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服务员举着托盘走向远处的柜台，有如悄然飘逝的影子。我和燕苹正在聊的，已经是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始终没学好英文，但至少会说“long long ago”；它已经远到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远到说出来既没有任何不妥，也没有丝毫风险，正适合作为这个夜晚的谈资。反正说完就完了，Gone with the wind。我清了下嗓子，说，表面上看是祝部长突然去世，他们的关系就此结束。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件事情有个背景，除了我，还有我妹妹，多少了解一点，其他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也从没对外讲过。今天跟您萍水相逢，算是有缘，不妨一说，当然时至今日，谁知道都无所谓了。燕苹听着，眼睛都瞪圆了。
燕苹忽然说，跟您聊这些，说不上有什么目的。人到了一定年纪，不免回想往事，还有旧日朋友，总归有些怀念。我跟叶生，还有冰锋，当年是特别投缘的朋友。我说，要是不说我都忘了，蔡总说，当时他们不明白，叶生干吗那么火急火燎地要出国。她爸爸死的第二天就开始四下张罗，别的一概不管不顾，连为子女调换房子这么大的事都不操心。追悼会上倒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哥哥嫂子都吓住了。拿下签证，马上动身去了美国。冰锋也是，本来一口咬定不考研究生的，可不知怎么又考了。我给他写信都顾不上回。听我妹妹讲，他那段光忙这一件事。燕苹感慨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分道扬镳了。可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告诉她我父亲与祝部长之间的事情，还有冰锋要找祝部长算账的事情。当然我说得很不全面，更不深入，甚至连来龙去脉都讲不周全。我倚在沙发的靠背上，望着一盏吊灯说，冰锋一直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我跟他只差两岁，他经历过的，我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我当时就是没当回事；要是当回事，肯定出面制止他，不然对不起公司，祝部长的儿子儿媳，那可是我的老板啊。燕苹打断了我的话：您的意思是，后来叶生也知道了？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吧。
隔壁卡座传来两个女青年的声音，在交流春节长假旅行计划，一个要去日本北海道滑雪，一个要去乘国际邮轮。燕苹端起酒杯，凑到嘴边，又放下了：您知道吗？冰锋和叶生，他们曾是一对恋人。我说，知道一点，不很清楚。她说，他们好过，吹了，后来又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没在一起。我曾经干预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起了什么破坏作用。我说，是啊，蔡总说过，先前叶生在电话里，张嘴闭嘴就是冰锋；可等祝部长去世了，他们回去奔丧，再不听她提起，甚至连冰锋的人影都没见着。他们一直也没敢问。
我又喝了一口啤酒，燕苹也随着端起酒杯，但并没有与我碰杯。她完全被我的话吸引住了，那张还很精致的脸上，半是讶异，半是天真，坐在我的对面简直像是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女人。我继续说，不过祝部长去世的那天晚上，冰锋到祝家去了，叶生当时也在家。这是蔡总听传达室值班的小宋说的。燕苹用手捂了下嘴说，那个晚上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吧？我说，我看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祝部长死于心肌梗塞，医院出了死亡证明。不管冰锋想干什么，看来是没赶上。说实话，这倒正好。假如他真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连我的饭碗也得给砸了，我哪还能有今天。不过话说回来，就是那天晚上祝部长不病故，他那个人，又能怎么着呢？
