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何不可呢？”她问我，脸上带着笑容。
她立刻过来，闪闪动人；就在同时纪尧姆大胆地对红发男孩笑了笑。克洛蒂尔达夫人帮雅克倒了新的白兰地，询问地看看我，酒瓶悬在我半满的杯子上。我犹豫着。
所以我喝完我的酒，让她倒满。在短暂几秒的时间里她瞥了纪尧姆一眼，纪尧姆大叫：“那个红发男孩在喝什么？”
“爱他吧，”雅克说，情绪激动，“爱他并且让他爱你。你觉得天底下有什么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以及它能维持多久，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想想看，你们俩都是男人，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只有五分钟，我向你保证，五分钟而已，而且大部分的时间，唉！都在黑暗里。如果你觉得这很肮脏，那它就会是肮脏的——它是肮脏的，因为你不愿付出，你将会鄙视自己和他的身体。你们可以互相给予某种东西让双方都变得更好——那是永恒的——如果你不觉得羞耻，如果你可以不踩在安全区里。”他暂停一下，看着我，然后低头看着自己的白兰地。“你在安全区里够久了，”他说，语气变了，“最后你会被困在自己肮脏的身体里，永永远远——像我一样。”他喝完自己的白兰地，在吧台上摇摇手中的玻璃杯以吸引克洛蒂尔达夫人的注意。
克洛蒂尔达夫人转身，好似女演员在出演一部伟大但令人筋疲力尽的戏剧，正要念出最后几句张力最大的台词。“我请客，皮埃尔，”她威严地说，“你要喝什么？”——手里拿着店里最贵的白兰地酒。
然后我笑一笑，感到一阵寒冷。
“我要喝一点干邑白兰地。”一会儿之后皮埃尔含糊地说，颇奇怪地，他的脸红了起来，让他在苍白初升的太阳下，看起来像刚下凡的天使。
我沉默了那么久，他开始戏弄我，说着：“出来吧，出来吧，不管你在哪里！”
克洛蒂尔达夫人帮皮埃尔倒满酒，舞台张力漂亮地渐弱，在渐暗的灯光下，她把酒瓶放回架上并退到收银机旁；到了台下，在侧厅，她开始喝剩下的香槟，慢慢调整回原来的状态。她叹气啜饮，满意地向外看着刚升起的早晨。纪尧姆喃喃说着“抱歉失陪了，夫人”，在我们身后向着红发男孩走去。
“或者，”他继续说，“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恋情？”
我笑了。“我父亲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些。”
我没有说话。
“某个人，”雅克说，“你父亲或是我父亲，应该告诉我们很少有人曾为了爱而死。但因为缺乏爱，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死去——而且是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接着他说：“你的宝贝来了。聪明点，酷一点。”
雅克笑了。“你不知道他的友谊是什么，但你觉得不太安全。你怕自己被改变。你曾经有过哪一种友谊？”
我的宝贝的确是来了，穿过阳光，他的脸泛红而头发飞扬，他的眼睛，不可思议地，像早晨的星星。“是我的不对，离开了这么久，”他说，“希望你没有觉得太无聊。”
“我并不了解他，”我最后说，“我不知道他的友谊代表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友谊是什么。”
“你倒是不无聊，”我对着他说，“你看起来好像圣诞节早上醒来的五岁小孩。”
雅克朝着我的目光看。“他很喜欢你，”他说，“已经是这样了。你应该觉得快乐而骄傲，但你不这么觉得。你觉得害怕而羞耻。为什么？”
这话让他非常开心，我看到他的嘴唇因此滑稽地噘起。“我很确定我看起来不是那样，”他说，“每个圣诞节早晨我总是失望。”
我往乔瓦尼那边看过去，他一手搭着那个沧桑的女孩，她可能一度美丽非凡，但是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
“好吧，我是说圣诞节早上很早的时候，在你看到树下有什么之前。”但他的眼睛使我最后说的话有了弦外之音。我们两个都笑了起来。
“那你应该问你自己，”他告诉我，“也许有一天这个早晨就不会成为你嘴里的灰。”
“你饿了吗？”他问。
我问他：“为什么？”
“如果我还活着而且清醒的话大概就会饿。我不知道。你呢？”
“因为那不包含感情因素，没有喜悦。就好像插头插进坏了的插座。碰到了，但没有连接。只有碰触，没有连接也没有光。”
“我觉得我们应该吃东西。”他说，完全没有动作，我们又笑了起来。
“为什么那是——羞耻的？”我问他。
“嗯，”我说，“那我们该吃什么？”
“你以为，”他紧咬着不放，“我的生命因为我的遭遇而蒙羞。没错。但你应该问为什么如此。”
“我斗胆建议白葡萄酒和牡蛎，”乔瓦尼说，“经过这样的夜晚那真的是最适合的东西。”
我看着琥珀色的白兰地和吧台上酒杯留下的水渍，而我的倒影深陷在金属表面，无助地向上看着我。
“那，就这么办吧。”我说，“趁我们还能走到餐厅。”我看着他身后的纪尧姆和那个红发男孩，很明显他们找到了话题，我无法想象会是什么。雅克跟那个高高的、很年轻的麻子脸男孩已经聊了很久，他身上的黑色高领毛衣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更苍白更瘦。我们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玩弹珠，他的名字似乎叫伊夫。“他们现在要吃吗？”我问乔瓦尼。
