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可他至少勇敢地战斗过。”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本来的意思只是向克里斯·奥基布表示一下敬意，他原本可以像我们学校有些人那样成为校董事会成员，却因为保卫恩苏卡而饮弹身亡。我不想让伊克纳误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此表示一下歉意。一股小小的旋风卷起尘土，穿过路面而来。我们头上的松树摇摆起来，呼呼作响的风儿把干枯的松针吹散开去。也许是由于心里不舒服，我才对伊克纳说起战后我和伊贝瑞一起开车回到恩苏卡的情形，说到放眼皆是废墟的景象，炸飞了的屋顶，布满了弹孔的房子（用伊贝瑞的话来说就像是瑞士奶酪）。当我们行驶在穿越阿古莱里的公路上时，冲过来的比亚拉夫士兵拦住了我们，把一名受伤的士兵塞进了我们的车里，他的血都流淌在后座上，由于车座的皮革破了，那人的血深深地渗入了里面的填充物，和车内的气味混合在了一起。一个陌生人的血。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对伊克纳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但好像应该告诉他。我又告诉他，那士兵带有金属腥味的血让我想起了他，伊克纳，因为我总是在想象中感觉到是那些联邦士兵射中了他，让他死在那儿，让他的血染红了土地。其实并非如此，我既没有想象过这情形，受伤士兵也没有让我想起伊克纳。即使他觉得我的故事奇怪，他也不会说出来。他点点头说：“我听说了许多事情，许多事情。”
“我们的事业失去了一个大人物。”
“在瑞典过得怎么样？”我问。
“是啊，战争带走了奥基布。”
他耸耸肩。“我去年退休了。我决定回来看看。”他说“看看”，那意思像是还要打探某种肉眼不能看见的东西一样。
“克里斯·奥基布死了，是吗？”伊克纳的问题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来。有那么一刻，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我否认这个消息，使奥基布也能做一个起死回生的幽灵。但奥基布的确是死了，我们的天才，我们的星辰，这个人的诗歌打动了我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搞科学的人，那些并不理解他的诗歌的人。
“你的家人怎么样？”我问。
我不敢说伊克纳是在对着我说话。他好像是面对大庭广众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我朝凤凰木树那边望去。聚集在那儿的人还在，但我说不准他们是否卖完了香蕉和花生。也许这是因为我开始沉浸于一种朦胧的怀旧情绪中，这种情感攫住了我的身心。
“我没有再婚。”
不过伊克纳没有马上接过这话茬。“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我离开了国际红十字会。那里都是一些懦夫，根本不可能为人类去征战。飞机在埃凯特被击落后，他们就放弃了，好像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戈翁想要的结果。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飞机却仍然坚持飞越乌利，在夜间飞行！我是到了乌普萨拉才见到他们的。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行动。我组织募捐活动，我在欧洲各国首都组织了比亚夫拉集会。你们听说过特拉法加广场那次集会吗？我就是那次集会的召集人。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噢。”我说。
“我们战后又生了一个孩子，也是女儿。”我说。
“你太太怎么样？恩奈娜，不是叫这名字？”伊克纳问。
伊克纳深深吸了口气，只说了一声“Ndo”，就是“遗憾”的意思。他没有追问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有释然的感觉——再说也没那么多“怎么回事”可说的——他的表情看上去也不见得特别震惊，那意思好像战争总是会死人的。
