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宝贝。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你先别管我。我会没事的。”
“大卫，不要把我推开。请不要把我推开。让我来帮助你。”
“你一直那么说，”她担心地说，“已经很久了，”她定定地看着我，然后说，“大卫。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回家吗？”
“你不知道我的感觉。”
“回家？为什么？”
“我知道你的感觉——”
“我们待在这里做什么？你还要坐在这个房子里伤心多久？你觉得这对我有什么影响？”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求求你。我想回家。我想结婚。我想开始生小孩。我想住在别的地方。我要你。拜托，大卫。我们在这里等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喃喃地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很快地从她的身边移开。她在我身后站着不动。
“那不是你的错，”她说，“你不了解吗？你不能阻止他爱上你。你不能阻止他——杀掉那个可怕的男人。”
“怎么了，大卫？你想要什么？”
我转过去，觉得我的脸在发烫。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爱上你了，”赫拉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是你不知道？”
“你到底对我瞒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事实？告诉我事实真相！”
“我不得不认为是我把他送到了刀口下。他要我留在那个房间里，他求我留下来。我没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去拿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吵一架。”我停下来。啜饮了一口。“他哭了。”
我转过来面对她。“赫拉——忍一忍——再忍一下就好了。”
我不能停止讲话，虽然每一刻我都害怕自己说得太多。也许我希望如此。
“我想啊，”她哭了，“但是你到底在哪里？你离开了而我找不到你。如果你愿意让我走近你就好了！”
“他曾经那么美丽。”我说。我本来无意这么说。我觉得自己开始发抖。我走到桌子旁边的时候她看着我——那时桌上有一瓶酒，像现在一样——我替自己倒了一杯。
她开始哭。我抱着她，我完全没有感觉。
“是不是，”她问，小心地，“你觉得把他留在那个房间是对他做了最糟糕的事？我觉得你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怪到自己头上。但亲爱的，你没办法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我吻着她咸咸的眼泪，喃喃说着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我感到她的身体竭力迎向我的身体，我自己的身体收缩撤退，我知道我漫长的溃败开始了。我离开她，她晃了一下，就在我离开她的地方，像一个用线吊着的傀儡。
我看着她。
“大卫，请你让我当一个女人。我不管你对我做什么。我不管代价是什么。我会留长发，我可以戒烟，我可以把书丢掉。”她试着想笑，我的心在翻腾。“就让我做个女人，占领我。这是我要的。这就是我所要的。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她移向我。我站着完全不动。她碰我，抬起她的脸，对我的信任迫切而令人感动，“不要把我丢回海里，大卫，让我和你在一起。”然后她吻我，看着我的脸。我的嘴唇冰冷。我感觉不到唇上有任何东西。她又吻我，我闭上眼睛，觉得有一条有力的锁链把我拖向火里。我的身体，在她的温暖、她的坚持和她的手里，好像永远都不会醒来。等到它真的醒了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从一个很高的地方看着它，四周的空气比冰还要冷，我看着我的身体在一个陌生人的怀里。
