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穷日子不好过，后来的富日子更不好过。一个成功团队总是免不了外部压力剧增，须应对剽窃、举报、揩油、敲诈、圈套、稽查、恐吓信等十面埋伏，而且几乎必然滋生涣散和腐败的冲动。按经济特区当时的体制和风气，我们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从无任何国家投入，因此收益就给人某种模糊的想象空间。有一天，头头们在一个大学的操场开会至深夜两点。无非是有人提出“改制”，其实就是后来经济学家们说的MBO，即管理层收购，实现私有化的一条便道—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些词。我大体听明白了以后，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其一，这违反了我们最初制定的全员“公约”，突然在内部分出三六九等，很像领导下手摘桃子。其二，这扭曲了利润产生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并非资本密集型企业，现在也根本不缺钱，由管理层“出资”，实属多此一举，不过是掩盖靠智能和劳动产生效益的过程真相。如果连“出资”这种合法化的假动作也没有，那就更不像话。
靠这种死抠，我们把一本杂志、一张周报、一个函授学院，统统办成了赢利大户，又活生生进一步办成了公益事业。杂志社曾给海口市福利院等机构大笔捐款。函授学院也按30%的大比例奖励优秀学员，几乎是只要认真做了作业的，就能获得奖学金三百元至一千元不等，并登上《中国青年报》的表彰公告—而他们交的全部学费只有每人两百。
争到最后，双方有点僵，直到对方不愿看到我辞职退出，才算了。某些当事人的心结当然并未完全解开。在海南以及全国当时那种“转型”热潮中，他们肯定觉得自己更代表市场和资本的逻辑，更代表所谓改革的方向。自那以后，团队内部的消极、懈怠、团团伙伙、过分享乐等现象日增，根子就在这里。
税务部门中当然也有乱来的。有一次，在另一地，某官员要求我们交税七八万，把我们的财务人员也唬住了。我几乎一夜未眠，一条条仔细研究税法，最后据理力争，硬是把重复的交税给抠了回来。
难道我错了吗？为此我查过资料，发现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收入高低差距大约是7∶1，而我们的差距接近3∶1，包括住房、医疗、保险、住宅电话等福利，都是按需分配结合按劳分配来处理。这在早期的市场化潮流中确实显得另类，似乎不合时宜。但由我设计的一种员工持股的“劳动股份制”，有点像我当知青时在乡下见过的工分制，还有历史上晋商在“银股”制之外的“身股”制，既讲股权这种资本主义的元素，也讲劳动这种社会主义的元素，确有点不伦不类，却也大体管用。比如凡是同我们接触过的人，那些做印刷、运输、批发零售什么的，都曾以为我们这一群人是个体户，说没见过哪个公家单位的人会这样卖命干。既如此，有什么不好呢？
正是通过这种学习，通过各种鼻青脸肿的摸爬滚打，我们后来才逐步脱困，一本严肃的综合类文化杂志，终于扛住了低俗潮流，最好时居然能发行120万册（这个数字说给外国同行听，总要惊得他们两眼圆瞪）。受制于当时落后的印刷技术，我们每期杂志甚至要找三个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那时钞票最大面额是十元，当有些客户用蛇皮袋提着现钞来订货，杂志社所有人都得停下手头工作，一起来数钞票。更有趣的是，一位出纳员去海口市某税务分局交税，回头高兴地给我打电话，说税务局说从未听过这种税，账上没这个科目，要她把钱拿回来。我在电话里一时同她说不清，没工夫掰扯偷税就会有内伤、隐患、定时炸弹一类大道理，只是说：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要把税交进去再说—那一次我们强行缴税二十多万。
让人不易明白的是，难道把团队财富都变成了领导的私产和私股，员工们就会干得更加心花怒放和热火朝天？
这大概算是全国最早的一批“文化产业”试水。我们既不能走“拳头加枕头”的低俗路线，又要破除旧式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一开始就腹背受敌，两面应战—没有一个甜饼和鲜花的市场在等你。市场差不多只是有待拼争、格杀、创造的一种未知。为了活下去，我们这些书生只能放下架子，向商人学习，向工人、农民、官员等一切行动者学习。我们派人去书商那里跟班瞟学，甚至到火车站货场，找到那些待运的书刊货包，一五一十抄录人家的收货地址，好建立自己的客户关系。编辑们还曾被派到街上，一人守一个书摊，掐着手表计数，看哪些书刊卖得快，看顾客的目光停留在什么地方最多，看一本杂志在众多书刊密集排列时“能见区块”在哪里……这些细节都透出了市场的心跳和呼吸。
