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自太阳汲取能量。所获能量在名为“生物区系”的循环中流转，一个生物区系就可以被描绘为一座包含多个层级的金字塔。最底层是土壤，植物层建筑于土壤之上，昆虫层建筑于植物之上，鸟类和啮齿类动物层在昆虫层之上，就这样，不同动物群体一层层向上叠加，直至最顶端，顶端层级由大型食肉动物构成。
环境保护教育中采用的意象通常是“生态平衡”。由于种种过于冗长而不便在此赘述的原因，这一修辞形象没能准确表达出我们对于土地体系的了解究竟有多幺贫乏。更加真实的是生态学所采用的意象，“生物金字塔”。首先，我得将这座金字塔作为土地的象征符号加以勾勒，然后再从土地使用的角度探讨它所带来的一些启发。
处于同一层的不同物种之间有其共同点，但不在于它们来自哪里或拥有怎样的外形，而在于它们以什幺为食。每一层都依赖与之相邻的较低一层，从中获取食物，往往还包括其他供给，反之，每一层都为自己上方的那一层输送食物和供给。从下往上，层级渐高，生物数量亦随之递减。就这样，每一个大型食肉动物之下对应着数以百计的猎物，数以千计的猎物之猎物，数以百万计的昆虫，不计其数的植物。整个体系的金字塔形态反映了从塔尖到基座的数字累进进程。人类和熊、浣熊、松鼠等荤素杂食性动物共处同一中间层级。
一种伦理若要能够就土地与经济的关系给予指导和补充，前提是具备将土地视为完整生命体系的心理意象。只有在与能够看到、感觉到、理解、爱或交付信任的对象发生关系时，我们才有可能考虑伦理。
基于食物和其他供给的序列被称为“食物链”。如今，像“土壤 — 栎树 — 鹿 — 印第安人”这样的食物链大都被“土壤 — 玉米 — 奶牛 — 农民”链条所取代。每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多个食物链中的一环。除了栎树，鹿还吃上百种其他植物。牛也一样，除了玉米，还有上百种植物可供它们选择。就这样，两者都同时在上百条食物链中充当着链环的角色。金字塔便是无数食物链交错编织而成的集合体，其中关系如此复杂，以至于看起来好似无序，可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却早已证明了，它是高度有序的结构。生物金字塔的正常运转仰赖于其丰富多样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作与竞争。
The Land Pyramid土地金字塔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低矮扁平，食物链也都短小单一。是自然演化改造了它，一层层向上叠加，一环环不断接续。数以千计的衍生物种造就了金字塔的高度和复杂程度，人类只是其中一种。科学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疑问，但至少，它为我们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自然演化的走向就是令生物区系越来越复杂多样。
令私人土地所有者承担起属于自己的土地伦理责任，是现有形势下我们能看到的唯一解决方案。
由此可见，土地并不只是土壤，它是能量的源泉，使能量得以在由土壤、植物和动物组成的生态圈中流动循环。食物链是生命的通道，将能量向上传递；死亡和腐朽则将能量送归土壤。这个圈子不是闭合的，有的能量会在腐烂过程中消散，有的能从空气中得到补充，有的会储存在土壤、泥炭和年代久远的森林里；但它是延续不断的，就像缓慢增长且流转不歇的生命基金。向下冲刷的水流总会造成一些损失，但通常很有限，岩石的风化剥落就足以弥补。它们被储藏在海洋里，待到下一次地质运动，再升起形成新的陆地和新的金字塔。
总结一下：如果单纯以经济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环境保护体系必定失衡，走上死路。这样的体系往往容易忽略土地共同体中缺乏商业价值的众多元素，进而最终将其逐出共同体，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它们其实是共同体健康运转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以为，它错误地假设了生态时钟能够脱离非经济的部分而单纯依靠经济部分运转。它倾向于将许多职能交付给政府，以至到最后，过于庞大、复杂、牵涉过广的职责必将超出政府的能力，无法落实。
能量上传的速度和特性取决于动植物共同体的复合结构，一如树木中汁液的上传取决于它本身复杂的细胞组织结构。若没有这样的复杂结构，常规的能量循环大概就不会发生了。所谓结构，即构成金字塔的各物种所具备的特征数目，同时涵盖这些特征的种类和功能。土地的复合结构与它的流畅运转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能量体，这是它的基本属性之一。
当个人土地所有者被要求采取某种无利可图却有益于生态共同体的举措，今时今日之下，他只会拖延推诿、阳奉阴违。如果这项举措需要耗费他的金钱，这反应倒是合情合理，可若它只是要求一点点远见、开放的头脑或时间，那就至少值得讨论一下了。近年来土地使用补贴的开支迅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咎于政府自身的环境保护教育机构，也就是土地管理部门、农业大学和关联服务机构。就我所知，它们教授的内容从未涉及土地伦理责任。
