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他和其他作曲家都收到了一份禁令的原件复印件。上面订着一份材料，确认禁令是非法的，谴责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颁发这样的禁令。在更正声明上，签着这样一些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斯大林”。
“不，我们没有下过这个命令。这是个错误。这个错误会被纠正。你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没有被禁止。它们都可以自由演出。情况一直是这样。官方必须谴责这件事情。”
于是，他去了纽约。
他让权力自己琢磨，它琢磨了。
在他的理念中，粗鲁和暴虐是紧密相连的。这没逃过他的注意：列宁在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考虑可能的接班人时，指出过斯大林的主要缺点是“粗鲁”。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讨厌看见指挥被羡慕地描绘成“独裁者”。去粗鲁地对待一个已经尽力的管弦乐手是种耻辱。而这些暴君，这些拿着指挥棒的皇帝，却陶醉在这样的修辞中——仿佛一支管弦乐队只有被鞭挞、被嘲弄、被羞辱了，才能演奏好。
“不，”那个权力的声音这样回答，“我们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
托斯卡尼尼最糟。他从未亲眼见过这位指挥家指挥；只是从唱片里了解他。但所有东西都是错的——拍子、情绪、细节……托斯卡尼尼把音乐剁成了碎末，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恶心的沙司。这让他很愤怒。“大师”有一次寄给他一份他的《第七交响曲》的录音。他回了信，指出了这位著名指挥家的许多错误。他不知道托斯卡尼尼是否收到了信，如果收到了，又是否读懂了。可能他以为信里一定都是恭维话，因为不久，那光荣的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他，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推选为托斯卡尼尼协会的名誉会员！很快，他开始收到唱片等礼物，都是由那位伟大的奴隶主指挥的。他当然从未听过它们，但把它们收在一起，作为未来的礼物。不是给朋友的，而是给某类熟人的，那些他事先知道会激动不已的人。
“一定是某位领导同志。”
这不仅仅是自尊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音乐的问题。这类指挥对乐队大吼大骂，场面难看，威胁要开除迟到的首席单簧管。乐队不得不咽下这口气，在背后说指挥的闲话——这些故事却让指挥看起来是个“真正的角色”。然后，他们开始相信这个拿着指挥棒的皇帝所相信的了：他们演奏得好，就是因为被鞭抽。他们凑成一堆受虐狂，除了偶尔对彼此吐出几句讽刺的话，本质上都崇拜他们的领袖，因为他高贵，充满理想主义，富有决断力，能比他们这些在谱架后弹拨和吹奏的人看得更广。大师很严厉，当然他必须得时不时地露出威严，是一位必须追随的伟大领袖。现在，谁还能否认乐队就是一个微观社会？
“谁下的这样的命令？”
因此，每当这样的指挥对面前的乐谱感到不耐烦，想象出某个错误或缺点，他总是会做出礼貌的、礼节性的回应，这一招他早就练习完美。
“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从去年2月14日开始。有一张很长的禁演作品清单。其结果，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您可想而知，音乐会经理不愿意将我的任何其他作品也列入节目单了。音乐家也害怕演奏它们。所以，事实上，我进了黑名单。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
因此他也想象了以下的对话：
“禁止？谁禁止的？”
权力：“看，我们发动了革命！”
“它被禁止了。还有很多作曲家协会同事的音乐也是如此。”
公民第二单簧管：“是啊，革命很精彩。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这真的是个巨大的成就。但我只是不时有点疑惑……当然，我可能完全错了，但这真的绝对有必要吗？枪毙所有工程师、将军、科学家和音乐家？把上百万人送进劳改营，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工作到死，让每个人都心生恐惧，以革命的名义被逼虚伪忏悔？创造出这样一个系统，哪怕只是大概样子，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每天晚上等着被拉下床，带到‘大房子’或卢比扬卡，被拷打，在彻底捏造的罪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然后脑袋后吃一枪子儿？你知道，我只是感到疑惑。”
“你什么意思？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的音乐没有被演奏吗？”
权力：“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看法。我肯定你是对的。但我们这会儿先不管它。下次我们改过来。”
“您看，事实就是，我现在处境很难。在另一边，在美国，我的音乐经常被演奏，然而在这里，不行。他们会问我这件事。那到时我该怎么解释呢？”
有几年，他总是作同样的新年致辞。因为这个国家的其他三百六十四天，每天都不得不聆听权力的疯狂调子，坚持说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最美好的可能世界里的最美好的事物，天堂已经被创造出来，或者马上就要被创造出来了，只需要多砍掉一些树木，多飞溅几百万片木片，多枪毙几十万个破坏者。更幸福的时代就要到来——除非他们已经拥有。在第三百六十五天，他会举起杯子，用最庄严的声音说：“让我们干杯——祝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以相信，斯大林有可能不知道。
毫无疑问，俄罗斯以前就了解了暴君；这就是为什么讽刺在这里如此发育良好。“俄罗斯是大象的祖国”，就像谚语所说。俄罗斯发明了一切，都是因为……对，首先因为它是俄罗斯，妄想即正常的地方；其次因为它现在是“苏俄”，历史上最先进的国家，任何事物在这里首创都是自然的。所以，当福特汽车公司放弃了它的福特A型车时，苏联当局买来了整个制造厂：货真价实的、苏联设计的二十辆公共汽车或轻型卡车出现在了地球上！拖拉机工厂也是如此：一条美国生产线，从美国进口，由美国专家组装，突然就生产出了苏联拖拉机。又或者，你复制了一台莱卡照相机，然后就焕然一新成了FED牌照相机，得名于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因此就更是苏联的了。谁说奇迹时代已经过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语言制造出来的，这种转变力量才是真正革命性的。比如说，法式面包。过去所有人都是这样叫的，也被这样叫了很多年。然后有一天，法式面包在商店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面包”——当然跟原来的面包一模一样，但如今是苏联城市的爱国产品了。
“那告诉我是什么。”
*
“谢谢。不过，恐怕还有别的原因。”
当说真话变得不再可能——因为这会导致立刻死亡——它不得不披上了伪装。在犹太人的民族音乐里，绝望被伪装成舞蹈。因此，真话的伪装是讽刺。因为暴君的耳朵很少在这个频道上。上一代人——那些创造了革命成功的老布尔什维克——不明白这一点，可能部分正因为此，大部分人灭亡了。他这代人本能就会。就这样，在他同意去纽约的第二天，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这不是我直接管的，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过，我能肯定，中央委员会的行政部门会给你做一套让你满意的。”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我没有燕尾服。我不能不穿燕尾服在公共场合演出。我恐怕买不起。”
首先，关于昨天的交谈，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即将来临的美国之旅让我十分焦虑，您大大宽了我的心。您给了我自信，让我感到的只有自豪；我将履行我的责任。代表伟大的苏联人民发声，保卫和平，是我莫大的荣幸。我虽身染微恙，但这不会阻碍我完成交付给我的使命。
“是吗？”
当他签发信件时，他怀疑伟大领袖是否会亲自阅读。也许里面的内容会转达给他，然后信就消失在某个档案库的文件堆里。它可能会在那里待上几十年，也许几百年，可能两千亿年；然后某个人可能会读到，会好奇他究竟想说什么，如果他有任何想说的话。
“不，我真的不能去，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还有个原因。”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年轻人不该是冷嘲者。在那个年纪，冷嘲会有碍成长，影响想象力。最好是在欣悦开放的思想状态下开始人生，信任别人，为人乐观，对人对事坦诚相待。然后，对人对事有了更深的理解后，可以培养一种讽刺感。人类生活的自然进程就是从乐观到悲观；讽刺感有助于调和悲观，产生平衡与和谐。
他停顿了一下。他身上的某个部分意识到，最轻微的错误音节都会把他送到劳改营，但让他惊讶的是，身体的另一部分超越了恐惧。
但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所以讽刺以各种突然而奇怪的方式生长出来。一夜之间，就像蘑菇；灾难性的，如同癌症。
“那么，你会去咯？”
对它的使用者来说，挖苦是危险的，它就是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语言。不过，反讽——也许有时，他希望如此——能让你保护你看重的东西，即便时间的噪音响得震碎了玻璃。他看重什么？音乐，他的家庭，爱。爱，他的家庭，音乐。重要性的顺序易于改变。反讽能保护他的音乐吗？到目前为止，音乐仍是一种秘密的语言，让你可以夹带私货，从错误的耳朵那里过关。但它不能只作为密码存在：有时候你很想一吐为快。反讽能保护他的孩子吗？在学校里，十岁的马克西姆在一次音乐考试中，被迫公开贬低他的父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讽对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有什么用呢？
