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市
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些山隐隐露出轮廓，李提问我，刚才不断传染的沙子里是否会有曾是属于那些山的几粒。他没有期待我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问题，它延展进许多不透光的洞穴深处。我听出来李提隐隐的焦虑，他目前正面临着又一个濒临“放弃折纸”的时刻。而我们都明白，这一场出行并无益于改变他的处境。
随着响度逐渐膨胀，只有少许声音的棱角能偶尔露出，集市往广场上聚拢，依次驻足，这是它不同于哈利利之处：流动，有出现和消失的端点。我们坐在边缘的餐厅的露天区域，点了一些饮料，暂时置身事外，扮作集市的观众或候补。
原来我们始终沿着边境线移动，有一些沙子透过虚线的空格处在两侧来回跃迁（我又想到了鼠妇），也有的可以看出是在作连续的运动，组合很为涌动的态势。这令我明白虚线的另一个好处：它给予了两侧互相传染的一定空间。这种传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李提看出了我的心思（也许这正是他的安排），他告诉我在折纸的示意图中，虚线总是意味着需要折叠的痕迹，意味着这里有一道折痕等待你来创造，它现在还不存在，但很快就将不可逆地存在下去。李提说他小时候很喜欢做手工，他有一本很厚的折纸书，包罗万象；还有许多的硬纸模型—把不同的区域从每一页上裁下再折叠粘合，就能得到立体的成品。李提可以独自做一整天的模型，直到一年级时，他得到了一本与先前经验所不同的折纸书，封面简约，开本很大，购买时他听到“高级”二字。书里的每一个作品都分为数个“单元”，李提不理解“单元”的意思，这令他惧怕这本书。每一个作品都由一个或几个单元零件的不断重复组成，而其中没有一个是具体的事物，全都是装饰性的，李提对这些倍感陌生。最可怕的是，这本书中出现了不只有实线与虚线，还有其他夹杂不同符号的线条，它们含义复杂，不一而同。如此种种都使得李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放弃了手工。直到认识马大后，他们才一起报名了学校的模型班，重新做上一些车模或者船模。李提说到这里就不再继续，我注意到车子偏离了边境，慢慢朝这一侧的内部驶去。
星期五端回一份塔吉锅，不清楚里面会是什么。张小莉把手搭在我的额头，她说看我脸色不佳。我说这里的味道和声音都太气势汹汹，有些晕是正常的。
李提拍拍我的肩，是在行驶了有一段时间之后。我意识到已经很久未和他挨得如此近，他指指窗外，示意我向下看。
许国强揭开塔吉锅的盖子，蒸汽持续地扑面而来，遮挡视线。我眯起眼睛，感到身子颠簸一下，面前已是一个玩猴的人，可他不只是他，他同时也是我小学时乐队的指挥，指挥领我走进一些帐篷的序列，穿梭于琳琅的小吃之间。说话时他运用一个熟悉的朗读声，我假定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为我介绍所有的食物，它们纷纷被从塔吉锅中揭开，互相重叠，但只是意义上的重叠，并非视觉。
事实上，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在达成某种极致的和谐：首先是饱和度极高的大面积纯色，剔除了任何污点。再者是笔直的线条与无数的直角，它们组成的立方体在无云干扰的日照下叠成令人困惑的平面形。连切割出的阴影也总能找到适宜的端点以令自己像是一个巧合。只有这里的人在破坏这些完美，他们是一些难以挤出的气泡，干扰着既定的构成。和谐、干扰、被干扰的和谐，这三件东西都令我感到不适，马大在这时拉上我们栽进一辆装满面包的车里，它被涂成黄油的颜色，让我发腻。
