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笑了，告诉他其实它没有任何意思。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和一个叫长灰了的邻居玩伴发明的一种语言，只有我们使用，CML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语，但没有确切的含义，CML 读作 Ce、Me、Li，我无法控制言说它的欲望，读出这三个字似乎能给我带来一种满足感，而这也没有任何的原因。于是我将 CML 作为了我的个人标志，在我不想用自己的名字表示自己时，我就会写下这三个字母。星期五点点头，我不确定他是否能够明白。我接着说起一件刚刚想到的事，我的父母也知道了 CML，他们同样好奇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无法同他们解释，每当我说出，他们都只能将它作为又一个不理解我的部分。有一次，我爸爸在酒局后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每到这种情况下他都会把我叫过去，说要拥抱我。那天他用手臂勾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床边，满身的酒味。他胡言乱语了一些话，我不记得内容，忽然他把关了的翻盖手机拿起来，按下电源键，等了一会儿，在厂标的画面出现时把手机凑近我的耳朵，说你听，这个声音像不像在说 CML，是不是，Ce、Me、Li。那是一段非常简单的音效，不构成旋律也与 Ce、Me、Li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至少在我听来是如此。我点点头，不作声，他拍拍我，就让我回房间了。大概初中开始，我就不怎么使用 CML，而是由别的取而代之。大学之后，就不再有这样的代称。星期五摆弄着手里的玫瑰花，没有说话。
Yahia！关切地望着走进树林的许国强。我则到了星期五身旁，他手指夹着一支玫瑰，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几乎已经完全地清晰起来，与几天前不同，只需一眼就可以定位，也能明确地把他和周围区别开来。甚至有几个瞬间，他的轮廓线变得抢眼，是有些矫枉过正了。星期五看见我，花了几秒开口道，CML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许国强在这时从树林里走出来，挠着后背。我看着他一步一步靠近，猛然觉得他似乎迅速地衰老了很多。许国强的头发已经掉了不少，发际线明显地后撤，卷发不再明显，身体也很有些发胖。还有他最担心的脂肪瘤，也在双臂上多出了几粒。
许国强走近树林，地面的几只猴子迅速躲开，树上的一只却跳在他身上，许国强对它说了些什么，猴子便安分下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和许国强看过一部外国动画片，是关于一个能同动物交流的女孩环球旅行的故事。许国强告诉我，他也能和动物讲话，但不是每次都奏效。我权当作他在吹牛。还有一回，是在王伯的草地上，那天晚上是月食，大家都聚在一起等着月亮慢慢消失。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天狗吃月，我想许国强也将天狗当作动物，所以在月食进行时不断地对着天上念叨。我告诉他我也可以，但许国强很认真地否定了我，他说你没有这个—说着朝我哈了一口气，是一大股蒜味。他说，你必须得吃蒜才行。其实许国强吃蒜是他姐姐的要求，原因是他的身体不好。我于是不再同他就这一特异功能展开争论，我相信比起这个他还是更愿意能飞起来，这一点我们几个都清楚。
他边走边说，背上出奇地痒。阿光大笑，肯定是猴子身上的虱子跑去你那儿了。接着连连摆手开玩笑说，你别过来啊，离我们远一点。
Yahia！说，原本有姐妹两人常在这里烤羊肉串给过路的人，味道很好。但兴许是因为今天是节日，所以她们不在，只剩下没有被宰杀的羊遍布山坡。许国强忽然指着另一旁的树林喊，有猴子。我们快步到树林边缘的空地上，果然在树梢和地上有数十只猴子。
