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对此事都有自己的解释，奥姆斯顿也编织了一个解释，跟他们的大致一样，只是细节不同。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位不受欢迎的系主任被警察找上门来，弄得斯文扫地，原来警察根据线索，把他跟一个经常在公共场所徘徊的布店老伙计搞混了。一个名叫托特尔的年轻人因此事被开除。不到一学期后，伊布斯和邱吉曼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因为他们偷了院长的衣服，并狠心地把他囚禁起来，而院长本该在王室家族的一位成员面前发表演说的。整整一年，那一类的事层出不穷，尿壶跑到了教堂顶上，编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普尔瑟老先生的自行车十几次被拆得七零八落。
奥姆斯顿走在路上，左侧是灰褐色的石头门房和深陷的图书馆窗户，他想起了晨报被撕去的那页。他匆匆瞥见的那位和音歌手的脸，此刻在他的记忆中一闪而过。那页报纸上所缺失的，正是院长说“事情必须解决”时欲言又止的内容。院长妻子问候他时神色尴尬，麦克莫兰则面露得色。特里勒暧昧的深情掩盖着别的什么，威力奇瞪大了眼睛，林德福特兴奋异常，凯里菲塔德望着别处。他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为什么这次他成了受害者？他并不认为自己为人傲慢或跟学生关系疏远，他并没有试图让他们循规蹈矩。他缺少同事们的那种雄心壮志，只是一个老派的学者，是传统意义上的博学多才。难道所有这些都在他不知不觉中变得令人反感和不快了吗？奥姆斯顿教授仍然慢慢朝前走着，一边摇了摇头。他不是个傻瓜，当然能感觉到自己不受欢迎。
“你在说些什么呀？”奥姆斯顿问，于是，他以迂回的方式获得了那个点缀着怜悯的消息，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
他注意到圣博尼费斯酒馆的绿色和黑色招牌，便考虑进去坐坐，片刻之后，他真的驻足走了进去。他这辈子很少进酒馆，随着转门在身后关上，他估算一共也就十来次。墙边蓝色的豪华高背座椅有香烟烫出的痕迹，椅子前面的矮桌上也有，每张桌上都放着一个宣传某种啤酒品牌的玻璃烟灰缸，以及一些带着同样标识的小圆垫。用过的玻璃杯已经被收拢，仍放在托盘上；十分钟前酒馆里一派繁忙，挤满了星期六上午的顾客，现在已人去屋空。
他用一块红点点的手帕擦擦一个鼻孔，又擦擦另一个鼻孔，奥姆斯顿只好把视线挪开。科克的动作暗示两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压低的嗓音透着关心。亲密并不存在，关心也是假的。
“你好，先生。”吧台后一个男人抬头招呼奥姆斯顿教授，他面前的盘子里是肉末加土豆。
“内部做的手脚。”科克最后说道，决定从失望中捞取点什么。他和奥姆斯顿一起离开，两人走在院长家宽敞的花园小径上时，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都在议论是传媒界搞的鬼，内部做了手脚。”
“我可以来一杯威士忌吗？”
除了林德福特——他对这类事没有兴趣——其他人都知道凯里菲塔德觉得自己应该跟瓦妮莎·奥姆斯顿结为连理，他之所以没有另娶他人，就是因为那份激情仍缠绵心头。在林德福特看来，奥姆斯顿选择无视自己的尴尬遭遇是可以理解的。奥姆斯顿在房间里笨拙地走来走去，寻找别的话题，没有意识到逐渐弥漫的失望情绪：奥姆斯顿竟然没有失魂落魄地出现在他们中间，事情竟变得这样令人扫兴。
“没问题，先生。”
“咄咄怪事。”林德福特叹道，嘴唇又撅了起来，“咄咄怪事。”
盘子里的食物抹了番茄酱，热腾腾地冒着气，有一股烹调油的味儿。收音机里一位音乐节目主持人正在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奥姆斯顿似乎在假装没这回事儿。”凯里菲塔德不再沉默。他没说自己得知那人的死讯后欣喜若狂。他相信自己从未以任何方式得罪过学生，但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要双倍的吗，先生？”
“我们都得罪过人。”
酒吧男招待似乎意识到客人不熟悉酒馆供应的分量，便高高举起酒杯，示意里面的威士忌没有多少。