“想一想，”雅克说，“当你心里想着别的事情、假装在黑暗中你两腿间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时候，那些跪在你面前的男人。”
“也许不是现在，”乔瓦尼说，“但他们一定会吃。大家都很饿。”我想他指的是那些男孩子，而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走进餐厅，现在是空的，没有服务生的踪影。
“告诉我，”我最后说了，“你真的一定要这样？一辈子跪在一群男孩面前，就为了阴暗角落里那肮脏的五分钟？”
“克洛蒂尔达夫人！”乔瓦尼大叫，“我们在这里吃，是吧？”
沉默持续了一阵子，被乔瓦尼远处传来的笑声威胁着。
他的呼喊得到克洛蒂尔达夫人的回应，服务生也来了，近看之下他的夹克没有那么一尘不染，跟刚才远远地看不同。他的呼喊正是对雅克和纪尧姆宣布我们正在餐厅里，在与他们谈话的那些男孩眼中，这无疑增加了一种强烈的亲密感。
“我也可以跟你说相同的话，”雅克说，“要当可鄙的人方法很多，让人头都晕了。但真正可鄙的是藐视他人的痛楚。你应该可以了解你面前的这个人曾经比你还年轻，他是逐渐成了今日悲惨的状态。”
“我们快点吃完就走，”乔瓦尼说，“毕竟我晚上还得工作。”
“很抱歉。但我觉得，既然你提起，你的生活的确是有很多可鄙之处。”
“你是在这里碰到纪尧姆的吗？”我问他。
“我是说公平一点，你可以少鄙视我一点。”
他做了个怪脸，低下头。“不是，那说来话长。”他咧嘴笑，“不，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他的。我是在——”他笑了，“电影院碰到他的！”我们俩都在笑。“是一个西部片，加里·库珀主演。”这好像也非常可笑，我们一直笑到服务生拿我们的白葡萄酒来。
这次我的确听起来像嘲讽。“我想你的意思是，我本可以公平，我本可以诚实，如果我——如果——”
“嗯，”乔瓦尼说，小口喝着白葡萄酒，眼睛微湿，“在最后一声枪响、音乐开始庆祝好人胜利之后，我在走道上，撞到这个老人——纪尧姆——我向他道歉然后走到大厅里。他尾随着我，说了一个长长的故事，什么他的围巾掉在我的座位上，因为，他一直坐在我后面，你知道的，他把他的外套和围巾挂在他前面的座位上，我一坐下就把他的围巾扯了下去。我告诉他我不在电影院工作，要找围巾的话他应该怎么做——但我没有真的生气，因为他让我发笑。他说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是小偷，他肯定如果他们看到他的围巾一定会占为己有，那围巾很贵，是他母亲送的——喔，我向你保证，连嘉宝都没那么精湛的演技。所以我回去，当然找不到围巾，我告诉他的时候他好像要当场死在那里一样。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每个人都以为我们是一起的，我不知道该踢他还是给看着我们的人一脚；但他穿着非常得体，当然啦，而我不是，所以我想，嗯，我们最好快点离开大厅。所以我们去了一家咖啡店，坐在露台，他终于从失去围巾的悲痛中平复，也不再喋喋不休他母亲可能会有的反应，他问我要不要和他共进晚餐。很自然地，我说不，那时我早已经受够他了，但我唯一可以避免在那个露天咖啡座再次难堪的方法，就是答应几天以后和他吃晚饭——我没打算要去，”他说，害羞地笑，“但到了那天我已经很久没吃东西，肚子饿极了。”他看着我，从他脸上我短暂地看到过去几个小时我曾看到的：在他的美丽和盛气之下，有恐惧，还有急欲讨好的念头；这非常非常地感人，让我想要在悲痛之中伸出手来好好安慰他。
“你对我很不公平，”他说，“你非常不诚实。”
牡蛎来了，我们开始吃。乔瓦尼坐在阳光下，他的黑发反射出酒的黄光，还有阳光照在生蚝上反射出来晦暗的色彩。
“你？你跟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对你怎么了？”
“嗯，”他的嘴角下垂，“晚餐当然是糟透了，因为即使在他家他也可以闹起来。但那时我已知道他拥有一家酒吧，而且是法国公民。我不是公民而且没有工作，更没有工作证。我知道我可以利用他，只要我想办法不让他染指我，我并没有，我得这么说，”他又那样地看着我，“完全成功地不让他碰我，他的手比章鱼还多，而且完全没有尊严，但是，”他再次绝望地吞下一个牡蛎，帮我们俩倒满酒，“我现在有了一张工作证，工作也有了着落。薪水很不错，”他笑，“似乎我的存在对生意很有助益。因为这个原因，大部分时间他不会管我。”他往外看看吧台。“他真的不是个男人。”他说，脸上的悲伤和迷惑像个孩子，却又非常古老。“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很恐怖。但我会留下我的工作证。工作是另一回事，不过，”他敲了敲木头，“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发生任何矛盾了。”
他以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过的绝望看了我一眼。那让我吓坏了。“重要的并不是，”他说，“我怎么想。而是你怎么想，还有她。还有那可怜的男孩，在远远的那边，他不知道当他那样看着你的时候，他是把头送到狮子的嘴里。你打算像对我一样对他吗？”
“但你觉得很快就会有矛盾。”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写的。但我写不写跟你有什么关系？”