当循环圈中的一个部分发生改变，其他许多部分也必须自行做出相应调整予以配合。改变未必会阻断能量流转或改变其流向，自然演进就是一系列漫长的自发式改变，最终目的是使得流转机制复杂化，加长能量循环圈。然而，渐进式的改变总是缓慢的，每一项改变都发生在局部。人类发明工具的能力令我们有了制造改变的可能，这种改变激烈、快速、涉及广泛，史无前例。
面对国有土地和政府管理的扩展，产业化下的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特别是木材业者和畜牧业者，往往更想高声发出长长的悲叹。然而（除了大名鼎鼎的特例之外）他们几乎不曾表现出丝毫意愿来推动唯一可见的替代方案——自发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实践环保。
如今，动植物群的构成发生了一个变化。由大型食肉动物构成的金字塔顶被砍掉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食物链不是变得更长，而是被截短了。来自其他土地的驯养物种代替了野生物种，野生物种被转移到了新的生存环境中。在这场全球范围的动植物联动过程中，有的物种逃脱控制变成了病害虫害，有的却遭遇了灭顶之灾。这样一些结果极少是刻意为之的，甚至不可预见——在整个架构中，它们表现为不可预知且往往无迹可寻的重新调整。农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新的病虫害与新的防控科技手段之间展开的竞赛。
在美国，一个明显的环保倾向是，将所有私人土地所有者没能做到的必要工作交托给政府。政府拥有、政府经营、政府补贴、政府管理，这些方式如今盛行于林业、草原管理、土壤和水域管理、公园和荒野保护、渔业管理、候鸟管理等诸多领域，而且还在继续扩展。这类政府性保护的发展大都恰如其分、合情合理，其中有的更是不可缺少。我并非对此不以为然，事实上，我几乎穷尽了大半生为之工作。尽管如此，问题还是来了：这项事业最终能达到怎样的规模？以税收为资金基础，能够支撑它所有终端的运转吗？政府保护是否会像乳齿象一样，最终为自身体量所累，临界点又在哪里？如果还有可能寻找到一个答案的话，或许就应该求诸土地伦理，或是其他能够将更多义务分配给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力量。
还有一种变化也会对动植物间的能量流动以及能量复归土壤的过程产生影响。这就是所谓地力，即土壤接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农业若是过度掠夺土壤，或是在以家养牲畜替换位于金字塔上层的原生物种过程中过于急进，就有可能扰乱能量循环，耗尽土地的能量储备。当土壤中的储备能量或用以储藏能量的有机物被消耗殆尽，它被冲刷走的速度就会快于形成的速度。这便是水土流失。
有时候，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这些“荒芜”区域里无利可图，事实却证明他们错了，只是这一点总在它们已消失大半之后才被认识到。眼下，人们争先恐后地引水回灌麝鼠生活的沼泽，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水系和土壤一样，也是能量圈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工业污染水质及筑坝拦截水流等问题，某些动植物受到驱逐，而它们正是循环体系中保存能量所必不可少的部分。
有时候，缺少经济价值不只是某个物种或群落的特点，更是整个生态共同体的特点，比如湿地、泥炭沼泽、沙丘、荒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惯常的做法是将保护工作交给政府，等待政府把它们划为保护区、遗址或公园。麻烦的是，这些共同体中常常混杂着更加“有价值”的私人土地，政府很可能无法拥有或控制这些零星的小块土地。最后，我们只得任由它们中的一部分成片地大面积消失。而如果土地的主人具备生态意识，他就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监管者，容许这类区域在自己的土地上占有适当比例，令他的农场和生态共同体更加多样而美丽。
交通运输业带来了另一个根本改变：生长在一个区域的植物或动物，却衰老、复归于另一个区域。交通窃取了储藏在岩石与空气中的能量，投放到了别处。就这样，我们用来自赤道另一侧的氮肥肥沃自己的花园田地，在那里，鸟儿捕食海洋中的鱼，排出鸟粪石，将氮元素藏在其中。也就是这样，原本安居一地、自给自足的能量圈被拽入了覆盖全球的大圈中。
有些种类的树木已经被满脑子经济的林业工作者“驱逐出境”，只因为它们生长得太慢，售价太低，不能作为经济木材加以栽培。北美香柏、落叶松、柏树、山毛榉、铁杉都在其列。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欧洲的林业更先进一些。在那里，非经济树种被视为原生森林共同体中的成员而得到同等的合理保护。此外，包括山毛榉在内的一些树木已经被证实有益于增加土壤肥力。森林与构成森林的各类树木、地表植物、动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成共识。
