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美子知道去日本无望了，挂了电话准备叹口气。
多美子给小村打了越洋电话，对面结结巴巴地说，是啊，这个计划可能有些问题。
丽丽在身后先叹气了：“唉！”
多美子希望自己会隐身，而丽丽，是声音最大的那个，像小时候玩捉迷藏，丽丽热衷在发现她之后默不作声，再突然在她耳边大喊一声一样。
多美子吓了一跳，借着这一吓把泪水吞了下去。
当年的春节，多美子成了人群中最羞愧的一个，因为所有的亲戚，都在问她：你什么时候去日本？
丽丽说，那我都答应别人你会帮着我在日本代购了。
父亲喝了一杯酒，说，毕竟是大企业，毕竟是去日本。
多美子也觉得自己好像辜负了丽丽的期待，顺带也辜负了自己远离这个家的愿望。
此时的丽丽早已经不再读书了，她做保险赚了自己的第一个五十万，男朋友刚刚更换。
整个春节在焦灼中度过，丽丽说我姐姐过完正月就去日本了，甚至还在大年初五，给她拎回来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多美子回家公布了这个消息，最不同意的人是妹妹丽丽，丽丽说，这种工作还用到日本找？日本阶层分明想熬出头难上加难，姐姐你这样的个性会被欺负死。
丽丽当着父母的面认真规划了下自己在姐姐去日本后如何独占目前二人的房间，甚至说，姐，你随时回来，我到时候就去睡客厅的沙发，随时啊。
小村说，那就先是工作机会吧。
多美子像支被满弓挂在弦上的箭。
而后像没有听到一样，只说，如果是工作机会，那真的很好。
她的日语，在半年的实习期里突飞猛进，成为父亲在春节里最好的余兴节目，丽丽总是能把话题引到日本上来，父亲就看着多美子说，你讲下那句嘛，那句很像绕口令的。
多美子被这个句子烫到了，想：中文不能这么瞎用。
多美子绕口令讲到第十五遍，被官宣的离家日也逐渐临近了，天下着大雪，外边冷得伸不出手，多美子逃出家门，跟小村通电话：我怎么办怎么办？
小村这句使用了中文，他说，你在日本有我。
小村在那边沉吟了一会儿，说：“我们结婚吧。”
多美子鞠躬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离开中国。
多美子在这头收住了本已流下的眼泪。
小村这样认真地看着多美子，多美子红了脸。
小村是在第三天来到中国的，对于这个突然来提亲的日本人，父亲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直到酒过三巡，两个人开始争论一些政治问题，多美子才发现—男人之间的鸿沟是：我们是不是一类人。
多美子这么想，怎么会，这么瘦弱的人，配这样一副低沉的男中音，字字句句像能摔落在地面上。
不像女人，鸿沟非常简单：你是另一个女人。
说这话的人是日本来京的委派人员，小村。他戴眼镜，瘦小，溜肩膀，头发一丝不苟，鼻子小但挺拔，声音却像是偷来的。
父亲说，这件事没什么可谈的。
直到毕业实习，在一家日本的软件公司实习，对方主管说每年有两个中国的名额，你表现突出，虽然沉默寡言，但其实都被同事看在眼里，我们决定在你毕业之后录用你。
固执的小村，端坐在沙发上，双手压住自己的膝盖，用日文说：“这件事有很多探讨的空间，并且我有非常重要的意见。”
多美子到大学毕业，已经变成一个沉默的女孩子，因为她老觉得，但凡自己说出来的事情，最后都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会发生在妹妹身上。
多美子把他说的翻译成了：我有点累了，以后再谈吧。
这种竞争从胎盘时期就开始了，而丽丽永远是胜利的那一个。
丽丽说，看状态还是很有意见的样子。
后来，丽丽说，裙子她其实不喜欢，课外书没有看，男孩子也只是觉得—是姐姐会喜欢的，那，她就想要。
多美子说，日本人比较客气罢了。
丽丽总是那个更早把愿望说出口并真正实现了的家伙。
晚上，丽丽问她，你真的爱姐夫吗？我觉得他人不错。
美美张了张嘴没有讲出来话，后来很多的时间里，她都是反应慢了半拍。包括选心仪的裙子，最爱的课外书，最喜欢的男孩子。
多美子说，当然了。
丽丽说，没事儿啊。明明没有汗，却作势擦了擦汗。
终于到了去日本的那天，丽丽抱着多美子哭，说姐我会想你的。丽丽这一刻应该是真情流露的，感动别人之前，她总是首先感动自己，弄得父母也跟着潸然泪下，终于确认了他们的美美要离开了，也确认了这份不舍，即便美美在家里存在感很低，还是跟她说你要多回来看看。
妈妈就说，你又帮姐姐拿书包啊，真懂事。
多美子险些流下泪来，看着熟悉的家，有一种终于要离开的畅快，可也有一种前路茫茫的不知所措。
到家之后，丽丽就很累的，声响很大地把书包放在桌上。