“喔，是的，”乔瓦尼说，快速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他受到了惊吓，好像在想我到底是不是了解他在说什么，“很快我们一定会有什么小问题。当然，也许不是现在，那不是他的风格。不过他会找出一些理由来对我发脾气。”
“嗯，我们这样说好了，你会写信告诉赫拉昨晚和今早的事吗？”
然后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抽着烟，牡蛎壳围绕着我们，我们把酒喝完。忽然之间我觉得很疲倦。我看着外面狭窄的街道，我们坐着的这个陌生、扭曲的角落，现在被阳光照成黄铜色，满满都是人——我永远都不会了解这些人，刹那间我感到疼痛，忍无可忍，我渴望回家，不是回到旅馆，那个位于巴黎的一条巷子、门房因为我没付账而限制我回去的地方；而是我的家，隔了一海之遥，回到我所认识且了解的人事物身边；那些事物，那些地方，那些人，不管如何苦涩，我还是不可自拔地爱着，胜过一切其他东西。我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被吓到了。我清楚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漫游者、探险家，游荡全世界，没有地方下锚。我看着乔瓦尼的脸，这对我没有什么帮助。他属于这个陌生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并不属于我。我开始明白，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并不特别奇怪，如果我能相信它很奇怪的话，也许会让我安慰一点；但同时它又奇怪至极。这并不奇怪，不是史无前例，但我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太可耻了！太可耻了！我竟然这么快就可憎地和一个男孩纠缠在一起，真正奇怪的是，这不过是可怕的人类关系里种种纠缠的冰山一角，纠缠到处都有，永远无休无止。
“哦。我以为你问的是我会不会写信给赫拉。”
“来吧。”乔瓦尼说。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站起来走回酒吧，乔瓦尼付了账。外面又开了一瓶香槟，雅克和纪尧姆真的要喝醉了。情况会变得非常可怕，不知道这些可怜的很有耐心的男孩们到底会不会有东西吃。乔瓦尼跟纪尧姆谈了一会儿，同意去开店门；雅克忙着跟那个高大苍白的男孩说话，没空理我；我们说了早安以后就走了。
“我常常写信给她，”我说，“我想我还会再写吧。”
“我得回家，”我们走到街上时我告诉乔瓦尼，“我得回去付旅馆的钱。”
他没有回答，但叹了一口气，短暂地看了红头发的男孩一眼。然后他转向我。“你要写信给赫拉吗？”
乔瓦尼瞪着我。“老天，你疯了，”他温和地说，“现在回家有什么意义，回去面对一个丑陋的门房，自己一个人睡在房间，起来的时候胃痛得要命又满嘴酸味，只想着要自杀。跟我来，我们在一个愉快的时刻起床，去一个地方喝点开胃酒，吃点小晚餐。那会令人开心得多，”他说，带着笑容，“相信我。”
“我发生了什么事？”我问。我本来希望听起来像讥讽，但一点也不像。
“但我要去拿我的衣服。”我说。
“你是——几岁？二十六还是二十七？我几乎是你的两倍大，我告诉你，你很幸运。你很幸运事情是现在发生在你身上，而不是在你四十岁的时候，或类似的情形，那时你完全没有希望，只能被击败。”
他扯住我的手臂。“当然，但你不必现在拿。”我却步，他停下来。“来吧。我相信我比你的壁纸——或是门房——漂亮多了。你起床的时候我会对你微笑。它们可不会。”
我看着他没说什么。
“啊，”我只好说，“你真坏。”
“我不是开玩笑的，”他说，“我在说的是你。你就是我看到的，你应该看看自己今晚是什么样子。你应该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
“你才坏。”他说，“这种寂寞的时候想丢下我一个人，你知道我已经醉得不能自己回家。”
“是吗？”我说，“告诉我你预见了什么。”
我们一同笑了，两人都在兴奋玩乐的情绪里。我们走到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我们不要再谈你想抛弃乔瓦尼这个令人痛心的话题，现在是这么危险的时刻，我们又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城市。”我开始了解到，他也很紧张。再走下去有一辆出租车转到我们面前，他招招手，“我带你去看我的房间，”他说，“反正将来你一定会看到的。”出租车停在我们身边，乔瓦尼好像怕我真的会转身逃走，把我推在他前面上车。他坐到我旁边，告诉司机：“民族广场。”
“像一个，”他说，“曾经预见今日的男人。”
他住的那条街很宽敞，颇有威严但并不精致，街上有新盖的大型公寓楼；街底是一个公园。他的房间在这条街最后一栋大楼的一楼后面。我们穿过前厅和电梯，走过一条黑暗的走廊，后面就是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很小，我只看见处处乱七八糟的都是杂物堆，空气中有他在火炉里燃烧的酒精的味道。他把门锁上，有一段时间，在昏暗里，我们只是看着对方——带着惊慌和宽慰，呼吸沉重。我在颤抖。我心想，如果我不马上把门打开离开那里，我会迷失的。但我知道我无法打开门，我知道已经太迟了；很快地，做什么都太迟了，除了呻吟。他把我拉到他身边，投入我的怀抱，好像把他自己交给我提着，然后慢慢地把我拉到床上。我身体里所有的东西都尖声喊着“不！”，但整个人却叹着气说“是”。
