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是总书记的决定，你不可能拒绝。”
“这荣誉太过了。”他本能地回答。
“我配不上这样的荣誉。”
“我有个好消息。”帕斯佩洛夫把他拉到一边，向他宣布，这是在某个招待会上，因为他们一直邀请他，他只好参加。“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私下里宣布了一个提议，要让你当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的主席。”
“你的价值也许不能由你来判断。这方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比你更有发言权。”
但这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帕斯佩洛夫成了他与权力的最后的，也是最具毁灭性的对话的谈话对象。
“我不可能接受。”
他们选来让他跟权力进行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的，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帕斯佩洛夫。他是俄罗斯联邦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成员，40年代党的主要理论家，《真理报》的前主编，特罗申同志辅导他时推荐书目其中之一的作者，他没读这本书。这是一张貌似可信的脸，纽扣眼上别着他六枚列宁勋章中的一枚。在成为赫鲁晓夫的重要支持者之前，帕斯佩洛夫曾是斯大林的重要支持者。他能流畅地讲述斯大林是怎样战胜托洛茨基的。现在斯大林过气了，历史的车轮再转一会儿，玉米棒子尼基塔也将不受欢迎；再之后，或许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将会回来。这个世界的帕斯佩洛夫们，就像郝连尼科夫们一样，在每个变化到来之前就能感知到，他们会把耳朵贴近地面，眼睛盯着最有利的时机，潮湿的手指伸入空中，领会任何风向的变化。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在全世界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我们很高兴你都接受了。所以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拒绝自己祖国授予你的荣誉呢。”
*
“很遗憾，我没有这么多时间。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主席。”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很多年前，他的父母在被一个霸道的牧师说服之前，打算给他起名为雅罗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可以说，他的父母在自家屋顶下，表现出了良好的礼貌和得体的虔诚。或者你可以说，他是在怯懦的星光下被生了下来，或至少被洗了礼取了名。
“这只会占用你很少的时间。我们会注意的。”
无论怎么衡量，他都不得不同意。确实是更好了，这么说吧，对被单独囚禁的犯人来说，这样的生活肯定是一种改善，他有了狱友，被允许爬上栅栏呼吸秋天的空气，而且如果看守不再往他的汤里吐口水——至少，不当着他的面。是的，这么来看是好多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就是他们把你拥抱入怀的原因。我们都记得，在个人崇拜时期，你成了牺牲品，但是他们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自我批评。更幸福的时代来到了。因此我们都乐于听到你承认他们已经改变了。这要求不高，对不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是个作曲家，不是个主席。”
而当然，就是在这一点上，攫取的手伸向了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看，世事已如何改变，你如何被戴上了荣誉的花环，装点国家的门面，我们如何让你作为苏联大使，去国外领奖和领取学位——看到了吧，我们是多么看重你！我们给了你乡间别墅和司机，让你满意，你还需要什么别的吗，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再来一杯伏特加，不管我们碰多少次杯，你的小汽车都会等着。在总书记的领导下，生活好多了，你不同意吗？
“你是在世作曲家里最伟大的一位。每个人都这样承认。你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
他是否天真？当然了。但那时，他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威逼恐吓和恶言羞辱，对表扬和客气话，也就不像本应该的那样充满怀疑了。当玉米棒子尼基塔谴责个人崇拜时，当斯大林的错误被承认、他的一些受害者在死后被平反时，当人们开始从劳改营回来时，当《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出版时，男女老少怎么可能不重燃希望？不管政治路线的改变通常只是意味着打击对手，不管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他看来是粉饰现实，真相还要糟糕十倍：就算这样，男女老少怎么可能不重燃希望，相信新统治者会比旧的好？
“我不敢苟同。”
就像当排球比赛裁判一样，他也担任过网球裁判。一次，在克里米亚一家为政府官员开设的疗养院里，他发现自己做裁判的比赛里有谢罗夫将军，此人后来成了克格勃的头头。每次将军为触网或出界争辩时，他都为自己拥有暂时的权威而感到高兴。“不要跟裁判争论。”他会这样下命令。这是少数他喜欢的跟权力交流的方式。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都知道，在个人崇拜时期，你未能幸免。不过，虽然如此，恕我冒昧，你还是比绝大多数人更受保护。”
他们分居了，然后离了婚。不是她的错：全是他的错。他把玛加丽塔放在了一个她无法胜任的位置上。因为寂寞，他乱了分寸。是的，没什么新鲜的。
“我可以向你担保，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她既听不懂这话，看上去也没明白那是幽默。
“这就是为什么你接受主席之职如此重要。证明个人崇拜时代已经结束了。说得更直白些，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如果要确保在总书记领导下出现的这些变化，就需要公开声明和公开任命来支持，比如现在对你的提议。”
“我们为什么不杀了他们？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我一直乐意在公开信上签名。”
他的第二次婚姻：他犯过的错误之一。妮塔死了，然后，不到一年，他母亲死了。这两个他生命中最强悍的女性：他的向导、他的老师、他的保护者。他非常孤独。他的歌剧刚被第二次毙掉。他知道，他无法和女人保持那种轻浮的关系；他身边需要一个妻子。于是，在给世界青年节最佳大合唱当评委会主席时，他的目光被玛加丽塔吸引了。有人说她长得像妮娜·瓦西里耶芙娜，他本人没觉出来。她在共青团工作，也许是被故意摆在他面前的，尽管那不是理由。她对音乐不了解，也没兴趣，她想去喜欢，但失败了。他的朋友都不喜欢她，也不赞成这桩婚姻，当然，他们就突然偷偷结了婚。加莉娅和马克西姆也不喜欢她，她那么快就取代了他们母亲的位置，他还能有什么期待？因此她也不喜欢他们。一天，她在抱怨他们时，他板着脸说：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有时候，他认为，死亡才是他真正最害怕的东西。
“我毫无价值。”他重复道，然后补充，“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总书记身边的一条蛆虫。”
有时候，他认为，就算他没有那么经常想到死，他犯的错误也一点不会少。
他怀疑帕斯佩洛夫听不懂这样的暗示，他的确半信半疑地偷笑着。
这并不是说，他没有犯过很多错误。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确信，我们能克服你谦虚的天性。不过我们可以另找时间再谈。”
他喜欢认为，他不怕死。他害怕的是活着，不是死亡。他相信，人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死亡，让自己习惯死的概念。让它不知不觉地降临，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应该让自己熟悉它。你应该书写它：无论用语言，还是像他那样用音乐。如果我们能在活着的时候早一点思考死亡，我们就会少犯一些错误，这是他的信念。
每天早上，他会背诵两首叶夫图申科的诗代替祈祷。一首是《职业生涯》，描绘了权力阴影下的生活：
现在斯大林没了，日丹诺夫不在了，暴政被否定了——但郝连尼科夫还在，不可动摇，舔着新老板的屁股，就像舔旧老板的一样；承认说，是啊，是犯了一些错误，但就算犯了，也都被幸运地改正了。毫无疑问，郝连尼科夫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活得长，但有一天，即使是他也会死去。除非自然法则不再起作用了：可能季洪·郝连尼科夫会永生不朽，永远且必要地象征着这样一种人：他们热爱权力，也知道如何让权力反过来爱他。如果不是郝连尼科夫本人，也会是他的复制品或继承者：他们会永远活着，不管社会怎么改变。
在伽利略的时代，一个科学家同行
这种表现当然并不反常。你肯定不会蔑视一个人面对暴君时的内心软弱，这个暴君，只要念头一转，就会让某个人消失。不，你蔑视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的是这个：他兴高采烈地复述了他的丢人事。
并不比伽利略笨。
郝连尼科夫像是店员，那些被迫扮演顾客的，喜欢讲一个关于他的故事。一天，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被召去克里姆林宫，讨论斯大林奖的候选人。像往常一样，名单由协会事先列好了，就等斯大林最后定夺。这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斯大林决定不再扮演慈祥的舵手，但又要他的职员表现出谦卑。郝连尼科夫被带了进来；斯大林没理他，假装在工作。郝连尼科夫越来越紧张。斯大林抬起了头。郝连尼科夫含含糊糊地说着候选人名单。对此，就像他们说的，斯大林“给了他一个眼色”。郝连尼科夫立刻吓得把屎拉在了裤子里。恐慌中，他胡乱找了个借口，从权力面前夺路而逃。出了门，他看见两个壮实的男护士，对这样的情形十分熟稔，抓住他，把他带到一个特别的房间，用水冲洗他的下身，把他弄干净，让他回过神来，然后把裤子还给了他。
他很清楚地球是旋转的，
郝连尼科夫还活着。这位日丹诺夫的傀儡，热衷于威胁别人、恃强凌弱，甚至迫害自己以前的老师舍巴林；一副好像是他亲自签署了每一张便条的样子，批准作曲家去买稿纸。郝连尼科夫是被斯大林选中的，一个渔夫大老远就认出了另一个渔夫。
但他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
他让注意力重新回到司机的耳朵上。在西方，司机是仆人。在苏联，司机是报酬优厚、富有尊严的专业人士。战后很多司机都是打过仗的工程师。你知道要尊重你的司机。你永远不能批评他的车技或者车况，最轻微的批评都常常会导致小汽车因为某些神秘的毛病歇工两个礼拜。你还要忽视这样的事实：当你不需要你的司机时，他可能会独自工作，出去挣个外快。因此你要对他赔小心，这是正确的做法：在某些方面，他比你更重要。有些司机非常厉害，都有了自己的司机。有作曲家也那么成功，可以请别人来作曲吗？也许吧；这样的传闻倒常有。据说，郝连尼科夫忙着被权力喜爱，只有一丁点功夫草草写出自己音乐的大概，然后由其他人替他谱写出来。可能这是真实情况，但如果是这样，关系也不大：如果是郝连尼科夫自己来谱曲，不会更好，或更差。
这一首谈的是良心和忍耐：
他细细回味了这篇小说，回顾了他人生中发生的一些事。妮塔因别人仰慕自己而心生的欢喜；她关于诺贝尔奖的玩笑。现在他想知道，他是否能从不同的角度看自己：就像那个商人丈夫帕里斯先生，被刺刀挡在了城外，只好在昂蒂布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晚。
但是时间会有办法来证明