“伊贝瑞。”
“战争带走了齐克。”我用伊博语说。用英语说到死亡，对我而言，那就成了令人不安的定局了。
“噢，是啊，当然啦，伊贝瑞。可爱的女人。”
我们在“员工家庭日”带齐克去教师俱乐部时，他总是给齐克买芬达饮料喝，说她是他见过的最漂亮的小姑娘。我觉得这是真心话，因为我们是以总统的名字为她命名的，而伊克纳是早期的齐克主义者，后来他宣称这个运动过于乏味而退出。
“伊贝瑞已去世三年了。”我用伊博语说。我很惊讶地看见伊克纳眼里涌出了泪水。他已经忘了她的名字，可是，他竟然还能为她感到悲伤，或者，也许他是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感到悲伤。我意识到，伊克纳是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人。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战争结束后，伊贝瑞和我马上就回到了恩苏卡，但只住了几天。因为对我们来说，那实在是一桩过于残酷的事情。我们的书籍被烧成了焦炭，堆在前院那株伞形树下。浴缸里是一坨坨钙化了的粪便，我的《数学年鉴》被一页页地撕下来当作擦屁股的纸，那些屎迹抹在我用于研究和教学的数学公式上。我们的钢琴——伊贝瑞的钢琴——不见了。我的毕业礼袍（我曾穿着它在伊巴丹接受我的第一个学位）被当作抹布堆在一边，蚂蚁在上面忙碌地爬来爬去，我茫然地瞪着它们。我们的照片都被撕烂了，相框也被砸破。于是我们离开这儿去了美国，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回来。我们另外分到了一处房子，在埃赛维赛街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避免开车经过伊莫克街，因为不想再看见那幢老宅，后来我们听说新搬进去的人砍掉了那棵伞形树。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伊克纳，但我只字未提在美国伯克利那会儿，我的美国黑人朋友查克·贝尔曾为我安排教职一事。伊克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那小女儿齐克怎样了？她现在肯定已是成年女子了。”
“真遗憾，”他说，“真是遗憾。”
“是的，他们扔炸弹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奥尔卢。没人留在这儿，所以我也没有回来的必要。”他停下来，喉咙里冒出了不适的声音，那本该是一阵笑声，可是却变成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我和安雅医生有过一些接触。他告诉我一些重建校园的事情，我好像听他说你战后去了美国。”
“没什么，”我说，“她会来的。”
“你后来一直在瑞典？”我问。
“怎么回事？”他看着我，那眼神有些困惑不解，他当然听见我说的话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我意识到他可能不想告诉我更多的事，他不想告诉我他怎样活着离开校园，也不想告诉我他怎样登上飞机，我听说战后有一些孩子被空运到加篷，但肯定没听说有人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离开，而且那么早就走了。两人之间的沉默构成了紧张的气氛。
“她会来的。她会来看我。”
“是啊。”
“我明白了。”伊克纳用那种安抚精神失常者的口气对我说。
“你去了瑞典？”
“我是说，实际上她常去美国，我们的女儿在那里当医生。”
“不，不是那样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伊克纳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些下垂。“我是乘坐红十字会的飞机出国的。我去了瑞典。”他似乎有些迟疑不决，似乎有些奇怪的羞怯，完全不像昔日那个果敢而有决断的人。我记得，在比亚夫拉开战后组织的第一次集会上，他宣布比亚夫拉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自由广场上，伊克纳讲话时，我们全都欢呼起来，“独立万岁！”