染坊
在所有等待火化的线索、道具与谜底之中，摆放着一块山坡的中段。鲸鱼影子下的羊将阴凉的泥土从山体本身的山坡踩踏向山体内部的山坡，它们全都零散地落在一架牛头犬纸飞机的周围和机身上，不断迫近一个走失的临界状态。直至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刹车的惯性成为轻轻的一个推起。我们下车，自踏上地面开始，脚下的事情就变得不得而知。
Yahia！将我们送到小镇的广场，他说他的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晚上要赶回家过节，明天是他小女儿的婚礼。我们给了他许多小费，与他道别。Yahia！临走前告诉我们，往前走就是古城区，著名的皮革染坊就在里面。我们于是将行李归置在旅店，徒步前往。
鲸鱼将我的所有疾病纳入腹中，如地面斜着消失，翅膀在羽毛掩护下熔铸入某道日光的尾声。它只从沙丘体内扶摇直上，或者自山的另一边游弋而出，影子覆盖漫山腰的羊。它们的皮肤和毛发斑驳，掺着杂色与污泥，在近处看必然令人心生厌烦。异味是所有生命间原始的传染病，症状是对他者的排斥。这里的缺省状态是一片纯绿，草往下是中空的泥土，再其下是整个山体的巨大内腔，大批的珍藏堆砌其中，却也只铺满一个底部，高处是黑暗。
由于节日，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但古城的街道两旁都是羊被宰杀后遗留的痕迹，每一户人家在今天都需要杀一只羊，羊的不同部位会分几天吃完，而街道上残存着血迹和少许的内脏（大部分都被取走了，剩下的我并不清楚是什么），并伴随着浓烈的腥味。此外，还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恶臭越来越重，阿光说那是皮革染坊的味道。
山坡
在进入染坊时，我们的鼻子已被熏到麻木，在嗅觉之外有了痛觉。星期五却说他对于这种味道情有独钟，但深吸一口气仍然会感到恶心。染缸并非依次独立的，而是连成一片池子，被分成大小不一的格，它们坐落于染坊的露天空地处，高低不同，有的还处在平房的屋顶，所以看起来是层次丰富的立体结构。这里仿佛是这个国家的原初工厂，把所有最饱和的颜色集中在一张调色盘之上，除此之外都是最原始的泥土和木头。这些颜色在这里附着上那些未来用作塑造这片土地的材料，再映射出整片土地来。不多的几个工人行走在染缸的边沿或搭出架子上。还有几个泡在染缸中工作，把自己当作颜料的一部分浸染皮革。星期五决定偷偷地下到染缸边，我们尾随其后。染缸边的气味意外地有所不同，此时羊的腥味早已被盖去，而染料与皮革的气味混合，像吃完某道菜后用上颌拱出一口气，遗留在舌根的味道。
我听见星体间发出沙砾摩擦的声响，银河在此刻效仿沙漠变得从未有过的满。尽管看上去它仍留着许多黑处，令人难以捉摸。
星期五蹲在染缸旁，拿出口袋里的一枚石子，将一半浸在黄色的染料里，阿光在平房的门口朝里窥探，许国强踩上木板，随后跌入染缸之中。他再度出来时，身上被浑厚而黏稠的蓝色覆盖，工人们围过来，用水管朝许国强身上冲洗，随着染料的流失，许国强后背上的翅膀逐渐显现。
张小莉躺在熄灭的篝火堆旁的垫子上，说银河太近了。我于是也仰起头，让自己夹在星星与沙子之间，它们在数量和大小上的差距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甚至应当很接近。我坐下，张小莉来到我旁边，她说有些冷，便靠在我的膝盖上，我拥抱住她。
他站在一摊蓝色的水渍中，难以分清是天空的倒影还是染料本身的颜色。我有些认不出这个人的样貌：肥胖、谢顶、双臂的脂肪瘤，还有异味（不明来源），他被大量的疾病所裹挟，长着一对翅膀。又被水淋得湿透。
阿光独自站在沙丘上看着天。我从包里拿出蓝色封面的日记本，在沙丘边上挖开一个小坑，将它埋在其中。日记的一角意外地碰到一个硬物，我拨开沙子，看不清它的样貌，形状像一台相机。我于是把它埋得更深，给日记留出足够的空间来。也许沙丘流动，很快它就会露出，在这里或在别处，被人捡起或者踩上一脚。最后看了一眼封面上写着的金色的“CML”后，我盖上了沙子。我想将其他的书本也留在帐篷里，不再携带，它们确实有些沉。