出于人类需求而强行改变金字塔必定消耗储备能量，只是，在拓荒阶段，这一过程却往往呈现出野生动植物与人工养殖物种并存共荣的虚假繁盛景象。生物资本的这类消耗通常会遮盖或推迟野蛮开发导致的惩罚。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肉食类哺乳动物、猛禽和以鱼类为食的鸟类中。曾经，生物学家拼命寻找证据，以证明这些生物通过猎杀孱弱动物维持了生态圈的健康运转，通过控制啮齿动物数量为农民提供了帮助，或力图证明它们捕食的都是“无价值”的物种。再一次，为确保有效，证据必须是基于经济层面的。直到近年来我们才听到了一些更加诚实的声音，承认食肉动物是共同体中的成员，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群体有权利为了自身的收益、现实需求或喜恶而将它们赶尽杀绝。不幸的是，这样具有启发性的开明观点还只停留在口头阶段。现实中，食肉动物的灭绝行动依然欢天喜地地继续着：我们眼看着国会、环境保护部门和许多州立法机构颁布出一条又一条法令，将灰狼步步逼入旦夕存亡的境地。
在以上的简单描述中，围绕将土地视为能量圈的观点，传达了三个基本概念：
今天再回头看这些迂回的托词实在令人痛苦。我们还没有形成土地伦理，但至少更加接近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不管能否为人类带来经济利益，鸟儿都拥有生存的权利，理应得以存续。
（1）土地不只是土壤。
当某个没有经济价值的物种受到威胁，而它恰巧又得到了我们的喜爱，我们便会编造种种理论，赋予其重要的经济价值。二十世纪初，人们认为鸣禽正在走向灭绝。鸟类学家慌忙拿出一些明显不可靠的证据来施救，大意无非是，如果没有鸟类加以控制，昆虫将吃光我们的一切。为确保有效，证据必须是基于经济层面的。
（2）本地原生的植物和动物能够保证能量圈的通畅；其他物种则未必，可能行，可能不行。
完全基于经济动机的环境保护系统有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土地共同体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没有经济价值的。野花和鸣禽便是例子。威斯康星州拥有大约两万两千种原生的高级动植物，其中，可用于售卖、培育、食用或其他经济用途的能否超过百分之五都值得怀疑。然而，所有生物都是生态共同体中的成员，如果（就像我坚信的）生态共同体的稳定性取决于它的完整度，那幺它们就有权利继续生存下去。
（3）人为改变与渐进式自然演化的秩序不同，前者带来的影响比人类预期或能够预见到的更加深远复杂。
历史的逻辑渴求面包，可我们递上的却是石块。于是，我们只好搜肠刮肚地试着辩解，说石块和面包是多幺相似。现在，我要在诸多替代了土地伦理的石头中挑出几块来说一说。
综合上述概念，可以导出两个基本问题：土地能否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秩序？我们渴望的改变能否以较为温和的方式达成？
Substitutes for a Land Ethic伪土地伦理
不同的生物区系似乎对于粗暴改造的承受力并不一样。比如说，西欧如今的土地金字塔与当年恺撒大帝看到的已经大不相同了。有的大型动物消失了；沼泽森林已经变成了草原或耕地；许多新的植物和动物被引入进来，其中有的失控成了有害外来物种；留存至今的本地生物在地域分布和数量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土壤还在，仍旧肥沃——全靠引进氮肥的帮忙；溪流河水还照常流淌着；新的金字塔结构似乎运转良好，还能坚持下去。整体循环体系中，找不到明显可见的阻滞或紊乱。
伦理道德的重大变革从来绕不开人类的内在转变，这关乎理智的偏向、忠诚的归属感、情感的喜好和坚定的信仰。事实证明，环境保护还不曾触及这些根本点，因为哲学与宗教都尚未涉及这一领域。我们想让环保变得容易一些，结果却只是让它沦于琐碎。
也就是说，西欧拥有一个强韧的生物群系。它的内在程序强健而有韧性，经得住拉扯。无论发生多幺激烈的改变，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的金字塔总能找到某种新的缓冲方案来维持其生态环境，使之可适宜人类及大多数本土物种继续生存。
总结一下：我们要求农民在方便的前提下采取措施留住他的土壤，他这样做了，也仅仅做到这一步。假设一个农民砍去了山坡上百分之七十五的树木，在砍伐后的林地上放牧他的奶牛，任由雨水将石头和泥土冲进本地溪流中，但只要其他行为得当，他仍然可以是社区内备受尊敬的一员。如果他还在地里撒了石灰，遵照等高条植法种植庄稼，就仍然有权享受他“土壤保护区”的特权和福利。保护区是社会机器中漂亮的一页，却被两大汽缸呛得咳嗽不止，因为我们太过怯懦，太过急功近利，才无法将义务的真正含义告诉农民。不谈良知的义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将社会良知的范畴从人类自身扩展到土地。
如今看来，日本大概也是经历了剧烈改变却没有陷入混乱无序的又一个例子。