燕苹重新坐直了，叹口气说，开头怪我，在美国不想跟国内来的人沾边，没有找她；等到我想联系她，她根本就没有回音。以前我们关系很好的。说到这里，她脸上掠过一丝凄苦的神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对面这个女人全无了解，除了刚才祝总介绍的那几句。她一时陷入沉默，终于有些迟疑地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叶生现在是比较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关于她辗转听到一些传闻。她从来不招男博士，也不用男助手。不肯单独与成年男性同处一室，无论生人熟人，据说如果电梯里只有一个男人，她就不进去，如果电梯里只有她自己，中途有个男人进来，她就赶紧出去。同事们背地里称她“Virgin Professor”。从前她可是个柔情似水的女孩啊。我笑了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也没有追问。
燕苹仿佛舒了口气，又像依然困惑不解。我说，我们祝总经常提到他爷爷，还把祝老爷子的一幅书法当作座右铭挂在办公室里。写的一句话据说是《诗经》里的。祝总说，可惜爷爷死得太早，那时候心肌梗塞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说来没过两年就有搭桥手术了，又有了溶栓疗法，介入治疗现在发展得也很快。蔡总也说，祝部长生前什么兴趣都没有，唯独喜欢这个孙子，要是看见他有这么大出息，得多高兴啊。如今我们集团名列世界五百强，祝总也是国际知名的企业家。不过我心说，活到现在他得一百多了。
听了我的话，燕苹眼神有些茫然，像是喃喃自语：唉，我也有三十五年没见过他了。她的身子稍稍前倾，我看清楚了那张一定是多年在美容院精心护理的脸，眼睛弯弯的，下巴有点尖。她说，我还想跟您打听个人，祝叶生，你们祝总的姑姑，她现在过得还好吗？我说，这我知道的就更少了。祝家的人不大谈起她。祝老爷子去世不久，她就去了美国，一直没有回来过。听说现在还是单身。蔡总常去美国，但也难得见她一面。也许是太忙吧。她在大学里当教授。我听彩绘——这是我女儿——说，蔡总偶尔和她通个视频，每次互相问候一下就挂断了。她二哥在美国，好像也不大来往。
燕苹说，您见到冰锋时，问过他那晚上的事情吗？他怎么回头看自己当初心里的那个结呢？我忍不住笑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问这个干吗？他还回什么头，往哪儿回头呢？再说他也不一定记得了，谁还总挂念着年轻时的糊涂事啊。燕苹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犹疑地说，那你们聊到叶生了吗？我说，没有。他连我妹妹都没问起。他这个人，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一向不大留意，满脑子都是书本上的人和事。我临去深圳前跟冰锋告别，他提起过古代的一个人，叫伍子胥。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但生平事迹不大清楚。前年电视台播放连续剧《伍子胥》，我忽然想起来，就追着看，一共五十多集呢。边看我边想到冰锋。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反正我没法理解；隔了两千多年要是还想效仿他，那就实在太可笑了，也太可怜了。人得顺应时代，面向未来，不然只有自讨苦吃。我还记得冰锋在咖啡馆里唠唠叨叨的样子，说句不好听的，都有点像快被夫差赐死的晚年伍子胥了。燕苹问，那电视剧有意思吗？我说，彩绘偶尔回家，好不容易陪我坐会儿，总是抱怨，老爸你怎么什么烂剧都看。是啊，现在谁还这么一条道走到黑呀。年轻人不是都说，要活在当下嘛。
我喝了一口啤酒，口味不错。世界上最好的精酿啤酒我差不多喝遍了，尽管酒量还是不行。燕苹问，你说冰锋有个女儿？我说，是他和前妻生的。他是一九八六年考上的研究生，毕业不久就走了。前妻是他北医晚几届的同学。他们都是在国外读的博士，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这侄女讲起原来的家，用了一个词叫冷暴力。冰锋非得掌控一切，无论大事小事都害怕失控，对此特别敏感，反应也很激烈。后来老婆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回来了。这孩子学历不低，长得也不差，大概是受家庭的负面影响，到现在还没有处过对象呢。听说冰锋后来又离过一次婚，也许是两次，都没维持多久。他身上原本有股戾气，虽然让人不太舒服，却很有精气神儿，可是那回我见他，已经一点都不见了，整个人看上去——怎么形容呢，就像过去咱们北京冬天家里生的炉子，煤还烧着，底下的铁篦子给撤掉了。不是说他没脾气，可脾气都撒在不是地方的地方了，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德国现状——我好几年没去那里了，无论投资还是收购，那里的情况都跟集团的战略不符。关于冰锋，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
