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不是，不是。麦克泰格先生只是想起你曾经跟德西·考格兰一起发过小册子。”
“我记得你好像说麦克泰格先生——”
他们仍在慢慢朝前走，菲尼控制着速度。
“为什么呢，利亚姆·帕特？就因为他们让你遭了罪？”
“当时我们还是小孩子呢。”利亚姆·帕特说，对方提到这件事令他吃惊。
“我不想找新的工作了。”他说。
“但你们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听起来好像又是赛马信息，但菲尼说不是。他默默地往前走，利亚姆·帕特对自己说可能是一份新的工作，换一个工头。他思忖着。哈克斯特是最可恶的，但不仅仅是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想家了，他想念那片房子，想念逢人便会跟你打招呼的小镇。来这里后，吃东西一直瞎对付，前一天晚上买来三明治，早上和中午拿它充饥，稍晚些再吃点汉堡和薯条，星期天去鲍勃餐厅吃一顿。来之前没想过这件事——吃什么，星期天怎么打发。有几次做弥撒时看见一个姑娘模样挺可心，每次都见着那个姑娘，面容娴静，头发扎在脑后。可是几星期前，他做完弥撒朝她走去时，她却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谈起他还在兄弟会时候的事情，当时他和德西·考格兰经常把宣传自由的小册子塞进别人的信箱。天一黑就干，不让别人看见。是秘密活动，德西说，有两次他还提到迈克尔·科林斯。
“麦克泰格先生有事找你。”
“麦克泰格先生带话过来了。”菲尼说。
他们在街上慢慢地走，酒吧的人散了，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寒冷。黑暗中，菲尼在一盏不亮的路灯下停住脚步。他轻声说道：
“我们要去拜访吗？”
“是的。”
“他请我们喝啤酒。”
“你回家过圣诞节。”
“我们到处发小册子的时候，只是在扮演英雄。”
“再过几个星期，把这个活儿弄完就不干了。”
“你做的这件事被人记住了。”
哈克斯特连给布洛根太太系鞋带都没资格，菲尼说。他以前见过这一套，他说。“他们都一个样儿，孩子。”
利亚姆·帕特从来不知道那些小册子是哪儿来的。德西·考格兰只说是兄弟们印的，但更有可能来自理发师高根，一个年迈的男人，在一九二一年丢了左手的四根手指。利亚姆·帕特经常发现德西从高根家出来，或在理发师招牌下的门口跟高根说话。高根虽然缺了手指，但并不妨碍他给人刮胡子和剪头发。
“他骂我妈妈是人渣。”
“进来吧。”麦克泰格先生给他们打开后门，邀请道，“今天晚上又冷又湿。”
“他们把你们赶了出去。他们折磨了我们整整八个世纪，现在又故伎重演。”
他们又坐在厨房里了。麦克泰格先生递过来黑方卡林啤酒。
“这不是年轻人应该过的生活。”
“你来干这件事吧，利亚姆。”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当年也经常这么想。”
“什么事，麦克泰格先生？”
“这里不适合我。”
“菲尼会把详情告诉你。”
“你干吗要回去，孩子？”
“问题是，我就要回爱尔兰了。”
“我想回去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在马和马刺酒吧门外碰到菲尼时，他说。他起初以为菲尼抱怨自助洗衣房的遭遇，以及盘子被清洗两遍的事是过于敏感了，但现在觉得那或许是真的。你在一家店里买包香烟，老板娘都不肯跟你聊几分钟，虽然你昨天刚进来过。这个城里唯一的好去处就是酒吧，你可以见到家乡的小伙子，可以轻松地说笑、玩闹一会儿，如果酒吧允许的话，还可以唱唱歌儿。可是深夜打烊之后，你还是一个人。
“我就想到你要回去。‘有一个人要回家了。’我对自己说。菲尼，我是不是说过？”
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他住的那栋房子的另一间屋子又住进了人，但只住了一个周末，之后似乎又只剩他一个人了。在一个星期五，哈克斯特把拉菲提和努南的身份证还给了他们，说他们磨洋工。“如果你愿意就留下。”他对利亚姆·帕特说，利亚姆·帕特意识到工头哈克斯特不愿意他走，因为他充当着他的出气筒。可是没有了朋友，他感到孤单，而且内心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在作祟，工头这样对他，使周围陌生人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扭曲。