“可是奥姆斯顿——”
“好的。”
“奥姆斯顿以前的某个学生。得到宽恕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今儿天气倒不坏。”
“通讯社？”
“是啊。”
“是通讯社内部的人做的手脚。肯定是的。”
“给您，先生。”
“那是怎么回事呢？”林德福特撅起厚嘴唇，像是要吹口哨，这是他的习惯，每当谈话变得平淡乏味时他都会这样。插话的那人说：
“谢谢。”
“不行，”另一个人插进来说，“那应该不够。”
他付过账，端着酒杯来到窗边的一张桌子前。“善意的。”科克是这么说的，在科克看来，四篇讣告都没有恶意。“没错，当然。”他只能点点头，无法让自己言不由衷地说：是啊，讣告写得都很善意。这是一种激将行为，科克说，年轻人都喜欢互相叫板。他们想出这些恶搞的事，最后轮到的那个人就必须把事完成。也许就是一种赌博。四位编辑都会发来道歉信，科克对此可以肯定。
“你的名字或我的名字，”林德福特坚持自己的说法，“那似乎就够了。”
一个孩子出现在吧台后面，只有脑袋能看见。男招待叫她走开，却一边继续吃饭，一边伸手拿过一个杯子，倒了些百事可乐。他告诉女孩，她简直把他给烦死了。
说话的是林德福特，他用亲密的方式走近凯里菲塔德。林德福特坚称是一个本科生冒充某人打的电话，提供了一位教授的死讯，凯里菲塔德认为他的说法很不靠谱。
“我这样会喝醉的。”奥姆斯顿教授对自己说，午饭前喝了雪莉酒又喝威士忌。然而他愿意待在这儿。吧台上放脏杯子的托盘旁边的那份报纸，不是刊登讣告的那种。他脑海中又出现了那页被撕过的报纸，上面只有和音歌手的半篇讣告，还有他不认识的那位中校的名字，主教的名字他也不熟悉。当然啦，一位当红艺人肯定比他重要。如今的事情就是这样，说起来也是合乎情理的。
“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无疑是冒用了我们中间某个人的名字。”
“对不起。”他又坐了会儿，对吧台的男招待说，因为后者还没吃完饭。但那人性情快活，听口音是爱尔兰人。奥姆斯顿教授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爱尔兰人天生是当酒吧老板的料，他们的奉承话说得恰到好处。
科克的粗声吼叫传到他这个角落。这声音在嘲笑他，周围的面孔也在嘲笑他——麦克莫兰皱巴巴的脸，林德福特挂满赘肉的脸，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研究者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脸，威力奇酷似鸟嘴的脸，以及院长方方正正的大脸，特里勒清清爽爽的长脸。凯里菲塔德本人跟那个十九年前横刀夺美的男人一样，面容苍白，毫无血色，戴一副无框眼镜。两人都头发花白，身材瘦削。在今天早晨的思绪中，凯里菲塔德认为一位遗孀再婚时会选择外貌酷似前夫的人。虽然他坚决强调两人其他方面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确有一点相似之处。
“没问题，先生，我在这儿是干吗的？如果我埋头吃饭，让一个男人没酒喝，不是太不用心了吗？”
一位中世纪研究家，凯里菲塔德，独自站在墙角，怀着上升为仇恨的厌憎注视着奥姆斯顿。“科克和死者在一起。”凯里菲塔德听见左侧传来一个声音。那个已被宣布不在人世的男人正和穿粉红色灯芯绒的教授站在一起。凯里菲塔德对这两人都不喜欢，而最让他恨之入骨的，是一小时前他幻想已经死去、让妻子成为遗孀的那个家伙。凯里菲塔德之所以单身，跟瓦妮莎·奥姆斯顿有很大的关系，瓦妮莎跟他同龄，却嫁给了一个干巴老头，在他看来完全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凯里菲塔德自己也是个干巴人儿，属于沉默寡言的那一类教授，这种性格在瓦妮莎的事情上对他不利，因而让竞争对手占了先机。几个小时前，在他那毫无生趣的学院宿舍里，凯里菲塔德先是难以置信、继而欣喜若狂地盯着报纸上的那则讣告，并去买了他猜想会刊登同样大快人心消息的另外三份报纸，果然不失所望。他立刻开始展开幻想：和瓦妮莎·奥姆斯顿一同进出戏院，在奥斯特利拉餐馆里安静地共进晚餐，悄悄地共度周末，在秋季开学前，到萨尔斯堡去享受多年前就该开始的蜜月。直到走进院长的家门，凯里菲塔德才意识到这是某个爱开玩笑的家伙搞的恶作剧。
“太感谢了。”