“您很体贴。”
而对爱来说——不是他本人的尴尬的、结巴的、恼人的表达，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他一直相信，那样的爱，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当它受到威胁，它能被反讽的襁褓包裹，覆盖，保护。现在他不再那么相信了。暴虐认为个人之爱是布尔乔亚的、只顾自己的，让人从那种宏伟、高尚、无目的且不假思索的“爱”里分了心。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不能完全成为自己。如果你做得到位，他们就会变成别的，某些削减缩小的东西：仅仅就是生存技巧。因此，他体会到的不只是焦虑，而常常是一种残忍的恐惧：害怕爱的末日来临了。
“这不是问题。医生会给你开药的。”
你砍树，碎屑就飞溅：这是建设者喜欢说的话。但要是你放下斧子，发现整个伐木场砍得只剩下碎屑了呢？
“不光那样。我晕机。我坐不了飞机。”
在战争中期，他为《英诗六首》谱了曲，这部作品也是国家曲目制定委员会禁止的曲目之一，然后又被斯大林解禁了。第五首是莎士比亚的第66首十四行诗：“对所有这些都厌倦了，渴求让人平静的死亡……”像所有俄国人一样，他热爱莎士比亚，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翻译而熟知他的作品。当帕斯捷尔纳克公开朗诵第66首十四行诗时，听众们热切地等过前八行，盼着第九句：
“那么，就像我说过的，我们会派一个医生让你好起来。”
艺术被权威绑住了舌头
“莫洛托夫同志问过我。我告诉他，我身体不太好，参加不了。”
这时，所有人会加入进来——有的低声咕哝，有的窃窃私语，胆子最大的会喊出最强音，但他们都揭穿了这行诗的谎言，都拒绝被绑住舌头。
“你不能？”
是的，他爱莎士比亚；在战前，他为一出《哈姆雷特》舞台剧写过音乐。谁会怀疑莎士比亚对人类灵魂和人类情境的深刻理解呢？描绘人类幻觉的粉碎，还有比《李尔王》更伟大的作品吗？不，这还不够确切：不是粉碎，因为那暗示只是一次性的严重危机。事实上，人类幻觉的常见情形，是它们破碎了，萎谢了。这是一个漫长而乏味的过程，就像牙疼深抵灵魂。你可以拔掉牙齿，疼痛消失。可是，幻觉即使死了，还会继续在我们体内腐烂发臭。我们无法逃脱它们的味道和气息。我们总是随身携带。他便如此。
“不，我不能，我害怕。”
怎么可能不爱莎士比亚呢？毕竟，莎士比亚热爱音乐。他的戏剧充满了音乐，即使是悲剧。那一刻，李尔王从疯狂中醒来，听到的是音乐……而在《威尼斯商人》中，莎士比亚说，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人，不值得信任；这样的人不吝行事卑鄙，甚至敢于谋杀和叛国。因此，暴君们当然都憎恨音乐，不管他们怎么想方设法做出喜欢的样子。尽管他们更憎恨的是诗歌。他希望列宁格勒诗人朗诵会时他曾在场，阿赫玛托娃登上舞台，所有观众本能地站起来为她喝彩。这动作令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质问：“谁组织人们站起来的？”但是，比诗歌更甚，暴君们憎恨、害怕戏院。莎士比亚，举起了人性的镜子，谁受得了看到自己的身影？因此，《哈姆雷特》被禁演了很长时间；斯大林厌恶这部戏，跟厌恶《麦克白》一样多。
“很好。那你将荣幸地作为我们的代表之一参加大会。”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莎士比亚对暴君的描绘——他们站在齐膝深的鲜血里——无人匹敌，他还是有些天真。因为他的魔鬼还有疑惑，有噩梦，有良心的折磨，有愧疚。他们看见他们杀死的人的魂灵，在他们眼前浮现。但在真实的生活中，在真实的恐怖之下，有什么愧疚？有什么噩梦？这都是多愁善感，是虚假的乐观主义，是奢望世界会成为我们想让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模样。那些砍伐树木让木屑飞溅的人，那些在“大房子”的办公桌后抽别洛莫尔的人，那些签署命令和拨打电话的人，合上档案便是结束了一条人命：他们怎么可能做噩梦，又何曾看见那些死者的魂灵浮现出来斥责他们。
“我认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和平总比战争好。”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这样写道：“热爱苏联还不够。它还得爱你。”他本人从来没被爱过。他来自错误的家庭：那座可疑城市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家庭。对苏联来说，纯粹性很重要。而且，他有虚荣心，或者说是愚蠢，注意到并记住了政府昨天说过的话常常和今天说的自相矛盾。他想孑然独处，只和音乐、家庭和朋友在一起：这是最简单的欲望，然而完全无法实现。他们想建设他和其他所有人。他们想让他就像白海运河的奴隶劳改犯那样改造自己。他们需要“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即使这世界的鲜血和泥浆已经漫及脖子，还是期待你的脸上保持微笑。但艺术家的本性是悲观的、神经质的。因此，他们不想让你成为一个艺术家。但他们已经有了那么多不是艺术家的艺术家！正如契诃夫所说：“如果他们供应咖啡，别指望里面会有啤酒。”
“你怎么想这件事？”
还有，他没有所需的政治技能：他缺乏舔橡胶靴子的品味；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谋害无辜者，什么时候该出卖朋友。做这样的事，你需要郝连尼科夫那样的人。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一位有着禄虫灵魂的作曲家。郝连尼科夫的音乐才能平庸，但涉及权力，程度完美。他们说他是斯大林钦定的，斯大林对这样的任命很有天赋。“一个渔夫大老远就认出另一个渔夫，”就像谚语说的。
“很好。”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是浓重的格鲁吉亚腔，那个从上百万收音机和广播中听到过的声音问，他是否知道即将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他说他知道。
这么说很恰当：郝连尼科夫来自一个马贩子家庭。他觉得，从那些长着驴耳朵的人那里接受命令并按说明作曲很自然。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一直在攻击那些比他更有天赋和创意的人，但当斯大林1948年把他安置到作曲家协会当第一书记时，他的权力官方化了。他领导了对形式主义者和无根的世界主义者的批判，使用了所有那些能让耳朵出血的术语。专业被毁掉了，工作被压制了，家庭被破坏了……
“不，谢谢，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这里什么都有。”
但你不得不钦佩他对权力的理解能力；这一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商店里曾张贴海报，告诉人民应该怎样行为：顾客店员，以礼相待。但店员总是比顾客更重要：顾客那么多，店员只有一个。同样，有那么多作曲家，但只有一个第一书记。对他的同事，郝连尼科夫表现得像个从来没看过那张海报的店员。他让小小的权力绝对化了：他们要这一样，他不给，给他们的是另一样。就像所有成功的禄虫一样，他永远不会忘记真正的权力在哪里。
“很遗憾听到你病了。我们会给你找个医生。”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以前有一个职务是在音乐学院当教授，曾帮着组织学生进行考试。他和主考官坐在一条巨大的横幅下，上面写着：艺术属于人民。因为他自己对政治理论的理解不是很深厚，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直到有一天上级批评他没有参与感。于是，当下一个学生走进来，主考官朝着他这位下级同事严厉地点头时，他只好问她一个他能想出来的最简单的问题。
“谢谢，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一切都好。除了有点胃疼。”
“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权力的声音开始说话，“你好吗？”
学生太慌了，没领会他的暗示，尽管他歪着脑袋、眼珠子往上翻，她还是没能找到答案所在的位置。
妮塔迅速跑到隔壁房间，拿起了分机。
在他看来，她表现不错，后来，当他偶尔在音乐学院的走廊或楼梯上看见她时，会努力给她一个鼓励的微笑。尽管，鉴于她没能领会那个如此明显的暗示，她也许会以为，他的微笑，就像他怪异的翻白眼和晃脑袋，是这位著名作曲家无法控制的脸部抽搐。然而，每次和她擦肩而过时，那个问题就会在他脑海里回响：“告诉我，艺术属于谁？”
“斯大林要和我通电话。”
艺术属于所有人，也不属于任何人。艺术属于所有时代，也不属于任何时代。艺术属于那些创造它的人，也属于那些享受它的人。艺术是历史的低语，能在时间的噪音之上被听闻。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生：它是为了人民而生。但，是哪种人民？谁来定义？他总是认为自己的艺术是反贵族的。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坚持认为的，在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精英创作？不是。他是不是，如他的批评者希望他做到的那样，在为顿巴斯的矿工们创作，他们疲惫地下班，需要一杯抚慰提神的酒？也不是。他为每个人创作，他又不为任何人创作。他为那些能欣赏他音乐的人创作，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出身。他为那些耳朵能听见的人创作。因此，他知道，所有对艺术的真正定义都是间接的，而所有不真实的定义都会将艺术归结为某种特定功能。
然后，耻辱的一年后，他和权力有了第二次对话。“雷劈来自上天，而非粪堆”，诗人这么说。1949年3月16日，他跟妮塔，还有作曲家列维京在家里坐着，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一边听，一边皱眉，然后跟另外两个人说：
