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多德太太没有应声。她不喜欢这个女人阴沉的脸和她的邋遢同伴。他的身上透着一种猥琐，是那种不修边幅的城里人时常流露出的气质。那个女人虽不猥琐，但从她嘴角的弧度就能看出她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她一开口就是假惺惺的语气。
“很抱歉打搅你们，麦克多德太太。泰勒先生和我一直在努力向您的丈夫表达清楚这一点。”
“一切还未真相大白，麦克多德太太。这是我们想告诉您的。”
麦克多德太太闻声走出来。她站在门内，比丈夫更警觉地打量着两个陌生人。陌生女人迎上前，她只好默默地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
“我已经拒绝你们了。”麦克多德说。“我叫他们赶快走。”他对妻子说。
“麦克多德先生，能给我们五分钟吗？在您的厨房里聊五分钟，与您和太太。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机会，可以吗？”
麦克多德太太盯着女人的墨镜。她依然伫立在原地，没有走进院子。男人说：
“我和我老婆对记者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我们没说，之后也不会说。我还有农活儿要干。”
“要不我先给你们拍张照？您不会介意吧，先生？我给您和太太拍张照？”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代表媒体。我可以肯定，”女人补充道，“您已经见过不少记者。您会发现我们很不一样，麦克多德先生。”
女人被抢了话头，脸上现出一丝不悦。她左手的手指不耐烦地扭动着。她迅速打断道：
“你们是报社的？”
“现在还没这个必要。”
“我们去过巴特勒农场了，麦克多德先生。我们在那儿待了很久。我们和一些人聊过。我们可以也和您聊一聊吗？”
“我们需要照片，海蒂。”男人咕哝着。他压低声音，不想让麦克多德夫妇听到。但他们从他泛红的脸上看出了他的抱怨。女人不耐烦地对他说了句什么。
“你想要什么？”
“你们再不走的话，我们就报警了，”麦克多德说，“这是私闯民宅。”
“我希望耶利米已经向您表达了我们的慰唁，麦克多德先生。我希望您和太太能接受我们最深切的同情。”
“如果真相被隐瞒的话，您女儿的在天之灵也无法安息，您说是吗，麦克多德先生？”
“我还没告诉您我的名字，麦克多德先生，”那个男人说，“我叫耶利米·泰勒。”
“我还想告诉你们，我们的狗凶起来是很厉害的。”
女人下了车。她比男人高一些，长着一张阴沉的脸，穿着蓝色衬衣和同色的裤子。她把烟头扔到地上，小心地用鞋跟踩灭。她像开车时那样不紧不慢地穿过院子，来到两人面前。狗冲着她狂吠，但她不为所动。“我叫海蒂·福琼。”她用英国口音说。
“真相没有被隐瞒，”麦克多德太太说，“我们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侦探勘查了现场，每个人都能看出发生了什么。”
“我们专程开车来见您，先生。那位女士是我的同事，海蒂·福琼。”
“并非如此，麦克多德太太，真相还未水落石出。这就是我想告诉您的。那些人甚至还没有接近真相。表象并非真相。”
“能有什么好处？那是你的车吗？”
麦克多德叫妻子锁上门。他们会开车去蒙特克罗报警。“我们不想和你们打交道，”他愤怒地对两个访客说，“如果狗咬断你们的胳膊，可别怪我没打过招呼。”
“或许能给您带来好处，麦克多德先生。”
女人不为所动，声音也毫不慌乱。她提到三千英镑左右的报酬。“如果你们同意聊一聊，我们愿意支付高额的报酬。耽误你们的工作时间，我们对此十分抱歉。泰勒先生提到的照片也会有相应的报酬。总数大概是三千英镑。”
一辆红色轿车缓缓驶进院子，引擎的声音低得让人难以察觉。它让麦克多德联想到某种警觉、迟缓的爬行动物。轿车在牛棚边停下，没有人下车，但麦克多德看见方向盘后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人影。那是一个女人，也是黑头发，嘴里叼着烟。