他找到了莫泊桑的小说，那个没有界线、不考虑明天的爱情故事。他之前忘记的部分，发生在第二天，那个要塞军官因为谎报军情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他的整个军营受到惩罚，被调去法国另一端。然后莫泊桑让自己思考自己说的故事。它或许不是作者一开始设想的模样，一个可以跟荷马和古人相提并论的爱情史诗，而是某种廉价的当代故事，出自保罗·德科克之流；而那个军官也许到了这时候还在向一群同事吹嘘他的戏剧性做法，以及他得到的鱼水之欢。在当代世界，太可能发生这种对浪漫的玷污了，莫泊桑总结道；即便最初的姿态，还有那个爱情之夜，仍然还在，还有着它们自己的纯洁。
最顽强的才是最聪明的。
他恨的只有一件事情。当他们都住在黑海时，通常是在不同的疗养院，A.会坐着别克过来，带妮塔去兜风。兜风不是问题。他总有他的音乐——不管在哪里，他总有窍门找到一架钢琴。A.自己不开车，所以他有个司机。不，司机也不是问题。问题是那辆别克。A.从一个被遣返回国的亚美尼亚人那里买下了这辆别克。他被允许这么做。这才是问题。普罗柯菲耶夫也被允许拥有他的福特；A.被允许拥有他的别克；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被允许拥有一辆欧宝，接着是另一辆欧宝，接着是一辆路虎，接着是一辆梅赛德斯。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却不被允许拥有一辆外国轿车。那么多年，他只能在KIM-10-50、GAZ-MI、波别达、莫斯科人和伏尔加这几款之间选择……因此，他妒忌A.。妒忌那辆别克的铬合金、皮革、昂贵的车灯和散热片，还有它制造出来的不同的噪音，以及无论到哪里都会出现的颤动。那辆别克几乎就是一个身体一样的存在。而他那金色眼睛的妻子妮娜·瓦西里耶芙娜，坐在那里面。就他所有的原则而言，这有时候也是个问题。
这是真的吗？他从来不是很确定。诗歌结尾指出了抱负和艺术坦诚之间的区别：
有一次他问妮塔，她是否打算离开他。她笑着回答：“不会，除非A.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得了诺贝尔奖。”他也笑了，算不出这两种情况的可能性。有人可能不理解他的笑。好吧，这不奇怪。
因此我将继续我的职业生涯
只是陈述事实：他和加莉娅坐火车回到了莫斯科。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的遗体在A.的护送下被空运了回来。在葬礼上，只有黑、白、红：泥土、雪和A.送的红玫瑰。在墓穴边上，他把A.拉到身边。下一个月，他待在A.身边——或者说，让A.一直在他身边。这之后，当他去看妮塔时，那里总有A.送来的红玫瑰，撒满墓上。他觉得这景象令人安慰。有些人不会理解。
靠尽量不去逐求一个。
妮娜·瓦西里耶芙娜是如此满怀欢乐，如此充满生命力，如此外向，身体如此让人赏心悦目，会有别人爱上她，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他告诉自己的；这是真的，也是很好理解的，即使有时候有点痛苦。但他也知道，她是爱他的，护着他不用去做很多他做不了也不想做的事情；还有，她为他自豪。这一切都很重要。因为那个无法理解他们生活的旁人，会更不理解妮塔死时发生的事情。那时，她离家和A.在亚美尼亚，突然病倒了。他和加莉娅飞了过去，但几乎刚到那里，妮塔就死了。
这些诗句既安慰了他，也质疑了他。撇开他所有的焦虑、恐惧和列宁格勒式的礼貌，他本质上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努力在音乐中追求他看见的真实。
一个人可以真诚地相信另一个人的权利，相信他们有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是啊，在原则和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些苦恼。因此，他沉浸于自己的音乐之中，这占据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也给了他安慰。尽管，他身处音乐之中，就必然会缺席孩子身边。而有时，这是真的，他也有自己的调情方式。不只是调情。他努力做到最好，男人能做的只有这个。
但《职业生涯》本质上是关于良心的；他自己的良心就在谴责他。毕竟，良心有什么用，除非它像舌头搜索牙齿的蛀洞，能找出那些虚弱、两面派、怯懦和自欺欺人的地方。如果说他总是怀疑口腔出了什么问题，每两个月就去看一次牙医，那么他基本上每天都要检查一下良心，因为他总是怀疑自己的灵魂出了问题。他有很多要谴责自己的地方：疏忽之举、不合格的行为、喜欢妥协、向恺撒纳贡。有时，他觉得自己既是伽利略，也是他的科学家同行，那个有很多张嘴要养活的人。他已经尽本能地勇敢了，但良心总是坚持说他还可以展现出更多的勇气。
代价太高了。所以必须有某种妥协。这就是生活，一切都带着康乃馨精油香味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譬如，夫妇中一个人去追求自由恋爱时，另一个就要去照顾孩子。更多时候，是男人拥有这样的自由；但有些情形中是女人。在某些局外人眼里，他们不知道所有细节，他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有这样一个旁观者，他会看到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经常不在，不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快乐，或者兼而有之。妮塔不适合家庭生活，无论气质上，还是习性上。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希望也试着避开帕斯佩洛夫，但有天晚上，帕斯佩洛夫又向他走来，带着闲聊、伪善和倒满的酒杯。
他还相信自由恋爱吗？可能吧；理论上如此；爱冒险、不用负责的年轻人可以。但孩子的到来，让父母没法都去追求自己的欢乐，那样会带来不公平的伤害。他认识这样的父母，都追求自己的性自由，结果他们的孩子落得像孤儿一样。
“那么，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仔细考虑过那件事了吗？”
他心想，莫泊桑那个故事的结尾发生了什么，让年轻时的他深受震撼：那是一个充满热情而不计后果的爱情故事。作者把情人戏剧性幽会的后续告诉读者了吗？如果他能找到那本书，一定要查一查。
“哦，我告诉过你的，我确实毫无价值。”
他心想，思想飘忽不定的年轻人，会怎么看待这个老年人，他正坐在司机驾驶的汽车后座上，直视前方。
“我已经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递过话，说你同意认真考虑一下主席的职位，我告诉他，你犹豫不决只是出于谦虚。”
他的身体总是跟过去一样紧张；也可能更紧张了。但他的思想不再飘忽不定；如今，它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焦虑慢慢过渡到下一个。
他停顿了一下，心想这是对他们之前谈话的曲解，但帕斯佩洛夫却急不可待。
*
“好了，好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过度谦虚就变成骄傲啦。我们期望你接受呢，你会接受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不是关于俄罗斯联邦作曲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职位的。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犹豫不决。但我们都同意，现在时机已到。”
他一直是个一丝不苟的人。每隔两个月理一次发，也经常看牙医，一丝不苟又焦虑万分。他总是在洗手；一看到烟灰缸里有两个烟头，就会去倒掉。他需要知道一切正常运转：水，电，管道。他的日历上记着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的生日，名单上的人总是会收到一张贺卡或一份贺电。去乡间别墅时，他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看看邮递可不可靠。如果这有时显得有点狂躁，可它是必需的。如果更广阔的世界变得不可控，你必须确保能控制你可以控制的领域。不管这领域有多微小。
“什么时机已到？”
是的，他的人生经常就是这种感觉。他脑袋已经撞了太多台阶了。
“这么说吧，你不入党，就不能当协会主席。这违反宪法原则。你当然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你为什么犹豫了。但我可以向你担保，在你面前不会有任何障碍。就是在申请表上签个字。其余的我们来办。”
季阿吉列夫总是劝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去巴黎。作曲家总是拒绝。最后，傲人的演出经理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有力地迫使作曲家现身。屈从了的科尔萨科夫发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如果我们要去，就去吧，鹦鹉对猫这么说，而猫正拽着鹦鹉的尾巴拖它下楼。”
他感到，好像所有的呼吸都突然消失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没预见到会这样？
对他来说，似乎永远不会到来。他对委员会的“批评”表示了感谢，然后和格利克曼去了阿拉戈维餐厅的包间，在那里大醉一场。这是他发现的成年后为数不多的长处之一：他不再喝几杯就倒下了。只要他想，他可以喝个通宵。
在做出回答前，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脱口而出：
“米佳，着什么急啊？属于你歌剧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真的一无是处，非常不适合。我缺乏政治素质。我得承认，我从未真正领会基本宗旨。事实上，他们曾经为我指定过一个辅导老师，特罗申同志，我认真地阅读了他们提供的所有书籍，我记得，其中还有您的一本，但是我基本没什么进步，恐怕还得等待，一直到我准备得更好。”
他们投票一致反对这出歌剧解禁，因为它在艺术和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卡巴列夫斯基为了示好，对他说：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都知道那一不幸的——恕我冒昧——不必要的政治老师指派。这是对你人格的侮辱，也是个人崇拜时期生活的特色。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证明时代已经变化了。现在，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领导下，我们都能更自由地呼吸了。总书记还年轻，他的规划会延续很多年。你能向人民展现你支持这些新的道路，这种新的呼吸自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先是一个停顿，然后发展为难堪的沉默，之后委员会出手了。二十年过去了，不再是四个重权在握者坐在防弹包厢里；而是换成了四个音乐人，四个手上没沾血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坐在音乐家同行的公寓里。然而，仿佛什么也没变。他们把所听到的和二十年前的版本进行了比较，发现它还是不够格。他们认为，鉴于《混乱取代了音乐》从没有被正式撤回，它的原则依然适用。其中一条，就是他的音乐是嘶喊，是鸭叫，是猪哼，是上气不接下气。格利克曼想要争辩，但被胡博夫喝止了。卡巴列夫斯基赞美了作品的某些章节，但同时声称，作为整体，这部作品应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它将女杀手和荡妇的行为合理化了。两个从马利剧院来的人保持了沉默；他本人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听着委员会成员出口谩骂，一个压过另一个。
那一刻他确实感到了一点呼吸的自由，便伸手去拿来另一种防御手段。
但他还是写了信，文化部长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新版本。作为对国内最杰出的作曲家的一种尊重，委员会光临他在莫扎斯科耶高速公路边上的公寓。格利克曼也在，还有马利剧院的导演和乐队指挥。委员会成员有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和楚拉基、音乐评论家胡博夫和指挥齐尔科夫斯基。他们到达前，他就已经万分紧张了。他把剧本打印稿交给了他们。然后他一个人把整出歌剧弹了一遍，唱了所有的段落，而马克西姆坐在他肘边，为他翻着乐谱。