一个工地上的起重机操作员写了一首歌，寄给他。他回复：“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你在造房子，这是大家迫切需要的。我的建议是，继续干你那份有益的工作吧。”他这样写，不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起重机操作员无法写出一首歌，而是因为这位特别的准作曲家显示出的天赋，就跟他本人被放进起重机驾驶舱，被教导如何操纵吊臂，所显示出来的才能一样。而他希望，如果，在旧时代，有个贵族寄给他一份价值差不多的作品，他会有勇气这样回答：“阁下，您是如此高贵而威严，一方面，有责任保持贵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有责任为那些在您的领地上辛勤工作的人们谋福祉。我对您的建议是，继续干您那份有益的工作吧。”
他于崩溃中从大会回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音乐学院都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他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不是缄口沉默。为了保持清醒，他反而决定去创作一系列前奏曲和赋格曲，就像他的榜样巴赫那样。自然，这些作品最初受到了责难：他被告知，它们违背了“周遭的现实”。他也忘不了那些话，那些过去几周从他嘴里吐出的话，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是别人塞给他的。他不仅接受了对他作品的批评，还向批评喝彩。事实上，他否定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记得，他曾和一个作曲家朋友谈论过艺术的真诚和个人的真诚，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多少这种美德。
斯大林热爱贝多芬。这是斯大林说的，许多音乐家也复述过。斯大林热爱贝多芬，因为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因为他像高山一样崇高。斯大林热爱所有崇高的事物，这就是他热爱贝多芬的原因。当人们告诉他这件事时，他的耳朵都吐了。
在大会上，他的《第八交响曲》成了攻击目标，还有普罗柯菲耶夫的《第六交响曲》。这些交响乐的主题是战争；它们描绘战争是悲惨而可怕的。但它们的形式主义作曲家又懂什么：战争是光荣而壮丽的，必须得到赞美！相反，他们却沉浸在“不健康的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中。他拒绝参加大会。他病了。事实上，他想自杀。他向大会递交了无法参加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没有被接受。当然，大会将持续召开，直到大魔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能来参加：如果必要，他们会派医生去给他检查身体，治好他。“没有人能逃避命运”——就这样，他去开会了。他被要求做一个公开检讨。当他努力站上讲台，心想该说什么时，一份演讲稿被塞到了他的手里。他不带感情地读了出来。他发誓将来要紧跟指示，为人民写出优美的音乐。在空洞的官方调调中，他放下讲稿停了下来，抬起头，环视会议厅，用无助的声音说：“我总是觉得，当我真诚地、带着真情实感写曲子时，我的音乐是不可能‘反对’人民的，因为毕竟……从某个微小的程度上来说，我本人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过，斯大林喜欢贝多芬，产生了符合逻辑的后果。那个德国人毫无疑问生活在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他与无产阶级的同心同德，他希望看见他们摆脱劳役束缚的渴望，不可避免地迸发出一种前革命的政治意识。他是一位先驱。而如今，长久被渴求的革命发生了，地球上最先进的社会被建设出来了，而乌托邦、伊甸园、应许之地也被合为一个了，那么，符合逻辑的结果理所当然地出现了：红色贝多芬。
和平回来了，于是，世界又颠倒了过来；恐怖也回来了，带着疯狂。在作曲家协会召开的一次特别大会上，一个音乐理论家（他的罪行是曾经写了一本天真地奉承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著作）在绝望的平静中申诉说，至少他从未踏入过作曲家的公寓。他要求作曲家尤里·列维京来为他的声明作证。列维京“问心无愧”地证实，这位音乐理论家一次也没有呼吸过那位形式主义者住处被污染的空气。
无论这个荒唐的念头来自哪里——可能跟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完全是伟大领袖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这个概念一旦说出，就需要有自己的具体化身。红色贝多芬在哪里？因为希律王想要找到圣婴耶稣，于是发生了一场举世无双的全国性搜索。不错，如果俄国是大象们的祖国，为什么它不会也是红色贝多芬的故乡呢？
日丹诺夫再次提醒国内的作曲家，1936年《真理报》社论提出的批评依然有效：国家需要的是音乐，和谐优美的音乐，而不是混乱。罪魁祸首名叫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哈恰图良、米亚斯科夫斯基和舍巴林。他们的音乐堪比马路冲击钻，是“音乐毒气室”制造出来的声音。日丹诺夫用的词是“图什古巴卡”，这是一种卡车的名字，法西斯曾开着它到处转，排出的废气闷死了车里那些受害者。
斯大林向他们保证，他们都是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但红色贝多芬是个巨大的齿轮，很难躲藏。这事情不证自明，他必须是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党员。这些条件让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被幸运地排除在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指定是亚历山大·达维坚科，他曾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的领导之一。他的歌曲《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是为庆祝红军1929年在中国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创作的，比《相逢之歌》更流行。由领唱、合唱团、钢琴师、小提琴手、弦乐四重奏共同演出，它振奋和鼓舞了这片土地整整十年。某种程度上，它似乎有可能要取代所有其他能听到的音乐。
五天后，日丹诺夫召集七十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开会，讨论形式主义的持续腐蚀；几天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官方判决《论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曲家认识到，他的音乐根本不是他以为的那样旋律优美、充满爱国热情，其中最好的部分也是鸭叫和猪哼。他也被宣判为形式主义者，上了一道“混乱的、神经病理学的菜品”，以迎合“一小撮专家和美食家”。为了拯救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不是为了免受皮肉之苦），穆拉杰利做出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释：他被别人误导了。他受了骗上了当，尤其受到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特别是他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影响，因此误入歧途，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达维坚科的履历毫无瑕疵。他曾在莫斯科孤儿院教课；曾在制鞋工人协会、纺织工人协会，甚至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指导过文艺活动。他写过一部关于1905年革命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歌剧。还有，还有……尽管有这些资历，他仍然是《他们想要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曲作者。当然，这是首旋律优美的作品，完全没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不知为何，达维坚科没能在如此伟大的成功上有所建树，赢得斯大林一直想授予他的头衔。这也可能是他的好运。一旦被加冕为红色贝多芬，最终命运可能就跟红色拿破仑一样。或者像鲍里斯·科尔尼洛夫那样，他是《相逢之歌》的词作者。所有被他放进《相逢之歌》的大受欢迎的歌词，所有那些吟唱出这些歌词的嗓子，都没能拯救他，他在1937年被捕，在1938年被“清洗”，他们喜欢这样说。
穆拉杰利不仅犯了这种政治历史错误，也犯了同样粗劣的音乐错误。他在歌剧里加进了列津斯基舞，他肯定知道，这是斯大林喜爱的舞蹈。但作曲家没有挑选道地的、为人熟知的列津斯基舞，以此赞美高加索人的民间传统，而是傲慢地选择用“列津斯基舞的风格”创造他自己的舞蹈。
搜寻红色贝多芬可能是场喜剧；只是，围绕在斯大林身边的事物没有一样是喜剧。伟大领袖可以轻易地决定，红色贝多芬没有出现，跟苏联音乐生活的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那些颠覆者和破坏者的行为。那么，谁可能想在寻找红色贝多芬行动中暗中使坏？对，当然是形式主义音乐家！只要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足够的时间，他们肯定能揭露音乐家们的阴谋。这可不是玩笑。
