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文人与文人相处，不会比狼与狼相处更融洽，我指的是心灵深处的，那些最隐藏的特别较劲的方面。
尽管李对于杜，不怎么把这个小他十岁的年轻诗人，太放在心上。但是，《新唐书·杜甫传》称：“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这种状况，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位待诏翰林的情绪。一般来说，文学强者对相对弱于他的对手，比较能够胸怀宽阔，而对势均力敌，存在着绝对年龄优势的对手，通常保持着一种警惧心态，也许在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心灵深处，这种戒备态势是会存在着的。对于李白与杜甫的关系，古人也好，今人也好，持两人“相知甚深”的看法的论者颇多。这些皮相之言，似有未可尽信之处。
天宝四载（745），李白的报告，李隆基批了，对皇帝而言，御用文人与澡堂里的搓背师傅，与按摩院的三陪小姐一样，去了一个，还会有另一个。应该说，唐玄宗还是很欣赏李白，也未必不想予以重用，可他左右不了身边的宠幸、枕边的美人，只好“遣金放还”，让诗人体面地离开长安，一路向东走去。正好，杜甫探亲，也来到齐鲁，事有凑巧，两位诗人再次相遇于山东兖州。
一心要匡扶王室、立志疆域的李白，不想仅仅当一个哄皇帝开心的御用文人，正跟唐玄宗李隆基闹情绪，皇帝只要他作诗，不要他干政，诗人激动之余，打了辞职报告，要求返回山林。那时的杜甫，说来也颇狼狈，科举未成，为宦不得，像在北京厮混的北漂一族，在长安、洛阳，以他的诗名，以他的才情，以他河南人那种朴质，或干谒权贵，或谋事衙门，或打杂蹭饭，或贩药求生。因此，类似科学院院士或社科院学部委员的李白，放下身段，能和杜甫来往，某种程度上说，是抬举他，杜甫很当回事，自然可以理解，李白不那么当回事，似乎也可理解。
也许一个遭遇挫折的人，容易现实一点，也许一个饱受不幸的人，也就在意他人的同情。天性张扬的李白，被一脚踢出长安，再多的遣散费，也安抚不了那极其自尊而受到极其屈辱的心，失落之余，杜甫的殷勤，“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便是他在这座古城里难得的温馨了，遂与杜甫有了更多的交流。
天宝三载（744），李白与杜甫初次相遇，相识，相交往，时在东都洛阳。前两年，李白应朝廷征召入京，初到长安，即与贺知章相见，颇受推重，以贺的名望，复荐之于帝，身价倍增。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授为待诏翰林，拟以擢用。这位文学明星，顿成政治明星，一时间，“王公大人恤颜色，金印紫绶来相趋”，我们这位大诗人，“中宵出饮三百杯，明朝还揖二千石”，忙碌得不亦乐乎，开心得也不亦乐乎。我替来到京城闯荡的杜甫想，少不了类似今天那些文学青年、新秀作家，来到北京，不能不向那些文学名流、评论大腕、出版巨头、编辑高手，致以崇高敬意一样，自然要想办法拜李白这个码头。
时年三十四岁的杜甫，对于长他十岁的李白，仰慕之心，不一而足。他们同行同止，同唱同和，同饮同酌，同醉同酣，似乎给杜甫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当时，还有另一位诗人高适，也和他们在一起。后来，杜甫总是在诗中提到这次齐鲁宋陈的愉快经历，“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不胜留恋。总之，仅不过短短的三年间的两次交往，敬佩其才华，膺服其诗情，钦慕其潇洒，悲悯其遭遇的杜甫，涉及李白的诗篇，计有：
然而，公元744年至745年，这两位诗人的运行轨道，有过短暂的交接。
《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
因此，无论为文，为诗，为歌，更重要的是为人，李白和杜甫，可以算作两条道上的火车，很难走到一起。
《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宋人李纲《杜工部集序》称：“盖自开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此。”杜甫是一位心系社稷，悲悯苍生，于颠沛流离中，始终忧国忧民的诗人；而李白，以杜甫那首《饮中八仙歌》，其中四句极写李白的恣纵狂放、肆无忌惮的浪漫精神来看，“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则是一位充满自信，解放个性，于率真生活中，追求淋漓痛快的诗人。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李白与杜甫，严格说，是不甚搭界的。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看他们的终结追求：一个仰面朝天，努力攀登，心比天高，“揄扬九重万乘主”，是要入阁拜相，问鼎当朝的；一个眼睛向下，扎根泥土，辛勤耕耘，“语不惊人死不休”，除了诗之外，他几乎再无其他了。
《饮中八仙歌》
看他们的心路历程：一个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旦得意，自我感觉立刻良好得不得了；一个是“同学少年都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颠沛流离，心情始终是相当郁闷和自卑。
