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必要替你干活，”他说，“政府还没有强迫白人给黑人干活。”
“你要是想替我经营酒坊，可以另说，”医生说，“要是不愿意，就收拾东西走人吧。”
医生用拇指肚摩擦着戒指上的宝石。“我并不比你更喜欢政府。”他说，“那你去哪儿？你是要进城，在比尔特莫酒店给自己租个套房吗？”
他继续看向前方的树林。
坦纳什么都没说。
黑人轻轻笑了笑。“运气不太好，是吧？”他咕哝道，“你以前不是有河那边的一小块地嘛，后来给搞丢了？”
“那一天快来了，”医生说，“白人就要给黑人干活了，你还不如赶在众人前先干起来。”
“这儿要是有酒坊，也不是我的。”说完他闭紧了双唇。
“我赶不上。”坦纳简短答道。
“你的酒坊在哪儿？”医生问。
“你已经赶上了，”医生说，“别人还没赶上。”
坦纳待在原地，一声不吭，视线越过田地。
坦纳的目光向更远处看去，越过最远处的蓝色林线，看向下午空荡荡的苍白天空。“我有个女儿在北方，”他说，“我用不着为你干活。”
“你不属于这儿，”他开始了，“我可以起诉你。”
医生从表袋里掏出表看了看又放回去，又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会儿。他似乎已在心中偷偷算好，知道还要多久这世界就会彻底颠倒。“她可不想要你这样的老爹，”他说，“也许她说她愿意，但那是不可能的。即便你很有钱，”他说，“他们也不想要你。他们有自己的主意。他们养着黑人，又把他们丢开。我自己挣钱，”他说，“我不干那事。”他再次看向坦纳。“我下个礼拜回来，”他说，“如果你还在这儿，那你就是打算给我干活。”他又待了一会儿，前后晃动着身体，等待回复。终于，他转身离开了，打开小径上丛生的杂草。
过了一会儿，医生又出现了，在房子另一侧，拿着手杖打开一丛丛的石茅高粱草，给自己开路。他在院子中间停住脚步，差不多就是那天上午女儿给他下最后通牒的地方。
坦纳继续望向田地，似乎他的灵魂已被吸出他的身体，留在椅子上的只是具空壳。如果他早知道是这样一种选择——要么整天坐在这鬼地方看着窗外，要么给黑鬼经营酒坊，他宁愿给黑鬼经营酒坊。早知如此，他随时都愿意成为黑鬼的白鬼。他听到身后，女儿从厨房进来了，心跳一阵加速，但马上就听见她重重地坐在了沙发上。她还没打算出门。他没有转身看她。
自那时起，他就摆脱不掉科尔枚了。你把他当猴子，他就会跳到你的背上，在那儿待上一辈子，但你若是让他把你当猴子，你就只能杀死他，要么就消失。他可不想因为杀死一个黑鬼下地狱。他听到棚子后面，医生踢翻了一只桶。他稳坐在前廊等待。
她静静地在那儿坐了会儿，说道：“你的问题是，你整天坐在那个窗前，可外面没什么可看的。你需要些刺激，需要排解。如果你能让我帮你把椅子转过来，看看电视，你就不会去想那些病态的事了，什么死亡、地狱，还有审判。上帝啊。”
“叫科尔枚。”黑人说。
“审判就要到了，”他咕哝道，“绵羊与山羊将要分开。那些守诺的人与不守诺的人将要分开。那些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与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将要分开。那些孝敬父母的人与诅咒父母的人将要分开。那些……”
“好吧，那你就得把他当白人来对待，”坦纳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长叹一声，叹息几乎要把他淹没。“浪费我这好口舌有什么用？”她说。她起身回到厨房，叮叮咣咣地摔着东西。
“他是白的！”好像直到那时他的视力才好起来，看清了这一点。“是的，先生，他是白人！”他说。