穆拉杰利是格鲁吉亚人，很了解它的历史；但不幸的是，斯大林也是格鲁吉亚人，更了解它的历史。穆拉杰利描绘了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对抗红军；但斯大林（不仅因为他有个奥塞梯族的母亲）知道1918至1920年期间真正发生了什么：格鲁吉亚人和奥塞梯人齐心协力帮助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保卫革命。是车臣和英古什人的反革命行为在阻挠未来苏维埃人民缔结伟大的友谊。
*
在1948年1月5日——草草观看《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演出后的十二年，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又出现在了莫斯科大剧院，这一次，是来看瓦诺·穆拉杰利的《伟大的友谊》。作曲家是苏联音乐基金会的主席，为自己音乐的优美动听、拳拳爱国之心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特色而感到自豪。他这部歌剧专门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而创作，制作豪华，已经获得了两个月的巨大成功。其主题反映了内战期间党是如何在北高加索地区巩固政权的。
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报道过，美国没有政治犯，只有刑事犯；阿尔·卡彭在恶魔岛的单人囚室时，给赫斯特出版集团写过反苏的文章。他们还指出，美国人有着“原始的厨艺和原始机械的感官追求”。他无法判断后者是什么样，虽然在音乐会幕间休息时，他和一个女人发生了一段奇怪的小插曲。当时，他待在一块绳子圈起来的地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执着地叫着他的名字。他以为她想和他讨论他的音乐，就表示她可以进来。她站在了他面前，带着明亮而坦诚的友好说，“你好，你很像我的侄子。”
那个主犯也不许继续自行其是，无人看管。那些擅长教条式语言的，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真理报》社论的措辞，会注意到其中跟电影配乐的隐含关联。斯大林很欣赏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为“马克西姆三部曲”所作的音乐；而众所周知，日丹诺夫每天早上都要为妻子弹奏《相逢之歌》。那些高层认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并非注定失败无能，他有能力——如果得当——写出清楚明白的、现实主义的音乐。艺术属于人民，就像领袖教导的；对苏联人民来说，电影比歌剧用处更大，价值更高。就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现在接受了正确的指引，结果在1940年，他获得了劳动红旗，以专门表彰他在电影配乐方面的成就。如果他继续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事实会确凿地证明将有更多的荣耀在等着他。
这听上去像是间谍们的接头暗号，让他有所警惕。他问，这位侄子是否碰巧是俄国人？
但那些懂得信仰——因此也就是权力——如何运作的人，对他了解更深。这个罪人也许已平反昭雪，但这并不意味着罪恶本身从地球表面被抹去了；还差得远呢。如果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曲家都会犯错误，这错误该多致命，对其他人该多危险。所以，罪恶必须被命名、被重申，要永远警惕它的后果。换句话说，《混乱取代了音乐》成了学校课文，成了艺术学校音乐史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她回答，“他是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不，百分之一百一。”
那些不了解他的人，还有那些隔开一段距离听他音乐的人，也许会想象1936年的创伤已经过去了。他承认创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错，而权力及时纠正了他。悔恨中，他为那些公道的批评创作了一个苏联艺术家的创造性回答。然后，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写出了《第七交响曲》，其中反法西斯主义的寓意在全世界回荡。就这样，他得到了宽恕。
他等着她说起他的音乐，或者那场他们都出席的音乐会，但是她已经表达完了，带着另一个明亮而坦诚的微笑，她离开了。他很困惑。那么，他看上去像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别人看上去像他。这什么意思，或它有意思吗？
他在战争流亡期间，最美好的记忆都是这样的简单琐事：他和加莉娅逗一窝猪玩，想要抓住那团哼哼乱叫、长满硬毛的猪肉；或者是马克西姆那个著名的动作，模仿一个保加利亚警察系鞋带。他们在伊万诺沃的一处老房子度过了夏天，第69号养殖农场成为作曲家们的临时机构。在那里，他在一张桌子上创作了《第八交响曲》，这张桌子实际上是一块钉在“前鸡舍”内墙上的木板。他能一直专心工作，无视周围的混乱和不适。这是他的救赎。其他人会被日常生活的声音分了心。普罗柯菲耶夫会恼怒地赶走马克西姆和加莉娅，仅仅因为他们出现在了他耳力能及的地方；但他本人，对这些噪音无动于衷。吵到他的只有狗叫：那些顽固不歇的、歇斯底里的叫声打断了他脑海里听见的音乐。这就是为什么他喜欢猫，而不是狗。猫总是高高兴兴让他创作。
当他同意来参加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大会时，他知道，他别无选择。他也怀疑他可能只是一个陈列的傀儡，一个苏联价值观的代表。他曾经以为，一些美国人会比较热情，另一些会怀有敌意。有人告知他，大会之后，他会到纽约之外去旅行，参加纽瓦克和巴尔的摩的和平集会；他还会在耶鲁和哈佛演讲和演奏。其中一部分邀请在降落拉瓜迪亚机场之前就已经被取消了，这他一点都不惊讶；当美国国务院提前遣返他们时，他也不觉得失望。所有这些都在意料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对他本人来说，纽约成了最耻辱、最充满道德羞愧的地方。
*
前一年，一个在苏联领事馆工作的年轻女子，从一扇窗户跳了出去，要求政治庇护。因此，在大会期间，有个人每天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外面走来走去，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肖斯塔科维奇！从窗户跳出去！”。有人提议说，在苏联代表团居住的大楼周围支起一张网，这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跳出来，投奔自由。到大会结束时，他知道了那份诱惑——但只要他跳出来，他敢肯定，不会有任何网兜住他。
尽管如此，还是会偶尔出现极其淘气的情况。一次，马克西姆捏造了一起自行车事故，假装受了伤，也许甚至失去了知觉，只是为了在看到父母心慌意乱时，一下子跳起来大笑。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这样跟马克西姆说（因为通常总是马克西姆淘气）：“请到书房来见我。我要跟你严肃地谈一下。”即使这样的话，都会给男孩带来某种痛苦。在书房里，他会让马克西姆写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发誓再也不那样做了，然后在这份宣誓书上署上姓名和日期。如果马克西姆再犯同样的错，他会把男孩叫到书房，从抽屉里拿出那份写好的宣誓书，让马克西姆大声读一遍。尽管男孩的羞耻经常让人感觉好像惩罚又回来拜访这位父亲了。
不，不是这样；这不诚实。他不会对着人行道跳，理由很简单，他不想跳。这些年来，他多少次威胁要自杀？不计其数。但有多少次他真的尝试了？一次也没有。这并不是说他不当真。在那一刻，他是真的想自杀，如果说可以真的想自杀，而不用转化成行为本身。有一两次，他甚至带着买好的药片去工作，但从来没打算保密——因此，在几个小时的眼泪汪汪的争论后，药片被没收了。他用自杀威胁过他母亲，威胁过塔尼娅，然后是妮塔。都很真诚，也都很孩子气。
加莉娅和马克西姆很少受罚。如果他们淘气或说谎，他们的父母立刻就会极度焦虑。妮塔会皱起眉头，责备地看着孩子们；他会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抽烟。这种无声的痛苦，对孩子们来说，常常就足以成为惩罚。再说了，整个国家就是一个惩罚的牢房：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这么早就看见他们一辈子会看够了的东西？
塔尼娅对他的威胁一笑了之，他妈妈和妮塔却很当真。当他在作曲家协会受尽屈辱后回到家，是妮塔开解了他。不过，拯救他的不仅仅是她的精神力量；也在于他这方面，他真正明白了他在做的是什么。这次，他没有用自杀威胁塔尼娅，或者妮塔，或者他妈妈；他威胁了权力。他对作曲家协会说，对那些削尖爪子抓挠他灵魂的猫儿们说，对季洪·尼古拉耶维奇·郝连尼科夫说，对斯大林本人说：看，你们让我沦为什么了，很快，你们手上，良心上，就将是我的死亡。但他明白，这是一个空洞的威胁，权力都不需要做出明确的回应。它可能会这样说：好，动手吧，然后我们会把你的故事告诉全世界。这个故事说的是，你如何牵涉图哈切夫斯基的谋杀阴谋，这几十年来你如何策划破坏苏联音乐，如何腐化年轻作曲家，试图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在一个马上就要大白天下的音乐家阴谋中挑头主事。这一切都会在你的绝命书里写得明明白白。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能自杀：因为他们会偷走他的故事重新写过。他必须掌握自己的人生故事，哪怕只是以自己无望而歇斯底里的方式。
他喜欢翻纸牌打发时间，这能让他平静下来；或者和朋友们打牌，只要能来钱。虽然他不够强壮，也不够协调足以参加比赛，但他喜欢当裁判。战前，在列宁格勒，他获得了当足球裁判的资格。当他们流亡到古比雪夫的时候，他组织了排球比赛，担任裁判。他会用不知何时学会的英语短语，庄严宣告：“现在是排球比赛时间。”然后再用俄语补充一句体育评论员喜欢说的话：“无论天气如何，比赛都要开始。”
激起他道德羞愧的人名叫纳博科夫。尼古拉斯·纳博科夫。他多少算个作曲家吧。1930年代离开俄国，在美国安了家。马基雅维利说过，永远不要相信一个流亡者。这个人很可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就好像这样让事情好看一些似的。
