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减字木兰花》）
睡起惺忪强自支，绿倾蝉鬓下帘时，夜来愁损小腰肢。（《浣溪沙》）
谁见薄衫低髻子，还惹思量。（《浪淘沙》）
向拥髻灯前提起，甚日还来，同领略、夜雨空阶滋味。（《秋水·听雨》）
曲罢髻鬟偏，风姿真可怜。（《菩萨蛮》）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清平乐》）
当代作家写女性时，物质的欲望很强烈，精神的享受很浅薄。几乎没有一位我的同行，会在那些飘逸潇洒的青丝秀发上很下笔墨功夫。试想一下，纳兰笔下那“薄衫低髻子，还惹思量”的闺秀，那“曲罢髻鬟偏，风姿真可怜”的歌女，让我们读着读着，生出多么绮丽的画面和丰富的想象啊！若无这美发的点染、饰物的增光，这些情致优雅的小姐，该是减色不少呢！
锦帷初卷蝉云绕，却待要、起来还早。（《秋千索》）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氏。其父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权倾一时。清康熙朝，满人的汉化程度还不算十分明显，而纳兰为世家，为贵族，早就无所顾忌地全盘接受汉文化影响，曾拜尚书徐乾学为师，并与汉族的官绅、宿儒、名流、文士，广泛交往，过从甚密。
纳兰擅写女性心理，特别在表现贵族女子的空闺孤守、离愁别绪、相思情深、恩爱难舍的情感方面，细致入微，体贴动人。他笔下的女性，无不美艳绝伦，而最让人心驰神往的，是他总是要着重写出来的这些女性的青丝秀发。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当中，他也许是最善于描写女性发饰的一位。
康熙本人尽管很在意满汉之大防，但他却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对这位与他同龄的重臣之后，才俊之士，实为满族融入汉文化的楷模，既眷注，也关切。圣祖待纳兰，“异于他侍卫。久之，晋二等，寻晋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剌，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先后赐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属甚夥。”（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
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可能百分之百地全部拥有呢？留给他挥洒文采的岁月很少，留给他享受爱情的日子则更少。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感觉到生命之短促，所以在他的词章里，拼命描写男女丰富的情感，竭力描写世间美丽的女性。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从赠物中之鞍马、弧矢之类来看，这位清朝皇帝，不无提醒这位年轻侍卫，别忘了种族根本之意。纳兰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乾清门侍卫，但他志不在此，一心要追蹑李商隐、李后主，要在文学史上开创属于他的天地。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出。（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春”之说，其实，纳兰性德作品的成就，在词的造诣上力臻尽善尽美，称得上是领一代风骚的词宗。如果他不是死得那么早，若有更多的杰作佳构存世，他将是清文学史上不同凡响的诗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5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30年。
他的感情生活，他的爱情故事，他的浪漫插曲，他的情人踪影，简直让人艳羡不已。
因为，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联想到“穷而后工”这种说法，幸乎，不幸乎，还真值得斟酌。
清朝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撒烂污。唯这位纳兰性德，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幸运儿。他太舒服了，他太幸福了，美女如云，情愫泛滥，春风得意，心花怒放。诗篇脱手，京都传诵，文人兴会，赞声四起。那时的天子脚下，谁能拥有这位康熙御前侍卫的体面光彩呢？
他的《饮水词》，无论当时的评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常以南唐主、玉谿生与之比拟。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纵有盖世才华，也不得淋漓尽致地发挥，唯有赍恨而没。这就是他老师在《通志堂集序》中不胜叹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辞世，使千古而下，与颜子渊、贾太傅并称。”
“沃土”，或者“瘠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好与坏的条件，借以写作的优与劣的环境。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太优越了，连性命都会受到影响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谓予不信，康熙朝的早夭诗人纳兰性德，他的短命，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典型事例。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家世的显赫，仕途的顺遂，朝野的褒誉，帝王的恩宠，也无法弥补这位词人短命的遗憾了。
《国语·鲁语下》里有这样一句名言：“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中国古人这种言简意赅、精彩非常的论断，就是对一个人的遭遇，太快乐和太不快乐，会产生出什么效应的高度概括。
一位皇帝对于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宠遇，在历史上也许并不罕见，但在如今被捧为“盛世”的三朝里，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天下的268年期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纳兰性德甚至敢于同遭遇文字狱的文人来往。在那样杀一儆百的恐怖政策下，当时的汉族文人，没有一个不是战战兢兢，而他却拥有这一份自由，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统治者御临天下的268年期间，仅中央政府一级，这三朝一共搞了160多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上千人。加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邀功，为了政绩，打击面的扩大化，加之文人之间的出首告讦，检举揭发，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知识分子，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并不比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遭遇好到哪里去。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败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弱智儿子，恹恹的甚乏生气。那张脸，很像一条肚子翻了过来的死鱼模样。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的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岔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大体上也能体会到做一个这样“盛世”文人的可怜了。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咏史》一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起到了南方渔民水桶里那条吃鱼的鱼的“追杀”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清人进关，是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其心灵深处，对于文化，对于文明，对于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拥有深厚文明积淀的，然而是被他们统治着的，非我族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胎里带的怀疑、猜忌和不信任。将知识分子视作异己的劣根性，是很难排除的。一个视知识分子为敌的病态政权，一年半平均一次文字狱的恐怖政权，能出现“盛世”气象，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所以，对时下流行的昧心之论“盛世说”，我是持质疑态度的。