我慢慢注意到几个帐篷是搭建在一些凹陷的地表上的，朗读声告诉我那也是大象的脚印。有一瞬我怀疑起自己身处的国家，又立刻否定了怀疑。大小不一的鼓从身后滚来，指挥交给我一只鼓槌，但我已经忘记它们该怎样使用。滚奏。玩猴的人在告诉我的同时把我的右手握成一个空心，我见到张小莉在斜对面的帐篷里吹奏黑管，她的身后是窗下的墙壁。塔吉锅中的鸡肉被鼓槌打翻，滚奏始终没有成形。鼓也都被人拾起，铜管乐器的声音从勉强的缝隙中跻身而出，指挥告诉我需要变得更加严肃。他的西装与右肩的猴子极不相称，我将自己藏在一只大鼓的后面，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将红色的乐谱收进书包，一本日记被我摆在最前面，蓝色的封皮上用金色的油漆笔写着“CML”。书包的底部有一些饼干碎屑，还有一袋锡纸包装的牛肉干，它们刚刚也出现在塔吉锅里。猴子跳到大鼓上，捞出那本日记，它另一只手拿着铃鼓，跑出了这片帐篷，我紧随其后，身旁的摊贩都在冷却，指挥演奏长笛，铃鼓声在我的耳边响了一下，日记被扔在一只骆驼的身旁，骆驼的主人掏出一个手机，他将它关机又开机，把它凑近我的耳朵，让我聆听厂标闪过时的短暂声效。
虚线足够轻巧，比实线更易附着，也更易分割沉重而紧密的土地，暂时性地宣告我们抵达一个新的国家—它以一个巨大的画像迎接我们，在醒目的赭石色墙体上绘出一个男人的脸，并不正对它的来客，而是摆出一个随意的角度，但显然是在引起你的注意，这令我有一些反感，它的分寸把握得太好。
我低头发现自己正站在又一个大象踩出的凹陷里，李提向老板买了一瓶精油。他把精油藏在口袋里，拽我回了餐厅。塔吉锅里的食物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阿光说是留给我的。星期五拿着一根牙签在剔牙，他的边缘与周围剥离了一些，现在只用简单的几秒就可以看清他，如果心中随便默念一个数字就更加容易。
是一长条虚线，越过它时，我低头看见一只鼠妇。你们是否也发现了，虫子都有一个特点：只要你盯着它们足够久，总会目睹一次两到三个身位的瞬移（往往是后退）。它们一晃，颤一下，再接着走，像是重新读取一次检查点。
我感到自己的胃有些难受，悄悄告诉了张小莉，她于是提议回旅馆。我说不用。她就去点了一杯热水来。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我和张小莉在一个大礼堂的外面透气，里面的舞台上是同学的弦乐四重奏。我们在阶梯上坐了整首卡农的时间，面前有一个草坪，一个穿蓝色大褂的人拿着水管在浇水。
边境
我问张小莉是否记得王伯，张小莉摇头。我于是意识到张小莉确实未曾见过王伯。几滴水溅到我身上。紧接着张小莉又说她想起来了，说我曾和她讲过小时候王伯的事，是在一个下午的两点多。不远处的那个工人关了水管，离开草坪，走到一块印着这所学校校训的大石块后面。张小莉和我开玩笑说他是去撒尿了。
八月二十七日
哈哈哈哈。
老发最后一个吃完，向旅店的前台要了几张纸巾擦手。他在晚一些的时候离开，搓着手，说试着去找找相机，也许能找到。由于刚迎来周末，能从窗口看见今晚的路上更加明亮，所以我想也并非没有可能。
我站起来，发现裤子沾了水湿湿地贴在屁股上。马大出来抽烟，他问我们是否在谈恋爱，我摇头。我叫上张小莉返回礼堂，台上的节目已经进行到了下一个，我们需要继续催场的任务。
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走出图书馆，几乎是在海平面与太阳相切时，期间马大很不自在。老发与张小莉和许国强走在后面，他们买了三支海边小车上硕大的冰淇淋。
泳池
星期五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中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这本书的确枯燥、事无巨细，因为它不做停歇地记载了作者发现的所有东西。有必要一提的是这种记载方式，似乎是唯一一种与思维同速的符号系统，好比以光速扔出一枚硬币的同时判断正反。另外，其实是有一个故事贯穿其间的，但完全被掩埋在无关的旁物里了，从而微不足道。李提说，它在以后会被解读，但不是现在。星期五点头，致以欣赏的目光。