可是很快地，我确信眼前的这个人就是许国强，他也同时是另一个在很久之前我便见过的人：一个长翅膀的男人，频繁地穿梭于各个机场之间。但许国强不会这么做的，我确切地明白这一点，他被另一种可能性充盈。他将他的翅膀展开，羽翼的末梢刺破了酝酿已久的临界状态。许国强揉揉眼睛，并不显得有一丝疲惫，只是苏醒得不那么迅速。他像一颗热气球般升起，如一个开头，逐渐兴奋，疾病被作为部分的燃料与沙袋—而这些，都仅仅是许国强留给这广袤地面的一点面子罢了。
凌晨三点，我们裹上外套走出帐篷。银河被推到我们面前。
八月三十一日
银河
寺庙
八月三十日
很难精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即大雾究竟是如何弥漫或者升起的，我从未清晰且完整地经历这一过程。回到边境所在的城市，从未命名的某个时间点起，大雾就成了这一整片区域的填充物，令我几乎无法同时看清阿光与星期五两人。
夜晚，我们围坐在篝火前与帐篷的主人还有其他的住客一起游戏。他们拿出手鼓，击鼓而歌。一曲之后，张小莉搬来一只。我很快地摸清了几种击打方式的音色，即兴演奏了一段，大家叫好。我回想起在乐队时最熟悉的节奏，打出伊克兰布序曲的开头。四个小节之后，张小莉哼起旋律。沙丘在无风的情况下挪了一小步，腾出一个空位，预备让流动更加松弛。
蓝绿色的大寺庙位于成片的礁石之上，通过一条笔直的天桥与陆地连接。还有一条伸向海面的走廊，长达六千米，需要一小时才能抵达尽头。它的尽头是一座透明建筑，其内是一个边长四米简单的浴池。浴池没有底部，而是四边往海底延伸出四面玻璃墙，造成一座巨大的垂直通道。顺着通道往下，在靠近海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是一间餐厅。有一张长桌位于正中，厨房位于一侧。再往下三分之一，是一间空旷的房间，只摆着一张床，和一排消毒室。接着就到了海底，通道扎入海底一米左右，地面上是一扇石板。石板之下存放着这个故事的结束所在，而现在我们必须绕行。
踩着骆驼粪便，我们爬上了沙丘，每一步都陷得很深。日落在此时发生，我们已经经历多次。站在沙丘的顶端，许国强说有一队骑兵从地平线划过，在太阳前留下剪影。我随着他所指的地方看去，只看见一个短发女人的身影。张小莉站在我的身边，弹了一下我的手臂。
作为清晨第一批进入大寺庙的游客，除我们外，几乎所有人都跟随着各自团体的向导，缓慢地从寺庙内部的不同局部逸散开来。我们提着装鞋的袋子（进来之后必须脱鞋），来到没有人的一处平台，它位于二楼，只有一些被称为恒发士多的麻雀停在地毯上。星期五发现了位于平台尽头的一处螺旋楼梯，顺着它我们经过一个半圆形的阶梯剧场，找到了位于地下的雕塑群。在所有雕塑的前方，是守界人的塑像，他打开双臂，做出欢迎的姿态。步入其间，我们从未见过有如此多的雕塑拥挤地聚集在一起，目不暇接已经不足以形容它们摆放的密集，它们似乎完全不考虑参观者的接受程度和体力，或者说，它们根本就不是为了被参观而设立的。
两排帐篷出现在视野里，引路的小伙将我们带到沙丘间的一处低地，地上布满了干燥的骆驼粪便，看得出所有的队伍都曾再次停留。待我们下地后（下降的瞬间也令人兴奋），他跪在地上，取出一块毛毡平铺在面前，随后从包里一件一件地摆出一些小玩意来，是一些饰品，或者是木雕、石雕，有的被纸或布包裹，他也不紧不慢地拆开后整齐地摆上毛毡。我们早已明白这是他的“副业”，也并没有购买的欲望，然而摆摊这一行为的放大，令我们感到尴尬甚至揪心。在他终于摆满五排之后，他摊开手，示意我们这些就是全部了。我们面面相觑，他显然已经唤起了我的同情，但仍有某种阻力阻碍我迈出那一步。直到阿光告诉他，我们不用这些，他于是习以为常地一件一件地将它们收起，速度也没有任何变化。张小莉突然上前，拿起一个金字塔的小石雕询问价格。小伙说二十迪拉姆，张小莉买下了它。他很快地收起装备，指向我们背后的沙丘说另一边就是帐篷。
很快可以发现，这些雕塑没有任何的描述和名称，它们所描绘的内容也没有统一的主题。在材质上，大多是石质的，也有部分的金属和木头，还有很少的泥塑甚至纸雕。我们穿梭其间，很快就被它们所包围，看不清任何一条边界和出口。星期五突然说，这些雕塑仍然可以找出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无法找到出处，并非来自于任何的典籍或故事。在我未来得及确认这一点时，阿光喘着气跑来（我们并未注意到他的离开），他指着跑来的方向，说那里有一条湍急的溪流。
