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准儿。”不过我们两个都把注押在了“夏季的雨”上，赔率是1赔9。没想到这匹马居然赢了。“喝一杯吧。”休伯特说。他没问我便径直去吧台点了黑啤。
“‘帕蒂的骄傲’不成吗？”我说。
接着我们又押对了“莎拉的小屋”，但在“莫哈汗小子”和“世界之王”上输了钱。我们又点了几瓶黑啤。“可以试试‘快乐女孩’。”吧台前的一个男人建议。我们听从了他的建议，又赢了一把。现在我们已经净赚了十七英镑。我们兴奋地关注着最后一场比赛，手里紧握着啤酒杯，高声为一匹名叫“马里诺”的马加油。我们并没有在它身上下注。事实上，这一次我们没为任何一匹马下注，因为休伯特预感到好运气已经用尽了。“马里诺”没有赢。
我们挤在人群中，手里攥着参赛马匹的清单。广播里大声宣布入场马匹的名字，周围的人全部陷入热烈的讨论。男人穿着衬衫，女人和小姑娘穿着夏天的裙子。又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
“我们去吃点东西，然后看电影。”休伯特说。
“兄弟，他那种人不会错过任何机会。我准备押‘夏季的雨’。”
草地上散落着观众丢弃的马票和宣传单。博彩的庄家正忙着拆除展台。落日的余晖斜斜地落在移动的人群上，人声如潮水般退去。我的脑子里满是仍在坦普尔迈尔特的帕梅拉。此刻普朗克特太太会在餐厅里再次念起祷文，楼上的老头子感觉到我们又缺席了晚餐。
“说不定，”我说，“他并没有勾引她。”
“《月亮和六便士》怎么样？”休伯特看着报纸说。离开赛马场之后，他买了一份《先驱晚报》，“乔治·桑德斯演的。”
如果这话是在学校里说的，听起来会很不一样。好色的泥瓦匠勾引休伯特表妹的故事会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我可能笑得比谁都大声。故事发生在他的老古板祖父家里，更添了几分喜剧色彩。我们能够想象汉拉恩说“亲一下又何妨”，以及休伯特表妹的尴尬表情。我们能够想象老头子始终被蒙在鼓里，因为休伯特的表妹肯定羞于启齿——这也会成为我们的笑料。休伯特总能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我们在电影院的餐馆里点了两份烧烤，配上茶和蛋糕。我们各自买了烟。《月亮和六便士》散场之后我们去了冰激凌店，随后搭周六的夜班车回到坦普尔迈尔特。我们步行完最后一段路，休伯特又提起了非洲。在进入镇子之前，他说：
休伯特没有回答。他说：“要是当时汉拉恩向她求婚就有意思了。”
“他和我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你知道吗？在我父亲决定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我母亲是个酒吧侍女，你明白吗？”
“你为什么不喜欢帕梅拉？”
我点了点头。这件事我之前就听过。休伯特说：
“他会暴跳如雷，因为他觉得我们应该带上帕姆。”
“直到我父母的葬礼过后我才知道自己有个爷爷。他连葬礼也没参加。”
第二天是周六，休伯特和我去菲尼克斯公园看赛马。我们没吃早饭，又为了赶时间错过了午饭，到达公园的时候第一场赛马已经结束了。“老头子肯定暴跳如雷，”休伯特说，“你知道他对这件事会怎么看吗？”普朗克特太太和帕梅拉会端坐在餐厅里等我们，他说，然后她会叫帕梅拉上楼看看我们是否还在睡觉，之后再亲自上楼查看。“直到她们去问莉莉，她会说我们出门看赛马了。”他的话里多少透着几分得意，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我们离开前，他又向莉莉借了两英镑。
父母同时过世一定是个巨大的打击，这句话我没说出口。在学校里我们常这么想，也会在休伯特的背后这么说。我们都认为这件事对他的影响至深，或许直接导致了他我行我素的性格。
我们来到姑娘们的公寓前，休伯特问是否可以进去喝杯茶，但她们不让我们踏进公寓半步。“我还以为得手了。”他闷闷不乐地嘟囔。换作他的父亲，一定能进去，他说。她们会为他的父亲做一顿饭，并满足他的任何要求。我们走到路口，希望能搭上回坦普尔迈尔特的车。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有一个货车司机让我们上车。