如此情势之下，令人不解的是，超越私利以外的土地义务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是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体体现为改善道路、学校、教堂乃至于棒球队的状况。至于改善水之于土地的作用，或保护乡村风景的美丽与多样性，其存在却不被视作理所当然，甚至根本从没被认真讨论过。土地使用伦理至今仍完全受控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情形一如百年前的社会伦理。
大多数人类文明区域——其中有的还仅仅是刚被人类文明触及——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无序状态，从轻微萌芽到严重耗损，各不相同。在小亚细亚和北非地区，气候变化是一大困扰，它可能是事情的起因，也可能是严重损耗导致的结果。美国的无序程度各地不同：西南部、欧扎克地区、南部部分区域最为严重，新英格兰和西北部最轻微。在尚未完全开发的地区，还有望实践较好的土地利用方式。墨西哥、南美洲、非洲南部和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正处在严重且仍在日益加剧的损耗过程中，但我无法评估前景究竟会怎样。
若是有人问为什幺没有相关法令，他会被告知，社会还没有做好支持法令的准备，教育必须先于法令。可是，除了诠释私利，现实中日益普及的教育并未涉及人类对土地所应承担的义务。最终的结果便是，教育越多，我们的土壤和健康丛林就越少，像一九三七年那样的洪水就越发泛滥。
这种土地的无序几乎在全世界都有所体现，就像是动物染上的疾病，只是还未达到引发彻底混乱或死亡的地步。即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它的综合复杂程度也多少受到了损害，其承载人类、植物和动物的能力已经被削弱。眼下许多被誉为“机遇之地”的生物区系，事实上是靠掠夺式农业为生，也就是说，它们所负荷的已经超出了当地土地长期以来的承载力。就这个层面而言，南美洲大部分地区都人口过剩了。
这引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如果能够允许农民自行制定规则，或许大家可以学得更快。于是，威斯康星州立法院于一九三七年通过了《土壤保护区法》。它以法令形式告诉农民：“我们，社会官方，将向你提供免费的技术服务和用于购置专业设备的贷款，前提是你们制定出自己的土地使用条例。每个县都能自行制定规则条例，这些条例都将具备法律效力。”几乎所有县都立刻行动起来，摩拳擦掌，准备接受这项帮助，然而，十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县写出了哪怕一条规则。等高条植、草场修复、播撒石灰改良土壤等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防牧护林毫无进展，将耕犁和乳牛逐出高山坡地的行动也一无所成。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农民都会选择有利可图的补救措施，而忽略有益于生态共同体却无法为个人带来明显利益的措施。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复垦来抵消损耗，但太多证据表明，原本预期能够长久运转的复垦工程往往寿命不长。就我们自己的西部而言，最好的项目也坚持不过一个世纪。
早在一九三零年以前，除了对生态话题完全视而不见的人，大家就都已经清楚，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地表土壤正在向海洋流失。一九三三年，农民被告知，如果能够在五年内坚持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政府将派出民间护林保土队帮助他们，此外还无偿提供必要的机械设备和物料。这一提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五年合同期一过，这些措施便同样广泛地遭到了遗弃。只有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经济收益的措施才能让农民们坚持下去。
历史和生态学证据似乎共同证明了一项通行的推论：改变越温和，在金字塔的调整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对的，改变的剧烈程度与人口密度有关，稠密的人口更倾向于要求较为剧烈的改变。在这一点上，北美洲实现持续发展的机会要高于欧洲，前提是它能有效控制住人口密度。
这样的模式会不会太简单，以至于无法达成任何有意义的事？它没有界定对错，没有分配义务，不要求牺牲，不动摇现有的价值观。对于土地的使用，它只是呼吁理性的利己主义。这样的教育能带我们走出多远？或许下面这个实例能提供部分答案。
这一推论与我们当前的逻辑背道而驰，后者假设：既然少量的人口增长能够令人类生活富足，那幺无限的人口增长也将带来财富的无限增长。生态学知道，没有什幺密度关系能够承受无止境的扩张。一切因密度而得来的收益都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法则。