“事实是，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我有某种宗教信仰，在我看来，它和党员身份很不相容。”
还有，他们第二次毙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日丹诺夫曾在一边冷嘲热讽，而斯大林藏在帘幕后面，自从那天以后，它就被禁了二十年。随着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去世，宣布解冻，他在格利克曼的帮助下修改了歌剧，从30年代早期开始，格利克曼就成了他的朋友和合作者。那天他往剪贴本里贴《混乱取代了音乐》时，格利克曼就坐在他身边。他们的新版本去列宁格勒的马利剧院接受上演前的审查。但进展缓慢，他受到提示，加快审查过程的最佳希望就是作曲家本人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写请愿书。这当然是种羞辱，因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不是别人，正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你有信仰，那么多年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很明智，你当然很明智。不过既然别人都不知道，那就不是什么需要克服的问题。我们不会派一个辅导老师来帮你解决这个……我该怎么说，老派的怪癖。”
这种场合会给普通人带来巨大的愉悦，将之作为成年后甜蜜的、应得的慰藉。但他不是普通人；他们给了他那么多荣誉，也给他塞满了蔬菜。现在他们攻击他的方式不同了，多巧妙啊。他们带着微笑而来，还有几杯伏特加，以及关于让总书记肚子疼的默契笑话，然后是马屁，甜言蜜语，还有沉默和期待……有时候他会酩酊大醉，有时候他无法真正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他回家，或是去朋友家，涕泗横流，啜泣哭喊，厌恶自己，几近崩溃。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他几乎每天都厌恶自己成了这样的人。他好多年前就该死了。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柯菲耶夫是个基督教科学派教徒。”他在沉思中回答。意识到这么说不够恰当，他便问：“你的意思不是你们打算重新开放教堂吧？”
他曾去赫尔辛基领西贝柳斯奖。同一年，5月到10月间，他成了罗马圣切契里亚音乐学院的成员，获得了法国文学艺术勋章的最高荣誉“司令勋章”，还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成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的成员。像一只在蘸虾酱里游泳的大虾，他在各种荣誉中徜徉。在牛津，他见到了同样获得荣誉学位的普朗克。他们被带到一架钢琴前，它显然以前是法国作曲家福莱的。出于尊敬，他们各自弹了一曲。
“不，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毫无疑问，现在我们身边的气氛很惬意，谁知道不久后就可以自由讨论什么呢。可以和我们著名的新党员自由讨论。”
他不再害怕被杀，这是真的，该是件好事。他知道他会被允许活下来，得到最好的医疗看护。但某种程度来说，这更糟。因为活着的人总可能被带着往低处走。死掉的就不会了。
“但是，”他答道，改变话题，从神圣的层面转到了具体的层面，“但是，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还是没有完全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协会主席必须是党员。”
当他和斯特拉文斯基讨论指挥问题时，他坦承：“我不知道怎样不害怕。”那时候，他以为他只是在谈论指挥问题。现在，他不那么确定了。
“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阿赫玛托娃拜访热皮诺，流传着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她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好极了。”如果她真的这样说了，她是在做白日梦。但那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后人该相信什么？有时，他觉得一切都另有版本。
“然而，康斯坦丁·费定和列昂尼德·索博列夫都是作家协会的高层，他们都不是党员。”
西贝柳斯显然满心不快，自轻自贱。据说，他将自己留存下来的手稿付之一炬的那天，感到如释重负。有道理。就像自轻自贱会跟酒精相连，一个刺激另一个。他太知道那种联系、那种刺激了。
“确实。但是，听说过费定和索博列夫的人，能跟听说过肖斯塔科维奇这个名字的人相比吗？这不用争论。你是最有名的，是我们作曲家中声望最高的。你当了协会主席却不入党，那不可想象。尤其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已经为苏联音乐的未来发展制订好了计划的情况下。”
关于沉默可以有很多解释，在沉默中，言尽乐起；而且，乐也尽了。有时候，他将自己的处境与西贝柳斯的相比，西贝柳斯在人生后三分之一时间里没有写任何东西，相反，他就待在那里，象征着芬兰人民的荣耀。这是一种不错的存在方式；但他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保持沉默。
嗅出了逃脱的可能，他问道：“什么计划？我从没看到过他关于音乐的计划。”
他和阿赫玛托娃也有过一次“历史性会面”。他邀请她来热皮诺会面。她来了。他沉默地坐着；她也是；这样过了二十来分钟，她站起来，走了。她后来说：“好极了。”
“当然没有。因为你将被邀请去帮助委员会构想它们。”
他们是当真的吗，就像他们说出来的那样，绝对是那么认为的吗？可能不是。一个本能地居高临下，另一个本能地卑躬屈膝。这就是“历史性会面”的麻烦。
“你们禁了我的音乐。”
他的回复是：“我也是。”
“你的什么音乐被禁止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原谅我不知道……”
“我讨厌他。”斯特拉文斯基答。
“《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它在个人崇拜时代被禁，现在个人崇拜被推翻了，它又被禁了。”
“你怎么看普契尼？”
“好吧，”帕斯佩洛夫安慰道，“我可以想见这有些难度。但让我们像讲求实际的人一样说话吧。对你来说，你的歌剧能上演，这是最好的办法，最可行的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给出一些东西，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他们在流亡者回国访问期间见过两面。哪一次都不顺利。他本人很敏感、很难为情，而斯特拉文斯基大胆而自信。他们有什么是非得跟对方说的？于是，他问：
此人的圆滑激怒了他。于是他只好拿出最后的争辩。
不过，在权力吃素时羞辱一名苏联官僚是一回事；在权力还吃肉的时候发表抗议就是另一回事。几十年来，斯特拉文斯基一直待在他的美国奥林匹斯山巅峰上，如此超然，如此自我，如此无忧无虑，而与此同时，艺术家、作家和他们的家人在他的祖国遭到追捕，被扔进监狱，被流放，被杀害。当他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时，发表过一次公开的抗议吗？那样的沉默是可鄙的；就像他尊敬作为作曲家的斯特拉文斯基，他也鄙视作为思想家的斯特拉文斯基。不错，也许这回答了他对什么是个人的真诚，什么是艺术的真诚的问题；前者的缺乏并不必然污染后者。
“好吧，让我像个讲求实际的人一样回答你。我一直在说，我永远不会加入你们。这也是我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
解冻后，斯特拉文斯基又可以演奏了。那个对音乐的了解不会超过猪对柑橘的了解的赫鲁晓夫，被说服去邀请那位著名的流亡者回国访问。别的不说，这会是一个绝棒的宣传妙招。某种程度上，他们可能希望把斯特拉文斯基从一个世界主义者扭转回一个纯粹的俄罗斯作曲家。而从斯特拉文斯基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想重新发现古老俄国的残留，很久以前，他把它们抛在了身后。如果是这样，双方的梦想都破碎了。但斯特拉文斯基还是找到了些乐子。几十年来，他被苏联当局斥为资本主义的马屁精。因此，当某些音乐官僚带着假笑和伸出的手走向他时，斯特拉文斯基没有伸出自己的手，而是对着官员晃了晃他的手杖头。这姿势的含义很清楚：现在，谁是马屁精？
帕斯佩洛夫不会错过一个反击的机会。“这恰恰是我的观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已经改变了。相反，个人崇拜时期的受害者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些被清洗的人恢复了名誉。我们需要让这样的工作继续下去。反对阵营的力量始终存在，不能掉以轻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你的帮助，希望你加入到进步的阵营中来。”
斯特拉文斯基是另一码事。他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热爱与尊敬从未动摇过。作为证明，他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放了一张这位同行的大照片。他每天看着它，回忆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的镀金大厅；回想他的背叛，他的道德耻辱。
他筋疲力尽地离开了。然后，就有了另一次会面。然后又一次。似乎无论他出现在哪里，都会碰见帕斯佩洛夫，拿着酒杯向他走来。这个人甚至停留在他梦里，永远在用平静理性、然而会让他发疯的声音说话。除了不被打扰，他还希求什么呢？他向格利克曼吐露心声，但没有对家人说。他酩酊大醉，无法工作，神经被撕碎。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忍受的，是有限度的。
还有让——保罗·萨特。有次，他带着马克西姆去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边上的版权局，在那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站在出纳员办公桌后面，极其认真地数着一大厚卷儿卢布。在那时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向外国作者支付版税。他低声向马克西姆解释这一情形：“如果一个人离开了反动阵营，加入到进步阵营里来，我们是不会拒绝给他物质奖励的。”
1936年；1948年；1960年。每隔十二年，他们就会来找他。当然，每一次都是闰年。
他本人不太了解视觉艺术，几乎不能和那位诗人讨论抽象艺术，但他认为毕加索是个杂种和懦夫。做一个不用在压力下生活的人多轻巧啊！毕加索用了一生的时间画狗屎，为斯大林的政权欢呼。但上帝却不允许任何在斯大林统治下受苦的可怜艺术家，像毕加索那样画画。他可以自由地说出真相——为什么他不为那些不能这样做的人说出来呢？相反，他像个富人一般待在巴黎和法国南部，一遍又一遍地画着他那讨人厌的和平鸽。他厌恶看到血腥的鸽子。他厌恶对思想的奴役，也厌恶对身体的奴役。
“他无法心安理得。”这只是一句俗话，但很准确。在权力的压迫下，自我破碎了，分裂了。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英勇共生。或反之亦然。或者，更常见的是，公开的怯懦和私下的怯懦共生。但这太简单了：斧起斧落，人的思想一劈为二。更确切的是：一个人碾碎成万片，徒劳地想要记起它们——他——曾是一个怎样的整体。
*
他的朋友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认为，越是伟大的艺术天才，越经得起迫害。也许这对其他人来说是真的，对斯拉瓦来说就是如此，不管什么情形，他都是乐观主义者。但他年轻，不知道之前的几十年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你的灵魂，你的神经，破碎了是什么样。一旦神经消失，你不可能像小提琴琴弦一样换根新的。你灵魂深处的某些东西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只有什么？一种策略上的狡猾，一种扮演出世艺术家的能力，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保卫你的音乐和你的家庭的决心。好吧，他最后想——在一种耗干了活力、耗干了决心的心绪中，都不能称之为心绪——也许这就是今天的代价。