“我觉得很好，”我说，“你觉得呢？”
法国南方很少下雪；但雪花，一开始还算和缓，如今越来越猛烈，已经落了有一个小时了。下得好像它决定要变成一场暴风雪。这个冬天很冷，但当一个外国人指出这个事实时，这里的人就认为他没有教养。而他们自己，即使是他们的脸被风强烈地吹着，那风仿佛无处不在，穿透所有的东西，他们还是开心得像海边的小孩。“天气不错，不是吗？”把他们的脸迎向低垂的天空，著名的南方太阳已经好几天不见踪影。
“你觉得如何？”他问我，“今天对你是很重要的一天。”
我离开大房间的窗户走进屋子。在厨房的时候，看着镜子——我决定在水变冷之前先刮胡子——我听到有人敲门，当下我心里有模糊的希望，但后来我想到那只是对面的管理人来确定我没有偷走银器，或是摔破盘子，或是把家具砍来当柴烧。没错，她推一推门，我听到她的声音，叫喊着：“先生！先生！先生，美国人！”我心里不耐烦地想，到底有什么事值得这么惊慌。
我点了黑咖啡和一杯干邑白兰地，大杯的。乔瓦尼离我很远，坐在两个人之间，其中的老人看起来像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灰尘和疾病，红头发的年轻人看起来像有一天会变得跟那个老人一样，在他呆滞的眼神里你看不到未来。但现在，他有马一般致命的美丽，以及一丝战争的气息；他注意着纪尧姆；他知道纪尧姆和雅克都在注意他。此刻纪尧姆和克洛蒂尔达夫人正在聊天，他们同意现在生意差得不得了，所有的标准都被新贵败坏，这个国家需要戴高乐。很幸运的是，这个话题他们聊过很多次，话题自己继续下去，不需要两人专心。一会儿雅克会请其中一个男孩喝酒，但现在他想扮演我的舅舅。
但我开门以后她马上面带笑容，那笑容融合了卖弄风情的女子和母亲。她相当老了，不是真的法国人；她是很多年前来的，“当我是个年轻女孩的时候，先生”，她来自国境那头，意大利。她像这里大部分的妇女，自从最后一个小孩成人之后就开始哀悼。赫拉以为她们都是寡妇，但结果，大部分人的丈夫都还活着。这些丈夫跟她们的儿子一样。有时候出太阳了，他们在我们房子附近的空地玩回力球，当他们看到赫拉的时候，他们的眼神包含了一个骄傲父亲的警觉，以及一个男人戒备的猜疑。有的时候我和他们在烟草店里玩撞球、喝红酒。但他们让我很紧张——他们的下流话、他们的善意、他们的友谊，以及写在他们的手上、脸上还有眼睛里的人生。他们对待我像对待刚长大成人的儿子；但同时也保持一段距离，因为我并不真正属于他们任何人；他们感觉到（或我这么认为）我有别的、不值得他们继续关照的事。这似乎可以在他们的眼里看出来，当我和赫拉走在路上，他们擦身而过时很有礼貌地说，你们好，先生和夫人。他们就像这些黑衣女人们的儿子，经过一辈子的努力终于回到家，好好休息，被责骂，然后等死，回到当初哺育过他们、现今已经干瘪的乳房。
纪尧姆的建议在吧台的人身上有了效应——但非常微弱，好像风吹过或是光被点得更亮，难以察觉——这个团队的成员现在要开始扮演他们的拿手角色。克洛蒂尔达夫人应该会有所顾虑，她的确立刻表现出来，但只有一下子；然后她会接受这个建议，应该会是贵的东西吧；结果是香槟。她会啜饮一小口，用最不热衷的态度交谈，所以在纪尧姆和任何吧台男孩开始打交道前，她可以立刻消失。至于吧台的这些男孩们，每一个都悄悄地打扮自己，已经开始盘算未来几天他和他的男朋友需要多少钱，已经把纪尧姆算计到了小数点，也为纪尧姆做过财力评估，到底他有多少，到底他们可以忍受他多久。剩下的就是他们要对他温柔，还是残酷。但他们知道结果应该是残酷。现场还有雅克，他可能会是个奖励，或是安慰奖。当然还有我，而我又是另一回事，一个对于公寓、柔软的床或食物一无所知的人，因此，我是情感方面的候选人，但作为乔瓦尼的男孩，让他们没有得手的机会。实际上，他们可以对我和乔瓦尼表示同情的唯一手段，就是帮助我们从这两个老人身旁解脱。这为他们即将扮演的这些角色赋予了某种愉快的使命，在个人利益之外增添了一层利他主义的光辉。
雪花落在她头顶的围巾上，挂在她的眼睫毛上，落在没有被围巾盖住的黑色与白色的头发上。她非常强壮，但现在有一点驼背，有一点喘不过气来。
“不行，”纪尧姆说，对他而言现在离开吧台，就好像被迫离开希望之地，“我们先喝一杯，就在吧台，跟女士一起。”
“晚上好，先生，你没有生病吧？”
“我们可以坐下来再喝，”乔瓦尼说，“不行吗？”
“不，”我说，“我没有生病。进来吧。”
“但我们应该先喝一杯！”雅克叫道。
她走进来，把门关上，让围巾从她的头上滑落。我手上拿着酒，她虽然看见了，却没有说什么。
我也在笑，不太知道为什么；心里小鹿乱撞。乔瓦尼不经意地把他的手臂绕在我肩膀上。“你们有什么好吃的？”他大叫，“我们饿了。”
“好，”她说，“这样最好。但我们有好几天没看到你。你一直都待在房子里？”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她看着我说，并握着我的手微微一笑。
她的眼睛搜寻我的脸。
他往后移了一点。他的眼里有东西在燃烧，照亮了他的脸，那是喜悦和骄傲。
我觉得困窘而生气。但她声音和眼神里的机灵和温柔让人无法回嘴。“是的，”我说，“天气一直不好。”
“这一位是美国先生，”乔瓦尼说，“也可以叫大卫先生。克洛蒂尔达夫人。”
“现在肯定不如八月中旬，”她说，“但你看上去也不像是病人。自己一个人坐在家里不太好。”
“我的荣幸，女士。”雅克说，脸上带有他最炫目的微笑，她的反应则是给他一个最拙劣的模仿。