《冬日有怀李白》
看他们的人生抱负：一个梦想“为君谈笑静胡沙”，期望异常之高；一个只能“日暮聊为《梁父吟》”，欲念相当之低。
《春日忆李白》
看他们的情感寄托：一个陶醉醇酒妇人；一个在意妻儿老小。
《梦李白二首》
看他们的写诗主旨：一个提倡浪漫主义；一个主张现实精神。
《天末怀李白》
看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个神采飞扬；一个愁眉苦脸。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看他们的创作状态：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
《不见》
因此，这两位诗人，虽并名为李杜，却有着鲜明的不同。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因此，这两位诗人沿着自己的轨迹，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李是理想主义者，杜是悲观主义者。李是永远的乐天派，杜是艰难的谋生人。李敢于说大话，敢于冒风险，是某种程度上的自大狂，投机政治，不计后果，终于为押牌不准，而付出一生。杜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其实是一个入仕无门、落拓穷困的潦倒者，尽管忠忱唐室，尾追玄宗肃宗，疲于奔命，队倒是站对了，可得到的这个八品之官，微末到极点，官饷也吃不成，到底贬谪迁徙，在蹉跎中走完了人生旅程。
《昔游》
总而言之，李白、杜甫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公关面多为宫廷权贵、名流高士，看他的诗，一派富贵气象，盛唐雄风；后者的接触面，基本上都是社会底层、草根人物，他写的诗，多为民间疾苦，沉痛呻吟。从贵族世家走出来的李白，是一个抱着宏图大志，力求飞黄腾达，永远不安于位，永远力争上游的强者。而出身寒微的杜甫，仕途蹭蹬，发达无望，长期处于不得意的状态下，是一个欲振作无力、常发奋屡挫折的弱者。
《遣怀》等十四首诗。
杜甫（712—770），字子美。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祖籍襄阳。“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壮成名。35岁以前，游历江淮齐鲁，后入长安，应科举考试，不得售，潦倒十年，徜徉江湖。44岁，安史之乱中被乱军裹挟，后脱身至灵武，肃宗授以左拾遗。后被贬，弃官入蜀，入四川节度使严武幕，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无所傍依，遂东下夔州。59岁，再经湖北入湖南，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湘江舟中。另有一说，由于饥饿，过量食牛肉暴毙。
尽管，作品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两人情谊的深浅，但是他对李白诗作的赞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李白（701—762），号青莲居士。绵州昌隆人，祖籍陇西成纪，一说其祖先为西域碎叶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天才早熟。24岁出蜀，仗剑行吟，遍游天下。42岁，由道士吴筠荐，至长安，玄宗用为供奉翰林。后受宦官排挤，遣金放还。安史之乱时，入永王李璘幕。因争夺帝位，兄弟阋于墙，永王叛乱，为肃宗所败。李白因站错了队，被定罪流放夜郎，中途遇赦。61岁，代宗朝平反，往依当涂县令李阳冰，62岁卒。也有一说，因精神失常，泛舟江中，跃水而亡。
他对李白才华的崇拜：“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哪得知其故？”“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回到郭老那部大作的本题上来，我们通常并称李杜，其实这两位诗人，除了不朽这个共同点外，李是李，杜是杜，浑不是一回事。
他对李白处境的理解：“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不见李生久，徉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真正的不朽，对真正的天才而言，大概是用不着去闹，天上自会掉馅儿饼的。
他对李白流放的关注：“君今在罗网，何似有羽翼？”“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所以，目前形形色色的不朽，不过是跳梁丑剧的表演罢了。这其中，小闹闹者，闹在文坛，属于气血两虚，心浮气躁；大闹闹者，闹在社会，则是歇斯底里，近乎癫狂；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闹闹者，闹到大学里去，已经朽木不可雕也，还求孔夫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不朽，则绝对是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的行为了。