但这正是他犯下错误之处。以前是死亡；现在是活着。以前，人们吓得尿裤子；现在他们被允许表达不同意见。以前是命令；现在是建议。于是，他和权力的对话，对灵魂来说更危险了，一开始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他们会试探他有多勇敢；现在，他们会试探他有多怯懦。他们这样做着，更勤勉，也更有技巧，怀抱一种强烈的、但本质上是漠然的专业态度，就像牧师为垂死之人的灵魂祈祷。
于是，他向帕斯佩洛夫屈服了，就像垂死的人向牧师屈服了。或者一个叛徒，伏特加喝得晕乎乎的，向开枪的行刑队屈服了。当然，当他在那份放在他面前的文件上签字的时候，他考虑过自杀；但既然他早已精神自杀了，肉体自杀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甚至都不是缺乏勇气去买药片，藏起来，再吞下去的问题。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甚至缺乏自杀所需要的自尊。
突然，他并没有不悦，柳德米拉·利亚多娃，这位制作流行歌曲的人，过来亲吻他，愚蠢地宣称每个人都爱他。好吧，怎样都没关系，世事不同以往。
不过，他还有足够的怯懦可以逃开，就像在靠近尤尔根森的小屋时，小男孩挣脱了母亲的控制。他签署了申请书，然后逃去了列宁格勒，躲到了姐姐那里。他们能拥有他的灵魂，但拥有不了他的身体。他们可以宣布这位著名的作曲家证明自己是条真正的蛆虫，来帮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开展他那些关于苏联音乐未来的美妙创意，尽管这些创意还没有成形。但他们能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宣布他道德上的死亡。他将在姐姐那里一直待到这件事情结束。
“听到了吧，这就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战争刚一开始，他就用他的……该怎么称呼来着，嗯，他的交响乐，看见了火光。”
然后。电报来了。将在某某日子在莫斯科宣布官方声明。不仅是请求他在场，而且是要求他必须在场。不怕，他想，我会留在列宁格勒，如果他们想要我去莫斯科，他们必须把我五花大绑拖到那里去，像一袋洋葱那样运过去。
在过去，这样一种交谈会让这位无礼的诗人意识到，他是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下场会很惨。但这次是赫鲁晓夫。他的咆哮让那些厚脸皮走狗朝着一个方向摇尾巴，然后是另一个方向；但你不会马上对未来感到恐慌。有一天玉米棒子可能会宣称你的音乐让他肚子疼，下一次，在作曲家协会代表大会的精美宴会上，他又可能会真的赞扬你。那天晚上，他滔滔不绝地告诉他，如果音乐只是过得去，那他用收音机听就好了——除非它们发出，嗯，像白嘴鸦叫唤的声音……当厚脸皮走狗不停地笑时，他的目光落在了这位著名的作曲家身上，作曲家的音乐被认为是让人肚子疼的爵士乐。但总书记的神情依然亲切，事实上是宽容。
天真啊，就像那些受到惊吓的兔子一样天真。他发去一封电报，说身体不舒服，很遗憾不能参加仪式了。他们答复，会一直等到他康复再宣布。当然，这时候，消息已经放了出去，传遍了莫斯科。朋友们打来了电话，记者们打来了电话：两样他更害怕哪样？就这样，人无法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回到了莫斯科，宣读了另一份准备好的声明，然后他的请求被批准了。看上去就像政府终于决定喜欢他了；他从来都没感觉到有比这更湿冷的拥抱。
“死亡可以治好驼背。”
他和妮娜·瓦西里耶芙娜结婚的时候，太害怕了，都没有事先告诉他的母亲。而现在，他太害怕了，都没有事先告诉他的孩子们。他的生命之路就是怯懦之路，笔直而真实。
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这个会长篇大论“抽象派和鸡奸者”的人，说他们就是一回事。就像日丹诺夫曾经抨击阿赫玛托娃“既是荡妇又是修女”。尼基塔这个玉米棒子，一次在会见作家和艺术家时说起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哦，他的音乐只是爵士乐而已——让你肚子疼。我要为此鼓掌吗？听爵士乐会让你得急性腹痛的。”虽然，这比说你跟敌人沆瀣一气要好。在那些更为宽松的时刻，那些等着见总书记的人，如果怀着恰当的顺从，会被允许入内，给出一些相反意见。甚至有个诗人，不知道是出于勇敢还是疯狂，坚持说抽象艺术家中间也有伟大的艺术家。他提到了毕加索。那个玉米棒子直接回答：
就这样，他是个懦夫。就这样，他就像一只被放在轮子上转来转去的松鼠。就这样，他把所有残存的勇气放进了音乐，把怯懦放进了生活。不，这实在太……轻巧了。说“哦，对不起，但你明白，我是个懦夫，我真的没任何办法，阁下，同志，伟大领袖，老朋友，妻子，女儿，儿子”会让事情没那么复杂，但生活总是拒绝简单。譬如，他害怕的是斯大林的权力，不是斯大林本人：不管是他打来的电话，还是他本人。又譬如，有些事他能为别人求情，却从不敢为自己求情。有时他会为自己感到惊讶。所以，也许他也不是完全无药可救。
但没有尽头的恐惧又持续了五年。直到斯大林去世，一个尼基塔·赫鲁晓夫现身。出现了解冻的前景，出现了谨慎的希望，出现了轻率的欢庆。是的，事情的确变容易了，某些肮脏的秘密浮现出来；但是，没有突如其来的对真理的理想主义的热爱，只是意识到现在它可以用来取得政治优势了。权力本身不会缩小；它只是变异了。满怀恐惧地等在电梯旁，子弹穿过后脑勺，都成了过去的事情。但权力并没有对他失去兴趣；手还是伸了过来，从童年起，他就对抓向自己的手怀有恐惧。
但是当一个懦夫并不容易。做一名英雄要比当懦夫容易得多。做一名英雄，你只需勇敢一时——在你拿起枪、投出炸弹、按下引爆器，与暴君同归于尽时。但当懦夫，就是一生的事业。你永远不得消停。你将不得不为自己找理由，颤抖，畏缩，重新闻到橡胶靴子的气味，再次看见一个堕落的、可鄙的自己，这就是预料之中的下一次的情形。成为懦夫需要执拗，需要固执，需要拒绝改变，某种程度上来说，做到这一点，需要某种勇气。他对自己微笑，点起另一支香烟。反讽的快乐还没有遗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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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加入了他们。这不可能，因为根本不可能，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说。但这是可能的，事实就是如此。
他不再等待被杀害，这样的恐惧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被杀并不是最糟糕的。1948年1月，他的老朋友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在斯大林命令下被杀害了。消息传来的那一天，他被日丹诺夫威吓了五个小时，因为他歪曲苏联的现实，没能庆祝国家取得了光荣的胜利，反倒跟敌人沆瀣一气。后来，他直接去了米霍埃尔斯的住所。他拥抱了朋友的女儿和女婿。接着，背对着一大群沉默、恐惧的吊唁者，脸几乎埋进了书架里，他用平静而清晰的声音跟他们说：“我妒忌他。”他的意思是：死亡好过无尽的恐惧。
他一直热爱足球，爱了一辈子。很久很久以前，他就梦想着给足球比赛写一首颂歌。他是个合格的裁判员。他专门有个笔记本，记录整个赛季的比赛结果。年轻时他支持迪纳摩队，有一次飞了几千英里去第比利斯，就为了看一场比赛。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事情发生时，你必须在场，被疯狂和尖叫的人群所包围。如今，人们在电视上看足球赛。对他来说，这就像用矿泉水代替红牌伏特加一样不够劲。
他本人从未被海外生活诱惑过，他是一个生活在俄国的俄国作曲家。他拒绝想象任何其他可能性。虽然他短暂地体验过他在西方的声誉。在纽约，他去药房配阿司匹林。在他离开十分钟后，一个店员往橱窗上贴了张条子。上面写着：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在这里买过东西。
足球是纯粹的，这是他最初喜欢上它的原因。这是一个由诚实的奋斗和美丽的瞬间组成的世界，裁判口哨一吹，立刻决定对错。它看上去总是远离权力、意识形态、空洞的语言，远离对人类灵魂的剥夺。但年复一年，他慢慢意识到这只是他的幻想，只是他对这一运动的感情用事，把它理想化了。权力也利用足球，就像它利用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如果这个社会是世界历史中最好的、最高级的形态，那么足球就应该要反映出这一点。如果它不能总是表现为最好，那么至少应该比那些背弃了既定道路的国家要好。
他经常想起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战争流亡时期，他在阿拉木图的市场上卖掉了做工精致的欧式西装。他们说他是一个老练的商人，总能要到最好的价格。这些西装现在穿在谁身上？但不仅仅是他的衣服：普罗柯菲耶夫喜欢所有能彰显成功的服饰。他是用西方的思维来理解名声的。他喜欢用“有意思”来描述事物。尽管他公开赞扬《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但他当着作曲家的面匆匆翻阅了乐谱后，声称作品很“有意思”。这个词语本该被禁用，直到斯大林死了才能解禁。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没能活着看到。
他记得，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苏联和南斯拉夫比赛，那个国家是修正主义者、盖世太保恶棍铁托的领地。但令人惊讶和沮丧的是，南斯拉夫3比1赢了。他在科摩罗瓦的晨播里听到了这一比赛结果，所有人希望他为之沮丧。但他没有，而是冲到了格利克曼的乡间别墅，跟他一起干掉了一瓶干邑白兰地。
普罗柯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这两个名字总是被联系在一起。虽然被绑定，但他们从来不是朋友。他们最多只是欣赏对方的音乐，但西方深入了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骨髓。他1918年离开俄罗斯，除了几次短暂回国（带了一套让人困惑的睡衣），在国外一直待到1936年。到那时，他已经和苏联现实失去了联系。他想象，他因爱国而回国，会大受欢迎，暴政会表示感激，这有多幼稚？当他们一起受到音乐官僚机构的责难时，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只想到音乐上的解决方案。他们问他，他的同事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第八交响曲》错在哪里。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被修改，这位曾经的实用主义者回答：它需要有一个更明确的旋律，第二和第四乐章应该被砍掉。而面对对他本人作品的批判时，他的反应是：听着，我风格多样，只要告诉我，你想让我用哪种风格。他对自己的灵活性深感自豪——但他们要他做到的不是这个。他们不想让你假装遵循他们的陈腐品位和毫无意义的批判口号，他们想要你真正地相信它们。他们想要你的共谋，你的服从，你的堕落。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这些。他说（这样做对他来说很勇敢），当一件作品被斥为“形式主义”，遭到致命谴责时，只不过是在说“一件简单的事情，那就是第一遍没听懂”。他有一种奇怪的饱经世故的天真。但真的，这人有一个傻子一样的灵魂。
但对比赛来说，不仅仅事关赛果；它里面包含了某种典型的污秽，这种污秽渗透了一切。巴沙什金和博布罗夫：都年近三十，是球队的中坚。阿纳托利·巴沙什金是队长和中场，弗谢沃洛德·博布罗夫前三场比赛里进了五个球，是个迅捷的射手。在和南斯拉夫的比赛中，对方的一个进球是巴沙什金的乌龙，这是事实。而博布罗夫，在赛场上，也在比赛后，冲着他大叫：
当然，没有人会死得正是时候：有些太早，有些太晚。一些人或多或少选对了年份，但完全选错了日期。可怜的普罗柯菲耶夫，和斯大林死在了同一天！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晚上八点中风，九点去世。斯大林死于五十分钟后。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伟大的暴君完蛋了！是的，对你来说，这就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尽管一丝不苟算着拍子，他总是跟俄罗斯差半拍。他的死，展示了一种愚蠢的同步。