“我早上就要离开，”我迫不及待地说，“你要清点东西吗？”
“雅克先生，”乔瓦尼说，“我们最好的顾客之一。”
“是的。”她说，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清单。我来的时候签过。“不会太久。我们从后面开始。”
除非狮子会飞，她心想，但表现出一副被迷住的样子，用力握着他的手。
我们往厨房走。去的时候我把酒放在卧房的小桌子上。
纪尧姆好不容易把眼神从吧台年轻男孩们的身上移过来，伸出手来微笑着。“但你是对的，女士，”他说，“他比我还要认真多了，怕有一天他会把我的店抢了过去。”
“我不介意你喝酒。”她说，并没有转身。但我还是把酒放下了。
“啊”，她挑衅地说，“但是我分不清他是不是认真。”说罢，又一笑掩盖了挑衅的意味。
我们进到厨房。厨房整洁干净得令人生疑。“你都在哪里吃饭？”她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说也好几天没看到你去烟草店。你进城了吗？”
乔瓦尼转向吧台那个说话的人。“这个主意太好了，朋友，”他说，“正是我所想的。”现在他转向我们。“你们还没见过我的朋友。”他说，看着我，然后看着那个女人。“这是纪尧姆先生，”他告诉她，几乎听不出来他已降低声调，“我的老板。他可以告诉你我是不是很认真。”
“是的，”我说，声音不太有说服力，“有些时候。”
大家都笑了。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这让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巡回马戏团，所有的人，也仿佛都非常以乔瓦尼为傲。
“走路吗？”她询问着，“因为公交车司机也没有看到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看着厨房，没有看我，拿着一支短短的黄色铅笔核对手上的清单。
“当然，”吧台有一个人说话了，“辛苦工作以后他需要一瓶白葡萄酒——也许还要几打生蚝。”
我没办法回答她最后嘲讽的一击，我忘了在一个小村庄里，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耳目之下。
“现在，”她说，“你是要来还是要走？你是来吃早餐还是喝睡前酒？我的天，你看起来真的很严肃，我想你需要喝一杯。”
她快速地瞄了厕所一眼。“我晚上会清理。”我说。
“但我向你保证，”乔瓦尼说，“即使是像我这样年轻的人，还是会很累。”——她笑了——“你只有早点上床睡觉。”——她又笑了——“而且是自己一个人。”乔瓦尼说，好像这可以证明一切。她用牙齿发出同情的咔哒声，又笑了。
“我希望是这样，”她说，“你搬进来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干净的。”我们经过厨房走回来。她没发现两个玻璃杯不见了，被我打破的，我没那个精力告诉她。我会留一些钱在柜子里。她把客房的灯打开。我的脏衣服到处都是。
“你说真的，”她说，带着嘲弄，“不开玩笑？”
“那些我会带走。”我说，试着微笑。
“你知道事情就是这样，”乔瓦尼说，替自己找台阶下，把头发甩到后面，“一旦你开始工作，认真起来，就没有时间玩耍。”
“你可以过马路来，”她说，“我会很乐意给你一些东西吃。一点汤，有营养的东西。我每天都帮我丈夫煮饭，多一个人有什么差别？”
她眼光扫射我们这些“有钱”的朋友，态度友善可爱，又刻意地暧昧；她可以毫无困难地帮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今天早上为止的人生作传。她完全知道谁是有钱人——以及其富有程度——她知道那个人不是我。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她看我的时候比别人多了一丝猜疑。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将会知道她可以明白这一切。
这让我很感动，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当然也不能说出口，跟她以及她的丈夫共进晚餐会让我精神趋近崩溃边缘。
“啊，我的朋友！”她大叫，“你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婊子！现在你有钱了，交了有钱的朋友，你再也不回来看我们了！坏蛋！”
她在检视一个绣花枕头。“你要去找你的未婚妻吗？”她问。
这一位有黑灰相间的头发，一张布列塔尼的脸，跟其他站在吧台的人一样认识乔瓦尼，照她的行为看来，是喜欢他的。她胸部丰满，一把将乔瓦尼抓到面前；她的音量高，声音低沉。
我知道我应该说谎，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办不到。我害怕她的眼神。现在，我但愿我的手里有我的酒，“不，”我平淡地说，“她回美国去了。”
