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帕从厨房窗口看见汤姆又在花园里了。这样的散步之后他经常从边门回来，不是直接进门，而是溜溜达达的，如果天气不好就搭个顺风车。她把汤姆先前给她摘的水芹洗了洗，切得细细的，准备放进胡萝卜里，三原色中两种鲜艳的颜色——她以前没注意，是汤姆有一次吃晚饭时说的。当年，汤姆把她从窗口拉走，她轻声低语：“可怜的乔·帕蒂！”因为她满心迷惑，他说不是，被打中的不是乔·帕蒂。她当时问他，他说了：因为不得不说，因为她必须要知道。他没有让她看。
香肠慢慢煎着。她把土豆放了上去。熟了以后汤姆会把它们打成泥，并加上黄油块和细香葱。“我想试试爱尔兰银行。”汤姆说，是为了取悦阿德莱德姑母，因为他们的父亲也曾去爱尔兰银行应聘，并受雇在学院绿地那幢宏伟的办公楼里工作了一辈子，就像汤姆现在一样。“房子归你们，没问题。”阿德莱德姑母去世前几个月说。
“你想喝杯雪莉酒吗？”汤姆突然出现，就像之前进来告诉她已经看完那本书时一样。
她戳起香肠，把它们放在锅里融化了的油脂上。“如果那人追来，我们会向他解释的。”母亲说，“我们会解释说，你跟这事没有一点关系，乔·帕蒂。”然后声音变得低沉模糊，离开了客厅。花园里传来喊叫声时，她醒着，却不记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走到窗口往外看，见到了那人，穿着军装。“我们会解释的。”母亲又说了一遍，已经回到了客厅。“你待在那儿别动，孩子。”父亲说，“再喝一杯。”
“雪莉酒，好啊。”她说。
她备好芥末，在银匣子的蓝色小玻璃杯里调匀。当年乔·帕蒂跑来疯狂敲门的时候，汤姆在栏杆旁听着。他们应该在床上睡觉的，却都蹲在那里，父亲说乔·帕蒂需要喝点酒，乔·帕蒂一直喊着有人在追他，母亲安慰他说麻烦过去了，现在一切都没事了。父亲说他自己亲眼见过：都柏林在大屠杀之后变得寂静。他曾站在那里，目睹以和平的名义缴械投降；现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可是乔·帕蒂一直在说有人追他。
安吉希街，她想，安吉希街上的一间小公寓，都柏林的正中心。她总是被那条狭窄的小巷吸引，距汤姆的办公室不远，距陪审团旅馆也不远，偶尔午休时与汤姆在那里碰头，喝一杯咖啡。当然啦，他们仍然可以这么做，正如只要还受欢迎，她仍会来拜访拉斯法汉一样——来过周末，星期日来吃午饭，只要方便，怎么都行。她现在可以说了。时机合适，他们正喝着雪莉酒呢。
他们在吃香肠，当然是海夫纳香肠，是菲利帕昨天专门去买的，说要到亨利大街去办事。香肠和土豆泥，再加上浇过糖汁的胡萝卜，是她最近刚学会的做法。然后是蒸无花果布丁，已经蒸了一个小时，还有奶油蛋羹。菲利帕经常猜想，如果是给一位丈夫做饭会有怎样的不同。她感觉到会有不同，正如她感觉汤姆每天回家都会有所不同，却不知道如何不同。“他对菲利帕可不止是哥哥。”姑母总是压低声音告诉客人，“当然，他大几岁嘛。”
“路上有个老人，我不记得以前见过，”汤姆说，“就在桥那儿。”
菲利帕布置餐桌，先铺上那块漂白过的亚麻桌布。那是从萨利蒙大街的家里带过来的，如同那些备用的刀叉、戈尔韦玻璃杯和门厅里的桌子一样。可是大东西——那张可增加桌板的餐桌、吃饭的椅子、地毯、衣柜、餐具柜——都只能送去拍卖，因为姑母的房间已经够拥挤了。“错误。”阿德莱德姑母这么评论发生的事，似乎想表示安慰，因为没有别的。她经常这样重复这句话，每当有客人来，如果是以前没来过这个地区的人，或来自遥远过去的人，她也都会把这话再说一遍：解释她的家里为何有两个孩子。“一个严重的错误。”
“他过来跟姆卡斯一起生活。是她的父亲。”
汤姆漫步向前，脑海中充斥着这些往事。如果美来到爱尔兰，其形式便是静谧：是爱尔兰黑夜中的一种寂静，是那些情侣不曾知道的一个避风港。他对他们感到怜悯。