她可真是高高在上啊！在家里，他得住棚子里，但至少周围还有空气，他还可以把脚放在地上。在这儿，她住的地方连房子都算不上。她住在鸽子楼里，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住在这儿，说着些稀奇古怪的话。有理智的人是不会住在这儿的。到这里的第一个上午，她带他去观光。十五分钟，他就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那以后，他就没出过公寓。他再也不想踏足地铁，或那种你站着不动，却在你脚下移动的台阶，也不想坐电梯到三十四层。安全回到公寓后，他曾想象着与科尔枚一起逛。每隔几秒他就得回头看看，确保科尔枚跟在他后面。靠里边走，这些人会把你撞倒的，跟紧我，别落下，戴着你的帽子，你这该死的傻瓜，他这样说着。科尔枚弓着腰，跟着他踉踉跄跄地跑，喘着粗气，咕咕哝哝，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你怎么有这么蠢的念头，跑到这儿来？
“白的还是黑的？”
我是来指给你看，这不是什么好地方。现在你知道你待的地方有多好了吧。
“做这个眼镜的男人。”
我本来就知道，科尔枚说。是你不知道。
“什么样的男人？”
在这儿待了一周后，他收到了一封科尔枚寄来的明信片，是火车站的胡滕帮他写的。绿色墨水：“这是科尔枚——X——你好吗，老板。”下面是胡滕自己的话，“别去那些夜店了，回家吧，你这个骗子，你真诚的，W.P.胡滕。”他给科尔枚回了一张明信片，由胡滕转交，是这样写的：“如果你喜欢，这地方还行。你真诚的，W.T.坦纳。”他要靠女儿帮他寄明信片，所以他没在卡片上写只要他的养老金支票一到，他就回家。他不打算告诉她，只想走时给她留张字条。收到支票后，他就叫辆出租去长途车站，然后上路。她会很高兴的，就跟他一样高兴。她已对他的存在感到厌倦，也厌烦了她的责任。如果他悄悄溜走，她会开心，因为她本打算赶他走，更令她开心的是，她还可以指责他不知感恩。
“看到了一个男人。”
至于他，他就可以回去蹲在医生的土地上，听命于一个嚼着十美分雪茄的黑鬼。他也不像以前那么介意了。可他却被一个黑鬼演员击败了，或一个自称演员的人。他才不相信那黑鬼是什么演员。
“今天是礼拜五，”他说，“你们这些牧师就是这个样子——一个礼拜都醉醺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礼拜日。你戴着眼镜看到了什么？”
这栋楼每层有两户。他跟女儿住了三个礼拜后，旁边那个鸽子笼里的人搬走了。他站在走廊里，看着他们搬家。第二天，又看着一家人搬进来。走廊又窄又黑，为了不碍事，他站在角落里，只是偶尔给搬家的人提点建议，他们要是照他的话做了，还能轻省些。家具是新的，而且廉价，所以他估计新搬来的恐怕是对新婚夫妇，他就等着他们来，向他们道喜。没多久，一个穿浅蓝色西装的大个儿黑人提着两只帆布箱大步走上楼来，低着头铆着劲儿。后面跟着一位年轻女子，褐色皮肤，古铜色的头发闪着光泽。黑人在隔壁公寓门前将箱子重重地放在地上。
“这里今天不是礼拜日？”黑人问。
“小心点，亲爱的，”女人说，“我的化妆品在里面。”
“牧师，”他问，“你在这里晃悠什么？”他又捡起一块树皮，看都不看就削起来，“今天又不是礼拜日。”
他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黑人接过眼镜，小心翼翼地把眼镜腿固定在耳后，看向前方。他很夸张地看看这里，又看看那里，一脸严肃。之后他直视着坦纳，咧嘴一笑，也许是做了个鬼脸，坦纳看不出来是哪一种。刹那间，他觉得眼前正是他自己的照片底版，似乎滑稽与束缚是他们共同的命运。他还没看明白，那幻象就消失了。
黑人咧嘴笑着，拍了一下她的屁股。
有那么一刻，他觉得黑人可能会接过眼镜在手中捏碎，也可能抢过折刀捅向他。他在那浑浊的喝酒喝肿了的眼睛里明明白白地看到了那一刻，是要刀捅白人肚子的快感，还是要别的，他不清楚黑人在掂量什么。
“别闹，”她说，“那儿有个老头儿在看着呢。”
“你的眼睛不好，是吧，小子？”他边说边用脚在地上蹭，寻找着铁丝。他捡起一小根捆干草用的铁丝；很快又找到一根，要短一些，也捡了起来。他把这两根铁丝和树皮连接在一起。知道要做什么，他就不着急了。做好眼镜后，他递给那黑人。“戴上，”他说，“我不愿见到别人看不清楚。”
他俩都转身看着他。
他把眼镜架拿得离自己远些，通过那两个洞看到了一堆刨花，再过去看到树林，看到了他们养骡子的牲口栏的边缘。
“你们好。”他点点头，转身进了自家门。
然后他自己也看了看，吃惊地看到了一副眼镜架的相连的两个圆圈。
女儿在厨房里。“你猜是谁租了隔壁公寓？”他问道，脸上放着光。