“假如你在他还能说话的时候见过他就好了。他总是骂我，因为他觉得我就是父亲的翻版。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的父亲全靠耍小聪明过日子。他就是个骗子，你明白吗？”
肯恩·麦金托什和乐队开始收拾乐器。我们沿着哈考特街走了一段路，然后搭上11路公交车。两个姑娘是护士。我身边的这个很活泼健谈，她问我外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还问我有没有离开的打算。我把上医学院的计划告诉了她。她说：“等你来上学的时候没准我还能遇见你。”但她的声音里并没有太多期待。虽然还是八月，她已经穿上了一件厚厚的绿色羊绒衫。她的脸扁平、苍白，涂着艳俗的口红。她说为了准时赶到医院，清早五点就得起床。护士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
休伯特常给我们讲他父亲的事。他的父亲曾当过赛马代理，也做过夜店经理，还在银行干过，但每一份工作都不长久，而且都是被解雇的。要么是工作太差劲，要么是手脚不干净。休伯特在学校里从不讳言父亲的劣迹或是母亲的出身。他反而对父亲的死津津乐道，认为那种死法对得起他早年在学校的名声。惨剧发生后，那一群猩猩从马戏团笼子里跑出来，兴奋地在车祸现场上蹿下跳。父亲看到这个场景会很欣慰，他说。
舞会结束时，休伯特挑了两个姑娘，由我们送她们回家。
一轮浅浅的弯月在通往坦普尔迈尔特的路上洒下微光，星星在天幕上闪烁。路上没有车，但即便身后有车灯亮起，我们也不会伸手。我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依然沉醉在赌徒的狂喜中。经过这样的一个下午，休伯特自然应当想起他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曾是赛马场的常客。
我们伴着《时光流逝》《秋叶》和《爱上爱情》起舞。唱歌的是墨点乐队。一个舞伴说：“你的朋友真英俊，不是吗？”
“不用说，出车祸的时候他俩都喝醉了。”
我们在“四省”舞厅遇到的姑娘与休伯特的表妹截然不同。休伯特说她们来自贫民窟，但那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她们打扮入时，还有钱买软饮和香烟。她们的腿上涂着当时流行的液体丝袜，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眼皮上粘着假睫毛。但所有和我跳舞的姑娘要么消瘦，要么臃肿。我想起帕梅拉纤细的身材和美丽的脸庞。她温润的嘴唇犹在眼前。
这其实不难想象，但大声附和似乎有些不妥。我微微点头，问：
“老头子把她当成掌上明珠。当年他也是这么宠她妈的。”
“你是在英国出生的？”
“她看起来没那么无聊。”
“我相信我是在电影院的最后一排出生的。”
在火车上我问他帕梅拉是谁，他说是姑姑的女儿。“她家住在罗斯康芒郡的小地方，每个夏天她都来过暑假。”他对我的其他问题都含糊其词，或是不耐烦地皱皱眉。“帕姆无聊透了。”他简短地总结。
这件事他没有讲过，但休伯特从不撒谎，使我无从怀疑。大厅里那张照片上祖父的长相和他平时描述的分毫不差，比如几乎连成一线的眉毛，或是衬衫的赛璐珞硬领。
“上帝！”休伯特在客厅里嘟囔，然后低声笑了笑。“我敢肯定，”穿过花园时他说，“她记得汉拉恩。那家伙还跟她调过情。”
“散场时她已经站不起来了。电影院的人帮忙找来一个大夫。在救护车赶到之前，她已经像母鸡下蛋一样把我生出来了。”
休伯特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半块黄油酥饼。他朝我摆了摆头，暗示我抓紧时间。帕梅拉又说了一遍自己要去洗头。
我们悄无声息地进了客厅，然后默默回到各自的房间。我原本希望帕梅拉还没睡，因为我们回来得比昨晚要早些。我甚至预想好了见面时的场景：我们掩上大门，帕梅拉出现在客厅里，她邀我们去厨房里喝茶，休伯特拒绝，而我礼貌地接受了。
“但你想去跳舞吧，帕梅拉？”
“帕姆，想打网球吗？”
“不想，不想。”她使劲摇着头。她说自己要洗头。
休伯特说出这样的话，她和我同样惊讶。她的脸上闪过几分困惑，回答的时候甚至有点结巴。
“你们不带她一起去？你不想和男孩们跳舞吗，帕梅拉？”
“我们三个？”她说。
“帕梅拉也去都柏林吗？”休伯特说，“你要去看电影吗，帕梅拉？”
“我们教你三个人怎么打。”
帕梅拉有些困惑地朝外祖母笑了笑。她动了动嘴唇，又把话咽了下去，只是微微摇头。