妮塔热爱滑雪和登山；但他只要感觉到滑雪板下狡诈危险的雪，就会陷入濒死的恐惧。她喜欢拳击比赛；他无法忍受看着一个人几乎把另一个人打死。他甚至不能掌握最接近自己艺术的运动形式：舞蹈。他能写出一首波尔卡，能在钢琴上快活地弹奏它，但如果把他放进舞池，他的脚会不听使唤。
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第一次公开会面时，纳博科夫坐在前排，正对着他，近得差点碰到彼此的膝盖。这个俄国人穿着一件裁剪入时的美式花呢夹克，头发油光光的，友好中带着傲慢，说，他们所在的会客厅叫派罗奎特屋。他解释说，派罗奎特的意思是鹦鹉。他把这个词翻译成了俄语。他得意地假笑着，好像所有人都很明白其中的讽刺。因为他把自己安排在前排就座，这份自在暗示了实际上是美国当局在付他钱。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已经很焦虑了，这让他更不安。他要点烟，却折断了火柴；或者，因为分神，烟灭了。这个穿花呢衣服的流亡者总是拿出一个打火机，在他鼻子底下娴熟地按动着，好像在说，从窗子里跳出来吧，你就能得到一个跟我的一样的精致闪亮的打火机了。
除了这些为人父母的伸展运动，他没有对身体进行过别的训练；他仅仅只是住在身体里。一次，一个朋友向他展示了所谓的知识分子体操。你拿一个火柴盒来，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到地板上，然后弯下身子，一根一根捡起来。第一次练习时，他就失去了耐心，几把抓起火柴，塞了回去。他没有放弃，但下一次，他刚刚弯下腰，电话就响了，立即要他去；于是女管家被指派去捡起那些火柴。
任何有一点点政治认识的人都知道，他发表的演说不是他写的：包括星期五的简短演说和星期六的长篇大论。讲稿只是提前给了他，指示他为演讲做准备。自然，他没做准备。如果他们来指责他，他会指出，他只是个作曲家，不是个演说家。他快速、单调而含糊地念完了星期五的演说，强化了这个事实：他对讲稿真的不是很熟悉。有标点符号的地方，他都直接往下念，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停顿不是为了效果也不是为了反应。这和我绝对没关系，他的方式如此坚持道。而当翻译员读英文版本时，他无视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的凝视，也没点烟，怕它熄灭。
他教导加莉娅和马克西姆永远不要撒谎，永远要有礼貌。他坚持孩子要彬彬有礼。马克西姆很小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女人上楼，你应该走在她前面，女人下楼，你应该跟在她后面。两个孩子开始练习自行车时，他让他们知道交通法规，就算在最空旷的林间小路上骑行，也要这样做：伸出左臂，表示要左转弯了，伸出右臂，表示要右转弯了。在古比雪夫，他还监督他们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他会打开收音机，然后三个人一起跟着做操，那个叫古德耶夫的家伙会用精神饱满的声音这样指导：“很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第一节……”诸如此类。
第二天的演讲不一样了。他感觉到它在手上的长度和重量，所以，他没有提前警告那些关心他幸福的人，只读了第一页，就坐了下来，把全文留给了翻译。在英语版本被读出来时，他跟着看俄语版本，好奇地发现“自己”对音乐、和平的老一套看法，还谈到了针对音乐与和平的危险。他一开始就攻击了敌视和平共处的人，还有一伙军人和煽动仇恨的人的好战行为，这些人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尤其谴责了美国政府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建造军事基地，谴责它对国际义务和条约的挑衅和践踏，谴责它研发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相当无礼的举动，迎来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他爱他的孩子们（乐观），但不确定是不是个好父亲（悲观）。有时候，他觉得他对孩子们的爱不太正常，甚至有点病态。是的，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就像那句格言所说。
然后，他用恩赐的态度向美国人解释，在这个地球上，苏联音乐体系如何比其他所有的都高级。这个体系有许多乐团、军乐队、民间团体、合唱团，证明了在促进社会发展发面，音乐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譬如说，苏联中亚和远东地区的人民在近些年都摆脱了沙皇专制下的文化殖民的最后残留。音乐发展的范围和水平史无前例，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还有苏联其他边远地区的人民，都从中获益。在演说的过渡段落，他特别抨击了汉森·鲍德温先生，那个《纽约时报》的军事编辑，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苏联中亚地区的人口进行了轻蔑的报道，这些内容他当然没有读过，也没有听说过。
只有极少数地方，乐观和悲观能幸福共处——事实上，就是对生存来说两者都必须存在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家庭生活。所以，比如说，他爱妮塔（乐观），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好丈夫（悲观）。他是一个焦虑的男人，也知道这种焦虑会让人心里只有自己，不是个好伴侣。妮塔会出门上班，她一到单位，他的电话就会追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他明白这很讨人嫌；但他受焦虑左右。
如此大的进步，他继续说，必然会使人民、党和苏联作曲家之间更为亲密，更增了解。如果作曲家必须引导人民，鼓舞人民，那么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必须引导和鼓舞作曲家。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精神，这样，如果一个作曲家不小心陷入了狭隘的主观主义和内省的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或世界主义；如果——简而言之——他脱离了人民，他就会受到警告。他本人并非没有在这方面犯过错误，他曾经背离了一个苏联作曲家的正确道路，没有去反映重大题材和时代面貌。他曾经丧失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想取悦于一个狭隘的矫揉造作的音乐家阶层。但人民不会对这样的迷失漠不关心，因此他受到了公开的批评，它们将他带回了正确的道路。他对这样的错误已经道过歉，现在他要再次道歉。他将争取在未来做得更好。
成为俄罗斯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成为苏联人，就是成为乐观的人。权力永远不明白这个。它认为，把宣传喂给剩下的人，就能得到乐观主义。但这里面的逻辑在哪里？就如他们通过音乐官僚和报纸社论，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措辞，一直在告诉他，他们想要的就是一个“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
如此老套乏味，至少他希望在美国人听来是如此。他必须要悔罪，尽管是在他乡。但然后，他的目光跳过几行讲稿，惊呆了。他看到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名字出现在文章中，一个美国口音正念到它。首先，是对所有这类音乐家的泛泛谴责，他们相信为艺术而艺术，而不是为人民而艺术，这一态度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音乐的堕落。他听见“自己”说，这种堕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他加入了反动的现代音乐家门派，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切断了与人民的联系。在流亡中，这位作曲家表现出道德的荒芜，这一点在他的虚无主义创作中尽显无遗，其中，他抛弃了人民，称他们是“从不在我考虑范围之内的一个量词”，并公开吹嘘“我的音乐从不表达任何现实”。他如此确认了他的创作毫无意义，缺乏内容。
屠格涅夫不合他的文学趣味：太文明，不够荒诞。他更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最好的是果戈理。不过就算是屠格涅夫，缺点再多，他也有一种真正的俄罗斯悲观主义。事实上，他明白，成为俄国人，就是成为悲观的人。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不管你怎么刷洗一个俄罗斯人，他依然是俄罗斯人。这是那些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他们想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俄罗斯人，缺点再多，也不是机器。所以他们忙活的并不真的是设计工程，而是揉搓。揉搓，揉搓，揉搓，让我们洗掉这种旧属性，在上面涂上闪亮的崭新属性。但这永远行不通——涂料一抹上，就簌簌往下掉。
被认为此语出自他之手的作者，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而他的内心翻山倒海，羞耻和自蔑如潮汹涌。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去看这些接下来的内容？他或许能改变它，加入一些修正——哪怕只添加在他会诵读的俄语版本中。他愚蠢地认为，他对自己演说的公然冷漠，会显示出一种道德上的中立。太傻太天真。震惊中他几乎都不能集中精神，而美国声音已转向普罗柯菲耶夫。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最近也偏离了党的路线，要是他不能留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将会故态复萌，再次跌入形式主义的危险深渊。不过，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无药可救，普罗柯菲耶夫还有救，只要他能警醒过来，追随正确的道路，他依然会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那时，她正用刀子抵住你喉咙。
