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止了宣读并看着疲惫发呆的若安·阿巴德。
“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来了消息从盖伊马达斯给我带来了清单。”华金神父咳嗽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面读着，一面喘气，“第一旅：陆军第七、第十四和第三营，由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斯上校指挥。第二旅：陆军第十六、二十五和第二十七营，由伊格纳西奥·马里亚·果维阿上校指挥。第三旅：第五炮兵团、第五和第九步兵营，由奥林庇奥·德西尔维拉上校指挥。师长：胡安·德西尔瓦·巴尔波萨将军。远征军司令官：阿瑟·奥斯卡将军。”
“神父，到底有多少人？”这位从前的强盗问道。
“神父，在霍阿塞罗打听到什么消息？”他问，“政府军又增加了？”
“好像五千多人，”神父吞吞吐吐地说，“不过这只是在盖伊马达斯和圣多山方面的，还有从北边塞吉佩来的。”他颤颤悠悠地又读起来：“克拉乌迪奥·德阿马拉尔·萨瓦赫特将军指挥的部队，三个旅：第四、第五、第六旅，由第十二、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营和一个炮兵师，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四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营和另一个炮兵师组成。这差不多又是四千多人。他们从阿拉卡胡登陆，向盖莱莫波开来。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没搞到指挥官的名单。我跟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吧，若安？”
“好耶稣保佑。”若安·阿巴德坐在帕杰乌旁边的一只桶上小声说。那卡波克洛人的表情难以捉摸，可是他看到安东尼奥、奥诺里奥·比拉诺瓦、年长的马坎比拉、若安·格兰德和彼得劳都紧锁双眉。华金神父站在他们当中，从头到脚被蓬乱的头发和长起来的胡须遮盖着。
“当然没关系，华金神父，”若安·阿巴德说，“您从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情报。上帝会报答您。”
“我想听你说一回。”街道司令使他安心，说完跑了起来，以弥补耽误的时间。大广场上到处都是弹坑，古老高大的房屋墙壁上嵌着弹洞。
“马克西米里亚诺神父是主的高尚信徒，”华金神父轻声说，“他坦白地告诉我，做这件事情，他很害怕。我对他说，我比他更怕。”神父强颜欢笑，紧接着说：“他跟我解释说，盖伊马达斯的问题很多，要供养的人太多，运输没有解决。那么庞大的部队没有车辆，没有地图。他说要拖延几个星期才能行动。”
小矮子犹疑了一下，做了个肯定的表示。
若安·阿巴德表示赞同。谁也不讲话，好像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苍蝇的嗡嗡乱飞和一只黄蜂的杂技表演。它终于落在若安·格兰德的膝盖上。那黑人用手一拍，把它赶走了。若安·阿巴德突然想起了比拉诺瓦兄弟那只多嘴多舌的鹦鹉的叫声。
“你会说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问道。
“我还去了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那里，”华金神父又补充说，“他叫我转告大家，唯一可行的就是在这钳形攻势开始前叫大家解散，各回本村。”他停顿了一下，向七位尊敬地注视着他的好人不安地扫了一眼，“不过尽管如此，你们若迎击讨伐军，他还是愿意效劳的。”
这时，突然有什么东西促使他停住了脚步。他闭上眼睛，听着。没有搞错，这不是梦。那声音单调、尖细、还在背诵着。从他记忆的深处涌出了高涨的瀑布，汇成了河流，形成了动人心弦的故事，变成了刀光剑影、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富丽豪华的卧室。“这是奥利维罗斯骑士与费拉布拉斯之战。”他想。这是《法兰西十二重臣》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很久没听过关于这场决斗的故事了。说书人的声音来自大广场与神圣小巷的交界处，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他走过去。人们认出他，都为他让路。吟唱奥利维罗斯被囚并与费拉布拉斯决斗的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侏儒。他瘦小枯干，唱得就像弹吉他一样，还做着动作，表演长枪相碰、骑士奔驰、宫女向查理大帝请安的场面。地上坐着一个长发女人，两腿中间有一个罐头盒，身旁有一个皮包骨的瘦子，蜷着身子，满身泥泞，像瞎子那样看着。他认出了他们：跟华金神父一起来的三个人，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让他们住在库房里。他伸出手，拍了一下正在沉默的小矮子：
神父垂下了头，似乎疲劳或恐惧不允许他再讲。
好景不常，他心里想。从妻子的脸上，他知道卡塔利娜也这样想。他穿上有皮带的粗布裤子、衬衫和草鞋出去了。正午的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像往常一样，小孩、妇女以及坐在家门口的老人都和他打招呼，他和他们连连说再见。他从妇女和男人们中间穿过。妇女们围成圆圈，在磨盘上碾玉米；男人们则一边扯着嗓子聊天，一边搭着脚手架，将泥堆在上面，修补剥落的墙。在某一处，他还听到了弹吉他的声音。不用看他就知道，此时此刻，在瓦沙—巴里斯河两岸，在盖莱莫波村口，有几百人蹲在那里平整土地，打扫果园和圈栏。街上几乎没有瓦砾了，被烧毁的茅屋重新盖起来。他想：“这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的功劳。”在贝罗山，庆祝打败共和国倒行逆施者的胜利活动还没结束，安东尼奥·比拉诺瓦就领着志愿者小队和天主卫队去掩埋死者，清除瓦砾，重建茅屋和车间，找回吓跑的绵羊、山羊和羊羔。“是他们共同的功劳，”若安·阿巴德又想，“他们是克己奉公的人，是英雄。”现在他们就在眼前，安安静静地和他打招呼，对他微笑，黄昏后去好耶稣圣堂听“劝世者”布道，好像家里没有人在战争中阵亡或受伤，好像在那些挤在救护站、权当诊疗所的圣安东尼奥教堂里呻吟的人当中没有他们的亲属。
“一百支步枪、二十五箱弹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说，“还没开箱呢，是政府军的，在工厂的箱子里。可以从乌亚乌亚那边运过来，那条路还畅通。”他淌着大粒的汗珠，一面用手擦着前额一面说，“要求用毛皮、耕牛和山羊来偿付，可这些在卡努杜斯都没有了。”