黑人的目光落在他的手上，便定在了那里。他的下巴松开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把刀无所顾忌地撕着树皮，仿佛看到什么隐秘的力量作用在木头上。
她狐疑地看着他。“谁？”她咕哝道。
他本想说：“黑鬼，现在这把刀是在我手里，如果你不从我眼前消失……”但走近后，他改了主意。那黑人的眼睛小小的，布满血丝。坦纳觉得他身上什么地方可能藏着刀，随时会拿出来用。他自己的那把折刀，完全被手上某种僭越的智慧所掌控。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刻些什么。待他走近黑人时，他已在那张树皮上戳出来了两个五十美分大小的洞。
“一个黑鬼！”他欢快地说，“肯定是南方亚拉巴马的黑鬼。还娶了个大嗓门，花枝招展的红发女子，他们就住在你的隔壁！”他拍了下膝盖。“是的，绝对是！”他说，“不是才怪呢！”自从到北方来，他还是头一次大笑呢。
那陌生人正靠在空地边的一棵树上，半闭着眼睛，脸上的不屑几乎掩饰不住他的谨慎。那神情似在说，这个白人也不咋样嘛，为啥趾高气扬地走过来，他要干吗？
她立刻板起脸。“好吧，现在你听我说，”她说，“离他们远点。别凑到他们跟前，交什么朋友。在这里，他们不一样。我可不想招惹黑鬼，听见了吗？如果必须住在他们的隔壁，那么你管你的事，他们管他们的事。在这世上，这才是人们的相处之道。如果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事，大家才能相安无事。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像只兔子似的皱了皱鼻子，看起来很蠢。“在北方，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事，这样都能好好相处。你要做的就这么简单。”
没人知道他是谁。他们只知道他不想干活，其余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从哪儿来，不知道为什么来，也许他是他们中谁的兄弟，也许跟他们都是亲戚。第一天他没管他；他们有六个人，而他只是个面黄肌瘦手发抖的白人。他想等麻烦来了再说，但不能一直等。第二天，那陌生人又来了。坦纳雇的那六位看他闲逛了小半日，也都不干活了，吃起东西来，距离正午还有整整三十分钟。他没有冒险命令他们起来干活，而是去找了麻烦的源头。
“你出生之前，我就跟黑鬼相处得很好了。”他说。他回到走廊接着等。他敢打赌，那黑鬼肯定想跟能够理解他的人聊一聊。他激动地等待着，竟两次忘乎所以地将烟草沫吐在了踢脚板上。约莫过了二十分钟，那套公寓的门又开了，黑人走了出来。他系上了一条领带，戴上了角质框架眼镜，坦纳才注意到他还留着一小撮很不明显的山羊胡。真时髦啊。他给人的感觉是，他根本没去看走廊里是否有人。
一个松松垮垮、身材是他两倍的大个儿黑人开始在锯木厂周边晃悠。他看着别人干活，不看时就睡觉，众目睽睽之下，像只大熊似的四仰八叉地躺着。“那是谁？”他问，“他要是想干活，就让他到这儿来。他要是不想干活，就让他走。这里不让闲人晃悠。”
“你好啊，老弟。”坦纳点了点头。黑人从他身边经过，没听见，咯噔噔迅速走下楼梯。
坦纳第一次见到科尔枚时，雇了六个黑鬼在松树林里的锯木厂干活，那片松林距离最偏的地方还有着十五英里。那帮人是他雇过的最糟糕的，那是一帮周一不来干活的人。他们感觉到了空气中的某种变化。他们以为又一位林肯当选了总统，即将废除工作。他是凭借一把极锋利的折刀来管束他们的。那时他的肾出了些问题，手总是抖，他靠削木头来掩盖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他自己也不想看，也不想接受。折刀在他颤抖的手里不断地猛烈地移动，一个个粗糙的小雕像随处掉落——他不会再看那些雕像一眼，他也说不出那些雕像是什么。黑人们把雕像捡起来带回家；他们和最黑的非洲之间没隔着多少岁月。折刀在他手中寒光闪闪。不止一次，他会突然停下，不经意地对半躺着、扭过头去的黑人说：“黑鬼，现在这把刀是在我手里，如果你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和金钱，它很快就会到你的肚子里去。”不等他把话说完，那黑人就会起身——很慢，但是在起身。