我们刚吃完周日的午餐，整顿饭都很沉闷，因为休伯特和我在普朗克特太太心里的印象已经大打折扣。她用忠实信使的语气告诉我们，她的丈夫对我们很失望，因为我们没有陪帕梅拉和她去教堂。我忙不迭地道歉，休伯特却无动于衷。“我们赌马赢了一大笔钱。”他说。无论老头子在场与否，这句话都是火上浇油。
“吃不完没关系。”
“我很想打网球。”帕梅拉说。
“你们快点儿吃，要不赶不上火车了。”普朗克特太太说。她挽起袖口，看了一眼藏在里面的腕表。她点了点头，确认自己刚说的话。她转头对外孙女说：
她说去换衣服。休伯特说他可以借我一双网球鞋。
“他来给水管刷过漆。”
他似乎一眨眼间就换了个人，我不知是否是午餐时的尴尬和祖父的不满让他良心发现。随后我意识到，星期天下午无聊极了，还不如和帕梅拉打网球。我明白他为什么说三个人也能打：他的网球水平高出我不止一个档次，在学校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和我联手也打不过他。一想到帕梅拉和我会站在球网的同一侧，我就欣喜不已。
她摇了摇头。
休伯特的网球鞋不太合脚，但我还是把脚塞了进去。帕梅拉换衣服的时候，我和休伯特没打算换。休伯特拿出几把球拍让我选，然后我们来到屋后的球场。我们架起球网，调好高度，开始热身。
“有一个宾奇店里的姑娘，还有一个爱德华兹蛋糕店的。汉拉恩把她们两个都带去了沙丘。你记得汉拉恩吗，帕姆？”
“可能不行了。”帕梅拉说。
“汉拉恩先生是个正派人，”普朗克特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你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休伯特。”
她穿着白裙子和网球鞋，还有同样崭新的袜子。她系了一条白色发带，戴着墨镜，但手里没拿球拍。
“不，不，完全没有。”在外祖母替她回答之前，帕梅拉慌忙张口。她的脸再次变得绯红，不过局促不安并没有令她失色，反而更显可爱。
“什么不行？”休伯特把球击过网，“什么不行，帕姆？”
“我的话吓着帕梅拉了吗？你被吓着了吗，帕梅拉？”
“我们不能打网球。”
“别说这么粗鲁的话，休伯特。”
“谁说的？你的‘不能’是什么意思？”
“汉拉恩总是勾引商店里的姑娘。谁都知道。”
“外祖母说的。”
“这是什么意思，休伯特？”
“为什么不让打？”
“事实上，”休伯特说，“没了他，她过得更好。”
“因为是星期天，而且你们没去教堂。”
“可怜的女人。当个泥瓦匠的寡妇不容易啊，”普朗克特太太向我解释说，尽管我已经知晓，“他六周前从房顶上摔了下来。”
“嗨，别傻了。”
“自从汉拉恩死后，她就孤单得要命。她一见到人就说个不停。”
“他问她我们在干什么。她必须如实告诉他。”
“她真是个好人。”
“白痴老太太。”
“汉拉恩太太说这是她专门为你挑选的蜂巢。”休伯特说。
“我不想打球了，休伯特。”
普朗克特太太的身边放着一只大号的圆形面包板，上面摆了几种面包，她用一把很钝的面包刀缓慢地将面包切片。桌上排着梅子酱、树莓酱，以及我们从汉拉恩太太那里买来的蜂巢。此外还有水果蛋糕、咖啡蛋糕、松饼和黄油酥饼。我们吃完腌牛肉之后，莉莉又端来一盘手指泡芙。她收走了用过的盘子，普朗克特太太对她道谢。
休伯特转身就走。我把球网摇下来，暗自庆幸他没有坚持和我打。
“他们是唱歌的。”
“别生气。”我略带歉意地说。除此之外我不知还能说什么。
“墨点？”
“他不会闹的。”她安慰我。事实上，他确实没闹。屋里并未传来我想象中休伯特与祖母的高声争吵。帕梅拉换回原来的衣服。我脱下休伯特的球鞋。下午茶时间，普朗克特太太在客厅里说：
“很有名的，墨点乐队。”
“休伯特又在生闷气，是吗？”
“我没听说过这位麦金托什先生。”
“要我去叫他吗？”帕梅拉问。
“我们去跳舞，”休伯特说，“哈考特街的‘四省’舞厅。今晚是肯恩·麦金托什。”
“休伯特知道几点喝下午茶，亲爱的。”
“你们要去都柏林吗？”
莉莉又端来一壶热水。她的嘴唇紧闭，心情似乎也不佳。但看样子她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帕梅拉倒了茶。普朗克特太太把自己盘子里的生菜切成精致的细丝。她加上沙拉酱，一丝不苟地把沙拉搅匀。最终她说：
“这么好的天气，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真是可惜。”普朗克特太太说。
