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告诉我。”陈千里注视着老方。
“你知道那位同志是谁？”
老方转过头来：“那是浩瀚同志。”
“什么人这么重要，让你冒这么大风险？”
陈千里当然知道，虽然这只是一个工作化名。
“普恩济世路向东再有一小段就到头了，前面是小浜湾，弄堂是通的，从里面可以一直走到隔壁圣母院路。我就朝东跑，一边跑一边开枪，然后在小浜湾里把枪扔了。他们没有追上我。我等了很久才绕回去，弄了一顶帽子戴到头上，到那家包子铺附近打听，据说那帮便衣没有抓到什么人。”
“上级原先指示，让我与浩瀚同志接头，安排好隐蔽住所，等待通知。前几天中央绝密机关有人叛变，浩瀚同志不得不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我就问上级，既然那么危险，为什么不赶紧让浩瀚同志转移，反而要让我与他接头？我这里也并不安全呀。上级就说，等明天开完会你就知道了，‘老开’会告诉你怎么办。”
“我必须做点什么，向那位同志发出警报。东边马路上有个人靠在梧桐树干上抽烟，就是刚刚说的那种看着形迹可疑的闲人。我靠近他，跟他借火，趁他不备，伸手拍了拍他的衣服，果然衣服底下有手枪，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就给了他一拳，拔出那支枪朝天开了几枪。
“你是什么时候通知大家开会的？”
“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了，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
“前一天下午开始，一个一个分别接头，跑了整整一下午，到晚上才把十个人全部通知到，加上我，加上‘老开’，一共十二个人。具体人选也让我决定，临时召集，只说是有重要任务。抓了六个，逃出来五个。逃出来那五个我都认识，所以‘老开’一定被捕了。”
老方犹豫了一下：“开会前一天晚上，上级派人通知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六点，到兰心戏院斜对面，普恩济世路口一家包子铺，与一位同志接头。包子铺早上开门后，就把门板横在外面，吃早点的人可以拿它当桌子，那位同志到时候会坐在那里。
“地点是你安排的？”
“你是召集人，怎么迟到了？”
“是的，那是个新地点，我们刚弄到手还没有—”
“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迟到了。我赶到菜场附近时，看见巡捕房的警车，后来又遇见从会场逃出来的崔文泰。”
门外间或有人路过，他们就停下交谈，像两个有些不耐烦的客人，一个掰着手指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另一个不停地把两条腿换着叠来叠去。
陈千里站起来走到门边朝外观察了一下，回身拿起旁边凳子上叠着的一条白围布，把它套在自己身上，坐了下去：“还是不能大意。那天开会你没去？”
老方想了想，郑重其事地说：“我愿意接受组织调查。”他从棉袄里掏出一封信，递给陈千里。
“来这里理发的都是附近弄堂里的居民。”老方小声说了一句。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决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摄卫。妹凌等。
店门外，老方的儿子拦住了附近常来理发的熟客：“太忙了，店里两个客人刚坐下，你过会儿来吧。”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
“他想参加工作，想做大事。”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骰子事已暴露，有内奸。
“他好像有点不太乐意？”陈千里望着房门，门缝忽明忽暗。
“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
少顷，他又补了一句：“敌人掌握了大部分地点，我住的地方也被他们包围，我逃了出来。这里从来没有做过联络点，被捕的人也不知道这里。”
“是凌汶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位置和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
“这里没有问题。那是我儿子。”老方指了指门外。
“骰子是什么？”
“这里—你觉得不放心？”陈千里轻轻地问。
“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骰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骰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办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骰子。”
老方躺回椅子，又把变凉的毛巾盖回脸上，露出两只眼睛盯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这镜子想必是要等剃完头后，才递给客人的。陈千里顺着老方的视线，也看了看镜子。镜子挂得很巧，略微侧了侧，正好对着店门旁那扇窗户，透过窗户，就能看见外面的动静。
“骰子有谁知道？”
剃头师傅拎着烧水壶，站到店门外，门旁有个炉子专门烧热水。他关上了店门，现在店里只有他们两人。
“这件事情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骰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骰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汶。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骰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