他做了总结，对世界和平的热望与对音乐的无知偏执结合在一起，当然他再次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这实际上是苏维埃的喝彩。观众席提了一些无伤大雅的问题，他在翻译以及一个忽然出现在他身旁的友善顾问的帮助下与他们对谈。然后他看见一件花呢夹克站了起来。这次不是在前排，而是在观众可以看见和听见接下来的讯问的地方。
她只是收下欣然奉上的
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先生用一种温和的攻击方式，表示他非常理解作曲家是以官方立场出现在这里的，他演说里所表达的观点是斯大林政府的传声筒。但他希望能把他当成一个作曲家，而不是一个传声筒，向他提出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就像一个作曲家对话另一个作曲家。
她从不靠暴力拿走什么；
“你是否赞同苏联媒体和苏联政府每天对西方音乐的大量粗暴的谴责？”
俄罗斯，我珍爱的母亲，
他感到顾问在对他耳语，但他不需要他。他知道怎样去回答，因为别无选择。他已经被带着穿过了迷宫，来到了最后的房间，这里没有食物作为奖赏，只有他爪子底下的陷阱活门。因此他用一种单调的咕哝，回答道：
他想不起来乞丐的军营下流歌了。相反，想起来的，是上世纪的一首士兵之歌。他不知道调子，只记得以前浏览屠格涅夫信件时扫到的歌词：
“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看法。”
一次，他从莫斯科回来，带着……不，他想不起来了。开了几天，火车停在一个长长的、灰不溜秋的站台上。他们打开窗，探出头。清晨的太阳映入眼帘，耳边响起某个乞丐嘶哑的下流歌曲。他们是不是给了他一些香肠？伏特加？几个戈比？为什么他会依稀记得这个车站，在成千上万人中依稀记得那个乞丐？是跟一个玩笑有关？他们某个人是不是开了个玩笑？到底是哪个人？不，这不好玩。
“你个人赞同在苏联音乐厅禁止西方音乐？”
他坐软卧车厢出行，还算好，因为硬卧车厢就像隔离潜在伤寒疫情的病房一样。为了预防感染，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串大蒜避邪物，每个手腕上也套了一串。“这味道会让女孩避而远之，”他会这样解释，“但战争期间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这给了一点腾挪的空间，他回答道：
战争期间，他和家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古比雪夫。他们在那里很安全，他母亲离开列宁格勒，和他们住在一起后，他的焦虑缓解了。而且，那里没什么猫削尖了爪子抓挠他的灵魂。当然，作为作曲家协会的一个爱国成员，他经常被召到莫斯科。他会为熬过旅途，准备足够多的蒜肠和伏特加。“最好的鸟儿是香肠”，在乌克兰人们常常这么说。火车经常会停靠好几个小时，有时是好几天；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因为军队调动，或者煤不够了，旅程就被打断了。
“如果音乐不错，可以演奏。”
对他本人来说，他同意。瓦格纳有个卑鄙的灵魂，并且被展现了出来。他在排犹和对待其他种族的态度上，表现出邪恶。因此，他不可能是天才，哪怕他的音乐金光闪亮。
“你个人是否同意在苏联音乐厅禁演亨德米特、勋伯格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
这两样东西互不相容。你同意吗？
此刻他感到汗从耳朵后面流了下来。在他和翻译商量的那一瞬间，他脑子里掠过元帅抓起钢笔的情景。
天才和邪恶
“是的，我个人赞成这些行动。”
这一切是一场黑色喜剧；尽管它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普希金曾借莫扎特之口，说了这样的话：
“你个人是否赞同你今天在演讲中表达的对你自己音乐的看法，以及对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的看法？”
*
“是的，我个人赞同这些观点。”
棕色瘟疫也包括瓦格纳，那位总是被权力投入使用的作曲家。整个世纪中，根据政治需要，他一会儿流行一会儿过时。《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俄罗斯母亲拥抱了它的新法西斯盟国，就像一个中年寡妇拥抱一个年轻强壮的邻居，因为激情来得晚，所以毫无理智，抱得更热情。瓦格纳又成了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爱森斯坦被派往莫斯科大剧院导演《女武神》。但不到两年，希特勒便入侵俄罗斯，瓦格纳又变回卑鄙的法西斯，一坨棕色糟粕。
“你个人是否赞同，日丹诺夫部长对你和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所表达的看法？”
如果政权作了让步，人民也会让步。他发表了别人为他写的政治演说，但是——世界是如此颠倒啊——那些演说，其情感，如果不是说语言，他真的很认可。在一个艺术家的反法西斯集会上，他说了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和德国暴徒的伟大战斗”，还有“从棕色瘟疫中解放人类的使命”。“一切为了前线”，他敦促道，听起来就像权力本身。他的话语自信，流利，具有说服力。“不久，幸福的时代就会到来”，他鹦鹉学舌，模仿斯大林向艺术家同行许诺。
日丹诺夫，那个从1936年起就在迫害他的人，那个禁止他的音乐，嘲弄他、威胁他的人，那个将他的音乐比作钻路机和移动毒气室的人。
暴虐颠倒了世界，这话是老生常谈；但是实话。在1936到1948年的十二年间，他感觉还是卫国战争期间最安全。等待救援的灾难，正如他们所说。上百万又上百万的人死去了，不过至少苦难变得更加平常，其中包括他暂时得到的拯救。因为，尽管暴虐是幻想狂，它并不必然愚蠢。如果它愚蠢，就不可能幸存；就像如果它有原则，它也不能存活。暴虐明白绝大多数人的某些部分，即那些软弱的部分，是怎样运作的。它花了一些年排除牧师、清理教堂，但如果士兵在牧师祝福下在战斗中表现得更加顽强，那么牧师会因为短期有用而被召回。同样，如果战争期间人们需要音乐打起精神，那么作曲家也会被投入使用。
“是的，我个人赞同日丹诺夫主席表达的那些观点。”
一切又重新开始，因为斯大林又让歌剧踏上旅程。多反讽？但这次不是他的歌剧，而是穆拉杰利的，不过没什么两样，不管是结束还是开始。很自然，那又是一个闰年：1948年。
“谢谢。”纳博科夫说，四顾会堂，仿佛在等待掌声，“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
他希望能藏身在几百个其他参与者中间，却沮丧地发现，他是苏联代表团里的明星。他在星期五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然后在星期六晚上又作了一个长篇演讲。他回答了问题，摆姿势拍了照。人们对他不错；这是一次公开的成功，也是对他生活的最大的羞辱。他只感到自我厌恶和自我蔑视。这是个完美的圈套，而且，因为两部分互不相干，这圈套就更完美。一头是共产主义，另一头是资本主义，他本人在中间。他无能为力，只有在这条带点实验性的明亮通道里穿来穿去，一扇扇门在他面前打开，又在他身后迅速关上。
关于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一个被反复提起的故事：音乐课的故事。这是果戈理会赞同的故事，甚至，是他会写下的故事。1948年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之后，日丹诺夫指示这个国家的优秀作曲家在他的部门开会。在故事的某些版本里，出现的人物只有他和普罗柯菲耶夫。在其他版本里，则是一大群罪人和恶棍。他们被带到一个大房间；平台上立着一张讲台，旁边是架钢琴。没有茶点：没有能驱走恐惧的伏特加，没有能抚慰肚子的三明治。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日丹诺夫在两个下属陪同下出现了。他走到讲台上，俯视着苏联音乐的破坏者。他又一次训斥了他们的邪恶、妄想和虚荣。表示如果他们不想办法补救，他们那些自作聪明的花招，下场会很惨。然后，就在他让作曲家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时，他上演了一场“剧情大逆转”。他走到钢琴边，给他们上了一堂大师课。他毫无章法地重击着，让琴键发出鸭叫和猪哼——这就是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接着，他演奏了一段伤感的新浪漫主义音乐，在电影中，这样的音乐会伴随着一位开始有些傲慢的姑娘最终认识到了真爱——这就是优雅的现实主义音乐，是人民渴望的，也是党要求的。他站起身，嘲弄地半鞠了一躬，手背一挥，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作曲家鱼贯而出，一些人发誓要做得更好，另一些人羞愧得上吊了。
先说好的方面。他的行李箱装满了密纹唱片和美国香烟。他听了茱莉亚学院演奏的三首巴托克四重奏，之后在后台与演奏者见面。他听了纽约交响乐团在斯托科夫斯基指挥下演奏的帕努夫尼克、维吉尔·汤姆森、西贝柳斯、哈恰图良和勃拉姆斯。他本人，用他那双小小的、“不宜弹钢琴”的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一万五千名观众面前，演奏了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掌声如雷贯耳、汹涌不止、好胜心切。是的，美国是一片竞争的土地，因此他们可能想证明他们能比俄国听众鼓得更持久，也更大声。那让他感到窘迫，可能也（谁知道呢）让国务院窘迫。他还会见了那些诚挚欢迎他的美国艺术家：亚伦·科普兰、克利福德·奥德茨、阿瑟·米勒，还有一个叫梅勒的年轻作家。他收到了一大本欢迎他来访的名册，有四十二个音乐家在上面签名，从阿缇·肖到布鲁诺·瓦尔特。好的方面差不多就这些了。这是柏油桶里的几勺蜜。