“告诉他，我就去。”若安·阿巴德回答。
“有金银首饰。”若安·阿巴德说，他从商人的眼睛里看出，在自己之前，他大概已经这样说过或想过了。
“我伯伯安东尼奥想见街道司令。”他说。
“那是圣母和圣婴的，”华金神父喃喃地说，声音几乎无法听见，“那不是亵渎神灵吗？”
一阵敲门声使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卡塔利娜挪开用铁丝固定的门板，在烟、噪音和白色的光线中，奥诺里奥·比拉诺瓦的一个孩子探头进来：
“‘劝世者’知道，神父，”若安·阿巴德说，“要去问问他。”
卡塔利娜沉默着。可若安知道她像自己一样，在回想着那一百多个印第安人意外地出现在贝罗山的情景。他们拖家带口，扶老携幼，老年人躺在担架上，从本登戈方面来到此地。多少年过去了，可是谁也不怀疑这些半裸着身体、浑身画得花花绿绿的人的到来是“劝世者”传道的结果。卡里里人是由米兰德拉的一位白人——烟火匠安东尼奥——领到卡努杜斯来的，他们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在邻近莫坎波的旷野上安营扎寨，那是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搭起了草棚，并在房舍间开荒种地。他们去听“劝世者”宣讲。为了和其他人打交道，他们在言语中掺进了足够的葡萄牙语，组成了另一个世界。“劝世者”时常去看望他们——他们跺着脚，以特殊的舞蹈方式接待他。比拉诺瓦弟兄也常去，卡里里人用自己的产出和他们做买卖。若安·阿巴德一向把他们看作外乡人，可是现在改变了看法。因为在“砍头队”进犯那天，他亲眼看见他们狙击了敌人的三次进攻，两次从瓦沙—巴里斯方面，一次从盖莱莫波方面，正好都在他们的居住区。当他率领二十人的天主卫队赶去增援时，在茅屋间，讨伐军的数目和印第安人的骁勇都使他大吃一惊。卡里里人在房顶上抵抗，手握石斧、投石器和木柄长矛向敌人扑去。他们缠住侵略者进行战斗，他们的妻子也扑到敌人身上，连咬带抓，抢夺步枪和刺刀，还吼叫着，肯定是在咒骂对方。战斗结束时，他们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阵亡。
“人的恐惧是无止尽的。”近视记者想。这就是那些没有时辰的日子、没有脸庞的形象、被云层遮住的光线给他的极大教育。他一直瞪着眼睛想看透那云层，直到感到火烧火燎，才不得不闭上，到阴暗处去休息片刻。他沉浸在失望中，发现了自己是多么怯懦。他的《消息日报》《巴伊亚日报》和《共和主义杂志》的同事们对此会如何评论？在他们中间，他是以胆大无畏著称的，因为他总是去猎取新鲜的经验：无论坎东布莱斯人的聚会将在哪条秘密小巷或茅屋里举行，他总是第一批前往参加，而在当时，黑人的宗教活动引起了巴伊亚白人的反感和恐惧；他是顽固地坚持经常走访巫师和巫师活动的人；他是第一批吸鸦片烟的人；是他出于冒险精神，自告奋勇地去霍阿塞罗采访皮雷斯·费雷拉中尉指挥的讨伐幸存者的行动；是他亲自向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毛遂自荐，与莫莱拉·西塞同行。“现在我是世界上最胆怯的人。”他想。矮子继续叙述着奥里维罗斯和费拉布拉斯的冒险、不幸和潇洒。那些模糊的人影，他连男女都分不清。他们鸦雀无声，显然听得出了神，将时间的流逝和卡努杜斯都置之度外了。此时此刻，在世界的末日，怎么可能还在这里听一个绝对不识字的侏儒背诵梅萨冬达的骑士们的风流韵事？这样的书可能是几世纪前某个航海者或科英布拉的中学生放在褡裢里带来的。这里真是无奇不有！
“‘劝世者’那次去米兰德拉是上帝的启示，”若安·阿巴德说，“在那里撒下了一粒种子，这种子就生根开花了。”
他感到胃里一阵绞痛，心里琢磨着听众会不会给他们饭吃。在这些富有教益的日子里，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吃饭可以成为一块心病，可以使他时刻感到抬不起头来，可以时刻成为比那半盲人状态更大的苦恼。眼镜被打碎后，他就成了半盲人，到处碰壁，到处撞人。由于和眼前模糊的东西相碰，他浑身都是青斑，而且不得不向人们道歉说“我看不见”“很对不起”，以平息任何可能的恼怒。
两种情况都没发生。“劝世者”和朝圣者们上了山，排着队唱着对圣母马利亚的赞歌进了村子。印第安人既无恐惧，也无敌意，而是以一种表面上的无动于衷接待了他们：看着他们安顿在自己茅屋对面的空场上，点起了火堆并聚集在它的周围；看着他们进入“阿森西翁的上帝”教堂。做了卡尔瓦里奥祈祷。再往后，那些脸上有着伤痕和白色绿色道道的人就在自己的小屋里、圈栏中或耕地上聆听“劝世者”的布道。他们听他讲“圣灵”即马利亚的自由和苦难，听他颂扬节俭、清贫和牺牲精神等美德，听他解释今生为上帝受的苦都会变成来世的报偿。后来他们又听了“好耶稣”的朝圣者们向圣母马利亚做的一连串祈祷。第二天上午，他们仍然不靠近“劝世者”，不作任何欢笑或友好的表示，看着他们到墓地去并在那里停下来祭扫坟墓，剪锄杂草。
矮子停顿了一下——想出乞讨伎俩的是他——说为了继续说书，他的身体需要补充热能。记者的各个器官都活动起来了。他向胡莱玛伸出了右手，并摸到了她。这个动作，他每天要做好多次。只要发生了新的情况，在前途未卜的关键时刻，埋藏在心底的恐惧就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王国。这只是瞬间的抚摩，那女人是慰藉他心灵的最后一线希望了，现在的华金神父好像完全不可企及，胡莱玛就是关照和保护他的人。矮子和他都是胡莱玛的累赘。她为什么不抛弃他们自己走？是出于慷慨仗义？不，肯定是由于一时懈怠，由于她所遭遇的凄凉冷漠。不过矮子至少还能靠滑稽相赚几把玉米面或羊肉干使他们糊口，只有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那女人迟早会丢下他。
十八世纪，马萨卡拉教区的圣弗朗西斯科教派传教士将印第安人聚集起来，建立了米兰德拉村。这是卡努杜斯腹地奇异的飞来村，与本巴尔相隔二十二公里，其间全是沙地和茂密的、带刺的卡汀珈。有的地方是无法进去的，炎热的天气使人嘴唇开裂、皮肤发干。卡里里人的村庄屹立在一座高山上，周围环境异常险峻，多年来那里都是血腥争夺的战场，印第安人和巴里的白人往往为了抢占最好的土地而互相残杀。印第安人聚集在村子里，住在“阿森西翁的上帝”教堂及其空旷的土广场周围的零散茅屋里。教堂是两世纪前的石结构古建筑，草盖的屋顶，蓝色的门窗，广场上只有寥寥几棵椰子树和一个木十字架。白人住在村子周围的庄园里，邻居之间并非和睦相处，而是穷兵黩武，无休止地互相侵犯、抢掠和残杀。米兰德拉的几百个印第安人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说当地的土话，唾沫星子是语言的装饰品。他们用投枪和毒箭狩猎，是有着褐色皮肤的穷苦人群，一向盘踞在用伊科叶子盖起来的小草房和玉米地的范围内，穷得连强盗和散兵游勇都不去抢劫。后来他们成了异教徒。几年前，圣弗朗西斯科教派和圣彼森特教派的神父们打算举行一次“圣会”，但没有成功，因为附近几乎没来过传教士。印第安人带着妻儿都藏到卡汀珈树林里去了，致使那些苦苦修行的人只能专向白人传道。若安·阿巴德不记得“劝世者”是什么时候决定去米兰德拉的。对他来说，传教的时间不是直线延伸，而是螺旋形的，是日期和相应事件错综复杂的重复。然而事情发生的经过，他却记忆犹新。本巴尔的小教堂重建后，一天清晨，“劝世者”沿着连绵不断的陡峭山峦向北走去。山峦直通印第安人的堡垒米兰德拉，一个白人家庭在那里刚被杀掉。谁也没跟他说话，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询问他的抉择，但是许多人都像若安·阿巴德一样，以为在那阳光简直要晒裂脑门的炎热日子里，接待他们的不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山村就是一阵箭雨。