我看燕苹那神态，真是兴味索然。她从包里取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提到这家酒吧的名字。或许是出于礼貌，她终于问起我的情况。我说，我在博远是从基层干起的，当时推广BP机，业务发展很快，我也干得得心应手，但毕竟根儿不硬，一直感觉上升空间不大。直到芸芸的事出来——她和我一起来的深圳。她在博远站稳了脚跟，不声不响地在外面跟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专门做进出口，把这边的生意在那儿过一道手，有的干脆给分过去了。直到公开另立门户。蔡总那么精明的人，居然没有察觉。芸芸叫我一起过去，许给我副总的位子。我考虑还是博远树大根深，再说人家当初把我从北京招来，挺抬举我，不能忘恩负义，就没有答应。这下子蔡总看出我忠心耿耿，以后一级级升职，直到现在。那一步我的确没走错。博远到底还是把芸芸的公司给挤垮了。芸芸大概记恨我一辈子吧。不过听说她现在混得也不错，在北京一家很大的私人医院当院长呢。
我接着说，迈森是易北河边一座小城，号称德国瓷都，就是那个蓝色双剑商标的。我和冰锋见面的地方离瓷器工厂不远，我的同事还在参观展览和手工坊。咖啡馆里冷冷清清，自始至终只有我们两个顾客。多年不见，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我就问，我们从火车站走过来，一路上怎么有那么多房子空着，没人住？没想到这下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什么东西德经济发展不平衡啊，什么东德人口向西迁徙啊，说得有些义愤填膺，后来干脆直接讲起德语了。我真后悔不该扯到这个跟我毫无关系的话题上。好不容易打断了他，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他说，上班，只是上班。就不再说什么了。我背着个尼康单反——那时还是D800，给他看我拍的照片，他也毫无兴趣。告别时我说再见，他也说再见，但彼此无论口气还是意思都显然不同。这又过了七年了，我再没有联系上他。冰锋走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回过国。我只是从他在国内的女儿那里了解到，他还活着，还在上班，如此而已。
接她的车还没到。我又说，我们这位祝总，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有眼光，有魄力，能决断，简直是应运而生的人物。长得也帅，就是多少有点花心。我犹豫了一下，话头似乎应该打住，但兴许酒喝得多了点，还是说了下去：有天早上，他急冲冲地闯进我办公室，大声喊：老陆，你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女儿！那口气好像我不配似的。他说的是彩绘，在深圳电视台当主持人，姓她妈妈的姓。我这才知道祝总瞧上她了，已经追过一段时间，可彩绘一直敬而远之。现在彩绘在他们家的工夫比在自己家还多。我提醒她，关系再好，也得时刻注意仪表，千万别像人家说的那样素面朝天。这回祝总倒是动真格的了，身边关系暧昧的女助理、女秘书都给打发走了。祝总与前妻生的儿子和彩绘挺合得来，蔡总也很喜欢她，连他们家的狗都跟她亲。我刚才说的叶生的情况，多半都是彩绘和蔡总闲聊时听来的。据说叶生没怎么变样，还像原来那么漂亮。说实话，我就见过她一面，长什么样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所以呢，搞不好我要成老板的老丈杆子了，我们这两家也算是化干戈为玉帛了吧。话说回来，当初要不是冰锋带我到祝家去，我兴许早就成下岗职工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那回干吗要带我去。这可不都是命吗？记得小时候爸爸问我，长大了你想干什么？——那天是国庆节，我们那小地方也组织游行，我说，我想当头里那个打旗的。回想起来，我在深圳这么些年，虽说旗子没打上，好歹没落在后面。
这些年来，我倒是越来越愿意天南地北地跟人聊聊。我去存衣处取了大衣、帽子。来到约定的那家酒吧，走进门里等候。燕苹很快就到了，穿了件样式简洁的白色呢子大衣，拿着个白色刺绣手拿包，脚上是双白色漆皮高跟短靴。四下灯光昏暗，背景音乐隐约可闻。燕苹挑了个角落的卡座，自己坐在背光的沙发上，我在她对面坐下。这是一家德国酒吧，身边墙上挂着一排铝合金镜框，都是慕尼黑啤酒节的照片，有啤酒大棚的外景，也有内景。我们点了两杯本店的自酿啤酒，一盘巴伐利亚白香肠。这让我想起那次德国之行，想起冰锋就在那儿。现在好像是特地挑选这个地方，准备大谈一番他的事情似的。于是我就从那次见面聊起。其实从一九八五年我到深圳算起，三十五年里我们总共只见过那一回，相聚的时间又很短，并没有多少可以告诉她的。