这当然从未发生过。日丹诺夫一直在训斥他们，直到他们耳朵都听出了血，但他太聪明，不可能让他肥胖的手指那样亵渎琴键。即使如此，通过每一次复述，直到有些据称在场的人确认说，是的，就是那样，这个故事获得了可信性。他心里也部分希望和权力的这一对话真的发生过，对话中，权力傲慢地选择了对手的武器。然而，这一逸闻迅速添加进此时流播的可信神话的曲库中。重要的就不再是一个特别的故事到底符不符合事实，而是它预示着什么。尽管情况也是，故事越传越真。
是的，他们甚至问他这种问题。如果在祖国，你被抽别洛莫尔的人监视，那么，在这里，在美国，你被媒体监视。飞机降落后，一个记者抓住一个空姐，探听苏联代表团在飞机上的行为。她回答说，他们和同伴们闲聊，喜欢喝干邑马提尼、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这样的信息适时地登在《纽约时报》上，好像它真的很有趣似的！
他和普罗柯菲耶夫一起受到了攻击，一起被羞辱，一起遭禁，一起解禁。但在他看来，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永远不会真的明白发生了什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音乐中，他都不是一个懦夫；但他将所有事情，甚至包括日丹诺夫疯狂而残忍地攻击整个知识界，都看作个人困境，对此，某处存在着一个解决办法。这边是音乐，是他个人的特殊天分；那边是权力、官僚和政治化的音乐理论。只是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做到了就可以让他继续做自己，继续写自己的音乐。或者，这么说吧：普罗柯菲耶夫完全没能看到眼下发生的一切中的悲剧部分。
“嘿，肖斯蒂，你喜欢金发还是棕发？”
*
“嘿，肖斯蒂，你喜欢美国吗？”
纽约之旅的另一个好处是：他的燕尾服大为成功，很合身。
“嘿，肖斯蒂，给个微笑！”
飞机将在雷克雅未克降落时，他心想该不该叫来空姐，要一个安非他命吸入器。但现在，有没有都没什么差别了。
那是在拉瓜迪亚机场，已经很晚了。他尽力举起帽子挥了挥，其他代表也这么做了。
他猜想，这可能是纳博科夫同情他的困境，以一种煞费苦心的方式，向其他代表解释他的真性情被隐藏在了公共面具之下。但如果是这样，他要么是收了钱的傀儡，要么是政治白痴。为了揭露在斯大林政权的光芒下没有个人自由，这人很乐意去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因为那正是他在做的事情：如果你不想“从窗户里跳出去”，那为什么不将脑袋伸进我为你编好的绞索里？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然后去死？
“嘿，肖斯蒂，看这里！对着我们挥一下帽子！”
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外面，一个示威者拿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肖斯塔科维奇——我们懂的！但他们懂什么呢，即使像纳博科夫那样曾在苏联政权下生活过一小段时间的人。他们会自鸣得意地回到他们舒适的美国公寓，很高兴自己一整天都为了善、自由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想象力，这些华丽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三五成群，热情地来到俄国，带着宾馆、午餐和晚餐的折扣券，每个人都经过了苏联政府的核准，每个人都热衷于看见“真实的俄国人”，热衷于发现“他们真实的感受”和“他们真正的信仰”。而他们最不会被告知的就是这些，因为你不用是个妄想狂都可以知道，每组人里都有一个告密者，他们的向导也会尽职尽责地向上面汇报。一次，有这样一群人来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诡计。你们听说我们有些艺术家遭到迫害？没影儿的事，这只是你们政府的宣传。你们想见见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看，他们就在这里，想问他们什么就问什么。
最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美国记者的行为。旅程一开始，他们就到法兰克福机场打前站，埋伏在那里。他们大声提问，照相机杵到他脸跟前。他们有一种欢快的粗鲁，价值优越感爆棚。他们喊不出你名字的发音，这是你名字的错，不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就把名字缩短了。
这些西方的人道主义者，早已天真地抱定了对斯大林的一腔热忱，能想出来的最聪明的问题，就是问阿赫玛托娃怎样看日丹诺夫主席的批评和中央委员会对她的谴责。日丹诺夫说过，阿赫玛托娃用她诗歌中腐烂和腐化的精神，毒害了苏维埃青年的心灵。阿赫玛托娃站起来回答，她认为日丹诺夫主席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些心里有事儿的访问者，早就抓着他们的餐券离开了，反复对彼此说西方关于苏联的看法都是诽谤与幻想；艺术家不仅被善待，而且允许与权力最高层交换意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这些都证明了艺术在苏联的价值，远远高于在他们堕落的祖国。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期待？当然不是戴着高礼帽、穿着星条旗背心的卡通资本家，在第五大道上大步走来，脚下践踏着饥饿的无产阶级。他期待的，最多是一片鼓吹着自由的土地——但他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可能他想象过一个结合了技术进步、社会和谐与文明有礼的先驱国家，正蒸蒸日上。在这个国家的公路上旅行一圈后，伊利夫和彼得罗夫写道，想到美国他们就变得忧郁，而美国人想到美国就正相反。他们还报道说，美国人和他们自己的宣传相反，本性很被动，因为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说都经过了预先处理，从想法到食物。甚至连奶牛也在田野里一动不动，看上去就像浓缩牛奶的广告。
不过，他更反感那些著名的西方人道主义者，他们来到这里，告诉它的居民，他们生活在天堂。马尔罗赞美了白海运河，但从未提及它的建设者们一直干到死。福伊希特万格奉承斯大林，“理解”公开审讯是民主进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歌唱家罗伯逊为政治杀戮大唱赞歌。他更厌恶罗曼·罗兰和萧伯纳，他们轻率地赞美他的音乐，却忽视了这时候权力是怎样对待他和所有其他艺术家的。他假装病了，拒绝和罗兰见面。但两人中萧伯纳更糟糕。在俄国还有饥饿吗？他自问自答。胡说，我吃得很好，就跟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这是他说的，“你用‘独裁者’这个词吓不倒我”。于是这个轻信的傻瓜和斯大林亲切交谈，什么也没看见。尽管说，他又为什么该害怕一个独裁者呢？从克伦威尔时代之后，他们英国再也没有独裁者了。他被迫给萧伯纳送去了他的《第七交响曲》的谱子。他应该在谱子封面的签名边，添上饿死农民的数字，而这位剧作家却在莫斯科吃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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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明白点的人，他们支持你，但同时也对你感到失望。这些人没有领会关于苏联的一个简单事实：在这里说真话是不可能的，除非不想活了。这些人以为，他们知道权力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希望你去斗争，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处在你的位置，他们也会这么做。换句话说，他们想要你流血。他们想让艺术家去做斗士，公开和野兽对抗，血溅沙场。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英勇就义，说真的。”好吧，只要有可能，他会努力让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失望。
但斯特拉文斯基不会来。他发了一封冷漠而到位的电报：“很遗憾不能前往欢迎苏维埃艺术家来这个国家访问。但我所有的道德和审美信念都反对这种姿态。”
这些自认为是朋友的人，他们不理解的是，他们和权力本身多么相像：无论你给了多少，他们都想要更多。
他对美国曾有过怎样的希望？他曾期望能和斯特拉文斯基会面。即便他知道这只是个梦想，事实上是幻想。他一直仰慕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几乎没错过一次《彼得鲁什卡》在马林斯基剧院的演出。在《婚礼和弥撒》的俄国首演上，他弹奏双人钢琴，公开演奏《A大调小夜曲》，将《诗篇交响曲》改编成四手联弹。如果20世纪只有一位作曲家可以被称作大师，那就是斯特拉文斯基。《诗篇交响曲》是音乐史上最辉煌的作品之一。所有这些，他如是宣称全部属实，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
每个人都想从他那里得到比他能给出的更多的东西。而他想给他们的，只有音乐。
现在，在回程的航班上，他的看守让他一个人待着。抵达莫斯科还要三十个小时，途中会在纽芬兰、雷克雅未克、法兰克福和柏林停降。旅途至少比较舒适：座位不错，噪音可忍，空姐打扮得很得体。她们带来了盛在瓷盘里、铺着亚麻布、配以厚重餐具的食物。政治家一样肥胖油亮的大虾，在蘸虾调料里浮荡。一块方方正正的牛排，旁边配着蘑菇、土豆和青豆。还有水果沙拉。他吃起来，但主要是在喝酒。他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头晕了。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杯接着一杯，但还是没有让他失去知觉。没人阻止他，无论乘务员还是他的同伴们，他们听上去很快乐，估计也喝得一样多。然后，上了咖啡，机舱似乎变暖和了，所有人都睡着了，包括他本人。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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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象的对话中，他和这些失望的支持者交流，有时他会在开始时稍微解释一下那个他们几乎忽视了的基本事实：在苏联，你几乎买不到创作的稿纸，除非你是作曲家协会的成员。他们知道这个吗？当然不知道。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毫无疑问他们会如此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你肯定可以买到白纸吧？然后自己用尺子和笔，画出自己的谱纸。你肯定不会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你的艺术吧？