我们在黄昏中前进，行走在沙丘的锋刃上。骆驼肥大的身躯使我的胯部很酸，于是在不陡的地方我便侧过身坐。引路的小伙则一直穿着拖鞋踩在沙粒上。这片大沙漠的沙粒极细，在稍远的距离看，沙丘的表面是一个完整的净面，但我们仍然清楚无数多的点与无限大的面之间的区别。沙丘变化不息，不难发现许多的波纹，它们是趋势存在的方式，也是点各自独立的证明，令沙丘成为一个储存着诸多可能性的变动矢量，而非禁止的永恒。
阿光带我们穿过雕塑群，花费许久来到墙边。我顺着墙看去，仍然看不见尽头，但此时我们确实站在一个墙角，而沿着墙脚则是一条大约二十厘米宽的水沟。我们问阿光，这就是溪流吗。阿光指了指墙上的一个水龙头。我和星期五表示疑惑，他示意我们后退一些，接着拧开了龙头。
牵引骆驼的小伙让四只骆驼依次跪下，待我们坐上去后再站起。必须要提的是，升起的瞬间带有一种自然原生的力量，其实实际的高度不过一米多高，但能明显地体会到是另一生命在用力。如果仔细寻味，一定会在兴奋和刺激中体会到一丝的恐惧，这是驾驭机器所不具备的感受：尽管是由我们骑着骆驼，但我们却敬仰它，实则是在敬仰这样造物存在的本身与原因。再进一步，在骆驼升起的瞬间，有微小剂量的我被失去了，它自驼峰淌下，顺着骆驼的脚掌陷入沙地里，是嘀嗒的一瞬间。
水几乎是从水龙头里流出的那一刻起就瞬间充满了整条水沟，使用湍急一词相当准确，不过说是溪流实在有些偏颇，因为这根本不是一条水沟的样貌，而确凿就是一条大河。它发出震耳的响声，同时涌起层层叠叠的大浪。语言难以描述这样的感受：一条大河被放置在一条水沟之中，但依旧保留着它的气质与规模。
我们将行李寄放在 Yahia！的车上，只带上了过夜的必需品。Yahia！留在沙漠边的小镇过夜，而我们则要依靠骆驼在日落前抵达沙漠深处的帐篷区。
我们蹲在这条激流旁边，令它充斥整个视野。很快地，就完全置身其中，任由巨大的水声和浪花淹没我们，在不可抗拒的流动中放下一切的气力。而回过神时，已经是在寺庙外的广场之上，周围仍然大雾弥漫。
沙漠
车站
几道沙漠没过地平线，在远处起伏。路两旁是完全漆黑的土地，如同是沥青被刨碎。我们穿过一道门，像从某个建筑的沿街立面剥下的一层，又经过了一个土墙围起的篮球场。Yahia！说，我们快到骆驼站了。
节日带来的休假仍在继续，我们只得前往火车站里的快餐店填饱肚子。
阿光说他经常想起的是潘老师，但没有说是哪一个。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幼儿园的潘老师，但上下文总是要坏一些事情，不可以太依赖它们。也或许是，阿光说的是幼儿园的潘老师，但说完后，很快地也想起了小学的潘老师，这不无可能。但阿光接着说，潘老师叫潘基坡，这个名字太奇怪，他怎么都忘不了，也从来不知道到底是哪几个字，相反，他自信地怀疑窦老师姓杜，是出于方言才说成是窦。如此看来，上下文的确扣准了那一句话的意义，但我想它仍然无法逼近任何一行间隙。
车站像一块积木，在路旁的建筑之中并不显眼。第一眼时，我以为那是一座商场。它显然要比大多数的火车站更加轻盈，不负担过于沉重的人流和负载在交通之上的附加意义，只是一个入口和出口，加上了一个外壳，用一个简单的隔离手段来缓冲出发或抵达的突兀感，简而言之是一种空间的仪式与实际功用间的最小公约数。
潘老师曾牵过一次我的手，是在一次莫名其妙的活动后。那天全年级的学生都挤在大礼堂里，在新校区的地下食堂修好之前，那里同时是我们的用餐场所，所以永远弥漫着饭菜的味道。年级组长让我们学一首歌，她忽而突发奇想地叫乐队里的打击乐手上去打节奏。我于是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被抓上了台。结束后，潘老师走在我们班的队伍旁边，那时我意识到她是我们的副班主任。她走到我身边，抓起我的手，和我说，刚才打得不好。除此之外，潘老师还把我叫去办公室过两回。一次是由于我给同学取外号，她捡到了那个同学骂我的纸条，弄清原委之后找到我，说我侮辱了那个同学。我说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只是好玩。