“噢，是吗？”伊克纳的问话显得太机灵了，他看上去松了口气。我没有责怪他。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所受的教育要求与某些被认为是真相的事实保持严格距离。伊贝瑞葬礼的三个星期后，她第一次来看我，我正是像他这样大为疑惑。当时恩凯鲁和她的儿子已经返回美国了。我是独自一人。当时我听到楼下的门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我什么都没想。我以为是晚上的风刮的。但我卧室窗外并没有树叶的飒飒声。那些印度楝树和腰果树并没有在那儿瑟瑟作响。可是楼下的门开了又关了。回想起来，我怀疑自己当时是害怕了。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跟伊贝瑞走路的声音很像，每走到第三步就特别重一些。我一动不动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接着我感觉床单被拽起，一双轻柔的手在按摩我的胳膊、大腿和胸部，随着乳液的缓释作用，一阵愉悦的睡意袭来——我无法抗拒她的造访带来的睡意。我醒来后——每次她来过以后都是这样——我的皮肤上留下了“妮维雅”润肤膏馥郁的香气。
“你离开了？”我现在听起来简直难以置信，每当我们听说那些内贼——我们称之为“贼”——背叛了我们的士兵，背叛了我们正义的事业，背叛了我们新生的国家，总会泛起一阵厌恶，他们背叛我们，就为了换取一条通往尼日利亚的安全通道，换取对我们禁运的盐、肉和饮用水。
我经常想告诉恩凯鲁，在哈麦丹风来临时，她母亲每个星期都会来一次，而雨季来的次数就少了，可是如果我跟她说了这些，她就有理由过来了，准得让我跟她去美国，而我就会被迫过着一种被管束的毫无生气的舒适生活。那种生活倒是充满了我们称之为“机会”的东西。那不是我要过的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在一九六七年赢得了战争，情况会变成怎样。也许我们就不会去海外寻找那些机会了，而我也就不需要担心我的外孙不会说伊博语了，上一次他来尼日利亚，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让他对陌生人说“下午好”，因为在他的世界里，礼节是要有前提的。可是谁说得准呢？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改变。
“是啊，”他点点头，“我是没能出来。一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比亚夫拉。”
“你女儿觉得美国怎么样？”伊克纳问。
“他们说你没能出来。”
“她过得挺不错。”
“没错。”他说。
“你说她是个医生？”
“可是我们看见你了，”我说，“你记得吗？就是撤离的那天？”
“是的。”我觉得可以告诉伊克纳更多的事情，要不，也许是因为我起先的谈论造成的拘谨还没有完全缓解。于是我告诉他，“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个小镇上，靠近罗德岛。那家医院董事会刊登广告招聘医生，她去应聘了，他们看了她在尼日利亚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就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可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知道，我们是在伯克利生的她。战后我们去了美国，我在伯克利教过书——于是他们就留下她了。”我轻声笑笑，期待伊克纳也会跟我一起笑起来。但他没有。他朝凤凰木树底下的那些人望过去，他的表情很凝重。
伊克纳对我的问题一笑了之。“我是活着，是活着啊！”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回答更滑稽可笑，因为他又笑了。现在想来，甚至他那笑声都是走了样的，变得毫无感染力，完全没有当年在教职员工俱乐部里辩论时嘲讽他的对立面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声音。
“嗯，是啊。不过至少，对我们来说还不算太糟。记得五十年代末白人地盘上的学校教育吗？”他问。