柜台后面坐了一位那种绝对无法仿效、不可能被击败的女士，只有在巴黎这个城市才看得到，但这里有很多像她们这样的人，如果她们出现在别的城市，会像美人鱼出现在山顶一样让人震惊而不安。巴黎到处都有这样的女士，她们就像雌鸟在巢里一样坐在柜台后面，像孵蛋一样盯着收银机。天下的事没有一件逃得过她们的眼睛，如果她们能被什么事情惊动，那也只是在梦里——而她们早就不再做梦。她们的心肠不好也不坏，她们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在某种层面上，就好像人们知道自己需要上厕所，她们对于所有进出的人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些有白发，有些没有，有些胖，有些瘦，有些已经是祖母，有些到最近还是处女，她们全都有一样世故而空洞、全知的眼神；很难相信她们曾哭着要奶喝，或看过太阳；她们好像一出世就渴望着钞票，眼睛无可救药地眯起来，只有看到收银机才能对焦。
“噢，”她说，“那你——你还留在法国吗？”她径直看着我。
里面的确有年轻人，六七个人坐在镀锌的吧台喝着红酒或干白，还有其他人，一点都不年轻。一个长麻子的年轻人跟一个看起来很沧桑的女孩在窗户旁边玩弹珠台。有一些人坐在后面的座位上，一个长相异常干净的服务生在为他们服务。昏暗中，肮脏的墙，木屑覆盖的地板，让他的白色夹克像雪一样闪闪发光。在桌子的后面，可以隐约看到厨房，还有那个凶巴巴的胖厨师，他像一辆超载的卡车笨重地移动，戴着那种白色的高帽，嘴里咬着一根熄掉的雪茄。
“再留一阵子。”我说。我开始冒汗。我开始了解到这个女人，这个意大利来的农妇，在某些方面一定很像乔瓦尼的母亲。
纪尧姆忽然高兴起来——他真的不可思议，好像他身上藏有一支满是维生素的针筒，到快昏倒的时候就会自行释放到他的血液里。“里面有年轻人。”他说，我们进去。
我试着不要去听她愤怒的嚎叫，不要去看她的眼睛，如果她知道她的儿子只能活到明天早上，如果她知道我对她儿子做了什么。
乔瓦尼还在笑，雅克跟纪尧姆交换一下眼神，即使我敢去解读也还是看不懂；雅克推着我们走，好像我们是他养的鸡，用他那种笑容说：“这么冷我们不要在外面争辩。如果我们不吃东西也可以喝酒。酒精可以杀死微生物。”
但当然她不是乔瓦尼的母亲。
“你要吃的不是外表。”乔瓦尼说，“你去的那些致命的时髦场所更容易中毒，它们脸面上干干净净，但，我的天啊，那些屁股。”他咧嘴笑。“相信我。为什么我要毒死你？那我就没工作了，我最近才发现我还想活下去。”
“这样很不好，”她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应该没有女人陪伴，自己坐在这样一间大房子里。”她看着我，一时显得非常悲伤，想要多说些什么，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知道她想谈谈赫拉，她本人或是这里其他的女人都不喜欢赫拉。但她把客房的灯关掉，我们走到大卧房，也是我跟赫拉之前睡的主卧，不是我放酒的那间。这间也非常干净整洁。她看看房间又看看我，露出微笑。
“啊，”纪尧姆说，盯着我们面前的咖啡店的门，“我确定这里闹寄生虫。你是想毒死我们吗？”
“你最近没有用这个房间。”她说。
我伸手掏皮夹，但乔瓦尼很快抓住我的手，生气地对我眨眨睫毛，传递给我一种智慧：这些下流的老家伙至少应该付钱。他开门走到街上。纪尧姆没有掏皮夹，雅克付了车钱。
我觉得自己痛苦地脸红了。她大笑。
“到了。”乔瓦尼附和说。
“但你有一天会再度快乐起来，”她说，“你一定要再找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然后结婚、生小孩。是的，你应该这样做，”她说，就好像我反驳了她一样，并且不给我说话的机会，接着问，“你妈妈在哪里？”
“到了。”司机说。
“她死了。”
乔瓦尼叹气，“当然。”他又一次看向窗外，还是在吹口哨。我们来到一个车子特别少的街角。出租车停了下来。
“啊！”她用牙齿发出同情的咔哒声，“真是悲哀。那你爸爸呢——他也死了吗？”
“当然了。”纪尧姆说。
“不。他在美国。”
“喔，是的，”乔瓦尼说，“看啊，我的救星，我的老板。”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不会后悔吧？我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吧？你满意我的工作表现吗？”
“可怜的孩子！”她看着我的脸，我在她面前真的很无助，如果她再不快点离开，她保证会让我痛哭流涕。“你不会打算像个水手在全世界流浪吧？我确定那会让你母亲很伤心。你总有一天会成家吧？”
纪尧姆从他那个角落说：“告诉他是谁救了你。”
“是的，当然。总有一天。”
“你开玩笑吧，”乔瓦尼说，带着不屑。“那里非常糟糕又非常贵，是给观光客去的，我们又不是观光客，”他补充说明，对着我，“我刚来巴黎的时候在大堂区工作——做了很久。我的天啊，那些工作！我祈祷永远不必再做那种工作。”然后他看了看我们经过的街道，带着悲伤，有一点戏剧化而自嘲，但感情真挚。
她把她强壮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你爸爸，甚至你妈妈，虽然她已经死了——那真是让人伤心——都会很高兴看到你有自己的孩子。”她停顿了一下，黑色的眼睛温和起来；她看着我，但目光似乎越过我。“我们有三个儿子。两个死在战场。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失去了所有的钱，辛苦了一辈子为了晚年可以图个清静，结果全部被夺走，不是很悲哀吗？这差点害死了我丈夫，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然后我发现她的眼神里不只有机灵，还有苦涩和极度的哀伤。她耸耸肩，“啊！还能怎么办？最好还是不要想太多。”然后她笑笑。“但我们剩下的儿子，他住在北部，两年前来看我们的时候带着他的小男孩。他真是漂亮！马里奥，这是他的名字。”她做了个手势，“那是我丈夫的名字。他们待了大概十天，我们觉得又年轻了起来。”她又笑一笑。“尤其是我丈夫。”她脸上就带着这个笑容站在那里。然后她问我，非常突然地，“你祷告吗？”