“确实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那天晚上，利亚姆·帕特不得不走回住处。根本不可能在麦克泰格先生家睡觉。他走了将近两个小时，但夜晚很舒服，他并不介意走路。他把刚才的对话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想起麦克泰格先生那样关心他的生活，仍然感到迷惑不解。他一躺下就睡得很沉，因为太晚了，连衣服都没顾得上脱。
“我是在想，利亚姆，你在回去之前，可以帮我把那件小事做了。就像我们那天晚上商量的那样。”麦克泰格先生说，利亚姆·帕特怀疑那天晚上是不是啤酒喝多了，因为他根本不记得他们商量过什么事情。
“是很清静。”
菲尼打开窗帘一直紧闭的那个房间的门，把东西从地板下拿了出来。他没有开灯，只用手电筒照了照他掀开的地板下面。利亚姆·帕特看见了红色和黑色的电线，以及一个定时器的浅黄色表面。小事一桩，菲尼说着，关掉了手电筒。
“这样你可清静了。”
利亚姆·帕特听见地板被放回原处。他走回房门外的走廊。然后和菲尼一起穿过门厅，上楼回到利亚姆·帕特的房间。
“目前我好像是那里唯一的房客。似乎有几个房客搬走了。”
“把百叶窗拉下来，孩子。”菲尼说。
“我怎么知道呢，小伙子。”
洗脸盆上方的镜子边沿下插着一张利亚姆·帕特母亲的照片，上面是他父亲的一张照片，露在外面的两个角已经卷了起来。他从爱尔兰带来的廉价的褐色手提箱，敞开着放在地板上，从自助洗衣店里取来的衣服堆在里面，还没有分拣整理。这箱子是在埃米特街的拉西店里买的，那是在他向奥德怀尔提出辞职的第二天。
利亚姆·帕特没听明白，但也没说。大概跟那个赛马信息有关吧，他暗想。他问，星期天早晨过来收房租的那个人是谁。
“现在听我说。”菲尼说，在床上坐了下来。
“你有麦克泰格先生罩着呢。”
弹簧发出刺耳的声音。菲尼伸出一只手，按住突然晃动的床头板。“我很高兴看到它。”他说，朝一张卡片偏了偏脑袋，利亚姆·帕特的母亲让利亚姆保证，在外面不管找到什么样的房间，都要把这张卡片摆出来。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的怀抱里幸福地举起两个胖乎乎的手指。
“把所有的钱都压上吧，利亚姆·帕特。”菲尼建议道，说完便哈哈大笑。他们只待了半个小时，然后顺着原路离开厨房，出门来到后院。在街上，菲尼说：
“我不打算做你们想的那件事。”利亚姆·帕特说。
“那座房子我熟悉。”麦克泰格先生说，却没有作更多的解释。他透露了一个赛马信息，牛顿阿伯特的卡桑德拉之友，第一场。
“是麦克泰格先生把你弄过来的，孩子。”
“当然。”
菲尼皱缩的五官毫无表情。他身上那套牧师般的西装已经不成样子，胳膊肘都磨穿了。一条细得像鞋带一样的领带，从脏兮兮的衬衫领口间挂下来，那个小小的结硬邦邦、亮闪闪的。当他说到是麦克泰格先生把利亚姆·帕特带出来时，眼睛盯着自己的膝盖。利亚姆·帕特说：
“房间？”
“但我是自己过来的。”
“是麦克泰格先生帮你找的。”
菲尼仍在研究蒙住膝盖的黑色裤料，似乎担心那里也被磨破了，他摇了摇头。
利亚姆·帕特说房间不错。菲尼说：
“是麦克泰格先生搞定了这个房间。麦克泰格先生关照着你的生活。‘我喜欢利亚姆·帕特·布洛根那种类型。’这是他的原话，孩子。你和我，我们第一次去看他，他不是第二天一大早八点钟就给我打电话吗？你想知道他那次说了什么吗？”
“房间还好吧？”麦克泰格先生出其不意地问道，“安顿下来了吗？”
“不，不想。”
利亚姆·帕特说还行，可是菲尼轻声否认了这一点。还是老一套，他汇报说，工头百般刁难一个爱尔兰小伙子。麦克泰格先生同情地摆动了一下硕大的方脑袋。他声音粗厚，似乎是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的。是贝尔法斯特人，利亚姆·帕特习惯了他的口音后对自己说，一个城里人。
“‘利亚姆·帕特·布洛根是条好汉。’这是他的原话。”
“干得怎么样啊，利亚姆·帕特？”麦克泰格先生问。
“但我还是不能做你们说的那件事。”
麦克泰格先生领他们走进厨房。他打开两罐啤酒，递给客人一人一罐，自己从冰箱顶上又拿了一罐。是卡林啤酒，黑方。
“听我说，孩子。他们没有你的记录。你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回家过圣诞节的爱尔兰小子。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利亚姆·帕特？”
“这位是麦克泰格先生，”菲尼结束了他的介绍，“我们路过这儿。”
“我来这里之前，从没听说过麦克泰格先生。”
“是条硬汉。”他招呼利亚姆·帕特，伸出一只手，拇指边缘有一道正在愈合的伤疤。