他没有再说别的，只是点头回应奥姆斯顿的表情——他把那表情理解为尴尬，实际上是疑惑。在院长看来，奥姆斯顿是打算处变不惊，蔑视闲言碎语。从这点上来说，他无疑是值得尊敬的。“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淡定吗？”麦克莫兰为奥姆斯顿的平静感到惊讶，嘟囔道。
他端着重新斟满的酒杯回到刚才坐的地方。“留下遗孀瓦妮莎。”讣告肯定是这么说的，提了一句瓦妮莎。没有孩子，多年前的熟人会注意到。那些不知道他结过婚的学生们会感到惊讶，年纪尚轻的他们断定他不是那种人。当初让瓦妮莎做系里的秘书时，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她一开始觉得乏味，后来有人提议她可以同时给麦克莫兰当秘书。三年前她离开了，因为不喜欢麦克莫兰。
“这事必须严肃处理，”院长打招呼时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她做了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事。他了解她。他一边慢慢地继续喝威士忌，一边努力地去理解。除了麦克莫兰的尖刻，她在系里从来都不开心，后来她自己也承认。“你们认为这姑娘合适吗？”他们最初考虑她的时候他这么问，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她的美貌。当他考虑美貌时，他想到的不是人而是这座城市，灰褐色的石柱和建筑外观、壁龛里的雕像、冬天的路灯。算起来已经过去七个小时了：她端着茶和姜汁饼干上楼来，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她这么做很不自然。
她给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她为两人的咖啡热了牛奶。接下来是这个星期六早晨的闲散时光，而他仍然对那件事浑然不知。她又一次绝望地想，说不定这次能够有所不同，说不定他们在院长的雪莉酒会上能够慈悲为怀。
又进来一个人，没有点自己想要什么。酒吧老板知道，给他倒了一瓶阿德纳姆啤酒。“无党派投票人，”酒吧老板说，“九点就能看到。”
这时候她想对他和盘托出。她完全可以衣冠不整地走到他身边，用年轻妻子的胴体给他安抚。“我太可笑了。”她听见自己说，但在房间里却并未发出声音，可笑是因为她竟然没有勇气去勾起他的痛苦。
她离开系里时，其他人都保持沉默，因为她是他的妻子。麦克莫兰嘀咕了几句，他对她的依赖性更强，所以比别人更感到沮丧，可是他嘀咕的话没人听见。他们谁也没兴趣知道她现在过得比以前快乐，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花卉和医院慈善工作中，逗那些囊性纤维症的小病人开心，陪伴那些接受白血病治疗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他很想这么说，却从未说出口，因为他们对别人妻子的慈善工作不会感兴趣。她想要孩子，他却给不了她。
“今天会有什么新闻呢？”教授在他的床上问，属于这个时间段卧室里的常见问话。
她不让他看的那篇死者生平中当然不会记录那一点，也不会提及他偶尔的暴躁脾气、他对考卷的冷漠评估、他无端出现的抑郁，以及他那刻板的、一丝不苟的性格，这性格对工作大有裨益，却影响了他做一个好丈夫。其他更有人情味的内容会给枯燥的文字增色，让一般读者不感觉乏味。几乎可以肯定，文中不会写到“妻子比他小十六岁”，也不会写“她年轻时娇美堪比玛丽莲·梦露”。
然而，几分钟后，奥姆斯顿教授的妻子脱去晨衣和睡衣站在卧室里，内衣还没有像每天早晨那样凉飕飕地贴着她的肌肤时，她就知道自己又做了一件错事，在她的婚姻和生活中，她做的错事层出不穷。而且，跟平常一样，做这件错事的原因是她臆想出了一个虚幻的情境：认为所有的人都会以这件趣事为乐。
嘴里的威士忌干了。他在院长的客厅里表现得呆头呆脑，一句话也不说。此刻，那些有妻子的人肯定在午饭桌上议论此事。如果他们知道他躲在酒馆里喝闷酒，多半会觉得很有意思吧。