“铁托的走狗！”
普罗柯菲耶夫被允许从西方进口一辆新福特。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为此很高兴，直到有一天，这车被证明对他来说太难开了，在莫斯科城里，他撞倒了一位年轻姑娘。怎么说呢，这是典型的普罗柯菲耶夫。他总是从错误的方向抵达世界。
所有人都为这句话喝彩，要是这一谴责的后果没有人尽皆知，要是博布罗夫不是斯大林儿子瓦西里最好的朋友，那不过就是一句愚蠢可笑的话。铁托的走狗对阵博布罗夫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这一象征姿态让他厌恶，正派的巴沙什金被撤销了队长职务，而博布罗夫成了国家的体育英雄。
司机刹了车，汽车靠左停了下来。这是一辆伏尔加，很舒适。他一直想要一辆外国轿车。他一直很想，特别想，拥有一辆梅赛德斯。他在版权局有一笔外汇，但不许他拿来买外国轿车。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我们苏联的车有什么问题吗？它们没法把你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吗？它们不够可靠吗，难道是没考虑过苏联的路况就造出来的吗？如果我们最杰出的作曲家去买一辆梅赛德斯，会被怎样看？会不会被认为是对苏联汽车工业的侮辱？政治局委员们开过资本主义的车吗？你肯定能明白这根本不可能。
这就是问题所在：对那些在场的人，对年轻的作曲家和钢琴家，对乐观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洁身自好者来说，当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的申请被批准时，他看上去像什么？赫鲁晓夫的走狗？
*
司机冲一辆看上去朝他们歪歪扭扭开来的汽车摁了摁喇叭。那辆车也回摁了喇叭。这两个声音产生不了任何东西，只是一对机械的噪音。但从大部分声音的连接、配合中，他都能创造出某些东西。他的《第二交响曲》就包含了工厂汽笛发出的四声升F调长鸣。
但作曲家的书房从未摆出过莫斯科能买到的最好的斯大林肖像。对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再教育仅仅进行了几个月后，苏联现实的客观境况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斯大林死了。导师的来访结束了。
他喜欢自鸣钟。他有不少，喜欢想象家里所有钟一起鸣响。然后，到了整点，响起了动听的和声，就像以前俄国城镇里所有教堂钟声一起鸣响那样，这是它的家庭室内版。假想一下它们曾经这样响起。也许，在俄国，一半响晚了，一半响早了。
特罗申欣慰地走了，为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
他的莫斯科公寓里有两个钟，会精确地在同一时间敲响。这不是运气。他会在准点前一两分钟打开无线电。加莉娅会在餐厅，打开时钟的门，一手捏住钟摆。他会在他的书房，对书桌上的钟做同样的动作。当时间信号响起来时，他们两个人都会松开钟摆，然后两个钟就同步了。这种有序，让他有了定期的快乐。
就好像是渴望得到更多的赞扬，他尽可能严肃地重复道：“对，我是一条蛆虫。就是条蛆虫。”
一次，他以客人身份，在英国剑桥拜访英国前任驻莫斯科大使。这个家庭也有两个自鸣钟，但钟声响起的时间会差一两分钟。这让他感到烦恼。他提议校正它们，使用他和加莉娅一起想出来的法子，让它们同步。大使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但说他更愿意时钟各自响起：如果没太听清第一次，你知道另一个不久也会响起，就可以确定到底是三点还是四点了。不错，他当然明白这一点，但这还是让他烦扰不已。他想让事情和谐共处。这就是他的本性。
“对，就是这样，你真的就是蛆虫。看来你现在拥有一种健康的自我批评意识了，这很好。”
他也喜欢枝形吊灯。装上真的蜡烛，而不是电灯泡的枝形吊灯；每一支蜡烛都闪着火苗。他喜欢为它们做准备：保证每支蜡烛都笔直，事先点燃烛芯，然后吹灭它们，这样到了重要时刻，重新点燃就会变得容易。在他的生日，每朵火苗代表他人生的每一岁。朋友们知道带什么礼物是最好的。一次，哈恰图良给了他一对闪亮的枝形烛台：青铜做的，有水晶吊饰。
猜想特罗申可能不熟悉达尔戈梅日斯基的故事，他严肃地回答：“跟首长比我是蛆虫。就是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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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导师继续说，“但跟我们的伟大领袖比起来，你是谁？”
所以，他是一个喜欢自鸣钟和枝形吊灯的人。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他就有一辆私人汽车。他有一个司机和一座乡间别墅。他一辈子都有仆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住在涅智达诺夫大街作曲家协会大厦的七层楼上。自从他成为俄罗斯联邦代表后，他只给本地的电影院经理写过一张条子，替马克西姆要了两张马上能到手的免费电影票。他可以进为达官要人开放的特供商店。他是斯大林七十周年诞辰委员会的成员。党关于文化事务的政策文件上经常会出现他的签名。他会出现在和政治精英亲密接触的合影中。他仍然是俄罗斯最著名的作曲家。
“是啊，是啊，”他假装热情地回答，“这真的令人吃惊。”
那些懂他的人，理解他。那些有耳朵的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但是对那些不理解他的人，那些想要理解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年轻人，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们怎么能不对他说三道四呢？而他，在那个年轻的自己眼里，如今又是什么样呢？在站在路边的年轻的自己的眼里，他就是坐在飞驰而过的公家车里那张茫然的脸。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悲剧情节之一：当我们变老时，我们注定变成了我们年轻时最鄙视的人。
“斯大林真是个伟大的人啊！国家有那么多事要操心，他又日理万机，竟然还知道什么肖斯塔科维奇。他统治着半个世界，但还是为你抽出了时间！”
他按指示参加了各种会议。在没完没了的报告中，他任思绪流转，只在别人鼓掌的时候也鼓一下掌。有一次，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在郝连尼科夫猛烈抨击他的报告中鼓掌。朋友以为他是在反讽，或许是自嘲。但真相是他没在听。
作曲家指了指墙上的电话，尽管已经不是他用过的那部了。特罗申凝视着那个设备，好像它早该进博物馆展览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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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真的。”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那些只是隔了距离听他音乐的人，大可以说，帕斯佩洛夫代表权力提出的那份交易，权力说到做到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接收进了权力的神圣殿堂，不到两年，他的歌剧——现在重新起名为《卡捷琳娜·伊斯梅洛娃》——获得了批准，在莫斯科首演了。《真理报》假惺惺地评价道，在个人崇拜时期，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诽谤。
“这是真的？”他问，“我刚听说几年前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亲自给你打过电话，是真的？”
其他作品也接踵在家乡和海外上演。每次，他都会想象，要是他的作曲生涯没有被毁，他会写出什么样的歌剧。也许不仅会写出《鼻子》，还会写出果戈理的其他所有作品。或者至少是《肖像》，这部作品让他心醉神迷，难以忘怀。故事说的是一个年轻的天才画家，名叫查尔特科夫，他把他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以交换一袋金币：一个浮士德式的约定，为他带来成功，让他大受欢迎。他的生涯和一个学艺术的同学形成了对照：这个伙伴很早以前就去意大利工作和学习，他的正直和他的无名相得益彰。当他最后从海外归来时，只展出了一幅画；但还是让查尔特科夫的所有作品都相形见绌——而查尔特科夫心下了然。这个故事几乎带着《圣经》般的寓意：“拥有天赋的人，灵魂必须比任何人都要纯粹。”
他与特罗申同志之间礼貌、乏味和虚伪的交流在继续。有天下午，导师的情绪反常地活跃起来。
在《肖像》中，很清楚只有两条路可选：正直或堕落。正直就像贞操：一旦失去，再无补救。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尤其是他经受的这个极端的世界，情况并非如此。还有第三种选择：正直并堕落。你可以既是查尔特科夫，又是他道德羞愧的另一个自我。就像你可以既是伽利略，同时又是他的科学家同行。
这就是他怀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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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能对抗时间的噪音？只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音乐，关于我们存在的音乐，有些人将它转化成了真正的音乐。几十年后，如果这样的音乐足够强大、真实、纯净，能淹没时间的噪音，它就能够转化为历史的低语。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一次，一个轻骑兵诱拐了将军的女儿。不知更糟还是更好，他真的娶了她。将军向沙皇抱怨。尼古拉如此解决了问题：首先，他宣布婚事无效；接着，女孩的贞操被官方恢复。在大象的祖国，什么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他并不认为有一个统治者，或者一个奇迹，能恢复他的贞操。
当然，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故事在被不断重复，足以让人接受它的真实性。但这全是胡说：这不是真的，它不可能是真的，你无法在音乐中撒谎。鲍罗丁乐团只能用作曲家希望的方式演奏《第四弦乐四重奏》。音乐，好的音乐，伟大的音乐，拥有一种坚固而不可消减的纯度。它可能会痛苦、绝望、悲观，但它不会玩世不恭。如果音乐是悲痛的，只有那些长着驴耳朵的人才会指责它玩世不恭。不过，当一个作曲家陷入痛苦或绝望或悲观时，那意味着他还是相信某些东西。
回过头看，悲剧就像闹剧。他总是这么说，也总是这样相信。他自己的情况并无二致。他有时候觉得，他的生活和其他许多人的一样，也和他国家的一样，是一场悲剧；主人公只有自杀，才能摆脱无法忍受的困境。只是他没有这样做。不，他不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现在，他活得太久了，甚至已开始看见自己的生活成了一场闹剧。
在1949年，对他的攻击还在继续，他谱写了他的《第四弦乐四重奏》。鲍罗丁四重奏乐团学会了它，然后为文化部主管音乐的部门演奏，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论证新作品是否可以演出，在批准前，作曲家得不到任何报酬。鉴于处境危如累卵，他对此不抱希望；但让所有人惊讶的是，试听成功了，这首作品获得了授权，报酬也唾手可得。不久有传言，鲍罗丁乐团学会了用两种不同的手法演奏这首四重奏：忠实的和策略性的。第一种手法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意图；第二种是专门用来通过官方审查的，乐手们强调了作品中的“乐观”成分，强调它符合官方艺术的要求。这是运用反讽来抵抗权力的完美例子。