“他是你的朋友，利亚姆·帕特，我也是你的朋友。我是不是一直都够朋友，利亚姆·帕特？”
一个身材肥壮的中年男人站在长方形的光影里，红彤彤的大脸膛上是粗硬的浅色头发。他穿着黑色的毛线衫和长裤。
“绝对是的。”
“这是利亚姆·帕特·布洛根。”菲尼说。
“这就是我想说的。”
他怀疑菲尼是不是喝醉了。他坚持说最好回自己床上睡觉，但菲尼似乎没听见他的话。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转到一座房子的后面。菲尼轻轻敲了敲玻璃窗，电视机里的说话声几乎立刻就停止了。房子的后门开了。
“我绝对没有勇气去扔炸弹。”
“你可以在我们去的地方睡觉。绝对没问题，小伙子。”
“是啊，有谁愿意这么做呢？在上帝的土地上，有谁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呢，孩子？”菲尼顿了顿。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捂在鼻子下面。在进入利亚姆·帕特的房间之后他第一次正面看着利亚姆。“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也不会受伤。不会有那样的事。”
“我还要赶末班车呢。还有十分钟了。”
利亚姆·帕特皱起眉头。他摇摇头，表示仍然迷惑不解。
“咱们去喝一杯吧？”他提议道，利亚姆·帕特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酒吧正在打烊，其他地方应该也关门了。“没问题。”菲尼说，完全不以为意。
“麦克泰格先生不会让任何人流血牺牲。”菲尼继续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星期天的城里总是一片死寂。但千万别把细节写下来。日期，时间，我跟你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写。”他敲了敲脑袋侧面，“一个字都不能写，只能记在脑子里。”
几天后，利亚姆正跟拉菲提和努南在马和马刺酒吧喝酒，菲尼过来了，然后，他和利亚姆·帕特一起走出了酒吧。
菲尼继续说着。因为房间里没有椅子，利亚姆·帕特坐在地上，背靠墙壁。小事一桩，菲尼又说了一遍。他谈到麦克泰格先生，谈到麦克泰格先生拥有的使命，跟每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尔兰人的使命一样，离家越远，使命感越强。“明白我的话吗？”菲尼经常这么问，长篇大论里点缀着这样的问句，生怕对方没有理解需要搞清的内容。“乌尔夫·托恩的梦，”他说，“伊萨克·巴特和查尔斯·斯图亚特·巴涅尔的梦。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勋爵的梦。”这些名字使利亚姆·帕特想起了学生时代的往事，非神职教师里尔丹提问这些人的情况，咬住的胡须遮住了长长的上唇，细条子衣服上沾着一道粉笔灰。“你说的那个菲茨杰拉德也参与了伯爵的流亡吗？”哈西塞有一次问，里尔丹一副倨傲的样子。“杀戮无辜者，”菲尼说，“血腥的星期天。”他谈到谎言和欺骗，谈到虚伪和背信弃义，谈到恃强凌弱，跟哈克斯特的霸道行径没有什么两样。“奥康内尔，”他说，“皮尔斯，迈克尔·科林斯。这些都是好汉，利亚姆·帕特，你会超越他们中间的一位。你会超越三米之高。”
“他是赌马经纪所的。如果你认识麦克泰格就好了。会有好处的，利亚姆·帕特。”
就像一条鱼受到一只蚯蚓的诱惑同时又疑虑难消，利亚姆·帕特被菲尼滔滔不绝的话吸引住了。“上帝啊，你自己也会成为英雄。”当年他们分发小册子时，德西·考格兰有一天晚上这样称赞他。他见过路边纪念英雄生平的十字架，就在几星期前还看过那部电影。他头靠着墙，眼睛盯着菲尼，仿佛看见自己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矫健的步伐。菲尼的各种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及菲尼举出的这些例子，激励了他，但他还是说道：
利亚姆·帕特摇摇头。他说菲尼已经问过他一次了。“麦克泰格手下有包工队吗？”他问。
“但是，可能会有人经过。”
“你认识麦克泰格吗？”
“不会有人经过的，孩子。之所以选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就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只有空荡荡的办公室，大楼里无人看守。绝对没问题。”