后来当麦克多德夫妇回想起这一幕时，他们依然记得当时两人共同的反应：这不是个骗局，承诺的报酬会悉数兑现。他们被那个数目所震惊，三十英镑已经能派上大用场，更别说三千英镑。秋雨毁了大麦，女儿的死让他们少了个帮手，再加上悲剧对他们身心的双重打击。如果这件事真能带来三千英镑，他们或许可以卖掉农场，换一间镇上的平房。
“是的，先生。已经过去了。”
“让他们进屋。”麦克多德说。妻子领着他们进了厨房。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疑案发生的村庄在爱尔兰乡间随处可见。从科克到卡文，从罗斯康芒到罗斯莱尔，你常会见到与巴特勒家和麦克多德家相似的偏僻农舍。莫琳·麦克多德是个天性善良、人见人爱的姑娘。懒惰与贪婪与她无关；父母说她是个完美的女儿，近乎圣女。在一张老照片上，五岁的莫琳是个长着雀斑、面带微笑的孩子；另一张照片上她穿着初领圣餐的裙子；第三张摄于哥哥的婚礼，她已出落成一个健康的女孩，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右手端着一只茶杯。还有一张父母在厨房的照片，下面用斜体注明拍摄者为耶利米·泰勒。德利马赫伦的圣女，海蒂·福琼写道，在二十五年的生命中从未缺席过弥撒。
“我听说了您女儿的事，我很抱歉，麦克多德先生。真是太不幸了。”
这则报道搭配了富有年代感的褪色照片。“你们听说过我们的周日增刊吗？”海蒂·福琼在厨房里问麦克多德夫妇。后者摇了摇头，他们从没读过英国报纸。他们平时只读爱尔兰的《星期日独立报》。
“你想和我谈什么？”
在周日增刊的页面上，巴特勒家的院子呈现出荒凉的灰褐色，水泵也显现出平日难以觉察的质感。一辆与莫琳的自行车相仿的替代品放倒在地上，一条与巴特勒家的狗相似的牧羊犬正在嗅牛棚的门。然而，照片上三具尸体的缺席、倒伏的自行车激起的灰尘以及嗅门的狗——这些元素在画面上营造出诡异的气氛，虽然并非血淋淋的现场，却依然传递出恐怖的气息。“你找的是本地摄影师吗？”增刊的助理编辑问。当被告知耶利米·泰勒来自都柏林时，他要求加入一条摄影师的简介。
麦克多德找不到任何让这个人进屋的理由。陌生人长了一张红润的脸，穿着黑色灯芯绒裤子和工装外衣，显得很邋遢。他的头发又黑又长，耷拉到脸颊两侧形成刷子一样的鬓角。他一副城里人的口音，不难猜测，他一定来自都柏林。
警方——具体说是奥凯利警长——只看见了案件的表相。在那三具倒在五月晨光下的尸体中，他们选择了兰西·巴特勒作为他们贫瘠想象力的替罪羊。巴特勒太太出于臭名昭著的恋子情结，为了避免莫琳夺走儿子，开枪杀死了她。她的儿子——据奥凯利警长的个人推断——把猎枪从母亲的手里夺下来，慌乱中走火击中了她。几秒钟之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在那支猎枪上发现了上述三名死者的指纹，这是奥凯利警长无法解释的。为什么巴特勒的猎枪上会出现莫琳·麦克多德的指纹？奥凯利宣称，莫琳·麦克多德作为农场的常客，“自然而然”会摸过那支猎枪。按照我们的日常经验，一位常客不会“自然而然”地摆弄你家的枪械。警长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因为他自己也心存困惑。那支猎枪是用来打兔子的，他说。其实他也知道猎枪平常的用途与案件本身并不相干。他提到兔子只是因为他无法提供莫琳·麦克多德碰过那支致命武器的合理解释。三名死者的指纹已经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并在枪身多处出现。警长的说辞基本上是：信不信由你。随后他不耐烦地补充道：这重要吗？
“可以进屋谈吗，先生？”
我们想说：这很重要。我们必须指出，继臭名昭著的凯里郡婴儿疑案和弗林案之后，又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被束之高阁。德利马赫伦的村民告诉你的故事与奥凯利警长炮制的报告如出一辙。每个人都知道兰西·巴特勒的母亲是个言语刻薄、占有欲强烈的女人。每个人都知道兰西是个废物。每个人都知道莫琳·麦克多德是个虔诚的女孩。自然是那位母亲无法忍受女孩的“入侵”，因而痛下狠手。接下来，自然是愚蠢迟钝的兰西一时糊涂，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母亲。最终头脑简单的他自然别无选择，唯有追随两个主导了自己生命的女人。