也许是聋子，或者哑巴，坦纳心想。他回到公寓里坐下，但每次听到走廊里有响动，他就会到门口探出头去，瞧瞧是不是那黑人。下午三四点钟，这一回他看到黑人瞧见他了。当时黑人正走过楼梯转角，但没等他说句话，那人就进了自己的公寓，重重地关上了门。他还没见过谁的动作能这么迅速，后面又没警察追。
那时就该杀了他。棚子里有枪，杀死他很容易，可他打小就没有勇气使用这等暴力，他怕下地狱。他从未杀过人，他总是靠才智和运气与人打交道。大家都知道他对付黑鬼有一套。这需要艺术。秘诀就是让他看到他的脑子敌不过你的；然后他就会跳到你的背上，认为他这辈子都交了好运。科尔枚已在他的背上待了三十年。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站在了走廊里，女人踩着金色高跟鞋，独自开门出来。他想对她说早上好或者就只是点点头，但直觉告诉他要当心。她与他以前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无论黑白，他就只是靠墙站着，害怕至极，假装自己是隐形人。
“任何事都有好处，”黑人说，“只要你知道如何搞到好处。”他微笑着，上下打量这个违法住在他的土地上的人。之后他转身绕到棚子的另一侧。寂静。他在找酒坊。
那女人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扭头走开了，还尽量绕着他走，就好像他是只敞口的垃圾箱。他一直屏住呼吸，看不到她了才松了口气。然后他便耐心地等待那个男人。
“我就没见过有好处的事。”他咕哝道。
大约八点，黑人出来了。
“犯这样的错误可没好处。”医生说。
这次坦纳直接走上前去。“早上好，牧师。”他说。凭他以往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黑人表情严肃，这个称呼通常可以解释。
而他只是坐在那儿，望着前方。
黑人突然站住了。
医生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不是我的错。”他微笑着说。
“我看到你搬进来了，”坦纳说，“我自己搬到北方也没多久。要让我说，这地方不怎么样。我猜你更希望回到南亚拉巴马去。”
坦纳攥住椅子座面上的凸起，攥得紧紧的。“这棚子不是你的财产。只是在你的地上，是我的错。”他说。
黑人没有向前走，也没回答。他的眼珠开始移动。先是看着最上面的黑帽子，然后向下看到无领蓝衬衫，扣子一直系到领口，再沿着褪色的背带向下看到灰色的裤子，高帮鞋，之后又向上看去，非常慢，与此同时，某种深不可测、死寂而冰冷的愤怒似乎令他僵紧了。
“我最近才买下这片地。”说着医生没瞧他第二眼，就绕到棚屋一侧去了。他很快回来，站到了他面前，然后大着胆子朝棚屋门口走去，探头看了看。科尔枚那时也在里面，在睡觉。他看了一会儿，头转向一边说：“我认识那个黑鬼。”他说：“科尔枚·帕拉姆——你觉得喝了你们酿的那种劣质酒，他要睡多久，酒劲儿才过？”
“我想你可能知道这附近哪儿有池塘，牧师。”坦纳的声音虽变得细弱，不过听得出来他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
也就刚刚成了你的产业，他心说。“我看到你来了。”他说。
黑人还没开口，强压的怒火就已经呼呼往外冒了。“我不是从南亚拉巴马来的，”他喘着粗气说，“我是纽约人。我也不是牧师！我是演员。”
“我来这儿看看我的产业，”医生说，“晚上好。”他说话快，调门儿高。
坦纳咯咯笑道：“牧师大多有点演员天赋，不是吗？”他挤了下眼，“我想当牧师是你的副业吧。”
当时他坐在门廊上的一把直背椅上，靠着棚屋外墙。医生走近，在空地边缘突然停下脚步，好像才看到他，尽管他穿过田地时显然已瞧见他了。他冲医生点点头说：“晚上好，福理。”
“我不宣道！”黑人大喊一声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好像一群不知打哪儿来的蜜蜂对他展开了突袭。他冲下楼梯，消失了。
黑鬼们什么事都找他——他是药剂师、殡葬人、法律总顾问、房产经纪人，有时他为他们除掉邪恶之眼，有时将邪恶之眼加在他们身上。看着他走近，他对自己说，准备被洗劫吧，虽说他是个黑鬼。准备好吧，你拿什么来抵抗他，除了爹妈给的这张皮，你什么都没有了，这张皮对你也没什么用，跟蛇蜕下的皮没啥两样。跟政府对抗，你赢不了。
