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生于公元1711年，逝于公元1799年；
袁枚之热衷此道，之甘居下游，无论以过去的正统眼光，还是以现在的革命眼光，对这种一不忧国，二不忧民，罔顾文学的崇高使命感，无视作家的神圣责任感，不干正经，大写吃喝，肯定是不以为然的。但是，如果了解到袁枚身处的那个时代，爱新觉罗·弘历，几乎与他同龄，你会觉得他这样子的选择，其实是一种无奈。
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逝于公元1798年。
由此三者，我很想推荐你读一读这本古代菜谱。
这位皇帝比他早生五年，比他晚死一年，袁枚一辈子为乾隆的臣民，而乾隆酷爱收拾文人，对于前面提到的敢抗膀子、敢昂脖子的第一类型文人和不听调教、不听招呼的第二类型文人，有一种时不时要收紧骨头，动不动要开刀问斩的特别嗜好，很可怕，很恐怖。所以，便可理解他宁可谈吃谈喝，不敢忧国忧民的缘由了。因为他只有一个脑袋，要是玩掉了的话，吃什么也不香了。这大概就是袁枚为什么好吃喝女色，好盖房造园，好收藏古玩，好交友远游，非要做第三类文人的原因了。
今人写吃，容易，那些“吃嘛嘛香”的酒囊饭袋，那些“脑满肠肥”的饕餮之徒，写一点吃的享受，吃的幸福，谅不难。要写出一点学问，一点道理，用文字精彩地表达出来，就玩儿不转了。有会吃的嘴，不一定有会写的手。有会写的手，不一定有袁枚手下的才气。有才气而没有“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的实践，也难臻于完善。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执着。
《清史稿》对他的这些“好”，也有微词，说他“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易获世讥”。
今人写吃，容易，但写来写去，舔嘴巴舌，馋涎欲滴，终究属于一星半点的心得、一鳞半爪的体验，充其量，只能当作食典中的一个词条而已。而袁枚的这本小册子，简直就是一部缩微版的中国饮食百科全书，将一千年来长江流域、鱼米之乡的中国人之吃之喝，囊括一尽。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渊博。
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之中，很少有像点样子的典籍拿得出手，因为中国人吃得不讲究，不光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干稀搭配”的凑合对付，而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基本贫穷状况，决定了温饱问题之难以解决。家无隔宿之粮，一饱难求，如何侈谈美食，人家会以为你是神经病的。除了曹雪芹那样昨天的富家子弟，穷到“举家食粥酒常赊”，尚有薄粥糊口，才耐不住在笔底下重温昔日的美食，来一次精神会餐的。而对赤地千里的饥民来讲，对枵腹绝粒的饿殍来讲，想到的只能是如何造反，因为只有豁出一身剐，才不会饿死，只有当流寇，哪怕人食人，也强似倒毙在地头上。饿肚子的人革命性最坚决，饱肚子的人才想到美食，而整个中国历史，饿肚子的时候多，饱肚子的时候少。所以，鲁迅先生很感叹古籍中资料之匮乏，是与这样大背景分不开的，饱且匪易，何从美食？
今人写吃，容易，古人写吃，有障碍。孟子说“君子远庖厨”，逆反圣人的教导，突破世俗的看法，来做这件不登大雅之堂的勾当。这一点，我钦佩袁枚的勇气。
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且介亭杂文二集·马上支日记》）
《随园食单》是文人菜谱，而且是一位懂吃、会吃，又能写吃的高手，以其经验结晶而用生花之笔写出来谈吃的文学作品。
袁枚此人，生前身后，颇多訾议。独他这本食谱，倒一直被视为食界指南，传布甚广。据说，此书有过日文译本，译者为青木正儿。清人梁章钜在其《浪迹丛谈》里，凡谈及饮食，无不推介袁枚的《随园食单》，认为他“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蔬菜，并无山海奇珍，不失雅人清致”。看来这本虽薄薄一册，但极具文采的《随园食单》，总算填补了中国饮食文化史上的空白。