“噢。”
他点了一支烟。无法抑制自己爱情的莎拉，也曾经是命运的牺牲品，虽然远离战场，但却忍受着肉眼看不到的创伤所带来的痛苦。他们绞死了桀骜不驯的罗伯特·艾美特。
花园里又会有孩子们跑来跑去，又会有欢声笑语，有家庭生日聚会。她会带来礼物，随着时光一年年过去，汤姆会渐渐转换成当年父亲的那个角色，并变得像父亲一样随和，有一肚子笑话可讲。孩子们会叽叽喳喳告诉她一些事，跟她说心里话，有时候小孩子对姑姑就是那样的。
再走过几排小木屋就到乡野了，汤姆轻轻哼唱《她远离大陆》的前几句。每次走到歌中所咏唱的那对情侣的地盘上，他都不由自主地想起这首歌；罗伯特·艾美特和莎拉·古兰也曾在这里漫步。遥望前方，太阳最后的一点余晖不再照亮奇拉马哥山坡上的那些荆豆丛，当年那对恋人没有被棒打鸳鸯时曾在这里享受甜蜜。英俊的、热情似火的罗伯特·艾美特，愚蠢的起义者；柔情似水的莎拉。汤姆心里想着他们，把他们当做朋友——在这里，或在远处荆豆丛山坡下的鹿苑里。他们曾坐在鹿苑的凉亭中，谈论未来的爱尔兰，谈论他们自己，谈论他们的未来。他们漫游到了未来，正如汤姆此刻漫游到了过去，假装偷听他们的谈话。漫步，与他们在一起，是今天的一部分。
她听见瓶盖扑通一声被拔出来，雪莉酒被倒进杯里，然后汤姆端着两个杯子从客厅走来。真是奇怪，来的那个军官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哭泣。哭得这么突然，这么别扭，那张肥厚的大脸上，红兮兮的赘肉因伤心和痛苦垮塌得不成样子，把他们吓坏了。“可惜啊，”他嘟囔道，“可惜啊。”那个暴怒的士兵把乔·帕蒂错当成另一个患战斗疲劳症的人。他的军官——是管他的，对他负有责任，痛苦地一再解释——因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语不成调。他不知道也根本没想到，乔·帕蒂在街上被追逐，跑到这座房子里躲藏，实际上他跟这座房子的关系，就和那个失去理性的士兵跟乔·帕蒂的关系一样，八竿子都打不着：只是每隔两个月左右乔·帕蒂会来擦一次窗户。疯狂和死亡，战争就是这样，那个红脸膛的大块头军官这么说。他似乎做了某种许诺，只要他活着，就不可能忘记郊区一座花园里发生的事。
汤姆的妹妹断定他买红酒时不可能忘记这个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她错了。汤姆之所以忘记，是因为——他推测——是因为他想要忘记；星期五的傍晚，他在芬勒特商店外下了自行车，心里一直想着他们的暑假生活，于是就发生了这件违反常规的事。不出一分钟他就发现了，可是觉得把那瓶酒还回去又不合适，回到家里，他认为如果不把酒拿进厨房会显得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因为他买了酒都会拿进去的。不用说，菲利帕感到意外，但他们向来都是心照不宣的。
“差不多弄好了。”菲利帕在厨房里说，但哥哥还在打土豆泥，并撒上切碎的细香葱，她便啜着雪莉酒等了一会儿。
阿德莱德姑母生活中经历了怎样颠覆性的变故啊！她一百万年都不会猜到两个偶尔来喝茶的孩子，两个擅自溜到楼上、偷偷打开那些房门的孩子，两个在月桂树间窃窃私语、做游戏的孩子，竟然会日日夜夜在这里生活，把她的房子变成他们的家，所有的神秘一扫而光。汤姆在周末散步时，经常想到这点；回到家里，他和菲利帕经常共同感受这些思绪所带来的悔恨。他们曾是多么粗心、随意、考虑不周！“我只能躺倒了。”阿德莱德姑母经常这么说，于是她的女仆和贴身陪伴奈丽就会生气地解释，说是因为吵闹或争执。侍弄园子的穆菲每天都来——阿德莱德姑母的老姑娘生活什么都不缺——穆菲告诉他们，客厅窗口桌上那个银相框里的照片，那个留着黑胡子、不苟言笑的人，是姑母很多年前的一个追求者。他们经常猜想他是谁。