坦纳又在那儿站了会儿，才回公寓。这一天他都坐在椅子上，纠结着要不要再试试，跟他交个朋友。每次听到楼梯上有动静，他都会到门口向外张望，但那黑人直到黄昏时分才回来。黑人上楼时，他正站在走廊里等他。“晚上好，牧师。”他忘了黑人自称演员。
那天下午，他看到那个鼠海豚似的棕色人影大步走过田地，马上就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不需要别人告诉他。那黑鬼走过田地的模样，就好像除了一小片贫瘠的坑洼豆子地，他坐拥整个世界。他把杂草打到一边，鼓着粗脖子，金表和金表链稳坐在肚腩宝座上。福理医生。他只有部分黑人血统，还有印第安和白人血统。
黑人停下脚步，抓住栏杆，上半身一阵战栗。之后他慢慢走近，到坦纳身前，冲上去一把抓住了他的双肩。“我可不想听什么废话，”他低声说，“你这个戴羊毛帽的红脖子白鬼婊子养的杂种，穷光蛋。”他喘了口气，之后用深沉得有些夸张的声音，几乎大笑着说道：“我不是什么牧师！我连基督徒都不是。我才不信那些鬼话。没有耶稣，也没有上帝。”那声音高亢、尖厉，而又虚弱。
“住在佛罗里达州的什么人。”他模棱两可地说。那时他已知道这片地要卖了，但他以为地太差，不会有人买。当天下午，他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还好发现得及时，他还能跟她一道回去。若晚一天发现，他可能还在那儿，蹲在医生的土地上。
老人感觉自己身体里的那颗心变得坚硬而粗糙，仿佛橡树的树结。“你的肤色还不是黑的呢，”他说，“我也不是白人！”
“看起来倒像是你和他一起建的。那么是建在谁的土地上？”
黑人将他推到墙上，把老人的黑帽子向下一拽，遮住了他的眼睛，然后揪住他的衬衣前襟，推着他倒退到敞开的房门，一把将他推了进去。女儿从厨房看到他瞎子似的撞上了门厅的门边，踉踉跄跄跌倒在客厅里。
“他和我一起建的，”他说，“你回北边去，我不会跟你走的，不论是给我几百万，还是几袋盐都不会跟你走。”
好几天他的舌头像是冻在了嘴里。舌头化开后，比先前大了一倍，他没法儿让她听懂他说的话。他想知道的是政府的支票到了没有，他想用那钱买张长途汽车票回家。过了几天，他终于让她明白了。“支票到了，”她说，“只够付前两个礼拜大夫的诊费，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回家，你说不清，走不了，也想不明白，一只眼睛还歪斜着？就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回家？”
她没被打动。“到底是谁的棚子？”她问道，“你的还是他的？”
他这才慢慢意识到他现在的处境。至少他得让她明白，他的遗体必须运回家安葬。他们可以把他的遗体放在冷藏车厢里，这样就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他可不想让这里的殡仪人员胡乱摆弄他。他一死，他们就得立刻把他的遗体运回去，可以赶一大早的火车，他们可以给胡滕拍电报，让他去找科尔枚，科尔枚会接手剩下的事；她都不用自己跑一趟。争执许久，他迫使她许下了诺言，保证将他的遗体运回。
她令他蒙受折辱。为了让他俩都能听到，他喊道：“你觉得是谁做饭？你觉得是谁为我劈柴，为我倒便盆？他获假释后就来我这儿了。那个一无是处的骗子在我手下三十年了。他不是个坏黑鬼。”
自那以后，他睡得踏实了，身体也好了些。在梦里，他可以感受到回家路上，从松木棺材缝隙里透进来的清晨凛冽的空气。他可以看到科尔枚在站台等他，红红的眼睛，胡滕也站在那儿，戴着绿色眼罩，穿着带黑色羊驼毛袖子的外衣。胡滕会想，这老傻瓜如果就待在家里，在他该待的地方，就不会在六点零三分被装在盒子里运回来。科尔枚将借来的骡车掉了个头，方便他们把棺材从月台滑进敞开的车斗。一切就绪，他们俩紧闭双唇，一点点将装着他的棺材挪到车上。他开始从里面抓木板。他们丢下棺材，仿佛棺材着了火。
老黑人这时起身溜到了门外，一个弓着腰的黑影，恰巧被坦纳看到。
他们站在那儿面面相觑，又看看棺材。