薄荷茶装在一只精致的银质茶壶中，我突然感到对这种金属的陌生（气质方面）。尽管马大和张小莉都连连称赞，可我却不太敢喝，因为我的胃仍然感到不适。这家旅馆也有一种浓郁的香精气味，我从小对这些味道过敏，这加重了我的恶心。
星期五带我们挤进人群，见识到一个边长两米的立方体。是一个展柜，表面用磨砂的纹路阻碍了视线，必须用窥视的视角才能看清里面。几个角落上都有不同的感应设备，从电子显示上看是一些类似于温度和湿度的指标。星期五把人群疏散开（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令我们身处一片空旷。他掏出一把钥匙，插进立方体一条棱的中点，展柜于是打开。一本已经蓬松的书被摆在一根立柱上，它没有封面，每一页都有密密麻麻的符号。我无法读懂，但我认出这与那间墓室（我与阿光相遇的地方）中的图案是一致的，可惜颜色已经褪去大半。马大说，这是一部自传。我问他，你能看懂？马大摇摇头，说他是听人讲的故事。阿光用手轻轻碰了其中的一页，星期五没有阻止，书页脱落下来。马大拾起它说，它先是在讲作者自己的故事，慢慢写到了别人，后来成为一部日记，也可以说是辞典，针对所有个别事物的辞典，枯燥，事无巨细。作者钟情于记录无关的东西，他去世前，叫朋友把书稿的每一个字都单独写在一片树叶上，雇来几十个人在一片广场上把所有的叶子扫来扫去，有些还被风吹走了。一周后，他们将树叶一片一片捡起，按照捡起的顺序重新誊写每片上的字，就完成了这本书。李提说，这个故事编得太无聊，放在现在，用电脑可以轻松做到，写一本书，再打乱它，这像是一个概念论证的游戏。阿光点点头，说这显然不对。星期五一直沉默，他把马大手中的那一页抽过来，插回了书中。这些书页没有它看起来的那么脆弱，尽管整本书已经比原有的厚度多出了几倍，有些像我曾制作的一本剪贴簿，将一本软面抄撑到了它的极限，但这本书的材质明显不同寻常，令它由于时间不断增长而依旧牢靠。人群渐渐回来，星期五关上展柜，一切恢复如初，除了我不清楚星期五是否将那一页插回了正确的位置。我们退出人群，期间听见一个人在讲述马大刚才讲述的故事。
旅馆的大门是一扇布满铆钉的木门，每一颗都在用力使这块木板变得肯定。我们坐在中庭的长椅上，中央有一片很小的泳池，大约只有六七平米。池壁与池底都贴满了宝蓝色的马赛克砖，水面与边缘持平，看不出任何的落差，漂浮着一些树叶和枝条，应该很少有人下水。
进入博物馆，与首都的那座仓库相比，这里要精致得多，事实上这座图书馆与这个国家的气质相距甚远，显得过于透明和安全，更像未来而非过去。在第一个展区与第二个展区的中间，是一个课外教学的站点，在一张长桌旁围坐着七八个学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他们讲解一个瓮。我看见三个女孩坐在靠内的一侧，她们朝我笑，晃了晃手中的水笔，我用手肘提示老发，他也向她们打了个招呼。我乘机问老发，还记不记得他的那台 DV。老发没有回答我，他沉默一会儿，咂了下嘴，说他还是没想通刚才他是怎么丢了那台相机。我就不再做声。
如果仔细看，可以发现天台的花草倒影。天光勉强还能支撑一会儿视线，我回想起下午的集市，许多的人都不只寄居在一个自己里，他们同时是许多既有印象的混合，不可以被捋清。如同倒影难以从水中提取，倒影与倒影也无法分离。李提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精油，滴出两滴抹在手背，放在鼻子前闻。没什么特别的，不冲。他说，也最终不屑于说。马大陪他从狭窄的楼梯往天台上去。星期五哼着一首小曲，他用忽而急切的气息声来表达对某一段落的喜爱。在照度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是容易与周遭混淆，我担心他染上过多的香精气味，于是给他递去一支烟。星期五接过烟，也放在鼻子前闻。