“你还活着？”我问。我真是相当震惊。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他去世那天见过他，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正是我们紧急逃离恩苏卡的日子，那天的太阳闪耀着一种奇特的红色强光，附近发出轰隆隆的炮声，联邦士兵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坐在我的雪佛兰轿车上。一些民兵在学校大门口朝我们挥手，对我们叫喊着，让我们别害怕，那些破坏分子——这是我们对联邦士兵的称呼——迟早会被打败，我们迟早能够回来。本地的村民们也跟我们一起逃难（战后他们只能在教师的垃圾桶里掏弄食物），他们有好几百人，女人头上顶着箱子，背上绑着娃娃，光着脚的孩子们扛着包裹，男人们拖着自行车，抱着山药。我记得伊贝瑞在哄着女儿齐克，因为匆忙之中齐克的洋娃娃没拿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了伊克纳那辆绿色的欧宝轿车。他从我们对面驶来，回校园去。我按着喇叭想阻止他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向他叫喊。但他朝我挥挥手说：“我得回去拿些文件。”我觉得他这么回去相当鲁莽，因为炮声越来越近了，再说我们的部队一两个星期就会把那些破坏分子赶走。然而，我内心同时也充满着我们正义的比亚夫拉事业不可战胜的信心，所以也没有多想，后来才听说就在我们撤离那天，恩苏卡就陷落了，校园被占领。埃齐克教授的亲戚带信给我们说，有两个教师被杀害了。其中一个教师跟联邦士兵争执了几句就被一枪击毙。不需要再说什么，我们知道那是伊克纳。
我点点头表示记得，尽管伊克纳和我的海外留学经历不一样，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的，而我是获得“联邦黑人大学基金会”奖学金去美国读书的。
我们——伊克纳和我，算不上是好朋友。我以前对他相当了解，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对他相当了解。就是他，当一个在英格兰长大的尼日利亚人接任校长，宣布教师上课一概必须打领带之后，他却旁若无人地继续穿着他那色彩鲜艳的短外套。就是他，登上教职员工俱乐部讲台，呼吁政府给予非教学人员更好的待遇，一直说到喉咙嘶哑。他是教社会学的，虽然我们许多任教于正经学科的人觉得搞社会学的都是玩虚的，整日闲着没事干，写上一大堆让人不堪卒读的书籍，但我们觉得伊克纳与众不同。我们宽容他那种咄咄逼人的作派，没有扔掉他写的那些小册子，而且相当钦佩他在文章里表现出的博学多识的刻薄劲儿，他的胆识征服了我们。他依旧是那个干瘪、瘦小的家伙，生着一对青蛙眼，有着浅浅的肤色——但如今已失去了光泽，显露出老人斑了。当时，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一见之下却难掩失望之情，因为他那辩才无碍的学识与他的外表实在很不相称。其实，后来我们那儿的人有个说法：最出色的动物总难装进猎人的笼子。
“教员俱乐部还是像以前一样徒有形式。”伊克纳说，“我今天上午去过那儿。”
“是我，是我。”伊克纳迟疑着向我走近。我们握了手，然后短暂地拥抱了一下。
“我很久没去那儿了，退休前就很长时间没去了，我在那儿感觉自己太老了，显得格格不入。那些新来的家伙都挺无能。没人会教书。没人有新鲜的想法。总是大学政治，政治，政治，而学生们则用钱或是自己的肉体来换取成绩。”
“伊克纳？伊克纳·奥柯罗？”我疑疑惑惑地问，因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前这活生生的人，三十七年前就死了呀。
“是吗？”
他先喊我。“詹姆斯？詹姆斯·恩沃耶，是你吗？”他张大嘴巴站在那儿，我可以看见他的牙齿颗颗完好。我去年掉了一颗牙。我没去做恩凯鲁所说的“种植牙”，但我看见伊克纳的满口好牙还是不免有些酸溜溜。
“是啊，全都堕落了。大学理事会成了个人崇拜的场所。真可怕。记得约瑟法特·乌迪纳吗？”
最后，我跟他们道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泊车位旁边尽是松树，从教育学院到财务处这儿都裹在一片林啸之中。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伊克纳·奥柯罗的。
“那个了不起的舞蹈家。”