讲了几个并未引人发笑的笑话，矮子书归正传。近视记者感到胡莱玛的手要伸过来了，就张开了手指，接着把一块像是硬面包的东西放进嘴里。他用力地、贪婪地咀嚼着，全部力气都集中在嘴里那块土豆上，艰难而又幸福地往下吞。他想：“要是能幸存，我会恨她。就连与她同名的花，我都会诅咒。”因为胡莱玛对于他胆怯到了什么程度、对于胆怯促使他干出了何等无以复加的荒唐事是一清二楚的。他一边慢慢地、吝啬地、幸福地、受宠若惊地咀嚼着，一边回忆着到达卡努杜斯的第一个夜晚。那时他精疲力竭，两腿发软，模模糊糊，跌跌撞撞，磕磕绊绊，向“劝世者”欢呼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里嗡嗡直响。突然，他感到自己被强烈的气味、被散发着油腻味的火星、被越来越高的祈祷声抛起来了。突然，又像刚才那样，一下子鸦雀无声。就是他，他就是“劝世者”。他的手紧紧地抓住一整天都没有放开的那只手，那女人不得不说：“放开我，放开我。”然后，当那嘶哑的声音停止，人们开始分散，他、胡莱玛和矮子又躺在空场上。一到卡努杜斯，他们就找不到贡贝的神父了，人们将他抢走了。在讲道的过程中，“劝世者”感谢苍天使华金神父回来，使他复活。近视记者猜想，华金神父可能也在那里，在圣徒的身旁，在圣徒讲道时所在的圣堂、平台或钟楼上。总而言之，莫莱拉·西塞说得对：神父是甲贡索人。那时他哭了起来，抽泣着请求那女人帮助他离开卡努杜斯，就连小时候他都没这样哭过。只要别丢下他这个半瞎的、饿得半死的人不管，他答应给她衣服、房子，随便她要什么都行。是的，她很清楚，恐惧把他变成了废物，为了赢得怜悯，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那时候我那么恨您，就像您恨古斯多加。”卡塔利娜喃喃地说。
矮子讲完了。他听到一些人的掌声，听众开始解散。他心情紧张，竭力想听出是否有人伸出援手，给点儿什么。但是他伤心地感觉到没有人这样做。
卡塔利娜点点头。吃罢饭，她将木盆和勺子放在炉子角上。然后，若安见妻子向自己走来——瘦弱、严肃，赤着脚，脑袋擦着满是烟尘的顶棚——上床躺在自己的身边。他小心翼翼地将胳膊从她的脊背下伸过去，使她感到舒适。他们很平静，听着卡努杜斯附近的及遥远的声音。他们能这样一连待上好几个小时，这也许是他们共同生活中最美满的时刻。
“什么也没给？”当感到只剩下他们时，他喃喃地问。
“你还记得咱们和‘劝世者’第一次进入米兰德拉时的情景吗？”
“什么也没给。”胡莱玛用一向无动于衷的语调说。
由于任性、迷信、怀疑或者其他原因，那些印第安人不愿意要枪支。他、比拉诺瓦兄弟、彼得劳、若安·格兰德、马坎比拉一家人三番五次地想送给他们枪支、弹药和炸药包。酋长使劲地摇头，摊开双手，做出一副恶心的表情。他本人就曾自告奋勇教他们如何安装、擦拭、使用猎枪、火炮和步枪，他们拒不接受。若安·阿巴德曾断言卡里里人这次不会参战，他们不愿在乌亚乌亚与狗子兵对垒。当远征军从康巴奥山进来时，他们连草房都不出，好像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贝罗山没在那方面设防，”若安·阿巴德曾说，“我们请求好耶稣不叫他们从那里入侵。”可是他们从那里来了。“那里是唯一没有设防的地方。”若安·阿巴德寻思。就是那些褐色皮肤、零零散散、不可思议的小子们只用弓箭、长矛和大刀就把“砍头队”挡住了。这难道是奇迹？若安寻找着妻子的眼睛，问道：
近视记者站起身，一看到她——他回忆起那长长的脸蛋、散披着的头发和撕成了碎条的衬衫——开始走，就跟着迈开了脚步。矮子在他身边走着，脑袋才到他的肘部。
“也要感谢莫坎波的黑人和其他人，”若安·阿巴德说，“不过，他们确实勇猛，米兰德拉的印第安人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步枪。”
“他们的处境比咱们还狼狈，”只听矮子嘟嘟囔囔地说，“胡莱玛，你还记得西坡村的事吗？这里比那儿还要糟。你从没见过这么多断臂的、瞎眼的、瘫痪的、哆嗦的、患白化病的、没耳朵的、少鼻子的、没头发的、有那么多伤疤的人吧？胡莱玛，你大概都没发觉。我可发觉了，因为在这里，我感到自己是正常人。”
“米兰德拉的印第安人真的从‘砍头队’的屠刀下拯救了贝罗山？”卡塔利娜细声细气地问，“这是华金·马坎比拉说的。”
他笑了，兴致勃勃。有好一阵儿，近视记者听见他吹着欢乐的口哨。
过了片刻，卡塔利娜端着一木盆儿豇豆糊来了，在床上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把木勺儿。两个人合用这把勺儿，他吃两三口，她吃一口。
“今天还给我们玉米面吗？”他突然焦躁地问。不过他又想着别的事，痛苦地补充说：“如果华金神父真的离开这里，就没人帮咱们了。他为什么那样对待咱们？为什么丢下咱们不管？”
她说这番话时，并没有激情满怀，而是无动于衷，就像在说别人。可若安·阿巴德感到非常激动，这激动很快就变成了欲望。他将手伸进了卡塔利娜的上衣，抚摩着她的脊背、两肋和小小的乳头，同时用没有牙齿的嘴吻她的脖子和面颊，寻找她的双唇。卡塔利娜让他吻着，但是抿着自己的嘴唇。当若安要她躺在小床上时，她挺直了身子。若安立刻放开了她，喘着气，闭上眼睛。卡塔利娜站起身，整好上衣，将掉在地上的蓝头巾戴好。茅屋的顶棚是那么低，她连腰都直不起来。角落里放着的口粮时常短缺：腊肉、面粉、豆类、甜食。若安看着她做饭，盘算着他们有多少天——或多少周——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一起忘掉战争和敌基督的存在了。
“他为什么不丢下咱们？”矮子说，“难道我们和他有什么关系吗？他原先认识咱们吗？多亏了他，咱们才有这房子住。”
“在救护站，我为你担惊受怕，”卡塔利娜说，“当我们照料伤员时，当我们看到士兵们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扔掉火把从身旁经过时，我为你……担惊受怕。”
的确，神父给他们帮了忙，多亏了他，他们才有房子住。他们曾露天冻了一夜，浑身酸疼。要不是华金神父，第二天怎么会来了一位体魄健壮、满脸胡须的人呢？这个人用与形象相称的洪亮声音对他们说：