“是乔瓦尼吧。”她说。
就是那个傍晚，或是不久之后一个傍晚，我离开睡梦中的她，自己一个人到了尼斯。
“你很贴心。”我说，然后接着说，“没什么。会过去的。可能只是神经方面的问题。”
我逛遍了那个亮丽的城市所有的酒吧，到了第一个夜晚结束的时候，体内全是酒精和欲念，我和一个水手一起爬上一间旅馆黑暗的楼梯。隔天以后，那个水手的假期还没结束，而且他还有别的朋友。我们去拜访他们。我们在那里过夜，隔天我们还是在一起，又过了一天也是。他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站在一家拥挤的酒吧喝酒。我喝得很醉。身上几乎一毛钱都没有。忽然，在镜子里，我看到赫拉的脸。我想了一会自己是不是疯了，然后我回过头。她看起来非常累，邋遢而矮小。
那时我们坐在大房间里，我现在站着的地方。她坐在休闲椅上，台灯下面，腿上有一本翻开的书。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说话。我感觉到那个水手盯着我们两个。
我迷惑而悲伤地摇摇头，叹了口气。
“她是不是走错酒吧了？”他终于问我。
“我希望，”有一天，她说，“你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告诉我是怎么了，让我帮助你。”
赫拉看着他。她笑了。
晚上我做噩梦，有时我被自己的叫声惊醒，有时赫拉因为我在呻吟而把我摇醒。
“我搞错的不只是这件事。”她说。
不知是什么理由，我可以在早上做爱。也许是因为神经紧张，或是晚上的漫游给我一种不负责任的兴奋感。但已经不一样了，某些东西已经不见了；惊异和力量已经不见，没有欢娱，平和已不再。
现在水手看着我。
我们必须坐公交车，很多个冬天的黎明，我们经常是带着睡意挤在候车亭，或是坐在一个空无一人的小镇的街角。我们在灰色的早晨到家，疲累不堪，即刻上床睡觉。
“嗯，”我跟赫拉说，“现在你知道了。”
我以为，这只是因为我们太常独处，有一阵子我们总是外出，我们到尼斯、蒙特卡洛、戛纳，还有昂蒂布。但我们并不富有，而战时的法国南部是有钱人的天下。赫拉和我看了许多电影，很多时候，坐在五流的酒吧里。我们常常散步，不说一句话。我们再也不会为对方指出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们喝很多酒，尤其是我。赫拉从西班牙回来时晒的古铜色，她的自信，全部都消失了，她变得苍白，小心翼翼，拿不定主意。她不再问我怎么回事，因为她已经知道我不是不晓得，就是不愿意说。她观察我。我感觉到她的观察而且这让我恨她。当我看着她封闭的脸，我的罪恶感让我不能承受。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很久了。”她说。她转过去走开。我跟着她。水手抓住我。
我想——我想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害怕过。当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放开赫拉，我明白自己悬在一个高处，我抓住她是为了自己能保命，随着我的手指的松脱，在我下面有一股空气轰响着，我体内的一切艰苦地收缩，猛力地向上爬避免摔下去。
“你是——她是——？”
现在，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看着赫拉觉得她很乏味，对她的身体毫无兴趣，觉得她的存在让人难以忍受。一切似乎同时发生——我猜那表示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我追查到一些短暂的片刻，例如她端晚餐给我的时候，胸部尖端轻轻碰到我的前臂。那让我畏缩。她的内衣晾在浴室里，从前我觉得闻起来香味过重，而且洗得太频繁，现在觉得好像很难看又不干净。需要用这种疯狂的小块对称布料掩盖的身体实在怪异。有时候我看着她赤裸的身体在我面前移动，我但愿她比现在更结实，荒唐的是我对于她的胸部感到恐惧，当我进入她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能活着出来。所有曾经给我欢乐的东西开始在我的胃里变酸。