关于莎士比亚：回过头来看，他觉得莎士比亚并没有错。因为他的暴君承受着羞耻、噩梦、懊悔，因此他认为英国人都是有情感的。现在，他见多了生活种种，被时代的噪音变成了聋子，他觉得莎士比亚很有可能是对的，说的是实话：不过只是就他的时代而言。在世界还更年轻的时候，当神秘和信仰还当道的时候，很有可能魔鬼也许也有良心。但再也不是了。世界在前进，变得更科学，更实际，很少再被古老迷信控制。暴君也在进化。也许良心不再有进化功能，因此被剔除了。如果能穿透现代暴君的皮肤，一层一层地深入，你会发现肌理没有变化，包裹在内的冷酷更加冷酷了；找不到良心可以深藏的洞穴。
当其他一切都失灵，当世界什么都不剩，只剩荒谬的时候，他坚持这点：好音乐总是好音乐，伟大的音乐是无法动摇的。你可以用任何节奏、任何力度演奏巴赫的序曲和赋格曲，它们仍然会是伟大的音乐，即便那个十指猛敲琴键的可怜人也无法推翻。同样，你也不可能冷笑着演奏这样的音乐。
入党两年后，他又结婚了：和伊琳娜·安东诺夫娜。她父亲是个人崇拜时期的牺牲品；她本人在一家孤儿院长大，那里专门收养国家公敌的孩子；现在她在音乐出版机构工作。有些小小的障碍：她才二十七，只比加莉娅大两岁，而且已经嫁过一位老人了。当然，像前两次婚姻一样，第三次也是一时冲动，偷偷摸摸的。不过，这一次对他来说是全新体验，他的妻子既爱音乐，也爱家庭生活，既惹人怜爱，又务实能干。他变成了一个害羞而温柔的妻管严。
女孩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自信地回答：“修正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他们承诺过不来烦扰他。但他们从来不放过他。权力继续在跟他说话，但不再是对话，只是单方面的、基本上每天都会发出的诉求：甜言蜜语、哄劝欺骗、唠唠叨叨。如今，午夜响起的门铃声不再意味着内务委员会或克格勃或内务部，而只是一个送信的，小心翼翼地给他送来了一篇他写好的文章，将在第二天的《真理报》刊出。当然，不是他写的，但需要他的签名。他甚至看都不看一眼，草草签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同样的，《苏维埃音乐》上也有很多署在他名下的、博学一些的文章。
这是一个连他都能回答的问题。修正主义是一个可憎的异端邪说，这个词本身就头上长角。
“但是，等他们把你的文章编纂成集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们不值一读。”“但普通人会被误导。”“对已被影响的普通人来说，我会说，一篇据称是由作曲家所写，但实际上不是他写的音乐评论文章，到底是谁写的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如果我看一遍，做出一些修改，那是更大的妥协。”
“好吧，”他说，“我们把所有这些官方问题放在一边。我另外问你：什么是修正主义？”
但还有比这更糟的，糟糕得多。他签署了一封龌龊的公开信，是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即便他很敬佩这位小说家，总是不断地重读他的作品。接着，几年后，是另一封谴责萨哈罗夫的龌龊信。他的签名出现在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当然，还有郝连尼科夫这些名字的旁边。他心里，部分希望没有人会相信，也没有人可能相信，他会真的同意信上所说的。但人们相信了。朋友们和音乐家同行们拒绝和他握手，不理睬他。讽刺是有限度的：你不能一边在信上签字，一边捂住鼻子，或背着手，相信别人会认为你并不当真。就这样，他背叛了契诃夫，在揭发信上签了名。他也背叛了他自己，背叛了其他人仍然对他怀有的好评。他活得太长了。
他还记得他在音乐学院伪装成布尔什维克理论教授时监考过的另一个女孩。主考官离开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成了唯一的主管。那个学生很紧张，准备回答问题时，她把试卷拿在手里揉来揉去，让他心生同情。
他还认识了人类灵魂的毁灭。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诗句所说。灵魂可以被以下三种方式摧毁：被别人对你做的事；被别人逼你对自己做的事；被你自愿选择对自己做的事。任何一种就足够了；尽管如果三种方式同时出现，那结果就不可避免。
在十字路口，车速慢了下来，司机拉起手刹时，他听到了齿轮的嘎吱声。他想起他们买的第一辆波别达。当时有规定，车在交付时，买主必须在场。他还保留着战前的驾照，就自己去了车库，把车取了回来。开回家的路上，他不是很满意波别达的表现，怀疑卖给他的是废品。他停好车鼓捣刹车，这时有个过路人大叫：“喂，四眼，你的车怎么回事？”车轮在冒烟：从车库开出来后，一路上他都没放下手刹。车好像不太喜欢他，这是事实。
*
如果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些嘟哝这句口头禅的人也不知道，如果他以为这可以给他永久的保护，那他就是个傻瓜。只是被斯大林注意到，就比默默无闻的存在要危险得多。那些受宠的不会永远受宠；何时失宠只是个时间问题。有多少颗苏维埃机器的重要螺丝钉，在一些感觉不到的变化之后，最后变成其实一直是在阻碍其他的螺丝钉？
他认为，他的生活是十二年厄运一轮回。1936年，1948年，1960年……再十二年就是1972年，不用说，又是一个闰年，因此，他有信心，他该在这一年死了。当然，他在尽力而为。他的健康状况总是很差，衰弱到不能爬楼了。他被禁烟禁酒，这种禁令本身就足以杀死一个人。吃素的权力也在努力帮忙，命令他从国家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去参加首演，去接受荣誉。因为肾结石，他在医院度过年关，还因为肺部囊肿享受了放射疗法。作为一个废人，他不以受苦为意；让他烦恼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说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同情就像以前的赞美一样让他尴尬。
但关于他，就像说起其他人（譬如帕斯捷尔纳克）一样，还有悄悄流传的第三句口头禅：“斯大林说，谁也不能动他。”这个陈述句有时候是事实，有时候是胡乱的揣测或嫉妒的假设。作为叛徒图哈切夫斯基的门徒，他为什么会幸存？为什么被认为“难道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后，他还能幸存下来？为什么他都被报纸称为人民的敌人了，还能幸存下来？为什么扎克列夫斯基会在星期六和星期一之间消失？当他身边有那么多人被逮捕、被流放、被杀害，或者不明原因地失踪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为什么就放过了他？有个答案可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斯大林说，谁也不能动他。”
然而，他好像搞错了：1972年的厄运不是想让他死，而是让他继续活着。他尽力了，但生命跟他还没完。生命就像那只拽着鹦鹉尾巴把它拖下楼的猫；他的脑袋撞到了每一级楼梯。
那时候，有两句口头禅，一个是问句，一个是陈述句，会让人汗流浃背，让壮汉吓尿裤子。问句是：“斯大林知道吗？”更吓人的是陈述句：“斯大林知道。”既然斯大林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他从不犯错，他掌控一切，他无处不在——在他权威笼罩下的地球人就感觉到，或想象着他的眼睛永远盯着他们。所以，如果特罗申同志没能以令人满意的方法教授训诫，会怎样？如果他的学生，那个外表严肃、内心古怪的人没能学好，会怎样？然后这对这个世界上的特罗申们又意味着什么？他们两个都知道答案。如果导师为学生提供了保护，学生对导师也有同样的责任。
当这些岁月都过去时……如果真的会过去，那么至少两千亿年过去了。总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将肯定地、合乎逻辑地导致它的崩溃。然而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任何有眼睛的人都会意识到制度的内在矛盾；但谁知道，它们是否足以让它倒塌。他能确定的，就是当——如果——这一切结束时，关于发生了什么，人们会需要一个简化版本。好吧，这是他们的权利。
特罗申热忱而坚定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他礼貌地避而远之，心底里不乏嘲弄。他们一本正经地扮演导师和学生；毫无疑问，特罗申拿不出另一张面孔。他显然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善意，作曲家待他也十分谦恭，承认这些不请自来相当于某种保护。而他俩都很清楚，他们的哑谜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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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时不时地要求概括斯大林的智慧。很幸运，格利克曼愿意为他做这份工作，于是，作曲家对伟大园丁的全集所表现出的饱含爱国主义的洞察，定期从列宁格勒寄到他这里。这之后，另一些关键文章也加入到课程中：例如G. M.马林科夫的《艺术创造的特征》，这是他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的再版。
一个听，一个记，一个饮——就像谚语所说。他不觉得他会停止喝酒，不管医生怎样建议；他不能停止倾听；最糟糕的，不能停止记忆。他因此希望记忆能够随意脱开，就像让车挂上空挡。这是司机习惯做的事情，要么是在山顶，要么是在到达极限速度时：他们会挂空挡滑行来省油。但他永远无法这样处置记忆。他的大脑顽固地给他的失败、耻辱、自我厌恶和那些糟糕的决定留出地方。他只想记住他选择的事物：音乐、塔尼娅、妮娜、他的父母、真正可信赖的朋友、加莉娅和猪玩耍、马克西姆模仿保加利亚警察、一个漂亮的进球、笑声、欢乐、他年轻妻子的爱。他的确记得所有这些事，但它们常常被那些他不想记住的事情所覆盖，所缠绕。这种不洁、这种对记忆的腐蚀，折磨着他。
“不错，很好，那么，”特罗申回答，“现在让我们坐下来讨论正事。”
晚年，他的痉挛和怪癖加剧了。和伊琳娜在一起时，他能平静地坐着；但如果让他到讲台上、官方的集会上，甚至处在一群完全同情他的人中间，他几乎待不住。他会抓头，托住下巴，把食指和小指使劲戳进脸颊肉里；像个等着被逮捕的人一样抽搐，坐立不安。当听到自己的音乐时，他有时会捂住自己的嘴，好像在说：不要相信我嘴里说出来的，只用相信进入你耳朵里的。或者他会用指尖抓挠身子：好像掐一掐自己，看是不是在做梦；或者，像是在抓挠突然出现的蚊子包。
令人畏缩的沉默接踵而来。作曲家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踱步，好像在寻找导致这可怕错误的原因，或者说，仿佛想从这个垫子或者那张地毯下找到必需的画像。最后，他让特罗申确信，他会马上去找一幅伟大领袖最好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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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墙上没有斯大林同志像。”
他的父亲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名字就是听话地取自他的名字。那个温和幽默的男人，每天早上醒来时脸上都带着微笑：他曾经是“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如果曾经有这样一个人。德米特里·勃列斯拉夫维奇总是在他儿子的记忆里浮现，手上在玩游戏，嗓子里传出歌声；从他的夹鼻眼镜中凝视着一副扑克或一套金属解扣；叼着烟斗；看着孩子长大。这个人没有活得久到让人失望，或久到生活让他失望。
轮到苏联著名的作曲家站起来了，他环顾四周，还有他熟悉的书架，然后带着同样的歉意摇了摇头，好像在为答不出辅导老师的第一个问题而窘迫。
“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后面呢？后面是什么？对，“但爱还在我病弱的心里萦绕”。儿子笑了，但不是像他父亲那样笑。他有另一种病弱的心，已经发作了两次。第三次就要来了，因为他现在已经能认出警报信号：喝伏特加已经不再带来愉悦了。
“但是，在一个著名苏联音乐家的书房里少了一样东西。”