“你没有自尊，我有，我也知道我的职责，我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即便你没教，我母亲也是这样教我的。她家世平平，却也不会和黑鬼住在一起。”
“是他，”科尔枚说，“他在里面，他自己。”
女儿退回到棚屋的门廊。两个藤椅座面斜靠在外墙上，但她不想坐。她与房子拉开了大约十英尺的距离，似乎必须得隔开那么远才闻不到臭味。这时她方才开始讲话。
“不，”胡滕说，“肯定有只老鼠跟他一起在里面。”
在坦纳的床头，那老黑人正蜷缩在一张草垫上睡觉，臭烘烘的皮包骨，勉强有个人形。科尔枚年轻时，看起来就像头熊；现在他老了，像只猴子。坦纳却正相反；年轻时像只猴子，老了倒像只熊。
“是他。这是他的鬼把戏。”
“科尔枚。”他说。
“如果是老鼠，他还是待在里面吧。”
“地上是什么？”
“是他。拿根棍子来。”
他把头靠在椅背上待了会儿，帽子一歪遮住了他的眼睛。他养了三个儿子还有她。三个儿子都不在了，两个死在了战争中，一个去见了魔鬼，现在除了她，没人觉得有责任照顾他。她结婚了，没孩子，像个有身份的夫人似的生活在纽约。她回到南方，看到他过的那种日子，就盘算着带他一起去北方。那天，她把头伸进棚屋门，面无表情地盯了一会儿，突然大叫一声，向后一跳。
胡滕叽叽咕咕地走了，拿了根棍子回来，开始撬棺材盖儿。没等他把一头撬开，科尔枚已激动地跳来蹿去，呼哧喘着粗气。坦纳双手用力一撑，从棺材里跳了起来。“审判日！审判日！”他喊道，“你们这俩傻瓜不知道今天是审判日吗？”
“是呀，我尽量，”她说，“我尽量。”
现在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她的许诺值几个钱。他还不如相信别在衣兜里的字条，相信发现他死在了街上或车厢里或管他什么地方的陌生人。什么都不要指望她，她只会照她的意思办。她再次从厨房出来，拿着她的帽子、外套和橡胶靴。
“当然不会，”另一个声音说，“你从来不会那么自私。你是那种顾全他人的人。”
“听着，”她说，“我得去买东西了。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试图站起来走动。你已经去过卫生间了，不会又要去。等我回来时，我可不想看到你躺在地板上。”
“至于我，”她的高嗓门儿说，“等我死了，我可不会挑剔。就近把我埋了就行。离开这世界时，我会为还留在这世上的人考虑。不会只想着我自己。”
等你回来时，根本不会见到我，他心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她那张无精打采、愚蠢的脸。他感到内疚。她待他不错，而他总给她添麻烦。
“他假装不想来，但我看得出来。我说你要是不想来，我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想活得像个体面人，我也没办法。”
“我走之前，你想来杯牛奶吗？”她问。
他没想来这里。
“不想。”他说。然后他深吸一口气说道：“你这里不错。在这个国家，这儿是块好地方。对不起，因为生病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还想跟那黑鬼交朋友，是我的错。”我还是个该死的骗子，他心说，这是为了消除这种话在他嘴里留下的可怕的味道。
厨房里响起她的声音。“跟养了个孩子似的那么麻烦。是他想到这儿来，现在来了，他又不喜欢。”
她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仿佛他疯掉了。之后她似乎往好处想了。“看看，是不是偶尔说点好听的能让你感觉好一些？”她边说边坐在了沙发上。
他的双唇仍然紧闭，上排假牙夹在舌头和上颚之间。可眼泪还是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他偷偷用肩膀擦去颊边的泪水。
他急着要伸直膝盖站起来。快点，快点，他暗自恼怒。赶紧的，走吧。
女儿打了个激灵。“你还没死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你还有很多时间操心那件事。”她转身捡起散落在地板上的报纸，灰白的头发垂到双肩，一张圆脸现出憔悴之色。“我为你尽心尽力，”她咕哝道，“你却这样表现。”她把报纸夹在腋下说道：“别跟我说什么地狱。我不信。那都是些浸礼会教派食古不化的胡言乱语。”接着她便去了厨房。