我站在那儿听他们聊天。我知道他们说话得体是因为我在那儿：木工活儿做得不像样，孩子们生病，高利贷还不上。他们不时放声大笑。当然，他们心里是怀有怨气的，他们当然该有怨气，但他们竭力表现自己乐观的一面。我经常在想，如果联邦政府统计局不是根据我在职时的职位向我提供退休金，如果恩凯鲁没有坚持给我寄来我并不需要的钱，我能否做到像他们一样。我对此深表怀疑，我很有可能会像乌龟那样缩进壳里，放弃自己的尊严。
我得回头想一想，因为自从我在战前认识那个校园舞会上最出色的舞者约瑟法特后，已经过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啊，是啊，就是他。”我说，我对伊克纳的记忆颇为钦佩（他的记忆定格在我觉得约瑟法特还是很有尊严的那个时期）。“约瑟法特当了六年校长，他掌管这个学校就像摆弄他父亲家的鸡笼。钱都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看见一辆辆的新车，顶着压根就不存在的外国基金会的名头。有人上诉到法庭，但什么事儿都没有。他指定谁可以得到升迁，谁不能升迁。简而言之，他一个人就是学校的理事会。继任的校长对他言听计从。你知道，我从退休后就没拿到过退休金。我刚从学校财务处出来。”
“谢谢你，教授！”那些人说，然后彼此打趣道谁会来分这几个钱。
“为什么没人出来阻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伊克纳问，有那么一会儿，昔日的伊克纳又回来了，他的声音，他的勇气，让我再次想起这曾是一个果敢无畏的爷们。他没准会走过去一拳砸在旁边的一棵树上。
伊贝瑞曾嘲笑我不会正确地保养皮肤，特别是在干燥的热风季节，有时她会在我早晨洗完澡后用她的“妮维雅”润肤膏在我胳膊、大腿和后背上慢慢地涂抹。她总是一边好玩地大笑着，一边对我说，我们得好好保护这可爱的皮肤。她总说我的肤色是当初打动她的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那会儿，成群结队地涌向伊利埃斯大街她家住处的求婚者们个个都比我有钱。“光洁无瑕”，她这样称赞我的皮肤。我倒看不出自己这身深棕色的皮肤有何特别之处，但在过去的岁月中，在伊贝瑞双手的抚摩下，我对自己的皮肤还是颇有些沾沾自喜的。
“嗯”——我耸耸肩——“许多教师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他们去人事处贿赂什么人，这样能再干五年。没人想退休。”
“教授，你不买点儿我们的香蕉吗？我们都快要饿死了。”凤凰木树下有人嚷嚷道。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我猜想可能是我家隔壁邻居伊杰瑞教授的园丁。他说这话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不过我还是买了花生和一串香蕉，其实所有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某种润肤品。他们的脸和胳膊看上去都灰扑扑的。这会儿已经快到三月了，可是这儿的热风季节很长：那干燥的风，使得我衣服上噼里啪啦地带着静电，眼睫毛上沾着灰尘。我今天抹的乳液比平时要多，嘴唇上还涂了凡士林，而手掌和脸上还绷得紧紧的。
“这不对呀，根本就不对。”
他聊得有点儿多，说到这个国家还没有学会说感谢，说到他给医学院学生补鞋，他们却不付钱。但他吸引我注意的只是他那个喉结，警觉地上下滑动着，好像马上就要从满是皱纹的脖子里蹦出来似的。文森特比我年纪小些，也许还不到七十，但看上去老多了。他只剩少量稀疏的头发。他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记得他相当饶舌，我还记得他喜欢看我的报纸，我不太喜欢他这种习惯。
“全国都这样，真的，不仅仅是这儿。”我慢慢地摇头，从左摇到右，我家乡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就会这样摇头，好像在悲哀地表示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
“好的。”