“说句话？”他说。
还有一种可能，无论是奥凯利还是巴特勒的邻居都没有想到。一封信在兰西·巴特勒卧室的抽屉里被找到了（惨剧之后，向巴特勒家贷款的爱尔兰联合银行接管了土地、农舍及家具，并将其拍卖）。警方居然忽略了如此重要的线索，实在令人瞠目。这封信来自莫琳·麦克多德，写于惨剧发生前的一周：
麦克多德瘦脸上的皱纹渐渐聚拢，眉头也皱了起来。他抬手挠了挠花白蓬乱的头发，下意识地掩饰心中的困惑。作为一个多疑的乡下人，他总是不愿外人知晓或是猜出他脑子里的想法。
“亲爱的兰西，除非她收敛一点，否则我看不到一丝嫁给你的希望。我想嫁给你，兰西，但她从不让我们独处。如果我继续待在你家，结果只能是这样，而你也知道，我的父亲是不会让你踏进我家一步的。你的母亲毁掉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兰西，她永远不会放手。我每次骑车过来，总要面对她言语的侮辱和怨毒的目光。我想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
“可以和您说句话吗，麦克多德先生？”
既然莫琳已经明确表示恋情走到了尽头，为什么巴特勒太太——一个据称“能比你先读出你的心思”的女人——还要杀死莫琳？你越揣摩那个老女人的心理，就越觉得她不可能无谓地犯下谋杀罪，摧毁她拥有的一切。巴特勒太太不是那种行事冲动的人。她的嫉妒和愤怒压抑在内心深处，如同焖烧的火苗，从未熄灭过。
麦克多德点点头，吆喝几条牧羊犬安静下来。这个陌生人大概是接替退休的老多诺格的肥料推销员。然后他想到多诺格从不在这个时节到访。
然而莫琳·麦克多德——年轻、冲动、爱情岌岌可危——拥有圣女的天性和虔诚，却在那个宿命般的傍晚犯下了一生中从未触碰的所有罪过。地狱的烈焰也抵不上被愚弄的女人的怒火——一个受到命运非难的女人或许也是如此。老女人知道自己胜利在望，越发地得意。她言语的侮辱和怨毒的目光也越发地肆无忌惮。巴特勒太太希望莫琳·麦克多德消失，永远从她的农场上消失，再也不敢回来。
“您好，”十月的一天下午，一个男子走进院子，“您是麦克多德先生吗？”
据说那晚兰西·巴特勒在陷阱里发现了两只野兔。每次莫琳来找兰西的时候，两人常去检查陷阱。他会骑着她的自行车，莫琳侧坐在后座。兰西自己没有车。据我们推测，猎枪上之所以沾有莫琳的指纹，是因为两人顺路打了猎。当他们返回农场时，莫琳手里拿着猎枪和野兔。据说莫琳死前不久曾哭过。兰西在打猎的路上或许安慰过她，但莫琳深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外出，她再也不会在傍晚与他约会。他的母亲对她的怨恨，加上兰西的软弱，一同摧毁了她的希望。巴特勒太太一如既往地站在院子里咒骂她，于是莫琳朝她开了枪。她跳下自行车后座，兔子掉了下来，兰西也和车一起倒在地上。他叫她住手，但为时已晚。她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拥有他。她怪他从未站在自己这一边，从未为她做出任何牺牲。如果她无法拥有这个自己深爱的软弱男人，别人也休想拥有他。于是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恋人。几秒钟后，心如死灰的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麦克多德夫妇从没去找他。夏季在眼前流过，他们在六月的晴天里割好过冬的草料，照料着地里的土豆和即将成熟的大麦。秋天的雨水比往年多，他们开始担心大麦的收成。
后面还有更多关于莫琳的文字。增刊的彩页上引用了麦克多德太太的话，说女儿是个乐于助人的孩子。她的父亲说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孩子。在她小时候，她会跟着他下地，看着他把土豆块茎种进土里。后来，她会给他送茶；再大一点，她会帮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萨林斯神父说她是一个“神选”的孩子。教会女校的一位修女满怀爱怜地回忆起她。