“太好了，换个包工队。”
菲尼起身离开床板。他用手示意了一下，利亚姆·帕特站了起来。从现在起到动手的时候，这座房子里除了利亚姆·帕特不会有别人，菲尼说。什么也别写，他又叮嘱道。“你会被审问。警察可能会上火车。或者，他们会在你去的码头上。”
“也许再过两个星期会有机会。”
“那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那，换个包工队呢？”
“就说你是回科克县的家里过圣诞节。就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们问你的那些事情。从来都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
“我没法给你换工作，”菲尼说，“如果可能，我肯定会帮忙。”
“他们会问我认识你吗？他们会问我认识麦克泰格先生吗？”
哈克斯特总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给我动点脑子吧。”哈克斯特朝利亚姆·帕特嚷嚷，一旦有什么事不合心意就说爱尔兰的萝卜都比利亚姆有脑子。还有一次他说：“把那该死的小岛拖到大海里去算了。也让他们尝尝厉害。”
“他们不会知道这些名字。如果他们向你打听名字，就说几个你们包工队的人，就说拉菲提和努南，说你在酒吧里听到过的名字。实在没办法了，就说菲尼和麦克泰格。他们不会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菲尼说，“蠢得像猪一样。他们会写自己的名字吗？你可以看出他们在使劲地想。”
“这些不是你们的名字吗？”
利亚姆·帕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但人们确实不友好。在包工队里还行，他和拉菲提、努南或菲尼一起出去时也没事。但人们看到你过来时，不笑，不点头，也不说话。他第一次租房的那个房东太太疑神疑鬼，每次他出门时她都守在客厅里，似乎生怕他卷了她的东西逃走。在菲尼帮他找的那个地方，一个并不住在那儿、不知其名的男人，每个星期天早晨过来，你把房钱给他，他给你写一张纸条。从来都不说一句话，利亚姆·帕特经常怀疑他是不是说话有障碍。虽然厨房里有别人的食物，虽然楼梯上、有时候头顶上传来脚步声，但利亚姆·帕特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一个别的房客，也没有听见别人的说话声。楼下一个房间的窗帘一直拉得严严的，那窗帘你在外面也看得见，这更增加了房子死气沉沉的气氛。
“凭什么是呢，孩子？”
菲尼探过身，隔着一盘炒肝和土豆。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我们走后，他们把餐具洗两遍。盘子，杯子，你喝酒的玻璃杯。有一次我在一家自助洗衣店，洗完衣服后把机器让给一个女人，我刚开口，她就说‘谢谢，不用’。”
利亚姆·帕特拒绝做这件事的决心起初并未动摇，但随着菲尼不停地说呀说，那些话在利亚姆·帕特的脑海里变成了画面，他自己始终处于事件的中心，他意识到了一种兴奋。工头哈克斯特不会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哈克斯特看到他还以为他跟以前一样。他买香烟或报纸时不跟他打招呼的那些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两样。这兴奋带有一种力量，带有一种利亚姆·帕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激奋。每天早晨他将揣着这个秘密去工地。他将带着秘密走过大街小巷，以前空无一物的内心藏着一股力量。“你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菲尼说，在窗帘紧闭的那个房间里，他向利亚姆·帕特交待了任务。
“那是啤酒花酒吧。他们不招待穿工作服的人。”
十六天过去了，被选定的那个星期天还没有到来。那段时间在马和马刺酒吧，利亚姆·帕特想学着菲尼和麦克泰格先生那样说话，用那种轻缓的语调，神神秘秘，字里行间含有某种隐秘的意思。他意识到自己情绪松弛，举手投足有了自信，比以前更容易加入别人的谈话。一天晚上，酒吧女招待朝他抛媚眼，就像多年前在布拉迪酒吧里罗西塔·德鲁迪朝德西·考格兰抛媚眼一样。
“我的意思是，你在呼吸他们的空气，他们要管你收费。利亚姆·帕特，我第一次碰到你的时候，你那两个朋友不是说另一家酒吧不招待你们吗？”