“汤姆——”她说，却发现很难继续说下去，他笑微微地看着她，似乎完全猜到了她的心事。他甚至微微摇了摇头，不过她对此不能十分肯定，也许他并未摇头。他转过身，又专心干活去了，她便没有再说下去。
狗现在完全听话了，尽量贴近汤姆的腿边，蹦蹦跳跳地走着，毫无疲倦之色。“先生，天气不错，是不是？”汤姆不认识的一位老人说道，狗跑过去嗅了嗅他的裤管。“哦，我在附近见过你。”老人说，拍了拍狗的黑脑袋。
她想象着，在一间低矮的客厅里，煤炉噼噼啪啪燃烧着，毫无生气的橙色火焰中跳动着一朵蓝色火苗。安吉希街上没有多少人住，它不是那种生活气息浓郁的街道，但对她来说应该合适——窗外手推车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喊叫声。
“我们被邀请去拉斯法汉喝茶。”汤姆记得，在萨利蒙大街时母亲经常这么宣布，语气里透着她知道这个消息将会带来的喜悦。先乘电车，再走很长的路，所以必须是晴天，不然就会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去。“哦，阿德莱德姑母会知道原因的。”母亲总是说，其实一般只是延期。汤姆记得这样的事发生过两次，也许还有一次，现在记不清了。餐厅桌子上的大桌布，那座神秘的房子——当时确实很神秘——正是那些消息带来的喜悦所在。阿德莱德姑母做了鸡蛋三明治和沙丁鱼三明治，以及两种糕点——水果蛋糕和松糕——还有已经抹上黄油的小方面包、里面塞了葡萄干的司康饼。花园里的月桂树间，有一个隐秘的地方。
“谢谢你。”她说，喝完雪莉酒，看见汤姆的酒也喝完了。她把两个杯子洗净。三十四年了，她算到；再过这么多年，她七十三岁，汤姆将七十六岁。那会儿该是一九八四年，距世纪末还有十六年，而一九一六年距世纪初也是十六年。
他了解拉斯法汉这么多年，这地方几乎没什么变化，以后也不会有。这个傍晚，四下里不见一个人，几家小店打烊了，黄房子——他周末有时进去喝一杯——也没开门。太阳低低地挂在天空中，投下若有似无的影子。
汤姆帮她把盘子端进餐厅，然后倒出红酒。此刻，他买红酒似乎不是个错误了。红酒会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他们喝了雪莉酒又喝红酒。
“不着急。”她打开窗户朝外喊道，并让脸上露出笑容，因为突然意识到刚才两人对话时自己没有笑。她今年就走，她想。一走了之，让汤姆过他自己的生活。
“听说要修一条新路了，”他说，“就在靠近马莱的地方。”
他骂了几句累瘫在草地上的狗，狗自知理亏，羞愧地弓着后背，只敢晃晃尾巴。菲利帕从窗口注视着一切，暗自猜想，狗不管累成什么样，都会陪汤姆去散步。她猜得没错。
“我没听说。”
“我一小时左右回来。”汤姆说。
“哦，他们说那是以后的事。”
这个字可以这么用，他们俩都没有胆寒心惊。轻飘飘地用来说这条狗的胆大妄为，产生了另一种共鸣。在诗句中碰到，感受又不一样。就连复活节殉教故事——就在最近，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在基督教堂里，他们刚把这个故事重温了一遍——也给了死亡一种神圣的含义，通过耶稣复活的奇迹使它变得不那么尖锐。然而，死亡曾影响过他们的生活，伤口至今仍未愈合，如果不去抑制，那痛苦惨烈的往事仍是那样触目惊心。
“也许不会发生。”
“这狗简直要把我烦死了。”
有一次在这样的星期日，他曾预言还会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他曾预言爱尔兰明智的中立立场是正确的。他肯定不喜欢那里新修一条大马路。他讨厌摩托车轰隆隆驶过提布拉登，碾压野草、灌木和小树林，污染溪流。总有一天，来来往往的大卡车会使空气不再清新。