“隐形战斗机是什么东西？”那张床上传来询问，问题刚一提出，几乎立刻就得到了回答。她听说F117隐形战斗机是一种飞机，还听说邮政协会要遇到麻烦了，今天没有多少新闻。“哦，你还蒙在鼓里呢！”她听见她的声音在喊，却只是喊给自己听。她翻着那本杂志，对上面的内容视而不见。她的焦虑误导了她，以为朋友和同事都会出于人道主义而密谋施以援手，跟她一样本能地保护他。如果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信，她会回信解释。从道理上来讲，那些信肯定都会写给她。瓦妮莎在纷乱的思绪中，并未考虑到新学期开始后会有几个本科生冒冒失失地说：“先生，您不是死了吗？”毕竟，丈夫深受学生爱戴。他们无疑也会尊重他的面子。
家里静悄悄的。厨房里，冬日的阳光渐渐淡去，照在椭圆形桌上的几处地方，两盘口条，每盘都用另一个盘子盖着，因为阳光把窗户变成了秋天最后一批苍蝇的避难所。沙拉还没有加油加醋，也用盘子盖着。
我还能怎么做呢？瓦妮莎把姜汁饼干浸在她的茶杯里，焦躁地问自己。刚才她需要时间来思考，现在有时间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她不安的面容藏在跟报纸同时送来的杂志后面，渐渐地写满了焦虑：她的这个花招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她并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一家报纸的错误。她心里只想着自己的保护措施不可能持续很久，当最终真相大白时，任何解释都无法缓和讣告作者这一失误的残忍度。她应该想办法说说话，用委婉的方式坦白这件事，然而她怎么也开不了口。
瓦妮莎觉得，不管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谁，她都成了他们的同伙，因为她给他们的残酷行为又增添了一些东西。“我根本没法思考，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早在饭菜还没做好之前，她就准备好了这些说辞。“心慌意乱，”这也是必须说的，这个词用得合适，“脑子里一片空白。”其实谁都知道妻子应该有承受噩耗的勇气。
“送报纸的男孩。”
他肯定会知道的，因为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然后他就会看到她红肿的双眼，知道其余的一切。院长和他那位满脸假笑的妻子，将一伙阴险小人召集在自己周围。在一伙阴险小人中间谁还能有希望呢？
“什么男孩，亲爱的？”
“上帝啊！”十九年前，差不多就是这个月，瓦妮莎的母亲得知女儿跟一个老得足以做她父亲的老学究订婚，惊愕地喊了起来：“上帝啊！”后来瓦妮莎带他去母亲的公寓过周末，母亲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又这样喊道。“他有钱吗？”她问，找不出别的理由来解释这桩她认为毫无价值的婚姻。“除了工资没别的。”瓦妮莎回答，两个月后就嫁给了他。
“你的那个告示又要挂出去了，”她说，一边倒出茶水，加入牛奶，“又换了个男孩。”
他的钥匙在门厅的耶鲁弹簧锁里转动。瓦妮莎等他的时候突然想到可能会有其他报纸。她幻想他在一家报亭里，付出合适的价钱——他只要可能总是给得不多不少，然后把报纸拿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独自浏览。
瓦妮莎撕下那版报纸的下部，把没有勇气让丈夫看到的内容匆匆处理掉。她把纸片揉成团，扔进水池下面的垃圾桶，并使劲往下压压，让它藏在土豆皮和一个汤罐头底下。然后，她端着托盘上楼。
门厅的门轻轻关上了，他没有喊她的名字。片刻的停顿，意味着他正在把大衣和围巾挂起来，把报纸放在那幅咖啡馆风景画下面的桌子上。然后便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讣告印在报纸最后一版的内页。有一段时间，送报男孩总是把报纸硬塞进信箱，把纸都挤破了。“请把报纸放在窗台上。”丈夫在一张方方的厚纸板上写出提示，挂在门厅外的铜把手上。他把那张方方的厚纸板留在身边，每次换了送报男孩都再挂出去。
“我得跟你说一声，”丈夫说，“我觉得我肯定是喝醉了。”
瓦妮莎不知所措了，遇到棘手的事她经常会这样。她不可能把报纸递给丈夫，看着他读到关于自己死讯的报道。跟他同在那一版的几个人——无疑都报道无误——是一位流行乐队的和音歌手、一位生于斯托克波特的主教，以及一位中校。报上称丈夫为“A.R.奥姆斯顿教授”，分配给他的版面比别人小，跟那位和音歌手更是没法比。主教的照片也不大，但洋洋洒洒的文字做了弥补；中校一九三一年与安妮·南希·特拉斯特—伊德结婚，在塞浦路斯丢了一条胳膊。瓦妮莎凝视着中校果敢而苍老的眼睛、主教毫无特色的面孔，以及歌手画着浓妆的娃娃脸和耳垂、鼻孔上挂的金属饰品，又一次对自己说，绝不能做这样狠心的事。被挤在别人剩下的空间里，委实是有失尊严。
