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斯贝克（Busbechius，系Busbecq，Augier Ghislain de的拉丁化写法），著名外交官（1523—1592）。他被斐南迪一世皇帝派往苏莱曼苏丹处做大使，在君士坦丁堡居住7年之久，著有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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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根记述有误，据英文注解称，逗弄飞鸟的是一名威尼斯金匠，不是小孩。
善的方式多种各样。如果一个人对异乡人彬彬有礼，那就表明他是个世界公民，他的心不是与别的陆地隔离的孤岛，而是一个与它们连成一片的大陆。如果他对别人的苦难怀有恻隐之心，那就表明他的心是一棵没药树，为了提供香膏，必须伤害自己。如果他轻易地宽恕罪过，那就说明他的心灵凌驾于伤害之上，所以是伤害不了的。如果他对涓滴恩惠感激涕零，那就表明他重视人们的心意，而不是他们的财物。然而，至为重要的是，如果他有圣保罗的至善，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而受基督的诅咒，那就表明他具有不少神性，与基督本人有一种契合。(8)
(3)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人们不仅有一种受正理指引的行善的习惯，而且有些人甚至在天性中就有一种行善的倾向。如同另一方面，有一种作恶的天性一样，因为在他们的天性中有不喜欢与人为善的倾向。轻微的恶性只不过表现为爱作梗、死心眼、好顶牛、难对付之类。不过严重一些的就表现为嫉贤妒能和诽谤中伤。那种人好像总是幸灾乐祸，又常常对人落井下石，连舔拉撒路的疮的那些狗都不如(6)，只像那些总在烂东西上嗡嗡叫的苍蝇。恨世者的惯技就是叫人上吊，但却从来没有像泰门那样在花园里种一棵树供人上吊用(7)。这种性情是违背人性的，但却是造就大政客的最合适的材料，就像弯曲的木头，适合于做备受颠簸的船只，却不宜造稳固挺拔的房屋。
(4) 参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5章第45节。
因而，为了避免上述诋毁与危险，最好了解一下这样一种良好习惯错在何处。努力向别人行善，但不可照别人的脸色行事。因为那样做只是柔顺随和而已，而这种表现恰恰捆住了老实人的手脚。你不要把宝石给伊索的公鸡，因为它能得到一颗麦粒反而更高兴。上帝的榜样给我们真切的教训：“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然而，他不能像下雨一样给人人平等的财富，也不能像日照一样，给个个同样的荣耀和德行。一般的好处人人有份，但特殊的好处却有所选择。而且千万当心，不要只图画像却把原物砸了。因为神把爱己造成了原物，爱人只不过是肖像。“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并且跟我走。”(5)然而，除非你跟我，千万不要变卖你所有的。也就是说，除非你有本事能用小钱跟大钱一样行善，否则你就在竭源去济流。
(5) 参见《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
的确，在善或仁爱这种美德中，可能会犯错误。意大利有一句俗话：“善人不善办善事。”意大利的一位大师尼古拉·马基雅维利(3)悍然用近乎直白的语句写道：“基督教的信仰把善良人当鱼肉奉献给暴虐无道之人，任其割宰。”他之所以说这种话，是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法律、教派或学说像基督教那样推崇行善。
(6)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31节。
行善的倾向印在人性的深处，它就是不向人类而发，也要施与其他生物。这可以在土耳其人身上看得出来。土耳其人本是一个狠毒的民族，但是他们对禽兽却很仁慈，向狗和马进行施舍。按照巴斯贝克(1)的记述，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基督徒小孩由于堵塞一只长嘴鸟的嘴玩儿，险些叫人用石头砸死(2)。
(7) 泰门生活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时期，失望和朋友的背信弃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普卢塔克记述了有关的一则故事（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第5幕第2场中借用了这个故事）。有一次他在雅典人的集会上说：“各位雅典人，我的前屋有一块小花园，园子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很多市民在这一棵树上自缢身亡。现在我要在这块地上盖房子，我想通知各位，如果有人想死，趁树还未砍倒，可以及时上吊。”
我认为“善”的意思就是造福于人的意向。希腊人称之为“Philanthropia”（慈善），时下通用的“人道”（humanity）一词表达“善”意思略嫌不足。善，我称之为习性，而性善则是倾向。在一切精神的高风亮节中这是最伟大的，因为它是神的品格。没有它，人就会成为一种碌碌无为、为非作歹的坏东西，并不比害虫强。善符合神学上的“仁爱”精神，它绝不会走过头，但可能进入误区。过度的权力欲导致了天使的堕落，过度的求知欲造成了人类的堕落；然而仁爱却无过度之虞，无论天使还是人类都不会因它而涉险。
(8) 参见《圣经·新约·罗马书》第9章第3节：“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1612年作1625年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