的人也有一个离船上岸的年龄呀。”
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当锚的绳子靠近他之际，一跃而起，就像他年轻时经常蹦跳的那个样子，抓住了绳索，脚踩在锚上，身体蜷缩成一团，我们看见他就这样飘走了，被风拽扯着，勉强控制着气球的运行，消失在大海那边……
我记得他生病时的情景。我们看出来了，因为他把他的简陋的卧具搬到了广场中心的那株大核桃树上。而从前，他出于野生生物的本能，总是把睡处隐蔽起来。现在他感到需要时时有人照看。我的心紧张起来。我过去总想他将来不会喜欢孤独地死去，这可能就是一种先兆。我给他派去一个医生，爬梯子上去的，他下来后做了一个苦脸，并摊开双手。
热气球飞过海峡，终于在对岸的海滩上着陆了。绳子上只拴着那只锚。飞行员们一直忙于掌握航向，对别的事情毫无觉察。人们猜测垂死的老人可能是在飞越海湾时坠落了。
从前不一样，有我哥哥在。我对自己说“有他替我们大家着想”，我只爱过日子。世事变化的标志，对于我来说，不是奥地利人、俄国人到来，不是并入皮埃蒙特，不是新的税捐或其他什么事情，而是打开窗子看不见他的树晃动了。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我应当考虑许多事情，哲学、政治、历史，看报、读书，脑袋都快撑破了。可是他说的那些都不在里面，那是他的理解，一种包容一切而不能用语言说清的东西，只有像他那样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只有像他那样一生到死都坚持我行我素的人，才能给大家做出奉献。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看见他的遗体返回地面。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动荡从来没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的难过哟！
我写这本书时，时常搁笔，走到窗前。天上空荡荡的，我们这些翁布罗萨的老人在绿色的苍穹之下生活惯了，觉得看这样的天空很是刺眼。人们说在我哥哥离去之后，树木就撑不住了，纷纷倒落，又说是因为人们玩弄斧子发了疯。后来，植被大为改观，不再有圣栎树、榆树、栎树，现在是非洲、澳洲、美洲、印度都把它们的树木和树根伸到了我们这里。古老的树种留在地势高的地方，小山上是橄榄树，高山上是松树林和栗树林，海滩上是红色的澳大利亚桉树和印度榕，这样一类庭院观赏型的巨大的和单棵的树，剩下的就是棕榈树，它们一副披头散发的样子，沙漠地区的不宜居住的树木。
我不知道这个十九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一开头就不好，接着越来越糟下去。复辟的阴影笼罩着欧洲，一切革新者——雅各宾党或波拿巴分子——几乎都失败了。专制制度和耶稣会重新掌权。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的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作灰烬。
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我不禁自问它是否确实存在过。那些密密层层错综复杂的枝叶，枝分杈、叶裂片，越分越细，无穷无尽，而天空只是一些不规则地闪现的碎片。这样的景象存在过，也许只是为了让我哥哥以他那银猴长尾山雀般轻盈的步子从那些枝叶上面走过。那是大自然的手笔，从空白开始不断添枝加叶，这同我让它一页页跑下去的这条墨水线一样，充满了画叉、涂改、大块墨渍、污点、空白，有时候撒成浅淡的大颗粒，有时候聚集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细如微小的种籽，忽而画圈圈，忽而画分叉符，忽而把几个句子勾连在一个方框里，周围配上叶片似的或乌云似的墨迹，接着全部连结起来，然后又开始盘绕纠缠着往前跑、往前跑。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