“有你在这儿真好，”她说，“我可不想让你去别的地方。我的亲爹呀。”她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笑容，抬起右腿，开始拉上靴子。“这种天儿，狗都不该在外面，”她说，“但我得走了。你可以就坐在这儿，祝我不要摔倒，扭断了脖子。”穿好靴子的那只脚在地板上跺了跺，她开始折腾另一只。
她回到屋里时，坦纳双手紧握椅子扶手，眼睛死盯着她，仿佛一双愤怒的尸体的眼睛。“你答应过把我埋在那边，”他说，“你的保证不算数。你的保证不算数。你的保证不算数。”他的声音干干的，几乎听不清。他开始发抖，他的手，他的头，他的脚。“把我埋在这儿，让我在地狱里被火烧！”他大喊着跌靠在椅背上。
他看向窗外。雪开始冻结在外窗上。回头再看她时，她站在那儿，像一个大洋娃娃，塞进了帽子和外套里。她戴上一双绿色毛线手套。“好了，”她说，“我走了。你确定不需要什么？”
“好。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说。
“不需要，”他说，“你去吧。”
“就埋在纽约，”她说，“你以为我会把他埋哪儿？我们有片墓地。没人陪我，我可不会再去南方。”
“好吧，再见。”她说。
“里面那位。”
他抬起帽子，将将露出有着淡淡色斑的秃头。女儿出去关上了公寓门。他激动得开始颤抖。他向后伸手，将外套拿到腿上。穿上外套，歇了会儿，等不喘了，才抓住椅子扶手，把自己撑起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只沉重的大钟，钟锤左右摇摆，却没发出任何声音。站起身后，他稍停片刻，摇摇晃晃直到找到平衡。他感到一阵恐惧和挫败感。他永远都做不到。不论是活还是死，他永远到不了那里。他将一只脚推向前，没倒，他的自信回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咕哝道，“我必不致缺乏。”他开始向沙发挪动，到那儿就有支撑了。他到了。他上路了。
“埋谁？”
等他到门口，她应该下了四层楼梯，在楼外了。他走过了沙发，手扶着墙一点点往前蹭。没人能把他埋在这儿。他很自信，仿佛楼梯底端便是家乡的树林。他到了公寓门，开门，向走廊里张望。自从演员推倒他后，他这还是第一次往走廊里看。走廊里有股阴湿的味道，空荡荡的。薄薄的油地毡发了霉，延伸到隔壁公寓的门口，公寓门关着。“黑鬼演员。”他说。
沉默。“你打算把他埋在哪儿？”女婿问，换了个话题。
他站的地方距离楼梯口有十到十二英尺远，他想直接走过去，不想手扶墙一点点地绕远道。他把双臂从体侧向前伸出一些，径直朝前挪去。走到一半，他的双腿突然消失了，也许是感觉消失了。他朝下看，感到迷惑，腿还在。他向前倒去，双手抓住了楼梯扶手。他撑着身体，盯着下面陡峭的没有灯光的楼梯，似乎以前从未这么长时间地看过一个地方；然后他闭上眼，向前栽倒，头朝下停在了楼梯中段。
“闭嘴，别那么大声，”她说，“那不是他中风的原因。”
他立刻感到棺材倾斜了，他们正将棺材从火车搬到行李车上。他还没弄出什么声响。火车震动一下，缓缓开走了。过了一会儿，他下面的行李车隆隆动了起来，将他运到了车站一侧。他听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估计是有一群人围了过来。等着瞧吧，等他们看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他想。
“他看到楼里有个黑鬼，就中风了，”女婿说，“她跟我说……”
“那是他，”科尔枚说，“是他的鬼把戏。”
“你有脑子，”她说，“就是不常用。”
“是一只该死的老鼠在里面。”胡滕说。
坦纳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对女儿的亲热感，这很少见。她说的一些话偶尔会让你觉得她还存着那么点理智以备不时之需。
“是他。拿棍子来。”
“好吧，我没脑子。”女婿说。
稍后，一道绿光照在他身上。他朝光推了一把，用微弱的声音喊道：“审判日！审判日！你们这些傻瓜不知道今天是审判日，对吧？”