我喝完最后一口酒，燕苹的杯子已经干了。我说，不过下一辈的人什么都很潮，就是不如上一辈懂得爱情。您看人家蔡总，虽然还挂着董事会主席的名，但集团已经放手不管了，一心陪着老公周游世界。就是上市公司有些文件还得她和我签字。我们老祝总前几年中风了，恢复得不太好，话都说不利落，腿脚也不方便，蔡总推着轮椅，陪他去这去那的。她还爱摄影，举办过个人展，出过摄影集，拍的是自然风光，张张大气磅礴。
晚会进行到一半，一个过气的男歌星在唱当年很流行，也是他拿手的《新鸳鸯蝴蝶梦》。我利用这机会去上厕所。走出来时旁边女厕所的门开了，燕苹出现在门口。四周没有别人。她微微冲我招了下手说，冒昧问一句，您是陆冰锋的弟弟吧。我跟他是老朋友。我赶紧说，啊，幸会！她说，真是太巧了。我们多年没有联系，很想知道他的近况。这儿太乱，咱们另外找个地方坐坐，可以吗？耽误您的时间了。我说，我也没什么事。出大门往北一二百米，有个酒吧，环境还不错。她说，您先去，我随后就到。
我也知道后来讲的这些，燕苹未必爱听，——其间她两次悄悄点开手机屏幕，看了看时间。但聊天总归要尽兴，在我这机会也实属难得。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说了句“马上”就挂断，告诉我车到了。经过柜台，我抢着把账付了。一曲终了。背后传来她低沉的声音：……德累斯顿，那可是个曾被毁灭的城市。时间里有些东西被记住，又在时间里被遗忘了。写不写下来并无所谓。每个人都作为见证者活过一生,但后来的人见证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真的曾经是个诗人。说来什么都是不了了之。我坚持至今的只有健身这一件事，再就是一直没有彻底摆脱“Apple”这个外号。
坐在对面的女人留意地听着我的这番话。我们是不到两个小时之前在慈善晚会上认识的。我们集团是协办方，CEO祝海龙被请上台讲了几句话：新的一年，新的气象，再过三天就是春节了，预祝大家鼠年吉祥如意！接着带我们几位高层去各处敬酒。主宾席上，一位仪态优雅的女士迎着我们站起身来。她中等个儿，斜分中长发，戴一副黑色金属无框眼镜，身穿淡绿色真丝短袖旗袍，小立领斜襟，蕾丝镶边。光看身材不过四十来岁，脸上的皮肤也不显松弛，但从举着酒杯的手可以看出早已不是这个年龄，后来才知道都小六十了。祝总介绍说，这是领事夫人。她大方地说，我叫燕苹，燕赵的燕，苹果的苹。祝总看样子跟她很熟，打趣她出国多年也不起个外国名字。她说，倒是有一个，但是不能正式用吧，有人管我叫Apple。祝总说，夫人以前在国内是著名的诗人，笔名叫平果，还出过诗集呢。她淡淡一笑：那是我吗？我都忘了。祝总说，夫人现在常常扶持国内的青年艺术家，这个我们得向您学习啊。——这是陆铁锋先生，集团的元老，我的前辈，一直担任博远通讯总经理，前不久才退下来，现在是监事会主席。她闻声很留意地抬眼看了我一下。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与主宾席隔着一个桌子。我发现她时不时侧过身子朝这边瞄上一眼。
这样的话对我来说有些陌生，也略嫌深奥；反正她未必是对我说的，我犯不上回答，甚至犯不上为此动脑子。新的曲子仍旧是淡淡的，弥散的，听不出什么差别。我把她送到门外。马路对面有一幢高楼，背后是更高的一幢，简直顶天立地，都是写字楼，这么晚了，依然灯火通明。远处堵车了，满眼都是红色的汽车尾灯，亮闪闪地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河流。我想起远在天边的那两个人，要是亲眼见到如今的北京，不知他们做何感想。燕苹迎着寒风说，我丈夫任期快要满了，我们不久就要离开。然后她说再见，我也说再见，这回彼此无论口气还是意思显然都是一样的。
冰锋出现在门口，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两鬓斑白，有点秃顶，所剩不多的头发也没梳理整齐，满嘴胡茬，背驼得厉害。不过穿的夹克衫和衬衫挺干净，毕竟正经八百是位口腔科大夫。这是在德国迈森的一家咖啡馆里，当时他已经五十六了。我们去考察，有一站是德累斯顿。想起冰锋就在这个城市，按照从他女儿那里要来的手机号码打过去，没人接听。我又打了几次，都是这样。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给他发了短信：我是铁锋，明天就走了，很遗憾没能见上一面。第二天一早他忽然来了电话：还是见见吧。我说，我们会在迈森停留半天，参观那里的瓷器厂。他说，我去那儿找你，很近。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