他说他是老方。
“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
正说着，剃头师傅过去关上了店门。修面客人一把拽下变凉的毛巾，朝陈千里转过脸—
“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一三七和一三八信箱，一三八正好在一三七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一三七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一三八信箱的人。”
“古董生意，不讲时令。哪儿有好玩意，就得往哪儿赶。”
“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
“年关将近，这大冷天倒还有生意？”
“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
“做生意。”
“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
“快过年了，您是来看亲戚？”
“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汶，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
“从青岛坐船刚到上海。”
“梁士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传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
一位客人脸上蒙着热毛巾，躺在放倒椅背的理发椅上。剃头师傅二十多岁，手里拿着剃刀，正准备给他修面。见又有客人进来，他伸着剃刀指指边上另一张椅子，陈千里坐了下来。店铺里忽然安静下来，三个人谁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修面的客人从热毛巾下开口说话：“这位先生不是本地人吧？”
“卫达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
陈千里从人群中穿过，走进了马路对面的弄堂，找到了那家剃头铺。
“易君年同志，民国十八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他在广州就一直做情报工作，秘密斗争工作经验丰富，有好多次他抢在敌人行动前报信，是个可靠的同志。
陈千里在北四川路桥前下了电车，过桥沿苏州河堤转向西去，绕着邮政大楼回到北四川路，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有尾随的人，然后沿路朝北走去。这一带是他曾经常来的地方，公益坊里的水沫书店、辛垦书店不知道是否还开着，鲁迅、冯雪峰、陈赓也曾在此参加《前哨》杂志的活动。公益坊广东人聚集，西北面的扆虹园，是中山先生数次到过的地方，这会儿门前一组新人和亲朋好友正在准备文明婚礼。
“田非，在菜场楼上那家图书馆工作，开会的地方就是他找的。我仔细想过，他会不会有问题，但我想不出有什么迹象。”
按照这位访客的指示，他来到上海。轮船在吴淞口停了一个晚上，上午退潮后领航员登船，租界的外国警察也随同一起上船。巡捕盘问了他，把他登记成做古董生意的商人。下船后他让黄包车夫把自己拉到申新旅社，安顿好之后，立即来接头地点找老方。
老方似乎激动起来，不停掐着手指关节：“他们都是可靠的同志，虽然职业不同，有些同志缺乏经验，但我没法怀疑他们对党的忠诚。”
陈千里认为这样的推断并不十分严密。
“我们不是在怀疑，而是要考察他们。”陈千里纠正老方。
“如果老方有问题，敌人抓捕的时间会更早，范围会更大。组织上目前还没有这样考虑。”
“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凌汶的丈夫，都牺牲了。陈千元和董慧文是一对恋人，两个人都充满热情—”老方忽然抬头看了看陈千里，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看见他的眼睛闪了一闪。怎么那么巧？
“那个老方似乎存在疑点？”
“陈千元是你什么人？”
“上级等着你的判断。”
“是我弟弟。”陈千里脑海里闪过陈千元从前的样子，“我们也快三年没见了。所有这些人，包括陈千元，我更想了解的是他们之前的经历。历史—”他望着镜子中的老方，“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
“这些人里面，上级认为有谁可以信任？”
“白区工作没法为同志建立档案。”老方觉得组织上派来的这位同志，目光锐利，考虑问题却有点教条繁琐，“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线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
“菜场十分混乱，事发突然，部分同志混进人群逃了出来。”
“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
“所有人都在开会的地方，为什么特务只抓去了六个人？”
“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两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老方补充道，“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除了‘老开’，那个时候只有上海地下党负责同志方云平了解情况。参加小组的人只是收到会议通知。原本上级让老方也加入行动小组，作为小组负责人，配合‘老开’完成任务。但是有消息说，他那天没有去开会。”