“你雇的不过是北方黑鬼，”她突然压低了声音，坦纳得往前探着身子才听得见，“要想使唤真正的黑鬼得有脑子。你得知道怎么对付他们。”
“科尔枚？”他喃喃说道。
“是吗？为他干活的都是些黑鬼，”女婿说，“不过如此。我也雇过一两个黑鬼。”
俯身对着他的黑人有一张气哼哼的嘴和一双愤愤的眼。
“我爸是来这里暂住，”他女儿说，“他不会住很久的。在他那个年代，他可是有身份的人。他这辈子只为自己工作，还有人为他干活——其他人。”
“我也不是卖煤的。”他说。肯定是搞错了车站，坦纳想。那些傻瓜提前把我放下了。这黑鬼是谁？这儿天都没亮。
“有身份的人！”他喊道，“有身份的人！太伤人了！真是太伤人了！”女婿那张愚蠢的脸上满是横肉，正好配他的北方口音。
黑人旁边是另一张脸，一个女人的脸——苍白，顶着一堆闪着铜光的头发，她的脸是扭曲的，仿佛刚刚踩了一坨屎。
“你连帽子都没有呢，”她说，“就那么一顶护耳便帽。有身份的人戴的是礼帽。没身份的才戴你那种皮便帽。”
“哦，”坦纳说，“是你。”
“然后就天天戴着帽子坐着，”女婿说，“就像坐在那儿的那位似的。没错！他每天就是戴着帽子坐着。成天坐着，戴着那顶该死的黑帽子。在屋里！”
演员靠近些，抓住他的衬衣前襟。“审判日，”他嘲讽道，“没有什么审判日，老头儿。接受吧。也许今天是你的审判日。”
他要是明事理，来这儿的第二天就该走；要是再明些事理，根本就不该来。他是在两天前才绝望了，他听到了女儿和女婿吃过早饭告别时的交谈。当时他们站在前门，他要外出三天，她送他出门。他是长途搬家货车的司机。她肯定是把他的皮制便帽递给了他。“你该买顶帽子，”她说，“真正的帽子。”
坦纳想抓住栏杆把自己撑起来，却只抓到了空气。那两张脸，一张黢黑一张惨白，似在晃动。他靠意志使那两张脸定格在眼前，同时轻如呼吸般抬起手，用他最欢快的声音说：“扶我起来，牧师。我要回家了。”
今天他准备好了。他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挪到门口，下楼。下了楼梯，他就可以离开这个街区。一俟离开街区，他就叫辆出租车去货运场。会有流浪汉帮他上货运车厢。上了货运车厢，他就可以躺下休息了。晚上，火车会驶向南方。第二天，或第三天早晨，不论死活，他就到家了。不论死活。重要的是到那里；死活无关紧要。
女儿从杂货店回来后，发现了他。他的帽子被拉下来盖在脸上，头和双臂卡在栏杆里；双脚悬在楼梯井上，仿佛戴着足枷。她疯狂地拉扯他，又飞奔去找警察。他们锯断了栏杆，将他弄了出来，说他已经死了大约一小时了。
女儿在厨房洗盘子。她干什么事都慢吞吞的，还自言自语。他刚来时，还回答她的话，但她并不想让他回答。她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好像在说虽然他是个老傻瓜，也该明白女人自言自语时，是不需要他回答的。她用一种声音自问，用另一种声音作答。昨天是她帮他穿的衣服，他省下力气写了张便条，别在了兜里。“若此人已死，将尸体运送给佐治亚州科林斯城的科尔枚·帕拉姆，货到付款。”在这行字下面，他又写道：“科尔枚将变卖我的资产，以支付我的运送费及丧葬费。剩下的钱归你。你真诚的T.C.坦纳。又：别搬家。不要听信别人的话搬去北方。这里不怎么样。”写这张便条花了他将近半小时的时间；字迹七扭八歪，不过耐心些，还是看得懂的。他用一只手压住握笔的手，才能控制自己的手写字。等他写好便条，她已经买完食品杂物，回到公寓了。
她把他葬在了纽约市。自那以后，她晚上就睡不着了。夜夜辗转，脸上出现了明显的皱纹。于是她请人挖出他的遗体，运到了科林斯。现在她晚上睡踏实了，气色也基本恢复从前。
坦纳正在为回家的旅程养精蓄锐。他的打算是能走多远走多远，剩下的路就交给上帝。那天早晨，还有前一天早晨，他都由着女儿帮他穿衣服，以便积攒更多力气。此刻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蓝色衬衣的纽扣一直扣到领口，外套搭在椅背上，帽子戴在头上——等着她离开。她不走，他就没办法逃离。窗外是一堵砖墙，下面是条小巷，充盈着纽约的空气，适合野猫和垃圾的空气。几片雪花飘过窗前，太薄，太散，而他已老眼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