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画完马上告诉我，”琼曦说着，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着，就像一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亲眼看见那最后一片藤叶飘落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放手，摆脱这一切，向下飘去，向下飘去，就像一片疲倦了的可怜藤叶。”
“我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是呆呆地盯着那几片讨厌的长春藤叶子。”
“睡一会儿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曼叫上来，让他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躺着别动，我马上就回来。”
“你就不能到别的房间去画吗？”琼曦冷漠地问道。
老贝尔曼也是位画家，住在她们这座房子的底层。他已经六十多岁了，留着大胡子。那胡子简直和米开朗基罗雕刻的摩西的胡子一模一样，卷曲着从萨提尔似的脸上顺着小鬼一般的身躯垂落下来。贝尔曼是位艺术殿堂里的失意者。他舞动画笔有四十年之久，却还远未触及艺术女神的衣裙。他总是在准备画出一幅惊世的杰作，可直到现在还迟迟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涂抹几笔商业广告画之类的东西之外，没有创作过一幅艺术作品。他为艺术区里年纪轻轻、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儿钱。他喝起杜松子酒来毫无节制，而且还总是唠叨他那幅即将诞生的杰作。除此以外，他不过是个脾气暴躁的小老头子，专爱嘲讽别人的温情，却自认为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两个年轻艺术家的一只看家狗。
“琼曦，亲爱的，”苏俯下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必须交上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要不我早就拉下窗帘了。”
苏在楼下那间光线暗淡的画室里找到了酒气熏天的贝尔曼。屋子的角落里支着一个画架，画架上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等待那幅惊世杰作已经有二十五年之久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曦的荒唐念头都告诉了他，还告诉了他自己满心的忧虑，她怕一旦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丝牵挂，瘦小柔弱的琼曦真的会像一片藤叶一样随风飘逝。
“你不用再买什么葡萄酒了，”琼曦回答着，眼睛还是直勾勾地盯着窗外，“又落了一片。不，我也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要在天黑以前看到最后一片藤叶飘落。然后，我也要去了。”
老贝尔曼双眼布满血丝，不停地留着眼泪，他大声叫嚷，对如此愚蠢的想法十分不满，大加指责。
“哦，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傻话。”苏责备说，语气里带着不屑，“那些长春藤的枯叶和你身体康复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的姑娘，别说傻话了！你看，今天早晨医生还告诉我，说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让我想想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九成把握。噢，这机会够大的了，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上电车，或是走过一座新建筑物一样。来，现在喝点儿汤吧，这样才能让你的苏专心画她的画，这样才好把画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什么话！”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这种地步，因为那些该死的长春藤叶子掉光就想到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行，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是怎么搞的，怎么会让她的脑袋里产生这种荒唐念头？唉，可怜的琼曦小姐。”
“叶子，长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藤叶飘落下来的时候，我也该去了。这我知道，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吗？”
“她病得很重，身体还很虚弱，”苏说，“高烧烧得她迷迷糊糊，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贝尔曼先生，你要是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那就算了。不过，我看你就是个讨厌的老——老啰唆鬼。”
“五片什么，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吧。”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曼又吼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了？走吧，我和你一块儿去。我都跟你说了快半个钟头了，我愿意给你当模特儿。老天爷，琼曦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到那时，咱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儿了。就这样，没错！”
“六。”琼曦说道，声音低得几近耳语，“它们现在飘落得越来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不过，现在容易数多了。又落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他们上楼的时候，琼曦还在睡着。苏把窗帘拉下来，一直遮住窗台，然后做手势把贝尔曼叫到隔壁房间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的那棵长春藤，然后彼此对望了一会儿，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一个劲儿地下个不停。贝尔曼穿着他的旧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着隐居的矿工。
“是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醒来时，她看见琼曦大睁着双眼，目光呆滞地注视着拉得严严实实的绿窗帘。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窗外光秃秃的院子一片荒芜，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栋砖房和一片空白的墙壁。一棵极为古老的长春藤已经枯萎，根部纠结交错，藤蔓爬满了半壁砖墙。寒冷的秋风几乎剥光了藤上的叶子，留下的只有光秃的枝条缠附在剥落松动的砖墙上。
“把窗帘拉开，我要看看。”她低声命令道。
她看见琼曦的双眼睁得大大的。正专注地盯着窗外，数着……倒数着。“十二，”她数道，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九”，再接着是“八”“七”，最后两个数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间隔。
苏又困又乏，但还是照办了。
苏正在为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别致马裤和一副单片眼镜。忽然，她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在重复地说着什么。她赶快走到床边。
可是，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那堵砖墙上竟然还挂着一片常春藤叶。那是最后一片藤叶了。它靠近茎的地方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正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她架好画板，开始为一家杂志社的短篇小说画钢笔画的插图。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为杂志写短篇小说；而年轻的画家为这些小说画插画，同样是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