“那地方在哪里？”雅克莽撞地问，“我以为我们要去——”他说了另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受多久。“不，”我结结巴巴地说，“不。很少。”
“我知道一个地方，”他告诉司机，“有一段距离。”然后说了地点所在。结果那是司机最喜欢的约会场所之一。
“但你有信仰吧？”
现在出租车司机问我们要到哪儿，我们已经到达堵塞的大道，巴黎大堂区那些小街车子无法过去。韭葱、洋葱、甘蓝菜、柳橙、苹果、马铃薯、花菜一堆堆的到处都是，在人行道上，在街上，在大的铁库房前面。那些库房有好几个路口长，库房里堆了更多的水果、更多的蔬菜，有一些库房里是鱼，有一些是芝士，有一些是整只动物，刚刚才被宰杀。让所有的东西都被吃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再过几个小时这些全部都会消失，卡车从巴黎各处到来，让这一窝蜂的中间商赚得钵满盆满，喂饱闹哄哄的这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吵闹着，这些声音既刺耳又悦耳，车子的前后左右都是人——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还有乔瓦尼，对着他们吼回去。巴黎的民众好像除了星期天每天都穿蓝色，在星期天大多数人穿戴有不可思议的节庆气氛的黑色服饰。他们现在就穿着蓝色衣裙，推着他们的马车、手推车、卡车，以陡峭的角度自信满满地背着满得要溢出来的篮子，与我们寸土必争。一个红脸的女人，背着水果，叫喊着——对着乔瓦尼，对着司机，对着全世界——特别生动的脏话，对此，乔瓦尼和司机毫不迟疑，声嘶力竭地回应，不过那位卖水果的女士早就离开我们的视线，可能早就忘了她下流的推测。我们徐徐行进，因为没人告诉司机在哪里停车，乔瓦尼和司机进到大堂区之后，马上成了兄弟，讨论着巴黎市民的卫生问题、语言、私处和习惯（雅克和纪尧姆交换一些想法，不必说，较为不怀好意，有关每一个走过的男子）。人行道因为垃圾而湿滑，大都是不要的东西，烂掉的菜叶、花、水果和蔬菜，它们变成这样的惨状是自然的，只不过速度有别。墙壁和街角都是小便池，临时搭起的炭盆里升着小火，还有咖啡店、餐厅、冒着烟的黄色小饭馆——有一些小到只不过是个菱形的空间，里头角落放着酒瓶，还有镀锌银色吧台。在所有这些地方，男人们，年轻的、年老的、中年的，充满力量，甚至是他们遭遇各种失败的方式也一样有力；女人妆化得太浓，精明能干又有耐性，精于计算和测量——还有叫喊——补足她们所缺乏的力量；虽然其实缺得并不多。没有一样让我想到家乡。乔瓦尼却是如鱼得水。
我笑了。甚至不是个居高临下的笑容，尽管也许我希望它是，“是的。”
这实在过于礼貌而大胆，好像欢迎任何进一步的问题，差点就让我真的开口发问。纪尧姆看了一下乔瓦尼，乔瓦尼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外面的早晨，吹着口哨，过去六个小时我一直在下决定，现在我又下了一个：等到我跟他在巴黎大堂区有机会独处，赶快跟乔瓦尼把所有的事情解决掉。我本来是要说他搞错了，但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但我不能确定是否搞错的人是我，瞎了眼一样误会所有的事；而当然我也羞愧得不敢开口。我在一个盒子里，不管我怎么转身，告解的时间一步步逼近，几乎没有避开的可能；除非，当然，我跳出车外，那就成了最糟糕的一个告解。
但我想知道我的笑容看起来是怎样的。它好像没有给她什么保证。“你一定要祷告，”她说，非常严肃，“我向你保证。哪怕只是短短一次，有机会的时候。点个蜡烛。如果没有圣人的祷告，人是无法在这个世界生存的。我跟你说这些，”她说，稍微站近一些，“好像我是你妈妈。不要觉得被冒犯了。”
“那我们找一天为你办个派对。”乔瓦尼说。
“我没有觉得被冒犯，你人很好，你能跟我说这些真是善良。”
“我很乐意。”雅克说。
她满意地笑了。“男人——不只像你这样的小孩，老男人也是一样——他们需要一个女人来告诉他们事情真相。男人，他们真是无可救药。”然后她又笑，迫使我也要为这个老掉牙的笑话而笑，随后她关上主卧室的灯。我们回到走廊，感谢上帝，向我的酒走去。这个房间当然相当不整洁，灯亮着，我的浴袍、书本、脏袜子、几个没洗的玻璃杯、一个还有半杯隔夜咖啡的咖啡杯——到处都是；床上床单缠成一团。
“没有，”乔瓦尼说，然后笑了，“女佣不知身在何处。如果你看过我的房间就可以确定那里没有女佣。”
“我早上之前会整理好。”我说。
“跟女佣一起吗？”
“当然，”她笑，“你应该接受我的建议，先生，赶紧结婚。”说到这点，我们两个忽然都笑起来。然后我把酒喝完。
“不，”乔瓦尼说，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自在，“我住在一个女佣的房间。”
清点工作几乎完成，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大房间，那瓶酒的所在地，就在窗户前面。她看了看那个瓶子，再看看我。“但你到了早上就醉了。”她说。
“你没有在恰当的年纪看到他们，”雅克说，“他们会经过一些阶段，很短，唉。猪是唯一他们不会让你想到的动物。”然后又对着乔瓦尼：“住在旅馆吗？”