若安伸长了胳臂，搂着卡塔利娜的腰肢，叫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他的动作体贴入微，或是因为她极度瘦弱，或是由于心中的内疚，只要一碰到她就想马上放开，总是忧心忡忡地感到会伤害她，就连拉拉她的胳膊都会遇到这种内心的抵制。他知道肉体关系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并学会为了尊重她而克制自己的欲望，因为他爱她。尽管他们共同生活了那么多年，可是很少有过性爱，至少很少有过完全的性爱。但是今天早晨，当他出其不意地搂着她的腰肢时，卡塔利娜没有拒绝，相反，她蜷缩在他的膝盖上。他感到了她瘦弱的身躯、突出的肋骨、几乎没有乳房的胸脯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
“来吧，住到仓库来吧，但不能离开圣多山。”
“对了，”卡塔利娜在他耳边说，呼出的热气使他直发痒，“我叫他转告你：如果要下地狱，我愿和你一起去。”
他们被囚禁了吗？他、胡莱玛和矮子，谁也没向那位善于发号施令的人问一声。他只用简单一句话就为他们安排了一切。他也没多说一句话，就把他们带到近视记者影影绰绰看见的一个巨大、阴暗、炎热且堆满了东西的地方。在他离开前——既没问他们是什么人也没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想要干什么——再一次告诉他们不能离开卡努杜斯，要小心武器。矮子和胡莱玛告诉他，周围全是步枪、火药、迫击炮和子弹箱。他知道这是从第七团缴获的。睡在那堆战利品中间不荒唐吗？不，生活已经失去了逻辑，因此任何事都不荒唐。这就是生活：要么依从，要么自杀。
就像每当在他的头发缝里找到了窝藏着的虱子并用指甲将它挤死时那样，女人的手指停下不动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又开始工作了。若安再次陶醉在宠爱的温柔中。他光着脚，赤裸着身子，狭小的房子是用木板和圣婴街上的泥土盖起来的，简陋的床铺是用木棍支起来的，女人跪在他身后给他捉虱子。他对人们的胡说八道感到恼火。无需说明，他们夫妻间互相倾诉的事比卡努杜斯最爱嚼舌头的女人说的都多。日上三竿，阳光透过门板缝和蓝色粗布帘上的小洞照耀着这间孤零零的草房。外面，人声嘈杂，小孩在跑动，人们在忙碌，这里似乎是唯一的和平世界，好像不久前在卡努杜斯不曾死那么多人。其实他们整整忙了一个星期才把死者掩埋，才把士兵的尸体拖到野外给兀鹫会餐。
那天下午，他第一次听“劝世者”讲话，看见他置身在人群中。人们一听到他那深邃、高亢、平和的声音，就像花岗岩那样纹丝不动；那寂静简直能摸着。从那以后，他想：这里是由一种不同于理智的东西支配着人、事、物、时间和死亡。说它狂热，是不公道的；说它是信仰、迷信，又太笼统。听到“劝世者”的言语和气势磅礴的声调之前，记者就已经被人们听他讲话时的安详肃穆打击、窒息，感到头脑发昏。他就像……就像……他绝望地搜索着储存在记忆深处的、恰当的字眼，因为他确信自己的头脑里一闪现什么念头就能明确地表达出来。是的，坎东布莱斯就是这样。在萨尔瓦多黑人的简陋茅屋里或卡尔萨达车站后面的小巷中，他曾去参加人们用失传的语言唱歌狂热宗教派别的仪式，他曾体验过生活的某种结构，人、事、时间、空间和完全脱离了逻辑，脱离了常人感情，脱离了理智的人类经验。在这个匆匆而逝的夜晚，在那些四散而去的人的身上，他又有了同样的体验。“劝世者”的声音安抚着他们，给他们信念，给他们力量。那声音深邃、低沉，使人心碎，对人类的物质需求如此轻蔑，如此骄傲地集中在精神上，集中在一切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的东西上，集中在思想、激情、感情和品德上。一听到那声音，近视记者就自以为理解了卡努杜斯，理解了卡努杜斯的不轨行为为什么这么持久。但是那声音一停，人们的狂热一冷，他又和从前一样糊涂了。
“他说，如果我在折磨自己，你也在折磨自己。”他喃喃地说。
“这是一点面粉，”他听出是安东尼奥或奥诺里奥的妻子的声音，她俩的声音完全一样，“还有牛奶。”
“她挺高兴。”若安·阿巴德想。他对妻子相当了解，能够从她语气的细微变化和褐色眼睛的闪光中体会到她的喜怒哀乐。他知道人们在议论她的满面愁容，谁也没见她笑过，连听到过她说话的人都寥寥无几。何必去纠正他们的误解？他，真的看到过她微笑、说话，尽管她总是偷偷地这样做。
他不想了，不胡思乱想了。他只是个贪吃的人，只会用指尖把玉米面一小撮一小撮地送到嘴里，品着滋味，让它长时间地留在硬腭和舌头之间，然后咽下去。他只是吮吸羊奶时感到舒适、感恩戴德的人体各种器官的总和。
“我不知道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你传了什么口信。”卡塔利娜回答，一面不停地在他的头上搜索。
他们吃完了，矮子打着饱嗝儿，近视记者听见他兴冲冲地笑了。“吃饱就高兴，否则就伤心。”他想。他也一样：他的幸福与不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肚皮，这是普遍发生在卡努杜斯的基本事实。然而能说这些人追求物质生活吗？因为连日来，另一个难以驱散的念头恰恰是：通过漆黑的途径，甚至是错误和挫折，这个社会终于摆脱了肉体的、经济的、眼前生活的忧虑，摆脱了一切所谓世上头等大事的羁绊。这个高尚而又贫困的肮脏天堂将是他的坟墓吗？初到卡努杜斯的那几天，他还幻想着贡贝的神父会惦记着他，给他雇几名向导和一匹马，幻想着能回到萨尔瓦多。然而华金神父没来看望他们，现在又听说他出远门了。每天下午，他已不在施工的圣堂看台上露面，早上也不主持弥撒了。他从未能穿过武装起来、用蓝色破布遮身、围在“劝世者”及其随从周围的密集男女去接近华金神父，现在谁也不晓得他是否还回来。如果他能跟神父交谈一下，自己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吗？跟他说什么呢？难道跟他说“华金神父，我害怕待在甲贡索人中间，救救我吧，把我送到政府军和警察能为我提供安全的地方去”吗？他似乎听到了神父的回答：“记者先生，政府军和警察又能为我提供什么安全？难道您忘了我能躲过‘砍头队’的杀害纯粹是奇迹吗？您想我能回到有政府军和警察的地方去吗？”他不禁歇斯底里地笑起来。听到自己的笑声，他吃了一惊，心想这笑声会惹恼此地不明事理的人。由于受到感染，矮子也哈哈大笑起来。记者想象着他那瘦小、驼背、缩成一团的样子。使他生气的是，胡莱玛依然很严肃。
“你真的托安东尼奥·比拉诺瓦给我捎了口信？”若安·阿巴德说，他从卡塔利娜纤瘦的手指引发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她正把手指伸进他的头发缝里捉虱子。
“好吧，世界不大，后会有期。”传来一个粗犷的男人的声音，近视记者发现几条黑影向他们走来。其中最矮的一个拿着一块红色的东西，大概是头巾，站在胡莱玛面前：“我以为狗崽子在山上将您杀死了呢。”
是讹诈吗？记者是来敲竹杠吗？男爵扫兴了，他觉得解释那么神秘的事情、费那么多的唇舌有点俗不可耐。
“他们没有杀我。”胡莱玛回答。
“可我需要了解您所知道的事，”记者迅速地以知情者的语气打断了他，“您知道许多事，还曾经给他们运去了几车面粉，送过牛群。您曾经同他们有接触，还和帕杰乌谈过话。”