“这是最后一片藤叶了，”琼曦说，“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了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跟着死去。”
琼曦纹丝不动地躺在床上，脸朝着窗口，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天啊，天啊，”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就算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医生走后，苏回到工作室里痛哭了一场，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之后，她拿起画板，哼着爵士音乐调子，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昂首阔步地走进了琼曦的屋子。
但琼曦没有回答。一个灵魂已经准备好走上那条奔赴神秘而遥远的死亡之旅，世上最孤寂的事情莫过于此。当对朋友的牵挂、对人世的眷恋都逐渐消退以后，对神秘世界的古怪念头越来越强烈地抓紧了她的心。
“唉，那就不太好办了。”医生说，“我将竭尽全力，用医学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是，一旦我的病人开始计算她葬礼上出殡马车的数量，我就得把医药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办法，让她对新款冬季大衣袖子的式样产生兴趣，提出一两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痊愈的可能就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白天总算过去了，即使是在暮色微弱的光线中，她们还是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砖墙上的藤条上。夜幕降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倾泻而下。
“男人？”苏的声音就像她嘴里含了一片单簧口琴，“男人难道值得她——哦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琼曦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
“画画？——真是荒唐！她心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反复思念的事情——比如说，一个男人？”
那片藤叶仍然挂在那里。
“她——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的海湾写生。”苏说。
琼曦躺在床上，久久地凝视着它。然后，她把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招呼了过来。
“依我看，她康复的希望，只有十分之一。”他一边说，一边把体温计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而这一成的希望就指着她想要活下去的欲望。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早早就做好了在殡仪馆排队等候的打算，那样的话，所有医药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好像已经坚信自己不会痊愈了，她心里有什么特别挂念的事情呢？”
“我是一个坏女孩，苏娣。”琼曦说，“冥冥之中的天意让那最后一片藤叶留在那儿，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邪恶。想死是一种罪过。现在，麻烦你给我盛点鸡汤来，再拿点儿掺红葡萄酒的牛奶，还有——不，还是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我的枕头垫高点儿，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不勒斯海湾写生。”
“肺炎”先生可并非诸位心目中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拳头如铁、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的上等猎物。然而，他竟然袭击了琼曦。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小铁床上，一动不动，透过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凝望着对面砖房光秃秃的墙壁。
下午，医生来了，他离开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跟他来到走廊上。
那是五月份的事情。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比又难觅踪影的不速之客，即医生们称之为“肺炎”的家伙，开始悄悄在艺术区里游荡；他用冰冷的手指，时而碰碰这个，时而摸摸那个。在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位恣意妄为的破坏者明目张胆，不可一世，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而在这个迷宫一样狭窄的布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放慢了下来。
“现在有五成希望了。”医生一边说，一边握住苏细瘦颤抖的手，“好好照顾她，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楼下看另一个病人。他叫贝尔曼，听说也是个画家，得的也是肺炎。他上了年纪，身体又虚弱，病势来得很凶。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过今天还是要把他送到医院里，好让他更舒服些。”
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苏和琼曦组建起了自己的画室。“琼曦”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相识的，很快就发现彼此无论是在艺术品位，还是在饮食口味以及服饰打扮上的爱好都非常一致，于是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成功了。现在需要营养和调理。”
因此，不久之后，不少搞艺术的人们就都悄悄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他们到处搜寻租住房子，要有朝北的窗户，有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还要有荷兰式的阁楼，而且房租低廉。然后，他们从第六大街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一两只火锅，就在这里组建了“艺术区”。
下午苏跑到琼曦的床前，琼曦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羊毛披肩。苏伸出一只胳臂，连枕头一起抱住了她。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小的街区里，街道纵横交错、纷繁复杂，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窄小的小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扭曲出稀奇古怪的角度和弧线。有时一条街自己本身就要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一回一位画家发现了这种胡同的潜在价值：要是有个收账的跑到这条街上，带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在这条街上来回穿梭，没准会忽然在原地撞见分文未得、两手空空的自己！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丫头，”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看门人在楼下他自己的房间里发现他时，他非常痛苦，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浑身冰凉冰凉的。谁也弄不清楚在那样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究竟去了哪里。后来他们找到了一盏灯，还没有熄灭，还找到一把被挪动过的梯子，几支散落在地上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混合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外，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一直纹丝不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就是贝尔曼的杰作——最后一片藤叶掉下来的那天夜里，他把它画在了砖墙上。”