利亚姆·帕特没有再看见菲尼，因为菲尼提醒他不能再见。也没有看见麦克泰格先生。那个男人没来收房租，十六天里，房子里只有利亚姆·帕特一个人。他待在自己屋里，但有时会去掀起那几块锯开的地板，让自己熟悉一下要做的事情，确保运动包里有足够的空间，让计时钟放进去能方便设定。他没有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因为菲尼说过最好不要。他不太理解，但还是听从了吩咐，把它当成一项命令来接受，不提任何问题。他在屋里沏茶，在面包上抹黄油，在黄油上撒糖霜，打开青豆罐头和汤罐头，不加热就吃。那个选定的星期天要走的路线，他一共走了五趟，像菲尼建议的那样计算时间，渐渐对这条路线了如指掌，能敏感地觉察到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
“你是指扔炸弹之类的事？”
在那个星期天之前的星期六，他收拾好手提箱，把它拎到城市那头尤斯顿火车站的一个储物柜里，这也是听从菲尼的吩咐。回到房子里，他把已经打开的罐头和吃剩的食物收拾起来，装满一个购物袋，扔到了另一条街道的垃圾桶里。第二天，他一点钟在鲍勃餐厅吃了午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这里吃饭了。这里的人比以前友好了。
“凡是带爱尔兰口音的人。就是那样。”
他最后一次离开住处时，屋里已没有任何属于他的东西了，整座房子里也没有。菲尼叫他用放在楼梯底部做清洁用的飞利浦吸尘器打扫一下房间。菲尼说要彻底打扫，每个表面都不能放过，利亚姆·帕特照办了，他用的是不带吸尘管的小圆刷子。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菲尼还建议他最后用纸巾擦擦每个门的把手，以及他可能接触过的所有地方。
“什么意思？”
七点过后，他又练习了一下定时。他想在楼下的房间里抽一根烟，然而没有，因为菲尼说过不能。他拉上运动包的拉链，背着它离开了房子。到了外面，他点上一根烟。
“他们瞧不起我们。”
在去往两条街外的公共汽车站的路上，他把房子的钥匙扔进了一条阴沟，这也是按吩咐行事。当菲尼建议他把家具表面擦拭干净、确保不留下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时，利亚姆·帕特似乎觉得麦克泰格先生不会操心这些琐事，麦克泰格先生只对完成任务感兴趣。他来到公共汽车的上层，在后面坐了下来。一对男女在下一站下去了，车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菲尼又一次沉默了。然后他说：
就在这时，利亚姆·帕特开始感到害怕了。在哈克斯特面前占个上风，知道一些哈克斯特不知道的秘密倒是不错，得到酒吧女招待的笑容也不错，但是带着装炸药的运动包坐在公共汽车上，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他坐在地板上，头靠着墙，听菲尼说话时的那股兴奋劲儿，已经荡然无存。麦克泰格先生慧眼识英雄的说法，现在想来已不是那么回事，当他试图想象自己穿着迈克尔·科林斯的风衣，踏着迈克尔·科林斯的步伐时，却已完全想象不出。菲尼说他身上有科克人的气质，这句话听起来也毫无意义。
“太过分了，我恨他。”
他坐在那里，运动包放在地上，用双脚把它夹住。两条手臂突然感到一种倦意，一时间竟以为自己无法把它们举起，试了试，倒也没有问题，但那种倦意仍未消除。片刻之后，他感到一阵恶心，不由得闭上了双眼。
菲尼点点头，然后叹了口气，顿了顿，说确实有这种事。他以前见过，一个凶狠霸道的工头，专门跟某个年轻人过不去。
公共汽车颠簸晃荡着穿过星期天晚上空荡荡的街道，慢慢停靠在汽车站旁，发动机颤动着，利亚姆·帕特放在双膝间的那只手反复伸下去抓运动包的把手，把包放得更平稳些。他想下车，他想三步两步奔下座位旁边的楼梯，不等车停下就跳车而去，把运动包留在车上。虽然不能理解，但他感觉到了：这一切曾经发生过，他的恐惧突如其来，是因为他正在重新经历以前已然经历过的事情。
“回家。”
两个女孩一边闲聊一边走上楼梯，一直走到车的后面。她们咯咯笑着坐了下来，其中一个笑弯了腰，无法控制自己。另一个还在继续说着，也笑得不行，但利亚姆·帕特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售票员过来让她们买票，他走后，她们发现想抽烟却没有打火机。那个笑得特别厉害的坐在里面，紧靠窗户。另一个站起身，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打火机，他递给她一盒火柴，她说：“谢谢。”他因为手在发抖，没有划火柴，但尽管如此，她也肯定看到了。“谢谢。”她又说了一遍。