尤其，他对李白一别以后的思念：“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以及他的等待，他的希望，盼着“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仍旧回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一天，那诗句中流露出来的痴情。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也许想到了这一点，不过，可能觉得很没劲，很无聊，便随它去了。朽，或者不朽，那是后人的事，而且是很远很远以后的后人的事，用得着操心吗？不朽者，自会不朽，非不朽者，即使给自己作品每个字，都镀上一层金箔，待到时光消磨掉最后的色彩，还不是成为一堆文学垃圾。
从这些诗句中，我们读到了真挚，读到了赤诚，读到“如弟兄”的感情，更读到了一个年轻诗人对于先驱者的信任、追随、忠忱、坚贞。
即使在开元、天宝年间，这两位诗人，正如日中天似的创造文学史之不朽之际，蜚声宇内，扬名海外，甚至连唐玄宗也买诗人的账，偶尔“爱卿长，爱卿短”的很是给足面子的。但无论李白，无论杜甫，都不曾向李隆基开口，要求在家乡盖个李青莲文学馆，或者杜子美文学馆。虽然，如今成都市区里，有间清幽雅洁的杜甫草堂，我估计，十有八九，是后人附会的。
然而，从李白留存到后世的全部作品中，关于杜甫，只有《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门送杜二甫》两首。甚至还不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那个无名之辈。他为这个很款待了他一番的好客主人，一口气写了三首诗，待遇要比杜甫高出一格。从以上小小的统计来看，大致可以想见，这两位诗人，谁在谁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有多轻，也就昭然若揭了。
看起来，假不朽者才斤斤于不朽，而真不朽者，倒并不介意不朽。
而困扰于李杜关系中的那首有争论的“饭颗山”短诗，也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两位诗人磨合中间无伤大雅的杂音。
什么叫作不朽，重温一下唐人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对于诗人李白的评价，便略知一二了：“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岳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这“千载独步，唯公一人”的褒誉，历数新时期文学开始以来，或者再往前推一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可有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当得起这八个字？
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让我们看到他内心世界的另一面。诗如下：
其实，所有的表面文章，所有的轰轰烈烈，结果无不是镜花水月，过眼烟云。因为，视眼下中国文学尚未成器的进展状况，套用一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俗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出现不朽，连沾点边也没门。《国语·鲁语下》有这样一句话：“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是很有道理的。在物质欲望膨胀、精神世界萎缩的社会风气之下，吃得肥头大耳，喝得脸红眼直，美女左拥右抱，钞票上下其手的当代英雄们，指望他们写出不朽之作，岂不是在做白日梦？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求不朽，是我们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孔孟之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影响所致，活着追求声名，死后想要不朽，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结。有点名气的文人，魂牵梦萦着不朽；没什么名气的文人，也情不自禁着不朽。这不朽。遂成为文坛上很多同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的心病。
这四句诗，有人力辩其无，有人极证其有，几成一桩公案。
在这方面的始作俑者，首推几位老的、少的，居住在京、津、冀一带的乡土作家，他们张罗得最起劲、最积极，也最有成效。可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黄花菜一凉以后，不朽也随之泡汤。虽然，那些纪念他们的庙宇，形同孤坟寡鬼，还在他们家乡土地上矗立着，可也终于难逃蛛网结门、香火寂寥、门可罗雀、草蒿满庭的命运。