他的声音很平静，口齿并不含糊。看上去不像喝醉的样子，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没有笑容，但他进家门的时候经常是不笑的。“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她母亲说。“干巴老头儿。”她补了一句，其实事实不是这样。
瓦妮莎读着报纸，电水壶里的水开了；她再一次惊慌起来，跑上楼去。丈夫刚才起了一下床，这会儿又靠在枕头上，模样酷似放在厨房浅黄色丽光板桌面上的那副头肩照。“一会儿就好。”瓦妮莎脱身出来，匆匆地去准备他们七点钟的茶点，托盘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了，那个印着“甘草车”的圆罐头里有姜汁饼干。边吃茶点边看报，该轮到他来读这份报纸了。
“我在圣博尼费斯酒馆坐了坐，”他说，“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院长举行雪莉酒会——学界津津乐道地冠以这一俏皮名称——的那天清晨，瓦妮莎读到了丈夫的讣告，而就在十分钟前她离开卧室时，丈夫还在旁边那张单人床上安睡。她被那张颗粒粗糙的照片吸引——正面头肩照，是五年前毕业典礼上拍的——本能的反应是上楼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是否时间跟她开了个玩笑。难道她记错了日子？难道失忆症仁慈地抹去了悲剧发生的事实？然而她接着便听见丈夫的脚步声和他清晨的咳嗽声。瓦妮莎恍恍惚惚在讣告上读到，丈夫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她还读到，丈夫“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有盛名”，她知道丈夫不会喜欢这一说法。他们谁都不承认他的世界是小的。
“真是太抱歉了。”
有人曾经说过——这句不断被人重复的评论出自何处，早已无法查询——瓦妮莎·奥姆斯顿年轻时的美艳堪比玛丽莲·梦露。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不可避免地有了这样机敏的反驳：没错没错，她仍拥有那位电影明星的大脑。从照片上看，她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姑娘，明艳的浅黄色头发，身材苗条到了单薄的程度，面容像孩子一般精致娇美。如今四十八岁的她——比丈夫年轻十六岁——看上去不是苗条而是清瘦，昔日的美貌依稀保留着，如同被她压在书页间的那些干花。奥姆斯顿的妻子——丈夫的同事经常这样称呼她——对花卉情有独钟。她收藏枯萎干花的行为别有深意，学院回廊和贵宾席间的妒意借此得到一点发泄。
“哦，天哪，这不能怪你。”
院长环顾四周，不知道自己把酒瓶放在了哪里，看来，谈话趋于平静并非偶然，而是一个前兆。门铃响了，奥姆斯顿教授终于大驾光临。
“我——”
“亲爱的，有些杯子空了。”院长妻子在丈夫耳边低语。
“我知道，我知道。”
十二点二十五分的时候，客厅里的谈话渐渐平息下来，这似乎有原因，其实没有。一时间只听见科克用高亢的声音对某人反复说奥姆斯顿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方忍着笑，却没有完全忍住。
“当时我无法思考。”
历史学家，哲学家，轻松活泼的社会学家，热衷文学和语言的专家，中世纪传说的研究者，因特网的行家里手，都在房间里站着，说话或者沉默。这件趣事以种种方式把他们从自己的硬壳里拽了出来，包括那些认为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的人。他们有的为不在场的受害者担心，有些对其年轻的妻子感到好奇——在特里勒看来那是个轻浮的女人，漂亮的人难免轻浮。而麦克莫兰认为，奥姆斯顿在活着时被宣布死亡，似乎是命运一个小小的快意报复：麦克莫兰自己的糟糠之妻早就变得慵懒肥胖。