休伯特充耳不闻。“别磨蹭，”他提醒我，“如果错过七点半的火车，我们就只能搭便车了，那可不知道要等多久。”
客厅陷入越发凝重的沉默，直到普朗克特太太起身离开。钢琴上响起施特劳斯的乐曲，穿过墙壁隐隐传来。莉莉进来收拾餐具。
“你可不是在酒吧里，休伯特，”普朗克特太太看见他抓起三明治往嘴里塞的时候忍不住说，“帕梅拉，帮我们倒杯茶。”
“或许我们可以出去走走。”帕梅拉说。
除了沙拉，晚餐还有腌牛肉。休伯特抓起了两片黑面包，抹上黄油，自制了一个牛肉三明治。祖母全程都盯着他。她的表情很奇怪，似乎是出于责任感勉强为之。我能看出她的不情愿。我忽然意识到，这是她的丈夫会做的事，她只是在忠实地遵从躺在楼上的丈夫的意愿。休伯特在腌牛肉上抹了芥末，又撒上黑胡椒。普朗克特太太一句话也没说。休伯特执刀的缓慢动作，以及他低声哼唱的弗兰克·辛纳屈的歌，让表妹和我备觉尴尬。帕梅拉不慎把盐罐里的小银勺碰了出来，她的脸唰地红了。
我们走下假山间的陡坡，经过汉拉恩屋前的院子，最后拐进通往沙丘的小巷，来到沙滩。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只字未提。
“嗯，非常有趣。”当休伯特停止抱怨，普朗克特太太淡淡地说。
“你还在上学吗？”我问。
表妹笑了起来。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深色短发、蓝眼睛。那晚我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她穿着浅粉色裙子，前面缀着一排白色扣子。她微笑的时候更美，脸颊上浮现出一个酒窝，鼻翼两侧褶皱微起，令她的面容分外迷人。
“我七月毕业了。”
“因为休伯特不喜欢沙拉的味道，”休伯特接话道，“生菜对他来说寡淡无味；西红柿皮会粘在喉咙眼里；韭葱的味道让口气变得难闻；萝卜是些恶心的小玩意儿；其他蔬菜也好不到哪儿去。”
“你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我希望你爱吃沙拉，”普朗克特太太对我微笑，“休伯特就不太爱吃沙拉。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想学植物学。”
帕梅拉一开口脸就红了，眼神飞快地朝我这边扫了一下。休伯特在我身旁一言不发，显然很享受帕梅拉的尴尬。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老夫人以为我们三个已经认识了，其实并非如此。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羞怯。她说到植物学时欲言又止，似乎这个小小的愿望也过于野心勃勃。
“好。”
“你准备干什么？”
女孩朝我微笑，害羞的表情让我也脸红起来。丈夫不在，普朗克特太太念起了祈祷文。我们各自站在桌前，双手搭着椅背。“今天真热闹，”落座时她温和地说，“帕梅拉，把沙拉递给客人。”
我告诉了她。我说自己很羡慕休伯特的非洲计划。我强迫自己不停地讲话，以免她觉得我是个无趣的人。我说起休伯特的“地豆”计划。
“没必要再打了，”祖母和蔼地责备道，“我们都到齐了。”
“非洲？”她说。我走出两步才发觉她停下了脚步，不得不往回走。太晚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无意间吐露了休伯特的秘密。
“好吧，我们下楼去。”晚餐铃声响起时，他对我说。休伯特一马当先，我们连蹦带跳地下了楼。我看见一扇门打开，一个女孩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餐厅，休伯特顺手又打了一下铃。
“那只是他的一个想法。”
在学校里，大家都觉得休伯特很“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拜他父亲所赐——后者二十五年前在同一所学校里留下了相同的名声。休伯特的“野”不仅在于屡犯校规，更因为他总是恣意行事。缺零用钱，他就卖掉自己的衣服。在周末外出或是周日傍晚参加弥撒时，我们会穿素色西装，再配一条学校或学院的领带——他把那套衣服拿到都柏林的旧衣店卖掉了。他自己从不在周末外出，弥撒时会穿平时的黑色毛料校服充数。他把自行车以十一先令的价钱卖给了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又把行李箱卖了八便士。