图书馆的地下是数个艺术画廊与博物馆，许多当地的学生队伍穿梭其间。马大同我说起我们初识的那一次春游。在马大的叙述中，我与张小莉那天格外亲密，以至于他误以为我们处于恋爱之中，他说，那天离清明节不远，天色发灰，我拿着一个 DV，一路上都在记录一些无聊的画面。张小莉始终在我身边，哼着一首卡农，我们去乘跳楼机，张小莉在下面等，她穿一件帽衫，我全程都没有尖叫。我告诉马大他记错了，他说的是初中的一次春游，拿着 DV 的也不是我，是老发，DV 是红色的，两千块。马大坚持他没有记错，他说他记得录像画面上的日期，明明白白标出了年份，我们还穿着校服，一定是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的印象里，马大极少提取记忆，很难判断这令他更善于回忆还是更容易混淆，于是我不再与他争论这一点。
上了楼的人从天台透过一堆植物向下张望，马大朝水池里丢下一块重物。看不清是什么。它打开一片涟漪，吸收了所有剩下的光，留下一些琐碎的声音在相隔不远的地方逐个发生，轻微标注出几处分界来。
我们涉入书架之间，李提捞出一本大部头，翻开，又放回去。可惜了，都是外文。他说。我想起方才见到的图书馆外墙，建造者挂上了各个文明的文字符号样本，这些符号的集合又宣告着一个新的简陋而直截了当的概念，没有人能完全认识它们，但并不妨碍他们共同到达这一理解。这显然是一种讽刺，阿光说，这是对弱点的炫耀。
八月二十八日
新图书馆建立在古图书馆的遗址上。那个毁于两把火的著名建筑，这是戏剧性的说法，我更愿意相信它是自己风化了，逐渐变得一击即碎（想象沙块）、不均匀、怯场，就像古老的自然博物馆—看起来远比它大厅里巨大的马门溪龙化石更为苍老（当然福尔马林中的鱼要再严重些），这是人造事物的通病，它令时间显影，人们再收获它们，作为标本或刻度，也有把这种痕迹作为另一种崇拜对象的。较不同的是，对于这座海边的图书馆，人们不提新或古，不以之冠名，他们将它们互相作为对方的意义和象征。当我置身于这个观景台时，体味到了这层怪诞的勾连，不过点点头，嗯两声，很快就消化了这一点。
房间
观景台借由入口区域的惯性存在，消解了一部分它于图书馆的荒谬性。透过玻璃看到下方，是广袤的阅览区，像梯田一瀑而下，顶上窗子的斜度据说是对黄昏的戏仿，它们同大多数的惊人结构一样都通过复制自身以达到宏伟。
我确实病了，醒来时我就立刻意识到这一点。张小莉于是说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她把额头贴住我的额头，说，已经发烧了。这是张小莉一直用的方式，我觉得巧妙极了。窦老师也曾这么做，也许张小莉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在涂涂人的雨林里，她记下来了那个仪式并灵活运用。
图书馆
阿光靠在两扇窗户的中间，阴影使他看起来像一块存在已久的大洲，但尚待勘探。
没人看见老发从哪里爬上了所剩不多的一段围墙，是李提指给我看，许国强和马大已经走过去。老发面朝外蹲在墙上，他拿着帽子，脚并不稳，但足以维系一小段归程。围墙的另一边可以是海岸的礁石，也可以是悬空教堂的后院，这取决于我们何时进入这里。但老发从墙上纵身而下，却落在一小片新长出的土地上。一些灰尘扬起来，面临落下或是游走的选择，吟诵声短暂地停止，像一个错愕，又很快恢复，也许是从头开始。老发落地后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墙头的海风要求他歪一点儿脖子让它通过，但还是有刺痛的刮感，没那么湿润。第二句是，找一家中餐馆，他想吃些牛肉，最好还能有粉。