清乾隆《唐宋诗醇》确信，非李白所写，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白与杜甫相知最深，饭颗山头一绝，《本事诗》及《酉阳杂俎》载之，盖流俗传闻之说，白集无是也。鲍、庾、阴、何，词流所重，李、杜实尝宗之，特所成就者大，不寄其篱下耳。安得以为讥议之词乎？甫诗及白者十余见，白诗亦屡及甫，即此结语（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情亦不薄矣。世俗轻诬古人，往往类是，尚论者当知之。”
余生也晚，民国和清以前的中国文人，怎样厚颜无耻地营造不朽，已不得而知。但当代的作家、诗人，为了活着能够瞻仰自己的不朽，忙不迭地给自己立纪念馆，开纪念会，出纪念文集，接受纪念者顶礼膜拜。这也是文学界近些年来屡见不鲜的新闻。
清人王琦注《李太白集》时则存疑，认为有可能为李白所写。“唐《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云云，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又见《摭言》《唐诗纪事》云：此诗载《唐旧史》。”
时下，不朽这个词已被用滥用臭，也许因为物质社会的缘故，什么都可以拿钱买到，花上几两银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一个不朽的桂冠头上顶着，招摇过市。所以，当前文坛上，那些声称不朽者，已经不朽者，早就不朽者，不朽得一塌糊涂者，已经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真是让我们既惊讶又痛苦，这就是中国当代文人的没出息了。文人写作，无非下列四者：一、为自己写，得到舒解；二、为情人写，得到芳心；三、为需要你写的人写，得到报酬；四、为一个政治目的去写，得到补偿。没有一个文人是为五十年后的读者、一百年后的读者去做这种无回馈的劳动的。所谓追求不朽，说到底，还是在意当下的口碑，于是，功夫在诗外，文学遂成一些文人的炒作活动。
我一直认为，诗人，首先是人，哪怕是不朽的诗人，诗仙也好，诗圣也好，也是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拥有大致相同的感情。有时候，面对某个人、某些人，面对某件事、某些事，也有可能既“仙”不起来，更“圣”不起来，有可能俗，有可能丑，甚至有可能恶的。
要想读中国诗，必李白、杜甫不可，而要想写好中国诗，尤非李白、杜甫不可。清人吴伟业说过：“诗之尊李杜……此犹山之有泰、华，水之有江、河，无不仰止而取益焉。”作为文人，被盛评为泰山、华山那样巍峨，被美誉为长江、黄河那样浩瀚，推崇到这等高度，可谓至尊至极了。而且，千年以来的历史也证实，不论朝代之更迭，不论时光之变迁，其生命活力的永存，其美学价值的常在，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财富，大概称得上真正的不朽了。
所以，我看到时下的报纸杂志上，对那些死去不久，或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近乎仙、近乎圣的老作家、老诗人，乃至于学界巨擘、艺术大师、理论权威、媒体大亨的溢美之词，什么高风亮节啊，什么先知先觉啊，什么隐姓埋名的贡献啊，什么凡人不晓的如珠如玉的品格啊，总是似信似疑，半信半疑，忍不住要打上一连串问号的。
郭沫若先生在“文革”期间，一时兴起，写了一本题为《李白与杜甫》的小册子。他选择这两位诗人来大做文章，恰好说明李白和杜甫，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极顶状态，代表着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最高成就。
也许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论人议事，倒常常持绝对的、偏激的、唯心的、形而上的态度。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可收拾，美就美到天上去，高则高到高不可攀。若是讲一点辩证法，若是用一分为二的方式，若是能够接受仙未必全仙，圣不一定皆圣的观点，若是接受伟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伟大光明正确，形势大好不等于全好更不等于永远好的看法，那么，对于尊敬的大师们虽然令我们高山仰止，但偶尔间也会失态也会小人的举止，便不以为奇了……
同样，谈到唐诗，泛泛地谈也好，具体深入地谈也好，是离不开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的。
因此，“斗酒诗百篇”“敏捷诗千首”的快枪手李白，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肯下慢功夫的杜甫，酸溜溜地开个玩笑，调侃一下，宣泄一下，也就不必当回事的。
中国人谈诗，离不开唐诗，因为那是中国诗歌史不可逾越的巅峰。
要知道，狼是接受群的，而文人，通常是不大容易接受群的。在他内心里谁也看不到的最深处，总是把自己看作老大，没有一个甘心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