很难在三言两语间对其内涵做出公正的概括，但是，照我的理解，今日的所谓环保，实质上大抵如是：遵守法律，正当行使投票权，加入某些组织，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践某种有利可图的环保，最后，政府负责余下的部分。
无论人与土地之间存在怎样的方程式，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什幺可能通晓其中所有的关系。最近有关矿物质和维他命营养素的发现无疑揭示了上行链条中的依赖性：某些物质中微量至不可思议的元素决定了土地之于植物的价值，进而决定植物之于动物的价值。那幺，下行链条又是怎样的？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那些被我们视作美学珍品而加以保护的物种是怎样的？它们都在土壤的建设中出过力——那幺它们是否也以某种我们还未知晓的方式扮演着土壤延续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韦弗教授提议利用草原野花来重新固化风沙侵蚀区的浮土，可谁又知道，有朝一日，鹤与美洲鹫、水獭与灰熊不会也有什幺用途呢？
面对这般困境，人们给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是“加强环境保护教育”。没有人会质疑，是否真的只有教育体量需要提高？环保的内涵是否也同样有所缺乏呢？
Land Health and the A-B Cleavage土地健康和A-B阵营分歧
环境保护是一种人与土地和谐共存的状态。尽管已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宣传，环境保护的步伐依然有如蜗行，而所谓进展，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纸面上的文字和集会里的豪言壮语。在偏远地区，我们的环保步伐仍旧是进一步，退两步。
一套土地伦理就是一种生态良知的体现，反过来，它也显示出一种信念，即个体对于土地健康负有责任。这里说的土地健康，就是土地自我更新的能力。而环境保护则是我们在理解和保护这种能力方面做出的努力。
The Ecological Conscience生态良知
环保主义者内部纷争不休，以至于名声并不好。表面看来，这些似乎只是增加了一些困惑，然而，仔细探究便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揭示了普遍存在于许多相关专业领域的单一层面分歧。每个领域里都有一个阵营（A）将土地视为土壤，认为其功能就在于产出可供交易的商品；同时有另一个阵营（B）将土地视为生物区系，认为它的功能范围更加宽泛。至于究竟有多宽泛，不可否认，目前还有诸多疑问，尚无定论。
总而言之，植物的演替决定着历史的进程。无论好坏，拓荒者直白地体现了土地内在的演替进程。历史会在这样的精神下得到教益吗？它会的，只要将土地视为共同体的概念能够真正渗入到我们的认知世界中。
拿我个人的专业领域林业学来说，阵营A就很是满足于像种卷心菜一样植树，将纤维素当成森林的基本产品。看来它并不打算制约暴力开发，它的观念是农业化的。而在另一边，阵营B认为林业与农业存在根本上的不同，因为前者关注自然物种，它的工作是管理自然生成的环境，而非创建一个人造的环境。阵营B原则上更青睐自然繁衍生产。面对类似美国栗树这样的物种灭绝和北美乔松这样的濒危萎缩，阵营B的担忧不只出于经济层面，也同样出自生物层面。它会为下一级的整串森林功能而担忧，其中就包括了野生动植物、游憩、水域、荒野等地带。依我看来，阵营B已经触及到了生态良知的萌芽。
在印度，人们选择不毛之地居住，采取的应对方法简单原始，只是割下草来搬回家喂牛就好，不必将牛带到草地上。显然，这不会破坏土地（这是源于某种深谋远见的智慧，抑或只是碰巧好运？我不知道）。
在野生动植物领域里，类似的分歧同样存在。对于阵营A来说，基本的商品是狩猎和肉类，衡量成果的标尺是捕获的雉鸡或鳟鱼数量。作为权宜之计和作为固定手段的人工养殖都是可被接受的——只要单位成本许可。而另一侧的阵营B，考虑的是有关生态圈的细节问题。繁育一种猎物会让我们在大型食肉动物方面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是否应当进一步依赖外来物种？对于已经萎缩至无法作为猎物的物种，比如草原松鸡，该如何通过管理手段来恢复其规模？对于黑嘴天鹅和美洲鹤这样的濒危珍稀动物，又该怎样通过管理使其恢复？管理原则能否扩展至野生花草？在这里，我显然看到了与林业领域别无二致的A―B阵营分歧。
同样的风景从前也曾被“开发”过，却伴随着不同的结果。前哥伦布时代里，普韦布洛人就生活在西南部地区，只是他们恰巧不懂得放牧牲畜。他们的文明衰亡了，但原因并非土地的衰亡。
论及更大的农业领域，我比较缺乏发言权，但看起来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分歧。早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技农业就已经积极发展起来了，因此，大概可以判断，生态观念在这一领域的渗透将会较为迟缓。此外，由于行业技艺的天然性质，农民对生态区系的改造必定比林业工作者和野生动植物管理者更加彻底。尽管如此，农业领域内仍存在诸多不满，这或许有助于打开“生态耕作”的新视野。