我点点头。他的脸，因为嘴巴张着，看起来很有喜剧效果。他放开我，我走过他的身边，在门口的时候我听到他的笑声。
有关爱转变为恨的书写有很多，因为爱已死，热情转为冰冷。那是个了不起的过程。那比我读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糟糕，比我能描述的任何东西都要糟糕。
我们在寒冷的街上走了很久，没有说话。街上好像一个人都没有。黎明好像永远都不会来。
赫拉和我到了这里。我可能以为——我确定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虽然我不能为乔瓦尼做什么，但我也许可以，为赫拉做点事。我可能也希望赫拉能为我做些什么。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日子对我而言不像是在牢里一样的话。我无法不想乔瓦尼，我倚赖着雅克偶尔寄来的消息。那个秋天我只记得我等着乔瓦尼接受审判。然后终于，他接受审判，他被定罪，被判死刑。整个冬天我数着每个日子。住在这房子里的噩梦开始。
“嗯，”赫拉说，“我要回家了。但愿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也许他想死。他承认有罪，动机是抢劫。报上大幅刊登纪尧姆开除他的情景。报纸给人的印象是纪尧姆是个好心、也许有些怪癖的慈善家，因为错误判断而与一个铁石心肠、不知感激的投机分子友好，那个人就是乔瓦尼，然后这个案子不再是头条。乔瓦尼被送进牢里等待审判。
“如果我在这里再待久一点，”那天清晨她打包行李时说，“我会忘记怎么当一个女人。”
我们找到这栋大房子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根本不应该来。找到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想看。但这个时候，根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我没有意愿做任何事情，我想，这是真的，我想留在巴黎，离审判近一点，也许去监牢里探望他。但我知道没有理由这样做。雅克跟乔瓦尼的律师密切联系，与我也经常联络，他曾经去看过乔瓦尼一次。他告诉我我早已知道的事，就是不管是我，还是任何人，都已经无法再为乔瓦尼做什么了。
她非常冷酷，异常潇洒。
乔瓦尼当然不是有意的。但他抓住纪尧姆、攻击纪尧姆。随着接触的每一拳，他心里不能忍受的重量得到释放：现在是乔瓦尼快乐的时候，房间里天旋地转，布料被撕烂，香水的气味浓厚。纪尧姆挣扎着要离开房间，但是乔瓦尼跟在他的后面：现在轮到纪尧姆投降了。也许纪尧姆到了门口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脱身了，也许乔瓦尼扑向他的时候手里抓到睡袍的腰带，把它拿来缠绕住纪尧姆的脖子。他只是不放，啜泣着，他感到越来越轻松，纪尧姆越来越沉重，他把腰带拉紧，同时咒骂。然后纪尧姆倒下。乔瓦尼也倒下了——回到房间里、街上、世界中，回到死亡的存在和阴影之中。
“我不确定有哪一个女人会忘记。”我说。
纪尧姆享受过以后，乔瓦尼还在挣扎，他又变成一个生意人，走来走去，编出很好的理由解释为何乔瓦尼不能在他那里工作。不管纪尧姆说什么，他们两个都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也许彼此理解的方式不同罢了：乔瓦尼就像一个陨落的明星，再也没有号召力了。所有关于他的事情都被摊开在阳光下，他再也没有秘密。乔瓦尼当然发现了，他体内几个月来累积的愤怒开始膨胀，再加上纪尧姆的手和嘴在他身上留下的记忆。他无声地瞪着纪尧姆然后开始大吼。纪尧姆回答他。随着他们交换的每一个字句，乔瓦尼的头嗡嗡作响，他的眼前闪过一阵阵的黑暗。纪尧姆此时正在天堂顶端，他在房里得意地走来走去——他从来没有占过这么大的便宜。他充分地享受这一刻，享受乔瓦尼的脸涨成红色，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极度愉快地看着，乔瓦尼脖子的肌肉硬得像骨头一样。然后他说了些什么；他以为情势已经逆转。他说了些什么，一个短语，一句侮辱，带着过多的嘲讽；一瞬之间，在他自己惊恐的沉默里、在乔瓦尼的眼里，他发现自己释放了不能回头的东西。