“噢，不是的，我要整瓶带走。”
“他住在一条很恐怖的街上，靠近民族广场，”纪尧姆说，“跟那些可怕的布尔乔亚阶级，以及他们猪一样的小孩在一起。”
很明显她知道我说的不是真的。但她又耸耸肩。然后从她用围巾包头的样子来看，她变得非常拘谨，甚至有一点害羞。现在我知道她要走了，我反而希望可以说点什么好话让她留下来。当她走回路的对面，夜会变得比从前更黑更长。我有事情要告诉她——是她吗？——当然我永远也不会说出口。我觉得自己希望被宽恕，我希望她宽恕我。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认罪。我的罪行，很奇怪地，就是身为一个男人，而这她早就都知道了。很糟糕的是她让我觉得自己赤裸裸的，像个还没完全长大的男孩，在母亲面前一丝不挂。
“喔，”乔瓦尼说，“很远。非常远，快要离开巴黎了。”
她把手伸出来。我笨拙地接住。
“你住在哪里？”他问乔瓦尼。
“祝你一路顺风，先生。我希望你在这里的时候玩得愉快，也许有一天，你会再回来拜访我们。”她笑着，眼神和蔼，但那笑容纯粹是为了社交，这次的交易圆满结束。
雅克帮我点烟。
“谢谢你，”我说，“也许我明年会回来。”她放开我的手，我们走向大门。
我轻描淡写地说，脸上带着笑，想让自己冷酷一点，不要跟他差太远。但我说这话的时候手被他握着，这让我听起来好像孤立无助，软弱又腼腆。我没办法说别的来淡化这个印象；再说更多只是印证而已。我把手拿开，假装我是为了找香烟。
“噢！”在门口的时候她说，“请你早上不要叫我，把钥匙放在我的信箱里。现在我再也没有理由要早起了。”
我不知道该拿我的手怎么办，似乎最好是什么都不做。“还没有，”我说，“不过可能快了。我住的旅馆想把我撵出去。”
“当然。”我微笑着打开门，“晚安，女士。”
“一些老鼠已经回家，”乔瓦尼说，“其他的老鼠又出来了。”他苦笑地看着我；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执起我的手握住。“你有没有在桥下睡过？”他问我，“还是在你的国家，桥下有柔软的床和温暖的被子可用？”
“晚安，先生。再见！”她走进黑暗里。但光从我的房子和她对街的房子透出来。镇上的光在我们下方闪烁不定，我又短暂地听到海的声音。
我向外看，从他轮廓滞重的侧面看出去，他的侧面是灰色的——因为疲倦，以及天空的光线。黄色的河水涨起来，河面上没有东西在动。驳船沿岸停靠。城市的岛屿离我们愈来愈远，承载着大教堂的重量；更远的地方，因为车速以及雾，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屋顶，许许多多蹲踞的烟囱非常美丽，在珍珠般的天空下色彩缤纷。雾依附在河上，让军队般庞大的树林看起来很柔和，软化了那些石头，隐藏了城市里可怕的螺旋式的街道和死巷，像是那些睡在桥下的人们甩不开的诅咒——其中一人从我们下面闪过，非常黝黑而寂寞，正沿着河畔走路。
她走了几步，转过来。“记住，”她告诉我，“人一定要不时做祷告。”
“你看，”乔瓦尼在我们过河的时候说，“巴黎，这个老娼妇，在她要就寝时，是很动人的。”
我关上门。
我们要去巴黎大堂区吃早餐。我们塞进一辆出租车，总共四个人，挤得很不舒服，这个情景让雅克和纪尧姆泛起一堆下流的猜测。这种下流特别令人恶心，不仅因为它完全缺乏智慧，而且显然是轻视和自卑的表现；它从他们身上像黑色的水从喷泉里喷出来，变成泡沫上升。很明显他们是在逗弄我和乔瓦尼，让我咬牙切齿。但乔瓦尼向后靠在车窗旁，让他的手臂轻轻压在我的肩膀上，好像在说我们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些老家伙，不必去担心他们的脏水溅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轻易地洗掉。
她让我知道早上以前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在喝另一杯前我决定先清理厕所。我开始做，首先是刷浴缸，然后放水到水桶里好拖地板。厕所很小，四四方方的，有一扇满是霜的窗户。这让我想到在巴黎那个让我感到幽闭恐惧的房间。乔瓦尼曾经有过伟大的计划要重新装潢那个房间，有一段时间，当他真的在进行的时候，石膏到处都是，砖块堆在地上。晚上我们把砖块的包装拿到房子外面丢在街上。
早上五点的时候纪尧姆在我们身后锁上酒吧的门。灰色的街上空无一人。酒吧转角的肉店已经开张，从外面可以看到那个屠夫，他已经浑身是血，斩着肉。一辆巴黎的绿色巴士隆隆地驶过，车里几乎是空的，它明亮的电动信号旗猛烈摇晃着，表示要拐弯。一个咖啡馆店员在他的店门前把水倒在人行道上，然后扫到水沟里。这条长而蜿蜒的路底是一条林荫大道，藤椅堆得高高的咖啡店，还有圣日耳曼德普雷区宏伟的尖塔——我跟赫拉相信这是巴黎最壮丽的尖塔。后面的街道延伸到河边，经过我们身边和后面看不到的地方，迂回地流到蒙帕纳斯区。那个名字取自第一个在欧洲播种庄稼的探险家，那庄稼到今天仍有收成。我经常从这条街走到河边，有时候赫拉也在，更多的时候，我独自一人，走向蒙帕纳斯区的女孩们。这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不过那天早上感觉起来像上辈子的事一样。
我想他们很早就会去接他，也许就在黎明之前，乔瓦尼最后看到的就是巴黎上方那片灰色的、没有光线的天空，在那片天空下，在数不清的酒醉而绝望的早晨，我们曾拖着蹒跚的步履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