“我很高兴，”那男人说，“否则就太遗憾了。”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男爵说，“我说过了，卡努杜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话题。”
“他爱上了她，要把她带走了。”近视记者很快想到。他两手捏了一把汗。他要是将胡莱玛带走，矮子就会跟他们去。他哆嗦起来：想象自己孤独一人，半瞎着眼，半死不活，磕磕碰碰，提心吊胆地挣扎。
“关于首都招魂术中心派遣的招魂团回到里约热内卢的事，这个中心想依靠巫术的魔力帮助政府军灭绝甲贡索人。好了，他们已经乘坐‘里约维尔梅奥号’回到了里约市，带着三条腿的桌子、玻璃球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从那以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结束还不到三个月。”
“除了小个子，您还带来了另一位伙伴，”他听那男人说道，像称赞，又像嘲讽，“好吧，再见了。好耶稣保佑。”
“自从脱离了政界，我就不读报了，”男爵说，“连我自己的报纸也不读。”
胡莱玛没有回答。近视记者缩在那里，小心地等着——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踢他一脚、打他一拳或啐他一口。
“但那些形容词是大家喜欢用的，至少人们是那样想的。”记者说道，好像没听见他的话，“现在，一句话也甭说了。在智利街的咖啡馆，在市场上，在酒吧间，还有人议论卡努杜斯吗？人们更喜欢谈论被圣丽达·德卡西亚孤儿院院长夺去童贞的幼女，要么就谈论西尔·利玛医生的抗梅毒药丸，或者克拉尔克斯商店最新出售的俄国肥皂或英国皮鞋。”他看看男爵的眼睛，后者在他的近视眼中看到了愤慨和恐怖。“关于卡努杜斯的最新消息刊登在十二天前的日报上。您知道是什么吗？”
“这不是全部，”一个与刚才不同的声音说，一秒钟后，他听出了这是若安·阿巴德，“皮革仓库里还有呢。”
他感到自己的声音在犹豫，不说了。他看看窗户，向那里求援。他找到了：它还待在那里，在阳光明媚的上午，镇静、美丽、古朴、永恒、安详，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
“真够多的。”第一个讲话的人又说，现在语调中性了。
“您要作一首卡努杜斯的颂歌吗？”男爵问道，“我总觉得您有点疯狂。但使我难以相信的是，您竟然疯到了如此地步，竟要求我在这方面帮助您。您知道卡努杜斯使我付出的代价吗？您不是知道吗？您知道我失去了一半财产吗？卡努杜斯使我遭到最大的不幸，因为埃斯特拉……”
“不多，”若安·阿巴德说，“如果他们真的来八九千，那就不多。再增加两三倍也不算多。”
“狂热的乌合之众、血腥而龌龊的腹地、食人生番、退化的种族、可悲的妖怪、人类的垃圾、疯狂的败类、残杀子女的人、灵魂肮脏的人……”来访者一字一板地背诵着，“其中有些形容词是我用过的。我不仅写了，而且相信了。”
“那倒不假。”第一个说。
“我不明白。”男爵已经忘记了变色龙，甚至忘记了埃斯特拉，只是惊奇地观察着这个人：他浑身瑟缩，好像在抽噎，下巴都挨到膝盖上了。
近视记者觉得他们在活动，在围着他们三人转圈。他猜想他们在动那些步枪，拿起来，抚摩着，端到眼前，看看缺口和准星是否在同一条线上，弹仓是否干净。八九千？来了八九千政府军士兵？
“自从我摆脱那些讨厌的家伙和好奇的人，就每天去历史研究院的阅览室查阅报刊，搜集一切有关卡努杜斯的消息；《消息日报》《巴伊亚日报》《共和主义杂志》，我都看。”近视记者说道，“我阅读了别人写的一切和我自己写的一切。这……很难表达的。太不真实了。您看到了吗？似乎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了的阴谋、一个普遍的全面的误会。”
“并不是都能用，帕杰乌，”若安·阿巴德说，“看见了吗？有的枪管弯了，有的扳机折了，有的枪托掉了。”
“埃斯特拉失去了动人的光彩和聪明才智，可这个可怜虫又有什么过错？”他想。
帕杰乌？在那里活动、说话的那个人，跟胡莱玛说过话的那个人原来是帕杰乌。他们在谈什么关于圣母的首饰，点着什么阿基拉尔·德纳西门托博士的名，声音随着脚步移动时远时近。腹地的强盗都跑到这里来了，都变成了虔诚的信徒。谁能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从他面前走过，近视记者能看到触手可及的那两条腿。
“我也想到了这个办法，”男爵赞同说，“您想当诗人、剧作家。您打算写下没有看见的卡努杜斯的历史吗？”
“您现在想听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堪称楷模的故事吗？”他听见矮子说，“我会说，我说过千百遍。要我给您说吗，先生？”
“保存事件的唯一方式是把它写下来。”男爵听见客人嘟嘟囔囔地说道。
“现在不行，”若安·阿巴德说，“改天可以。你为什么管我叫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您打算怎么做？”男爵之所以这样问，是为了不致冷场。
“知道，知道，”矮子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
男爵笑了。这并不是因为来访者突如其来的肃穆，而是因为在书房和帘子外，在花园晶莹闪光的绿茵上，在疙疙瘩瘩的桃金娘树的树干下，变色龙又出来了。长长的、静止的，满身山峰般的尖形凸起，几乎是透明的，像宝石在闪光。“欢迎你，朋友。”他心里想。
他们的脚步声消失了。近视记者曾经想过：“他是个割耳朵、削鼻子的人，是个将对手阉割并给他们文身的人，是个将全村人杀光以体验做魔鬼滋味的人。而帕杰乌呢？是刽子手、杀人犯、偷牲畜的强盗、伪君子。”可他们刚才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他感到迷惑不解，非常想动笔。
“我将不让人们忘记，”记者说，用犹豫不定的目光望着男爵，“这是我许下的诺言。”
“看到他怎样和你说话、怎样看你了吗？”他听见矮子说，“胡莱玛，你真有福气。他会把你带走的。你和他一起生活，就有吃有住了，因为帕杰乌在这里是指挥官。”
“卡努杜斯？”男爵喃喃地说，“埃巴米农达做得对，要大家别提那段往事。最好把它忘掉。那是一段不幸的、不明不白的、不是不非的插曲，毫无用处。历史应当是有教育意义、借鉴作用的。在那场战争中，谁都不光彩，谁都不明白发生的事。人们决定拉下帷幕，这是明智的、有益的。”
而自己会怎么样呢？
“人们正在忘掉卡努杜斯，”近视记者说道，那声音像是回声，“随着狂欢节的到来，人们对卡努杜斯的记忆将在波利特阿玛大剧院的诗情与乐声中烟消云散。”