“有一些女人已经忘记当一个女人不一定得蒙羞，不是只有痛苦。我还没有忘记，”她又加上，“尽管你是这样的。我不会忘记的。我要离开这个房子，离开你，我只要坐上出租车、火车和船。”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乔瓦尼明白他做不到，他的意志力办不到。他想起那份工作。他试着谈话，试着实际一点，试着讲理，但当然，已经太迟了，纪尧姆好像海洋一样把他包在里面。我想象乔瓦尼被折磨到几近疯狂，感觉自己被淹没、被征服，纪尧姆得逞了。我想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话，乔瓦尼不至于会杀了纪尧姆。
在我们在这栋房子生活之初曾是我们卧房的房间里，她的动作快得像是要逃逸的人——从床上打开的手提箱，走到打开的五斗柜抽屉和橱子前。我站在门边看着她。好像一个尿湿裤子的小男孩站在老师面前，所有我想说的话像杂草卡住我的喉咙，塞满我的嘴巴。
当纪尧姆进来的时候乔瓦尼试着微笑。他们喝了一杯。纪尧姆很急躁，肌肉松垮，冒着汗，他的每一次碰触都让乔瓦尼退缩得更远。纪尧姆离开去换衣服，穿着他戏剧化的睡袍回来。他叫乔瓦尼脱衣服……
“我希望，无论如何，”我终于说，“你可以相信我，当我在说谎的时候，我欺骗的不是你。”
该去纪尧姆酒吧的时间到了。他一个人走去。他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他想掉头跑开。但他没有地方去。他望着那条长而黑暗、弯曲的街道，好像他在找什么人。但是那里没有人。他进了酒吧。纪尧姆立刻看到他，慎重地示意他上楼。他爬上楼梯。他的双腿发软。他身在纪尧姆的房间，四周是丝绸、化妆品、香水，他发现自己盯着纪尧姆的床。
她转过来脸色可怕地看着我。“跟你讲话的人是我。你要我跟着你，来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的糟糕房子。是你说要娶我。”
街上没有人出现跟他说话，来拯救他。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说，“我在欺骗我自己。”
乔瓦尼点点头离开。我可以想象他跟几个街头密友碰头，一起喝酒、嬉笑，随着时间过去培养勇气。他渴望有人可以叫他不要回纪尧姆那里，不要让纪尧姆碰他。但他的朋友告诉他纪尧姆是多么有钱，是个愚蠢的老皇后，如果乔瓦尼放聪明的话可以从纪尧姆身上揩许多油。
“喔，”赫拉说，“我明白了。这样当然就有所不同。”
“晚一点的时候来，打烊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工作。”他最后说。
“我只是想说，”我大叫，“不管我做了什么伤害到你，我都不是有意的。”
“这倒是真的。”乔瓦尼说。他喝完他的酒，不看纪尧姆，局促不安地看着别处，或者几乎是无意识地吹着口哨。纪尧姆现在几乎无法把眼神移开，或是控制他的手。
“别叫了，”赫拉说，“我很快就走了，你可以再叫给外面的山坡听，叫给那些农夫听，说你有多罪过，你有多喜欢当个罪人！”
“美国人总是在飞。他们不是认真的。”纪尧姆说。
她又开始走动，稍微慢一点，从手提箱走到抽屉走到橱子，她的头发湿湿地贴着她的前额，她的脸是湿的。我很想伸出手拥她入怀安慰她。但那不能安慰她，只是折磨，对我们两个都是。
“不，我的美国人——”他做了一个手势，“已经飞了！”他们俩都在笑。
她走动的时候没有看我，但一直看着她在打包的衣服，好像不能确定那些是属于她的。
“但你在找工作吗？我以为你那个美国人已经在得州帮你买了一个油井。”
“但我知道，”她说，“我知道。这才是让我如此羞愧的原因。你每一次看我的时候我都知道。我们每一次上床我都知道。如果那时你告诉我真相就好了。你看不出来等着让我找出真相有多么不公平吗？把所有的负担丢到我身上？但我有权期望能听你亲口说出来——女人总是在等男人开口。还是你没听说过？”