吃是一种享受，人，一出娘胎，不教自会。会吃，却是一门学问，并非所有张嘴就吃的饭桶，都能把到嘴的美味佳肴，说出子午卯酉，讲得头头是道的。而提起笔来写吃，写得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口舌生香，那才是作为一个美食家的最高境界。
唐朝没有袁枚，我们不知道唐朝人吃什么和怎么吃；唐以前的朝代也没有袁枚，我们更不知道那些朝代的人吃些什么和怎样吃。近人尚达先生专攻唐史，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于唐代吃食，也只是转抄前人记载而已。我们如今在古籍中看到的，诸如“馎饦”“”“焦”“馉餔”“不托”“胡饼”等唐代食物，当时在长安街头，大概是可以随便买到的小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很难有行家说出个子午卯酉了。再如宋代苏轼，这也是个美食家，东坡肉，就是他的发明。当他流放海南儋州后，思念中原饮食，遂有那段“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渗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鲙。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廉泉，烹曾坑斗品茶”的佳话，这道颇近似西方人圣诞节火鸡大餐的菜式，若是能像曹雪芹那样写他的“莲叶羹”“茄鲞”，比较仔细地交代选用之材料，制作之过程；何以“温淘”而须“槐芽”？何以“抹猪”必用“襄邑”？因何“炊香粳”而“荐子鹅”？因何“灌杏酪”而“蒸羊羔”？这些细节部分，如果留给后人更多的参照系数，也可以弄出赚食客钞票的，如同红楼大宴一样的东坡大餐呀！
袁枚是一个绝对的享乐主义者，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美食主义者。他极其会吃，善吃，能吃，而且用心去吃，他活了八十一岁高寿，拥有八十年的吃龄，积四十年孜孜不息之努力，将其口腹享受之精华，之精彩，之精粹，写出一本在中国饮食上空前绝后的著作——《随园食单》来。为什么说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因为中国自古至今的食谱，都是技术性的阐述，数字化的概念，袁枚写他自家随园私房菜的食单，文化气味强烈，文学色彩浓郁，文人风雅十足。这本书不厚，字不多，一时半刻，即可翻阅一过。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此老真会吃；留给你的第二印象，此老真会写吃。
但袁枚能写这本《随园食单》，这真得感谢乾隆皇帝，要不是他一个劲地压迫文人，那么狠，那么毒，到了赶尽杀绝的程度，弄成万马俱喑的局面，也许袁枚不会花四十年工夫，念兹在兹地写他这本饮食大全了。袁枚生于“盛世”而未杀头，是其幸，但碰上乾隆，他只好风花雪月，大谈饮食之道，是其不幸。
从泽及后人的意义来讲，袁枚这本《随园食单》，可谓“善莫大焉”，使我们了解到乾隆六下江南，大致吃些什么，也了解了当时江浙一带鱼米之乡，能够吃点什么。
据《清史稿》，袁枚“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
我们读《三国演义》，曹操对降将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那餐桌上肯定水陆杂陈，觥筹交错，可究竟是些什么呢？连作家罗贯中都一抹黑，能指望他给我们什么答案。我们读《水浒传》，除了“大块分肉，大碗喝酒”，除了人肉馒头，除了酒精度不高还有不少沉淀物、必须沥过方可饮用的酒外，忠义堂上那些好汉吃什么、喝什么，谅施耐庵也相当懵懂。作家既然都说不出名堂，读者怎能不跟着一块糊涂。因为孔孟之道，因为“君子远庖厨”，古代中国文人能吃会吃而讳言吃，最假惺惺了。尤其不肯在笔下认真其事，实实在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地写吃，对后人来说，是很不够意思的。
于是，公元1748年（乾隆十三年），才三十出头的他，递上一纸辞呈，弃官不干了。
此书约八万字，十四章，三百三十二味，以及须知单二十，戒单十四，分门别类，荦荦大观，值得找来一阅。而且能大致了解到乾隆年间的江浙地方，中产阶层的饮食状况，以及今天老饕们经常光顾的杭帮菜、本帮菜、淮扬菜的出处、典故、要诀等等。