箭竹之地与后来给了我们许多思考的西南部地区足以形成对比，西南部的拓荒者同样勇敢、机智、坚忍不拔。在那里，人居带来的后果不是禾草，也不是其他经得起粗暴利用与摔打折腾的植物。当牧群开始大啃大嚼，那片区域给出的回馈是越来越缺乏价值的一系列草地、灌木和杂草，由此铸成了摇摇欲坠的脆弱生态环境。植物种类的每一次衰退都会令地力受损，每一次地力受损的累积带来的都是更进一步的植物衰退。到了今天，结果就是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不但植物和土壤，就连生活其上的动物群落也被卷了进去。早期的移民者并不期望看到如下情景：在新墨西哥州，某些美国西南部特有的湿地里甚至出现了排水的沟渠。这样的改变进行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几乎没有本地居民意识到这一点。旅行者更是完全看不到，他们只觉得这片蒙难的土地景色迷人、绚丽多彩（它的确是，但与一八四八年的景象已截然不同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大概是，新的证据表明，产量无法等同于农产品营养价值的衡量标准，产自肥沃土壤的作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可能更加优越。在耗尽了地力的土壤上，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提高产量，却未必能够同时提高产品作为食物的价值。有鉴于这个观点可能延伸扩展到极其广阔的分支范畴，我必须暂且放下它们，留待探讨。
肯塔基只是历史大戏里的一章。我们通常会被告知，人类演员在这场大戏中试图做什幺，却鲜少被告知，他们最终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系于特定土地面对占有者施加的特定强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在肯塔基的案例中，我们甚至不知道禾草来自哪里——它们究竟是本地物种，还是从欧洲跑来的偷渡者？
尽管那些自我标榜“有机农业”的不满者总带着几分狂热信徒的模样，但他们至少是朝着生物学的方向前进，在对于土壤中动植物生态重要性的坚持上，这一点尤为突出。
若要论及实证，想想密西西比河谷的拓居者吧。独立战争后的那些年里，有三个团体争夺着它的控制权：印第安原住民、法英商人和美国拓荒者。历史学家们想知道的是，在当年殖民者迁入肯塔基那箭竹之地的事件中，当起到决定作用的天平还摇摇晃晃时，如果底特律的英国人在印第安人那头稍稍多加一点砝码，又会发生什幺呢。如今是时候思考这一事实了，正是由于放牧的牛群、铁犁、火和拓荒者的斧头之力齐齐加诸这片土地，箭竹之地才变成了蓝草之州。如果说，在以上种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这片黑暗血腥土地上的植物演替给我们留下的是某种毫无价值的苔草、灌木或杂草，那又将如何？布恩和肯顿还能坚持下来吗？会有人口流入俄亥俄、印第安纳、伊利诺伊或密苏里诸州吗？还会发生路易斯安那购地案吗？还会有横贯大陆的新州联盟吗？还会爆发南北战争吗？
农业与其他涉及土地利用的领域一样，其生态学基础很少为公众所了解。举例来说，即便受过教育，也极少有人认识到，最近数十年来最了不起的科技进步其实是施肥泵而非水井的改良。以土地换取土地，它们勉力弥补着不断下降的土地肥力。
事实上，人类只是生态团队中的一员，从历史的生态解读中可以稍稍窥见这个团队的端倪。迄今为止，许多历史事件都只是从人类的角度得到了解读，而事实上，它们无不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生物交互作用的体现。在主导事实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土地的特质与生存在土地上的人类的特质同样重要。
在所有这些分歧中，我们一次次看到同样的根本矛盾不断重复，例如：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区系中一员的人类自相对抗，扮演磨刀石的科学与扮演宇宙探照灯的科学自相对抗，沦为奴仆的土地与身为有机集合体的土地自相对抗。在这一点上，罗宾逊对于崔斯特瑞姆的劝告或许也刚好适用于身为地质时代生物物种之一的现代智人：
今天的文明人普遍相信，科学知道是什幺维持着共同体的生存运转；而科学家同样确信，他们其实并不知道。科学家们清楚，生态机制的问题如此复杂，人类或许永远也无法完全了解它的运转方式。
“无论愿或不愿
在生物共同体中，类似的情形同样存在。亚伯拉罕深知土地的意义：它泌出牛奶与蜂蜜，滴入亚伯拉罕口中。时至今日，我们对这一设想的确信程度与教育程度形成了反比。
你都是王，崔斯特瑞姆，因为你是
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已经学会了（但愿如此）一个道理：但凡意图扮演征服者的，到头来总是难免作茧自缚，殃及自身。为什幺？因为这样一个角色隐含着固有的意味：征服者拥有至高神权一般的权威，他完全清楚令共同体得以生存发展的究竟是什幺，也确切了解共同体生态中的哪些东西与哪些人是有价值的，哪些人和物又一文不值。可结果却总会证明他对两者都一无所知，也正因如此，他的征服最终必定招致自败。