“那你怎么办呢，利亚姆·帕特？”菲尼在鲍勃餐厅问道，他周末经常跟利亚姆·帕特一起在这里吃饭。
很可能是在做梦。他可能梦见过自己带着包坐在公共汽车上。他可能做完一个梦就把它忘了，经常会有这样的事。他最后一次见到菲尼的那个晚上，就似乎梦见自己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他想回忆第二天早晨从梦中醒来的情景，却想不起来了。
菲尼带利亚姆·帕特去看赛狗，给他找了个更好的住处，有一次利亚姆·帕特周转不开时还借钱给他，而且没有催他还。时间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如果没有哈克斯特，利亚姆·帕特的生活还算过得不错。“啊，没事，我很好。”星期六打电话回家时，他继续报喜不报忧，仍然不提他跟工头相处中的麻烦。但确实有几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某个星期一早晨，不再等卡车把他接走，他已经受够了。
坐在窗边的女孩扭过头来，似乎听说了利亚姆·帕特递给她朋友一盒火柴，而不是替她划着一根，她们会因为这个记住他的。刚才走近他的那个女孩会记得这个运动包。过了几站，她们俩下车了，还是那个女孩说了句：“开心点哦。”
从那之后，菲尼经常到马和马刺酒吧来逛逛。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提一些问题，对谈话表露出兴趣，得知了哈克斯特在挑利亚姆·帕特的刺儿。他本人并不认识哈克斯特，他说。拉菲提和努南都向他解释，利亚姆·帕特完全有理由多诉诉苦，要知道，如果哈克斯特想找谁的麻烦，那可不是儿戏。菲尼深感同情，用他特有的方式抿紧嘴巴，厌恶地摇了摇头。拉菲提和努南推断，大概是因为听了这么些事，菲尼对利亚姆·帕特格外友好，超过了对他们俩，在这种情况下这也是公平的。
这不是梦。而是几个月前摊在厨房桌上的那份《考察报》，父亲看着葬礼的报道连连摇头，质问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人独自忧伤，为什么陌生人们挤在那里抢着搬棺材。“上帝啊！上帝啊！”父亲愤怒地感叹道。
这句感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菲尼说，有一些人来找他，待不了几天就熬不住了。“想妈妈了。”他说，薄薄的嘴唇往后一咧，扯出一个笑容，拉菲提后来说这让他想起一条狗在叫。“一次，有个年轻人连火车都没敢下。”菲尼说。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那也是一个星期天晚上，另一个小伙子，另一辆公共汽车。利亚姆·帕特努力回忆那个小伙子的名字，但想不起来了。“可怜的冷血英雄。”父亲说。
他和他们三个都握了手，跟拉菲提和努南握手时，那热情劲儿不亚于跟利亚姆·帕特握手。他给他们买了酒，他们想掏钱时，他坚决不让，说绝不能让年轻人买单。他只希望有人作个伴儿，他说，“不然可怜的外乡人怎么混得下去呢？”
另一个德西·考格兰扮演英雄，搞定了一切，联系了另一个高根，联系了那些兄弟，他们排着队出现在葬礼上。另一个哈克斯特被专门挑选出来。另一个菲尼说事后完全来得及去尤斯顿火车站，十点整的火车，没有生命危险，身体也不会受伤。人行道和马路上的碎片残渣被收拢起来，皮肉和骨头，一个钱包的残片在四十米以外。
利亚姆·帕特说还好，几天后，他跟包工队的另外两个爱尔兰小伙子一起，站在一家名叫马和马刺酒吧的吧台那儿，菲尼走了进来。“你干得怎么样？”菲尼作了自我介绍后问道。他五官干巴巴的，黑头发，额头上有个V型发尖。看模样像个神职人员，但他很快申明自己不是牧师。他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他说。
大本钟敲响八点时，他下车了，让手里的运动包跟身体保持一点距离，虽然知道这种以防万一的做法毫无意义。双手不再发抖，胃里的难受劲儿也过去了，但他仍然害怕，刚才在公共汽车上开始的那种恐惧，已在他内心扎下了根。
利亚姆·帕特在哈克斯特手下干了六个星期后，那个名叫菲尼的人又找到他，在一个星期天给他打来电话。“混得怎么样？”菲尼问道，“稳定下来了吗，小伙子？”