“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在课堂上他总是心直口快，敢于说出我们没有勇气说出的话。他不在乎暴露自己的无知，不在乎和牧师争论神的存在，也不在乎餐厅里学长的呵斥——有时候一顿饭他一口也不动。然而，休伯特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动辄就会讲起自己与祖父的故事，而两人间的关系远不算融洽。他反复描述普朗克特先生的外貌与严苛的性格——一个爱穿硬翻领衬衫的暴躁老人，总是一本正经，固守着上个世纪的基督教道德观念。普朗克特先生在餐前必念一遍祈祷文，和学校里一样，只是他的祷文更为冗长；他常常吹嘘自己在健力士啤酒厂勤恳一生后攀上的高位。“他一辈子滴酒未沾，你们明白吗？他七岁就决定终生禁酒。小小年纪就活得像个修士。”休伯特很少提到普朗克特太太，对莉莉更是只字未提，让人感觉祖父的家庭生活似乎并不幸福，而是冷冰冰的。每次开学他总是第一个返校，有一次甚至提前了一礼拜，尽管他自己声称看错了开学日期。
我试图转移话题，但她似乎没有听见，或是不感兴趣。我看着她用鞋尖在沙滩上画着某种图案。她抬起脚，以比先前更慢的步伐往前走。
休伯特说：“我们可以赶七点半的火车去，之后搭便车回来。吃晚饭时别磨蹭。”
“其实，”我说，“我们原本可以游泳的。”
他把唱片翻了个面。辛纳屈唱起《开始跳比根舞》。
她没有回答。沙滩上孩子们迎着海浪奔跑、嬉戏。两个男人在划冲浪板，裤子挽到了膝盖上。一个女孩趴在漂浮的气垫床上晒日光浴，双手伸到气垫外对抗着潮水。
他没说去非洲的哪个国家，当我追问时，他含糊地说那无关紧要。他听说还有一个安装电话亭的项目，以及一个向优秀非洲学生讲授基础水利工程的项目。“当然，你自己得先上一门课，”休伯特解释说，“我个人更倾向于种坚果。”
“我的游泳衣在房间里，”帕梅拉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你想游泳的话，我可以回去取泳衣。”
“一种他们想移植到非洲的坚果。他们应该会替我付路费。”
“你想游吗？”
“地豆是什么？”
她耸了耸肩。不太想，她说。我不知道她是否觉得游泳和网球一样，也是星期日的禁忌。
“他们想在非洲种植地豆，”休伯特说，“我觉得自己会感兴趣。”
“我觉得，”她说，“休伯特不会去非洲。”
我们在休伯特的房里抽了烟。他的房间很整洁，两扇窗之间的墙上贴着达·芬奇的《天使报喜》。休伯特打开唱机，躺在床上。我坐在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弗兰克·辛纳屈的歌声飘了起来。
莉莉来到我坐的帆布躺椅旁，手里握着一小把新摘的薄荷。休伯特依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所事事的我在花园里游荡，最终在草地的角落找到这张躺椅。“我准备看会儿书。”散步回来帕梅拉对我说。
“别烦我。”
“他们一直很疼爱帕梅拉，这不难理解，”莉莉说，“她的母亲是个理智的人，和休伯特的父亲不一样。”
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一英镑钞票，在橱柜表面展平，端详了片刻钞票上拉威利夫人的美丽容颜，举到唇边吻了一下，才小心地插进上衣内侧的口袋。“今晚我们要去跳舞，”他说，“你去过‘四省’舞厅吗，莉莉？”
她多半看出了我的困惑，才说出这些话。休伯特对待表妹的态度让我震惊。在和帕梅拉从海滩回来的路上，我忍不住想，自己是否被休伯特当作了孤立帕梅拉的工具。当时我觉得有点自作多情，现在又不确定了。
“假如莉莉年轻几岁的话，”休伯特转头对我说，“我明天就娶她。”
“休伯特对她不好，这也可以理解。你稍微想想就明白了。”
“你每次都说星期二还。你以为厨房是银行吗？”
莉莉说完走开了，她指间捻碎的薄荷香气依然徘徊在我面前。“他用拐杖打我。”休伯特在学校里告诉我们。从莉莉的话里，我能隐约感到老人的忧虑：儿子业已走上邪路，孙子绝不能重蹈覆辙。忧心忡忡的祖母自然站在祖父那一边。
“我正想问你，莉莉，可以借我一英镑吗？”话没说完，他已经打开了烟盒旁边的绿色钱包，“星期二还你。”
“我到处找你，”休伯特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我们去镇上的酒店吧。”