离奇的死亡自然会吸引猎奇的目光。这件事登上了本地报纸，在广播和电视上均有报道。之后德利马赫伦和附近的村镇渐渐恢复了平静。人们给麦克多德夫妇写信表达同情。还有人亲自上门探望，但也待不了太久。“假如需要我的话，”萨林斯神父说，“来吉尔莫纳村23号。你们可以托人带话，也可以直接去教堂。”
奥凯利正是屈从于本地村民的这种情感。德利马赫伦的村民有意无意地保护着关于莫琳·麦克多德的记忆，警长也顺水推舟。她是当地人心中完美的女儿，一个“神选”的姑娘。假如奥凯利警长擅自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一定无法再走进德利马赫伦，或是吉尔莫纳村，或是蒙特克罗镇。爱尔兰人不会轻易原谅抹黑他们现世圣徒的人。
父亲盯着桌面一言不发。大家都明白，只有婚礼或是葬礼才值得出一趟远门。或许莫琳活着的时候还能商量——她可以留下来照管农场；如今莫琳不在了，这个话题压根没必要提起。麦克多德太太想挤出一个微笑，表示对女儿的谢意，但她的嘴角纹丝未动。
“我想告诉你这篇东西里写了什么，”萨林斯神父说，“我想亲自告诉你，免得你从别处听到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开车去我家住几天吧，”一个女儿邀请道，“好吗？”
他是专程开车来的。当他注意到报纸上的报道时，他觉得有必要立刻找麦克多德夫妇谈谈。在他看来，这则报道几乎和惨剧本身一样糟糕，他的整个教区都遭到了诋毁，一位警长被说得与他每日追逐的罪犯无异。他把这篇东西读了两遍，惊讶于文中的照片。海蒂·福琼和耶利米·泰勒也找过他，但他告诉他们，事情已尘埃落定，不必多此一举。他解释说，人们只想尽快忘记在他们中间爆发的罪恶，而他自己依然在为巴特勒母子和莫琳·麦克多德祈祷。那个女人点了点头，似乎被他说服了。“我带了相机过来，神父，”那个男人在离开前说，“可以给您拍张照吗？”萨林斯神父站在金钟花丛旁，心想拍张照片也无伤大雅。“照片洗出来我会给您寄一张。”男人说。但照片从未寄来。他第一次见到它是在周日报纸上，他几乎认不出自己——眼皮酒醉似的耷拉着，下巴上满是青色胡茬。
“这件事我们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凝重地说。这是他们唯一能说的话，也是唯一确定的事。麦克多德夫妇将终老于此，在那之前，这件惨绝人寰的悲剧将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知道，假如莫琳骑车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她的死会更容易接受，或是死于疾病，某种无法治愈的绝症。巴特勒家的院子、来回疯跑的咆哮的狗、三具僵硬的尸体——这些画面将长久地印在他们的记忆里，像刀子一样剜他们的心。一条生命就这样白白浪费，如此残忍的命运为何会落在莫琳身上，为何要让一个纯真美丽的少女枯萎在一对怪异的母子之间？村里还有别的姑娘——卑贱、放荡的姑娘——她们看上去和巴特勒一家更配，所有人都会这么说。
“这件事太可怕了。”他在麦克多德家的厨房里说。厨房的摆设让他想起报道里的另一张照片：乳白色搪瓷电炉、绿色橱柜上的圣婴雕像、铺了地毯的地板、闹钟和衣服挂钩、蓝色塑料贴面的餐桌、收音机、电视。和巴特勒家的院子一样，厨房在照片里同样透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晦暗、平淡的色彩，肮脏的窗帘边缘，剥落的油漆——这一切俨然一幅精心的构图，让观者疑窦丛生。
他们都摇了摇头。葬礼上的泪痕还挂在每个人脸上。没有人说话。
“我们从没想到她会把莫琳说成那个样子，”麦克多德太太说，“全是谎言，神父。”
“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麦克多德太太在餐桌前伤心地回想，“有谁知道她到底看上了他什么？”
“显然如此，麦克多德太太。”