我能看见他的眼睛，阿光盯着我的窄床，他直愣的目光将他与床之间距离明确地标记出来，几乎是拧出一道线。阿光想（我能知道），他的头顶，他所去过的高矮河堤，我生病的可能原因，这张床的实际宽度。他继而沿着这张床进一步思索下去，它的尾部，垂下的被子，白色，看起来不薄的厚度，扯盖它时发出的摩擦声，他忽而觉得被子多了，不是这一件，也不是这间房子里的，而是所有的被子，所有的棉被、羽绒被、空调被、蚕丝被，也涉及到被套，材质、花纹、曝晒过后的气味，油污附着的方式，被尿液浸染的痕迹。又有多少被整理，有多少被复合使用，被子过多，我（阿光）却不了解任何一条被子，也无从了解。但我（依旧是阿光）很快否定了这一点，当我（他，不必再说）指出所有上述对于被子的描述时，似乎已经对它们有了某种念想。我记起很小的时候，我曾尿湿过一床薄被，在我的印象中它始终有一块被尿湿后的污渍，其实根本没有。那之后，我从来不盖那床被子，时至今日，我已然接受了它，但拿到它时仍会有一丝迟疑。几个夏天之前，我下意识地检查了上面的污渍，当我将它打开之时，我意识到对它的陌生：并非出于我未曾看过它的全貌，而是一种极难打破的屏障—它与我毫无瓜葛。作为这样一件“物品”，它的花纹与颜色令我费解，淡橙色，一些折线与圆点，它们毫无理由成为这样，当然也毫无理由不成为这样；我也对它的所谓功能感到陌生，它究竟为何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它本身又怎么能被我使用呢？我又从何时开始与它产生联系，还有我与其他的被子的联系，被子出现在我眼前，而我不再理解它的所有性状，也不再试图给予它任何功能。它在我的眼前如此独立而令我难以与它有一丝一毫的互动，如果我此刻试想去触碰它—
我们沿着海边朝醒目的堡垒走去，星期五还在回味刚才的海鲜，他带领他边缘的一点空气一同浑浊，很难在确切的某一瞬间看清他，需要综合前后几秒的视角和局部，并且还散发着一股新鲜的腥气。他问老发讨来一根卡斯特，张小莉走到我的另一边，她不喜欢烟味。其实这种烟有一种淡淡的奶香，我记得最早是在高中时我父亲偶然带回了一条，那之后我就常把它推荐给我的朋友。星期五把吐出的烟借由海风送去小莉的反向，贴近我的耳朵说了三个字：C、M、L。我为之一振，他得意地笑笑，就快步向前。几个孩子把我和张小莉围起来，他们牵着许多气球，一个二十块。初二的张小莉曾经买来十多个气球，一一解开把气泄了，她称之为放生空气。我告诉她，里面的气体本来就在慢慢漏出来。她说，少废话，你也去买几个来。我当然没有那么做，但此时我买下了一只二十块的气球，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罢休。然而更多的小孩围了过来，他们共同背负着一个月台，凑到一块儿，再编织出人流，稀疏到密集，我坐在一条自动售货机旁的长椅上，从火车上下来几个目光炯炯的男孩，他们以他们的语言解读我，再告诉我他们的结论，我无法听懂任何一点，一瞬间我尝试掏出一盒烟散给他们，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并不好，他们重复着一些我难以理解的单词，并善意地将它们拆开拖长好让我听清，每当我茫然，他们就笑，每次更快。张小莉用她自己发明的语言回击他们，那是一些无意义的音节，临时组接成句，嵌进不同的抑扬顿挫里。我们在儿时常如此对话，后来我曾怀疑那是妥瑞氏症的表现。火车里响起铃铛的声音，所有的孩子都奔跑回车门。身旁的贩卖机落下一瓶冰镇的矿泉水，老发抹了下左眼，把烟头弹走。我做出一个梦中出现的动作，低头，看见一个齿轮图案在双脚间旋转，发亮，声音越来越响，站台随之瓦解，烟头在一个透明塑料盒内制造白色的雾气，又点燃一个小孔，有微弱的刺啦声，火星常与水花的触感相同，巨大的浪拍下，在我们踏入堡垒的时候，一个臂膀发红的人钓起了一条不大不小的鱼。其实我们早在离开博物馆的那天下午就看见了堡垒，它先是欠身，随后又躲在教堂的后面，并非完全不可见，但至少它把入口藏匿了。当下它则显得稳重，应该是做好了准备。回廊平稳地旋转，给任何方向的人一个助力，吟诵声不知是从何时响起的，没有任何形状，比哈利利清真寺里的传得更远，也更没有目的，它不为堡垒或是海港的任何一处营造任何短暂存在的氛围，比海风更软和，又比浪花更浓缩。众多的僧侣在堡垒已坍塌过半的露天祭台上围成一个圆圈走动，从嘴型无法判断吟诵是否来自他们。阿光在一旁默念，张小莉走进僧侣里。星期五有些微的波动，难以捕捉而模糊的身形在吟诵经过时小小地涣散但很快变得更韧。