“是啊，各行各业的道德底线都被击穿了。我在报上看到过制售假药的事儿。”伊克纳说，他一提到假药，我马上想到这事情真是相当巧合。制售假药之风是我们这个国家近年发生的灾难，如果说伊贝瑞不是这样去世的，我也许就把这话当作闲聊中平常的牢骚一听而过。但我的心里起了怀疑。也许伊克纳已经听说了伊贝瑞当时的情形，躺在医院里，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的医生一直搞不懂她经过治疗为什么没能康复，而我则心烦意乱，我们全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最后得知那些药物统统无效，却为时已晚。也许伊克纳想要和我聊这桩事情的整个过程，进而证实他早已从我身上窥见的失常苗头。
“她打来电话时，教授，请代我问候她。”
“假药真是太可恶了。”我郑重地表示，我决定什么都不说了。但我也许误解了伊克纳的意思，因为他并没有坚持继续这个话题。他朝凤凰木树下的人又瞥了一眼，问我：“你这些年过得怎样？”他似乎很好奇，好像不知道我在这儿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独自一个住在校园里，曾经光洁润泽的皮肤现在已经枯萎，总是等着那永远都到不了的退休金。我笑笑说，我是个安息的人。退休的人还不都是这样吗？我们伊博语里不是把退休称作“老年的安息”吗？
“恩凯鲁挺好的。”我说。
有时，我顺道去看看老朋友马杜威教授。我穿过自由广场斑驳的地面，广场四周尽是芒果树。要不，沿着伊凯佳尼大道走，那条街上的摩托车开得飞快，学生们叉着腿站在路边，飞驰的摩托车闪避着路上的坑坑洼洼，经常撞上路边的学生。在雨季，当我发现一段从雨水中露出的地面（因为有一条排水沟），就会涌起一阵成就感。我浏览报纸。我吃得不错，我的仆人哈里森每周来五天，他做的苦叶汤无人可比。我经常和女儿通话，我的电话每隔几个星期就出故障，于是我就急忙去尼日利亚电信公司的营业处贿赂某人，让他们派人来维修。我在自己布满灰土、乱糟糟的书房里翻出老而又老的期刊。我深深呼吸着印度楝树（这排楝树隔开了我和伊杰瑞教授的房子）的香气——据说这种香气可以治病，尽管我从未弄清它能治疗什么。我不再去教堂，自从伊贝瑞第一次来看我之后，我就不再去了，因为我不再疑惑。对于死后生活的不同看法才导致我们走向宗教。于是，到了星期天，我就坐在游廊上望着屋顶上的秃鹰，我猜测它们也在呆呆地朝下张望。
“恩凯鲁怎么样，教授？我想她在美国一定很好？”他总是会问起我的女儿。他经常开车送我妻子伊贝瑞和我去埃努古的医学院。我记得伊贝瑞去世时，他和他的亲友还来参加了葬礼，在葬礼上说了许多颇为动情的话，回顾伊贝瑞待他这个司机多么好，还把自家女儿的旧衣服送给他的孩子。
“过得好吗，爸爸？”恩凯鲁最近一次来电话时这样问候我，那声音里稍许有些恼人的美国口音。不好，还是不好，我告诉她，我就这样。就这么回事儿。
“可不是嘛。”我说道，当然他不需要我来告诉他这情形有多糟糕。
又刮来一股带着尘土的旋风，我们两个都眨巴着眼睛抖落沙尘，我请伊克纳到我家去，这样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但他说他正要去恩努古，我问他过后还会来吗？他两手做了个含糊的手势，像是表示会回来。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看着他走了，目送这宛若干瘪坚果的人，然后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们生命中可能会遭遇的情形，想着我们生命中已经遭遇的一切，想着我们这帮人——战前的好日子里所有光顾教师俱乐部的人。我开车很慢，因为那些摩托车手根本不顾交通规则，因为我的视力不如以前了。
我和文森特聊了起来，八十年代我担任教务长时，他曾是我的司机。“教授，都三年没发退休金了。”他说，“这么说，人刚一退休就该去死。”
上星期我倒车出库时，把我的奔驰车擦出一道小划痕，所以这次停车入库我非常小心。这车用了二十三年，但车况仍然不错。我还记得当年从德国买回这辆车时，恩凯鲁有多么兴奋，当时我去德国领取科学院颁发的奖金。这是最新款的车。我都不知道，但她的同伴都知道，她们盯着速率表和里程表看，要求摸摸仪表板。当然啦，现在，每个人都开着一辆奔驰车。他们从科托努买来的二手车，不是后视镜没了就是车头灯坏了。伊贝瑞曾嘲笑过他们，说我们虽是旧车，却远比那些开起来嘎嘎作响又没有安全带的车子要好。她的幽默感还在。有时候，她又出现的时候，她会逗弄我的睾丸，用手指抚弄着它们。她完全知道我因前列腺治疗失去了那种功能，这样做只是为了逗我，她笑了，那是温柔的嘲笑。在她的葬礼上，我们的外孙朗读了自己作的诗歌《外婆，笑口常开》，我觉得那诗的题目真是太好了，孩子气的语言几乎让我流下眼泪（虽然我怀疑大部分文字是恩凯鲁捉刀）。