“别忘了你已经从厨房拿了七根烟了。我可不要你的钱。晚饭后买一包回来。”
我看着他瘦削的脸，想起帕梅拉用脚尖在沙滩上画画的一幕，她的沉默透露出对休伯特的关切。他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她对他的爱意的？一个眼神，还是一句温柔的话？我无从知晓。
“你有烟吗，莉莉？”休伯特问。她朝橱柜的方向歪了歪头，上面放着一包玩家牌香烟。“以后再给你钱，”他许诺道，“我拿两根。”
休伯特撑着草地站起身。我们出了门，不紧不慢地溜达到火车站旁的酒店。我们坐在吧台前，休伯特径直点了橙汁杜松子酒。网球的话题没有再被提及，我也没有透露与帕梅拉的海边漫步。
她点了点头，又朝我点了点头。她问我旅途是否顺利，我说马马虎虎，她说自己一向不喜欢坐火车。“每次休伯特返校的时候，”她说，“我总会这么说。我一坐火车就难受。”
“别走了，”休伯特说，“再待几天。”
我们把蜂巢送进厨房。“莉莉，”休伯特对桌前揉面包的干瘦妇人说，同时也算向我介绍她，“汉拉恩太太说这是上好的蜂蜜。”
“我告诉家里人明天回去。”
休伯特的父母在英国的一次车祸中丧生。“那是‘二战’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休伯特向我们复述这桩悲剧时曾戏谑地说。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星期六，他们开车离开弗吉尼亚湖边的公路旅馆，不幸与巡回动物园的大卡车迎面相撞。卡车后面装了满满一笼猩猩，车祸之后它们四下逃窜。那时休伯特十岁，在牛津郡郊区上小学。他说那天校长把他叫出来，先铺垫了一番“勇气”和“刚毅”，才把噩耗告诉他。校长的话并没能让他为听到父母的死讯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他原以为自己因为再次拖欠学费被退学了。彼时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学校把学生集合起来听了电台广播。“你的人生不会再有更黑暗的日子了，休伯特，”校长在告知他个人的噩耗前说，“至少你可以从中汲取力量。”
“给他们发个电报。”
“我在考虑去非洲。”我们准备回家的时候他告诉我。
“我不能再待了，休伯特。太打扰你的祖母了。”
休伯特天生一张略带忧郁的脸，每当他开怀大笑或是微笑时，瘦削的脸庞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每一道皱纹间都洋溢着笑意，双眼如蓝宝石般闪闪发光。他的小麦色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乱。“他以为自己是个花花公子，对吗？”刻薄的希腊文兼拉丁文老师曾说。
“那个姑娘待了三个月。”
“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从没喝过杜松子酒。酒里透着橙汁的甜，回味也不算苦，比黑啤好喝。
“你表妹人怎么样？”
“这是我父亲的最爱，”休伯特说，“我母亲喜欢‘吉姆雷特’，”他说，“那是加了酸橙的杜松子酒。他们喝酒跟喝水似的。”
休伯特没再解释汉拉恩到底干了什么坏事。他提议去海边转转。他带着我走进一条散落着细沙的小巷，巷道在民居的屋后花园之间蜿蜒，一直通向海边的沙丘。他握着蜂巢一侧的木框。换作平时，风会把沙子吹到蜂巢上，但今天的海边很平静，午后的阳光照亮辽远的天空。我们在海边漫步，几乎见不着人影。
他说自己准备偷偷去英格兰。他对莉莉软磨硬泡，希望能借到一百英镑。他知道她有这笔钱，因为她平时一分钱也舍不得花。一百英镑够他花很长时间，足以做好去非洲的准备。
女人把肩膀靠在门框上。你看得出她还想多聊几句，假如我不在场的话休伯特或许会多待一会儿。走出院子时他说：“她对汉拉恩干的那些坏事一无所知。汉拉恩死了一段时间了。”
“我会还她的。一定会还。”
“他还那样，汉拉恩太太。没有变得更糟。”
“那是当然。”
“你祖母的身体怎么样？普朗克特先生的病情还稳定吧？”
“总比都柏林手帕公司强。想想，到了五十岁还在都柏林手帕公司上班！一辈子都在伺候别人擤鼻涕！”
“一看就知道。”
我们坐在吧台前回忆学校的往事：菲茨赫伯特搞来一身女装，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妓女的模样，找到高年级的外语老师法基请求做个采访；金斯米尔兄弟在宴会主桌的汤里悄悄下了泻药；普朗蒂和塔切特趁来访的橄榄球队洗澡的时候偷走了他们的衣服。记得入学的第一天，我和休伯特被分到同一间新生宿舍，宿管范宁小姐觉得我们一定很想家，对我们格外照顾。