仕，就是为官。学而优者谋官，学而不优者也要谋官。职位小者要谋大官，级别低者要谋高官，待遇差的要谋肥官，官声微者要谋名官。于是，文人基本上就这样三种心态：一、想方设法做官；二、做上了官的要固官、保官；三、做久了官者还要防着罢官、丢官、免官。至少在封建社会里，官是中国文人的命根子。
这其中所谓的“好味”，就是好吃喝。中国文人基本上好吃能吃，但为之著书立说者极少。这在“君子远庖厨”，圣人的话还相当管用的封建社会里，他敢跟圣人唱反调，可见此公确是当时的一个异类。
哪怕当个小组长，领导三五小卒，也能从那高高在上的感觉中，获得精神上的最大享受。因此，文人之谋官求官，都到了病态的程度。像袁子才这七品官做得正来劲的时候，自己炒了鱿鱼，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难以做到的一种割舍。
他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主人，又号小仓山居士，他知道自己很“堕落”，也知道好多人既眼红他的“堕落”，同时又正言厉色地指责他的“堕落”，因此，他很为自己这点“堕落”骄傲，他说：鄙人“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这若干个“好”，构成他一辈子的快活。在清王朝，文人活都不容易，焉谈快活？可他老人家，别的且不讲，就他这薄薄小册子的《随园食单》，那些个吃喝，如数家珍道来，而且他都吃过、尝过，这一份口腹享受，你就不得不拜倒，不得不服气。
第一，他做了官；第二，他官做得不错；第三，他为官的这些地方，都是江南富庶县份；第四，应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点，两江总督对他相当赏识器重。这个尹继善，就是《随园食单》里提到的，“自夸治鲟鳇鱼最佳，然煨之太熟，颇嫌重浊”的尹文端公。看来，一个县长能跟一个省长同桌吃饭，也许不以为奇，但是这两个官员，能够坐在一张桌子上，切磋厨艺，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尽管如此，袁枚急流勇退了。
袁枚属于最后这一类型的中国文人。
袁枚为官9年，32岁时辞职回家当老百姓了。由此可以看到乾隆年间那严酷的文化统治，对诗人所产生的噤若寒蝉的效应。所以唐之出现李白，宋之出现苏轼，因为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的外部条件下，尚留给天才生存和发展的一线生机，而嗣后的元、明、清，即使李白转世，苏轼再生，也恐怕如袁枚，振作作诗，唯恐惹祸，老死牖下，心又不甘，既没有勇气反抗，也没有胆量造反，只能做一个从生理到心理、从精神到肉体被阉割的文人，苟且而已。尽管顶头上司是如此赏识他的两江总督，他也感到“煨之太熟，颇嫌重浊”的官场，不是久待之地，于是，“引疾家居”。
中国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忧国忧民的大义凛然型，“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成天紧锁双眉，圆睁两目，义愤填膺，激昂慷慨。一类是忧国忧民的同时，也不忘了经营谋划，竞逐进取，使自己活得较好的左右兼济型。一类是曾经忧国忧民过，后来，忧不下去了，或者，不准他忧了，再忧，可能要掉脑袋了，索性想开，也就不去忧了，如此明白以后，便径顾自己的痛快，怎么活得好，就怎么去活的自由自在型。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伟大的诗人，即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产生出世界级的影响；而才华天分不弱于这班大师巨匠的袁枚，一生被这位文字狱皇帝罩着命门，只有沉沦一道。他终生在乾隆淫威的阴影下，用本该写出石破天惊作品的力量，来搞这样一本聊胜于无的吃喝之书。你说，在文字狱大门敞开着，像张开的吃人虎口前面，他还能干些什么？
“乾隆三大家”，或又称“乾隆三才子”之一的袁枚，恐怕是中国文人中活得最明白，同时也是活得最开心的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