“我想你可能需要一个酒保。”乔瓦尼说。
我什么都没说。
“所以，你回来了？”这是纪尧姆，嘲讽又想引诱人的神情。乔瓦尼认为他不需要忆起上次不愉快的灾难，他只想保持友善。就在同时，纪尧姆的脸、声音、仪态，还有味道冲到他面前；他真的面对着纪尧姆，而不是想象；他回给纪尧姆的微笑快要让自己作呕。但纪尧姆当然看不出来，他请乔瓦尼喝一杯酒。
“我本来可以不必花时间待在这个房子里。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需要臆测我要如何熬过那么漫长的回家之路。我理应早就已经在家了，与愿意成全我的男人跳着舞。我也会让他成全我，为什么不呢？”她看着一堆尼龙丝袜困惑地笑一笑，小心地把它们放进手提箱里。
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
“也许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必须离开乔瓦尼的房间。”
我可能是巴黎唯一知道他不是刻意犯案的人，从报道可以读出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我再度想起那天晚上在家里他告诉我纪尧姆将他开除。我再度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激烈的反应、他的眼泪。我了解他的逞能，他喜欢把自己想得八面玲珑，可以面对各种挑战，我可以看到他昂首阔步走进纪尧姆的酒吧。对雅克投降之后，他一定觉得他的见习期已经过了，爱已经不在了，他可以跟纪尧姆做任何事情。他的确可以跟纪尧姆做任何事——但他不能停止当乔瓦尼。纪尧姆当然知道。雅克早就已经通报他，乔瓦尼现在不再和年轻天真的美国人在一起；甚至也许纪尧姆去了一两个雅克的派对，身边有他自己的随护人员；他当然会知道，他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乔瓦尼刚得到的自由，他目前无爱的状态，变成一个执照、一场暴动——这曾经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乔瓦尼阔步走进酒吧的那个晚上一定很精彩。
“嗯，”她说，“你离开了。现在换我离开。只是可怜的乔瓦尼——他的脑袋要搬家了。”
他终于被捕了，在一个大清早，在一艘停泊在河边的船上。报纸早已推测他人在阿根廷，因此他甚至没有越过塞纳河震惊了所有人。他没有潜逃并未增加大众的好感。他是个罪犯，乔瓦尼，最愚蠢、最笨拙的一个；比如说，谋财被固执地认为是乔瓦尼杀人的动机；然而，虽然乔瓦尼拿走了纪尧姆口袋里所有的钱，他却没有碰收银机，甚至也没有想到，纪尧姆藏了超过一千法郎在柜子底层，他从纪尧姆身上拿走的钱被捕的时候还在他的口袋里，他还没有机会用到。他已经两三天没有吃东西，苍白而虚弱，外表非常不吸引人。他的照片刊登在巴黎所有的报纸上。他看起来年轻、困惑、饱受惊吓、颓废；好像他不敢相信，他，乔瓦尼，竟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而且没有下一步可走，他短短的生命将在一把普通的刀子下结束。他好像已经开始退缩，他的每一寸肌肉在冰冷的目光下表现出厌恶的感觉。而且，跟以前一样，他看着我，寻求我的帮助。报纸告诉这个不饶人的世界乔瓦尼是如何悔恨、求饶、呼唤上帝的名字，哭着说他不是故意的。还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他作案的经过；但不告诉我们为什么。报纸不能印出那么黑暗的东西，乔瓦尼无法说出那么深刻的东西。
这是个恶毒的笑话，为了伤害我；然而她不太懂如何露出一个讥讽的笑容。