阿光前倾身子，碰了一下我的被角。星期五问他怎么了，他摆摆手没说话。张小莉让许国强去打一壶热水来，自己则去楼下点了几份清淡的早餐，几分钟后她端来几片面包和一个煎蛋。我所吃过最好吃的煎蛋，是高中时与马大结伴出游的一次，一个热带小城，煎蛋须要用柔软形容。那是最好的一种食物，吃完一盘之后并没有想再吃一盘的欲望，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满足，也不存在满足后的失落，它不要求挤出一方空白来换取定量的愉悦，只是纯粹的美味和饱腹感。
钓鱼的人甩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勾起浪，俯冲进他所站的一小片防浪块里。许国强问，这么大的浪，也能钓到鱼？李提指了指海堤的尽头，那里有更多的垂钓者。许国强说，鱼肯定咬不住钩。李提想反驳他，却找不出词汇，他同时也明白无法用钓鱼的人数回答许国强的问题，而目前他还没有说出什么直接反驳许国强的话，可以及时收手，因为他知道自己预设了反驳许国强的立场，可李提没有停，他做不到憋住他的微小冲动，在一种复杂却欠思考的情况下，他对许国强说：你怎么知道？许国强没有回应，他木讷地盯着几个垂钓的人，兴许真的在逼近鱼咬钩的瞬间。许国强像一个傻子，这令李提陷入一种羞愧与愤怒，这两者其实也常常绑定，他排出一口气，说：傻子。
后来，我总是念叨再去一次，马大却说他不敢。他说这是他的老毛病，难以将某些特定的时刻重复。由于这份煎蛋存在于那一趟旅途之中，他就无法接受再度经历一次那样的旅途。这不是旅途的错误，他其实十分喜爱它，可越是对某一次（或某一段时期内）经历的喜爱，他就越不敢在时过境迁后再度涉及。这不是出于对重复的恐惧，而是出于对回溯的恐惧，据马大说，当他起了这样的念头，在设想起将某个事物从头再来一次时，脑海中的画面便会令他不安，那些画面往往是极为纯粹的那些事物本身：比如旅途中的一条街道（但总是缺乏行人的），抑或是某一部影视剧的第一集（在知道了后续的所有情节和结局之后），还有独自前往曾和他人同时待过的某个地方，这些都会使他心慌不已。我曾通过最后一个例子怀疑这是由于孤独感作祟，但马大坚持否认，声称“独自”只是加重了回溯的可怕程度，而可怕本身还是由回溯带来的，不然无法解释连重读一篇文章也会带来等量的不安。
堡垒
我简单地吃下早餐，煎蛋并不很清淡，但合我的胃口。张小莉给我灌下一大杯热水，又拿出一些我没见过的药让我吃。她说我是水土不服了，而我认为是不慎流失掉一些单元。我最后吃下的药是一勺褐色的粉末，张小莉让我直接吞下，再用水送进胃里。那应该就是某种填充物，我想象它遇水后膨胀发酵，兴许能起些作用。
房里，张小莉从床上捡起一支玫瑰，她把它收进箱子，又从我的包里拿出一个极小的金字塔模型摆在桌上。我将阳台的门开启，巨大的海风把屋子清洗一遍之后退回了不远的港口。一只袜子从我面前落下，应该来自楼上。星期五从洗手间出来，他说他喜欢这间屋子，还说想吃些海鲜。
乐园
电梯是老式的，铁栅栏门需要手动关合，一名女服务员给我们引路。上升的过程中，她问我们为何而来，接下来去哪儿，要待多久。我们一一作答。张小莉选择了一间能看见海的房间，回到前台办完手续后，那位服务员再次领我们坐电梯。她以同样的语气问我们为何而来，接下来去哪儿，要待多久。我们又一一作答。回答里掺杂着一种勾引她发现这种重复的意味，然而她依旧保持了节奏和反应的完全一致，甚至是眼神的方位，每一个节点都如出一辙。这家店里的人都喜欢复制。阿光说。我们大笑。
很大的风把地面卷起，降落在我与许国强的身后。前方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游乐园，半米高的围墙勾出一个长条状，大门开在短边的中间，从大门进去只有一条笔直的道路通向底边，两旁各是一列游乐设施，也一气排到底，尽头是一座过山车，与底边齐宽，入口处是一个卖气球的小摊，但无人看管。除此之外，乐园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没有植物，没有餐厅，没有区域的划分，也没有任何主题的装饰。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没有上漆，钢铁赤裸地互相连接和支撑，锈也不存在。这些项目没有名字，只有编号，标在每个入口处。从一号依次玩到了三十二号，我们一直没有尖叫或欢笑，保持沉默是这里的规矩。最后的三十三号是那座过山车，在爬升时，一切变得重起来，黄土在远处慢慢沉落，嗡嗡声越来越响。我们俯冲下轨道，然后转了数个圈，我感到自己被剥离，胸口被水碾过。在驶过最后一个弯道后，车开始减速，许国强脸色惨白，我终于号啕大哭，直至醒来。