“我自己听说那事的时候也无法思考。”
“哦，没错，是善意的。”
“他们提到了？”
“不过笔调是善意的。”院长慌忙插言，“善意地指出这点。”
“科克忍不住提了几句。没关系。早晚会有人提到的。”
“没想到奥姆斯顿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位木匠，”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说，“今天早晨的一篇讣告里写着呢。”
“是啊。”
T.L.哈普古德教授因冷嘲热讽、出口伤人而触犯了众怒，那些家伙对他的恶搞，是以教授对当时意识流文学的藐视为基础的。一些学者收到以哈普古德教授的名义写的信，宣称他即将撰写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生平和创作的论著。“恳请阁下发表对这位爱尔兰伟人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后来被称为‘意识流’的创作手法的巧妙和出神入化的运用，笔者认为，若缺少阁下的观点，这项研究将是残缺不全、大有遗憾的。寥寥数言，或长达三十页的长文，只要出自阁下妙笔，我都不胜感激，并会立刻以支票或自酿上等红酒的形式支付报酬——随您自选。倘若得不到阁下洞察入微、睿智过人的见解，拙作将难以问世。”整整十八个月，哈普古德教授不断收到来自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甚至来自对立派的文稿。之后，那些索要报酬的人开始出言不逊。
“院长认为罪犯会被揪出来的。他的看法无疑是错了。”
“没有，事情的真相没有弄清。这种骚扰行为的始作俑者的身份经常会在许多年后浮出水面，但那个时候不行。都是些心怀不满的家伙。”
“你看起来一点也没醉。”在对话的过程中，瓦妮莎渐渐感到如释重负。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清晨等水烧开时翻阅报纸之后，她第一次感到事情并不像那些可怕的瞬间那样令人恐惧。
“哈普古德离奇事件始终没有破解？”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的研究者随意地问道，“我一直不清楚。”
“据我所知，我这辈子还没有喝醉过呢。那人倒了三杯双份威士忌，之前我还喝了雪莉酒。”
早在十五年前，就出现过巴切特校外讲课的离奇遭遇，更早以前还有T.L.哈普古德遭受奚落的事，如今那件事已经载入史册，不过这个中午院长客厅里的人都不认识T.L.哈普古德，也不知道他的模样。离现在比较近的是一天早晨有一只猪被送交给了金得利博士，当天晚上还送去四十八份外卖匹萨。当年，巴切特前往一所著名的公立学校去给地理学会讲陆路交通，却发现不仅学校期中放假、校内空无一人，而且实际上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地理学会。
她掀起盖住冷餐肉的盘子，往沙拉里加入油和醋，拌了拌，又加了几勺，把沙拉晃动几下，然后把调料都倒了进去。也许他们会搬走，瓦妮莎想，也许他会提前退休，去年就有一个人出人意料地突然退休。她会立刻收拾好行李，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利谷利亚，或圣塞波尔克罗，是他最喜欢的画作所描绘的地方。她也渐渐爱上了那些画作。“我可以在这里愉快生活。”他在圣塞波尔克罗喝咖啡时这么说过。
“我确实感到很不安。”院长说话一向嗓音浑厚，他压低音量，以表示心情沉重，“确实不安。”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两人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也会克制着不打电话，都暗想院长这个角色可不是他们愿意担当的，有那么多令人烦心的决策需要考虑。
“我心慌意乱——”她话没说完，看见他摇了摇头，花白的头发像钢盔一样顺滑，便止住了话头。
“我考虑过打电话给奥姆斯顿。”院长对《卡拉克拉姆山麓小丘的部落组织》的作者，以及一位认为研究山麓小丘部落纯属浪费时间的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这么说道，“但我担心这样反而会把事情越描越黑，就作罢了。”