乔瓦尼逃亡了几乎有一个礼拜之久。每天晚上，从赫拉的窗子，我看着夜悄悄降临巴黎，我想到乔瓦尼在某处，也许躲在某一座桥下，担惊受冻，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可以藏匿的朋友家——在这个小而且充满警察的城市，很惊人地，他竟然躲得这么好。有的时候，我害怕他会来找我——来求我帮助他，或是杀了我。然后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找我帮忙是低下的行为；无疑他认为我不值得杀。我向赫拉求助。每天晚上，我试着把我的罪恶感和恐惧埋在她里面。我像发烧一样需要采取行动，唯一可能的行动就是爱的行动。
“我永远都不会懂，”她最后说，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可以帮助她了解，“那个下流的混混毁了你的生活。我想他也毁了我的生活。美国人不应该来欧洲，”她说，她想笑却哭了起来，“因为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快乐了。如果不能快乐当美国人有什么好的？我们有的也只是快乐。”然后她跌入我的怀里，最后一次在我的怀里，啜泣着。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的音量和赫拉的眼神，使我大惊而陷于沉默。我很害怕，觉得自己就要哭了。
“不要相信那个，”我含糊地说，“不要相信。我们有的不只是那个，我们有的一直以来都不只是那个。只是——只是——有的时候很难忍受。”
她走过来轻轻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我们很快就离开了，大卫，到时你就不必再想了。人都会碰到麻烦的，大卫。但不要表现得好像，某种程度上，是你的错。这不是你的错。”
“我的天，曾经我要的是你，”她说，“未来每一个我遇到的男人都会让我想到你。”她又试着要笑。“可怜的人！可怜的男人！可怜的我！”
“他是个好人，”我最后说，“我不忍见到他有麻烦。”
她移开。“啊。我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我不知道什么是宽恕。如果女人应该有男人牵着，而没有人可以牵着男人，会发生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她到橱子里拿她的外套；从她的手提袋里拿出粉饼，小心地擦干眼周开始涂口红。“小男孩和小女孩不一样，就像蓝色小册子里说的。小女孩要小男孩，但是小男孩！”她合上粉饼。“只要我一天活着，我再也不会知道他们要什么。而且现在我知道他们永远都不会告诉我。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要如何表达。”她的手指拂过头发，把它们从她的前额拨开，现在，上了口红，穿着厚重的黑色大衣，她看上去恢复了往日的冷酷和聪明，同时又极端无助，一个惊人的女人。“帮我调一杯酒，”她说，“出租车来之前我们可以为往日时光喝一杯。不。我不要你跟我到车站。我希望我可以一路喝到巴黎，一路喝过罪恶的海洋。”
“不要大叫。我只是不知道他对你那么重要。”
我们沉默地喝酒，等着轮胎摩擦碎石子路的声音，然后我们听到了，看到亮光，司机开始按喇叭。赫拉把酒杯放下，裹紧大衣，走到门口。我拿起她的行李跟在后面。我和司机一起把行李放进车子里；这段时间我一直想找出最后几句话告诉赫拉，可以抹掉痛苦的话。但我什么都想不到。她没有对我说话。在冬天黑暗的天空下她站得笔直，看向远处。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我转过来面对她。
“如果你的朋友被控谋杀，躲了起来，你难道不会生气？你是什么意思，说我为什么生气？你要我怎么样，唱圣诞颂歌吗？”
“你确定你不要我送你到车站，赫拉？”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她看着我，伸出她的手。
“我可能已经干过谋杀了。你怎么会知道？”
“再见了，大卫。”
“不像我爱你一样。”赫拉说。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又冷又干燥，像她的唇。
“啊！我也爱乔瓦尼——”
“再见了，赫拉。”
“因为，”她靠过来亲我一下，“我爱你。”
她坐进出租车里。我看着车子在车道上倒退，开到路上。我最后一次挥手，但是赫拉没有再挥手。