“具体说说。”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召集行动小组之前，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
“时间十分紧迫。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执行的任务，是中央绝密计划的一部分，参加人员是考虑到执行任务可能遇到的情况，由组织上从各个不同行业的人员中紧急挑选的，一时间也很难重新组织这样一支队伍。况且‘老开’已经与他们见面。上级派你过去，就是希望你能够对地下组织被渗透的范围，作一个精确判断，争取尽快肃清内奸，同时帮助‘老开’完成任务。”
“是这样—”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
“既然有内奸，为什么不另外组建行动小组，重新布置任务？”
“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传安担保梁士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
陈千里刚刚就想过这个问题：严格地说，如果党的地下组织遭到敌人渗透破坏，那么这部分系统就应该冻结起来，暂时不能启用。
“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
“上级从内线得到情报，有一个代号叫‘西施’的特务，很可能潜伏在我们内部。情报来源并不了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混进了党组织。特工总部得意扬扬，吹嘘他们的‘剿共’成果，才使这个消息漏了出来。上级情报部门作了分析，感觉这个‘西施’，有时候像一个长期潜伏的特务，有时候却又像是个新近投敌的叛徒。”
“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士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这两年，南京那个特工总部似乎找到了一点窍门，据说他们因为频繁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这两年特务机构得到了很大扩充，眼下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老方忧虑地说道：“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是这几天特务到处找我，租界铁门上贴着画像，我白天不能到处跑。为了确保组织安全，我切断了大部分工作关系，一直在等你。”
客人端起茶杯，焐着手心：“组织上也有相同判断。最近在上海，不断有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获。特务甚至冲进了党中央绝密机关，有证据证实有人被捕叛变。
“一面交保释放，一面又在抓你，敌人这是想做什么？”
陈千里望着舷窗外夜色中的港口：“上海小组在秘密会议现场被捕，说明地下党组织很可能被渗透。我需要了解更多情况。”
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党组织正在运用所有力量营救他们。目前看来，希望很大。等你到达上海，他们很可能已经出狱了，你要设法与‘老开’取得联系，他会向你传达中央的绝密计划，以及临时行动小组负责的具体任务。”
有人推门，是老方的儿子，他把头伸进门里说：“有两个陌生人在横弄堂晃来晃去。”说完又退了回去，门关上了。
“参加会议的人并没有全部被捕，根据得到的消息，会议还没有开始，特务就冲进了会场。被捕的人中，除了‘老开’，没有人了解任务内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老开’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老开’是经验丰富的同志，组织上相信目前有关情报并没有泄露。
陈千里警觉地站了起来，再一次走到门边：“这些同志互相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
陈千里问：“被捕同志有可能营救出狱？”
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汶和卫达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他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
来人告诉陈千里，他们将要执行的任务，与中央最近所作的重大决策有关，那是一项绝密计划，即使在组织内部，也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上级临时把陈千里调过去，指示他帮助“老开”，继续推进那项任务。具体情况等他到上海后，会有人向他传达，向陈千里传达任务内容的同志，很可能仍然是“老开”。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中央交通局的‘老开’在上海被捕，特务包围了开会地点。一同被捕的还有其他五位同志。加上‘老开’，那次会议应该有十二位同志参加，会后这十二位同志就将组成一个临时行动小组，执行机密任务。”
门口人影晃动，有人用手肘推开门，手拢在夹棉长袍的衣袖中，一步跨了进来，小方在来人背后喊：“今天来不及做了，客人明天请早—”顺手把来人往门里顶了一步，也跨进屋内，背手合上门。
从伯力启程时，他得到的指示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裂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作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一位预料之外的客人上了船，到他的单间客舱拜访。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上海。