“我专门挑的蜂巢。里面是上好的蜂蜜。”
“来一杯‘大路’。”休伯特用法语说。
她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但休伯特没有费工夫介绍我。他把钱递给她，接过蜂巢。
他告诉酒吧侍者自己曾在别的酒吧喝过这种酒，还告诉他杜松子酒和橙汁的配比。酒杯边缘应该沾上冰镇的糖霜，他说，非常可口。侍者无动于衷地看着他。
“我很好，休伯特。”
“我今晚就跟莉莉说，”休伯特在回家路上说，“如果她拿不出一百英镑，五十也行。”
“我很好。您好吗，汉拉恩太太？”
我们穿过假山时依然聊得兴高采烈，步入大厅仍兴致不减。普朗克特太太和帕梅拉显然已在餐厅端坐了一段时间。我们进去之后，老人没提我们迟到的事，只是站起身，重复了一遍之前必已念过的祈祷文。她的声音在餐厅里回荡，疲惫的神情凝固在休伯特的脸上。
他敲了敲虚掩的门，没多久一个女人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蜂巢。“我看见你进来，”她说，“还好吗，休伯特？”
“我们刚去了酒店，”老人的声音落下时，他说，“喝了橙汁杜松子酒。你去过那间酒店吗，帕姆？”
“到了。”他说。我们穿过两扇高大的木门，里面似乎是一个泥瓦匠的院子。地上堆着砖，还有一束用绳子捆着的水管，工棚里放着圆锯。“这个女人卖蜂蜜。”休伯特说。
她摇了摇头，眼睛紧盯着自己盘子里的鸡腿。休伯特说酒店里有个很带劲的小酒吧——换作是我，大概不会用“带劲”这个词。懂行的人都去那儿，他说，虽然那儿的杜松子酒和橙汁的比例偶尔调不准。他假装醉得很厉害。
奥西·里奇帕特里克、盖尔和弗尼是去年夏天毕业的，而休伯特和我几周前刚刚毕业。现在是八月，等到十月我也会和奥西·里奇帕特里克一样，成为一名大学生，但不是在医学院。休伯特还没决定自己的前途。
“多德酒店，龌龊的地方。”普朗克特太太打断他。那必然是她丈夫的看法。
“他只卖手帕。”
“汉拉恩以前常去那儿，”休伯特说，“我好几次看见他和女人坐在角落里。你好像说你记得去世的汉拉恩，帕姆？”
“他自己做手帕吗？我可没法想象。”
她说不记得。普朗克特太太端起茶杯和茶碟，帕梅拉为她加了茶。
“都柏林手帕公司，”休伯特说，“他用公司信笺给我写了封信。”
“汉拉恩来家里漆过水管，”休伯特说，“你还记得吗，帕姆？”
我们出了花园，走上来时的路。休伯特聊起男校的同学，尤其是奥西·里奇帕特里克、盖尔和弗尼。他知道那三个人的近况：奥西·里奇帕特里克去了医学院，盖尔加入了英国陆军，弗尼在做手帕生意。
她摇了摇头。我想让他住口。我想提醒他，他已经问过表妹是否记得汉拉恩；我想告诉他，她并非不愉快的周日下午的罪魁祸首；我还想告诉他，她并非我们站在这里聆听冗长祷文的原因。
“刚才问蜂巢的人叫莉莉，”休伯特在假山间的小径上说，“算是个女佣。他们快把她这把老骨头累瘫了。”
“你不记得了，这还真让我惊讶，”休伯特说，“我真的很惊讶，帕姆。”
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只深色相框，里面嵌着祖父年轻时的照片：严肃、瘦削如刀片的脸，中分的头发整齐地梳到两鬓，夹鼻眼镜，一条表链斜挎过黑色背心的前胸。休伯特在学校里经常提起祖父。
普朗克特太太听不懂他们的对话。她和蔼地朝我微笑，简单地介绍了晚餐的菜式。然后她叉起一块冷盘鸡肉放进嘴里。
“祖父最近中风了。你不用理他。他从不下楼。”
“有一次他在多德酒店里提起了你。”休伯特说。他笑了起来，眼睛里闪着得意的光。“他还问你过得怎么样。很随和的男人。”
我们走进一个小房间，我把行李箱放在床上。房间里的摆设是为男人准备的。出来之前，休伯特说：
帕梅拉转开头去，但她无法逃避这个话题，也无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脸颊已经热得发烫。她哽咽起来，推开椅子，跑出了餐厅。
“哦，上帝！”休伯特不耐烦地嘟囔，“放下箱子，我们得回去取那个鬼东西。”
“你对她说什么了？”普朗克特太太一脸惊讶地问。