另一个科员，他的名字我现在记不得了，也朝我点点头，一边嚼着粉红色的可乐果，一边向我表示抱歉。他们都习惯这一套了。我也习惯了。那些聚集在凤凰木树下、身上带有刺青的人们也习惯了，他们在大声议论这事儿，一边比着手势。有人说，教育部长窃走了退休金。另一个说，副总理把那笔钱存入一个利息很高的私人账户。他们诅咒着副总理：他的阴茎翘不起来。他要断子绝孙。他会拉肚子拉到死。我朝他们走过去，他们都跟我打招呼，一边对这种局面无奈地摇晃着脑袋，好像认为我教授级别的退休金要比他们这些送信的、开车的退休金更重要似的。他们像别人一样管我叫教授。树底下，坐在他们旁边的那个小贩也在喊我。“教授！教授！快来买上好的香蕉呀！”
我进屋时环视了一下院子。哈里森会一点园艺，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时节浇浇水。玫瑰枝丛还只是一些根茎，但至少抗逆性很好的樱桃枝丛露出了一点暗绿。我打开电视机。屏幕上仍是一片雪花点，虽然奥塔格布医生的儿子，那个性情开朗的年轻人（他是电子工程专业的学生）上个星期刚来修过。自从上回遭雷击之后，我的卫视频道也挂了，我还没有去卫星电视管理站找人来修理。几个星期缺了BBC或是CNN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国家旅游频道的节目信号相当好。几天前，国家旅游频道播出了一个访谈节目，又是一个人出来谈论可恶的进口假药——这回是针对伤寒症的药物。“我们的药品毒不死人，”他面朝摄像机瞪大眼睛，像是在恳请公众理解，“只不过就是治不好病罢了。”我关了电视，因为无法继续面对那人鲸脂般厚厚的嘴唇。但我没有觉得愤怒，没有表现出本该（如果没有伊贝瑞）有的愤怒。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跑到中国或是印度，或是随便什么地方，去进口过期药品，那种药品肯定不会置人于死地，但绝对会让疾病夺走病人的生命。
我到那儿是去询问我的退休金的，那个面无表情的科员乌格沃克还是那句话：“你好，教授，对不起，钱还没打进来。”
我为什么从未这么想过，战后过了这么多年，伊克纳·奥柯罗居然没有死。事实上，我们有时是听说过，别人以为他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已经死去，过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后，他又出现在圈子里，我只能想象，那些不敢相认而又心存希冀的家人，满心疑惑地朝这些倒霉汉身上扔出了多少沙土。然而，我们几乎无法谈及那场战争。一旦谈及，也只是用极为含糊的态度，好像重要的不是我们曾缩在壕坑里躲避空袭，过后去埋葬那些皮肤泛红的烧焦的尸体；也不是我们曾啃过木薯皮，看着我们孩子膨胀的疳肚，而是我们活下来了。这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比亚夫拉战争幸存者心照不宣的共识。即便是伊贝瑞和我，我们曾为第一个孩子是否取名为“齐克”有过数月的争议，但“恩凯鲁卡”这个名字很快就定下来了：未来会更好。
今天我看见了伊克纳·奥柯罗——我一直以为已经死了的人。也许我本该弯下腰，抓起一把沙土朝他扔过去，在我们老家这是分辨人鬼的一种方式。但我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一个七十一岁的退休数学教授，我应该因自己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而对老家那种迷信一笑置之。我没有朝他扔沙土。我心里想这样做的，却没有这样做，不管怎么说，毕竟我们是站在大学财务处的水泥地上见面的。
我现在坐在书房里，我曾在这儿给学生的论文打分，辅导恩凯鲁做中学数学作业。扶手椅的皮革已磨旧了。书架上方的彩色粉笔画剥落了。书桌上，厚厚的电话簿上搁着电话机。也许电话铃声会响起，恩凯鲁跟我说起我外孙的事儿，他今天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我听了笑逐颜开，尽管我知道美国的教师都挺粗枝大叶，而且轻易就给学生一个“A”。如果电话铃不响，我就洗澡上床，静静地躺在黑暗的卧室里，听着房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