来人见势不妙，放下拢着的手，撩起棉袍下摆，手就势往里面掏—
冬天，外港海面上结了一层厚冰，只有少数运送苏联急需物资的货轮可以用破冰船开道，进出港口。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一艘能搭乘旅客的货轮。
陈千里两步跨到来人背后，按住他的手，顺着一摸，对老方说了一声：“枪。”
一个多月前，陈千里离开了伯力的训练学校，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六百公里火车，一路穿越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搁了半个月。
“识相点，侦缉队大队人马在后面，马上就到，跟我们跑一趟吧—”来人话没说完，陈千里顺势拿过老方手中的剃刀，割向特务的喉咙。
他看到茶房老陆说的那家理发店，就在对面街角，但他没有过去，而是在马路中间的车站跳上了一辆有轨电车。
陈千里抱着这个家伙，慢慢把他放倒在地上。
啪—左侧弄堂里一声脆响，一个小男孩蹿了出来，穿得像个圆球，新棉袄上已沾了不少泥灰。他左手攥着几颗鞭炮，右手点着根火煤子，一头撞过来，陈千里闪身扶住小孩。他看了看手表，又见弄堂出口旁边有个烟纸店，柜台上放着一台公用电话。他付了钱，拨打了一个号码，等了好一会儿对方才拿起听筒……
“弄口来了好多人，”小方催促道，“你们先从后门出去。”
快过年了，街上飘着股腌鱼腊肉的气味。几家呢绒绸缎铺外面，都打着抵制日货的布幡。他放慢脚步，像街上其他行人那样闲适地走着。
老方俯身从特务腰里摸出一支史密斯威森转轮手枪，一面退出弹膛检查子弹，一面郑重地望着陈千里：“你从后门走，先找老易。”他一步跨出门外，又回头对着陈千里说：“带着我儿子！”
陈千里下楼在前厅桌子上拿了一份《申报》。他先在头版上看了蒋介石亲赴南昌坐镇指挥“剿共”的消息，又向后翻到广告版，似乎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全是些铺屋租赁、旧车收购、鬻字卖画的小广告。在旅社门前，他把报纸插进大衣口袋，按照茶房老陆的指点，向三马路方向走去。
老方走到弄堂里，回头看了儿子一眼，抬手朝天开了一枪，便向弄堂深处跑去。陈千里站在门后，从窗口看见他刚跑到横弄口，突然停住，回转身，似乎想要往回跑，这时从弄口方向射来一阵乱枪，一颗子弹打在老方的肩膀上，他趔趄了几步，躲进了横弄堂。
“谢谢。”
可是后门也被堵住了。小方推开门，只探了下头便退了回来。后门两边的弄口也有便衣特务。两人上了楼，从一条昏暗的窄梯爬上晒台。小方跑到晒台护墙边伸头看看外面，指着护墙外对陈千里说：“你下去，顺着那道墙爬，翻过屋顶就是隔壁人家的晒台。”
“旅馆里就有，这会儿应该上班了。外面么，您出门向北，顺着门口这条马路下去一直走到三马路，转个弯就能看见一家。”老陆仔细指点道。
弄堂里又响了两枪，接着是一阵乱枪声，然后安静下来。不知谁家养的一群鸽子从屋顶蹿上半空，有人急急关上窗户。
老陆对这个一直面无表情的客人有了些好感，旅社下榻的客人通常直呼茶房，没人关心杂役姓甚名谁。
陈千里上了护墙顶，回头叫：“跟紧我。”
客人忽然像回过神来：“哦对，老陆，我想理个发，附近有没有好点的地方？”
枪声又响，小方朝他摇摇手：“我回去找老头。”他转头冲向楼梯口，一眨眼就消失不见了。
他只是说他从“新京”来，是个做古董生意的商人。自从去年伪满洲国成立，上海的旅馆里也常常见到从那儿来的客人，这些来路不明的东北新贵还都很有钱，不知跑到上海来干什么。如果这位陈先生是个乐于聊天的客人，老陆说不定要跟他聊聊之前日军侵占山海关的事情。
陈千里犹豫片刻，又向前挪去。护墙连到隔壁人家的山墙，离房顶半人多高，他搭手上了房顶，轻脚踩到瓦片上，爬了几步翻过坡顶，果然下面是个晒台。
客人摇摇头。一路上楼，老陆搭讪了几句，但是客人沉默寡言，不怎么接话。他看上去十分疲劳，面庞清瘦，应该有几天没刮胡子了，那身镶毛皮领子的厚呢大衣虽然散发着一股长途旅行的气味，但穿在他身上，样子实在是好。
他伏下身，听见隔壁晒台上一阵打斗喧嚣，有人从楼梯滚落，又有人咒骂，紧接着是凌乱的脚步，似乎有很多双皮鞋踩在楼梯木板上，再是一阵打斗，有人突然开始叫骂，是剃头师傅小方，声音断断续续，还有些沉闷，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是脸被按在水门汀地面上发出的声音。
“您还有什么吩咐？”
他蹲在墙边想了想，觉得敌人也许知道剃头铺里有三个人。如果是那样，他们很快就会搜查弄堂里的每户人家，他不能在这里耽搁太久。陈千里在晒台上站起身，向四周眺望，这片石库门房子连甍接栋。
“好，谢谢。”
接连翻越了两处晒台，墙外已是马路，陈千里脱下大衣，翻了一面，露出里面的羊羔绒，穿上后便走楼梯下了晒台，悄悄穿过楼道。没有人。他下了楼，穿过天井，推开一扇门，门后是一家沿街茶庄。店里没有客人，掌柜讶异地望着他旁若无人地出了店门。
客人姓陈，陈先生往他口袋里塞了五角钱。不是那种手面豪阔的客人，但也晓得规矩，懂经。如果不是要过年，他多半只拿出一张两角五分。老陆笑嘻嘻地说：“陈先生，我回头给您送泡茶的热水。走廊两头都有电话，往旅馆外面打，旅馆有接线小姐。”
剃头铺那条弄堂口围着很多人，几个巡捕举着警棍，吓唬几个靠近张望的年轻人。警棍打到棉袄上，灰絮飘扬起来。陈千里没有马上就离开，他静静地在人群后站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年轻的一塌糊涂，脸上都是血。老的那个当场被打死了。”
上午十点左右，申新旅社日班茶房老陆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白天，这一层的房间都由他管。他把两只皮箱放到架子上，关上窗，打开房间里的热水汀，站在那儿没动。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客人不多，长住的客人也走了不少。要等过了年三十，才会有客人来包了房间打牌。
陈千里在路上不时想起老方刚刚说的话：“带着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