琴凳又转了回去。琴键上响起施特劳斯的华尔兹音符。我提起行李，跟着休伯特出来。回到大厅，他抬起眼睛，一言不发。我们在沉默中登上台阶。刚踏上二楼的地板，楼下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休伯特，别告诉我你忘了买蜂巢。”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我不住地想到帕梅拉，想象她在房间里悄然落泪的样子，以及休伯特此刻同样孤独的身影。我想象着休伯特的父亲和帕梅拉的母亲在这栋房子里度过的少年时代，一个坏儿子，一个乖女儿。休伯特曾说过，父亲常因为在学校里的小偷小摸受到责罚，这件事一定给家里每个人的心里蒙上阴影。儿时的劣迹被淡忘，生活翻开新的一页，直到一个替人讨债的恶棍找上门来。家里收到他从英国写来的信，他在信里解释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我闭上眼睛，在半梦半醒间看见哭泣的普朗克特太太，就像帕梅拉那样落泪。她抽泣着，担心着这些信；一两天之后，她好不容易暂时把忧虑抛到脑后，下一封信便到了。“我会写张支票。”那个我未曾谋面的老人面无表情地说。他从口袋里掏出支票本，在早餐桌上刷刷地填好。
“非常感谢，普朗克特太太。”
我睁开眼睛，低声念着帕梅拉的名字。“帕梅拉。”在我的反复呼唤中，她的脸庞越发地清晰。其实散步时我可以告诉她，休伯特在学校里是女生最倾心的男生，因为他与众不同，因为他独特的魅力。我或许应该对她说，等到她不再爱他的时候，希望她不要因爱生恨。
“欢迎你，”她说，“休伯特很少请朋友来。”
我坠入梦乡。我们打起网球，休伯特轻松打败了我们俩。一辆车侧翻在路旁，头灯照亮一只破损的笼子，猩猩争先恐后地往外爬。路边血迹斑斑的草地上躺着两张仍在微笑的脸。“你的人生不会再有更黑暗的日子了。”校长的声音承诺道。
“好吧。”休伯特嘟囔着。他把我领进一间小屋，焦褐色的百叶窗半掩着，把阳光挡在外面。一位老妇人坐在钢琴前，闻声转过身来。她身着老式的黑色长衫，显得很严肃；花白的头发往上梳起，团成一个整洁的发髻。可以看出她曾经很漂亮，脸上疲惫的皱纹里依然藏着一双年轻的眼睛。
早餐过后，我收拾好行李，休伯特默默地抽烟。我去厨房向莉莉道别，然后是普朗克特太太。穿过大厅时我们遇到了帕梅拉。
我们一进屋就听见一个声音说：“休伯特，我想见见你的朋友。”
“再见。”她说。早餐时她似乎已经恢复了平静。此刻她朝我微笑，说很遗憾我要走了。
“她每个夏天都来。我的表妹。”
“再见，帕梅拉。”
“帕梅拉是谁？”
休伯特站在敞开的门边，盯着阳光下的花园，对帕梅拉毫不理睬。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又聊起学校的往事。他还说起我们送回家的那两个护士，还有赛马场上的好运气。“可惜没时间再喝一杯橙汁杜松子酒。”经过酒店的时候他说。
我们从坦普尔迈尔特火车站出发，渐渐远离海边，步入城郊蜿蜒的街巷。路旁随处可见供游客短租的房屋，休伯特说它们比海滨旅馆更便宜。博彩公司的员工家属就住在这里——“无忧”旅馆、“弗雷斯利亚之家”、科伊斯·纳法雷吉旅馆。我们爬上山丘，穿过铁门，门内是坐落在另一座山丘上的花园。我们沿着假山间的小径拾级而上。我抬起头，透过蜀葵和灌木丛可以看见休伯特家的玻璃阳台。
火车慢悠悠地靠近大海，又驶入炙热阳光下日渐枯黄的平原。我知道自己此生不会再见休伯特。友谊已经走到了尽头——过不了多久，他会为这段记忆感到羞耻，因为他知道我不会轻易忘记他如何让表妹成为他与祖父冷战里的炮灰。这种尴尬和休伯特在家的样子，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有个叫帕梅拉的姑娘，”休伯特接站时没有欢迎的动作，只是淡淡地说，“我之前大概没提过她。”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暑日漫长绵延，看不到尽头。车窗外乡野的绿色已然褪去，但还未转为枯黄。旅途的最后几英里经过海边，阳光在海浪上闪烁、跳跃。
一封不期而至的电报。来度周末吧，休伯特在电报里说。我依然记得那时的兴奋之情，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没钱买火车票，只得求助于父亲。“大家手头都不宽裕。”父亲说。他只给了我一点可怜的零花钱，我最终借助拉米纸牌游戏从法院书记员麦卡迪那儿又赚了些钱——他对这种游戏非常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