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谏臣不应当过多地揣摩君王的为人。谏臣的真正品格是精通主公的事务而不是熟知他的脾性，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向他提出忠告，而不是投其所好。君王听取诤谏时若能做到单独与集体兼顾，那定会收到奇效。因为私下的诤谏较为随便，当众的诤谏顾及人望。在私下，人们可以按自己的性情大胆进谏。在众人面前，人们更容易受到别人性情的影响。因此，还是兼听为善。听微臣的诤谏最好在私下，好让他们畅所欲言；听重臣的诤谏最好是当众，好让人家赢得体面。君王听取的诤谏如果只谈事不论人，那等于徒劳无功。因为事都是死的偶像，而办事的生命全赖于选人精当。关于人的问题，如果用触类旁通的办法像处理一种概念或数学定义那样，只顾及那人应当是哪一种类型、哪一种性格，那是不够的；因为大错的铸成、明断的表现，都在选人上。“最好的谏官是死人”，“谏官吓白脸时，书籍却会直言”，这倒是真话。可见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
君王之大德在于知人。(6)
当今的议会大多是一种熟人的会面，对事情都是议而不辩。他们对议会的程序或法案草率行事。对于重大问题，最好是头一天先提出来，第二天再议；“夜里出良策”，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委员会就是这么做的，那是一个严肃认真、井然有序的会议。我建议为请愿安排固定的日期，因为这样既可以让请愿者心里有底：他们请愿会受到接待，也可以让会议有充分的时间讨论国家大事，以便“处理手头急务”。在议会选设提案委员会时，选用不偏不倚的人，胜于选用双方的死硬派，以造成不偏不倚的局面。我还建议设一些常务理事会，分别主管贸易、财政、战争、诉讼及一些专门事项。有的地方有各种议会，只有一个国会（如西班牙），那种议会充其量等于常务理事会，只不过权力大些罢了。专业人员（如律师、水手、铸币人员之类）如有事呈报议会，先让理事会听取他们的诤谏，然后待时机成熟再提交议会。他们来时不可成群结伙，高声叫嚷。因为这样做等于到议会无理取闹，而不是有问题向它禀报。摆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还是墙附近摆一些座位，似乎只是形式问题，其实是实质问题。因为摆一张长桌，几个坐在上手的人实际上就可以左右全局。然而如果采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进谏者的诤谏就更有用处了。君王主持会议，千万注意，在提出问题时不要过多地表明意向。否则谏臣就要望风使舵，不会畅所欲言，而只会唱“我主圣明”的赞歌。
至于最后一个弊病，即有人进谏时总着眼于自己。无疑，“他在世上遇不见信德”(5)，指的是时代的特征，并非全体个人的禀性。有些人生性忠诚、耿直，而不是狡诈、复杂，君王应当首先把这种人吸引到身边来。况且，通常谏官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彼此戒备，因此如果有人出于派性和私利进言，一般是要传到君王耳朵里来的。然而治病的灵丹妙药则是：如果君王了解谏臣如同谏臣了解君王，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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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损君王权威，上面的寓言也开了治病的良药。何况，国王的尊严在他们主持议事时不仅不会降低，反而还会增高。从来没有一个君王被他的议会搞成孤家寡人，除非某个谏臣势力过大，或者有几个结成死党，但这种情况容易发觉，也不难制止。
(1) 参见《圣约·旧约·箴言》第20章第18节：“计谋都凭筹算立定。”
说到保密，君王不必事事都向议会通报，可以有所择取；征询应做何事者不必宣布欲做何事；但君王千万当心，自己不要泄密。至于秘密会议，“我漏洞百出”这句话可以做他们的警句。一个以碎嘴饶舌为荣的傻子会比许多知道保密有责的明白人危害还大。的确，有些事需要高度保密，除了君王，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人知道。这样的诤谏不见得不好，因为除了有利于保密，这些诤谏一般总是大方向一致，没有分歧。不过那必须是一位能独立操作、埋头苦干的明主，而且那几个心腹也必须是明达之士，尤其对国王的旨意要忠心耿耿。英王亨利七世就是例子，至关重大的事情，他总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只对莫顿和福克斯(4)透露一二。
(2) 即罗波安，他违弃耄老之谋，偏听少者之计，以色列国因此分裂。参见《圣经·旧约·列王记上》第12章。
现在让我们谈谈诤谏的弊病和治病的良药。人们已经注意到求谏和纳谏时有三大弊病：其一，暴露事由，难以保密；其二，有损君王权威，仿佛他们不能完全做主似的；其三，有听信谗言的危险，对进谏者利大，于纳谏者利小。为了根治以上弊病，意大利的理论和法兰西的实践在几代君王当朝时，引进过秘密会议制度，这却是一种比病还猛的药。
(3) 一方面指“合为一体”，另一方面指“密不可分”。前者指君王把谏臣的诤谏合并过来。后者指一旦合并，就由君王宣布执行，仿佛是他自己的，与谏臣无关似的。
君王与上谏合为一体而又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君王明智、策略地纳谏的情况，古人都有形象的描述：一方面，他们说朱庇特娶了美蒂斯，美蒂斯就代表诤谏。他们借此有意表示君权与诤谏的合婚关系。另一方面(3)，后面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他们说，朱庇特与美蒂斯成婚以后，她便身怀六甲。但是朱庇特等不到她把孩子生下就将她吞进肚里，结果他却有了身孕，后来就从脑袋里生出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诞不经的寓言包含着君权的秘密，即君王应当怎样利用议会：首先，君王应当把事情交给朝臣策士议论（这就是受孕怀胎）。但事务在议会的子宫里发育，成形，等成熟长大、准备出生的时候，君王就不能让议会发号施令、决断、定夺，仿佛此事全仰仗它一样，而应把事务收回到自己手里，向世界表明那些敕令和最终指示（因为出台时审慎而有力，所以酷似全身披挂的帕拉斯）都是出自君王之口；不仅来自他们的权威，而且（为了增强自身的声望）出自他们的才智谋略。
(4) 约翰·莫顿（约1420—1500），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红衣主教，为亨利七世的机要大臣。理查德·福克斯，温切斯特主教，在亨利七世即位之前就已替他效犬马之劳，深得亨利七世赏识。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对提出的诤谏的信任。因为在别的信任中，人们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予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贷、某件事情，然而对那些被选为谏臣诤友的人，人们则把生活全部都委托给他们了。由此可见，诤谏者更应当忠诚正直。明君切不可认为听从诤谏就会减损他们的伟大，贬低他们的能力。上帝本人也离不开诤谏，因此把“策士”定为圣子的一个尊号。所罗门也说“诤谏中有安定”(1)。事情要再三掂掇，如果不在争议中颠簸，就要在运气的浪头上翻腾，而且一波三折，成败不定，恰如一个醉汉踉跄行路一样。如同所罗门看见了诤谏的必要，他的儿子(2)则发现了诤谏的力量。因为上帝钟爱的王国最初就是被妖言分裂解体的。这个妖言有两点，我们可以引以为鉴，从而永远明察妖言：就人而论它是孺子之言；就事而论它是狂暴之言。
(5)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
（1612年作1625年增订）
(6)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马提雅尔（约40—约104）《警句诗》第8节第15首8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