葬礼之后一家人回到农场。几个孩子早就知道莫琳与兰西·巴特勒的关系，也知道双方家长的极力反对。他们从小就了解巴特勒太太对儿子近乎病态的爱，也听说过这位古怪母亲的各种轶事，并亲眼见识过兰西在孩提时代受到的溺爱。“哦，别着急，兰西，晚点再做。”类似的话她一个小时可以说上十几遍，似乎所有农活儿都无关紧要。“啊，没关系，今天不用上学。”兰西小时候她曾这么说，起因只是兰西抱怨乘法表或是马丁兄弟高中二十个周末拼写作业太难了。德利马赫伦村民不知道最终倒霉的是农场还是兰西自己。
“我们都知道那晚发生了什么。”
麦克多德家的孩子们属于远走高飞的那一群，他们得知噩耗后纷纷赶回来。葬礼上四个孩子都到齐了：两个带着丈夫，一个带着妻子，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儿。麦克多德家前几次的团聚还是他们各自的婚礼，两场在吉尔莫纳，一场在遥远的斯基贝林——一年前麦克多德的儿子在未婚妻的家乡成婚。在莫琳的葬礼上，去年那次婚礼依然历历在目：开着大众汽车的长途旅行，在提耶尼酒店度过的一晚，次日的依依惜别。谁也想不到下一次团聚竟是因为如此的悲剧。
“显然如此。”
德利马赫伦是一个普通的乡，除了名为“德利马赫伦路口”的十字路口外，再没有其他地标。村子由中等大小的农场组成，每个农场三十英亩上下，分散在沼泽之间。农场彼此相距几英里，正如麦克多德家和巴特勒家。村民们去附近的吉尔莫纳村参加弥撒或向萨林斯神父忏悔。农场的孩子们去蒙特克罗镇上学，每天早晨一辆黄色校车在各个农场的路口接上他们，下午放学再原路送回。乳品厂的卡车每天沿同样的路线去各家收牛奶。村里可以买到面包和杂货，但要买鲜肉的话就要去蒙特克罗。男人们会在村里杂货铺的小吧台前喝上几杯，但真要买醉也得去蒙特克罗。蒙特克罗还有五金店、服装店，以及一间名为“安比”的电影院——直到六十年代兴起的电视将其淘汰。德利马赫伦、吉尔莫纳和蒙特克罗构成了德利马赫伦村民日常生活的一方天地。他们极少外出，除非去大城市找工作或者永久地离开。
麦克多德一句话也没说。他们收了对方的钱。是他让那两个人走进他们的家。那个女人开了一张三千一百五十英镑的支票，并坚持要加上那额外的一百五十英镑。
警长奥凯利迅速得出结论。和麦克多德夫妇一样，巴特勒太太也极力反对儿子与莫琳的婚事。但她的反对比麦克多德夫妇还多出一层原因：她极度依恋自己的儿子，坚信任何女人都不配将他夺走——这一点无人不知。兰西是她唯一的孩子，也是多次流产之后仅存的硕果。兰西的父亲在他两岁那年就过世了，留下孤儿寡母生活在偏远的农场。奥凯利听说巴特勒太太脑子本就有点不正常，在兰西的事上更容易因妒生恨。一定是她为了避免儿子被恋人抢走，盛怒之下枪杀了莫琳。兰西试图夺下猎枪，没想到猎枪走火打中了她。兰西这个软弱的年轻人，在自杀与面对现实之间选择了前者。这个基于凶案现场的推理让奥凯利警长很满意，德利马赫伦的居民们也纷纷赞同。“悲剧早已注定，”麦克多德在葬礼上说，“从可怜的莫琳和兰西·巴特勒开始约会的那一天起，悲剧就已经注定。”
“您从没说过她是神选的吧，神父？”
狗趴在门前，不再叫唤。一米之外巴特勒太太躺在地上，一条腿蜷在身下，地上的血是褐色的，中间一摊依然殷红。望着她的尸身，麦克多德太太猛然醒悟：莫琳并非从自行车上跌落。她回到女儿的尸身前。在水泵旁的两只铁桶后面，她看见了兰西·巴特勒的尸体。地上不远处有一把猎枪，正是那把枪打烂了巴特勒太太的脸。
“当然没说过，麦克多德太太。”
麦克多德太太记不得自己是如何站起来的，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也不知为何要站起来。“别过去。”她听见丈夫说。他正用外衣袖子拭泪。当她朝狗走去时，他并没有阻拦她，而是跪在女儿面前，抽泣着呼喊她的名字，哀求她不要死去。
他听说奥凯利警长已经找过律师，咨询那篇文章是否构成了诽谤，但律师告诉他，诉讼花费不菲，更别说还有败诉的风险。对于德利马赫伦的村民和警察来说，对于案件的简单解释是最容易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了解巴特勒母子。并不存在所谓的“疑案”，也没有人心生异议。