“它去了多德尔家，”她说，“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汤姆。”她又说道。她在犹疑，起个话头，顿住，似乎是自然的停顿。安吉希街十三号，一个信封上写着，他们从三一学院穿过绿地，她听见了楼梯上他们的脚步声。她给他们煮咖啡，因为他们喜欢咖啡，还切了专门给他们准备的布蕾蛋糕。为什么是十三号呢？她纳闷，并猜想那里现在是不是还有空房，是不是某种预兆已经为她腾出了房间。她侄子像他父亲一样有着两条长腿，侄女已出落成一个美人儿。
她摇摇头，然后，他们同时听见狗在花园里，只叫了一声，说明它从他们无法控制的游荡中回来了。菲利帕抬起头，透过水池上方的窗户往外看，果然，狗在草地上呼呼喘气，那是一条黑白相间的小猎狗，顺滑的皮毛已经湿透。
“今年夏天？”汤姆说，“去纳布拉港怎么样？”他很耐心，什么话都没说。是一种善意，他的微笑也是一种善意。“纳布拉港？”他又说了一遍。
“那条老狗呢？”他问，“回来了吗？”
她点点头，强迫自己点头，因为他是善意的。她谈论夏天，因为他想谈。远离都柏林和拉斯法汉三个星期，在纳布拉港感受千年不变的沙滩、白色的农舍、在院子里啄食的母鸡。当他们锁上房门去多尼哥时，她像他一样喜欢这种感觉。即使天下着雨，她的夏装还在箱子里没拿出来，即使出不了门只能无奈地望着窗外，或嘎吱嘎吱踩着永远湿漉漉的鹅卵石。他们扫荡安格喜图书馆的书架，总是借回多得看不完的书，还书时总要罚一点钱。
他走到厨房，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倒进水池下的垃圾桶，然后打开龙头冲了冲，放到一边，待会儿带回楼上去。
“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你说呢？”他说。
她觉得有人在注视自己。她把每根花茎剪到她想要的高度，听见他擦火柴的声音，知道如果转过头，会看见他一只手拿着香烟和火柴，另一只手拿着烟灰缸。他抽的是大玩家牌，以前是忍冬牌，当时他还能买得起。“你在抽烟，汤姆！”阿德莱德姑母经常恼怒地大喊，“汤姆，你不能抽烟！”
有一次他们去了格兰多尔，还有一年去了罗斯里格，但纳布拉港仍是他们的最爱。“不知道那鳏居的兄弟俩怎么样了。”汤姆说，她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位酒吧侍者在同一年死了妻子，在寄宿客栈的餐厅里几乎一言不发；那是在阿基尔。在格兰多尔，那个说爱尔兰语的督学有几个晚上过来串门。
“没问题。”
“还是七月？”她说。
“他们会过得好的。”
“恐怕是吧。”
“她嫁给了那个海军。”
“天气通常不错的。”
“后来怎么样了？”
他点点头，她看出他想抽烟，但他从来不在吃饭时抽烟，她从没见过他那么做。
“好了，我看完了。”汤姆说，他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她。
“是啊，那是肯定的。”他说。
在厨房里，菲利帕开始把鲜花插进长条木头滴水板上的两个花瓶里。汤姆总是在芬勒特商店买红酒，把那瓶孤零零的酒放在他自行车把手上拴着的那个篮子里。星期日的午饭很简单——这种安排可以追溯到阿德莱德姑母生前——星期日唯一特别的就是晚餐时要喝红酒。在另一个家里——那时候菲利帕和哥哥还没有来到拉斯法汉——餐厅的餐具柜里放着一瓶瓶威士忌和雪莉酒，定期补足，而且不是摆在那里做样子的。“你需要喝两口。”在今天所要纪念的那个星期日，她父亲曾这么说，可怜的小乔·帕蒂说不出一句话，从头到脚都在发抖，像得了流感一样。“喝点儿提提神怎么样？”是另一种说法——用在泰森先生或希金斯先生来串门的时候——有时也会说：“来杯麦芽酒吧？”粉刷外墙的活儿干完之后，男人们收起刷子和梯子，便被叫进屋里来，餐具柜的玻璃杯里倒满了酒。给萨利蒙大街增光了，她父亲说，指的是刚干完的那个活儿，然后大家举杯庆祝。