她将我痛骂一顿，称我过于自我。另一次是，品德课上，老师说世界上第二美的词语是自由，最美的词语是母亲。我和阿光表示反对，说两者应该调换顺序。潘老师听说之后，先后将阿光和我叫了去，给我们看一本关于女人的书。我印象中书里有一只猩猩，她说那是男人。那天她不断给我递纸，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因为我在感冒还是在哭。离开小学之后，我又见过一次她，是进入天文台的那天，也去见了老师，她与我握手。最后一次得知她的消息则是在上大学之前，我路过小学，一时兴起而进去，找到了已经成为副校长的班主任。在闲谈中我提到潘老师，副校长露出不悦的表情，说潘老师有精神问题，经常发火、骂学生、闹事，已经调离了。我于是没有多问。
星期五疯狂地在车站的各家店铺里寻找凝胶软糖，他从大寺庙出来后就不断提及这种零食。我与阿光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忽然想起他曾经要成为一名列车员的念头。他当然早就放弃了，此时的阿光是一名作者，与所有作者相同，他在试图与文字争夺主动权的较量中被搞得心力交瘁。我想，当时的阿光之所以会选择去成为一名列车员，只不过是通过一种稀有的行为使自己更有所依托罢了。在相同和不同这两个存活的理由中，阿光倾向于后者。
有两个潘老师，一个与窦老师搭班，另一个是小学的潘老师。小学的潘老师在脖子上有一块胎记，初中时我的同桌有一块一模一样的胎记。那种胎记是一块深色的不规则图案，覆盖了脖子的三分之一，上面有许多浅褐色的点。在一节音乐课上，潘老师扬起下巴，指着她的胎记说它曾如何令她自卑。另一次，她拿出杂志读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个残疾人，在现在的我看来，那个故事的宗旨是叫人同情那个人。但当时不然，当时的我由衷地同情他。读完后潘老师问我，是不是又难过了。我不太明白她为什么要加上又，但我的确很不好受。回家之后，我也买了一本那期杂志，还裁下了那篇文章，随身放进书包里，这又加重了我的情绪，并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压强极大，所以不能被轻易展开，这样的时间总是记忆中的一个凸点，像是头发上的结，诉说时也总是被整块地取出，嚼不烂，慢慢就成为腌制品。
窦老师离开幼儿园后的一段时间，阿光每天都很难过。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阿光是最容易因为这种事感到悲伤的人。在旅途结束之后，最为消沉的一定是他。小学时，是他提醒我有王伯这个人的存在。他说：王伯的平房像宫殿。我一直念叨这句话。现在，我难以捕捉他的情绪，他用两根吸管匀速地喝着可乐，似乎很快就要喝完。
我想起幼儿园时的阿光，他从那时起就总是一个人。回到车上，我同他说起窦老师，他点点头说记得，接着说他更常想起的是潘老师。
海岸
阿光提到额头，他终于提到额头，但没有多说。他只是在一个加油站，趁太阳变大时拿手掌蹭过那里，然后问我有没有出油。我想这也许是他目前能做到的最大值。虽然过于隐晦，不过也足以令人欣慰。阿光想，还是太难了。我可以理解。
星期五于大雾之中显得格外自然，模糊的边缘消解了他与周围尚存的最后一点矛盾。他走在路的中央，有时也走上马背。
焦土
我们在小巷子里找到一些违禁食品，小心地藏好后拐到了街上。入夜之后，路灯照亮的范围由于雾气的存在而明显地显现出来，此时如果有风，光线就会波动闪烁。一个手上挂着袜子的乞丐坐在灯下，我们从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放进了他的碗里。乞丐用一些含糊的音节感谢了我们。在幼年的一座天桥上，我的妈妈抱着我，经过一个乞丐的身边，我要我的妈妈给他一些钱，但妈妈说那是假的乞丐。在日后所有提到乞丐的时刻，我们都会想起这一画面。
我和张小莉一坐上去，光头司机便发动了车子，他的名片夹在车的各个角落，上面用带着弧度的黄色艺术字印着一个容易读出的名字：Yahia!。面包车驶出洞穴，日光再次平铺在全部的视野里，Yahia!摇下车窗，把冷气开到了最大。