他父亲死于他遇见塔尼娅的前一年：是这样，是吗？塔季扬娜·格利文科，他的初恋，她告诉他，她爱他，因为他纯洁。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迟暮岁月里，她总是说，要是他们早几个礼拜在疗养院认识该多好，他们的生活进程会截然不同。那样，等他们分开时，他们的爱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怎样都铲除不了。这是他们的命运，他们错过了，被日历本给骗了。也许吧。他知道人们多喜欢在回忆中夸大早年经历，执念于当时不假思索做出的选择和决定。他还知道，“命运”不过与“就这样”同义。
辅导老师站了起来，朝着每个方向走了一两步，称赞了房间里的大体布置。然后带着歉意的微笑说：
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彼此的初恋，他还是认为在阿纳帕的那几个星期是一曲田园牧歌。尽管田园牧歌只有在结束后才成为一曲牧歌。在朱哈瓦乡间别墅，装了一部电梯，好让他直接从门厅回到卧室。然而，这是在苏联，法律和规章坚持认为一部电梯，即使是在私人家里，也只能由一个合格的电梯操作员来操纵。伊琳娜·安东诺夫娜一直把他照顾得很好，但对此又能怎么办？她只好上了一所职业学校，一直学习，直到最后获得文凭。谁想到过，他的命运就是跟一位合格的电梯操作员结婚呢？
“是的。”
他不是在塔尼娅和伊琳娜、在最初的恋人和最后的恋人之间做比较；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喜欢伊琳娜。她尽了全力让他感到一切都可以忍受，都令人愉快。只是他生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相反，在高加索时，他生活的可能性无可限量。但这正是时间对你做的事。
“这是你创作的地方？”
当他在阿纳帕和塔尼娅建立关系前，他的《第一交响曲》在哈尔科夫公共花园里上演了。客观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弦乐听上去很单薄；钢琴都没法听；定音鼓压住了一切；领奏的巴松管糟糕得让人难堪，而指挥却洋洋自得；刚开始时，全城的狗都加入了进来，听众发出笑声。然而，这次演出却被宣布为巨大的成功。无知的听众久久地大声鼓掌；洋洋自得的指挥接受了赞美；乐队保持着胜任演奏的幻觉；同时作曲家被要求登台，一次次向所有观众鞠躬致谢。真的，他非常郁闷；同样真的是，他够年轻，能享受这样的反讽。
特罗申同志扫了一下作曲家的书房。他是个没有心计也不会恐吓的人，只是那些勤勉而盲从的公务员中的一个，每个政权都会吐出这样的人来工作。
“一个保加利亚警察在绑他的鞋带！”马克西姆会这样向他父亲的朋友宣布。这个男孩喜欢恶作剧和开玩笑，喜欢弹弓和气枪；多年来他致力于让这个喜剧小品日臻完善。他会走出来，把鞋带放松，拿过一把椅子，皱着眉把它放在房间中央，慢慢将它移动到最佳位置。然后，做出一副浮夸的表情，用双手抬起右脚，架到椅子上。他东张西望，对这简单的成功非常满意。接着，用了一个观众一开始还不太明白的笨拙花招，他俯下身，完全不顾一只脚还在椅子上，开始给另一只平放在地上的脚绑鞋带。因为对结果很满意，他会换脚，将左脚抬到椅子上，弯下身去绑右脚的鞋带。当他做完这些动作，观众们大笑不已，他会站直了，几乎就是立正，仔细察看两只绑好鞋带的靴子，自顾自地点头，然后笨拙地把椅子放回原处。
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权力做出决定，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可以挽救的实例，对他需要采取一种新的策略。不用等待最终结果，完成的作品在获得赞赏或批判之前，都需要接受音乐理论家的专家审查，政府出于英明，决定反过来一开始就审查：审查他的思想灵魂。作曲家协会如此体贴而慷慨，给他指定了一个辅导老师特罗申同志，一位严肃而年长的社会学家，来帮助他理解马列主义的原则，帮助他自我改造。给了他一份阅读书单，全部由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组成，诸如《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问题》。然后，特罗申来到他公寓，说明他来是干什么的。唉，他来，是因为连著名的音乐家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近年来被公然传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理解水平必须得到提高。作曲家用应有的严肃，聆听了不速之客表明他的意图，同时表达了歉意，说他正在集中精力创作一部纪念列宁的交响乐，所以没法读完如此善意地提供给他的书目。
他怀疑，人们会觉得如此有趣，不仅仅因为马克西姆是个天生的喜剧演员，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喜欢保加利亚玩笑，而是还有别的更深一层的理由：因为这个小品是个如此完美的影射。用过于复杂的策略去达到一个最简单不过的结果；愚蠢；沾沾自喜；丝毫不为其他看法所动，一错再错。难道这一切没有在上千万人身上放大吗，没有反照出在斯大林权力的光芒照射下，事情成了什么样子吗？一个个数不清的小闹剧最后累积成了一场巨大的悲剧。
一个狡猾的黝黑男人，戴着一枚红宝石耳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枚硬币。他把它拿给第二个肤色稍浅的人看，那人没有去碰硬币，而是直直看着前者的眼睛。
或者，我们另举一个形象，他孩提时代的形象：他们家在伊林诺夫卡的夏季公寓，那地方因为下面有煤炭矿脉而十分富裕。那所房子好像出自梦境或梦魇，房间很大，窗户很小，让大人们发笑，却让小孩子害怕战栗。现在他明白了，他生活了那么久的地方也是如此。就好像建筑师们在设计蓝图时，深思熟虑、一丝不苟、好心好意，却在最基本的地方犯了错误：他们把米当成了厘米，有时候又正好相反。结果这幢大厦造得完全不合比例，不适合人类的尺度。它给你梦想，也给了你噩梦，让每个人——大人和小孩——都感到恐惧。
*
那句话，是那些官僚和音乐理论家在审查他的《第五交响曲》时，煞费苦心想出来的，能很好地用在革命本身以及在革命中诞生的俄国身上：一出乐观的悲剧。
最后那个细节是真的吗？他怀疑。但诗人允许夸张。至于他自己，他不需要一块标牌，他脖子上挂着三枚列宁勋章和六个斯大林奖，可以在作曲家协会的餐厅吃饭。
就像他无法控制他的思绪去回想，他也无法阻止它不断的、徒劳的审讯。人生的最后问题没有答案；这是这些问题的本质。它们只是在他脑海里哀号，就像那些升F调的工厂汽笛。
他喜欢讲季尼亚科夫的故事。这是个美男子，还是个好诗人。他生活在彼得堡，专门书写爱情、鲜花和其他高尚的主题。然后，革命到来了，不久他成了列宁格勒诗人季尼亚科夫，不再写爱情和鲜花，而专门写他有多么饥饿。又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如此糟糕，他只好站在街角，脖子上挂块标牌，上面写着“诗人”。俄国人看重诗人，所以路过时总是会给他钱。季尼亚科夫喜欢说，他从乞讨中挣到了比写诗时多得多的钱，每晚都能在一家昂贵的餐厅风卷残云。
所以说：才华在你身体里面，就像被裹住的泥煤。你切下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被挖掘？很少有艺术家只切下最好的部分；甚至有时都看不出它们的好。对他而言，三十多年前，他们筑起了一道铁丝网，警告牌上写着：不准跨过这里。谁知道在铁丝网后面有什么，或者可能有什么？
但即使是伪装成伟大音乐家的伟大园丁，也没有嗅出红色贝多芬所在的位置。达维坚科让他失望，尤其是三十多岁就死了。而红色贝多芬从未现身。
一个相关问题：一个好作曲家可以写多少坏音乐？以前，他以为他知道答案；现在，他毫无头绪。他为很多很差的电影写了很多很差的音乐。虽然，你能说，他的那些坏音乐让那些坏电影变得更坏了，反倒是为真理和艺术帮了忙。或者这只是诡辩？
可斯大林拥有的优势超过了那个老国王。他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厚理解，他对人民的本能理解，他对民间音乐的热爱，他嗅出形式主义者阴谋的能力……哦，够了，足够了。他会让自己的耳朵听出血的。
他脑子里发出的最后的哀号，是关于他的生活，也是关于他的艺术的。那就是：在哪一刻，悲观成了荒芜？他最后的室内乐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他告诉中提琴手费约德尔· 德鲁日宁，他的《第十五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应该演奏得让“苍蝇倒毙在半空中，听众们太厌倦了而开始离座”。
格利克曼给他讲了路易十四的故事。这位太阳王和斯大林一样是个铁腕君王。然而他总是愿意给艺术家正当权利；承认他们的秘密魔法。其中之一就是诗人尼古拉·布瓦洛——德普雷奥。在凡尔赛的整个朝廷面前，路易十四如此宣布，就好像这是生活真理：“德普雷奥先生比我更理解诗歌。”毫无疑问，这时人群中会出现阿谀而怀疑的笑声，这些人，无论在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都确信伟大的国王对诗歌、音乐、美术和建筑的理解，无论何时何地，都无人堪与匹敌。可能，这句话原本就是个富有策略的外交辞令。但它还是被说出来了。
他所有的生活都依赖于反讽。他想象这种品质是从日常之处诞生的：是从我们想象、或以为、或希望生活所是的样子，与它实际所是的样子之间的裂缝中产生的。因此反讽成了自我和灵魂的防御；让你可以日复一日地呼吸下去。你在信里写，某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然后收信者知道说的是反话。反讽让你可以机械地模仿权力的行话，念出那些以你名义所写的毫无意义的报告，煞有介事地痛悔你的书房里没有斯大林的肖像，而在半掩的门后，你的妻子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出被禁的笑声。你欢迎新任命的文化部长，发表评论，说在音乐圈会出现非常可喜的进步，他们一直对他怀有最大的希望。你为你的《第五交响曲》写了最后一个乐章，相当于描绘一个小丑在对着一具尸体咧嘴傻笑，然后换上一张严肃的面孔倾听权力的反应：“瞧，你看他快乐地死去了，肯定是因为知道革命是正义的，必然取得胜利。”你内心部分相信，只要能依赖反讽，就能活下来。
红玫瑰放满妮塔墓前。每次他去的时候都是这样。花不是他送的。
例如，在他入党的那一年，他写了他的《第八弦乐四重奏》。他告诉朋友们，在他心里，作品是献给“一位作曲家的记忆”的。音乐当局显然会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自负和悲观。于是，最终，在发行的乐谱上，献辞是这样写的：“献给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牺牲者们。”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他真正所做的，只是把单数改成了复数。
斯大林已经走掉很久了。伟大的园丁跑去照顾天堂里的草了，去鼓舞那里苹果树的士气。
但是，他不再那么肯定了。那可能是装模作样的反讽，就像会有自鸣得意的抗议。一个农家孩子把一颗苹果核扔向一辆路过的汽车。一个喝醉的乞丐脱下裤子，朝那些可敬的人们露出光光的屁股。一个著名的苏联作曲家往一首交响乐或弦乐四重奏里塞进了微妙的嘲讽。无论动机，还是效果，这里面有差别吗？
可能勇气就像美丽。一个美女变老了：她只看见什么逝去了；而其他人只会看见什么依然还在。有些人称赞他的坚持与忍耐，称赞他拒绝交出歇斯底里表象下的硬核。他只看见什么在逝去。
他开始认识到，反讽，就像其他感觉一样，很脆弱，挡不住生活和时间中出现的意外。你一早醒来，不再知道你的舌头是否还在你的面颊里；就算还在，还有关系吗，别人会注意到吗？你想象你在发射紫外线，但因为它不在别人知道的光谱内，呈现不出来怎么办？他在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里加入了《苏利科》的变奏，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曲。但罗斯特罗波维奇一带而过，根本没注意到。如果连这样的暗示都不得不向斯拉瓦挑明，世上还有别的什么人会看出来？
从纽约回来后，他为多尔马托夫斯基的一个冗长而浮夸的文本写了《森林之歌》。主题是西伯利亚大草原的重生，以及斯大林，这位领袖与导师，儿童之友，伟大的国父和伟大的铁路工程师，如今如何成了伟大的园丁。“让我们用森林给祖国母亲穿上衣服！”这个忠告被多尔马托夫斯基重复了不下十次。该剧坚称，在斯大林治下，甚至苹果树也变得更勇敢了，它们击退了严寒，就像红军击退了纳粹。作品雷鸣般的陈词滥调确保它立刻大获成功。它帮他赢得了第四次斯大林奖：十万卢布和一座乡间别墅。他向恺撒偿了债，恺撒也待他不薄。他总共获得过六次斯大林奖。还能每隔十年定期获得一枚列宁勋章：1946年，1956年和1966年。就像虾被放进蘸虾调料里一样，他徜徉在荣誉中。他希望能在1976年到来前一死了之。