恐惧：制造恐惧的人知道些什么？他们知道它起作用了，甚至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但不知道它感觉起来如何。“狼说不出羊的恐惧”，正如他们所说。当他在列宁格勒等着“大房子”的命令时，奥伊斯特拉赫正在莫斯科等着被捕。这位小提琴家向他描述过，他们怎么一夜又一夜跑来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个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家和对门那家。第二个晚上，警车又来了，他们听到楼下房门砰地关上，脚步声沿着走廊过来了……进了另一间公寓。奥伊斯特拉赫说，就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而且，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
有道理，他会这样回答，那让我们谈谈事情的另一面。要是你被宣布为国家公敌，他就有一次被宣布是，那么所有你身边的事物都会受到牵连和影响。你的家庭和朋友，那是肯定的。但甚至可能还包括一个指挥，只要他正在演奏，或曾经演奏过，或提议要演奏你的某个作品；还可能是四重奏的成员；或者一个音乐厅，不管多不起眼，只要曾上演过你的作品；还有观众。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指挥和独奏者突然来不了了？有时是出于本能的恐惧或可以理解的谨慎，有时是受到了权力的暗示。从斯大林到郝连尼科夫，任何人都能在全国范围内停演他的作品，只要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已经毁掉了他的歌剧创作事业。早年间，他曾跟很多人一样，以为在这一领域他可以写出最好的作品。但自从他们枪毙了《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他再也没有创作过一部、也没有写完任何他已经开始创作的歌剧。
他本人在起飞和降落时，忍受着非资本主义的恐惧。要不是他知道这么做会被立刻记录在案，他一定会试一下这个颓废的西方发明。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肯定还是可以躲在你的公寓里偷偷地写；你可以传播你的音乐；它可以在你的朋友中演奏；它可以偷偷拿到西方去，就像那些诗人和小说家的手稿，不是吗？是的，谢谢，一个好主意：他的音乐新作，在俄罗斯被禁止，在西方演出了。他们能想象这会让他成为怎样的标靶吗？这完美证明了他想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你还能写音乐啊？是的，他还是能写演不了也不可能上演的音乐。但音乐想在它被写下的时代被听见。音乐不像中国蛋：把它们埋在地下，时间越久就越好。
“这是为资本主义瘾君子准备的，好让他们在起飞和降落时麻醉自己。”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说，带着某种装模作样。
但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太悲观了。音乐是不朽的，音乐会永存，会一直被需要，音乐能讲述任何事，音乐……当他们给他解释他自己的艺术的本质时，他充耳不闻。他赞赏他们的理想主义。是的，音乐可能是不朽的，但，唉，作曲家不是。他们很容易就噤声了，甚至更容易就被杀害了。至于对悲观主义的指责，这也不是第一次听说了。他们会抗议：不，不，你不明白，我们只是想帮助你。于是，他们又一次从他们安全、富裕的国土来到了这里，给他带来了一摞摞预先印好的稿纸。
“安非他命吸入器？”
战争期间，乘坐那些缓慢的、充斥着伤寒症的、往返于古比雪夫和莫斯科的列车，他的脖子和手腕上戴着蒜头护身符；它们帮他幸免于难。但现在，他需要永远戴上它们：不是防备伤寒，而是防备权力，防备敌人，防备伪君子，甚至防备好心的朋友。
“安非他命吸入器。”
他敬佩那些站出来跟权力说出真相的人。他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正直。他有时甚至妒忌他们；不过这很复杂，因为这妒忌里有一部分是妒忌他们的死，他们脱离了生的苦恼。当他站在波尔莎娅·布什卡斯卡娅大街公寓的五层，等着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恐惧总是和想要被带走的冲动混杂在一起。他也感觉到了一闪而过的勇气中的虚荣。
一个空姐被叫了过来，花了很长时间解释。最后，他被这样告知：
但这些英雄，这些烈士的死，通常会给予两边满足——一边是发出命令的暴君，一边是那些观望的国家，他们想要在表达同情的时候又能自觉优越——他们没有孤独死去。他们的英雄主义，会让他们周围的许多东西被摧毁。因此，这事并不简单，即便一目了然。
“那是什么？”他指着没有翻译的东西问。
当然，不妥协的逻辑也可以反过来看。如果你保住了自己，你也可以保住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既然你会做任何事来保住你爱的人，那么你也会做任何事来保住自己。因为这是别无选择的，同样也就没有可能避免道德堕落。
航班上，他旁边座位上坐着一名官方保镖，也是看守和翻译，二十四小时前，他成了他新交的最好的朋友。他当然抽别洛莫尔。递给他们英文和法文菜单时，他请他的同伴为他翻译。右边是鸡尾酒、酒精类饮品和香烟。左边，他想，应该是吃的。不，回答说，这是你可以点的其他东西。一根官僚食指在清单上指指点点。多米诺骨牌、跳棋、骰子、双陆棋。报纸、文具、杂志、明信片。电动剃须刀、冰袋、缝纫包、医药箱、口香糖、牙刷、面巾纸。
这是背叛。他背叛了斯特拉文斯基，因此，他也背叛了音乐。后来，他告诉姆拉文斯基，那是他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刻。
战争期间，担心即将到来的长途旅行，他有时会去进行催眠疗法。他本希望坐上出国航班前治疗一次，然后在纽约那周每天一次，回程前再治疗一次。或许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可以直接把他装进一个木箱，准备上一星期的香肠和伏特加，在拉瓜迪亚飞机场卸下，回程时再装回飞机。这样，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旅途怎样？很好，谢谢，我看到了所有希望看到的，同伴们也很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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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好伏特加，极品伏特加——没有什么坏伏特加。”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到古比雪夫，这都是至理名言。但现在他知道了，还有一种美国伏特加，例行添进了水果香味，掺杂着柠檬、冰块和奎宁水，伏特加的味道在鸡尾酒中被掩盖了。因此，也许确实有坏伏特加这种东西。
当他们到冰岛时，飞机临时出了故障，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天，等着换飞机。然后，坏天气不让他们在法兰克福机场登陆，他们只好转道斯德哥尔摩。瑞典音乐家们为他们著名同行的不期而至而高兴。尽管他们请他说出他特别喜爱的瑞典作曲家的名字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穿上了短裤的男孩，或就像那个女学生，对那些艺术创作者一无所知。他刚想提斯文森，就想起来他是挪威人。但瑞典人都太文明了，不会生气，第二天早上，他发现他的宾馆房间里多了一大堆本地作曲家的唱片。
他可以看见美国海外航空公司飞机的机翼和转动的螺旋桨；还有它们就要一头扎入的云层。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位子更好、好奇心更强的，脸贴在小窗上，要最后瞥一眼纽约的地平线。其中六个情绪高涨，他可以听见他们的动静，热切地等待着空姐过来发放第一轮饮料。他们将为演出的大获成功而干杯，让彼此确信，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有力地推进了和平事业，那个战争贩子国务院才会取消他们的签证，提前让他们打包回家。他也盼着空姐和饮料来，但出于不同的理由。他想忘掉发生过的一切。他拉下了带图案的窗帘，仿佛要盖住记忆。不过不管喝多少，机会都不大。
他回到莫斯科后不久，一篇文章以他的名义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他饶有兴致，想了解他据说该有的想法，于是获悉和平大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国务院怒不可遏，因此断然决定缩短苏联代表团的逗留时间。“在回家的路上我对此想了很多，”他看到自己这么说。“是的，华盛顿的统治者害怕我们的文学、我们的音乐和我们对和平的发言，他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真理，不管是什么形式，都阻碍了他们组织起来分裂和平。”
一种恐惧驱除了另一种恐惧，就像新愁让你忘了旧恨。所以，当上升的飞机看上去像要撞到坚固的岩脊时，他开始全神贯注于当下的、迫在眉睫的恐惧：他会成为牺牲品，会粉身碎骨，会立刻灰飞烟灭。恐惧通常也会驱走其他所有情绪；但赶不走羞耻。恐惧和羞耻在他的肚子里快乐地痛饮。
“生活不是在田野上漫步”：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关于哈姆雷特之诗的最后一行。前一行是：“我是孤独的；我的周遭溺没在谎言中。”
他只知道，这是最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