多年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经济学家，他倒是对我们当年的制度设计特别感兴趣，对这个区别于资本股份制的“劳动股份制”特别有想法，一再要求我把相关资料复印给他，好像要做什么研究。
是否得灰溜溜地滚回去，乞求旧体制的收留？
我很抱歉，这个不伦不类的新制度伤了某些人的心。根据内部公约，作为一把手，我在每个议题上顶多只有两次否决权，并不可随心所欲。但就靠这一条，也靠一些同道者支持，我多少阻止了一些短视的民主，比如有人主张的MBO，比如更多人不时嚷嚷的吃光分光—那意味着放眼于长远的设备投资根本不能搞，社会公益事业更不能做，国家税收能偷就偷，如此等等。我这样说，并不妨碍我肯定民主的各种正面功能，比如遏制腐败、集思广益、大家参与感强等。在这一方面，民主其实是越多越好。
起步时，我们只能给发行商打工。根据谈下来的合同，我们每编一期杂志，只得到两万元，开支稿费、工资、房租后就所剩无几。因为人家有资本，有市场经验和营销网络，我们就只能接受这种傍大款的身份。到后来，大款也傍不成了，因为人家要干预编辑，就像后来某些投资商干预拍电影一样，直接要你下哪个角色，上哪个角色，连张艺谋这种大导演也顶不住。我们当然不干，但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我和同事只好收拾满桌的稿件，塞进挎包，扬长而去。那一天我们携带一包稿件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吃几碗汤面充饥，还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活。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海南的法规空间逐渐收紧和明晰，我参与省作协、省文联的管理，与此前的企业化管理相比，单位的性质已变化，“劳动股份制”是用不上了，但定期民主测评一类老办法还可延续，且效果不错。包括我自己，因有一段时间写作，好像是写《马桥词典》那阵，去单位上班少些，出“勤”得分就唰唰地往下掉—群众的眼光好尖啊，下手够狠，一心要修理我，根本不管我委不委屈。
不过，市场经济这东西有牙齿，六亲不认，专治不服，远不是那些知识沙龙里的高谈阔论，不是我们这种小文青的“诗和远方”。一到海南，我就发现那里的“单位”已变味，与内地很不一样，既不管住房，也不发煤气罐，让你办刊物什么的，就给一个光溜溜的执照，一分钱的皇粮也没有，连工资都得靠你们去“自我滚动”。几乎不到一个月，我就发现自家的全部积蓄，五千元存款，哗啦啦消失一大半，眼看就要见底。用自家的积蓄给自己发工资，摸摸脑袋，定了个每月两百，感觉也怪怪的。
这些故事大多没有进入过我的写作，但我日后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真理一分钟不与利益结合，民众就可能一哄而散”。这句话后面是有故事的。我在《革命后记》中写到“乌托邦的有效期”，写到纯粹靠情怀支撑的群体运动，包括巴黎公社那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化模式，其有效期大概只有“半年左右”。这句话后面也是有故事的。90年代晚期，我参与《天涯》杂志的编辑，收到温铁军先生一篇长稿，标题大约是《现代化札记》。同作者沟通以后，我建议改题为《中国的和人民的现代化》。之所以突出和强调“人民的”，这后面同样是有故事的，有无限感慨的。
海南当时处于建省前夕，即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经济先行区。这让我们这些满脑子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人兴奋不已。当时的拟任省长还公开宣布，将全面放开民营出版，给人更多的想象—我几乎就是冲着这种想象去的。
往事风吹云散，会不会进入我以后的写作，我不知道。其实，它们是否早已潜入笔下的字里行间，自己也不大清楚。
当时交通十分紧张。我选择大年初一动身，是火车上乘客最少的日子。全家三口带上了行李和来自海南的商调函。原单位曾挽留我，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专程追过海峡。我让他看我家的行李，说我家房子转让了，家具也卖了，还回得去吗？他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叹了口气，放我一马。
2018年9月
我1988年初去了海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少写作，但有关经历对后来的写作可能不无影响。
* 最初发表于2018年《三联生活周刊》杂志，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约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