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牧师说：“神父，看在上帝的分上，这还在中国的最后一晚，让我们尽释前嫌，一起去喝杯咖啡吧。”
沙利士神父喃喃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犹大出卖了我们。”
“喝咖啡？主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神父继续往前走，像一个唠叨零碎的老头儿。
晚餐还没有结束，沙利士神父步履踉跄地起身回自己的房间，布洛克博士和摩尔牧师追上来，博士问：“神父，你不舒服吗？”
“我们只能等待上帝在末日审判之时，做出公正的裁决。”他最后说。
那顿晚餐沙利士神父几乎没动一下餐桌上的刀叉，他神情恍惚，万念俱灰，老眼昏花，餐厅里就餐的人们在他看来都是和耶稣共进最后的晚餐的犹大。是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惹得共产党不高兴，才把所有的传教士都赶出去了。这一段时间里，人民政府的官员们拿出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指责一些品行不端的传教士如何鱼肉乡里、欺压百姓、制造传教血案。沙利士神父过去从来没有在教会的简报中读到有关对传教士不利的消息，到处都是主的福音在弘扬。没有冤案，没有流血，没有违背基督德行的上帝的使徒。可是，人家却给他看到了传教事业的另一面。实际上细想起来，在澜沧江峡谷五十来年的传教岁月中，也不是没有一点遗憾。比如杜朗迪神父在一张牛皮上建教堂的把戏，对藏传佛教的蔑视和与喇嘛们的冲突。这些往事回首望去，上帝的使徒们也显得并不清白。
布洛克博士望着沙利士神父佝偻的背影，从嘴上取下烟斗说：“他真疯了。”
他们离境前，人民政府的官员请传教士们吃了一顿饭，同时向传教士们宣讲了遣返他们的理由，他说的和峡谷里的政委讲的那一套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看上去水平更高的官员说他们今后要自办热爱国家的教会团体，推举自己的大主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结束了。
摩尔牧师揶揄地说：“不，他就要见证到上帝的光荣了。”
布洛克博士的诅咒得到了应验，沙利士神父和摩尔牧师再不说话了。幸好不多久共产党的官员终于为他们找来了一架飞机，那是架二战时飞越驼峰航线的老飞机，沙利士神父还吃过它空投来的早餐。他们在一个清晨登上了飞机，中午时，就到了中国的南部海岸城市广州。沙利士神父发现更多的传教士从中国各地被遣送到这里来，等待出境。那时他才恍然大悟，无论在上帝名义下的何种教派，中国的传教事业都和他个人的命运一样。他不知道巴勃神父要是不被风吹走，看到这一天又当作何想。也许打垮他的就不是一阵澜沧江峡谷的大风，呵一口气就能将他软弱的意志摧毁。
那天晚上，摩尔牧师和布洛克博士到珠江边的一间咖啡馆坐到半夜。博士向牧师谈了他在澜沧江峡谷所看到的沙利士神父的生活，也谈了他在那片峡谷的见闻。牧师说，过去我只知道卡瓦格博雪山的这一面，也只认为怒江峡谷是世界上最蛮荒偏远的地方。我只为自己感到骄傲。谢谢你，博士，你不仅让我看到了雪山的那一面，看到了澜沧江峡谷的壮观与传奇，你还让我看到了一个圣徒。
每当这两个老家伙争论时，布洛克博士总是充当他们的调停人。在这群人中，只有布洛克博士是在中国西南地区探险的赢家。他在几十年时间里，采集了十多万份植物标本、鸟兽标本、昆虫标本和植物种子，欧洲和美国的花园、植物园因为他像蜜蜂一样辛勤的采集而丰富多彩，他的英名早就誉满全球，人们说他是个“植物海盗”，据说他不久就要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布洛克博士总是对传教士们说：“中国有句老百姓经常说在嘴边的话，叫做‘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该死的飞机还不来，连医生也治不好他们自己的病了。”