我们走进滨海公园，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海边停着一艘巨大的货船，货船的一侧用庞大的英文字符标识着它的名称。不断有人从船上下来，他们围成许多的圆圈，在码头上错落地排开。起先是在歌唱，旋律发烫，后来开始旋转。一个圆圈旋转入另一个圆圈，彼此穿过。最后只剩下影子相叠。货船的汽笛鸣响，令长椅为之一振。乞丐从几十米远处的地方走向泊船的码头，他颤颤巍巍，最终消失在几个圆圈之中。我们盯着货船的舱门，它没有关闭，里面是一片漆黑，偶尔有一些亮光闪过。汽笛再一次响起，这一次整个海岸前被提高了一寸。在这一寸中积压许多的切片、看起来难以独立成章的短暂联系。一个被称作大妈妈的邻居挖走了一手掌的土，放进书包里，斜背着登上了船。在第三声汽笛声过后，我们听见大雾的深处传来汹涌的水声，激烈异常。
我们沿着溪流朝他们所指的方向走去，一路上溪流埋入地面多次。在一处水浅的地带，修着一座木头房子，门口竖着一个标牌，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感到熟悉。一个光着身子的小孩儿摇晃着往房子的台阶上走，他滑倒在门前，哭泣起来。守界人没有扶他，只是轻轻地擦过他的父母以示提醒，之后转了转门锁，确认那依旧是无法进入的。阿光从一个巨大但很浅的山洞里走出来，告诉我们联系到的司机就在这里。他领我们往里，一辆小面包车停在避光的一块地方，星期五和许国强已经在车里。
星期五和阿光在我的两旁站起来，我依旧无法同时看清他们两个。
星期五已经爬上了崖顶，许国强给他卸下了装备。他俩朝我们挥挥手，又往峡谷的深处指，示意我们过去。
九月一日
张小莉从水桶的底部拿出一个比拳头还要小上许多的金字塔来，是乳白色石雕的一个模型，她用衣角将上面的水渍擦干，然后拉开我背包的拉链，将它轻轻放进里面。你还带着日记。张小莉说。我说是的。她说，还有两本书，背着不重吗。我说，那你还往里放东西。张小莉问我，之后是不是要去沙漠。我点头。她说要与我一同去。我告诉她，阿光刚刚联系到一辆车，司机会载我们一路开进沙漠，在帐篷里住上一晚。
机舱
我回头问张小莉，她已经在这儿住了多久。张小莉说记不太清，有一段时间了。溪流里的人多起来，大多在戏水，都挽起裤脚，也袒露上身。还能看见一些透明的守界人，他们稀松地杵在水里，偶尔扶一扶险些滑倒的孩童，其他什么也不做。
返程的飞机上我睡得很沉。醒来时，星期五告诉我他看完了三部电影，而我连续睡了六个小时。我打着哈欠站起身子，撑着椅背环视了一圈机舱，在发现没有任何熟悉的身影后回到座位上。我将舷窗的采光板升起，是一个白天。
红色的岩壁在溪流的上方，星期五挂着一根绳子，攀在十多米高的位置。许国强盘腿坐在顶上，两只鼠妇从他大腿下的石缝里爬出来。
机场
无法判断溪流是从哪里涌出的，它又暗中钻进一条水渠，光线作为霜浮动在表层。水渠是折线，最终停在一棵树下，几块石板围出一个较大的结束。女孩坐在树根进入地面前的最后一段上，我认出那是张小莉。她抱着一个木桶，里面盛着三分之一的水，把峡谷露出的一条窄窄的天倒映在其中。我与她打招呼，她站起来，用两次眨眼的工夫认出了我，先是带着欣慰的笑，接着抬起手指向对面的岩壁。
在这个作为世界上最大中转站的机场里，我们将剩下的外币取整兑换了。还余下一些零钱，星期五去买了两杯当地的石榴汽水（非常可口）。
峡谷
我们坐在候机室旁的餐厅里，周围的喧闹声要比上一次出发时大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星期五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了在旅途结束之后他的打算，包括如何安排剩下的假期，下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和未来数年的规划。我听完默不作声，他也似乎并不期望我作出评论或提出什么建议，只是尝试确认之后时间的大致形状，当然还有界限。他也明白我似乎对这样的行为并不十分感兴趣，但这也无关紧要，至少此时，也包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也无法确定），他都并不需要在意我的思考。