她跪在地上对着莫琳低语，心里默念着：女儿只是刚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然而莫琳的脸像石头一样冰冷，身体也僵硬了。麦克多德太太一声哀嚎。下一刻她发现自己倒在地上，紧紧抱住莫琳的尸身。没多久她听见丈夫也泣不成声。他跪在地上，双手抓住女儿的身躯。
“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神父说。
“上帝啊。”麦克多德说。妻子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还没有看见女儿，而是发现了别的什么。他去了狗的那边。他只是本能地过去，想让狗安静下来。
他们跪下祈祷，起身时麦克多德太太哭了起来。每个人都会读到，她说，仿佛忘记了神父刚才的话和祷词。每个人都会读到这篇报道，每个人都会相信那个故事。“底层民众，”她重复着报纸上的话，哽咽着皱了皱眉，“他们说巴特勒一家是底层民众。他们说我们都是底层民众。”
他们把车开进院子，两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躺在水泵旁的女儿。他们的注意力仍旧被狂吠的狗所吸引——那是一条黑白条纹的牧羊犬，和他们家里那两条一样。下车时，车轮扬起的灰尘依然弥漫在他们的眼前。狗在院子的角落里疯狂地转圈，一刻也不停歇。那条狗疯了，麦克多德太太想，估计被什么吓着了。然后她看见水泵旁边女儿的尸体。她的自行车倒在一米之外，仿佛她刚从车上跌落。自行车旁还有两只死兔子。
“那只是那个女人的一面之词，麦克多德太太。请你不要在意。”
他们不会私奔太久的，两人各自心想。兰西·巴特勒或许会娶她，或许会临阵脱逃。无论哪种情况，她都会在半年内——最长一年内——回家。那时候她也许已经有了身孕。
“那些生活在欧洲最西边孤岛上的头脑简单的农民，”麦克多德太太念道，“在偏远闭塞的村庄里，常常陷入自我蒙蔽之中。”
“那个老女人毁了他。”
“别在意他们怎么写。”萨林斯神父安慰她。
“他的父亲是个本分人，”最终他打破了沉默，“从没沾过一滴酒。”
“‘底层’是说我们很穷吗？”
看来果真如此，他们听见狗叫声想。莫琳和兰西昨晚私奔了，巴特勒太太一个人吆喝不了一群奶牛。难怪那条老狗像疯了一样叫唤。麦克多德在心里又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婊子”。兰西·巴特勒，他想，天啊！兰西·巴特勒会牵着她的手走进婚礼的舞池，然后带她走上一条不归路，最终流落在某个鬼地方的阴沟里。他警告过她上千遍：兰西·巴特勒是个无可救药的白痴。
“那个女人是这么看的，麦克多德太太。”
两人此刻是同样的心情：不安，恼火，依然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女儿居然不知羞耻地欺骗了他们——在去往巴特勒家的四英里路上，这个念头萦绕在两人的脑海里。他们下了柏油公路，拐上巴特勒家的田间小路，这时传来一阵狗叫。副驾驶那一侧的车窗一个月前就关不严了，尖厉的狗叫声盖过了引擎的轰鸣。
现在疑云笼罩在德利马赫伦上方，吉尔莫纳和蒙特克罗也如此。在萨林斯神父看来，疑云的背后暗藏着恶毒。人们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其他报纸也会争相报道。更多陌生人会蜂拥而至。萨林斯神父预感会有人拍一部莫琳·麦克多德的电影，疑案将成为传奇。人们会乐此不疲地谈论莫琳·麦克多德的性格，甚至会有人为此写书。莫琳的父母会终生责备自己由于贫困而未能抵御金钱的诱惑，直至离世的那一天。
“小婊子。”他在车里说。她没有吭声。
“孩子们会看到这些照片的。”
她知道劝不动他，也就不再坚持，转身回房换了双鞋。至少他不会穿着那件用绳子当腰带的外套——他只有冷天早晨赶牛时才穿。早饭前他已经把那件衣服脱了，应该不会再穿上。她在自己的旧裙子和针织衫外面套上一件防水外衣。
“别担心，麦克多德太太。”
“这样挺好。”
“从来没人说过她近乎圣女。从来没人说过，神父。”
“穿条体面的裤子，”麦克多德太太提醒道，“你不能就这么去。”
“我知道，我知道。”