他从她的眼睛里又一次看到了努力，感觉到她在对自己说不会很难，他会听的，那些话很容易说出口。曾经，一段时间以前，也许是十五年以前，她就已经说过；最近也有一次比今晚更接近于脱口而出。
在花园里，菲利帕摘郁金香、风信子和粉红色的榛树枝。汤姆的菜地用耙子耙过，做了标记，显示他那些尚未萌芽的种子在哪里，但是草药丛中冒出了一株株龙蒿叶、圆叶薄荷和独活草。细香葱长势正好，鼠尾草又抽出了柔嫩的新叶。汤姆曾说，到下一个周末，他们就该除除菜地边缘的杂草，翻翻板结的土壤了。
“知道吗，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被称为低谷星期日。”他说。
革命的成果阴差阳错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对此他们俩都并不觉得遗憾。他们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欣喜，甚至为革命时他们碰巧靠近事发地点而骄傲。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的诞生，后来又经历了它的幼年时代，平淡无奇，百业待兴。一种可怕的美改变了他们以前不曾留意的土地。
“是的，我知道。”
相比之下，菲利帕娇小得多，浅黄色的头发，安静时恬淡的面容显得严肃，而一旦动起来，便有了一份俏丽。她衣着并不高档，但十分考究。今天穿的衬衫是深浅两种绿色条纹，一种跟裙子搭配，另一种跟精巧的祖母绿耳环搭配。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她三十九岁，哥哥比她大三岁。
在逐渐凝聚的沉默中，他倒出最后一点红酒。曾经有一次，他不在家的时候她哭过；他知道，因为他回来时她的笑容与平日不同，脸上的泪痕用粉扑过。现在就容易多了。只有低谷星期日仍使他们不能自拔，她把头紧贴在他的羊毛衫上，他的声音使她不忍去看。他为那些浪漫的灵魂所感受的怜悯，使这一刻不那么揪心；而她，对未来还抱有幻想。支离破碎的直觉构成他们的对话，真相藏在虚幻的言辞下面。别人谁也不会理解：到了明天，她会又一次明白这点。
家里静悄悄的。楼上，汤姆可能在看书。周末的这个时候，他总是要看会儿书，她小时候就记得他经常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他卧室唯一的一张扶手椅里。那时，扶手椅里的他显得更利落些，两条腿压在身下，身体蜷缩在书的周围；如今，变长了的双腿大大咧咧地从靠垫下伸出来，一只胳膊耷拉着，翻书那只手的指尖夹着一支青烟袅袅的香烟。
他们收拾起桌上的碗碟，端进厨房。他洗碗，周末都是他洗。她把东西归置起来。疲倦的狗安卧在狗舍里。楼下的灯一盏盏熄灭。
她把红酒放在阳光下，酒瓶在深陷的白色窗台上尚未开启。它在窗台表面投下一抹红晕，旁边是一个村姑抱着一捆玉米的瓷像，这是窗台上唯一的装饰品。感觉像是一种庆祝仪式，红酒摆出来了，捕捉星期日傍晚的最后一丝温暖，菲利帕猜想，哥哥星期五从芬勒特商店买这瓶红酒时，难道竟然忘了这个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吗？
随着每一天过去，往事都退后一点；而那些尚未耗去的时光，仍是那样令人胆寒。夜来了，四下里寂然无声。静谧的一九五〇年再次成为爱尔兰黑夜中的一个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