离大本钟敲响的地方不远处，河上有一座桥。他曾经跟拉菲提和努南走过这座桥，那时他刚来伦敦一个星期，他们以为是往福尔哈姆去，结果完全走错了。此刻，他知道该往哪儿走，但到了河堤上，却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因为周围有人，还有一辆辆汽车驶过。当那一刻到来，他把包放在河堤隆起的顶部时，又有一辆车开过，他以为车会停住返回来，车里的人会知道。但车继续往前开，包落进河里，几乎没有溅起水花，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没有探究为什么，利亚姆·帕特也没有。他们不知道，哈克斯特生活中的种种缺陷，必须有一个替罪羊来弥补——哈克斯特的老婆经常拒绝他自认为合理的卧室权利，这是种马和猎狗的失败。而且，监工的冷嘲热讽，华而不实的建筑师的挑剔，也都需要有人来补偿。哈克斯特是个黑胡子的大块头男人，干起活来像手下的人一样卖命，脱得只剩背心，一条黄铜皮带系住裤子以防滑脱。“这是个什么名字啊？”利亚姆·帕特把名字告诉他时，他这么说，并执意叫他米克。似乎是利亚姆·帕特脸上的雀斑激怒了哈克斯特，他虽然对爱尔兰口音早就熟悉，却硬让自己相信听不懂利亚姆·帕特的话。“哦，典型的爱尔兰人。”哈克斯特总是这么说，即使利亚姆·帕特做了某件聪明的事，比如在泥浆里放几块木板，让手推车在上面走。
奥德怀尔有工作给他干，但必须等到三月份年迈的霍伊尼到了退休年龄。还是操纵搅拌机，给屋顶涂柏油，一天结束后扫扫院子。他会干得很好的，奥德怀尔说。等着瞧吧，谁知道呢，再过一阵，利亚姆·帕特说不定能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他没有因为利亚姆·帕特擅自离开了一段时间而耿耿于怀。
从那之后，每过大约四个星期，利亚姆·帕特会在一个星期六晚上打来电话。他们总希望能听到他说打算回来，但他只是说一份活儿干完了，又开始了新的一份，每天早晨等着大卡车来接，从他住的地方开过半个伦敦城。认识德西·考格兰的那个人，像德西·考格兰说的那样给了他这份工作。利亚姆·帕特一到伦敦就给那个名叫菲尼的人打电话，“一位哈克斯特先生正在招年轻人。”菲尼说。在星期六的电话里——每次都是母亲先说，然后父亲再说一两句——利亚姆·帕特没有透露，他向哈克斯特打听学手艺的事时，工头说愿干就干、不干走人，他那儿需要的就是个打杂的。利亚姆·帕特也没有告诉父母，从他到包工队的第一天上午起，哈克斯特就一直跟他作对，在利亚姆·帕特看来根本毫无原因。包工队的工友们说，哈克斯特就喜欢这样跟某人作对。
“管住嘴巴，别乱说。”利亚姆·帕特意外回家的那天晚上，布洛根太太在安静的时候警告丈夫。利亚姆本来可以走他出去时的那条路，途经维克斯福德回来的，却拐了一个大弯，这使他们感到吃惊。“我没有赶上七点钟的火车。”他撒了个谎，布洛根太太知道他没说实话，因为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直觉。他这次突然回来，可能跟某个女孩子有关，她猜想。但她没有深究。
布洛根太太把卡片放在壁炉架上。她自己也感到孤独，她早就知道，最小的孩子走了，家里肯定冷清。布洛根去了外面的花园，尽量不去想伦敦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利亚姆·帕特跟他妈妈一样任性，布洛根先生想。脾气还不错，就是任性，他俩都是一样的红头发，不过布洛根太太的头发已经变得花白。他曾请求穆内神父找利亚姆·帕特谈谈，但根本没用。
“是啊，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德西·考格兰在布拉迪酒吧里说。罗西塔现在随时都会有情况，他严阵以待。他从没见过像罗西塔这么容易怀孕的女人，他说。他没有问利亚姆·帕特有没有用到他给的那个电话号码，是不是通过那个电话找到的工作。“恐怕要生十四个才罢休呢。”他说，罗西塔自己就有十一个兄弟姐妹。
还不错，利亚姆·帕特在伦敦待了一星期后，在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有一个伙计来自利斯摩，还有一个来自韦斯特米斯郡。他在一个名叫哈克斯特的工头手下，开水泥搅拌机，填地基。他没有在短信上写他感到孤独。工钱是奥德怀尔给的两倍，他在卡片底部挤进这么一句，卡片上的图画是一个近卫兵站在岗亭里。
利亚姆·帕特无论是在家，还是对奥德怀尔，对德西·考格兰，都没有多说什么。老霍伊尼在奥德怀尔手下干完退休前的最后几个月时，日子过得有些沉闷。老霍伊尼一辈子没有长进，一直是个打杂的小工，利亚姆·帕特知道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出息。