“你怎么知道？你才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你看到的样子？”
在我窗外的地平线开始发光，把灰色的天空变成泛紫的蓝色。
“你吗？当然不可能。”
我已经打包好也已打扫过房子。房子的钥匙在我面前的桌上。我只需要换衣服。等到地平线再亮一点，公交车就会出现在公路转弯处，它可以载我到镇上、到车站，那里有火车可以载我到巴黎。然而，我还是不能动。
“怎么看？你跟我住在一起。我可能干下谋杀案吗？”
同时在桌上的，还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封，是雅克寄来的，通知我乔瓦尼被处决的日期。
“你跟他一起住过。你看不出来他有没有可能犯下谋杀案吗？”
我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从窗棂看着我的身影，它逐渐模糊了。仿佛我在我自己眼前消逝——这个想法让我莞尔，我对我自己笑了起来。应该就是现在，闸门为乔瓦尼而开，在他身后紧紧关上，永远不会再为了他开或关。或许已经结束了。或许才刚开始。或许他还坐在自己的牢里，跟我一样，看着早晨降临。也许现在走廊开始有耳语，三个穿着黑衣的壮汉脱掉鞋子，其中一人拿着一串钥匙，整个监狱是安静的，等待着，充斥死亡的气息。三层楼以下，石头地板上的活动沉寂下来，被遏止，有人点了一支香烟。他是自己一个人死吗？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家，死刑是个别处置还是集体处置。他会跟神父说什么？
“如果不是有人被谋杀，他们不会显得那么奇特。总而言之，他们都不是我的朋友——除了乔瓦尼以外。”
“衣服脱掉，”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时候不早了。”
“我不在的时候你还真是交了一些很奇特的朋友。”
我走进卧房，要换上的衣服已经在床上，袋子都打开准备好。我开始脱衣服，房间里有一面镜子，一面很大的镜子。乔瓦尼的脸晃到我面前，好像黑夜里一盏出人意料的灯笼。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像老虎的眼睛闪亮着，直直地瞪着，看着最后接近他的敌人，身上的毛发竖立。我看不出他的眼神代表什么：如果是恐惧，那么我没有看过恐惧，如果是愤怒，那么我从未见过愤怒。现在他们来了，现在钥匙在锁孔里转着，现在他们抓住他。他大叫，叫了一声。他们从远处看着他，他们把他拉到牢笼的门口，走廊在他面前延展，像是他过往的墓园，监狱在他面前旋转。也许他开始呻吟，也许他不发出声音。旅程开始。或者，也许，当他大叫的时候，他没有停止哭泣，也许他正在哭，在那堆石头和铁条里。我看见他双腿弯曲，腿抖如筛，臀部颤动，秘密的槌子开始敲打。他在流汗，或没有流汗。他们拖着他走，或是他自己走。他们抓得很不舒服，他的手臂没有了知觉。
“没有。他只是去喝酒。他跟纪尧姆好像成了朋友。”
走过那长长的走廊，走下那铁楼梯，走进监狱的心脏又走出来，走进神父的办公室，他跪了下来。一根蜡烛燃烧着，圣母马利亚看着他。
“那天晚上他去上班了吗？”
圣母马利亚，天主之母。
“我不知道。看起来是很像。那天晚上他在那里。有人看到酒吧关门以前他走上去，不记得有没有看到他走下来。”
我自己的双手湿润，我的身体僵硬苍白而干燥，我在镜中看着它，从我的眼角看见。
“你觉得是他做的吗？”
圣母马利亚，天主之母。
我叹口气：“好可怜的乔瓦尼。”
他吻了十字架，紧紧抱住。神父轻轻地把十字架拿起来。然后他们把乔瓦尼扶起来。旅程开始，他们离开，向另一扇门走去。他呻吟。他想吐口水，但是他口干舌燥。他不能叫他们停一下等他小便——所有的一切，再过一会儿，都会被解决。他知道在门后从容等待着的，是那把刀子。那扇门就是他找了这么久的通道，让他可以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这个肮脏的身体。
“他们说的就是实话。他出身望族，现在被谋杀。我知道你的意思。还有一些事实他们不会说出来，报纸永远不会，那不是他们所要的。”
已经很晚了。
“但是说实话没有意义吗？”