后来，他走运了，逃离古拉格；后来，他更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再后来，他更更走运了，冲出铁幕定居美国。但他始料不及，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顶礼膜拜的同时，有了自由，是不必说的了，从此却没了文学，至少再没有像样的文学，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虽然，康熙设馆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设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个人一生写诗四万首，数量等于唐诗总和，至今还无一个中国诗人打破他的高产纪录。这一切，说明这些帝王，早已脱离了骑在马背上剽劫游牧为生的文化落后、原始愚昧的状态。尤其康熙，对于自然科学，诸如历算、数学、水利、测量，多所涉猎，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中间是很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们个人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种精神上的软肋，这种灵魂上的忌讳，是万万碰不得的。所以，纳兰性德这样一个幸运儿，实在难能可贵，可他却死得这么早，成了太幸运而反倒短命的个例。
想起二十世纪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皇皇巨著，着实令人敬佩。
尽管对纳兰之外的文人，康、雍、乾大兴文字狱，使他们既有物质的穷，更有精神的穷，但清代文人的生命力，大都活得很坚韧，很结实，创造力不但不被扼杀，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让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
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
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34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字”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虽然，玄烨活到68岁，胤禛活到57岁，弘历活到88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这只名曰“夜游”的鸽子，一夕数惊鸽群，使其免于“痹败之病”的强迫做法，与南方渔民进城贩卖活鱼的措施相同，都要在鱼桶里放进一条吃鱼的鱼，唯其别的鱼怕被“追杀”，就得闪避，就得逃脱，就得不停游动，这样，可以保持长时间的鲜活状态。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所谓“穷”，也是激活文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所谓“工”的过程。
据不完全统计：
鸽类甚繁……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而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败之病，是名“夜游”。
享年九旬以上者：孙奇逢91岁，毛奇龄93岁，沈德潜96岁；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鸽异》，似可悟出一些道理来。
享年八旬以上者：朱舜水82岁，冒辟疆82岁，黄宗羲85岁，尤侗86岁，吴历86岁，朱彝尊80岁，王翚85岁，胡渭81岁，梅文鼎88岁，赵执信82岁，方苞81岁，张廷玉83岁，纪昀81岁，赵翼87岁，袁枚82岁，姚鼐84岁，段玉裁80岁，王念孙88岁……
于是，不禁要问，这种物质上的“穷”，加之精神上的“穷”，为什么反而能激起作家奋发努力，写出成功作品呢？先前的“穷”，后来的“工”，这其中有些什么必然的关联吗？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75岁，傅山77岁，丁耀亢70岁，王夫之73岁，谷应泰70岁，朱耷79岁，李78岁，蒲松龄75岁，王士禛77岁，孔尚任70岁，郑板桥72岁，卢文弨78岁，钱大昕76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尽管如此，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很多大师在这双“穷”的处境之下能够得以成就其“工”，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伟大之处了。
于是，我也不禁纳闷，到底帝王的生命力强，还是文人的生命力强？在这场统治者和文人谁活得过谁的“友谊”赛中，看来，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痛苦”结论，强者虽强未必享寿，弱者虽弱未必殒折。那结果必然是：强者愈折腾，弱者愈健壮；强者愈打击，弱者愈来劲；强者愈压迫，弱者愈长寿；强者愈摧残，弱者愈不死。
何谓“穷”？一般都指物质上的穷。而对文人来讲，没得吃，没得穿，没得银子的穷，固然难熬。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不一定付诸行动，只是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种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紧张，或者，如观音大士套在孙悟空脑门上那道看不见、摸不着的箍儿，唐僧一念紧箍咒，就疼得死去活来的恐惧。这种精神上的穷，要比物质上的穷，更让文人吃不消、受不了。
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顽强，你不由得不惊讶，尽管文字狱平均一年半搞一次，一个个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后来为文的我辈振奋不已。所以，做文人者，做帝王者，在这种数日子的较量中，到底谁输谁赢，把眼光放远一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真是南面者未必南，而败北者未必北呢！
这句话当然很中听，但若是一个文人为了“工”，而认可这个“穷”，那可真是有点贱骨头了。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相反，“穷而后工”，而得到文学史上的不朽，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穷而后工”，是对文人经历磨难而写出成功作品的褒誉之言。
不过，到了当下这个初级阶段的物质时代，要是让文人在“纳兰性德”与“穷而后工”两者择一而为的话，我就不知道谁会选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