第二天早晨，阴雨绵绵，空气潮湿得令人窒息。传教士们将乘头班到香港的客船。布洛克博士在人群中没有发现沙利士神父，他想，难道神父还会睡过头吗？他和摩尔牧师返回去敲神父房间的门，许久都没有将门敲开。布洛克博士急了，两人用肩硬把门挤开，一股伤感的气味扑面而来。那伤感三分的孤独，三分的无奈，三分的沮丧，还有一分深深的悲凉。多年以后这两个见证者在无数个暮色黄昏中将回忆得起这人生中凉到骨头深处的凄楚，回忆得起融化在眼眶边的眼泪潮湿了广州的天空，回忆得起屋檐下的一只鸽子扑打着沉重的翅膀，一头向阴沉的天空扎去；还回忆得起隔壁房间传来的婴孩啼哭声，他哭得认真而执著，直到母亲把奶头塞进他嘴里，哭声才戛然而止，然后是孩子有节奏的吸吮声，像大海温柔的潮汐。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生动，而在昏暗的屋子里，他们看见沙利士神父没有倚靠在床头，而是两膝平伸横坐在床上，背抵着墙，枕头放在小腹处，面向西藏的方向，双眼微微闭上，一丝仁慈眷恋的目光还凝固在眼眶周围，像圣婴纯洁的眸子。
沙利士神父眯着眼睛，不急不缓地说：“我宁愿天天跟魔鬼打交道，也不和你们美国人一起去旅行。”
“噢，主啊。”布洛克博士上前去为沙利士神父合上了双眼。摩尔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股强大的悲悯袭击了他，他这才发现这个固执倔犟的老神父原来和自己是多么的相像。
“我早就知道你在雪山那边啦，我还以为我们能在拉萨会师呢。当然不是你先到，就是我在拉萨等你。可是你瞧，我们却在一个离西藏更远的地方会面。中国不需要我们啦。嗨，神父，我们一起到非洲去吧，我听说那儿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呢。怎么样，神父，再比试比试？”
2001年8月25日—2002年8月9日一稿完于昆明北郊
在昆明等飞机的日子里，传教士们受到了应有的礼遇。同各传教点的艰苦比起来，他们简直过的是上等人的生活，住在干净的旅馆里，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早餐天天都有纯正的咖啡，还有法式硬壳面包，美国黄油，餐后的甜点甚至有巧克力。那段时间传教士们尽管生活得无忧无虑，但都有些惺惺相惜的伤感，他们中沙利士神父是在中国传教时间最长的，但并不是付出的代价最惨重的。五旬节教派的牧师摩尔一家三口都在云南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地区传教，那个地方离沙利士神父的教点只横隔着卡瓦格博雪山，他们互相都知道对方的活动，但是两个教派的传教士从来没有互相走动过。摩尔牧师的一个儿子在怒江峡谷里染上了一种怪病，不治而亡，另一个儿子在过溜索时掉进了怒江中。但是摩尔是个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牧师，他在一次喝咖啡时对沙利士神父说：
2002年9月11日二稿
其实是亚当的义举让他背负上沉重的罪孽感。他是一个多聪明快乐的孩子啊，可是人们却嫌他话多，连沙利士神父也不能宽容他这个毛病。他拯救过亚当，但最终谋杀了他。不要说上帝，就是峡谷里的教友都不能原谅他的弥天大罪。他不会忘记和亚当分别的那个晚上，亚当伏在他的腿上灼热的眼泪，不会忘记教堂忠实敲钟人每天清楚呼唤教民们的钟声——亚当最后一次敲响那口大钟时，沙利士神父竟然没有听到清脆悠扬的钟声，实际上那就是上帝对他的警告了。——不会忘记亚当受洗时眸子里纯洁无邪的目光，不会忘记他的快乐，不会忘记他像百灵鸟一样多的话语，当然，沙利士神父更不会忘记亚当在寂静的山林里——或者在黑暗的屋子中，把枪口塞进自己嘴里时的沉着冷静、毅然决然。一个秘密的保存真的需要一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吗？沙利士神父永远猜想不出亚当临死前是怎样想的。
2002年12月平安夜三稿
一个月前，沙利士神父几经辗转，到达云南的省会昆明，在那里他见到了昔日的老朋友布洛克博士，还有几个在云南偏远地区传教的五旬节派、救世军等新教教派的传教士，他们都被集中到一起等待去广州的飞机，然后从那里遣送到香港。沙利士神父除了与布洛克博士还谈得来以外，和新教传教士们几乎没有什么语言。不是他矜持，也不是别人傲慢，那时他还沉浸在对亚当的追思中。“快乐的亚当”，“长舌头的亚当”，他天天都在念叨这个名字，以至于新教传教士们认为这个古怪的老头儿被共产党逼疯了。
2003年元旦夜改定
沙利士神父临终之际，右盐田教堂已经离他很远很远了，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地方。那段时间他常常彻夜难眠，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般忧伤。倒不是因为要被推上十字架而感到神圣和悲壮，而是没有边际的失败感像大海一样彻底淹没了他。他孤独，凄楚，沮丧，悲愤，两手空空，稀疏的白发在风中飘零，像一个晚景凄凉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