酒店所剩的房间不多，经理提议让我们上楼看房后再决定。
花园
马大和许国强研究起大堂的墙砖，经理说这座酒店经历过一次搬迁，老板坚持使用同样的结构和材料，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原来的每一块砖都拆解、编号后运到这里，再依次组装，最终形成如今的样子。我想起老发曾说要复制曲阳图书馆的事，他甚至找来了专业的电影置景团队。一个叫索哥的道具师，那天下午拖来一车灰色的地板，说是一个剧组用剩下的，正好符合老发的要求。索哥拿出砂纸打磨地板，并告诉老发这叫“做旧”。老发当即放弃了复制曲图的计划。这是赝品。他对索哥如此说。
由于我的病，大家无法前往花园，它因此也停顿。然而，无法前往并不意味着不可抵达。花园只是花园，不是属于马拉喀什的花园，不可用量词，难以加上定语。它更像是一个操场边的傍晚，空与满在一瞬间里的交替，这个交替就是花园。十一月时花园常常过曝，它失去一些细节，却使肉眼能看见更多事，它们从整块呲了的白色中缓慢显出，模糊，是越过藩篱而来，更接近本质。
老发睁开眼睛，四下看看，突然直起来：我的相机呢？我们翻遍货箱，一无所获。许国强把老发压着的垫子掀起来，底下有一个洞。老发说，不对，洞太小了。李提却说，不，刚刚好。老发说，你都不知道我带了哪个。李提说，我知道，我刚刚从后视镜看到你在窗口拍照，真的刚刚好，就是从这儿掉的。老发不响，呼吸声变得冗长。司机从软管探出头来，催促我们下车。我看见老发握了拳头，把指缝间的空当慢慢地挤出，直到推开车门，才又让附近一圈的氧气统领了他的整个身子，他明显地调整了自己肺里的钟摆，否则左脚落地时不会滞后那么几帧。
几个月的时间在花园里不过是从一株植物到另一株的距离，或者多走几株也有可能。雨季时，路很难走，要身负许多堵墙，它们被浸湿，但不易被拆毁。星期五领我到花园里两条花坛间的一处平台，它被围起来，用红色的砖覆盖，有时候中间也出现一根旗杆。鉴于停顿的前提，我可以拨转整张地图。马大在花坛后的一间小屋子里，那间屋子联通着这边与另一边的楼群，它的门开得很矮，所以有密室的味道。那实际是一间广播室，马大端坐在播音台前，翻阅我的日记，它似乎刚刚从大地里被解救，蓝色的封面上全是湿泥，而细沙布满每一页的缝隙。
到酒店时，我们险些把老发落在车上。他在一个角落睡着了，是张小莉想起了他。
我凑上前，看见那里写的是初中时回忆小学的事。字迹介于潦草和端正之间，但每一笔都很用力，摸上去一棱一棱，像是刻上去的：
老发一路上都在拍照，此前他从未这么做，我甚至不知道他带了相机。天空中也第一次出现云，大概是由于这是一座海港。李提同司机攀谈，讨论车里的装潢。这辆车由卡车改装，一条直径半米的软管联通了驾驶室与货箱，可以爬行。货箱有许多窗户，在车尾处还有一小片露天的区域，阿光就站在那儿。马大在软管里爬来爬去，他从小就想拥有一辆房车，但我估计软管的创意连他也不曾想过。马大靠着管壁坐下，随着软管颠簸摇晃，他用食指在面前的管壁上左右滑动，我猜他在想象一些全息的屏幕。