“因为出于怜悯。”他纠正她的话。
院长的妻子胖乎乎的，眼镜挂在胸前，她反驳说不管这件令人不快的事是怎么发生的，在一所老派大学里都是不可接受的。她感到愤慨，客人们明显感到兴奋的事并不能让她感到兴奋，也不能让院长本人感到兴奋。她觉得他俩似乎有什么东西被剥夺了。今天应该属于他们。
“可是我做了蠢事。纸是包不住火的——”
“在我看来，不可能四家不同报纸的讣告部同时粗心，我认为恐怕是故意的。”
“难道出于怜悯的行为就不愚蠢吗？我可以告诉你，”他毫不含糊地说，“如果你愿意知道的话。”
“会不会只是一时疏忽呢？”院长的妻子提议道，“如今报纸都粗枝大叶的。”
“某个卑鄙恶劣的学生。”
这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谈话声中有了泉水叮当。威力奇现在不再一身皮装了，但他酷爱皮货——皮夹克、紧身皮裤、带饰钉的皮带，偶尔还有毛皮围巾。他骑摩托车，一辆超大的雅马哈。
“我不是那种会招来忌恨的人。我默默无闻，年老沉闷。我很少去招惹别人，也没有进攻性。”
“他从不溜须拍马。”特里勒教授迅速扫了一眼威力奇的背影，看到院长的妻子微微一笑，显然领会了他的暗示，顿时心生快意。“奥姆斯顿这辈子恐怕都没穿过皮货。”
她注视着他往一片法国棍子面包上抹了黄油，放下刀子，用叉子挑起分量恰到好处的口条和沙拉，再抹上一点芥末。她给他倒了咖啡。每天的这个时候他喜欢吃饭时喝点咖啡，特别是配着法式面包，他经常这么说。上帝啊，瓦妮莎想，这事可能是真的。他可能此刻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本人真没想到奥姆斯顿教授不招人待见。是啊，真没想到。”
“想象一下凯里菲塔德今天早晨翻开报纸的情景吧。想象一下他那一两个小时的喜悦。”
“我丝毫不怀疑院长打算采取措施。不过说来奇怪，受害人竟然是奥姆斯顿。”
一时间她没明白过来，以为他的意思是凯里菲塔德对此事负有责任。他说，“接着他的魔幻飞毯突然被抽掉了。凯里菲塔德的智慧祸害了好几辈人。你知道，自欺欺人的智慧。我们老冬烘说的许多话都被当成智慧之言。”
特里勒私下里认为院长不拘小节。他有着六十年代人的缺点，早就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必须显示一点力量，于是特里勒补充道：
“可是你——”
“我十分肯定地相信，您先生会采取必要的做法。”
“他们不会在意我的。做这事的人不管是谁，都不会再去考虑提前置我于死地的事了。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凯里菲塔德对某人妻子始终不渝的激情。”
“这件事太过分了，您认为呢？为什么如今每件事情都要做得这么过分呢？”
凯里菲塔德最后一次停下来跟她说话时，嘴里喷出隔夜的大蒜味儿。停下来跟她说话是他的一贯伎俩，脸上带着那种诡秘的笑容——似乎这样一笑，他们之间就有了秘密。
“哦，那他会来的。不来不符合他的性格。”
“我是个倒霉蛋，是不是这个词？”她听见丈夫说，“我是个倒霉蛋。”
“没有。”
他坐在那家他刚才提起、她经常经过的酒馆里，一点点地挖出了真相。真相对他并没什么触动，无疑也没带来任何安慰。但对于她年迈的丈夫来说，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因为真相就藏在什么地方。早已毕业的学生采取了报复。他是个次要人物，她也是。
“你们没得到消息？”
“唉，就是那样，”他说，“一共四篇讣告，科克说。在星期六的报纸上浪费版面。”
“这件事太令人震惊了。”院长的妻子肯定地说，她是房间里唯一的女人，“我怀疑奥姆斯顿教授不会来了。”
“肯定会有道歉信的。”
“奥姆斯顿压根儿不是那种人。”特里勒是房间里个头最高的男人，瘦得像一只蝌蚪，他低头看着院长的妻子，对两人无意间听到的那句话提出反驳。特里勒为人彬彬有礼，但偶尔会过于尖刻，有着守旧派的那种不修边幅。他手里拿着烟斗，但今天中午在院长的客厅里烟斗没有点燃。
“哦，致歉函会登出来的。科克也这么说。”
“奥姆斯顿肯定能从容应对，”他这样结束自己的话，其实心里的想法远非如此，“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他说话的口气，或他所说的话，使她意识到刚才她想象他去买报纸是错了。他没有那么做。他问是什么咖啡，她说是肯尼亚的。