多美子一出海关就开始笑，小村看她说，离开家那么开心吗？
大一岁的美美和小一岁的丽丽同班，放学一起回家，丽丽就让美美帮忙拿书包，书包很重，压得美美走路很慢，到家门口，丽丽说，姐，你好辛苦，我来拿吧。
她说，对，轻松。
美美户口就被改更大些，为了省点罚款，生生比妹妹大了一岁。
飞机上，多美子睡了一个好踏实的觉，睡前她问小村，你为什么突然提出结婚的要求呢？
美美偏倔强些，丽丽聪明爱笑情商高。
小村说，我喜欢你啊，第一眼开始，就喜欢。你喜欢我吗？
多美子本来就有个姐姐了。父亲想了想，怎么也得儿女双全吧，就攒钱准备交罚款生二胎。结果次年生了双胞胎，多美子和妹妹的呱呱坠地让罚款翻番了，父亲泪流满面地抱着俩女儿，儿子迷感叹离儿子越来越远，叹息过后，给俩女孩起名，起的名跟大熊猫的似的：美美和丽丽。
多美子说，我喜欢，我喜欢离开家，我喜欢日本。
但这里是中国老家，多美子必须学会不可忘本。
多美子又说，幸亏你只懂一点点中文啊。
咖啡店里，有写满愿望的便利贴，字都很丑，画也非常拙劣，连愿望都很公正，不带语气。多美子想起涩谷某间咖啡店里，日本女孩子善于画画，带着可爱的女生符号，写字都显得娇嗲，愿望有语气助词。
小村说，什么？
多美子裹紧大衣，把围巾重新整理了下，像刚通过炮火洗礼。她习惯步行，爱安静，丽丽车里的烟味让她想吐，现在她终于逃进冰冷的空气里，找了一家看起来文艺的咖啡馆，平心静气地喝了杯咖啡。
多美子说，没什么。
多美子想，从小学开始，其实她们就已经不是一类人了。
她安心地把头靠在小村的肩膀上，再醒来时，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多美子左脸上有个压痕，从羽田机场到小村家，路很长，压痕仍没有消退。
这是丽丽和她不同的命运。
站在洗澡间的镜前，多美子觉得，自己终于和丽丽彻底分开了。
她真的就被放在了路边，车旋即开走，车身持续摇晃了几下，在前边红绿灯的地方停住，继续摇晃。
她出来跟小村说，其实，我不打算回去了。
在日本，她学会了如何坚定地表达拒绝，即便看起来再弱不禁风。可惜，在更早的时候，她不会。
蜜月在轻井泽，两个人滑雪，多美子摔了很多次跤，裤腿全湿了。在山脚下的日式小火锅店里，两人喝热汤，彼此看着，多美子觉得，事情太完美了，完美得离谱。
这是她真实的考虑。
连带那个家，都已经遥远得不足以让她思念。日本的新生活，让她觉得，自己重新开始做人了，不用警惕什么，不用害怕说出愿望，家里的东西都是她的，没有人再争夺。
多美子在后排制止，后来用尽了力气说：“这样不安全，你们吵，放我下车。”
上语言学校，再进入日本的公司，美美变成多美子，用了大概四年的时间。
主要是丽丽打对方。
四年里，小村一路升职，伴随的，是越来越少的回家，越来越少的沟通。
前座的丽丽已经开始和丈夫争论起来，争论大概只持续了三个来回，就变成了争吵，旋即升级为丽丽的攻击，从言语到身体，到最后大打出手。
多美子是乖顺的，妥帖的，没有意见的，像个正宗的日本太太。
可之于亲人，你不可以不感激，你更不可以谈冒犯。
到小村失业的当天，小村都没有流露过不满，直到这天酒醉了回家，他说明天我不上班，我们去玩吧。
更何况，对没有提出求助的人施以援手，很难让人感激吧。
她说，去哪里？
在中国，大家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界限，多美子这样想想都觉得不好意思，但确实，很多时候，这里的评价带着冒犯：你为什么不恋爱？你为什么不结婚？你一个月收入多少钱？这些以“我为你好”作掩护的冒犯，让多美子颇感困扰。
小村突然暴怒了，他把公文包里的一切撕烂，把笔撅断，砸烂眼前能砸烂的东西。他说太平整了，一切都太平整了。
妹夫说，你能别这么没礼貌吗？这样的话让多美子对这个身高一米八看起来粗枝大叶的陌生男人心生好感。
最后他冲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多美子面前，托起她的下巴，说：太平整了，人生太平整了。你为什么永远都在问我意见？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做决定？
她的左耳耳环被照进来的阳光打亮了，映进多美子的眼中，好刺目。
然后小村消失了三天，回来后，他说，我们离婚吧。
丽丽短发，鬓角留长了，像只蟋蟀，也染了色，是一种明丽的红。她转身跟姐姐说，你到底有钱没钱，没钱我给你。
多美子说好。
多美子想起每天上班的日子通过东京站转车的人潮，大家着黑色，拎黑色公文包，步履匆匆，绝不容半刻停留，也只有脚步声，踏踏地踩出一种特有的节奏。在这样的节奏里，人是不甘于掉队的，在十字街口的人潮里，鲜艳的颜色并不适合。