反讽有它的局限。例如，你无法成为一个反讽的拷问者；或拷问的反讽的受害者。同样，你无法反讽地加入他们。你能真诚地加入，或者玩世不恭地加入：只有这两种可能。对外人来说，是哪一种都无所谓，看上去都很卑劣。他那个更年轻的自己，在路边，会看见汽车后座上那朵有些枯萎的向日葵，不再朝向斯大林体制的太阳，但依然向着光，依然被权力的光源所牵引。
阿赫玛托娃说，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权力变成了素食者。也许如此；尽管你也可以很容易就拿蔬菜塞住人的喉咙噎死他，就像古老的食肉年代的杀人方法一样。
如果你背对反讽，它会凝结成挖苦。但又有何益？挖苦是丧失了灵魂的反讽。
可怜的阿纳托利·巴沙什金，被揭发是铁托的密探。
在他朱哈瓦别墅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张穆索尔斯基的大照片，看上去虎背熊腰，满脸不悦：它督促他扔掉那些低劣的作品。在他莫斯科公寓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是一张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大照片：它督促他写出他能写出的最好的音乐。而他的床头柜，总是放着一张他从德累斯顿带回来的明信片：上面是提香的《献金》。
契诃夫说，你应该写下一切——除了揭发信。
法利赛人试图给耶稣下套，他问耶稣，犹太人是否要向恺撒交税。整个历史中，权力总是试图欺骗、颠覆那些让他觉得备受威胁的人。他本人一直在努力不落入权力的陷阱，但他不是耶稣基督，只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法利赛人给耶稣看恺撒的金色肖像，而耶稣对他的回复实际上模棱两可，却很有效——他并没有明说什么属于上帝，什么属于恺撒——但这句话他没法对自己说。“艺术的归艺术？”这是形式主义、自我中心的悲观主义、修正主义以及所有这些年来扔到他头上的其他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而权力对此的答复总是同样的：“跟着我说”。
在他的床头柜上，永远是：一张明信片，图案是提香的《献金》。
就这样，他快要死了，可能在下一个闰年。然后，一个接一个，他们都会死去：他的朋友和敌人；那些理解在暴政下生活的复杂性的人，那些更喜欢看他成为烈士的人；那些理解和热爱他音乐的人，还有一些仍然吹着《相逢之歌》的曲调却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的老人。他们都会死去——除了，也许，郝连尼科夫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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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最后的岁月里，他越来越多地在他的弦乐四重奏里使用morendo这个标记：“逐渐消失”，“就要逝去”。他也是这么标记自己的生命。是的，很少有生命是在最强音和主大调中结束的。也没有人死得正是时候。穆索尔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都死得太早。柴可夫斯基、罗西尼、果戈理——他们应该死得更早一些；也许贝多芬也是如此。当然，这不仅仅是著名作家和作曲家的难题；普通人也是如此：这个难题就是，活得超过你的最佳生存长度，超过了那个临界点，之后生活再也无法带来快乐，相反，只有失望和可怕的事情发生。
在他还小的时候，他的英雄是“北方的南森”，挪威探险家。长大后，仅仅是感觉到滑雪板下的雪，都会让他感到恐惧，他最伟大的探险活动是应妮塔的要求，出发去邻村找黄瓜。现在，他是个老人了，坐着别人开的车在莫斯科附近活动，司机通常是伊琳娜，但有时候是一个官派司机。他成了一个城郊的南森。
所以说，他活得太长了，长得足以让自己沮丧。艺术家常常如此：要么屈服于虚荣，认为自己比实际的更伟大；要么屈服于失望。如今，他常常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迟钝而平庸的艺术家。年轻时的自我怀疑，根本不能跟年老时的自我怀疑相比。而这，可能就是他们最终的胜利。不是杀死他，而是让他活着，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这就是对他生活的最后的、无可争辩的反讽：通过让他活着，他们杀死了他。
他点起另一支被禁吸的香烟，注视着司机的耳朵。至少，有些事情是真实可靠的：司机有一只耳朵，同时，毫无疑问，另一边也有一只，尽管他看不见。因此，它就是一只仅存在于他记忆中的，或确切地说，想象中的耳朵，直到他有机会看见。他故意歪过身子，直到另一只耳朵的耳垂映入眼帘。另一个问题解决了，就目前而言。
死之后呢？他感觉就像举起一只沉默的杯子，干杯说：“希望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事了！”如果死亡的到来就是从镶着耻辱的生活里解脱，他不指望事情会变得简单。看看发生在可怜的普罗柯菲耶夫身上的事情吧，他死后五年，当纪念的牌匾遍布莫斯科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命令律师宣布作曲家的第二次婚姻无效。理由是什么？理由是1936年他回国后，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就已经阳痿了。因此，他的第二次婚姻不可能“算实际完成”。而她，他的第一任妻子，便是他唯一合法的妻子，也是他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她甚至要求医生宣誓，这个医生二十年前为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做过检查，于是普罗柯菲耶夫的不举被确定为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当列宁抵达芬兰车站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和一群同学冲进那里迎接归来的英雄。这个故事他说过很多次。但是，因为他是一个纤弱的、被保护的孩子，肯定不会被允许出去做这种事。更有可能是他那位老布尔什维克舅舅，马克西姆·拉夫连季耶维奇·科斯特里金，陪他一起去了车站。他也很多次说过这个版本。两种叙述为他的革命履历增了色。十岁的米佳，在芬兰车站，受到了伟大领袖的鼓舞！在他的早年经历中，这一画面从来没扯过后腿。但还有第三种可能：他根本没见到列宁，也从未靠近过火车站。他只是将一个同学对这起事件的记录拿来当成自己的。如今，他已经不再知道该信哪个版本。他真的到过芬兰车站吗？好吧，就像谚语所说，他撒起谎来，就像亲眼所见一样。
但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他们回来掀开你的被单。嗨，肖斯蒂，你是喜欢金发碧眼，还是浅黑肤色的女人？他们会寻找任何一个能找到的弱点和污点。而他们也总是能找到些什么。关于形式主义，嚼舌根的、爱编故事的都有他们自己的版本，正如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柯菲耶夫这么定义：任何我们没法子一开头就听明白的东西，很可能是邪恶的，令人厌恶的——这就是他们的态度。他们也希望这样看待他的生活。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至少，你死了，问题才不存在。死亡能治好驼背，赫鲁晓夫喜欢这样说。他不是生来就驼背，但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驼背，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精神上，一个爱问问题的驼背。可能，死亡解决了问题，也解决了提问者。回过头来看，悲剧就像闹剧。
至于他的音乐：他并不抱这样的幻觉，时间会将好东西从坏东西里挑拣出来。他看不出来，为什么后人就有能力比前人更会衡量品质，音乐是写给前人的。他对此太不抱幻想了。后人会称许后人称许的东西。他太了解作曲家名声的起起落落；有些人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其他一些却莫名其妙地不朽了。他对未来的谦卑希望是，“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能一直让男人们流泪，不管是不是在一家廉价的咖啡店，唱得不怎么样的歌声从音质嘶哑的音箱里传来；同时，沿着道路往前，一个听众可能被他的某首弦乐四重奏默默打动；也许，在将来并不遥远的某一天，两拨听众会重叠，会交会。
哪种情况对作曲家来说最糟糕？
他指示他的家人不要在意他的“不朽”。他的音乐应该是凭借它自身的价值而被演奏，而不是因为什么死后的运作。在那些围堵他的请愿者中，有一个某著名作曲家的遗孀。“我丈夫死了，我孤苦无依。”这是她不断反复说的话。她总是在告诉他，他只要拿起话筒，让这个或那个人演奏她已故丈夫的音乐就可以了。他照办了很多次，起初是出于同情和礼貌，后来只是想摆脱这个女人。但还是永远不够。“我丈夫死了，我孤苦无依。”就这样，他会再次拿起话筒。
赫鲁晓夫轻视音乐。
但有一天，熟悉的话语激起了他心中的愤怒，比往常更愤怒。于是他严肃地答道：“是的……是的……约翰·赛巴斯蒂安·巴赫有二十个孩子，他们都在传播他的音乐。”
斯大林认为他懂得也欣赏音乐。
“正是如此，”寡妇表示同意，“所以他的音乐今天还在被演奏！”
他坐在司机驾驶的小汽车里，风景在颠簸中飘移而过。他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他希望死亡能够解放音乐：将之从他的生命中解放出来。时间会过去，虽然音乐评论家会继续他们的争论，他的作品将开始只代表作品本身。历史就像传记，会逐渐褪色模糊：也许有一天，主义不过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语。那时候，如果它仍然有价值，如果仍然有耳朵能倾听，他的音乐会……仅仅只是音乐。这是一个作曲家所能希望的全部。音乐属于谁？他问过那个颤抖的学生，虽然答案就在质问者脑后的条幅上，用大写字母写得清清楚楚，那个姑娘还是答不上来。答不上来正是正确的答案。因为，说到底，音乐是属于音乐的。这是你能说的或你能希望的全部。
这是他之前无法理解的事情。
到现在，乞丐应该已经死了很久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几乎立刻忘了他说的话。但那个历史忘记了他名姓的人还记得。他是那个搞清楚意思的人，那个懂了的人。他们在俄国中部，在战争中期，在所有在那场战争中受苦的人中间。那里有个长长的站台，日头刚刚升起。有个人，实际上是半个人，正用小推车推着自己，一根绳子穿过裤腰连在小车上。那两个乘客有一瓶伏特加。他们下了火车。乞丐不再哼唱黄色歌曲。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拿着酒瓶，他拿着酒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给每个杯子都满上伏特加；他这样做时，一条大蒜手链映入眼帘。他不是酒吧招待，倒在每个杯子里的伏特加有些不太平均。乞丐只看见瓶子倒出的东西；他心想，米佳如何总是急着要帮助别人，但从脾性上说，他连自己都帮不了。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倾听，在听见，就像他一贯如此。于是，当三个不太平均的酒杯碰在一起发出叮的一声时，他笑了，把头转到一边，这样阳光就不在他的眼镜上闪烁了，他喃喃道：
最坏的时候和最危险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你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一个三和弦。”
他只知道，这是所有时候里最坏的时候。
这就是那个记的人记得的事情。战争，恐惧，贫困，伤寒和污秽，然而，在这之中，在这之上，在这之下，在这之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听到了一个完美的三和弦。战争会结束，这毫无疑问，除非它从未发生过。恐惧会延续，而毫无来由的死亡、贫困、污秽——也许它们也会永远延续下去，谁知道呢。然而，三只不太干净的伏特加酒杯和杯中酒所碰撞出来的那个三和弦，清除了时间的噪音，会比所有人所有事都活得更长。而最终，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