“到了那儿就给那人打电话。”他告诉利亚姆·帕特，利亚姆·帕特就把号码记了下来。他一直都崇拜德西，德西追罗西塔·德鲁迪不费吹灰之力，最后把她娶到了手，德西虽然从没摸过曲棍球，却似乎知道比赛结果，他嘴里叼着香烟还能说话，声音压得很低，让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眼睛眯起来强调他要透露的内容绝对是机密。有几个人说德西·考格兰光说不练，但利亚姆·帕特不这么看。
他每天下午顺着蒙特罗斯路往外走，寒冷的季节，凛冽的风像刀子一样吹着他的手和脸。在一月和较为暖和的二月，他每天都走过蒙特罗斯大教堂锈迹斑斑的大门和通往巴里芬的路标，他想到那场葬礼，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出现在葬礼上，有时他仿佛看到那是他自己的葬礼。
德西也住在这片房子中。他是结婚入赘进来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买了栋房子。德西在兄弟会有一些宏伟的想法，一两杯酒下肚后，那些想法仍然存在。他长篇大论地说起极端共和运动的“那帮小子”和“那些关系”，俨然成了一个操纵全局的人。实际上他的本行是泥瓦匠。
他一辈子都不能告诉别人。永远不能描述那座寂静的房子和麦克泰格先生严肃的面容，或复述菲尼说过的那些话。他永远不能说起公共汽车上的那两个女孩，说起他当时怎么无法划着一根火柴，说起他是怎么突然意识到这是第二次尝试。他永远不能说他站在那里，把运动包放在河堤上，包落水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能说他走开时在哭泣，泪水顺着面颊流下来，落在衣服上，他为那个扔炸弹的人哭，那个人险些就是他自己。
利亚姆·帕特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雄心壮志。他只想发挥自己的能力。在基督教兄弟会里，他是班上表现最好的一个。专心听讲，虽然经常听得云里雾里。穆内神父不止一次夸奖他穿着去做弥撒的那件西装——是家里人传给他的，以及他每个星期天都戴的那条领带。“尊重，利亚姆·帕特，”穆内神父总是说，“你的老神父看到这份尊重，看到你把靴子擦亮，感到很受鼓舞呢。”实际上，利亚姆·帕特星期天穿着去做弥撒的不是靴子，而是鞋子，黑颜色的，打着补丁，也是家里人传给他的。鞋子不防潮，但这并不妨碍他下雨天也穿着它们，回家后往鞋里塞一些报纸。“啊，没问题，你挑个工种吧。”利亚姆·帕特问能否学一门手艺时，奥德怀尔说。他什么都想学——铺管子，砌墙，木工，油漆。这些活儿都近在手边，只要他能踏踏实实干好其中一件，就根本用不着跑那么远。私下里，奥德怀尔认为利亚姆·帕特脑子不太够用，干什么都不行，那么，看搅拌机总不会有错吧？“让大搅拌机转起来，让利亚姆·帕特·布洛根站在机器后面。”奥德怀尔在工人们为他盖房的工地上，喜欢说这样的玩笑话。“奥德怀尔就是这个德性。”德西·考格兰轻蔑地说。跟着奥德怀尔干，利亚姆·帕特恐怕只能一辈子翻铲湿水泥了。
他差点儿把包留在公共汽车上，他曾经这么想过。他差点儿冲下楼梯，迅速跳下汽车。但是他在恐惧中找到了一丝残存的勇气，而这跟那个男孩有关：他现在知道了，而且将会记住这种感觉。他是在哀悼那个男孩，他险些就会这样哀悼自己。
德西·考格兰说能帮利亚姆安排妥当。德西·考格兰说，如果不是妻子拖累，而且又怀了孩子，他就自己去了。罗西塔根本动不了窝，根本不可能离开房子五米远，她的母亲就跟他们隔着两户人家。“没问题，你肯定能落下脚来。”德西·考格兰信心满满地预言，“不可能出岔子。”
散步时，坐下来吃饭时，听父母谈话时，哀悼的情绪挥之不去，隐秘，孤单。在布拉迪酒吧，在他帮母亲买东西的小镇店铺里。当他重新为奥德怀尔操纵水泥搅拌机时，当他在严寒酷暑中翻铲湿水泥时。在蒙特罗斯路上，利亚姆·帕特没有迈着迈克尔·科林斯那样的步伐，而是纳闷他在恐惧中如何保留了那点勇气，并祈求他的哀悼永远不要结束。
城里，邓曼韦路有一片灰色房产，他们住在拐角的那座房子里。一直住在那里。布洛根太太在那里生养了六个孩子。布洛根是议会的勤杂工，如今仍在屋后的小花园里种蔬菜，还种了几株金盏花。只有利亚姆·帕特还跟他们一起住在家里，他二十三岁，是最小的孩子，给包工头奥德怀尔打工。当利亚姆·帕特说他打算远离家乡时，他的母亲——父亲也是，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感到心烦意乱。“是去科克吗？”母亲问。但利亚姆·帕特心里想的是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