“不是每人十只苍蝇，而是上千只，”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想，“它们知道自己是打不垮的。”因此当天真的人驱赶它们时，它们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苍蝇：当人们在相距几毫米的地方轰它们时，它们竟然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睛都盯着那倒霉的人，向他挑衅。这个人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拍死它们，可他又能从这圬秽的举动中得到什么？在它们被拍扁的地方，马上会出来十只、二十只。最好还是听之任之，像腹地居民那样任它们在自己的饭菜和衣服上爬来爬去，任它们将自己的房屋和食物弄得污黑，任它们在初生婴儿的身体上安营扎寨，只有当它们落在马上要吃的点心上时才把它们赶走，只有当它们钻进嘴里时才把它们吐出来。它们的个头比萨尔瓦多的苍蝇大，它们是这里唯一肥胖的，这里的人和其他活物的体形都小到不能再小。
他低下头。男爵看着他那蓬乱、灰白、沾满了头皮屑的长发，同时想象到了那盯着地面的、水汪汪的眼睛。他疑神疑鬼地猜测，来访者可能给他带来了加利雷奥·加尔的口信。
在大陆旅馆，他赤条条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从窗户看车站和站牌：盖伊马达斯、圣安东尼奥、比拉贝拉。苍蝇和盖伊马达斯，他更恨谁？他预感自己将在这里忧劳成疾，终日思考着关于苍蝇的哲学，绝望地度过有生之年。在这样的时刻，苦恼使他忘了自己是个享有特权的人，因为在成千上万的官兵垂涎的大陆旅馆，他有自己小小的单人客房，而其他人要么是两人一间或四人一间地挤在军队租用或征调的民房里，要么——绝大多数是如此——住在依达比古鲁河两岸的窝棚里。因为他资格老，才有幸在大陆旅馆占用一个单间。自从第七团从盖伊马达斯开拔，莫莱拉·西塞上校把他留在后方从事收容病号的不光彩工作，他就待在这里了。从这扇窗户，他看到了最近三个月来使腹地、巴伊亚和整个巴西震惊的事件，他看到了莫莱拉·西塞向圣多山进军，看到了大难不死的幸存者匆匆返回，看到了惊恐和痴呆的眼睛，后来看到了火车一星期又一星期地将来自全国各地的职业军队、警察部队和志愿军团倾泻到这个苍蝇为所欲为的村镇上，为死去的爱国者报仇，拯救被凌辱的国家，重振共和国的权威。然而从这座大陆饭店，皮雷斯·费雷拉上尉也看到了这些热情地渴望着行动的连队如何被捆住了手脚，失去了生气，动弹不得，陷入了与鼓舞他们前来的、慷慨无私的理想毫无共同之处的重重忧虑：事故、抢劫、露宿、缺粮、交通阻塞、敌人和女人。前一天晚上，上尉参加了第三步兵营的军官会议，这是为了一件极大的丑闻——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和二十五箱弹药不翼而飞——而召开的，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宣读了一项命令，警告肇事者：如不立即交回，将被处决。然后告诉他们那个老大难的问题——将远征军的大量辎重运往卡努杜斯——尚未解决，因此何时出发毫无准信。
“他在吐血，我想帮助他，”客人说，“但是我还有别的事要谈。”
有人敲门，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声“进来”。传令兵来提醒他对士兵克鲁斯的处罚。他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着呵欠，极力想回忆起那士兵的面孔。他确信在一星期或一个月前，他或许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责打过他。什么错误？他非常清楚：偷团里或尚未离开盖伊马达斯的人家的东西，与其他部队的士兵斗殴或企图开小差。连队的长官时常委托他来处罚士兵，借以维护因厌恶和疾苦而日益遭到破坏的纪律。用军棍责打士兵并不是使上尉开心的事。不过现在也并不使他扫兴，而是变成了盖伊马达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饮食起居、教士兵分解枪支、组成攻防阵容和思考苍蝇问题。
“您真的是来向我要求工作、谈论那个侏儒吗？”他说，“那患肺结核的矮子真的还活着？”
出了大陆旅馆，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走上依达比古鲁大街，这是直通上方的圣安东尼奥教堂、布满石子的斜坡。从用绿色、白色或蓝色油漆刷过的小房子的屋顶上方，他观察着盖伊马达斯周围长满了干枯灌木的小山。可怜的步兵连队正在烤焦了的山坡上展开全面训练，让新兵成百次地往山里钻。他看到他们汗流浃背，有的甚至失去知觉。特别是从寒冷地区来的志愿兵，在沙地里背着背包，扛着步枪，没走几步就像小鸡那样累倒了。
男爵看见他又笑了。记者现在是以一副狡黠的表情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的眼睛，于是男爵又坐下了。
此时此刻，盖伊马达斯的街道不再像前一段时期的晚上，不再像蚁穴那样盘踞着军队，不再像是巴西本地乡音的样品展览——那时官兵们都拥上街头聊天，弹吉他，听听家乡的音乐，品尝千方百计花高价买来的烧酒。现在到处都有一组组敞衣露怀的士兵，可在去玛特里兹广场的路上，一个居民的影子也没有，只有广场上婀娜多姿的棕榈树上永远沸腾不息的鸟雀。市民几乎走光了。只有个别牧牛人，老迈多病或孤独无依，在大概已被不速之客闯入的家门口用毫不掩饰的仇恨目光看着。其他人都不见了。
“虽然我没看到，可是我感觉到、听到、摸到、闻到了那里发生的事，”记者说，从镜片后面注视着，“其余的，我猜到了。”
在“仁慈的圣母”旅馆——门面上写着：不穿衬衣者禁止入内——的拐角，迎面走来了一位青年军官，脸被太阳晒得脱了皮。皮雷斯·费雷拉认出了他是自己所在营的平托·索萨上尉。他刚到一个星期，还保持着初来者的热烈劲儿。他们已经成了朋友，晚上常一起散步。
“对，是的，”男爵站起来说，“但我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这是因为……”
“我拜读了你关于乌亚乌亚的报告，”索萨上尉说着，便和皮雷斯·费雷拉一起朝营房走去，“真可怕。”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不笑，”他听到记者这样说道，那挑衅的口气更加刺耳了，“每当我说没看见卡努杜斯发生的事是因为眼镜被打破的时候，无论谁听了都会笑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很滑稽的。”
皮雷斯·费雷拉用手遮着阳光，看着他：
他的口气是那样带有讽刺意味，使得男爵寻思：他这样说话是有意激怒自己，还是因为自己生硬而令人反感的方式使他意识到自己不想说话？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那里的人，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对可怜的安东尼奥·阿尔维斯·德·桑托斯医生来说，尤其如此，”他说，“不过要和费布罗尼奥少校及莫莱拉·西塞上校的遭遇比起来，就不值一提了。”
“实际上，我什么都没看到。”这个骷髅式的人物很快回答，弯弯腰，又直起来，“他们打败第七步兵团那天，我的眼镜被打碎了。我在那里的四个月里看到的只是人影、模糊不清的东西和幽灵。”
