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去狗进日本的时候，需要在检疫所停留几十天。几年前（至少是十二年前……这个之后再细说）日本改了规则，只要提前准备好烦琐的手续，就可以人犬同日入国。
虽然我做过路易的出口，然而进口的手续复杂得多。从有狂犬病的美国带一只狗进无狂犬病的日本，日本对此管理非常严格。
有多烦琐呢？要在狗身上植入芯片，注射两次狂犬疫苗，抽取血清，去指定的检疫所检测狂犬病抗体。如果抗体数据合格，再静等一百八十天，并在进入日本的四十天前，向日本的检疫部门提交申请书。离开美国之前去兽医院做检查，医生判断没问题后，狗才可以上飞机。
路易和父亲在一起时，总跟在父亲身后转，仰头看着父亲的脸。来到我家以后，它也总跟在我和沙罗子的身后，亦步亦趋，随时仰头看我们的脸。“好了，你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不用这么紧张了，放松吧。”沙罗子曾对它说。
十二年前，不对，十三年前，夫那会儿还活蹦乱跳，我和他大吵了一场（我们总在吵架，这次格外激烈），我认真地考虑过阵前逃脱。如果我逃跑，那狗怎么办？我做了调查。当时我养着一只叫小茸的狗。
幸好父亲先死去，路易跟随我去了加利福尼亚。它和普通狗一样，一天散步两次，吃普通狗的食物，减了肥，癫痫也很少发作了。离开父亲身边，路易不再在人吃饭时乱叫，性格变得温和沉稳，又活了两年之后死的。
这次，我和女儿们说起回日本教书的事，女儿们异口同声让我把狗带回去，我当场决定就这么做，是因为之前我做过调查，知道进口一只狗虽然麻烦，却并非做不到。
父亲喂食太多，加上运动量不足，路易成了一只肥狗，一星期要发作几次癫痫，心脏和胰腺都不好。我经常想，万一路易死在父亲前面，那可怎么办。
十二年前还是十三年前？不对，可能是十四年前，我真心考虑过带着狗回日本。
路易是一只巨大的蝴蝶犬，是它从感情上支撑了父亲的八年独居生活。它在父亲的过分宠爱之下变得很没规矩，以为自己是家中的大王，谁训斥它，它就冲谁龇牙。父亲吃饭时，它想跟着吃，会不停地叫，作为家养狗，它再差劲不过了，尽管如此，它与父亲相随相伴，让父亲感觉身边有活物的温暖。从这点看，无论我怎么感谢它，都感谢不尽。
那时我再也不愿意在加利福尼亚委委屈屈地生活下去了。我是一个大活人，却没活出自己。我真心想要离开这个家，在附近租一处公寓。上面两个女儿已经成人单飞，唯有小留让我担心。我一直在想，不能丢下小留不管。不能丢下小留不管。不能丢下小留不管。夫会说，他也有亲权，他定会不择手段发出全力攻击，这件事毫无疑问将纠缠不清。与其如此，不如我在学校门口劫持小留，悄悄带她回日本。
“进口”是专业术语，从日本政府工作人员的角度来看，我把克莱默带回日本，即进口。父亲死后，我把父亲的狗路易带到美国，做过一次“出口”，所以知道大致程序。
2014年，日本也签署了《海牙公约》。公约中规定，夫妻离婚后，一方不能悄悄带孩子回自己的国家。我又想了很多。公约成立后，如果我离开那个家，之后如何生活。我只有用日语写作这一种技能，英语说得结结巴巴，只能找到最低工资的工作，不仅生活困窘，社交也变得有限，我的伤口将无从愈合。在这种生活里，和孩子见面就会成为唯一的盼头，我真要这么活下去吗？
尤其是狗的进口手续。
总之，那一年我只在心里想了想，并没有付诸实施。不过，当年的向日本进口一只狗的计划，现在终于可以实践了。进口的烦琐程度远超出口，何况还是向日本进口克莱默。路易脸皮厚胆子大，克莱默可是一只内向型的细腻狗啊。我带它去兽医院抽血清，它都吓得浑身哆嗦，场面一时混乱。不过现在，我们已进入一百八十天的静候期。
距离回日本教书还有一段时间。有些事不能掉以轻心，不然就来不及了。
回日本生活就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书和衣服得带回去，得买新电脑。车怎么办，健康保险怎么办，要办居住手续，申请个人番号，要考虑的事情太多。还有最根本的，我能融入日本现在的社会气氛吗？心里没底。不过我把这些都暂时放到了一边，一心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怎么把克莱默带回日本，让它没有恐惧，安安稳稳、一步一步地适应在日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