她自己拿了离婚申请，到社区里去办，办事人员冷着脸，用低沉的声音说：“又一个骗身份的。”
丽丽的丈夫来接她们俩，多美子上车后，妹夫透过后视镜多看了几眼这个在日本东京的姐姐，还是好奇的，聊起来，说日本人每天跟地鼠似的，钻进地下道。
她听得懂，但没有辩驳。
丽丽说，哎。
然后她被要求签字，她一笔一画的，大哭起来，这多少挽回了一些办事人员的同情心。她得到一杯绿茶和几张纸巾，到纸巾用完，茶糊满整个喉咙，她知道，自己独自一人面对东京的日子，要开始了。
多美子说我不喜欢那么多颜色。
世界就是这样的，可大可小，和前夫生活在一个区，坐同一班地铁，但之后，再也没有遇见过。
多美子这样想着，看了看丽丽推荐的牌子并不认识，换算了下价格觉得在日本也算半个奢侈品牌了。服务员已经贴身过来要准备开始介绍，多美子匆匆放下逃出来，跟在后边的丽丽翻着白眼说怎么留学的都变得这么抠儿啊，是不是还想跟你亲妹妹AA制啊，我来给你买，你快回去挑。
她租了一个小公寓，开始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失婚第一年，做了有生以来最多的决定，小到使用哪家的电话卡，大到是否继续留在日本。
丽丽说完，大声地喊服务员，服务员果然立刻到了面前，不好惹，是写在丽丽的脸上。
丽丽第一个知道她离婚的消息，并且答应保密。
丽丽说，这多矫情，你说你好，谁能知道你是在叫服务员。
次日，多美子接到了各方的慰问电话，觉得一个中国女人在日本太不容易，甚至有人发来其他中国人的资料，让她考虑考虑。
多美子说，我还是不大适应，叫别人服务员这种陈旧的称谓。在日本，会用“不好意思”替代，在中国也可以用“你好”替代，但在大部分地方，“服务员”更有震慑力指定性和供需意味。
多美子觉得这真是一个好方法，省得自己一一解释了。
每次回国这样尴尬的瞬间都会让多美子面红耳赤，比如劝服不排队的人，看到随手扔掉垃圾的漂亮女孩，还有在饭店里、商场里大声喊服务员的时刻，都让多美子感到羞愧。
这年她回家是丽丽来机场接的她，用她新买的车，丽丽新做了头发，贴了假睫毛，画了一个像新娘的妆，她说，姐，你看起来气色不错啊，不像被抛弃的样子。
当时妹妹的声音有点大，大到多美子觉得尴尬。
多美子没有说话，坐在副驾驶座，面不改色，新车被丽丽开得一蹿一蹿的。
双胞胎的妹妹丽丽甚至拉着多美子逛商场，指定一个品牌让她改头换面，还说你三十了穿得还跟女学生似的，这哪儿行啊。
丽丽百无聊赖，自己开口说，我过得特别好，好得让人苦恼。
多美子的围巾是灰色的，上衣是黑色的，长裙是深灰色的，小腿露在外面，袜子边有小的蕾丝。被留在中国的另外两个姐妹嫌弃，怎么那么爱黑白灰啊？是不是得买点艳的？你这小腿未来会得病的知不知道？
为了证明自己是苦恼的，她还特意皱了皱自己的眉毛。
另外两个，则对这样的声音表示困惑，常常在多美子讲完一句之后，齐声问：“啥？”
多美子在咖啡店里想到这些，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她准备回家去。
她不讲话就像个日本女孩，这两年讲话也像了，即便是说中文，缓慢地，起伏如弧线优美的丘陵。当然声量也小，似乎需要人侧耳倾听。
到家的时候，丽丽和丈夫已经和好了，浓情蜜意地在沙发上互喂葡萄干和坚果。
多美子头发软细，染了淡淡的颜色，即便只是待在家里，也是妆容精致，说话轻声细语，点头为主，很少争论。
多美子不由得说：“你们俩这样真好。”
多美子确实和留在家里的那两个不一样。
丽丽说，姐，你住卧室，我住沙发吧。
父亲老了些，看着多美子有时候也觉得恍惚，这是我的女儿美美吗？是被日本人偷梁换柱了吧？
多美子第一次没有推辞，她说，好。
好在多美子留了洋，日本也算吧。每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带着日式点心和烧酒，是父亲觉得光宗耀祖的时刻。
说好的感觉原来这么爽。
但人生是不可被剖白的，剖白后，人生常对儿子迷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没有儿子。
丽丽来不及收回表情，多美子笑盈盈地关上了卧室的门。
多美子的父亲是个儿子迷。
飞机降落在羽田机场，多美子拒绝了旁边男士的帮助，自己拿了行李下飞机，四月的东京下起来薄雨，空气清新，多美子长吁一口气，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看着熟悉的家，有一种终于要离开的畅快，可也有一种前路茫茫的不知所措。
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