“我不是指死亡的人，而是你报告上说的关于军装和武器的事。”平托·索萨纠正他说。
“您一定看到了好多可怕的事。”他咳嗽了一声，对自己屈从于好奇而感到不快，却又补充说：“我指的是您在卡努杜斯的时候。”
“噢，是这个呀……”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喃喃地说。
男爵马上就后悔了，不该给他工作，因为这样一来就在自己和那个家伙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而他不愿和任何与卡努杜斯有关的人来往。然而他没有让来访者意识到会晤已告结束，而是不假思索地说：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惊叫道，“上级为什么毫无作为。”
“小矮子是个非常怕死的人，”近视记者重新戴上了眼镜，嘟囔着说，“这倒不是因为热爱生活。您听我说，他的生活一直是卑贱的。从小被卖给吉普赛人，成了马戏团的稀罕物、观众眼里的怪物。可是他对死亡的惧怕是那么大，非比寻常，这竟使他能够死里逃生。他也怕我。”
“第二次、第三次远征也和我们一样，”皮雷斯·费雷拉说，“不用甲贡索人，炎热、荆棘和风沙就把他们打垮了。”
近视记者摘下了眼镜，点点头，脸色惨白。他无法用其他方式表示谢意。“有什么关系？”男爵想，“难道我是为了他或那个侏儒决定这么做的吗？我是为了那条变色龙。”他望着窗外，寻找那小动物。他大失所望：变色龙不在了。或许它觉察到人们在找它，就伪装得和周围的环境一模一样。
他耸了耸肩膀。上次失败后，他一回到霍阿塞罗就眼含着泪水起草了那份报告，希望他的经验对战友们有所裨益。他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暴晒、雨淋和风沙如何使军装变得破破烂烂，法兰绒上装和麻呢长裤都变得令人恶心，被卡汀珈的枝条刮得支离破碎。他指出，士兵们的鞋和帽子都丢了，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赤脚走路。然而他特别详细、认真、反复阐明的是武器问题：“虽然准确性十分出色，但曼利夏步枪很容易出故障——只要弹仓里进去几粒沙子，枪机就失灵了。另外，如果连续射击，高温使枪膛膨胀，弹仓就发紧，六发一排的弹夹就卡不进去了。由于过热，子弹会卡壳，只好用手把弹壳取出来。最后，枪托那么脆，一碰就断裂。”他不仅写下来，而且向一切询问过他的机构说明，在数十次私人谈话中一再重复。有什么用？
“好吧，”他说，“您可以回到《巴伊亚日报》。不管怎么说，您不是个坏编辑。”
“起初我以为他们不相信我，”他说，“以为他们会认为我这样写是为自己开脱。现在我明白上级为什么不予理睬了。”
男爵想，书籍的损失会使此人格外伤心。十几年前他就说过，有一天他会成为巴西的奥斯卡·王尔德。
“为什么？”平托·索萨上尉问道。
“除了身上穿的，我一无所有，”近视记者说，“从卡努杜斯回来时，房东太太把我的东西全拍卖了，用来抵偿租金。《消息日报》也不愿负担这笔开销。”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连我的书籍也卖掉了。我偶尔在圣巴巴拉市场上还能认出一本。”
“他们会给巴西所有的军队通通换装吗？大家穿的不都是法兰绒和麻呢吗？他们会把军鞋全扔到垃圾堆里去吗？会把我们用的曼利夏步枪扔到大海里去吗？不管是否适用，都只能用下去。”
正在此时，透过果园的窗户，他看到了那只变色龙。他平时极少看见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一次他认出了它，因为他总是把它和石头、杂草、灌木或树枝混淆起来，有时差点就踩着它。每天傍晚时分，他总叫埃斯特拉和塞巴斯蒂娜一起去芒果树和榕树下乘凉。变色龙是男爵夫人绝妙的开心丸，她坐在草编的摇椅上一心一意地指出那变化多端的小动物，像从前那样，很容易就把它从杂草和浮土中认出来。男爵和塞巴斯蒂娜看见夫人在微笑，因为当他俩前去验证是否真的是变色龙时，那小动物便溜掉了。此时此刻，那条变色龙就在那儿，在一棵芒果树下，介于绿色与褐色之间，光闪闪的，下巴在颤动，简直无法从杂草中将它认出来。男爵心里说：“亲爱的变色龙，光溜溜的小动物，我的好朋友，我衷心地感谢你使我的妻子有了笑声。”
他们来到了设在依达比古鲁河右岸空地、第三步兵营的营地。这片营地就在村边，其他营地都在河流的上游，离盖伊马达斯较远。草棚排成了一条线，对面是红土和巨石杂间的山坡，脚下是墨绿色的河流。连队的士兵都在等着他。处罚士兵时，总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因为这是营里为数极少的消遣活动之一。士兵克鲁斯早准备好了，光着脊背站在与他开玩笑的士兵中间，笑着回答他们的问话。两位军官一到，大家顿时严肃起来。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在那个即将受处罚的士兵眼里看到了突如其来的恐惧，尽管那士兵极力装出满不在乎、不肯服输的表情。
“那是政客的庸俗手段，”男爵说，“现在我不需要名声了，已经退出了政界。”
“三十军棍，”上尉读当天的记事簿，“够多的，谁下的处罚？”
“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近视记者摊开双手，立刻答道，“我不过是下决心来碰碰运气。我原想，会感动您。您从前有过慷慨大方的名声。”
“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长官。”克鲁斯吞吞吐吐地说。
“我不懂我为什么要帮助那个侏儒，”他喃喃地说，“也不知为什么要帮助您。”
“你干了什么坏事？”皮雷斯·费雷拉问道。为了不在手上磨出泡，他戴上了皮手套。克鲁斯眨着眼睛，很不自在，用眼角的余光环视着左右。有人在轻轻发笑，有人在窃窃私语。
近视记者面露愧色，似乎坦白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
“什么也没做，长官。”他支吾搪塞。
“还能抢救，”男爵听见记者说，看到他用疑惑不定的目光乞求着，“小矮子得了肺结核，但还可以做手术。葡萄牙医院的马伽尔哈埃斯医生救过不少人，我想叫医生给他做手术。正因为这个，我需要工作。但更是为了……糊口。”
皮雷斯·费雷拉用眼神询问围成一圈的上百名士兵。
近视记者急促地说着，揉搓着手，蜷缩着身体坐在位子上。男爵想起了查莱斯·德阿塞维多教授，几年前他在卡龙毕时，这位学术界的朋友曾去拜访他。教授一连几小时入迷地听着从集市上请来的说唱艺人的演唱，把艺人的唱词和故事一一速记下来。教授断言，这些中世纪的罗曼采谣曲是第一批葡萄牙探险者带到这里并由腹地的传统文学保存下来的。这时，男爵觉察到客人忧郁的表情。
“他企图强奸第五团的一个小号兵，”平托·索萨上尉没好气地说，“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小孩子。上校亲自抓住的。克鲁斯，你这败类。”