在乐队里我是打小鼓的，我搬着鼓在走，那个女孩穿着粉色灰色的长毛衣，从我身边路过。她吹长笛，从我身边路过，她问我，需要帮忙吗？我与她并排走，她的毛衣粉色在灰色中间，如果一定要说一个颜色，应该是粉色，她的嘴唇也是粉色的，她扎着马尾，眼睛是笑的，我当时应该穿着非常可笑的演出服，但我想，我穿着她也应该穿着，也或者，她就是全团那个唯一没有穿演出服的人，她从我身后走出来，与我平行，我知道我不是第一次看见她，但这是我记忆中回想起她的美的时候的第一段。她应该帮我搬了鼓，是鼓架而不是鼓面，我红色封皮的谱子在我这里。当我想起管乐队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也是这个画面，那可能是发生在一个类似马戏场入口旁的花坛边，我们刚下校车，我们要去演出，也许是在一个圆形的教室内排练伊克兰布序曲，那里有哈哈镜。那天，另外一个女孩问我，不，是告诉我，她自己是十二月出生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一点。伊克兰布序曲很好听，我至今仍能回忆起这段开头的旋律，和我的敲法。那个十二月出生的女孩，我们叫她黑皮，她挺黑的。她负责跳舞，她不喜欢我们叫她黑皮，我坐在校车靠窗的单坐，她和另一些跳舞的坐在走道的另一边的双人座，我叫她黑皮，她叫我瘦猴子。后来我们下车，那个灰色粉红色毛衣的女孩就走出来。后面我就记得黑皮，记得她说她在十二月出生。还有我们在一个狭长的房间里排练，屋顶有斜度。后来我们在一个明亮的二楼演出，那里墙和门刷的漆的颜色和后来的奖状是一样的。一段时间后我们都拿到了一份复印的奖状，因为真的奖状只有一张，留在学校。之后的日子，也许在那之前就开始了，我总是在排练的时候注意那个灰色粉色毛衣的女孩，黑皮有时候总爱做一些挑逗的事情，但是那个女孩总是很美，我不能说她的名字，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也不能编一个，因为编的名字不能配得上，真名我不愿意说，所以之后叫她粉毛衣女孩。我会看她，我记得在暑假里的一次排练，她穿着红白色的运动服或者 T 恤，端着长笛在排练场走，因为我们在做行进间演奏的训练，我看着她，很好看，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我不能确定。我们平时都在地下食堂吃饭，她坐在我集合整队时旁边区域第四排最靠外的一个，我每次路过她时她都会骂我一句，当然是开玩笑的，我忘记她每天的用词是变化的还是固定的了，我也忘了我是否会回她一句男人婆。可能我搞混了，但这时我们已经熟识。这里还要说到另一位女生，我也非常喜欢她，她和粉毛衣同班，她坐在另一排，每次我都会看向粉毛衣，也会看向她，顺序忘了。她吹黑管。我们不是在排练中认识的，而是在升旗的时候，金色的升旗台，有很多高光。她和另一个女孩负责收国旗，另一个女孩是第一个吸引我的，她符合幼稚的审美，像一个洋娃娃，而我的朋友认为她不好看，我先喜欢她，后来我才也喜欢吹黑管的女孩。这两个女孩，还有黑皮和粉毛衣，我很爱她们。
背景慢慢饱和，面孔不再轮流出现，都独自成立了。其中有几个令我印象深刻，我预计他们会成为一些重要但细碎的记忆道具，日后将被摆放进不同场景，营造出一些决定性瞬间，甚至成为个人史某一卷的封面。
马大将播音台的旋钮拧开，音响里溢出刺耳的高频声，他挪挪话筒，把声音消去，做出要读我日记的样子，我并未阻止。星期五在这间屋子所通向的另一边，张小莉四处寻找着他，像一个母亲寻找孩子。许国强在更高的楼上，从窗台伸出双臂，做出飞行的姿态。他们三个处在多云天的开发区里，把每一栋新楼里里外外地数上一遍。
新的城市在溢进火车站前被拦住，遗留的明朗逐渐镇定下来，把燥热压成低音，之后变得像凌乱的国际象棋。出了站，李提扶正路边的一个棋子，说这是接我们的车。阿光最后一个上来，他说出于日光，可以与我们同行。
马大读出我日记的第一句话，无数藏在花丛里的喇叭都开始播放。所有的植物打了一个哆嗦，我夺过我的日记，关上了屋子的两扇门，防止余音漏出去。马大叹了口气，从广播台边离开，四周打望这个狭小的房间。它堆放着许多沾满灰尘的器材，总是令人感到熟悉但无法记住。
旅店
马大抽出一个毽子，在我面前踢起来，一个接着一个。我从来学不会这项运动，他于是有些得意地笑，露出了曾经故意熏黄的两排牙齿。
八月二十六日
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