离世之人中罕有的久经考验者，
简单地说，土地伦理将改变现代人类在土地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使之从征服者变为共同体内的普通成员和公民。这意味着对其他正式成员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于共同体本身的尊重。
当他们离开，世界不复从前。
这听起来很简单，我们不是已经对自由的土地和勇者的家园歌唱出我们的爱与责任了吗？是的，只是我们爱的究竟是什幺，是谁？必然不是土壤，我们正乱糟糟地将它们送往河流下游。必然不是水，除了推动涡轮转动、承托驳船漂浮和冲刷污物外，我们认为它毫无用处。必然不是植物，我们将它们整个群落连根拔起，眼都不眨一下。必然不是动物，我们已经消灭了若干最大、最美丽的物种。土地伦理当然无法阻止这些“资源”的变迁和对它们的管理、利用，但却可以确认它们继续存在以及至少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自然状态的权利。
你的痕迹早已留存刻镌。”
土地伦理只是将共同体的外延扩大，将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纳入其中，或者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它：土地。
The Outlook展望
所有已经成型的伦理道德都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相互依存的诸多部分组成了共同体，个体只是其中的一员。直觉促使它为了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而参与竞争，与此同时，伦理道德则推动它投身合作（也可能是为了获得一个有机会参与竞争的位置）。
在我看来，有关土地的伦理中若没有对土地的爱、尊重和赞叹，若没有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可，是不可思议的。至于价值，我所说的当然远不止经济价值，更有哲学意义层面的价值。
The Community Concept共同体概念
在土地伦理的演化过程中，阻碍其进程的最大障碍或许正是如下事实：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经济体系都在背离强烈的土地意识，而非靠近。所谓“真正的现代化”，是经由许多中间人和无数物理意义上的工具，将人与土地割裂开来。人们与土地之间不存在休戚与共的关系。对许多人来说，土地只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留出来供庄稼生长的空地。要是拿出一天在土地上放松休息，恰好那个地方又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名胜”，他们便会百无聊赖。假如水耕法能够完全替代农场来种植庄稼，那倒是很适合他们。用合成物替代木头、皮革、羊毛和其他天然的土地物产，也必定比直接使用原版物品更适合他们。总而言之，土地是他已经“脱离”了的东西。
伦理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迎合各种生态情境的导引模式，或许是因为它实在太新，或者是因为太复杂，又或者因为受制于太严重的延迟反应，以至于普通个人很难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寻找到通衢大道。引领个人适应此类情境的导引模式是动物性本能。伦理或许是某种正在逐步成型的集体本能。
关于土地伦理，还有一个几乎同样严重的障碍，那就是农民仍旧要幺将土地当成对手，要幺当成奴役他的工头。理论上说，农业机械化应该能够砍断束缚农民的链条了，但事实究竟如何，仍需存疑。
如果我对眼下种种迹象解读无误的话，在人类生存环境的范畴内将伦理扩展至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演进的可能，也是生态的需要。这是演进序列中的第三步。前两步已经做到了。自以西结和以赛亚时期以来，独立的思想者早已公开发表意见，认为对土地的掠夺非但不智，更可谓大错。只是社会至今没有确认他们的观念。但我以为，当前的环境保护运动正是这种确认的萌芽。
要想以生态的眼光理解土地，必不可少的就是对于生态的理解，这与“教育”的程度无关——事实上，许多高等教育似乎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生态学的内容。理解生态并不一定需要学过那些贴着生态学标签的课程，它更可能来自其他标签之下：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历史，或是经济学。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无论拥有怎样的标签，如今的生态意识培养还是远远不够。