“是我的朋友，”近视记者表示同意，“我欠他的情。他救了我的命。您想知道他是怎样救我的吗？靠讲述查理大帝、法兰西十二重臣和玛格洛娜公主，靠说唱魔鬼罗伯特可怕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故事。”
“不是那么回事，长官，不是那么回事，”士兵摇着头说，“上校误解了我的意图。我们是在河里很正常地洗澡。我发誓。”
“在那封信中，埃巴米农达说您是跟一个奇怪的人一起出现的。是侏儒或类似的人？”
“那么小号兵为什么呼救？”平托·索萨说，“别不害臊。”
他等着记者从口袋里费力地掏出一块蓝色的破布擤鼻涕。
“因为小号兵也误解了我的意图，长官。”士兵一本正经地说。可是由于爆发了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要么是卡努杜斯使您变成了真正的记者，”男爵嘲笑着说，“要么是您变了，因为我的盟友埃巴米农达一如既往，丝毫没变。”
“早动手早完事。”皮雷斯·费雷拉说着，抄起了第一根军棍，传令兵在他手头预备了好几根，他在空中试了一下，棍子一抖，发出了蜂群飞舞似的嗡嗡哨音。周围的士兵直向后退。“是把你捆起来，还是像条汉子那样忍着？”
记者大笑，像异乡的鸟叫。男爵看到笑声紧接着变成了一连串喷嚏，使得他一再从座位上弹起来。
“像条汉子那样，长官。”克鲁斯说，脸色苍白。
“更确切地说，他提议给我加薪，”近视记者回答，“但是有个条件：我得忘记卡努杜斯。”
“像条搞小号兵的汉子那样。”有人解释说，又是一阵大笑。
“您这样议论巴伊亚州的州长吗？”男爵笑了，“不正是他想恢复您在《消息日报》的职务吗？”
“转过身去。好吧，护住你的要害。”皮雷斯·费雷拉命令说。
“您跟那个卑鄙的家伙通信？”近视记者那细声细气的鼻音响了起来，“现在你们真的成盟友了。”
前几棍，他用力打，当士兵的脊背被打红的时候，他看到克鲁斯快挺不住了。由于用力，他也直冒汗，就轻轻地打。士兵们合唱着《军棍谣》。还不到二十棍，克鲁斯背上的紫泡就出血了。打到最后一棍，士兵跪下，但又原地站起，摇摇晃晃地转向上尉：
“一切都恢复了，”男爵客气地说，“两个月前，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来信告诉我，您回来了。”
“多谢，长官。”他喃喃地说，两眼红肿，脸上全是汗。
男爵看他的眼神使他沉默，使他害怕。记者清清喉咙，眨眨眼，然后摘下眼镜，用汗衫的边缘擦拭着。男爵终于克制住要把他撵出去的冲动，心中对此感到欣慰。
“想想我和你一样疲惫不堪，你就感到安慰了，”皮雷斯·费雷拉喘着气说，“到卫生所去，叫他们给你上点消炎药。别再惹小号兵了。”
“我早就知道您妻子的事，”近视记者说，男爵预料到他会说出这个难以避免的可恶话题，“听说她失去了理智。这是您生活中极大的不幸。”
那一圈士兵散开了。有人给克鲁斯披了一条毛巾，跟他一起走了；另一些人下了陡峭的土坡，到依达比古鲁河里凉快去了。皮雷斯·费雷拉在传令兵提来的一桶水里洗了脸，在报告上签了字，表明处罚已经执行。他还回答着平托·索萨上尉的问题，后者仍然在纠缠着他关于乌亚乌亚的汇报。那些步枪是旧的还是新买的？
“如果您愿意听我直言相告，说老实话，您的生或死对我无关紧要，”只听男爵用令人吃惊的粗暴语气说道，“或许我更愿意您死掉。我恨一切使我想起卡努杜斯的事物。”
“不是新的，”皮雷斯·费雷拉说，“1894年在圣保罗和巴拉那战争中使用过。但陈旧不是产生那些缺陷的原因，问题在于曼利夏步枪的构造。它是在欧洲生产的，那里的环境和气候与这里很不一样，那里的军队保护武器的能力是我们的战士所没有的。”
“我既没死也没失踪，”来访者说，没有了幽默诙谐和鼻音假嗓的痕迹，“在同一天里听了十次您刚才说的话，我发觉人们对于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绝望了。”
所有军营的司号员同时吹起的号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我想起来了，”男爵说，“有人写信告诉我，说您还活着。我是在欧洲的时候知道的。他们告诉我：‘出现了一个幽灵。’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您已经失踪、死去了。”
“全体集合！”平托·索萨说，“出人意料。”
听着客人讲话，他仿佛做梦似的。他并不留心对方的言语，而是仔细打量他的身躯，把他和上一次自己所见到的稻草人进行比较。那天早晨，此人是同莫莱拉·西塞上校及其小卫队一同离开卡龙毕的。“既是他又不是他。”男爵想。曾先后为《巴伊亚日报》和《消息日报》撰稿的记者是个小伙子，而这个戴着大眼镜、一坐下来似乎就要散架的人却是个老头子。他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给人弱不禁风的印象；穿一件少纽缺扣的汗衫、一件无袖坎肩（上面布满了陈年污痕和油渍）、一条绽了线的裤子和一双牛皮鞋。
“可能是关于盗窃那一百支康布拉茵步枪的事吧，司令部气疯了，”皮雷斯·费雷拉说，“说不定抓到盗窃者了，要执行枪决。”
“请坐。”男爵说。
“也许是作战部长来了，”平托·索萨说，“宣布过他要来。”
“我知道这次拜访会使您吃惊。”客人说，男爵认出了那用假嗓子说话的喜剧演员式的声音，“我听说您最近从欧洲回来了，才敢……这样冒昧。恕我直言，我是来向您请求工作的。”
他们向第三营的集合地点走去，在那里被告知他们要和第七、第十四营，也就是整个第一旅的军官一起集合。他们向设在制革厂的司令部跑去，在依达比古鲁河上游一公里多远的地方。沿途，他们发现各个军营的举动都不同寻常，军号吹得越来越响，令人很难琢磨出是什么意思。制革厂里已经聚集了几十名军官，有的是午睡时被惊醒的，还在往裤子里塞衬衣的衣襟或扣上装的纽扣。第一旅的旅长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站在板凳上做着手势，正在高声讲话。不过皮雷斯·费雷拉和平托·索萨没听清他说什么，因为周围有人大喊大叫，为巴西欢呼，为共和国喝彩。有些军官将自己的法国军帽抛向空中，表达兴奋的心情。
男爵沉默不语，克制着因这位不速之客的来访和对往事的回顾而产生的惊讶心理，把客人引进往常进行重要会晤的房间：他的书房。虽然天色尚早，可已经热了。远处，阳光掠过果园里的蓖麻、芒果、榕树、番石榴和姚金娘树的枝头，将大海照得像一块巨大的钢板，泛着白光。男爵放下窗帘，房间里于是有了荫凉。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平托·索萨上尉问。
当仆人禀报卡纳布拉沃男爵，有怎样一个人前来拜访他，男爵没有像通常那样吩咐转告来人：他既不访客也不会客。他连忙奔下楼梯，穿过沐浴在晨光里的宽敞庭院，一直来到街门看看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原来正是他。男爵向他伸出手，没有说话，让他进来。往事顿时使他想起了几个月前竭力忘怀的那件事：卡龙毕的大火、卡努杜斯、埃斯特拉的危机和他从社交界的隐退。
“两小时后开往卡努杜斯！”一位炮兵连长兴冲冲地向他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