科克是房间里最邋遢的一位男士，粉红色的灯芯绒西装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熨过，破旧的外套，翻领上这里那里沾着宴席上洒落的残渣。一条刺目的红领带——表明科克在政治上的忠诚——却未能掩饰那件伐木工格子衬衫的纽扣没有扣好。他是个毛发浓重、体格壮硕的男人，五官粗糙，虽已年逾六旬，仍是这类学院宴请和聚会上的老顽童。
他点点头。咖啡不错，他说。另一件事结束了，他没说，但瓦妮莎知道。有一次凯里菲塔德送给她一盒巧克力，班迪科的薄荷巧克力，他知道她喜欢。“我买错了。”他说，这谎话彻底破坏了他的示爱，使示爱失去了意义。不接受那些巧克力倒会显得不自然。
科克浓密的连鬓胡子一直蔓延到面颊上，他提出自己的各种不同想法，回忆历史学家维莱特—霍斯比死后遭到的抨击——当然含沙射影，但仍不失为抨击。“那是一九五六年，在讣告栏里出现这种内容很反常，但居然就出现了。”
“林德福特又增加了十斤。幸亏妻子们都留在家里！”
“总的来说还是善意的。”科克对一位同事评论道，同事没有回答，房间里还有几个人跟他一样愿意保留自己的看法。“哦，当然是善意的。对，我不愿说不是善意的。”
她最初爱上他时，爱的就是他的智慧，当年她还是个女孩子。她称之为智慧，但只默默对自己说。不是大脑，大脑人人都有。不是技巧。也不是无所不知，其实谁的知识都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多。他的智慧几乎无法定义，是一个养路工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剧院领座员、一位牧师或一个孩子可能拥有的。她母亲不会理解，他本人也会否认自己有智慧。不用说，厅里的桌上没有报纸；不用说，他一个字也没读到——微妙的侮辱包装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不具备的品质被强加在他身上，因为这是惯例，都是那些盖棺定论的陈词滥调。
“不过并没落到你头上。”麦克莫兰声音刺耳地说，心下却在猜想，对于这位体重超标、动作迟钝的男人，讣告作者又会如何着笔呢？他一向认为，自己不是教授，但林德福特虽然身为教授却相当愚蠢。今天早晨，四家报纸似乎对某个爱开玩笑或心怀恶意的学生的恶作剧照单全收，发表了为一位教授撰写的讣告，而那位教授即将光临院长的这个午间酒会。
“没有，没有，搞错了。”电话铃响起时，她听见他说，这是今天第一次电话铃响，在此之前，这个遭丧之家一直无人打扰。“没有，荒唐至极，”他说，“抱歉把您给吓着了。”
林德福特的块头看上去几乎是麦克莫兰的两倍，他嗅了嗅喝空了的酒杯，硕大的脑袋在明亮的冬阳下闪闪发光。哦，本来只是闹着玩儿的，他赞同道。当然啦，如果事情落到你头上，就不是儿戏了。你还没死，就被人说成死了，这可不是儿戏。
他大声笑着，把听筒放了回去，瓦妮莎没有说她爱他，其实她是想说的。真是可笑，她竟然考虑躲到意大利去，把东西全部打包，永远离开他的这座美丽城市，就因为他们被扯进了另外某个人的恶作剧中。
“哦，听说只是——只是一个恶作剧？”小个子的麦克莫兰嘀咕道，用他苦苦搜索的一个词给这个残酷行为辩解。四十年前，他姐姐讲的那些校园故事里就充满了恶作剧——“瑞士山间学校的女生们”、“绝处逃生”、“可怕的双胞胎”。没必要搞得兴师动众，麦克莫兰还小声议论说，他们绝不可能找到那个始作俑者，一个小小的恶搞行为，他仍带着戏谑补充了一句。
瓦妮莎想，两个人中他更显年轻。他面容的沧桑感一直就有，而她的美貌每天都在流逝。“我爱你的智慧。”她想说，但这句话仍然羞于启齿，担心暴露自己的天真会显得愚蠢。
济济一堂的重要人物，满怀期待地等着已被称作晚会幽灵的那一位。这份期盼被有些人巧妙地伪装，而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表现为眼神一闪、面颊泛红，或一丝稍纵即逝的微笑。在他们的约定俗成里，是那种暗自钩心斗角的自命不凡，使聚集在这间屋里的人们能够谈笑风生，然而这个早晨，约定俗成不重要了。院长的雪莉酒上了一巡又一巡，羞辱别人的长矛没有抛出，新仇旧恨也可以等等再说。今天大家主要是在扯闲话。
“亲爱的。”他在两人终于达到的平静中喃喃低语，并搂住了她，就像初次对她表白爱意的那天一样。他们彼此的分歧结合在一起保护了他们，在狂风骤雨的残骸中固若磐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