镜子里的身体强迫我转过去。我看着我的身体，正在被判死刑。它很瘦、坚硬、很冷，像是秘密的化身。我不知道这个身体里有什么，它在找什么。它被困在我的镜子里，一如它被困在时间里，急着寻找启示。
“好像没什么意义，”她静静地说，“去毁谤一个死者。”
当我是个孩子，我以孩子的身份说话，我以孩子的身份理解，我以孩子的身份思考：但当我长大成人，我收起儿戏。
“哼——一定有人知道，写这些废话的人里面一定有人知道。”
我一直希望这个预言可以成真。我渴望打破那面镜子得到自由。我看着我的性器，我困惑的性欲，想着什么时候它才可以得到救赎，我如何可以拯救它于刀口之下。通到坟墓的旅程已经开始了，而通到堕落的旅程，永远已经走完了一半。然而，我的救赎之钥，不能拯救我的身体，却藏在我的肉体里。
“哎，那你怎么能期望看报的人会知道？要是他是那样的人，他当然不会那样宣传自己——而且他一定有自己的小圈子。”
然后那扇门就在他的面前。他的四周都是黑暗，他的体内是沉默，然后那扇门打开，他独自站着，全世界都离他而去。天空的角落好像发出尖叫声，虽然他什么都听不到，然后地表震动，他在黑暗中被向前抛出，他的旅程开始。
“但是听着，”我跟赫拉说，“他只是一个恶心的老同性恋。他只不过如此！”
我终于离开镜子前面，开始遮蔽我的赤裸，这份赤裸我必须神圣地对待，虽然它从未像现在一样污秽，我必须以我的一辈子作为盐来拭洗。我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上帝厚重的恩慈，让我来到这个地方，也会带我离开这里。
很幸运地，乔瓦尼是外国人。仿佛出于一种很了不得而又无言的共识，只要他没被抓到一天，报纸上对乔瓦尼的谩骂就会加剧，而对纪尧姆则会更为宽容，大家记得跟纪尧姆一起入土的还有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星期天的副刊介绍他的家族历史；他的老贵族母亲，在谋杀审判过程中去世，声明她的儿子如何优秀，遗憾法国已然如此腐败，这样的谋杀案竟然悬在那里那么久而没有将凶手逮捕归案。一般平民当然乐于同意。也许不如我感觉的那么不可置信，但纪尧姆的名字美妙地跟法国历史连在一起，法国的荣誉，法国的光荣，的确也还有，法国的男人气概。
最后我走进早晨，在我身后锁上门。我走到对面把钥匙放进老太太的信箱里。我看着那条路，有几个人站在那边，男人和女人，在等公交车。他们在刚苏醒的天空下看起来非常生动，他们身后的地平线开始燃烧。早晨像可怕的希望压在我的双肩，我拿起雅克寄给我的蓝色信封撕成无数片，看着它们在风中飞舞，看着风把它们带走。然而当我转过来开始走向等车的人群时，风又把一部分吹回到我身上。
那是一桩相当精彩的丑闻，如果当时身在巴黎，你一定有所耳闻，你会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乔瓦尼被捕的照片。一时间社论和演讲涌现，很多跟纪尧姆的酒吧同性质的店都关门了（但并没有关闭太久）。到处都是便衣警察，盘查大家的身份证明，酒吧里不再有同性恋。到处都不见乔瓦尼的踪影。所有的证据，当然尤其是他的失踪，都指向他为杀人犯。这类丑闻，在热度降低之前，总是动摇着国家的根基。立刻找出解释和解决方案，立刻找出一个牺牲品是最重要的事。大部分因为本案被捕的人都不是因为有谋杀嫌疑。他们是因为，像法国人说的——我把他们的含蓄看做是讽刺——有“特殊偏好”。这些“偏好”，在法国虽不构成犯罪，但还是受到大部分民众的非难，而大众对于统治者和“上流社会”本就不带什么好感。当纪尧姆的尸体被发现，害怕的不是街头的男孩，他们实际上比那些花钱买他们的人安心许多，那些人的事业、地位、抱负，绝不可能在经过这种丑闻之后还能继续下去。父亲们、大家族的儿子们、贝尔维尔那些充满欲望的投机分子急着希望早日结案，这样事情才能回归正常，公共道德的鞭子才不会打到他们的背上。这件事结束之前他们不能决定投靠哪个阵营，不知应该大声疾呼自己是受害者，还是维持跟原来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小市民，希望正义快点伸张，国家快点回到健康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