我有些不知所措，焦虑在许国强的脸上挤作一团，安慰是对彼此的消解。冬天在此时安排了风，当下的月份沉入山谷里，埋在果树底下。司机在店门口嚼完一包口香糖，在他招呼我们回车继续上路之前，张小莉又弹了我的胳膊很多下。
机场依旧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见一片巨大的空地，尽管它留给了所有飞机足够的空间，但仍然避免不了天生的拥挤。星期五喝水很快，这点与我大不相同。喝完整整一杯石榴汽水后，他说他要去一趟厕所。起身后他拍拍我，说靠近厕所的地方有一排躺椅，那里应该比较舒服。我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
张小莉抱着双臂来到阳台，她靠近我，用指甲揪起我小臂上的肉，然后轻轻地弹一下。这是她从小就有的习惯，属于完全下意识的动作，只是大学之后逐渐地不再如此。我侧头看她，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紧接着是第二下。在我试图阻止她继续的时候，许国强突然惊恐地啊呀一声。他跑到我旁边，伸出左边手臂说，你看我是不是长了一个脂肪瘤，你摸。他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胳膊上，那地方似乎是有一个硬块。阿光和星期五闻声而来，他们安慰许国强说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是笑着说。
飞机上残存的困意仍没有消失，我尝试计算几个地点的时差，但躺椅的舒适令我很快迷糊起来，也许是打了一个盹，或者是闭眼了几分钟，在我再次清醒时，星期五还没有从厕所里出来。我抬起表看了看，离起飞还有足够的时间。于是我伸一个懒腰躺在张椅子上，把全身的力都卸下，再次独自目睹所有来往的人。
这些都不如山路对面的小摊显眼，那是一张堆满橙子的桌子，无人看守。橙子拥挤在一起，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顶部，但它们明确地勾勒出一个秋季的轮廓。如果退进这家驿站里，尤其是站在阳台上，那么冬天会以一种温度之外的方式迅速到来。通常是一个很难抵达的约定地点，隐匿在比较荒芜的破败建筑群之间。天总是黑得早，少有灯，只有人群聚集处有光亮，而只要稍微远离他们，就立刻置身于陌生之中。声音是从不远处传来的，但相隔了一段，屏障很稳定，光亮也只控制在零星的几处，多了声音就大，再少就容易吞噬理智。这个视力与听力范围的尺度恰好是感受抽离的尺度，而寒冷则是抽离的反作用力，它使你在是否变得一致间犹豫和来回踱步。这不是一间小房子里的焦虑，而是在山崖边一条半身宽的险径上的焦虑。好在有阳台，阳台是安全的。
没有那么明显，但逐渐在加强，我慢慢感受到身下这张躺椅的震动，频率恰当而并不声张。我从椅子上站起，地面也有微微的震动，走得足够轻后就能体会，它们令我想起那间咖啡店里的桌子。我于是触碰起机场里的其他东西，在一瓶罐装肉松之后，我的手掌也震动起来，它带动我的手臂，肩膀，最后是我的全身。这时候，我清晰地体察到其他的所有人也都是如此（震动着），与我相同。
气温下降之后，风也大起来，拔起书中的几页纸。许国强在山崖边折了几架飞机，其中一个撞在对面的峭壁上。他打一个冷战，收回胳膊。星期五与阿光在另外一角摆弄一架望远镜。阳台缩紧了一小步的距离，让我们得以看清山坡上的羊。司机说，明天它们就将被宰杀，作为节日的仪式。再远处是一些古老的城镇遗址，此时已经在逐步梳理自己的裂纹，另外，有果树多次出现，最近的一棵在我的正下方。
于是在这场上天赐予的一致性中，我行走在这座庞大的透明机场里，经过了每一个经过我身旁的行人。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一丝本不应该出现的恐惧—因为我无法得知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或是否会结束。
山路
2017.12
八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