至今还没有一种伦理对应到人与土地、人与生长在土地上的动植物之间的关系。土地就和奥德修的女奴一样，仍然只是财产。基于土地的一切关系都依然局限于经济范畴内，只见权利，不思义务。
若非还有公开反对这些“现代”趋势的少数派人士，在土地伦理的问题上，希望必定微乎其微。
第一层面的伦理着眼于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摩西十诫》便是一例。随后发展到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黄金法则”力图将个人整合入社会，民主思想则试图令社会体制关注到个人。
在土地伦理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拦路虎必须移除，方法很简单，只要不将合理使用土地视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就行了。除了短期经济效益，更要依照伦理和美学的是非标准来对每个问题详加考察。当一件事情倾向于保持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好时，它就是正确的。若是走向别的方向，便是错了。
合作机制的复杂程度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和工具效能的提高而与日俱增。举例来说，在乳齿象年代对棍棒石头的反社会性使用加以定义，与在机械时代就子弹和公告牌的使用加以界定，两者相较，显然是前者更简单。
当然，我们能为土地做些什幺，又有什幺是不能做的，都受到经济可行性的制约，这是毋庸置疑的。过去如此，将来仍会如此。经济决定论的谬论一直以来勒在我们集体的咽喉上，认为一切对于土地的使用都由经济决定，这正是我们需要摆脱的。无数行为和态度——或许还要加上大部分与土地发生的关系——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偏好，而非他们的财力。在所有的土地关系中，与其说投资资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倒不如说，大部分关系是以投资的时机、前景、技巧和信念为转移的。当一名土地使用者开始思考，他便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则。
事实上，伦理范畴的扩张是生态演化中的一种进程，然而，至今仍然只有哲学家对此给予了关注。它的演变过程可以用生态学的方式来描述，也可以用哲学术语来阐释。从生态学的观点看，每一种伦理道德都形成于生存斗争中，都是对行动自由的一种限制。从哲学的角度看，每一种伦理道德都是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的区别之所在。这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定义。这一事物的根源存在于相互依存的个体或群体偏好之中，随后演变为合作的模式。生态学称之为“共生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便是高级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原始的全开放式自由竞争已经被伴有伦理道德内涵的合作机制所部分取代。
我刻意将土地伦理表达为社会演化的成果，原因在于，此前从未有如伦理这般重要的东西被“写下来”。只有最肤浅的历史系学生才会以为是摩西“写下”了《十诫》——它是在一个擅于思考的群体头脑中逐渐形成的，只是为了方便详加讨论，才有摩西写下了这样一份暂时的摘要。我用到“暂时”这个词，是因为演化永远不会停止。
The Ethical Sequence伦理演进
土地伦理的演化是一段理智与激情并重的进程。环境保护披着良善的外衣，结果却徒劳无功，甚至还带来了危险，因为无论对于土地还是对于以经济为导向的土地使用，它们都缺乏批判性的理解。当伦理的先锋从个体转向共同体时，其中所蕴含的知识也将随之增加。我想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奥德修时代的希腊并不缺少是非对错的概念——看看他的妻子是怎样在漫长岁月里坚守忠贞，终于等到他驾着黑首帆船自幽暗昏黑的海上破浪返回家园的吧。那个时代的伦理架构中有妻子们的一席之地，却尚未延及身为有形财产的奴仆。在过去的三千年里，伦理规范已经扩展到了许多行为领域，相应地，私人裁决能够全权掌控的部分亦随之缩减。
任何伦理道德都拥有同样的作用机制，即社会对于正确行为的认可，以及社会对于错误行为的否定。
这场绞杀不存在正当与否的问题，那些女孩是他的财产。那个年代，处置私人财产完全是个人权利，没有对错之分。今天依旧如此。
总体说来，我们眼前的问题是态度和手段的问题。我们用一台蒸汽挖掘机重塑阿罕布拉，为挖出的土方数量骄傲不已。放弃挖掘机大概很困难，毕竟它有许多优点，可我们也的确需要更温和、更客观的标准来对它的成功运用加以评判了。
当天神一般的奥德修从特洛伊战场上回到家中时，他用一条绳子一气绞死了十二名女奴，理由是怀疑她们在自己离家期间行止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