麦克多德今年六十二岁，瘦高个儿，面部肌肉深陷，一头参差的花白头发。妻子比他小两岁，身材同样瘦削，面容粗糙，长着一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手。他们之间很少说话，婚后一直如此，但他们也不争吵。农场上的事鲜有争执，因为他们认为争执毫无价值，只是自然而然地靠天吃饭。夫妻俩生养了五个孩子，莫琳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留在家里的。上个月她刚度过二十五岁生日，但他们并没有庆祝——麦克多德家没有这种习惯。
麦克多德太太捂住脸。她瘦削的肩膀痛苦地起伏，呜咽震颤着她的身体。作为一个母亲，她实在承受了太多，神父想。为了取悦读者，报纸竟然把她惨死的女儿说成杀人凶手。她的丈夫从桌前站起身，背对着妻子，望向空荡荡的院子。他用低沉疲惫的声音说：
她点了点头。当她第一眼看见那张整洁的床，她就知道他们必须做点什么。他们不能坐等着一封信或者电报送上门，或是女儿计划的别的什么。他们要开车去兰西·巴特勒家——他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昨晚莫琳就是骑车去了他家。夫妻俩嘴上虽然没说，心里担心的却是同一件事：女儿竟然擅作主张，和兰西·巴特勒那个娇生惯养的窝囊废私奔了。
“那都是些什么人啊？”
他们给牛挤了奶，因为无论莫琳出于什么原因没回家，奶总是要挤的。早饭也端上了桌，不吃早饭对谁都没好处。麦克多德一言不发地吃着，胃口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妻子吃得比平时少些。“我们开车过去看看。”饭后他说，声音里充满了火气。
神父默默摇了摇头。在这间被耶利米·泰勒的镜头扭曲的厨房里，麦克多德太太尖叫起来。她坐在蓝色餐桌前，嘴唇紧缩，声嘶力竭地尖叫，一声惨似一声。这一次萨林斯神父没有试图安慰她，麦克多德依然凝立在窗前。
麦克多德把牛赶进棚。穿过院子的时候，他隐约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但清早的倦意让他的脑子有些迟钝。妻子隔着田地朝他大喊，他听不清她在喊什么，但不止一次听见了女儿的名字。他忽然意识到院子里到底哪里不对劲：莫琳的自行车没有靠在厨房的窗外。“莫琳昨晚没回家，”当他走近时，妻子反复说，“她不在床上。”
莫琳没有应声，麦克多德太太并不意外。她回到房间穿好衣服。“该起床了，莫琳！”她喊道，一边猛敲女儿的房门，但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你是不是病了？”她略带疑惑地问。平时这个时候，莫琳要么打着呵欠，要么会应一句。“莫琳！”她又喊了一声，推开房门。
清晨，麦克多德一家照常在农舍里醒来。麦克多德穿上衬衣裤子，从厨房门边的挂钩上取下黑色外套。他抽出衣服口袋里的绳子当作腰带系上，又从胶鞋里掏出袜子。他带着两条牧羊犬出了门，把奶牛赶回牛棚挤奶。妻子洗漱完毕，把水壶放在炉子上，随后敲响女儿的房门。“莫琳！”她说，“起床了，莫琳！”
德利马赫伦从未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人们从未如此震惊。与别处的居民一样，他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苦难与悲伤，也不乏奇闻逸事，抑或从遥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故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船长夫人和一个驼背小贩私奔了。一七九八年，起义军在德利马赫伦和郊区山间展开了抵抗斗争。北爱纷争期间，一个本地人被黑棕部队在田野里处死。然而，没有哪个故事或是哪段记忆，比得上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清晨降临的那一场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